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本報及友報寫了兩篇關於已故的農業經濟泰斗約翰遜（D. Gale Johnson）的文章，不由聯想到他的老拍檔舒爾茲（Theodore Schultz）。舒氏是1979年經濟諾獎得主，在他的諾獎典禮演說中有如下一段發人深省的開場白：
「世上大多數人都貧窮。如果我們懂得有關貧窮的經濟學，我們便等於懂得大部分有價值的經濟學。世上大部分窮人都靠農業為生。如果我們懂得農業經濟學，我們便懂得大部分有關貧窮的經濟學。」
這段說話我當年頗感震撼，連忙修讀了好幾門農業經濟的課，對世界各地農民的行為規律總算學懂了一些。在五、六十年代農業經濟的研究曾大盛，學術界其中一個發現便是農民絕非如不少人印象中的固執封閉，而是十分聰明理性，若有適當的誘因，他們懂得快速回應。例如，印度農民看似不懂投資改善自己生活，反而把一生積蓄「浪費」在婚嫁或喪禮之上，但在五十年代農業世界出現「綠色革命」，有不少經基因改良的種子被研發後，農業投資回報改善，印度農民隨即把資源改投到這些新品種之上。
改善生產力 教育識字屬關鍵
但傳統的農民畢竟大部分是貧困的，是甚麼因素阻礙他們的發展創富？不要說農民應該甘於貧窮，過着些歸田園居的浪漫生活也不錯，他們的抗災能力不強，一個錯誤的天災或人禍都隨時可使發展中國家的農民餓殍遍野。
1959年，大躍進中中國糧產銳減15％，但政府開始時還蒙在鼓裏，以為是豐收，尚把2％的糧食出口，終餓死了3000萬人。吸收教訓，杜絕如此的蠢事以外，我們還應看看怎樣才可為他們改善生產力。
我當研究生時曾寫過篇論文，用計量經濟方法查找各種因素對糧產有甚麼影響。我發現中國的農民是否有小學教育及識字，對其生產影響極大。農業時有科研成果，但新品種如何耕作及普及，卻絕非簡單之事。農民若不識字，這便會成為他們掌握這些技術的障礙。我當時把論文交給一位與內地社會科學界熟悉的著名學者評讀，他認為文章有點東西，遂建議在內地一份學報出版，但迅速被回絕，原因相信是我使用的數據中有包括我在圖書館中找到的美國中情局的數據。今天觀之，當時的結局份屬必然。
簡體字有貢獻
由此觀之，替農民迅速掃盲（中國當時近九成人口是農民）實應是優先權極高的政策。1950年中國的小學入學率（要注意只是入學）是27％，老師也嚴重不足，而且又有多少人肯到農村當老師？在資源如此缺乏的條件下，使用易學得多的簡體字顯然有助掃盲。到1980年，小學入學率已升至90％。今天內地人民的文盲率已降至不足8％，與90年代後期的香港相若！劉天賜先生說中國仍有幾億文盲是早已過時的印象。國內外早有各種學術著作研究簡體字的掃盲貢獻。但其實就算未讀過這些著作，只要是教過書或在家中教過小孩學語文的，都會知道在書寫方面，學簡體字易得多，但在閱讀方面，倒是簡體繁體難度分別不大。
(Sky Post 2012-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