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在貿易發展局一個委員會的會議中聽到光大國際王天義先生的一個報告，是關於中國的環保問題與香港商機的。近年香港太過政治化，精神徒自浪費在政治爭拗上，容易對一些重要形勢走漏眼，錯失機會，若情況持續，則香港經濟很可能停滯不前，從而衍生出更多社會矛盾。內地的環保問題影響國運，也可出現機會，讓港人大展拳腳，對中國發展作出貢獻，自己也可因而創富，不可不察。
內地的環境問題與港關係密切。港人每年花四十餘億元購買東江水，其水質是否受污染物侵害，對我們健康大有影響。香港的上空，尤其是在冬天吹北風的時候，常常灰濛濛的一片， 顯然是受到珠三角工業的影響，近年工廠開始離開珠三角北移，香港及華南出現藍天白雲的日子才多了一點。香港位處珠江口，那裏的水質屬於最低級別的所謂「劣四類」的，超過一半，我們吃海產時怎能不存戒心？
碳排放全球第一
不過， 中國的污染問題可能已踏入了所謂的「環境庫茲涅斯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簡稱EKC，詳見下文）的轉折區域，不少污染可能快將下降，今年4月24日人大常委會通過， 明年1 月1 日實施的《環保法修訂案》，引入了更嚴謹的制度，處罰污染者或辦事不力的環保官員，與社會現今的訴求吻合，也可視為EKC轉折階段的法律體現。
就算我們可對未來抱有較樂觀的態度， 也不得不注意目前的環境問題是十分嚴峻的。據王天義的數據顯示，2013
年受到監測的城市中，有8.6%的日子空氣嚴重污染或重度污染，在七十四個城市中，PM2.5 超標的天數比例為39.5%。2013 年，地下水極差的有15.7%，較差的有43.9%。東海污染最嚴重，49.5% 的水質屬劣四類，杭州灣的劣四類水質更達100%。
二氧化碳是近年環保人士聞之色變的溫室氣體，我曾翻查數據，在2010
年中國二氧化碳的人均每年排放量是6.2公噸，雖遠低於美國的17.6 公噸或日本的9.2公噸，但因為中國人口眾多，總的排放量在2010 年已達82.9 億公噸，高踞世界第一，遠遠拋離第二名美國的 54.3億公噸。美國官方估計去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更已達到100億公噸。
有這麼高的碳排放，中國（及其他地方）需要大量的樹木吸納碳氣。但可惜中國卻是一個森林覆蓋率甚低的國家。世界銀行的統計顯示，在2011年，全球的陸地面積中，30.9% 有森林覆蓋，但中國只有22.5%。其實這22.5%，或210萬平方公里的森林已是得來不易。我讀本科生時，寫過一篇中國林業的論文，記得在建國初期，數據雖不齊，一般卻認為當時森林覆蓋率大約只有土地面積的5%，但在五十年代，中國大搞全民植樹運動，據說五十年代後期森林覆蓋已達10%。不過，大躍進年代的數字，可能水分甚多。
世界銀行的數據較為可靠，1990
年森林覆蓋率是16.8%，這些增幅多數是靠造林而來，中國的造林面積公認是世界第一大，規模遠超史太林在蘇聯的造林及羅斯福三十年代為解決美國中部「沙塵碗」（Dust
Bowl）的造林計劃。
不過，中國地大卻物不博，天然條件不足，雖已多番努力，樹林依然外不足以抵擋風沙進迫華北，內不足以吸碳吐氧，阻止水土流失。經濟發展需要能源，若不用核能、太陽能或水力風力發電，碳排放不可避免，在可見將來，中國的碳排放只會增加，不會減少，更須造林的配合支持。
EKC成環保經濟學概念
中國的環境問題雖嚴重得很，但在不少領域，我們也可看到樂觀的因素，原因正是上文提到的EKC。這條曲線源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庫茲涅斯（Simon Kuznets）在1955年的一篇論文，此文說社會的收入分布會隨著收入上升而變得愈來愈不平均，但過了一個轉折點後，收入繼續上升，反而可引致收入不均的情況有所下降。
1991 年，美國有兩位經濟學家把庫茲涅斯的曲線加以發揮，轉而找出污染程度與人均GDP的關係。他們發現，當人均GDP很低時，污染並不嚴重，但隨著經濟發展，污染會逐步上升，在開始工業化後問題更為嚴重；不過，到了人均收入超過6000
美元後，有些污染物有可能隨著收入上升而逐步減少。1992
年世界銀行把此說寫入其每年出版的《世界發展報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從此EKC成為環保經濟學的重要概念。
倘若EKC是一個準確的概念，我們便大可不用太擔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人均GDP已超過9000美元，不少污染物有可能已經到達EKC 倒轉Ｕ形曲線的頂端，將來人均收入繼續上升後，污染可逐步減少。但EKC是否一個合理及真實的概念？
從不少國家的經驗看來，EKC
的確有合理的可能。例如，過去倫敦有霧都之稱，美國加州羅省的霧霾也十分有名，這些城市現在的環境也早已大為改善。港人心中的日本是乾乾淨淨的，但很多人有所不知，過去日本一樣受到工業化的影響而烏煙瘴氣。以二氧化硫為例，1965年日本空氣中的含量高達每平方米160微克，今天污染嚴重的上海或北京，也都只有不足50微克。由此可知，我們看環保，必要從歷史的角度看。
E K C 意味著污染物排放有一高峰點，而不是高處未算高，但這高峰點否存在？這問題頗有爭議性，從多種實證研究可見，有些污染物確有高峰點，只要收入超過某水平，污染便會止升回跌；但有些污染，如因使用能源而產生的二氧化碳，卻未見有什麼下降，就算在發達國家，我們也只見其排放節節上升。
從經濟理論的角度而言，EKC
大有道理。首先，在收入低下物質缺乏的條件下，人民不會樂意犧牲經濟發展以求保護環境。此點正是所謂的too
poor to be green（太窮便負擔不起或不重視環保）。不過，當收入逐漸上升，物質消費較為充分後，物質與潔淨環境的相對重要性便開始改變，更多的人願意付出較高代價以求減少污染，這就是為什麼人均GDP
超越了6000美元以後，人民對環保訴求會增加，從而社會有壓力要減低污染，中國新通過的《環保法修訂案》正是反映這壓力。第二，一些研究也發現，EKC
的位置其實也在移動，它的轉折點似乎逐漸在較低的人均收入便出現，污染的高峰也比從前有所下降。這可能是環保科技在進步，降低污染所需的成本下跌，致使人均收入沒有這麼高的國家也負擔得起控制污染的費用。
保護環境含有商機
EKC所涉及的倒轉Ｕ形曲線也可能含有虛假成分。我們見到發達國家污染程度較低（除了提供能源所需的碳排放外），原因不一定只是因她們的人民對環保的訴求特別高，而是因為她們掌握著有效的環保科技，窮國則掌握不到，而且富國可把污染工業「外判」到窮國，自己卻不沾手，只通過國際貿易購入相關產品。從數據看起來，較窮的國家污染便顯得嚴重（最窮的國家連工業也沒有，污染反而不一定厲害），富國則環境不錯。舉個例子﹕中國與美國都有大量稀土蘊藏量，但美國完全不開採，只是購買，中國則提供九成的世界市場供應。稀土開採破壞環境極大，美國是故意把環境破壞轉嫁到中國了。
世界銀行認為，中國的整體GDP 若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今年已可超過美國，若如此，人均GDP便等於突破一萬美元了。在過去一段時間，中國部分環保指標已開始進步（例如二氧化硫的排放），但相當一部分仍未改善。在未來的階段，保護環境因為可提高人民的福祉，而GDP的目的也同樣是使人民更幸福，所以環保可視為創富活動。換言之，中國應視環保為可賺錢的產業，投資量起碼要等於GDP的3%，從前把環保視為成本，是過時的看法。另外制訂「綠色GDP」，把環境破壞帶來的損失也納入GDP的計算中，現在時機應已成熟。
如果中國肯投放更多的資源在保護環境之上，香港是應有商機的，貿易發展局注意到這空間，是港商頭腦靈活的表現。環保需要工程與科技，也需要人才，香港的大學早已有不少環保的科學與工程人才，而且有相關課程，大可在這些領域多作發展，並培訓更多人才支援工商界。這也是增加香港實力的一個重要方向，對香港的政治與經濟以至在中國的地位都會有幫助。
(HKEJ 2014-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