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不喜歡參加政治活動，但近日香港媒體報道最多的幾項政治活動當中，我卻參與了四項，而且認為理所當然，義不容辭。
第一項是「幫港出聲」，它去年八月成立，我不是會員，卻算是催生者之一。港人其實勇於表達意見，不算沉默，但中間大多數卻苦無表達的平台，所以其意見未能彰顯。第二項是「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我是發起人之一，但無參與具體的組織活動。包括中間派在內的大多數港人反對「佔中」，而且希望有普選，「大聯盟」搞的簽名運動在執筆寫此文時，已有超過一百五十萬人簽名，是香港歷來規模最大的群眾運動，可見其口號得到極多港人的共鳴。第三項是「十三學者」的政改方案，我是參與的十三人之一。方案是要力圖在激進泛民與中央的對立中找出那道狹窄的縫隙，讓港人可以在二零一七年有普選。第四項是三十九位溫和建制派與泛民的簽名呼籲，希望對立的有權人士能放下成見，大家有商有量。我不是建制派也不是泛民，但也認同呼籲的內容，是三十九個簽名人之一。
這些活動的目的都是要爭取機會，把中間派的看法大聲說出來，受到社會廣泛注意，正是因為有相同看法的人，在大家的身邊都容易找到。
為什麼中間派意見重要？我在四年前寫過兩篇長文，分析社會兩極化的後果與成因，可能是近年第一個嚴肅探討社會撕裂的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各人的意見儘管並不相同，但只要中間持平的人人多勢眾，那麼社會便較為穩定、和諧。但假如兩邊（或多邊）的人意見南轅北轍，互視對方為邪惡之輩，那麼無論這社會採用民主或是獨裁的制度，它也會難以管治，內耗連年。
世間事物往往有正反兩面的辯證關係，黑白分明並非常態，但在撕裂的社會中，對立的雙方卻不會作如是想。他們喜歡把有利自己的觀點的論據加以誇大神化，有利對方的則視為荒唐之言，久而久之，更會只聽見自己喜歡聽的聲音，不肯結交與自己意見不合的朋友。當他們質問別人「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你聽見人民的歌聲嗎）時，其實卻只是把自己小圈子的聲音誤以為是全民的聲音，嚴重的還以為自己是民意的代表、正義的化身！這當中有無病態，我不得而知，精神科醫生才更有資格判斷。這裏想起今年教宗方濟各的一次發言。羅馬人民對他十分崇敬，民間把他神化為超人，但他卻不領情，反而引用佛洛伊德的理論，認為每一個理想化（或神化）的過程，都只是掩蓋著性格中攻擊性的偽裝，這個教宗不簡單。
人民的聲音究竟是什麼？小圈子朋黨的聲音可作參考，但切不可當作代表整體人民。讀社會科學的人都會懂得，民意調查更有代表性，但前提是一定要有科學的隨機抽樣，而且問題要設計得合理。香港的民調結果多如牛毛，但在政改或佔中問題上所得的結果卻出奇地頗為接近。以《明報》月前所搞的一次便頗具代表性，它發現百分之五十七的人接受只要有普選，便應「袋住先」（先接受）的方案，百分之二十八的人則反對。換言之，扣除餘下的百分之十五沒有什麼意見或態度不明顯的人，三分之二的港人接受「袋住先」，三分之一的人卻反對，難怪港府有底氣在廣告中說：「有票，真係唔要？」有關「反佔中」與「佔中」的民意比例一樣也是二比一。由此可知，「保普選，反佔中」的確是有如上文所說，包括了中間立場的大多數。「大聯盟」動員力雖然有限，但也有百多萬人出來簽名，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雙方強硬派都不希望普選
中間路線今日雖有不少評論的支持，我卻認為普選之路仍舉步維艱，形勢凶險。香港政治上對立的雙方，皆有強硬派不希望有普選出現。我們這些所謂中間溫和派的處境便有如八九年五月十五日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到訪北京前，一些知識分子力勸學生暫時應撤離天安門一樣，他們知道硬碰硬的策略後果堪虞，事後亦證明他們判斷正確。可惜，廣場運動有其自身規律，學生被勝利沖昏頭腦，認為這些知識分子沒有資格說三道四。歷史往往不斷重演，香港政壇中人似乎也不會吸收教訓。
在「反佔中，保普選」運動中簽下自己名字的人當中，我感受到一種怒氣。他們很多都對我說，已忍了很久，不忿自己被「代表」了，更不喜歡某些政治活躍分子胡亂攻擊別人的手段。《龍的傳人》作者侯德健在批評學生的鬥爭時說過：「那麼你用你反對、你要打倒的方法去打倒你要打倒的對象，結果是什麼呢？結果是你必須再被打倒一次。」這位歌星是很有智慧的人，香港一些政治參與者所用的手段與侯的描述一般無異，港人應棄掉極端思想，重回中間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