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軍事競賽 中國被迫奉陪 (雷鼎鳴)

中國的GDP在2016年左右便有可能超越美國，這難免使中國的一些鄰國惴惴不安，它們對一個強大中國的存在仍感到不適應。印度要增加軍備，越南也是如此，連菲律賓也想渾水摸魚，但真正的要角當然是日本與美國。中國是被迫奉陪。

軍事競賽會否出現？中國在這極為複雜的棋局中應怎樣博弈？當中涉及的問題與經濟學中的動態規劃理論頗有共同之處，十分有趣。


日拖美落水圍堵

我們先要明白增加軍事開支的後果是甚麼。以表面的統計數字上，增加軍事開支似會推高GDP，但其實不然。撇除人民能增加安全感外，軍事開支可視作為一種浪費，對科技研究會有促進作用，但效果及不上把錢直接用在科技上。蘇聯在八十年代與美國展開軍事競賽，但蘇聯經濟比不上美國，而又要保持大額的軍事開支，終於拖垮了國民經濟，整個國家分崩離析。反觀日本，在戰後得到美國的「保護」，軍事長期保持在GDP的1％左右的低位，經濟得以喘息，在九十年代前有很好的增長。由此觀之，若要經濟好，人民能富足，軍事開支佔GDP的比例愈低愈好。不過，若無一定的國防能力，經濟就算怎麼好也可能遭人魚肉，所以基本規模的國防不可免。

不可不知，日本過去的GDP高踞世界第二多年，軍費雖只佔GDP的1％，但其絕對值卻曾也是世界第二。據相對中立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2012年年報所估計，日本軍事開支為593億美元，在世界排名中已跌至第六，此乃拜其經濟長期停滯所致。安倍晉三本來要大幅增加軍費，但現在可能只可增加4.4億美元，而且其福利開支還要因此削減7.4億美元，正是愈窮愈見鬼。若只是按經濟上的如意算盤，日本最好是拉美國落水，用「美日安保條約」套緊美國，自己則不加軍費，但同時又到處撩事鬥非。

美國自然想圍堵中國，有日本代勞正中下懷。不過，對美國最好的局面是日本大量購買美國的軍火，而不用美國出兵。一旦出兵，美國隨時把麻煩攬上身，與其利益不符。美國因此會希望中日出現有限度的緊張局面，但卻不會希望二國真的大打出手，那時美國可能會覺得局勢失控。


中國軍費不宜太巨

中國在此局面下應怎麼做？據中國官方的數字，2011年國防開支是6,028億元人民幣，等於GDP的1.28％，但美國卻出於政治目的，刻意把它估為4.3％，也許較合理的估計是用上述瑞典研究所的數字，它認為中國2012年的軍費是GDP的2％，絕對值是1,430億美元，等於美國軍費的20％，也等於日本的2.41倍。世界平均的軍費開支是GDP的2.5％，中國仍然偏低，以中國經濟增長之速，就算有GDP的2至2.5％的軍費，其經濟也不會受太大影響，但不宜增加太巨，影響民生。長遠而言，因為中國GDP增長快，基數愈來愈大，軍費的絕對值終可大至別國不敢欺侮，國家安全可保。別國要搞軍事競賽，可能會重蹈蘇聯的覆轍。

(Sky Post   2013-1-30)

 

鼓勵長者彈性工作 (雷鼎鳴)

港人出生時的預期壽命有多長？據2011年人口普查的官方數字，男的平均可活到80.3歲，女的更達86.7歲。統計處又有把這些數字與一些主要經濟體作出比較，並得到結論，港人壽命已超越一直高踞世界第一的日本。美國中情局的《世界事實書》（World Factbook）則沒有這麼「畀面」，只把香港排到世界第八。中情局把香港出生時預期壽命說成是82.19歲，但其權威性顯然不及香港自己的官方數據。使人奇怪的是，世界兩大賭城，摩納哥與澳門人均壽命都高於香港，前者是89.68歲，後者是84.43歲，不知拉斯維加斯是否也是如此？莫非賭場中人太易賺錢，所以千方百計都要保住性命？

我一直對港人為何如此長壽感到費解。這裏生活緊張，容易使人血壓上升；美食豐富，隨時推高膽固醇或血糖；空氣污染，呼吸器官可能受不了。若說醫療服務先進，但醫治奇難雜症的能力，總不會高於人均壽命比香港低四、五年的美國。我猜原因可能是香港地方細小，誰家有心臟病發，救傷車十分鐘內可趕到，不像外國山長水遠，救傷車未到病人已一命嗚呼。也許另一原因是港人靚湯種類繁多，有效地滋潤着他們的生命。


港人長壽 難應付退休歲月

長壽本來是大大的好事，但這並非沒有代價。在60歲即屆退休年齡時，男的預期壽命是可再活23.1年，女的是28.4年。不可不知，總體人口中，有一部分年輕時便會逝世，他們會拉低人均壽命。60歲時仍然在世者不屬這一組群，他們平均而言，較為長壽。

這二、三十年或甚至更漫長的退休歲月如何應付？天下沒有免費午餐，退休生活必需要有物質基礎支持，無論退休是靠個人儲蓄或是靠政府福利，都要求市民付出足夠的工作時間來生產財富。我用香港各年齡的勞動參與率粗略地推算過，港人平均一生中約有41年參與工作（不一定是全取），稍短於我多年前讀過的一份研究報告所說美國人平均工作的42年。不過，港人比美國人壽命長多四、五年，退休時間也同樣較長，怎樣補回這個缺口？港人應對的方法似乎是平時每周用於工作的時間遠超歐美，中位數幾年前還高達48小時。

有人提議政府帶頭，把退休年齡推後。從香港人均壽命愈來愈長的趨勢看來，這個提議十分合理，值得研究考慮。不過，我們也不應高估它的成效。在2011年，有54,600位65歲或以上的長者仍有參與工作，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對他們作用有限。我有次在一個面對中產的退休理財講座上，作了一個假設55歲便退休的理財演算，不料聽眾大感失望，因為他們很想更早退休，他們早已做到形神俱損，不願等到55了，就算法定退休年齡延後，他們也會不為所動。


推最高工時 更多人不能退休

我相信解決的方法不單是推後退休年齡，還應引入機制，容許長者的工作時間長度較有彈性，不用每周都工作40多個小時。這不但可符合他們的需要，而且亦使到社會不用浪費掉長者豐富工作經驗這一筆無形資產。至於「最高工時」是否要引入香港？我看可免則免，它會對人民的選擇自由設置新的障礙，迫使人民不能在年輕時勤力工作來提早退休。「最高工時」的其中一個結果，很可能是更多的長者需要長時間的工作，不能退休。

 

(Sky Post    2013-1-28)

教育推高收入 保障經濟增長 (雷鼎鳴)

我在周一本欄中曾提過，香港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即適齡工作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已開始下降，香港必須找尋新的紅利，才可確保經濟能繼續增長。最穩妥的紅利無疑是生產效率不停進步，而這一點要靠教育投資去支持。

1995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 Jr.）在他的經典論文集《經濟增長演說》的序言中曾形象地描述甚麼是經濟增長，甚麼是脫貧。盧卡斯住在芝加哥，常光顧一所洗衣店，店主是位韓國新移民，不懂英語，但她的女兒卻是位數學天份很高而且十分用功的女孩。盧卡斯觀察過她的表現後，斷言十多年後，此女必出人頭地，能進入頂級學府就讀，畢業後收入也必定遠勝其母。這便是經濟增長，這便是脫貧。港人今天的平均教育水準遠高於上一代，平均收入也是如此，希望這趨勢能繼續維持下去。


知識：隨身攜帶的資產

世上最明白教育重要性的很可能是猶太人與中國人。後者對教育的執着，我們早已知曉。猶太人在歷史中常飽受迫害，顛沛流離，也特別注重存在於腦中的知識此種最能隨身攜帶的資產，經濟學中「人力資本」這個概念也是猶太人首先提出的。沒錯，他們把知識視為資本，教育視為可得到回報的產業。今天，「人力資本」的概念早已在世上大行其道。
總體經濟好壞，與社會中大多數人收入的高低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要保障經濟增長，便要保障大多數人的收入能提升。在香港，教育是否能提高收入？


步入知識型經濟 人力資本需求增

要回答此問題，不能單憑印象。有些人認為社會中不少人沒有受過多少教育沒有父蔭也能白手興家，所以教育並不重要。這類人的確存在，但不要忘記，李嘉誠也多次強調知識的重要性，他自己便是好學不倦。真正能回答這問題的是要用科學的實證方法。
在大半個世紀以前，經濟學家閔沙（Jacob Mincer, 也是猶太人）寫出一個入息函數（earnings function）的方程式，用以估量不同的因素對一生收入的影響，從此，他的方程式便成為經濟學中被應用得最多的方程式。我和我的學生亦曾多次使用歷年香港人口普查龐大的原始數據及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去估算教育及其他因素對個人收入的影響。

證據強烈顯示，在同樣年數的工作經驗，同樣的性別，同樣的種族，同樣的行業等等背景下，教育的程度對收入有顯著的正面影響。按201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多讀三年大學平均可比中學畢業的月薪高出三成。僱主為甚麼願意真金白銀多付三成薪水？答案只可能是他們認為這些人生產力強，更能為公司賺錢。不過，教育推高收入的能力也並非一成不變。在2006年以前，讀書若超過16年，再多讀幾年書對收入並無幫助，但2011年的數據卻顯示，現在就算讀書20年，繼續讀下去對收入仍有正面影響。這反映香港已慢慢步入知識型經濟，對人力資本的需求正靜靜地增加。

(Sky Post    2013-1-25)

香港宅男多 恐成社會負擔 (雷鼎鳴)

不要以為統計數據都枯燥無味，我的嗜好之一正是隨意翻讀一些數據，並思考一下它們包含了甚麼隱藏着的信息。偶有發現，其樂無窮。

月前翻閱了一些人口與勞動力的官方數據，十分驚訝香港竟有這麼多「宅男」。據2011年的數據，25至29歲的男性人口為22.95萬人，但其中的6.8％，即1.56萬人並無參與勞動市場。這是甚麼意思？這批人不算入失業人口，他們並沒有去找工作，他們根本是在勞動力以外。此外，因為失業率是3.5％左右，所以這個年齡組合的男士，有超過11％沒有工作。


25至39歲 3.52萬人不找工作

撇除有努力找工作但卻找不到工作的失業人士外，這1.56萬位非勞動力為何沒有工作？香港的強迫教育已實施多年，這批人士不會是文盲，年齡上也處於青壯年，生產力及創意都處於一生中的高峰。有一小部分可能仍在讀書，但香港攻讀研究院課程的總不會有6.8％的適齡人口這麼多吧。有不少朋友認為這批人士主要是躲在家裏對着電腦的「宅男」，這是合理的猜測，他們沒有興趣去工作。

為甚麼只把注意力放在男性？在同一年齡組群的女性中，總人口有30.46萬人，比男士人口多得多，因為其中包括了外傭，但沒有參與勞動力的也高達3.87萬人。不過，因為部分女士已結婚生育，當家庭主婦也是對社會有貢獻的生產工作，所以沒有參與勞動市場，並不奇怪，我們也就不用追問。

其實我們也不用把年齡局限於25至29歲的組群，25至39歲的男士共有3.52萬人不參與勞動市場，佔其總人口的5.1％。在這年齡組群中，不參與勞動市場的女士更高達19.13萬人。


勞動力「浪費」 經濟靠誰支撑？

有3.52萬年富力強又有相當教育水平的人不工作也不找工作，對社會總會是個損失。據政府的人口普查數據推算，勞動人口相對於總人口的比例，自今年開始已在下降，亦即是香港已步入「人口赤字」期，我們不能不擔心香港未來的經濟活動靠誰支撑。若有3.52萬人似被「浪費」掉，我們怎可不關注？

不事生產的人總也需要消費。內地有「啃老族」一詞，意指年紀不小也要靠吃父母的供養。在不少西方社會，年輕人會以此為恥，但情況也許正在變化，意大利人口中，35歲左右仍要靠父母支持生活的，數量不少，此事早已成為其難以處理的社會問題。在同樣出現債務危機的西班牙，情況有些不同，其年輕人並非不願意找工作，而是找不到，青年人失業率高達50％，在此環境下，青年人所掌握的知識與技能，必因沒有工作機會而迅速退化，西班牙的國力會受大挫。

香港的問題也許遠不如意大利、西班牙等國這麼嚴重，但年富力強不事生產的男士也絕非少數。到他們年紀更大後，因工作經驗不足，就業前景也不容樂觀。再過一段時間，他們便不單只是家庭中的負擔，在領取綜援後，更會成為社會的負擔，這並不是符合社會公義的現象。

(Sky Post   2013-1-23)

 

人口老化 香港要加強危機意識 (雷鼎鳴)

香港有大量的深層次矛盾極待解決，有些來得會有如急風驟雨，不立時處理，社會便會怨氣沖天，也有些如血壓高、血糖高、膽固醇高等慢性病般，出現時毫無徵兆，但不加理會的話，終也會動搖根基，以致返魂無術。人口老化問題正是屬於後一種。

日意經濟危機 與老化密不可分

嚴格來說，人口老化只是各類型與人口相關的問題的其中一種，但它卻是極難解決，而且會深刻影響着整個社會。這個問題在人類歷史中也是在近一、二百年甚至是近幾十年才出現，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提供完善解決的先例。在莫扎特年代的歐洲，人均壽命約35歲，莫扎特35歲去世，算不上英年早逝。大清帝國時期，中國人的人均壽命也只是30出頭，所以第一批派到美國留學的學生，也要選擇一些10歲左右的幼童，否則他們學成回國後，離開預期的壽命大限已經不遠，投資變得十分浪費。日本現時是人口最老化的國家之一，其首相近年幾乎平均每年換一次，重要原因之一正是他們無法解決停滯了20多年的經濟，而經濟的停頓，又與其人口老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意大利的債務危機為甚麼出現？它也是歐洲人口最老化的國家之一，而且政府發放的老人福利優厚，財政上卻無法應付。
香港的情況又如何？眾所周知，在世界主要的經濟體中，香港的生育率最低，但預期壽命卻是最長。在1991年，香港人口的年齡中位數是31.5歲，2011年已升至41.7歲，政府估計，到了2041年更會升至49.9歲。換言之，到了那時，就算年屆49歲，也可自認為年輕人，因為有大半的人口比自己年長。


「人口赤字」 勞動力降儲蓄減

人口老化會造成養老的困難，此事暫且表過不述。要注意的是，它對經濟也會帶來深遠的影響。從2012年開始，香港已由「人口紅利」期步入「人口赤字」期，意指在2012年以前，勞動人口相對於總人口的比例一直都有上升，但其後會逐步下降。到了2018年，不但勞動人口的相對比例下降，連絕對數量也會下降，這意味着愈來愈少的人工作，但他們卻要支撑着仍在緩慢上升的人口，這叫人均收入怎能不受到嚴重的威脅！

在內地，李克強副總理也清楚中國的人口紅利快將消失，所以指出「改革開放」才是中國經濟最大的紅利。香港不易得到新的改革開放紅利，還可以倚靠甚麼？本來多投資多儲蓄也有利生產，但我們要知道，就算中青年人儲蓄率不下降，老年人停止了生產後總要消費，吃掉社會的部分儲蓄，只要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社會的總體儲蓄必定受壓。香港從1970年開始，從來沒有一年本地總儲蓄率低於GDP的28％，但2011年及2012年都已跌破此數，反映香港的資本積累速度將會大不如前。

勞動力減少，資本積累也放緩，香港只能倚靠生產效率的進步與人口質素的上升了，否則將來經濟前景不妙，各類社會矛盾會加劇。香港人與香港政府都必需要增強危機意識。

 

(Sky Post    2013-1-21)

 

近水遠水兩無蹤 焉能撲樓火 (雷鼎鳴)

特首第一份《施政報告》，輿論普遍認為內容十分單薄。我閱讀時，亦每到預期它會提出政策方向時，卻只發現它要成立甚麼局甚麼委員會，對此我也不能不頗感詫異。

我從來都不主張政府要把天下興亡之責都攬到自己身上，大有為的政府容易碰壁，很多事情留待市場去解決更為有效。《施政報告》雖說政府只是「適當有為」，但社會早有印象，現任政府頗想再走董建華政府大有為的路綫，所以大家更容易對《施政報告》內容欠奉的特點感到突兀。

上述所言，有兩個例外，一是政府會預留100億元去補助更換市面上八萬部舊式柴油車，以改善空氣質素；二是大篇幅地提出在哪裏可取得土地興建公屋居屋與私人樓房。柴油車一事着墨雖然不多，香港人對提高空氣質量也有訴求，但100億畢竟是個大數目，政府為一個單一項目付出這麼多錢十分罕見，當中用度是否符合成本效益，使人疑惑。平均每輛車（有些早已陳舊）補貼12.5萬元是否划算？


地產業早已萎縮 土地供應是關鍵

《施政報告》房中的大象自是土地房屋問題。我2010年在文章中說過，香港樓價高企的根本性原因是供應不足，不是地產商壟斷，也不是炒家興風作浪。事實上香港的地產業早已是一大幅萎縮了的行業，一、二十年前，地產佔GDP的比例一般有12至13％左右，今天的比例卻只佔當年的一半。原因很簡單，每年落成的私人樓宇數量不及從前一半，地產商無樓可賣，就算樓價如何推高也討不了多大好處。

若與新加坡相比，香港投放在建設房屋的人均資源，數十年來，大約只等於別人的一半，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更是連新加坡的一半也不到。這些都是沒有足夠投資沒有足夠供應所致。香港人長期地把焦點錯置誤以為「地產霸權」才是問題，反而貽誤了戰機。今天的有識之士，雖不見得會認同某些地產商的一些近似盤剝的營銷手法，但總也明白到增加土地供應才是關鍵。


每年1.8萬私樓 量少難解多年短缺

這裏我有一點頗感疑惑，董建華提出八萬五（公屋五萬私屋三萬五），雖從未有真正落實，但本世紀初的幾年，每年私人房屋平均總也超過二萬五，遠多於梁特首預計未來的每年一萬八左右的私屋。為甚麼董建華如此容易便取得土地，梁振英卻似是要把倉底貨也挖出也不夠地？

香港未有建設但可供建設的土地其實不少，我以前也屢有提供數字，所以問題應該不在香港沒有地，而在當今政府沒有政治能量使用到理論上產權全歸政府的土地。我曾經推算過，香港每年起碼約需二萬私人單位才能使樓市平衡，現在卻只能提出未來幾年每年只有萬餘個單位，這當然解決不了積累多年的短缺問題。有時遠水也可救近火，只要市場知道不久的將來供應量每年遠超二萬個單位。今天誰敢入市？現在是烈火乾柴，沒有近水，也沒有遠水，火如何能熄？若要樓價下跌，政府應帶領市民認識到，增加土地供應發展新市鎮才可成事。

(Sky Post   2013-1-18)

 

港設人民幣離岸中心 須打破局限 (雷鼎鳴)

香港要發展成為人民幣的離岸中心，這似乎已是香港財金官員及金融業界的共識。這個方向正確，對香港及內地都有利，但當中涉及不少值得考量的地方。

所謂人民幣離岸中心，是指一處可在大陸以外，用作人民幣買賣交收的地方。在大陸境內，人民幣有供應有需求，這類交投活動當然沒有問題。但離岸中心的存在，卻必有賴於人民幣走向國際化，世界各國對它有需求。別的國家對人民幣有需求，可為中國帶來不少好處。這些國家怎樣才可手上經常拿着一筆人民幣，這必是它們曾經用有價值的商品換來的。這等於是中國政府只要開動印鈔機，在一張張價值很低的紙上印上圖案，便可換回大量有價值的商品。


倘自由兌換 匯率料相對穩定

對人民幣的需求，主要來自貿易。別的國家要買中國貨，部分支付的貨幣是人民幣，所以只要中國有對外貿易，人民幣總有需求。現在中國的貿易額是世界第二大，人民幣自然有需求，香港若成為離岸中心，可分到一杯羹。

但能為中國帶來更大利益的，是人民幣能夠像美元與歐元般成為國際上的儲備貨幣。別國的國庫中經常要儲有一大筆人民幣，而這些人民幣都是它們貨真價實用實物換回來的，這對中國是何等的美事！但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卻需要一些條件，最重要的是中國有足夠的國力支撑着人民幣，大家拿着它覺得安心；另一條件是它可自由兌換，但匯率又不太波動。中國的GDP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在2016年間便要超過美國，國力不再是問題。人民幣的供應量M2已經達到95萬億元，等於15萬億美元，比起美國10.5萬億美元的M2更大，以規模論，人民幣已是一龐然大物，若在完全自由開放的市場中，已沒有炒家動得了它。試問又有甚麼炒家在今天動得了美元？由此可知，人民幣的匯率在自由市場中有條件保持相對穩定。


港量少易遭衝擊 不能借貸到內地

以上所說，是在全面開放的自由市場中才成立。香港若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當中卻可能有一陷阱。在2009年以前，人民幣在港的總量只得幾百億元，到了2011年11月，卻因政府的努力而上升至6,273億元。不過，到此之後卻又停滯不前，去年11月已下跌至5,710億元，只等於中國人民幣總量的0.6％。香港的人口也只是內地人口的0.53％，與上述的0.6％相若，所以在港的人均人民幣存款量與包括大小城市農村的內地十分接近，香港還完全沒有人民幣金融中心的規模格局。在港人民幣數量低有甚麼可能後果？理論上，一旦沒有外匯管制，在港的人民幣只是一潭淺水，是可以炒上炒落的。這正如97年間港幣被炒家衝擊，原因之一正是銀行體制在金管局的總結餘只得幾十億港元，只要市場中有區區幾十億的炒賣活動便可使港元利率一度上升至280％。

在港的人民幣數量低，若用來應付外貿中的買賣交投所需的貨幣，是可以的，若人民幣流通夠快，交投轉手頻率高，港人還可能從中獲利不少，但這離開真正的人民幣金融中心還遠。為甚麼香港的人民幣這麼少？我相信是它的出路有限。在港的人民幣存款若不能借貸到內地，供企業作投資，那麼銀行便賺不到錢支付有吸引力的利息，在港人民幣的需求便有限。香港這個所謂人民幣離岸中心，若要發展下去，必要打破局限，使到香港的銀行能直接替內地企業提供人民幣信貸，這既可有利內地經濟，又可擴大離岸中心的規模，穩定匯率，幫助人民幣真正國際化。

(Sky Post  2013-1-16)

中國經濟 十年內勢超美日聯盟 (雷鼎鳴)

未來十年，是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劇變的年代，中國在國際上所會遇到的麻煩只會有增無減。西方國家經濟衰落，中國經濟崛起，在在都衝擊着既有的平衡。這種情況最易擦槍走火，遠的不說，日本國庫空虛，卻狐假虎威，擺明車馬向中國「叫板」（也就是港人所說的「撩交打」）。歷史往往有驚人相似之處，甲午戰爭及二次大戰之前，日本經濟與現在一樣都是出現困局，但它還是侵略中國了。現在中國有無足夠的實力頂得住日本的挑釁？
一國的綜合國力包括經濟、科技、軍事、學術、文化、人民的團結性等等多種因素，但GDP顯然是極重要的指標，因為它是各種硬件的物質基礎。這裏先談GDP的比較。


樂觀2019年 保守看2023年
美國中情局的《世界事實書》（CIA World Factbook）是我常閱讀的網上數據庫，其中數據，雖不見得完全可靠，但仍可用。據其記錄，2011年中國的GDP，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下同）是11.3萬億美元，佔世界總GDP的14.2％；美國是15.08萬億，佔世界的19％；日本是4.44萬億，佔5.6％。我在本欄說過，中國GDP大約在2016年可超越美國，但我們大可作較壞打算，美日結盟，共同對付中國，那麼我們有必要將美日加起來與中國作一比較。2011年美日經濟板塊合共是世界的24.6％，比中國的14.2％顯然高出不少，但中國經濟增長快得多，要到那年才能超越美日經濟的總和？

這種比較，不能只作過於簡單的推演。我曾估算過中國的「生產函數」，頗有助對未來的二、三十年作些較可靠的計算。推動GDP的因素可列為勞動力、資本及生產效率三方面，中國快將進入「人口赤字」期，工作人口數量會長期停滯，但資本的投入，近年每年已達GDP的49.2％，而生產效率的進步，速度近十年來，平均每年也高達2.8％左右。若中國仍然能保持這麼高的投資比率及有與過去七年同等的生產率進步的速度，那麼只需到了2019年，中國的GDP便可超過美國與日本的總和。在這裏，我假設了美、日和世界經濟的增長速度平均每年是2％，這很可能是高估它們的表現了。

但保守悲觀一點又如何？假設中國的教育、科技、工作效率等完全停滯，以致造成生產效率原地踏步，不再向前，那麼中國的增長速度便只能靠高投資比率推動。但就算如此，中國在2023年GDP也會超越美日總和！


樹大招風 增軍費必要
從以上可見，中國GDP超越美日總和也只是未來十年以內的事，你叫西方世界及中國的鄰國如何不驚心？就算中國如何融入國際社會，樹大招風之困仍不可避免。但我們不要忘記，乾隆皇年代中國的GDP也佔了當時世界的三成，後來大清帝國仍被列強打得落花流水。光是財富夠多而無保護自己的能力，便有如頭戴夜明珠在治安不靖之地招搖過市，正是懷璧其罪，更加危險。為了使一些渾水摸魚者知難而退，中國增加軍費是無可奈何的必要之舉，而中國現在的經濟實力也容許它這樣做。

(Sky Post   2013-1-14)

日本圍堵中國 (雷鼎鳴)

安倍晉三當上日本首相後，在外交上多有動作，先是希望訪美但被奧巴馬推後，又打算今月到越南、泰國及印尼訪問，四、五月間還計劃訪問俄羅斯，向南韓也要示好，暫時不單獨向國際法庭在獨島主權問題上提出訴訟。所有這些動作顯然是衝着中國而來，日本的極右派也不諱言，其目的是要圍堵中國。

美國是意圖圍堵中國的主要國家，其用心已是路人皆見，日本顯然也是看準了美國的立場才敢這樣做。但這值得嗎？

我常常引用賽車的例子去比擬中國崛起後的國際格局。中國這輛跑車現在排在美國之後，屈居世界第二，但在2016年間，中國的總體GDP便要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實體經濟板塊。在中國超越美國之前，美國必會用自己這輛車擺來擺去，擋着中國車的爬頭，當中過程可能險象環生，但美國包括軍事科技人均收入等等的綜合國力仍然遠勝中國，的確有本錢繼續稱霸一段頗長時間。

日本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的地位已被中國取代。按官方匯率計算，去年日本GDP只等於中國的七成，按購買力平價計，更連45％也不到。以目前兩國增長的速度及日本社會存在難以化解的深層次矛盾的角度來看，十年內日本的GDP恐會跌至中國的五分之一！日本GDP已失去與中國一鬥的資格。


不甘被拋離 欲顯強硬形象

我多次分析過，日本經濟的停滯、財困、人口老化、社會挫折或都是其內在問題，與人無尤，而且日本在經濟及外貿問題上，從中國得到的好處遠大於中國從日本得到的好處。圍堵中國而又要繼續從中國賺錢解困，世上哪有這麼便宜的事？它之所以這樣做，除了美國的暗示外，我看主要是兩個原因。

第一是日本人的心理不平衡，二次大戰後期美國政府委託人類學家本尼迪（Ruth Benedict）研究日本的民族性，以制定美國對日的政策，其中一結論便是日本人等級森嚴。他們認定了美國比日本高一個等級，而中國卻比日本低一個檔次，所以美國投下原子彈日本也不敢憤恨，但南京大屠殺卻可不認帳，中國以德報怨，日本會認為這是下國對上國的應執禮儀。日本自甲午戰爭後一直視中國為下國，現在卻快要被中國遠遠拋離，這如何受得了？

第二是釣魚島問題。日本採用了先佔策略，這在經濟學的博弈論中本是上乘的招數，可使中國陷於被動。但現在中國似已趨向強硬反制，日本卻反而不得不硬頂，否則無法向國民交代。這是侵略行為的後果，自討苦吃。圍堵中國可顯示其政府的強硬形象，否則安倍的首相之位可能很快又坐不穩。


中國成長期痛楚

面對此等風高浪急的國際局面，中國可視之為成長期的痛楚。正確應對方法我認為有二：第一是利用經濟上的實力與日本以外的鄰國發展睦鄰關係化解圍堵之困。第二是增加國防經費，從2011年佔GDP的1.28％增至2％以上也絕不會拖慢經濟發展，但卻可把意圖渾水摸魚者嚇退。至於香港，則千萬不能淪為別國圍堵中國的基地，香港玩不起這個遊戲。

(Sky Post   2013-1-11)

皇后山建大學還是公屋？ (雷鼎鳴)

粉嶺皇后山後有一塊面積16公頃的土地，政府多年前已規劃用作建立私立大學。最近有報章傳聞，政府可能把這塊地改為建公屋。也有說法，是政府不敢就此收回計劃了這麼多年的大學多元化發展，所以改用兩「辣招」逼申辦大學的教育團體自動打退堂鼓。這兩招是要辦學團體自行付錢搞土地基建，並且只能開設香港其他大學所沒有的課程。

這些傳聞我不知真假，其細節也充滿變數，但相信有人是在放氣球試風向。要非牟利的辦學團體搞基建，有點小家，但可節省納稅人的錢，並非沒有道理。辦學團體要建立大學，其總成本總也要以數十億計，要它們多付四億元的基建費，不算太過分。但若只容許它們開設香港沒有的課程，卻殊無道理，後果是培養出一批學問殘缺的學生。我在科大教經濟，總也不能吸納所有的學生，別所大學也教經濟又有甚麼問題？多競爭才會進步！

提出改變這塊土地用途的人，我相信並未經過深思熟慮，他們似乎是說現在房屋問題嚴重，有必要改變使用土地的優先次序，換言之，建設私立大學不符社會的成本效益，但真的是這樣嗎？


投資大專教育 回報率高

有人認為教育與理念有關，不是產業。我不同意這種看法。任何涉及珍貴資源配置的項目都要經得起產業分析，亦即效益要等於或大於成本才值得做。外行人也許不知，世界上最頂尖的大學必有成功的管理模式，資源是否合理配置及收支平衡等問題，必須解決，否則大學的聲譽必難以為繼，容易淪為野雞大學。

但大學當然不止是產業，一流的大學又必有其崇高的理念。缺乏後者，大學對社會的貢獻便十分有限，其創造的效益也高不到哪裏去，好學生也不會來就讀。產業化與崇高理念都是創建一流大學的必須條件，但都不是充分條件。

在香港發展大專教育有甚麼效益？（我將來再集中討論辦私立大學的好處）。首先是投資在正規大學教育的社會回報率一向極高，我與我的學生曾多次用歷年來香港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去估算投資在大專教育的回報率，除了個別搞得較差的課程外，回報率通常都有雙位數字。香港沒有天然資源，其經濟不靠人才靠甚麼？新加坡的人才政策便比香港成功。

我常常提到，香港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愈來愈低，為了自保，必須要發展出多一些不可替代對中國有重要性的產業。大專教育除了對本地學生有好處外，也在這方面有重要貢獻。中國人重視教育的程度，近乎執着，為了子女教育，父母多大的犧牲也願意。香港的大學有自由學風，且具國際水平，從大約2006年開始，內地學子已是趨之若鶩。外行人大多不知，外地學生所付學費遠高於香港學生，他們的學費甚至已是提供香港學生獎學金及大學研究發展所需經費的重要來源。


土地細小 可建單位有限

上述都是可以量化的效益。那麼皇后山這塊地若用作建校其機會成本又是甚麼？我見過有人說此地可建16萬個公屋單位。若真的如此，此地應建公屋不應建校。但16公頃大約等於城市大學的面積，也等於香港公營房屋總地皮面積的1％，就算密密麻麻沒有道路及其他設施，也只能建一萬個單位左右，真正建屋時能有五千已是不錯。要建這五千單位，政府尚要再付出近百億元的建築費。一算之下，這塊細小地也所能帶來的房屋效益十分有限。建公屋是重要，但香港仍有5,000公頃農地在曬太陽，數百倍於皇后山地皮，政府何必進退失據，捨近圖遠。

 

(Sky Post    201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