人民幣近月為何貶值？ (雷鼎鳴)

人民幣從2005年起，除在金融海嘯出現後的一段時期外，基本上在穩定緩慢升值，至今其兌換美元匯率，早已升了三成有多。但在今年二月開始，人民幣的升勢似見逆轉，兩個多月內貶了3.5%左右。究竟近期的貶值是暫時性還是較長期的，頗引人關注。

眾所周知，人行對人民幣匯率有最大的話語權，但人行不見得會置市場力量於不顧。若市場環境剛好有利於人民幣升值，但政府卻反要將它貶值，經濟代價也能十分巨大。在今年二月，中國出現甚為罕見的外貿赤字，而且高達229.5億美元，匯率的確有下調壓力。在資金市場方面，去年美國開始實施量寬退市政策後，世界各新興市場的匯價頗受衝擊，而人民幣已是企得較為堅挺。其實中國雖有外匯管制，但利差交易（Carry Trade）並非無法進行。投資者可在利率較低的地方借來資金，再購買人民幣賺取較高的利息，而其穩定升值的匯率又可使回報增加，不少香港人都有這樣做。但美國退市，卻可使部分資金從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回流到美元，此種市場力量，也可構成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升值太急 銀行穩定性受影響

不過，此等市場壓力也不見得真的很大。二月中國雖有貿赤，但一月及三月都有貿易盈餘，今年首季，中國仍有165.9億美元盈餘。在外匯儲備上，大半年來中國仍有增無減。今年頭三個月，外匯儲備每個月都有增加，三月份的外儲，已達3.95萬億美元，比去年十二月增加了12.68億美元。可見市場並無多大壓力要人民幣貶值。我們可再用購買力平價看此問題，6.2元人民幣的購買力仍遠高於1美元，反映長期而言，人民幣升值空間仍然存在，但動力應比以前弱了不少。

既然如此，人行似乎是利用市場力量而把人民幣的升勢暫時扭轉。為甚麼它要這麼做？

第一，中國擁有3.9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若這些外幣資產只懂貶值，中國的銀行體系帳面上必會蒙受損失，若人民幣升值太急，銀行的穩定性也受影響，所以人民銀行有誘因容許人民幣貶值。

第二，我們可假設中央政府有意願使人民幣最終可自由兌換，甚至變成國際上的儲備貨幣。後者對中國大有好處，因為等於開動印鈔機，境外人士也願意以有價值的貨品換取一張張印出來無使用價值的人民幣。但倘若投資者都是一面倒的相信人民幣只會升，不會貶，那麼湧入的資金又會太多，從而推高人民幣的發行量，這會造成通脹，對中國不利。因此，中國若計劃最終開放外匯市場，需先消除人民幣只升不跌這一心理預期。現在把人民幣貶值，樂觀的看法是可把它視為市場將更開放的戰略部署。若此說屬實，也可視貶值是配合自貿區策略的一部分。


內需不振 增出口穩經濟

第三，世界經濟環境依然是隱患處處，求人不如求己，中國政府頗希望內需能有所增加減輕對外貿的倚賴。但內需增加的步伐是否能足夠抵銷外貿盈餘下降，使到國民生產總值保持良好增長，從而使失業率不會太高？這是不易肯定的事，而將人民幣貶值，正是一防範工具。經濟結構改革若進行順利，內需增加不錯，便不用這麼靠外貿盈餘，但若內需不振，無奈下人民幣貶值，從而增加出口，仍是一可考慮的政策。

在柏克來加州大學任教的一位朋友艾根格連（Barry Eichengreen）最近撰文分析指出，我們仍無足夠數據確定人行將人民幣貶值的目的何在。但若我們見到貶值只是暫時性的，則上述第二點管理預期的可能性便較大。如人民幣是持續性貶值，那麼第三點理由便較重要，經濟結構改革，可能不是很順利，艾兄此言甚是。

 

(Sky Post   2014-4-28)

未來普選的兩個困難 (雷鼎鳴)

政府的三人小組正在徵詢各界對普選方案的意見，徵詢期在下周末便屆滿，不少朋友都在努力構思方案，以求來得及在限期前提出。

我在此事上是個旁觀者多於是個參與者，原因是我對可能出現的結果較悲觀。很多人認為若2017年沒行政長官普選，香港便會難以管治，這也許沒錯，但就算有公平合理的普選，情況便會好得多嗎？我悲觀不是說社會一定找不到一個合乎基本法而又有相當高認受性的方案（雖然這也不容易），而是因為香港的普選要面對兩個不易化解的困難。


制度破綻難避免 難保真民意

第一個困難是不論普選方案設計得如何完美，也不能保證選舉結果能代表到真正的民意。我在本欄中早有用具體例子指出，用兩種看似都十分公平合理的投票方案，選舉結果都可完全不同。既然如此，我們哪敢肯定在選舉中，勝出的候選人一定代表真正的民意？

更麻煩的是經濟學家在上世紀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間，早已用嚴格的數學證明任何選舉制度都必有破綻，亦即一定有人可通過策略性投票而操控選舉結果。舉個例子，芝加哥大學的前校長孫能善（Hugo Sonnenschein）年輕時曾在某校任教，他所屬的學系要投票選系主任，各人想自己心儀的人選勝出，所以都想方設法把最具威脅的對手排除掉，可用的方法之一便是把部分票投給一個最弱的候選人，使他的票比具威脅性的對手更多。但因對敵的兩陣營都這樣做，最終結果竟是最差勁的候選人勝出。最近有台灣記者找我訪問，我談到在篩選的過程中，選委會可把票投給對方陣營中最弱的一個，使他能最後成為候選人，但因雙方都可這樣做，會否最後出來競選的二人都是敵對的但又都是最差勁的？台灣記者一聽便明白，因他在台見這類事情似乎見得很多。

在一個政府諮詢活動中，有人批評其他人的方案如何不公平，可如何被操控，我回應說，他的批評十分正確，但經濟學家早已證明任何的選舉制度都可被策略性投票所操控，所以批評別人的方案不公平時，先要檢視自己的是否公平沒有漏洞。我雖不是搞政治的材料，但卻自信看到任何方案，只要花一段時間思索便可找到破綻。這倒使我想起<笑傲江湖>中「獨孤九劍」的劍訣正是任何招式都有破綻﹐但上述結論並非武俠小說的想象﹐而是經過嚴格的數學證明 。不少政治學家也明白此理，他們當中的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學派便把此學說發揚光大。

 

既然任何方案都必有破綻，我很難提得起興趣去為一些個別的方案辯護。不過，這並不表示我不可支持某些方案。退而求其次，只要一些方案符合基本法，不走激進路綫，邏緝說得通，我也可支持，因而減低社會撕裂的風險。


激進派輸打贏要 服眾難度高

第二個困難是部分激進派已養成不肯認輸、輸打贏要的惡習。就算行政長官通過最民主的方法選出來，這些人會服氣嗎？我們看看台灣社會在佔領立法院中學生把民選出來的委員視作無物便可知香港的激進派可走到多遠。激進派在社會中人數不會很多，但人少反而更方便發動攻擊，組織也可更緊密，其影響只會大於一盤散沙的社會大多數。

本來行政長官若有很多人投票支持當選，他的認受性會較強，未必怕一些激進分子的反對。香港總共有550萬人年滿18歲，常住香港，有資格當選民，但以2012年立法會選舉作參考，只有三分一即183萬人有參與投票。若是行政長官選舉也是只得183萬投票，大事可就不妙。贏的一方可能只取得100萬票左右，反對他（她）的或根本沒有投過票的便有4、5百萬，後者隨時可不承認選出的行政長官得到他們的認受，其管治地位也會受到制約。但假如參與投票的人眾多，當選的行政長官有300萬票或以上，那麼上述問題當然便較易化解。這也是我為甚麼支持強制性或獎勵性投票的其中一個原因，它可把沉默的大多數都動員起來。

 

(Sky Post   2014-4-25)

滬港通有何利弊 ? (雷鼎鳴)

上周四李克強總理宣布「滬港直通車」在半年後正式啟動，內地股民可直接買港股，總額上限2,500億人民幣，港人亦可買上海A股，總額上限為3,000億人民幣，另外每天買賣數量亦設有限制。這些數額可視為試點，將來限額有可能大幅上調。

滬港通政策宣布後，恒指當天急升344點，但國企股指數變動不大。在次天，港交所股價上升11.54％，收市報146元，雖然遠不及2007年高峰期的二百多元，已算是一洗頹風。不過，香港的國企指數在周五卻下跌1.85％，上證指數則只是下跌0.18％，兩地股價得以收窄，AH股溢價指數因此還上升了1.27％，收市報96.58點，換言之，在上海的國企股價，比起其在香港的股價在上周五平均仍要低3.42％。


兩地股票差價收窄 套戥空間小

滬港通在2007年時曾盛傳會在當年啟動，倘若如此，局面與今天會大不一樣。在當年8月，AH股溢價指數高達165，即在上海的國企股價，比在港的平均要高65％，其後此指數還一度上升至200點以上。當時滬港通雖只是傳聞，恒指已急升近萬點，港交所股價更是大贏家。此種原因十分簡單，既然在滬國企遠比香港的昂貴，資金將會大舉南下套戥。購買港股中的國企，上海的股價會下跌，香港則會上升。

今天不同，2007年內地股市處於泡沫狀態，其後上證指數從6,000多點下降至2,000點的水位，內地股民壯烈犧牲，至今猶有餘悸。AH股溢價指數因而急速下降，近日早已跌破100點，即變成內地國企股價平均而言比港還更低殘。在這時開通滬港通，後果如何？套戥活動仍會發生，有部分股票，內地的比香港貴得多，但也有一些剛好相反（例如平保），所以資金會有互流。不過，因為平均差價已早已大幅減少，套戥的空間不算太大。

我對炒股興趣不大，重視的是對兩地的宏觀經濟影響。自從2007年後，內地股民似已對股市失去信心。在金融海嘯以後的五年，中國的總GDP超過200萬億元，而其中近半是被儲蓄起來用作投資。由此可知，光是這五年中國的新增資本便近100萬億元。這是個驚人的數量，但這筆資金有沒有被盡善其用？這筆財富顯然未有多少投入股票市場以作企業集資之用。在4月11日，上證A股總值只得15.43萬億人民幣，就算把上海與深圳的A、B股全都加起來，中國股票總值才只得24.88萬億人民幣，稍多於彈丸之地香港的23.8萬億港元股票總市值。在今年2月，人民幣M2的貨幣量，已達113萬億有餘，是股票總值的四倍多（香港的M2則只及股票市值的三分一左右），由此可知，內地股市已失去其為企業集資的大部分功能，新增的財富，惟有跑到樓市中以作儲值之用。部分資金亦有流到海外，近年北美洲部分地方的樓市，便頗靠內地人在當地買樓支撑。


資金料流入港股 作用未宜高估

此種情況殊不理想，資金壓在樓市中只會使樓宇升值，甚至脫離人民的購買力。在二、三綫城市中，空無一人的樓盤多的是。若企業自己管理良好，股市的規範可靠，資金配置到企業當然對總生產最有利，但現時此種情況還未能達至。如是之故，開通滬港通政策後，除了套戥活動外，不見得港資或外資會大量在內地股市投資，起碼短期內此情況不易出現，除非內地股市及企業能有更好的規範。資金流到香港的壓力卻是頗大，香港本地的股票可成內地人的新投資熱點，香港的一些著名藍籌股，很可能成為內地洩洪的目的地。

不過，這作用暫時不應太過高估，2,500億元人民幣，只是港股總值的1.25％左右，滬港通帶來的資金「洪流」還洪不到哪裏去，更遠的將來，香港則或許可因進一步的放寬資金限額而得到更大的好處。

 

(Sky Post   2014-14)

公務員延長退休年齡 (雷鼎鳴)

上周公務員事務局宣布一套新的公務員退休方案，向公眾進行四個月諮詢。這方案的要點是公務員的60歲退休年齡不再鐵板一塊，新入職的都可在65歲才退休，紀律部隊退休年齡則從現時55歲延至57歲，至於現時已入職的公務員，60歲後仍可受聘於政府。

政府建議的新方案，主要目的很可能不是為了解決公務員的人手是否足夠問題，而是要做出「榜樣」，希望私營機構也會跟隨。港人長壽，二十多年前初回香港時，人均壽命只有七十多歲，現在男的有82歲，女的達87歲，對於一個剛達60歲現時退休年齡的人來說，男的可預期大約有25年的退休期，女的則更多達30年。為甚麼不是22年與27年，而是更長一點？原因是人均預期82或87的壽命，已被一些英年早逝或一出生便夭折的人所拉低，60歲仍生存的人不屬這些人的行列，所以可預期比平均更長的壽命。


延續生產交稅期 紓緩財政壓力

按此推算，一個人可活八、九十年或甚至更長，但真正工作時間卻可能只得三、四十年，不及壽命的一半，有不少人還一生不用怎麼工作，靠別人養活，那麼社會的總生產與總消費是否得到平衡，會是很大的問題，而這問題亦會因人口迅速老化而加劇。要解決的方法之一便惟有是延長退休年齡，若延長5年，等於可多生產及多交稅5年，退休後「食穀種」或領取福利的時間則短5年，政府或個人的財政壓力都會有所紓緩。不過，這個效果也許並不能充分發揮，年輕人知道退休年齡可延長後，會認為儲蓄不是這麼重要，又或再不願工作太過拼搏，這些都會減少退休時他們所累積的儲蓄。

政府也許另有一種考慮，現在每年公務員有4,200人退休，十年後還可能增至7,000人左右，但現時每年新入職的公務員約3,000人，公務員有流失現象，延遲退休年齡可減低衝擊。就算這些數字準確，我認為不會是大問題，政府工待遇優厚，若要多僱用員工，哪會找不到人？


港平均工時高 未必願延遲退休

政府所推算出的退休潮及入職人員可能減少，倒應視為整個社會的縮影。2011年人口普查中，人口最多的年齡組群是嬰兒潮一代，亦即1946至1965年出生的一代，而當中又以1951至1955年出生的最多，這批人年華老去，已經或將退休，但這批「老人」，與二、三十年前的同齡人有頗大的區別，即他們更加健康及生產力較高，要他們脫離勞動市場，的確有些浪費，所以延長退休年齡，我相信是合理之事。

政府似乎擔心這會增加支付延長退休的公務員的薪金，會帶來財政壓力，但我相信數額不大，而且這同時會減低對新入職人員的需求，財政壓力大極有限。對整體社會而言，若私營公司也加入延遲退休年齡的行列，納稅人數目可增加，政府應是得益者。

在其他的一些經濟體，延遲退休年齡可會遭到激烈的反對，例如法國在幾年前便有大量示威反對政府的相關政策，但為甚麼到今天為止，香港不見有太多的反對聲音，也不見得政府或公務員特別雀躍？這顯然與外國的退休制度有關，不少國家用的是隨收隨支式的福利制度，若仍在工作，便要交稅讓政府支付別人的退休福利，若已退休，則不但不用交稅還可領取福利。延遲退休年齡豈非等於要他們多交稅少領福利？這容易會觸動民粹式的抗爭。但香港不同，沒隨收隨支的制度，就算退休年齡被推遲，若自覺太過辛勞，也可自行選擇早點離職，利益不會受太大影響。

我雖贊同延遲退休年齡，但卻擔心不一定很多人熱衷於多工作幾年。港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間與法國等地相比，等閒高出三分之一，亦即不少港人可能認為自己已「做到殘」，若仍要他們多工作幾年，他們反應未必踴躍，這可能要多等一段時間大家才會適應65歲的新退休年齡。

 

(Sky Post   2014-4-11)

財政收支為何會估錯數？ (雷鼎鳴)

財爺日前在一午餐會，被問及為甚麼過去的預算案常估錯數，財爺表示「無言以對」，但接着他又說「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所展示未來幾十年的財政形勢，是「小組」而非財爺自己的預測，言下之意，似是說「小組」的預測會較為準確。

我是「小組」的成員，頓時甚感「壓力」。我們都沒有水晶球，不可能完全知道未來，但「小組」作的是二、三十年的中長期預測，性質與預算案每年所作的一年期短綫政府收支預測大有不同，會否「小組」的預測會比財爺的預測準確？我相信是會的，原因不在誰的預測能力更高強一點，而在兩種預測性質實在不同。為甚麼如此？這倒先要回答幾個相關的問題：一是近年預算案常低估盈餘，這是系統性的錯誤還是非系統性的？所謂系統性是指永遠都是高估或永遠都是低估，非系統性則指有時高估有時低估，互相抵銷後，總誤差可能會較低。二是財爺的所謂估錯數，源頭在哪裏？三是預算案的估錯數，是否意味着「小組」的預測也只是靠嚇？


預算存限制 未必緊貼現實支出

近十年來，預算案的確都低估了盈餘。就以緊接金融海嘯後的一年，即2009至2010年度的預算案為例，當時人心浮動，傳媒、政府與專業人士的悲觀言論鋪天蓋地而來，大有世界經濟已臨末日之勢（我當時相對地屬於樂觀派，並不相信經濟會不斷下行），政府預計的收入當然不會很好。但實際上經濟卻非如此差勁，在那一年度結束時，政府的收入竟比之前估計的高出21.7％，誤差不可謂不大。我們就算用2009至2014年這五年的總數來看，實際總收入仍是比估計總收入高出15.3％，似乎政府真的是系統性地悲觀保守，低估盈餘。不過，我們不要忽略一點，回歸後有五年香港出現赤字，2001至04年還是非常巨額的赤字，就在這三年，政府的實際總收入，竟比估計總收入低了15％。由此可知，政府預算的錯誤，並非一味悲觀或一味樂觀，而是有時高估有時低估，不是系統性的錯誤。

就算是非系統性的錯誤，我們總也希望錯誤的幅度會低一些，這便需要我們找出錯誤的源頭。在政府開支方面，我們的確看到政府幾乎每年的實際開支比預算開支要低一點，但不是太多。例如從2009至2014年，實際總開支比預期總開支要低2.9％。這個錯誤的確是系統性的，但雖然錯誤不算大，卻是難以改正亦毋須改正的，原因如下：每年政府各部門都要向財爺爭取預算，然後按所得到的預算去計劃開支。例如，福利部門總會先計算一下有多少人會來領取綜援，但如果有一部分綜援申請人並不合乎資格，就算資金尚未用盡，也不可能隨意向他們派錢，所以最後預算中的金額，很可能有小量剩下來。有時也有例外，基建成本近年上升很快，預算金額有可能不足以應付成本的上升。


長期的系統性預測 預知性較強

從上我們可見，預算中的開支是系統性地輕微高估，但預算中的收入與實際相比，則是時高時低，而且誤差巨大。這十分符合經濟理論，政府收入對GDP的上落十分敏感，GDP增長快，政府收入增長更快，GDP停滯，收入立時出事。但GDP在商業周期中的波動幅度有多深，周期有多長，經濟學理論中，早有證明這是不可能預測的（可以準確預測的是在周期中各種變量的相互關係）。既然如此，強求政府每年對收入預測準確，是不切實際的，例如政府收入中有涉及股票及樓市的印花稅，此等收入波幅巨大，怎可能預先知道？

「小組」對未來二、三十年的預測是按照一些可知的系統性因素而作出的，例如人口老化是可確知的，它所帶來的醫療福利等等開支預知性亦較強。又因為此類中長綫預測不用理會某一年經濟好景還是不景，商業周期的變化雖然會對政府收入帶來重大影響，但這些影響有時是在正面有時則是負面的，它們長期而言，互相抵銷，所以「小組」預測的準確度會較高。

 

(Sky Post   2014-4-7)

CEPA有否拖累香港？ (雷鼎鳴)

有台灣傳媒找我訪問，希望知道CEPA在港落實後的正反經驗。但在交談中我感覺到，記者似乎對CEPA如何拖累了香港的經濟與社會，興趣大得多，也許台灣某部分反服貿的民眾很想從香港中找到反面教材，以壯聲勢吧。

這個要求確實使我搜索枯腸，也找不到使他們滿意的答案，這要從CEPA的歷史及性質說起。

2003年6月29日溫家寶總理訪港，在禮賓府簽訂了有關CEPA的「安排」，當中包括了374項原產地是香港的產品可零關稅輸入內地，另外又對18個服務領域提供進入內地的優惠待遇，港人熟悉的「自由行」，也從那時開始。其後「安排」的範圍不斷擴大，到了今年1月1號實施的「補充協議十」，已累計有403項服務貿易開放措施。


內地開放市場 港企添出路

內地與香港都是WTO的成員，CEPA不能違反WTO的條文，只能其基礎上增添。但香港一直以來早就奉行自由貿易，除了小部分貨品外，其他入口的都是零關稅，在服務業中，則除了某些如醫療、法律等有嚴重的保護主義傾向的外，其他的也基本上對世界開放。若說CEPA主要的性質，是內地增加對港的開放程度，而不是香港自己對內地更加開放（因早已相當開放），我相信符合事實。既然如此，我們當然很難找到理據，說CEPA對港不利。我們總不能說，內地對港不少產品不再徵收關稅，或港人可與內地合拍電影，進入到其龐大市場等等，都會拖累香港。

CEPA是一種最優惠待遇，我們能批評的，主要還是某些開放仍未足夠，港人得益尚不多，而不是開放優惠本身是壞事。至於某些港人不喜歡的「自由行」，已有六七個百分點香港的就業是靠它支撑，它帶來擁擠及其他一些問題，主要是香港政府未有發展足夠的配套設施去吸納新來的遊客，捉到鹿不懂脫角，若無「自由行」香港經濟問題更大。


台人才多 受累經濟封閉

台灣的一些人反服貿，香港也有人附和，我看他們是迷失了方向，台灣教育水準高，人才多，科技水平很好，甚至高於香港，這些我都很清楚。科技大學建校初期，加盟的資深教授多是在台長大，在美國成了大名的學者，我與這批舊同事相熟，深知他們的本事。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台灣的人均收入遠低過香港，大學畢業生拿到五、六千元月薪已是不錯，其大學教授的薪金，不但低於香港，與美國更是差天共地，近年連大陸也比不上，其經濟十多年來都頗為停滯，空談羨慕台灣的港人，需要自問肯不肯大幅減少自己的收入而到台灣居住。
不過，比這問題更重要得多的是要問有這麼多人才的台灣為何經濟如此差勁？我相信答案的一大部分（但不是全部），是它經濟的開放程度遠遠不及香港與新加坡，台灣有識之士也深明此理，服務協議是他們解決此問題的重要部分。至於有人說台經濟不好是因大陸在國際上的打壓，此說經不起推敲，大陸在政治外交上對台有打壓，但經貿上容忍度卻很高。

據說今次反服貿的學生領袖是台獨左翼，我反對台獨，也相信所謂在反貿易的經濟思想根本站不住腳，但有人認為台灣有民主，一白抵三醜，所以值得羨慕。我一向認同民主，但知道其局限。台灣有選擇是好事，但今次反服貿是由某些群眾一手打壓社會中經過民主程序選出來的代表，這是輸打贏要，破壞民主法治的行為，對台的傷害很大。這也印證了我多次指出過的，若一個社會撕裂，民主制度也不會運作良好。選舉中輸了的一方不會服輸，總要找機會破壞對手的施政，間中還會發動一些群眾運動，視選舉結果為無物。那麼，民主制度還有甚麼用？香港的確要總結台灣的經驗，以免今日台灣的亂局變成明天的香港。

 

(Sky Post   2014-4-4)

太陽花學運的理據 (雷鼎鳴)

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的所謂「太陽花學運」曠日持久，綠營當然希望它能繼續下去，影響台灣政治生態，藍營中人則有些認為此事已在退潮。我不知它會維持多久，一天半天在政治中也可發生很多事情，但我卻認為鼓動學生最初參加佔領的理論「根據」正在瓦解，亦即他們的行動是基於錯誤認知，所以運動若要繼續下去，學生需要不停找尋新的站得住腳的理論作為精神支柱，否則便只能靠民粹作動力。

第一個「根據」是服貿協議會對台灣經濟不利，失業增加，大學畢業生月薪繼續維持在五、六千港元水平，無法寸進。有位經濟教授曾以「懶人包」的方式簡略地總結服貿協議的負面經濟後果，在學生中流傳甚廣。但近日對此已有不少反駁，有人找來13位台灣各大學的經濟系主任問此事的意見，其中12位便認為服貿協議對台經濟有利。台灣中央銀行行長彭淮南及多個經濟領袖都紛紛表態支持協議，當中又以台灣著名的中華經濟研究所的報告最為具體，它認為此協議會增加台灣對大陸服務業的出口37％，多創造12,000職位。


台政治掛帥 礙經濟發展

台灣是個社會撕裂頗為嚴重的地方，解讀這裏的分析評論，不能不小心翼翼，避免輕信。幾年前某位台灣的大學經濟系主任告訴我，他們系內的人事安排，時會基於某人是屬於藍營還是綠營，黨同伐異往往取代專業準則作為升級的決定性因素，有時爭持不下，還真會大打出手。沒錯，是文革式動手動腳的打！這位朋友所作的描述使我十分震驚，這提供了對我一個疑團的部分解釋：台灣人才很多，但其經濟學在國際學術上的地位卻遠低於香港，太捲入政治鬥爭的學者很難有學術成就。

 

民進黨執政期間，我被陸委會邀請擔任過其諮詢委員兩年，每月都要開會一次，當時陸委會主委是蔡英文，我眼中所見，蔡十分能幹，待人禮貌周周，使人好感，她後來搞的教育基金會，為民進黨培訓政治人才，最近佔領立法院的幾位學生領袖，據台灣媒體披露，都曾參加基金會的訓練，可見蔡的遠見。在陸委會開會所見，藍營綠營對不同議題的立場涇渭分明，大家雖都客客氣氣，但卻不會有多少共識。


損利益違程序 指控似是而非

既然如此，要了解服貿對台的影響，必須獨立地閱讀原文及分析，我花過些工夫，卻只能得出利遠大於弊這答案。以銀行、保險等行業為例，台商到大陸投資，融資受到法例影響，十分麻煩，所以不少台商都利用香港的融資，而不用台灣。台灣的金融界怎會不希望服貿快點為他們鬆綁？但從香港的利益角度而言，我們會多了一個競爭對手，未必希望協議成功。

另一理論「根據」是立法院30秒內便要通過協議，違反程序正義等。台灣的評論人近日已多有指出，這指控不符事實。根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協議內容未涉及法律修訂，只需行政院核定送立法會備查便可，其過程必要時還可保密，在民進黨執政年代也按這準則，所以今次事件，我們大可說馬政府在政治上不夠敏感，未有為協議作足夠公關工作，但其過程沒違法，也無違反程序公義，卻是彰彰明甚。

違反經濟利益及程序公義的指控，是運動開始時的巨大動力，原來卻都是似是而非，那在理據上，運動參與者便只好另找「理論」作其最後的避難所。這個「理論」是甚為方便的陰謀論，即聲稱將來可能出現台灣經濟上太過倚賴大陸，要受其控制。先不理會此說是否誇大其詞，我們暫且可假設兩岸出現更加互相倚存的關係。這又有何不好？貿易的目的正是要世界更加互相倚賴，這不但能推動經濟增長，還有助減少軍事或政治摩擦，大家都有抵押品捏在對方手上，不想破壞關係。以香港為例，港人確甚為倚賴大陸，但大陸經濟亦十分倚賴香港的金融與進出口物流業，我們就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看此問題，亦可得出結論，如無金融物流等行業替中國帶來利益，中央政府也許不用顧忌，對港政策可強硬很多。以中國經濟、政治與軍事影響力發展速度來看，不用太長時間，美國終不會阻撓得住中國統一台灣，但若兩岸人民通過經濟或文化等交流，變得更互相依存，反可避免戰爭，更易和平地融合，真正關心兩岸人民福祉的，都應細想此點。

(Sky Post 2014-3-31)

 

對《長遠財政計劃報告》評論的一些回應 (雷鼎鳴)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自3 月3 日發表一份《報告》後，因涉及的問題對香港經濟影響深遠，頗引起一些爭議。我自己便曾翻閱近百篇長篇評論，當中有些觀點很有價值，有些則源於對《報告》的誤讀，也有一些無的放矢。小組成員之一的廖柏偉教授多次敦促我回應一下這些評論， 但我估計有些環節他比我更熟悉，等他自己說更好。篇幅關係，這裏我只挑幾項經濟學含量較高或重要的觀點回應。先說簡單的部分。

 

估計基建開支太高？

 

《報告》指出，未來香港的實質基本工程開支若維持在過去三十年平均佔GDP 3.4％的水平，到2041 年開支會高達5146 億元（以到時價格計算），即等於到時GDP 的7.2％。一些評論質疑為什麼會這麼高（但也有人認為應為基建應用更多的錢），他們似乎都忘記了兩件事：一是建築成本近十多年來均跑贏通脹，不斷飛升，未來此現象會維持多久，我不知道，但建築成本會在一段頗長的時間內升幅超過其他物價，卻是很明顯的趨勢。

 

二是基建開支其實並不只包括修橋起路， 建設醫院及學校等公共設施也還包括在內。由於出生率低企，學校還好應付，但我們只要想想，到2041 年，六十五歲或以上的人口會等於現時的二點六倍，而退休老人平均住院時間一定較長，便知對醫院及病床數量會構成多大壓力。香港人口密集，擴建及新建多所醫院必須依靠多造土地，交通尚要方便快捷，基建成本不易壓下去。

 

我一向認為政府壓縮開支才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 政府擴大開支時會浪費資源，不利增長。不過，我更加相信教條地說要增加開支或要減少開支都不是最正確的做法。基建開支據說有利經濟發展，但此說容易為一些利益團體誇大。真正的原則，應是每一項目都要經過嚴格的成本效益論證， 社會效益大於成本的，盡量做可也，反之則下馬。

 

更妥當的做法，是把基建賬目與其他政府開支項目割離，某項目應否落實，主要看它能新增多少有價值的土地，以及帶動鄰近土地升值多少，用新造土地的賣地收益去支付相關的基建成本，便最能體現用者自付原則，政府也不用一力承擔財政壓力。

 

估計經濟增長率太悲觀？

 

《報告》有一系列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估算， 得出的基準結果是2015 至2018 年GDP 仍有平均3.5％的年增長，但增長率逐步下降，2015 至2041 年的平均年增長只有3.1％。

 

有人以為這過於悲觀，政府把餅造大便可解決問題，也有人認為這過於樂觀。我研究經濟增長的規律近二十九年，對此種種說法應有點發言權。

 

首先，《報告》是用什麼方法推導出這些結果？推算的工作由政府公務員團隊所做，我們只是針對其假設及方法提意見。政府用的方法是先估算出一個「哥貝─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這是大學二三年級經濟學生的必讀課，世界銀行、聯合國及學術研究中也多會把類似的生產函數視作標準推導未來經濟表現的工具。

 

要估算它，須從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中計算出勞動力收入佔GDP 的比例，政府得出的答案是0.51。我過去多次用不同年份的人口普查數據估算這個數值，所以一聽政府說出這個數字，便知不會錯到哪裏去。此外，政府也要估算出香港的資本總量有多少及將來如何變化， 這須要知道過去很多十年以來每年的投資比率及折舊率才能算出。這類習作十分機械而無趣， 但卻是必需的，我過去做過多次，但政府比我用的折舊率複雜得多。通過這種習作，不難找出生產效率（或所謂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趨勢及轉變。

 

本報專欄「經濟3.0」的幾位作者有深入研究《報告》中的估算，這比起空洞評論「一味靠估」的人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他們的計算顯然仍未夠徹底，沒有自己動手從頭開始估算香港的資本量及生產函數，所以才會得出《報告》的相關結果「來歷不明」的印象。此點難怪，不能苛求，這類習作我已是熟手工人，也起碼要用電腦計算一整晚才能有結果，其他人可能要數天或更長時間。

 

順帶一提，曾國平教授曾在本報專欄中說過，《報告》中推算GDP 增長時，似乎犯了一個技術錯誤，忘記把勞動力的增長乘上0.5（其實應是0.51）。工作小組中的公務員團隊對此批評似乎頗為上心，促我代為解釋。

 

其實，他們根本沒有錯，在計算上，國平可能是誤會了「資本深化程度」（K╱L）即「資本量」（K），他只要花五分鐘時間把方程式再小心推導出來，便立可知道在原來政府的計算中勞動力增長率是不用乘上這0.5的。

 

從1997到2013年，香港全要素生產率的平均年增長率有1.8％，但《報告》卻「落了些手腳」， 使到2018至2025年的增長率上升至2.2％。這是極高的生產效率的進步，速度遠勝新加坡等地，政府如此做，可能是為了回應社會中某些樂觀人士所相信的香港正面臨重大發展機遇一說。

 

我認為這組數字樂觀了一點， 但若沿用1.8％的效率增長率， 等於經濟發展更慢，《報告》中所提的警報更為嚴峻。由此可見，《報告》在此處及多處其他地方都力圖減低，而不是加深數據所顯示的「驚嚇性」，此點讀者不可不察。

 

政府何不把餅造大？

 

社會中頗有人認為政府可把餅造大，從而增加收入，避免財困。這是誰都想發生的事，但我們必須認真定量計算，這真的可以解決問題，還是泛泛之談？

 

研究經濟增長的人都知道， 靠基建或其他投資項目去推高一兩年GDP 並非難事，例如政府出錢僱人在地上打洞再填平，在表面數字上當年的GDP 會因多了人「工作」有收入而上升，但這樣做沒有用，因為不會為社會帶來效益。真正的困難是保持經濟的長期增長，即GDP 上升了一年後，不會停止，而是繼續拾級而上。小小的增長率增幅，長遠而言也會造成巨大的效果。

 

基建項目不是沒有效益，它可以把經濟推上一個新台階，但卻極難把增長的速度持續地不斷推高。

 

我們姑且排除某些基建會變成大白象此一可能性，把注意力放在教育投資之上。多種理論與實證研究都告訴我們，教育可把GDP 的增長率推上去，我也很希望政府能多投放資源在教育上，但縱使如此，我們也不能高估它的效用。現時教育的經常性開支約佔GDP的3％，遠低於世界中位數的5％左右。

 

假設政府有大手筆，立時把教育開支增至GDP 的5％ ， 即增加等於GDP 的2％，並且以後維持在這水平，那麼這動作對GDP 有多大的影響？例如會不會把GDP 的長期平均增長率也從《報告》的3.1％增加兩個百分點到5.1％？答案是幾乎絕無可能，只要小心計算一下(計算並不簡單)，便知要做到這點，教育的成本效益必須高得遠離實際：每投入1 元成本，要拿回超過10元效益才成。我崇尚教育，但不能如此誇大其效益。

 

為何不發展銀髮市場？

 

類似的計算可用於其他項目，例如有人提醒我們可發展銀髮市場等等，但在數額上，此等提議都難成大器。《報告》中有個結果很重要，我們雖無水晶球確切知道將來的情況，但卻可算出，若過去的開支增長形勢不變，香港GDP 的增長率要幾十年內維持在5.4％才能避免結構性財赤。我遇到的每一個經濟學家都知道這是幾乎不可能的任務。

 

有一種意見認為長壽或人口老化對經濟也會有正面影響，因為它會提供誘因，使人更肯投資在自己及子女的教育之上或增加儲蓄等等，從而推高GDP 的增長。我是這套理論的原創人之一，1991 年我在《政治經濟學報》（JPE）及以後的一些論文有研究過壽命與經濟的種種複雜關係。

 

這裏可提到其中一個結果：年輕人死亡率下降， 健康改善， 的確對刺激投資有用，但長者更長壽的效果卻是好壞參半，對經濟增長無甚正面作用，原因是他們的消費大於生產，總會為經濟帶來壓力。

 

財赤根本不足為患？

 

也有一種很有趣、但只是部分正確的意見認為，政府多用錢（或少用錢）對形勢並無重大影響，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此一來政府將來便要加稅，人民會懂得積穀防饑，現在先多把錢儲起，以備將來政府加稅時，自己或自己的後代仍有錢維持消費。此種理論是李嘉圖等同（Ricardian Equivalence）的一種應用，但香港欠缺它所需的條件：香港年達四十五歲的女性有38％沒有子女，她們（或她們的家人）不用考慮下一代是否須要承擔更高的稅率，對她們來說，現在政府大幅開支是好事，他們是受益人， 稅可能要幾十年後才加，這是經濟學中的道德風險在起作用。

 

這帶來另一項問題，有些樂觀的評論人認為可能出現的財赤根本不足為患，因為若一旦有結構性財赤的跡象，政府自會把關，到時才把開支打下去或增加稅收也不遲。我天生樂觀，但對此卻不敢茍同。日本二十多年前政府收入佔GDP 三成，開支也是GDP三成，收支大致平衡。

 

現在收入仍是GDP 三成，開支卻已增至四成，赤字嚴重。

 

由此可見，赤字出現後不見得政府能有力壓減開支，至於稅率，也會因大家反對而不能增加，政府惟有靠借債度日。 現在日本一個小孩出生， 因政府欠債達GDP 240％，所以等於這小孩要負上二點四年總收入的巨債。還不起本金嗎？無限期還利息也可以， 但壓力一樣沉重。歐洲等多個人口老化的國家也是欠下巨債，問題相若。香港憑什麼這樣有把握？

 

新加坡政策適合香港？

 

我曾說過，我希望這份《報告》是一個「自我擊敗的預言」，但要擊敗它，必須面對問題多管齊下才能有效。《報告》的推論也絕非是一個不可驗證的假說，若不未雨綢繆，必定出事，但若多管齊下，則有機會化解將來的危機。

 

至於用新加坡等例子，說別人有超過5％的增長率，為什麼香港不能？這只能視作為麻痹自己思維的豪言壯語。新加坡經濟效率的進步速度，低於《報告》中對香港的假設，新加坡的增長，是靠冠絕世界超高的儲蓄及投資率，若我們強要港人的儲蓄率從現在佔GDP 的四分之一提升至如新加坡一樣的GDP 一半，港人肯嗎？別處能做的，香港不一定能。

 

(HKEJ     2014-3-28) 

民調的科學性 (雷鼎鳴)

上周在一個座談會過後，一些在場的記者突然離題問我對民調的看法，頗感愕然。

在大學中，民調一般不會被當作學術，我也從來未見過有大學開設民調學系或有重量級學者去研究民調學。但這個事實並不意味着民調不重要。這好比政府會有一個統計署，專門負責收集GDP、生育率、犯罪率等等數據，沒有這些數據做學術研究會很不方便，大學統計系不會花多少時間教授學生搜集數據的方法，但卻會用上幾年時間教學生一些數理統計理論。民調也如是觀，不少大學附設一些負責民調的單位，但這些單位不被視為學術單位。

民調有無科學性？有的，但要看它是否按照以隨機抽樣為核心的科學方法去進行。民調若做得好，從幾百人的抽樣找出來的答案與幾千萬人不會有很大的分別，但成本便宜得多。有時，隨機抽樣的民調比起某些有樣本偏差的大型投票更加可靠，例如，有些人可以搞個網上投票，但結果必定可疑，因為喜歡上網的多是某些年齡或有某種思想傾向的人，代表性不夠。


主觀意願 影響統計結果

隨機抽樣是民調的科學基礎，但這尚未足夠保證民調的結果可靠。最近不少人有關特首合格程度的爭論其實反映了一些深層次問題。這次爭論是兩種計分方法哪一個合理？一是每人給特首打分，從1到100，再找出其平均，因為低於50，所以有人認為他不合格。二是以50分為合格點，再看看多少人給分超過50，多少低於或等於50，因為給予50分以上的比例較高，所以有些人認為特首合格。

這兩種方法誰對誰錯？其實兩個都對。第一種方法把回應者對特首觀感的強烈程度也加了進去，可以多提供對他支持度的信息，但假若在通常的投票活動中，大家被告知只有兩個選擇，合格還是不合格，結果是他會贏。

我在本欄過去討論關於投票制度的文章中曾指出過，用不同但又都各自合理的投票方法所得出的結果，可以南轅北轍，因此，真正的民意究竟若何，連用投票方法也不一定能夠肯定。經濟學家數十年前已明白此點，它也是民主制的一個盲點。以上所說雖然是關於民調，但實質含義與投票一樣。今次的爭論只是反映到一個我們知之已久的道理。

上述問題還隱藏着另一陷阱，即民調或投票結果都可被人操控。假設某人對特首的真正評價是他值30分，但他卻很想特首在評分輸得難看一點，他可以故意只給0分，這樣便可影響結果。此類選舉中的操控方法，是經濟學中的重要難題，連諾貝爾獎得主也研究。若是民調或選舉中有人不誠實地投票，那麼得出的結果也就殊不可靠。


隨機抽樣調查 易有偏差

就算沒有上述的問題，民調也有很多容易行差踏錯的地方。多年前「鍾氏民調」有替一所教育機構調查那一個大學校長最有學術地位，當時得分最多的是我校的朱經武校長，但民調的回應者卻真是隨機抽樣而來的，連「牛頭角順嫂」也包括在內。我在學術界多年，才敢勉強說朱校長對物理學很有貢獻，普通人又如何有此資訊？這好比物理天才諾獎得主費曼（Richard Feynman）曾說過的，你找一大堆人投票說中國的皇帝鼻子有多長，然後把大家給的尺寸平均一下，所得的答案與這皇帝的鼻長會毫無關係。

尚有一點不可不提。兩年多前中聯辦要員對有關國民身份認同的民調，批評只要回應者選擇他是中國人是香港人，是不合邏輯的問題設計。我同意這批評，我自己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只選一個，怎選？簡單的解決方法是多設一些選擇，例如「我是香港人但不是中國人」，大家的答案便清楚了。但負責民調的人似不願意，理由是過去的民調沒有這選項，所以新結果不能跟舊結果作出比較。這是很牽強的回應，社會科學研究中常有新的情況出現，怎可抱殘守缺，永用舊法？

 

(Sky Post 2014-3-28)

台灣綠營學生佔領立法院 (雷鼎鳴)

台灣數百名綠營學生自3月18日起佔領當地立法院，使到香港一些傾向激進路綫人士甚感興奮，希望效法之情，溢於言表。我不認為道理在學生一方，他們的做法，與其自以為相信的核心價值頗有牴觸。

學生倉卒決定佔領立法院，導火綫是他們反對台灣與大陸所簽訂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此「協議」是甚麼的一回事？它是2010年6月兩岸簽訂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內容集中在銀行、金融、旅遊、醫療、運輸等服務業的貿易上，兩岸逐步減少此等貿易的障礙。學生反對理由不一而足，例如害怕失去職位、太倚靠內地、認為得益者只是大財團等。

ECFA及「服貿協議」都只是現今世界上盛行的自由貿易協議（FTA）的例子。2013年世界上共有384個FTA，由不同組合國家互相簽訂。不是已有了推動自由貿易的世貿組織（WTO）嗎？為甚麼還會出現這麼多FTA？原因是WTO保護自由貿易時頗有漏洞，但各國政府多明白，自由貿易對本國人民福祉有重要貢獻，所以互訂出各種FTA以作補充。
 

FTA作用 經貿互補

FTA最能起到正面作用的地方是簽約雙方（或多方）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因而有互補性。台灣與內地經濟發展階段頗為不同，2013年台灣服務業已發展至佔GDP 68.6％（數據採自美國CIA《世界事實書》，下同），但內地卻只是45％，內地亦早已是台灣最大貿易夥伴，台27.1％出口是到大陸，入口則16.1％來自大陸。台灣與大陸經濟上的互補性甚為明顯。但台灣最忌憚的競爭者是南韓﹐後者輸出品與台接近﹐其中24.5%的目的地便是大陸﹐入口則15.6%來自大陸﹐台灣政府甚為關注自己在國際貿易中被邊緣化﹐經濟一沉不起﹐大陸市場更被南韓搶得先機。幾年前民進黨在選舉中落敗﹐原因之一正是其經濟政策乏善可陳﹐國民黨不想重犯此錯。

自由貿易之優點本來是數百萬字的文章也分析不完，但我們緊記一點便可：為甚麼消費者不買本國貨品而買進口貨，原因只有一個：他們認為進口貨更為價廉物美，買進口貨能增加其利益。若進口貨差勁，人民沒得益，他們也不會花錢購買。由此可知，在自由選擇條件下，貿易會為人民帶來總體利益。


退回服貿 阻消費投資自由

不過，佔領立法院的學生顯然不會對貿易帶來多少利益有興趣，他們要求的是退回「服貿協議」，或起碼重新與大陸談判。假如此協議對台的消費者或投資者真的不利，就算有協議，他們也大可不光顧大陸到台提供的服務，或乾脆不到大陸投資（到大陸投資的台商，九成以上是中小企，不是大財團），但當然此種事情不會發生，因為這些消費者及投資者都會以行動作出符合本身利益的選擇。

學生所要求的，其實是毫不尊重人民，阻礙他們在消費及投資上的自由選擇！若人民自己選擇不與大陸有任何經貿來往的話，就算有「協議」，這些活動也不會發生，學生何懼之有？因此，學生只是基於個人情緒，限制人民自由，這怎會符合人民追求自由的核心價值？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民主制度，若要運作良好，都需要代議制度，每幾年由人民選出代表，在議事廳中審議法案。若有代表表現差勁，再選舉時把他們踢走便是。若某些人輸打贏要，不滿對方陣營合法地行使他們的權利，盡他們的責任，而糾合與己同聲同氣的群眾衝擊議會，這只會造成沒完沒了的亂局，整個社會都付出沉重代價。不要以為只有己方才可出此下策，別人也一樣會這樣做。發動幾百人或甚至幾十萬人去癱瘓政府，並非難事，但社會卻會因此沉淪。

馬英九是反共之人，在70年代中他在美國主編極右刊物《波士頓通訊》，打了無數保釣人士的小報告，使他們無法回到台灣，在保釣人士圈中是極多人都知道之事。但他可能出身於貴族家庭，似乎也有公子哥兒優柔寡斷的另一面，對打擊人民選擇自由，不尊重民主程序，違法佔領立法院的幼稚學生，竟然毫無動作，使人奇怪。

 

(Sky Post   2014-3-24)

內地網上金融有何問題？ (雷鼎鳴)

多年前我曾問過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教授，為甚麼中國沒有個人支票這回事？答曰：「中國銀行金融市場的發展早已躍過支票這一階段，已不再需要這落後的支付方式。」

易綱是我認識三十多年的朋友，說話從來謹慎，不會胡言亂語。的確，中國社會利用了新科技，比支票更為方便與可靠的支付系統已不斷地出現。香港有十分方便與安全的「八達通」，大大減少了小額交易的成本，但「八達通」需要終端機，亦不適應日益流行的網購，所以有其局限性。內地「支付寶」、「微信二維碼支付」、「虛擬信用卡」等等電子支付系統早已發展至擁有數以億計的用戶，深度影響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小額買賣及轉帳繳費，當然比支票來得方便。


新科技衝擊傳統業務

近年更有「餘額寶」的出現，客戶可把錢存入此等戶口中，其資金可用作「支付寶」的買賣交易，其餘額則可用來購買貨幣基金，賺取高達6％的利率（近日利率已減），其存款尚有「平保」100％無上限的保證。「餘額寶」的業務已近乎銀行，它的優越條件使其存款出現爆發式增長，據說其資產已增至6,000億元，將來前景還不可限量。

上周人民銀行卻對此等網上金融潑了冷水，要暫停及限制其部分業務。徵詢意見的草案中，有建議個人支付帳戶的單筆轉帳不能超過1,000元，年累計不能超過1萬元，單筆消費不得超過5,000元，月累計不得超過1萬元。至於像「餘額寶」此類存款，亦有人建議要其仿效銀行，設置存款準備金，以策安全。
中國網上金融現在遇上的問題十分經典，在新科技帶來的衝擊下，一此傳統業務受到頗大的影響，其利益也因要面對競爭而受到損害。但新的商業模式也帶來新的風險，政府的監管跟不上新科技的進展，人行這次便煞費思量，惟有叫聲暫停，使其有時間去搞清楚如何應付。

人民銀行要考慮甚麼問題？首先是使用網上金融客戶的安全性問題。例如「虛擬信用卡」並不涉及真人的身份辨認及簽名便可發卡，安全性或許不足。

用二維碼支付系統，理論上每一部手機都可成為有掃描功能的終端機，把自己手機對準商戶提供的二維碼，「咇」的一聲便交易完成。但中央電視台揭露，有人可把病毒植入二維碼中，手機掃描了它便會中招，以後手機傳出的信息，包括帳戶密碼等等資料都可被人截獲。甚麼支付流程及附範措施才可減少此等非法活動，監管機構不能不考慮。


不設存款準備金 安全成疑

第二，傳統的銀行接納了客戶的存款後，不能把款項全部貸出，要保留一部分用作存款準備金，以保客戶的安全。存款準備金愈高，銀行便愈少資金可用作借貸圖利。銀行也可向央行借入資金用作存款準備金，但要按貼現率付出利息。有人批評，「餘額寶」之所以能付出比銀行存款高出兩三個百分點的利益，正是因為它不需要設置存款準備金，成本較低，若它也要與銀行看齊，同樣也要有準備金的話，它的成本便要增加，其存款利率也要應聲下降一個百分點。
但就算利率真的有此下降，它仍會遠高於傳統銀行所設置的存款利率。我們難免會問，傳統的國營銀行是否有利用自己的壟斷力量人為地壓低了利率，損害了存戶的利益？倘若如此，它們受到新興的網上金融的競爭衝擊，正是打破其壟斷的大好機會。

第三，若「餘額寶」只是涉及小規模的存款，央行大可不加理會。但以目前發展的走勢看，將來其存款很可能以萬億元計算，央行控制貨幣量政策的有效性，會因此大打折扣。世界各國的貨幣政策，多會包括通過提高或減少存款準備金，或改變貼現率，但若社會中有大量類似貨幣的「餘額寶」、「支付寶」、「虛擬信用卡」等等交易或儲值工具出現，而它們又不用設有存款準備金的話，央行會認為自己的武功部分被廢掉，不會沉默不語。

 

(Sky Post    2014-3-21)

真理在胸 無私與無畏 (雷鼎鳴)

上周三黃昏到醫院探望劉進圖，到了病房外嚇了一跳，只見有大群似是記者的年輕人坐在那裏不知等候甚麼，後來才知道原來案件有新進展，懷疑涉案的刀手在東莞被捕，港人出了一口烏氣。

探索真理 愈辯愈明

進圖精神極佳，但我不想打擾他的休息，討論了對此案的一些猜測及他引用的「真理在胸」詩句便離開，鄭國漢校長託我問候他的叮囑反而忘記了。我十分相信此案與打擊新聞自由有關，原因是其他的可能動機可用排他法排除掉，除非有新的證據才能否定我這看法。劉案與其他似是與新聞界有關的案件性質不同，除了1996年梁天偉被斬案與此頗有共通之處外，其他的都糾纏着太多的與新聞自由無關的因素，就連近月的施永青案當事人自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劉進圖情況不同，他的背景單純，認識他多年，實在想不到與打壓新聞無關的解釋。不過，有多少證據便說多少話，到目前為止，我們並不知要恐嚇或報復的主謀者是何方神聖，也無證據顯示是否與政治有關，進圖本人對行兇動機似亦頗感茫然，根據《明報》梳理出來的資料看看得罪了誰，雖有必要，但能否破案，則主要還是要看警方的能耐了。我相信最希望此案得破的是中聯辦，否則內地公安不會如此賣力。

據進圖所言，他引用的詩句來自王希哲轉引的一首文革時廣泛流傳的詩，我在網上搜查，果然在文革期間有這麼一首詩，但版本甚多，主要是其中一句不甚工整，被人改來改去。各版本中，可用以下的作代表：「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陽光如浪淘泥土，砥柱觸天立中流。」至於原創作者是誰，似不可考，有說是毛澤東，也有說是農民知識分子楊偉名在1967年春之作，但都頗有疑點。

我對進圖說首兩句頗為全面，若要真正的自由，便需三個條件，一是確有掌握真理，二是無私，三是無畏，進圖對此也欣然認同。不過，回家後再細想一下，這三個條件與自由的性質仍有頗堪玩味之處，值得再加思考。

首先是「真理在胸」。已有論者說過，最怕是一些不明世事卻誤以為自己掌握真理之輩，他們亢奮起來，會對持不同意見者橫加打壓。但真理是需要長時間的理性探索的，不理會「真理愈辯愈明」的人會與真理愈走愈遠離。要真正的自由的話，我們必要懂點認識論，學曉怎樣觀察事物，層層抽絲剝繭地地倚靠證據與邏輯，有多少證據便說多少話，逐步接近真理。有一些論者不知為何，對談論證據十分抗拒，他們是在設置障礙，阻止別人走向自由而仍不自知。

偏諸私心 公器私用

「無私」與「無畏」都是捍衞新聞自由很重要的因素，若有人懷有私心，公器私用，當然與新聞自由相牴。但「私」的涉及面很廣，面子也是一種。有些人信念的形成是基於道聽塗說的偏見，未有經歷過嚴格的實證考核，他們的信念容易被事實推翻，不少人對此會十分懼怕，一聽見不同意見便如遇上殺父仇人，必須誅之而後快。在這個意義上，「無私」與「無畏」是一個銅錢的兩面，這些人的私心含有對自己信念被瓦解的畏懼，他們當然是不自由的。我也遇過很多師長朋友，他們胸懷廣闊，追求真理之心昭昭可見，他們歡迎對其意見有質量的批評，他們都是自由人。

不過，事事要求人人都無私無畏，可能有點違反人性。更正確的做法是在制度上提供足夠的誘因使到自私與恐懼都變成正能量。從亞當史密斯開始，經濟學家開始明白在自由市場的機制下，私心不但不是自由的阻力，還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在市場中作出貢獻的人不是因為他們有偉大理想，而是因為他們追求利益。市場機制的確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它能把私心轉化為公利。不過，新聞自由與市場自由性質有別，新聞界自己需自設另外的機制，使到對追求真理有貢獻的人得到獎勵，胡說八道以偏見不以實證作判斷準則的人受懲，若有此機制，私心與恐懼都可幫助社會走上自由之路。

 

(Sky Post    2014-3-17)

理想化與侵犯性 (雷鼎鳴)

最近有一宗不起眼的國際新聞，頗為有趣。事緣3月13是教宗方濟登位的一周年，他似乎頗受意大利人民歡迎，近日有當地報章「報道」他常晚間秘密地從梵蒂崗溜出來，在街頭向窮人派食物救濟他們，有些刊物還把他漫畫化為超人。但教宗對此並不領情，否認有潛出教廷外，還說出一段充滿智慧的話：

「如我沒搞錯，佛洛伊德曾說過，每一次理想化的過程，當中都含有侵犯性。」（If I am not mistaken, Sigmund Freud said that in every idealization there's an aggression。）

我大學時讀過幾門心理課，另在通識課中，佛洛伊德的幾本經典著作也是必讀課本。教宗之言，倒是促使我要從塵封的心理學書本中找出上述話語的準確出處。我尚未找到，但回顧了佛洛伊德的理論，他確有此意。

佛洛伊德對人性中的侵犯性十分重視，因它輕則可造成人際間的摩擦，重則可釀成戰爭大禍。他對侵犯性的來源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論述，有一種說法是此來自戀母情意結，小時候孩子見到父親與母親相好，會產生對父親的妒忌，長大後若擺脫不了這陰影，可能會把此種負能量轉化為無故反抗權威。


分析事物 可用不同角度

另有說法是人皆有死亡本能與生存本能。死亡本能使人有自毀傾向，但在生存本能的制約下，也可轉為攻擊他人或外在的事物和觀念。人性中的侵犯性便是從生存本能與死亡本能中獲得強大的動力。

我不是心理學家，一向認為經濟學對人類行為的解釋更加有力。不過，有一事使我印象深刻。芝加哥大學有一座古意盎然的大樓，名喚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大樓，但在Science一字的右邊，有被剷去一字母的痕迹（名字刻在石上），據說，大樓初建時，是用眾數的Sciences的，但眾教授認為，只應有一種社會科學，最能解釋到世事的才算社會科學，不用人為地設置藩籬。我同意此說，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耗子的便是好貓，因此毫不介意用經濟學分析別的領域範疇，也不介意別人用其他工具分析經濟，學科要在競爭中發展。在分析理想化與侵犯性方面，我們不一定認同佛洛伊德，但他是心理學的祖師，他的觀點觸及人性最幽暗微小處，不可忽略。

港人有無侵犯性，或我們可稱之為戾氣的東西？我相信在部分人中，此等心態顯然存在。君不見網上或報章或電台，每天都有言詞刻毒而無甚理據的互相謾罵？一些群眾活動中的肢體語言具有強烈的侵犯性，有如動物間的爭奪佔地或乾脆弱肉強食，我們又哪會見得少？有時這些事見得多了，也難免感概部分港人是不是病了？！

此種侵犯性究竟是源於未得化解的戀母情意結，還是生存本能與死亡本能的互動，又或是其他的挫折感，留給精神病學家去分析更為洽當。但教宗與佛洛伊德都把理想化與侵犯性掛上鈎，卻是使人一新耳目。 此兩者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卻在不少人身上並存，它們有何關係？原來此派心理學家相信，把某些人神化，或把某些觀點的重要性不適當地拔高，都只是潛意識造出來的偽裝，用以掩飾自己具有侵犯性的本質。


非黑即白 難免有所偏頗

此說見諸香港，頗有道理。有部分港人，尤其是少不更事的，看事情只懂得非黑即白，沒能力理解太極圖中黑白雙魚互相轉化，及大黑中藏一點白，大白中藏一點黑的千古哲理。把一個人，或一種觀念理想化了，絕對化了，可以使擁護者自以為反對他們的，都是千古罪人，全都是別有用心搞陰謀詭計的主謀或幫兇，對這些人不用再客氣，攻擊之可也。這是人性中侵犯性的表現，與理性並不相容，向他們要求證據以支持他們的想法嗎？他們的潛意識對此只會十分抗拒。

倘若這些都只是人性表現的自然現象，我們也不易要他們改變。不過，作為重視理性的人，我們難免對一些站在極端位置的人，要思考一下他們的觀點是用理想化掩飾的人類侵犯性，還是其他？例如，我在本欄中曾多次分析過選舉制度的局限，任何制度得出來的選舉結果，也不一定能如實反映民意，正如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總統所主張的，只要有普及的參與及當選者任期有限，便已是民主的全部，民主再不需要其他的條件來作定義。那麼，堅持某某別處地方不一定採用的條件作為所謂「真普選」的標準，是否也只是潛意識中侵犯性的偽裝工具？

(Sky Post   2014-3-14)

財赤是結構性還是周期性？ (雷鼎鳴)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指出，如政府不想辦法控制開支，任由它按照過去十多年增長軌迹移動的話，那七年後香港便大有可能出現結構性赤字。

人在安逸中往往會對未來的風險麻痹大意，社會中頗有些評論對出現赤字不以為然。但他們忘記一個事實，在回歸的頭十年，香港出現了五年赤字，這些赤字加起來數目龐大，達1,961億元，且其出現沒有預兆。就算另有五年盈餘，但盈不抵赤，回歸頭十年的總和仍是赤字。


忽略通脹 金錢購買力將下降

但自2007年至今，港府倒是年年有餘，這方面要得力於十多年前政府眼見勢色不妙，惟有狠手大力減赤，而中央在2003年亦釋放支持香港經濟的訊號、自由行、CEPA等措施的直接效應雖有限，但投資者的信心終回復，上揚的經濟得以推高政府收入，光是2007年股市交投大升，所帶來的印花稅，便使政府盆滿缽滿。

不相信政府會出現結構性赤字的人，有部分顯然是因不願相信而不相信，毫無理據可言。工作小組不是有份近300頁的《報告》，詳列推算的假設與數據嗎？《報告》印刷了三百多份（另在網上可輕易找到），但從評論人的論述可知，他們絕大部分未讀完《報告》，我個人估計讀畢《報告》的人不會超過30人。這也難怪，這麼沉悶的推算誰有興趣詳讀？）不過，有些人倒是十分奇怪，屬「聲大夾冇準」，如有份英文報紙的某些評論人認為，將來基建開支不可能如報告中所推算的這麼大 (也有人說《報告》預留給基建的太少)，所以整份報告都是廢紙云云。這些人錯在甚麼地方？竟是他們不知有通脹這回事，二十多年後的錢與今天的購買力不同，且到時GDP比今天高得多，社會的訴求也非一樣。

但並非所有批評都是如此無的放矢，有些是頗值得思索並尋找使人滿意的答案的。其中有說《報告》推算中以1997年作起點年，頗有不妥，若是用其他年份作起點，例如1992（黃元山）、1998（羅致光）及2008（徐家健），結果便十分不同。

政府內部作推算時曾以80年代中作起點，結果分別不大，但上述諸君皆非胡言亂語之人，為何用他們的起點年份會造成不同的結果呢？他們的觀點倒促使我再次詳細檢閱數據，終有兩點體會。


人口老化 財政開支勢大增

第一，政府開支並非年年跑贏GDP，在很多年份GDP增長都快於開支增長。但在91至93、98及08三段時間內，開支都大幅拋離GDP，91至93的一次，開支增幅減GDP增幅等於25％，98年是28％，08年是31％，就是這三次，開支累積增幅才遠大於經濟增幅。若以這些年份作起點，便等於忽略了最關鍵的增長年份，所以才會得到與《報告》不同的結果。這有如二人賽跑，甲只有三段時間發力狂衝，把乙拋離，其餘的時間甲的速度都與乙差不多，甚至更慢，我們若忽視了這三段衝刺時段，便不能明白為何甲會勝出。

第二，在檢查數據中，我倒是發現在過去，政府開支與GDP的關係頗有波動。這便帶來一個重要問題，究竟現在可預見的赤字是結構性（亦即持續性不易逆轉的）還是周期性。例如，在2001至04年間，政府開支很大，但後來被各種緊縮政策打了下去，政府當時本來是擔心有結構性赤字的，但終因其努力而把赤字從結構性改為周期性。未來會否歷史重演？這會比從前困難得多，因為未來造成財赤的一大動力是人口老化，而人口老化絕對不是周期性而是長期性的。此外，香港事事都已變得政治化，要政府控制開支的增長是政治上不討好之事，政治因素或已成為結構性問題了，財赤也結構性的機會大增。

日本本來也是一個懂得量入為出，人民有高儲蓄率的國家，但縱使在此種國家，在人口老化的壓力下，政府開支一樣從二十多年前佔GDP的30％上升至今天佔40％，但大家都不願加稅，所以收入維持在GDP的30％不變，香港人口老化比日本晚了大約15年，日本的經驗豈能不察？

 

(Sky Post   2014-3-10)

如何化解香港財政困境？ (雷鼎鳴)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剛公布了一份《報告》，我是這工作小組的非官方成員之一，其中的一些結論，我在本欄過去已稍有透露，但當時因為保密關係，我不方便用「工作小組」所掌握的數字，所以我改為用一些早已公布的數字作出獨立推算，結果基本上也與《報告》中的脗合。

《報告》其中一種假設情況是，若政府提供的醫療、教育、福利等的水平，能與過去十多年來改進的速度相符，再加上人口老化的壓力，到了2021至22年度，香港便要出現結構性赤字，到了2041至42度，不但財政儲備用光，還會欠下超過十萬億的債務，等於到時的GDP的154％，與今天希臘的情況相若。


經濟需重拾動力 保持增速

我們都不是預言家，不可能確知將來發生甚麼事，但根據分析事實與數據，卻可以說：「如果條件A存在，結果B便大有可能發生。」上述的不妙局面是否一定會發生？不是的，《報告》的目的便是希望成為一個「自我擊敗的預言」（self-defeating prophecy）。香港政府在人口老化的壓力下存在的風險十分真實，若不理會潛藏的問題，將來自然會危機四伏。但問題若已知道，倒是有機會把它解決，那麼《報告》中的「預言」便不用發生了。

在甚麼情況下香港政府才可避免由富甲一方變成一窮二白的局面？其中一個重要的考慮方向顯然是經濟能否快速增長，從而政府庫房可以繼續豬籠入水。但這卻帶來另一問題：香港需要多高的GDP增長率才可抵銷掉上述的財政壓力？《報告》中的結論是要5.4％的GDP實質增長率。要注意，這不是指某一年或某幾年有5.4％，而是指在現在到2041年期間，香港能持續地平均有5.4％的經濟增長。

這是極高的目標，一兩年達到或超過它完全可能，但要香港這麼一個較成熟的經濟體做到這一點，卻是有些不切實際。97以後，香港的經濟增長率已跌至平均3.4％的水平，將來可否把增長率重新推上去？

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簡略而言，不外乎以下：第一是勞動力，但因人口老化，勞動力不但不會上升，而且快將下降，所以它對提高GDP增幅，並無助力。第二是資金積累的速度，但香港的投資額佔GDP的比重，近二、三十年來並無上升的趨勢，例如在2013年，香港的投資是GDP的23.5％，而二十年前的1993年卻是27.2％。既然投資的增長動力不再，我們對資金積累的貢獻也不能寄以厚望。第三是生產效率（包括科技的進步）能否有足夠快的增速。


投資科研及教育 推動增長

從前香港與外國先進國家技術水平差異甚大，容易通過「偷師」而提升生產效率，但現在差距已縮小，再通過學習他人所能起的作用也減弱，此亦是不利香港增長的因素。但當然，香港可自行投資在科技研發及教育上，這些都對經濟增長有益處。不過，美國、日本等國家的科研也搞得不錯，但其力量仍遠遠不能把經濟增長推到5.4％的水平。剩下來的是香港的地理優勢及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機遇，若香港能把握到此等機遇，的確有望能推高經濟增長，紓緩上述的財政困局，但港人能早日擯棄政治爭拗，重建企業精神嗎？

若經濟增長的前景不足以解決《報告》中所顯示的問題，剩下來的便要在控制開支上着手了。加稅不是不可以，但政治阻力大，而且加稅對GDP的打擊可以很大，與香港發展的目的背道而馳。若控制開支，便要確立用錢的優先次序。某些開支不能不用，例如維護治安、保障人民的健康等，有些基建項目也大可上馬，但關鍵是這些項目是否符合成本效益。若經過論證後，一些項目的效益大於成本，當然應該投資。這份《報告》也可視為晨早的鬧鐘，它發出的聲音雖使人不高興，但現在若不加重力度控制開支，我們的下一代會苦不堪言。

(Sky Post    201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