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區清場的啟示 (雷鼎鳴)

從警方在旺角清場的場面所見，我們可確實以下的判斷。

第一，部分示威者法治觀念淡薄，甚至是目無法紀。若果不是，為甚麼會抗拒法庭頒下的禁制令？就算後來不得不停止阻撓，也諸多小動作，心中顯然不服。

第二，他們阻礙警察進逼時，哪有一絲一毫的「愛與和平」？用上有殺傷力的螺絲釘「盾牌」去對抗警察，幾乎可視作武力襲警了。

第三，佔領運動使到參與者自己變得神憎鬼厭，絕大部分市民十分反感，他們躲在同聲同氣的網上群組小圈子當宅男宅女時，或誤以為自己代表港人，但現在一落區擺攤檔，便被市民喝罵趕走，有理智的都會知道佔領運動損害他人利益，不得民心。既然他們毫不理會他人意見，對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選擇性的忽視，港人又怎可相信他們口中所說的爭取民主是真心的？


滋事者雖屬少數 憂香港被拖累

第四，參與佔領運動的學生（據一些調查說只有16％的留守者是學生）與另一些龍蛇混雜的佔領者性質本來不同，我們不應混淆，但學生領袖卻不但不肯與衝擊立法會的激進分子切割，還直接跑到旺角去「支援」，因而「求仁得仁」，被警逮捕，我們不得不懷疑他們的心態與唯恐天下不亂的滋事分子頗有共通之處。

香港既已出現了一批目無法紀，不尊重民主精神，但又自以為捍衞民主，對和平沒有興趣，心中可能充滿仇恨不惜使用暴力的滋事分子，香港如何「收科」？我一向都是樂觀的人，深信這些人只是少數，就算在年輕人中，講理性肯發奮向上的仍是多數，但卻也不能不擔心香港會被拖累而沉淪。

警方這兩個月以來表現得極度克制，所用的武力與外國的相比，屬小兒科級別。這雖凸顯出警方希望用和平辦法解決紛爭，但掃帚不到，塵埃不清，放棄了必須武力，清場的效率豈不大打折扣？經濟學素有犯罪經濟學此一領域，其中大量的證據皆顯示，預期刑罰的高低對嚇阻力大有影響，所謂預期刑罰，是被罰的機會率乘上被罰的強度。若執法時罪犯太多，他們被抓到起訴的機會偏低，那麼刑罰便需夠深夠重才可能起到嚇阻作用。法庭如何判決，我不得而知，若是判得重的話，參與者人數會減少，他們被抓的機會便增加，這會造成良性循環，更少的人願意以身試法。反之則犯罪者增加，警方無法處理。

千方百計要挑起動亂的人會否為香港帶來民主？這是不可能之事，但相反的局面，即香港更遠離民主，卻是大有可能。香港在今年年底內能否把幾個佔領區全部清場？我看不易。若情勢惡劣，港人忍無可忍，便會有愈多的港人轉而要求中央插手。

中央顯然不願派武警到港鎮壓，因為此事的後遺症很大。但若有眾多的港人「邀請」，負面效果也可減低。但就算出現此局面，按照基本法所許容，把內地法律短暫地應用於香港，即接管香港一段時日，清除了社會的癌細胞後再回歸香港的一國兩制，重回香港的法律，比派武警來港會更有效。顯而易見，這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但卻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我在美國教書時，系內一些資深同事因為小事爭拗而釀成相互鬥爭不絕，校方解決問題的方法便是高層派人來接管了兩年系務，才再讓我系自行運作，所以我對「接管」是見怪不怪的。


用選票表態 懲罰胡搞之人

但既然接管並不是好的選擇，我們倒應想想其他辦法避免出現此局面。最有效的仍是港人回歸理性，大家對形勢深入思量，把漂亮但虛假的口號擯棄之。其實一些支持佔領運動的政客亦心急如焚，此運動拖得愈久，明年區議會及後年立法會選舉便愈受影響。港人若沉得住氣，用民主方法用票懲罰胡搞之人，並支持警察執法，比邀請內地接受香港來得穩妥。

 

(Sky Post     2014-11-28)

日本的安倍經濟學已失敗 (雷鼎鳴)

日本GPD今年第二季及第三季比去年同期分別下降了7.3％及1.6％，說明了日本又再陷入衰退，也印證了安倍經濟學所要射出的三支箭中的兩支，已呈敗局，至於第三支箭仍未射出，沒有實踐驗證。

安倍已射出的兩支箭，其實是頗典型的凱恩斯刺激政策，我不會對其失敗有任何驚訝。事實上，過去20多年，日本絕非沒有採用過種種增加政府開支的財政政策及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但日本經濟不但仍是一沉不起，政府還債台高築，欠債從90年代初佔GDP的六成多增至現在的227％，但日本政客及凱恩斯主義者卻仍不肯面對現實。


提高開支 將來勢必加稅

安倍的第一支箭是用上10.3萬億日圓的開支去刺激經濟。此等政策，的確有可能起到一些短暫性的效果，就業會稍增，股市也會利好，但80％的日本人根本沒有股票。天下間沒有免費午餐，我們一定要問錢從何而來。政府錢的來源不外有三：一是現時加稅，二是借貸，但這意味着將來要加稅還錢還利息，三是多印鈔票以供政府使用。若現時加稅，人民的消費及投資開支自然都要往下調整，抵銷了政府開支的刺激作用，就算是靠借貸抵擋一陣，把加稅延遲，理性的人民也可預知需要多儲蓄才可應付將來更高的稅率，現在不能不節衣縮食。現時或是將來才加稅，據經濟學中的所謂「李嘉圖等同」（Ricardian Equivalence）理論，效果是一樣的。至於初級教科書中所提到的「平衡預算乘數」（Balanced Budget Multiplier）我是從來不相信的，因為它不符實際世界。

在日本，靠增加政府開支去刺激經濟尤其容易失敗，日本政府欠債已這麼多，光是支付利息，有人估計每年便要用上2,500億美元，等於GDP的5％，若還要死撑開支，豈不是使自己更泥足深陷？

安倍的第二支箭是炒掉舊的日本央行行長，委任主張大手量化寬鬆的黑田東彥當行長，又再次啟動印鈔機，以2％的通脹率為目標。


進口貨加價 總體消費同受壓

此種做法其實有點無賴，因為政策不外乎想達到以下目的：第一，開動印鈔機後通脹可能出現，日本政府欠下的巨債主要為內債，有了通脹，將來還錢時，那些錢的購買力便大不如前，變相等於還少了錢給人民。另一角度看，實質利率也就下降，政府負擔可減輕。這便是為甚麼有人說這是inflate the debt away。第二，央行印鈔票後把錢都借給（其實等於是送給）政府，後者便有錢可用，但隨着而來的理想目標是通脹，而通脹會把人民所擁貨幣的購買力降低，變相等於抽了他們的稅。既然如此，人民既知自己的實質財富減少，用錢時也會更克制。第三，印鈔票可把日圓推低，有利出口，但代價是日本人民購買進口貨物時負擔更重，總體消費也會受到遏抑。從2012年底安倍上台後到現在，日圓貶了25％，日本股市雖有上升，但擁有日股的外國人也要把這25％的匯率損失計算在內。此外，借錢予日本的人可能會蒙受更大的損失。

第三支箭雖仍未射出，但此箭的效果可能會好一點。第三支箭具體內容雖仍模糊，但我們已知這主要涉及改革企業，提供不同的稅務誘因等等，以圖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婦女加入勞動市場，對外開放及減少無謂的規管等。這些措施將來推動時，也許有實際好處，但其效益卻仍可能很有限。日本既然欠債這麼多，連年的財政赤字嚴重（去年赤字等於GDP的9.2％），現在連新生債務也停止不了，又會有多少空間可減企業的稅？

日本的經濟困局絕非靠擴張性的財政及貨幣政策便可以挽救。二十多年前，日本政府開支及收入都來自等於GDP的30％左右，今天收入仍是GDP的30％左右，但開支已約等於GDP的40％，這如何不出亂局？其人口老化程度，比香港還領先十餘年。港人也應以日本為鑑，避免在人口老化時，在政府理財上步日本的後塵。

 

(Sky Post  2014-11-21)

中國科研的量與質 (雷鼎鳴)

中國三十多年來經濟增長強勁，現在其勢頭雖無衰竭跡象，但居安思危，我們必須好好搞清增長動力的不同源泉，才能準確評估中國經濟的前景。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中國的科技能否不斷進步，是經濟可否持續增長的關鍵。

 

從前中國科技遠遠落在先進國家的後面，但卻可發揮後發優勢，把別人的技術學過來，現在中國與發達國家科技上的差距已大幅收窄，要學別人也不一定輕鬆簡單，自己的創新能力是否足夠便變得十分重要。科技及創新能力若都能進步，又會刺激資金投資的回報率， 使人民有更大誘因儲蓄及投資。接受過高深教育的人，在新科技面前，也會變得有用武之地，這些都是推動經濟的利好因素。

 

成果數量 增幅驚人

 

科技不會無緣無故的進步，它需要投資。中國在科技上的投資表現如何？這要從量與質兩方面來看。

 

在量方面，中國對科技的投入及成果的數量，其上升的速度都是驚人的。我本來並不是對中國科技跟得很貼的人，但小兒是科學工作者，每次有論文在《自然》雜誌發表，我都會順便把此雜誌不少的報道加以閱讀，並搜索一些相關資料，以長見識。《自然》與《科學》是自然科學中的頂尖期刊，但《自然》很奇怪，除了一些我無法讀懂的專業論文外，其他的內容更像一本有關科學的新聞及通俗雜誌，它對中國科技的發展，常有巨細無遺的權威性報道，使我獲益匪淺。最近的一期，便發布了一個「自然指數」（Nature Index），使我們對各國在當年的科技成就，判斷有了新的依據。

 

「自然指數」基本上是一個量度不同國家或不同科研單位某年在一流刊物發表了多少篇論文的數據。又因為現時科學界的論文常會在一篇文章內共有十多名甚至過百名作者，所以需要把文章除以作者人數，以免在計算產量時重複計算，誇大了成績。《自然》選了自然科學最頂尖的68份期刊，並以每個國家在這些期刊曾發表了多少文章作為量度準則。在2013年，中國在這68份刊物中，共貢獻了5205.6篇論文（如某論文有10 個作者，其中只有1 人來自中國的科研機構，那麼此人便貢獻了0.1篇論文），在全世界屈居第二，遠在貢獻了18642.88篇的美國之後，但高於德國（4076.97篇）及日本（3370.85 篇）。從百分比的變化中，中國2013 年比2012 的產量增加了14.9%，進步速度遠拋遠拋離其他國家。事實上，幾年前中國的論文產量仍只是普通，現在在頂尖期刊中卻已是世界第二了。

 

若以科研機構而不是國家的產量作根據，中國科學院的表現已算不錯。在2013年，中國科學院在物理科學刊物中發表的論文數目全球第一，在化學領域及地學領域中也都是全球第一，在生命科學中卻是全球第四。不過，我們若提高標準，只用頂尖中的頂尖《自然》及《科學》兩份刊物論文的數目，那麼，中國科學院的排名便跌至世界第十，比不上第一的哈佛、第二的麻省理工、第三的史丹福等等。我們也要注意，中國科學院是一人員眾多的機構，其專家人才共7772人，研究單位114個，遠超外國的大學。

 

在大學中，北京大學發表的科學論文在世界排名22，猶勝哥倫比亞大學，而且2013年論文數量的增長率達31.5%，速度比中國科學院更快。此外，清華排名37、中國科技大學排名49、復旦排名74，都屬進入世界級的行列了。在短短幾年之前，這些都是達不到的。

 

科研開支 居世第二

 

量度數量的另一指標是投入科研的資金增長有多快。世界銀行有發表過數字，排列各國科研開支佔GDP的比例。世上最肯搞科研的國家是以色列，2012年科研開支佔GDP 3.93%，另外北歐國家大都肯用錢，芬蘭用了GDP 的3.55%，排第二；瑞典用3.41%，排第三；新加坡是2.1%，排十三；至於中國，是1.98%，世界中排第十四。

 

不要看輕這第十四。在1996 年，中國科研開支只佔0.6%，現在不但比例上升，而且GDP 也增了多倍。今年科研開支應可突破GDP 的2%，而中國GDP有機會超越10萬億美元。如此一算，可知科研開支可達200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與排第一的美國仍有差距，但與其他國家相比，已是天文數字了。

 

如此的投入，總會有些成果。中國的航天科技及資訊科技都屬世界級，也有好些著名的資訊及生命科技公司出現。在北大及清華附近的中關村走一走，你會見到大量一座座建得美輪美奐的科技大樓矗立，舊日中國科學院屬下各研究所頗為殘破的大樓已變成現代化的建築，這都可視為量的進步的一種指標。

 

不過，在科技成果上，量固然重要，但更具意義的是質。換言之，我們必須要問，投入了那麼多資金，其成本效益是否恰當？錢是否用得其所？在這些問題上，中國的表現只是差強人意，甚至是表現不濟，大有改進的空間。

 

首先是最頂尖的論文的數量。正如上文提到的，龐然大物的中國科學院在《自然》與《科學》刊登的論文的數量並不多，在2013年加起來才有18.64篇，這比起2012年雖已增長了197.5%，但數量上卻仍比不上獨沽一味只有生命科學一個領域的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的23.83篇。

 

其次是每年近2000 億美元的經費是否都被用在科研上？業內流傳各種估計，有種說法是只有四成的經費是真正用在科研項目上。我無法證實此數字是否準確，但大量的科研經費沒有用在科研上卻不是什麼新鮮的新聞。公司為了避稅，把不少社交應酬的開支聲稱是科研開支，科研人員一些生活上的消費，也有當作是科研開支等等，不一而足。我的舊同事科大理學院前院長鄭紹遠教授現在清華教學，他告訴我近日中國對這些不當開支大力打擊，處處設限。這本是好事，但從我們的經驗所知，官僚制度訂下過多的規則把教授當賊辦，有時又會反過來阻礙到很多正當的科研活動，如何才能達致合理平衡以免矯枉過正，不可不察。

 

第三，科研人員的報酬機制頗成問題，他們基本薪水低，收入很大程度要靠申請經費補助或是靠獎金，但申請是否成功，往往要看過去論文的數量作決定。這造成了不少急功近利的行為，大家不願花時間在重大但困難的題目上，只肯研究一些可速成但只是枝節的課題。科研人員也無誘因與同行搞協作，因為害怕論文帶來的利益會被其他作者分薄，但這樣一來，不同人等研究的題材常常大量重複，浪費了資源。配置科研經費時尚有另一現象需要面對，大額的經費往往只分發予交遊廣闊的名家，社會關係比研究的質量更具影響力，但配置小額經費時，所用的標準卻又過分嚴苛，可能令申請人卻步。

 

上述的問題，並非中國獨有，只是在中國這些問題的廣泛性及嚴重性可能更大而已，假以時日，或能達致更好的平衡。但第四個問題卻是甚為惡劣，對中國科研的發展極度不利，這便是科研腐敗，學術造假。

 

《自然》雜誌兩度報道，2008年清華有位研究人員曾作過調查，有兩成到三成的研究生承認在科研上曾有不當行為。有些教授或科研人員為了刊登論文，乾脆偽造結果，偷龍轉鳳，剽竊別人成果的也時有所聞。浙江大學曾有位仁兄竟然還假冒簽名，把別人有版權的資料都轉到自己的論文中。我自己也曾無意中發現，我的一些著作被人用另外的名字在內地出版。這種種不法行為中，當以結果造假影響最嚴重，因為這會誤導其他人的研究方向，白白浪費資源及別人的青春。

 

剽竊行為 防不勝防

 

對此種現象深惡痛絕的學者及科研領導者當然大不乏人，前浙江大學校長楊衛便是其中一人。但若要真正杜絕此等行徑，制度上的改革才更重要。內地學者若能在頂尖刊物出版文章，往往會得到現金或房屋等報酬，有內地朋友告訴我，在某些大學，若能在《自然》或《科學》刊登一篇論文可獲得50 萬元的獎金，這對我來說有點匪夷所思，不知是真是假，但《自然》對這類報酬也有報道，恐怕假不到哪裏去。這便容易造成一些人要賺快錢的心態，若要快，又哪有比得上造假來得快？

 

不過，現今資訊發達，誰人剽竊，容易通過互聯網發現，若是造假，除非論文無人閱讀，否則也可能面對同行未能複製結果而被揭穿，所以要打擊這種活動，關鍵是懲罰機制是否有效。也許是因為面子問題只想息事寧人，並非所有院校或科研機構都有嚴懲犯事者，這對中國在國際科技界的聲譽及自身的科技發展並無好處，對大批勤勉工作的科研人員更是不公平。

 

從上所述，我們可知中國科研在質的方面可改進的空間實在很大。美國能執世界科研的牛耳，根本原因在於能在這一百多年來建立了一套可自我創新、自我監管及可持續的科研系統，而且矽谷的成功經驗，也使到實驗室的成果可迅速商業化轉成生產力。此等經驗中國已部分掌握，否則中國的科研人員便不可能在頂尖期刊發表真正有份量的文章，也不會出現阿里巴巴的馬雲及百度的李彥宏（曾在矽谷工作過）兩位首富，但當然要走的路還遠得很。

 

我是一個樂觀的人，現時的缺陷會視之為未來可改進經濟繼續增長的空間。事實上，正如近日歐洲經濟學會的候任會長茲利波提（Fabrizio Zilibotti）在北大的「嚴復經濟講座」所言，每一次到北京，都像到一個新地方一樣，變化實在太快。這是朝氣勃勃的表現，是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常見的現象，在以前香港的上升期也曾有過。在此等力求上進，敢與天下爭鋒的精神推動下，科研界的一些負面現實，總會被沖走，中國科研成果的質與量能挑戰美國，在部份領域甚至能超越，也許二十年左右便能實現。

 

(信報    2014-11-18)

 

港元匯率制度有何前景? (雷鼎鳴)

日前匯豐副主席王冬勝說香港應思考一下聯匯制的未來，他認為有五個選擇︰

 

一、現行制度維持不變；

 

二、港元將來跟一籃子貨幣掛鈎；

 

三、港元自由浮動自由兌換；

 

四、與人民幣掛鈎；

 

五、直接使用人民幣。

 

香港的財金官員回應時，例行說無計劃改變目前的聯匯制。

 

此種回應通常不能告訴我們什麼，當政府不打算改變聯匯制時，她自然會說不會改變；就算真的有計劃改變，她也絕不會預先公布，否則港元的炒賣活動必然嚴重，有損經濟。既然如此，記者詢問財金官員，要求回應，是多此一舉，強人所難之事。要預測將來聯匯制會否改變，自己分析反而是更實際的方法。

 

沒有永恒的制度

 

世上沒有永恒不變的制度，聯匯制亦然。事實上，香港的貨幣制度在歷史上也曾經歷過多次變革，這些經驗，也可有助我們探求未來應走什麼道路。自鴉片戰爭後，香港絕大部分時間的貨幣制度都有固定匯率的元素。1934年及以前，香港跟從內地，採用銀本位，港元與銀掛鈎，在概念上這與跟其他貨幣掛鈎並無太大分別。但在1934 年，美國政府大量購銀，太多銀流出，使中國與香港都決定放棄銀本位。1935年，港府買下了幾乎全部私藏的銀，並把這些銀在倫敦售出換為英鎊，從此港元便與英鎊掛鈎，匯率是16港元兌1英鎊，香港老一輩的人相信也記得從前港元與英鎊掛鈎的事實。政府也同時貫徹與聯匯制有關的其他制度。

 

除了1941 至45 年日治時代外，與英鎊掛鈎的聯匯制一直維持到1967 年11月，都無變化。但當年英鎊大幅貶值，港元若繼續與其掛鈎，便要一同貶值。政府最後決定繼續與英鎊掛鈎，但匯率在1967年11 月改為14.55 港元兌1 英鎊，等於港元相對於英鎊升了值。不過，固定匯率一旦改變，匯率便很難維持下去，聯匯制也就岌岌可危，終於放棄。1972年7月到1974年11月是一個過渡期，港元一度與美元掛鈎，自1974 年底開始到1983 年10 月16日香港採用了匯率自由浮動制，但1983年香港前途不明朗，港元兌美元匯價一度下跌近五成，英倫銀行及港府決定再在香港實行聯匯制但與美元掛鈎，匯率7.8，直至今天都如是。

 

由上可知幾點︰第一，香港歷代政府似都相信把港元的匯率固定下來，無論是與某大國貨幣還是與貴金屬掛鈎，都是較適合香港的做法。第二，浮動制有頗大風險，貶值可以十分凌厲。第三，聯匯制不可隨便改動，1967年將港幣升了值，接著就要放棄與英鎊掛鈎的聯匯制。

 

細說五個選擇王冬勝所提的五個選擇各有優劣，分析如下︰

 

【現行制度維持不變】

 

保持現狀風險較低，但並非沒有成本。將港元與某國貨幣掛鈎，這個國家的貨幣需要滿足一系列的條件，但最重要的條件有兩個。第一是此國的商業周期最好是與香港的同步，此國的經濟向好時，香港經濟也是向好，向下時也是在兩地一齊發生。這是因為在聯匯制下，香港的利率必須非常接近該國的利率，否則資金會從低息經濟體大量流入高息的地方，因匯率固定不變，買賣貨幣時不用考慮匯價的損失。

 

在1998年期間，美國經濟不錯，所以利率高企，但香港不濟，卻不能不加息，這使經濟復蘇更困難。在金融海嘯後，美國需要低息環境，香港不得不跟隨，這便誘發資產泡沫，樓價更易居高不下。第二個條件是掛鈎國的貨幣政策要有一定的穩定性，大家信得過，若港元與津巴布韋的貨幣掛鈎，則港元危矣。現時港元與美元掛鈎，但美國經濟與香港經濟日漸脫節，商業周期不同步，自然問題叢生。

 

【港元將來跟一籃子貨幣掛鈎】

 

跟一籃子貨幣掛鈎也不失為一可行之法，這使境外經濟體對香港經濟的影響較為分散，香港的利率較不會受另一個地方的利率牽著鼻子走。但一籃子貨幣中各貨幣的比重一般與其跟香港的貿易量成正比，不應是隨意訂定，否則港元便會太受一些與香港無甚來往的國家的貨幣影響，風險更是難測。

 

在1983 年港元開始與美元掛鈎之時，香港出口最多的目的地是美國，佔港出口的32.3％，其次是中國大陸，佔11.5％，其他的國家，比重都很低，例如英國是5.8％，德國是5.5％，日本是4.4％。當時若選用一籃子貨幣，也可按這些比例決定籃子中各貨幣的比重。我們也可看到，當時單選美元與其掛鈎是合理的，因她與香港經濟關係最密切，兩地的商業周期也因而較易（但不完全是）同步。

 

但時移世易，今天香港總出口的目的地已有大變，2013 年，54.8％的出口目的地是中國大陸，美國是9.3％，日本是3.8％，德國是2.1％，英國是1.5％。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是大陸，就算我們刪除轉口貿易，只看本港自己貨品的出口或入口；也或不看貨物貿易，只看服務的出口，結果亦無甚改變。按此推論，若與一籃子貨幣掛鈎，其實大部分是與人民幣掛鈎，後者仍非國際上自由兌換貨幣，與其掛鈎，可能有不利影響。

 

【港元自由浮動自由兌換】

 

任由港元自由浮動，香港在1974 至83 年間已試過，效果不太理想。香港是一較小的經濟體，但同時也是資金隨便可進出的金融中心。倘若某天突然有大量外幣流入或流出，港元匯率波動可以十分巨大。這有如一個小小的水桶，隨時有大量的水流入或流出，水位上落可以很大。政府不是沒有手段去維持匯率穩定，但這些手段並非毫無成本。匯率太過波動，對經濟並無好處。

 

【與人民幣掛鈎】

 

港元與人民幣掛鈎會帶來不少好處，近年中港兩地經濟關係密切，內地經濟榮枯理論上對港影響很大，商業周期共同進退的機會也較高，長遠來說，港元與人民幣掛鈎是很可能之事。但在中短線而言，人民幣尚未自由兌換，港元若與其掛鈎，可以出現甚多困擾。例如，倘若有人手持大量港元要換取人民幣，香港是否能提供足夠的人民幣供其兌換已成問題。人民幣在國際中自由兌換，是港元能否與其掛鈎的重要考慮。

 

【直接使用人民幣】

 

《基本法》規定，香港有自己的貨幣，若是只使用人民幣作為流通貨幣，於法不合。但若港元與人民幣掛鈎，實質經濟影響與直接使用人民幣作為流通貨幣並無二致，所以暫不用考慮王冬勝這第五個選擇。

 

終會與美元脫鈎

 

其實除了這五個選擇外，港元制度也尚可有其他多種安排，但都各自有缺點，在此不贅。

 

我自己的判斷是港元與美元的鈎，終也會脫掉，到時港元與人民幣掛鈎而不是與一籃子貨幣掛鈎的機會很大。與單一貨幣掛鈎透明度便較高，人民容易掌握匯率變動的影響，而且反正一籃子中大部分都是人民幣。

 

不過，我們可能要多等十年八載此種政策才會落實，到時香港經濟很可能更受內地經濟影響，中國的國力比今天更強，更多國家願意用人民幣做儲備貨幣，人民幣或許已可自由兌換。若是有此前景，政府今天不打算改動匯率制度，也在情理之中，倘若改動，過幾年後又改為與人民幣掛鈎，豈非自找麻煩？

 

港元的匯率制度若較合理，與時並進，的確可減少香港出現高通脹或長期通縮的機會，而且香港的樓市也會較健康。但我們也不應過分誇大其作用。例如，倘若樓宇的供應量未能適度增加，樓價也只能居高不下，下一代的港人仍會買不起房子，社會矛盾持續，用什麼匯率制度也化解不了此事。

 

又例如，若港人的精力創造力都只用在一些徒勞無功、效果與原本目標適得其反的社會活動上，香港的生產力只會一沉不起，社會矛盾不但不能化解，反而變本加厲，無論匯率制度如何改善，香港仍不能改變下滑的大趨勢。

 

(信報    2014-11-14)

自首與恩恤賠償 (雷鼎鳴)

佔中運動的發起人表示不久的將來會自首，這是他們早應做之事。既然他們一早便已知道整個運動涉及違法行為，警方又知道他們的地址，將來若不執法便必有損法治（除非有惡法，否則守法是法治的必要，但不一定是充分條件），與其被拘捕，不如自首。

我從來認為佔中也好，雨傘運動也好，不單違法，而且都是不道德的行為，它們在未經人民授權下，大規模地侵害了無辜市民的利益，目的是否崇高人言人殊，但追求任何目的，都不可不擇手段。不過，我一向不會批評發起參與這些運動的人不道德，除極少數不懷好意的人之外，他們大多數都只是判斷力有問題，所做之事不但損人不利己，而且使到香港離民主之路更遠，絕大多數的市民對佔領運動厭倦，希望參與者早日退場，都是很自然的事。

自首只能解決小部分問題，但卻未能觸及關鍵。兩傘運動中，多少商戶受到損失，欲哭無淚？多少運輸業從業員少了生意或工錢，手停口停，禍及家人？多少港人每天無法不浪費多點時間擠車返工？他們都不是大富大貴，只是普通市民，社會中人誰會代他們說話？就算有，也會另有些人對他們的代言人大肆攻擊抹黑！


濫用自我犧牲精神 累及大眾

上述的損失雖然重要，但若與香港經濟因此事而受到的長期破壞相比，卻是微不足道。自首者或運動的參與者有無絲毫的想過，他們會賠償受害者的損失嗎？在無辜受害者眼中，運動者自以為崇高的目的，根本毫無意義，自我犧牲的精神也用錯了地方。911恐襲的恐怖分子，哪會不深信自己極度正義？他們連命也肯犧牲，在同夥人眼中，正義指數偉大精神，豈不高企？但在911死難者看來，他們只是窮兇極惡之輩！

要雨傘運動的參與者主動賠償受害人的損失嗎？別說這是緣木求魚之舉，他們就算要賠也賠不起。同理，911受害者最多也只能要求美國政府替他們報仇，豈可能奢望恐怖分子會主動賠償？而且幾千條生命消失掉，又賠得了甚麼？

不過，美國政府當年卻的確推出了一個「9/11受害者補償基金」（9/11 Victim Compensation Fund）值得香港政府思考。此基金最初曾在2001至2003年運作，對因911事件而受傷、死亡的人或家庭成員發放恩恤金。在2010年，奧巴馬又再簽訂法律，使後來因911的傷害而患上癌症、呼吸病、中毒的人作出賠償，共97％有申請的家庭收到賠償，共用了70億美元，平均每家庭得180萬美元。

美國的做法其實頗為謹慎，它有小心防範一些非法訛騙之徒，賠償的準則也頗為仔細，例如哪一些癌症可賠，哪些不可也有區分。更重要的問題是，政府有無責任為恐襲分子埋單，代他們作出賠償？


損失嚴重者 政府或可作酌情處理

政府當然無此責任，所以美國政府付出的70億美元應視之為對受害人民的恩恤金。但這會不會引起道德風險？既然受害人會得到政府賠償，那麼人民會否對恐怖分子不為已甚，甚至希望他們多所行動，使自己有機會得到政府的賠償？這不太可能，美國政府付出的只可能稍減受害人的損失，很少人會以自己的生命及健康換取政府的恩恤。
香港既然有大量市民受到雨傘運動的侵害，除了自嘆倒楣，應否得到政府的恩恤？政府的確無法理上的責任花費納稅人的金錢推出恩恤金，但從政治的角度而言，卻不可說沒有道理，但若要這樣做，起碼也要考慮清楚幾點：第一，恩恤的目的只是出於同情，無端受到侵害的無辜港人。第二，恩恤不可能亦不應變成全面的補償，否則政府也負擔不了支出，而且這容易造成錯覺，將來政府會用納稅人的錢去替搞類似破壞活動的人埋單，這樣會鼓勵更多的非法活動。第三、恩恤的準則要訂得嚴謹，不容許訛騙活動。

政府在應付雨傘運動衝擊時，不可忘記，大多數港人正在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他們都是無辜之人，政府有責任保護他們，恩恤那些損失特別嚴重的人，發揮民胞物與精神，是合理之事。

(Sky Post   2014-11-14)

佔領運動蓋棺前的定論 (雷鼎鳴)

佔領運動發生後， 我大部分時間在北京大學訪問，直接感受內地對此運動的回應。在內地，就算不在互聯網中翻牆，要掌握佔領運動的形勢，也沒有多大難度。在早期，《人民日報》天天在評論，央視報道也多，互聯網的訊息更是海量的，一個月前，很多人都相信此種密集評論是中央要動手鎮壓的先兆，但中央政府似乎突然發現，此運動大有可利用之處，暫時根本毋須鎮壓（這不意味將來要鎮壓的機會是零），反而應大鑼大鼓的報道運動的發展，惟恐內地人民不知道。

 

此種較新奇的態度自然是因為中央政府認為香港可作反面教材。 這點有兩個不同層次的含義。

 

第一，香港對內地經濟的重要性早已江河日下，我2010年初在本報撰文，用數據指出香港GDP 佔中國GDP 的比重急劇下降，就算香港陸沉，對中國影響也是輕微，現在此觀點似已成為主流意見，在內地建制中恐怕更是如此；我提出過的數據，被「使用」的次數多得不知其數，我用「使用」一詞而不用「引用」，因為我的名字並無怎樣出現過。

 

弊病浮現 局限一處

 

但在香港經濟相對重要性下滑的同時，政府施政又屢屢遇到不同程度的狙擊，更而出現極多市民十分反感的霸路行為，法治精神受到嚴重侵蝕，而造成此種局面的始作俑者正是打正民主旗號的人士，這便不由得內地人民及港人會產生聯想：民主不利經濟！

 

此種聯想不完全正確，因為民主有劣質優質之分，破壞民生的，只是失控的劣質民主而已。但此種認知，大大有利於主張民主要循序漸進、社會要穩定的內地正統觀點，中央政府對佔領運動忍手不動，並大力報道，我們不用奇怪。

 

第二個層次是2007 年時中央為什麼同意香港在2017年可以有普選？中國經濟進展速度驚人，中產階級大量增加，將來對民主的訴求必會強烈。但什麼形式的民主適合中國？答案卻無先例可援。按照中國近三十多年發展策略的思維，搞特區、摸著石頭過河的路徑，會被認為較為可行。容許香港出現普選，對其中出現的問題加以觀察並想出對應之道，並把可能浮現出來的弊病局限在一小塊地方，不致影響全國，一發不可收拾，而若普選帶來良好效果的話，則其他地方可逐漸推廣，這些盤算，符合中國的利益。現在香港出現的亂局，正可被視為需要總結的經驗。

 

事物往往有正反兩面，一個大型運動必定會有得有失。對中央政府而言，得可能大於失，因為香港的經驗可以提出不少警戒訊號，使中央政府考慮民主問題時更加小心，而佔領運動所可能帶來的損失，對中央是不痛不癢的；但對香港而言，得與失都較為直接，要小心討論。

 

香港從佔領運動中有什麼得益？不少人認為學生和平非暴力，我長期接觸大學生，相信此評價是對的，崇尚和平、反對暴力對香港社會的確有正面作用。但此種「正面」影響恐怕在現實上容易荒腔走板，效果大打折扣。參與佔領的人當中，顯然也有一批人不是那麼和平的，甚至很想出現流血局面，以方便其下一步的行動，主張和平的學生並沒有意圖或行動與這些人劃清界線，這便容易使自己變成暴力分子的偽裝，客觀上可能掩護到別人的不法行徑，這是十分可惜的。

 

佔領運動 損害可見

 

有人認為金鐘佔領區秩序井然，佔領者也頗守規矩，並逐漸衍生出自己的文化與創意。我在現場高空向下觀察，佔領區的確不算髒亂，這顯然是因港人本來就有一定的素質及背後有高人引導所致。但若說他們懂得守規矩，卻是頗為諷刺，他們正是在犯法，在犯罪現場彬彬有禮地犯法，根本不會改變其行為的本質；至於文化與創意，這本來也是很可貴的，但用不得其所，又有何價值？

 

佔領運動我不認為能替香港帶來多大的好處，但損害卻是有目共睹的，近日與新朋舊友甚至數十年未見的同學見面，幾乎人人為此嗟嘆，大家都深感香港正在生病，內傷外傷紛紛出現。最嚴重的內傷顯然是法治精神受到破壞，法律不被尊重，法庭的禁令也可被視而不見。很多樂觀的人認為香港因為仍有法治，所以仍有「優勢」，但現在是誰在踐踏這「優勢」呢？中大的民意調查發現，最多的港人把法治看成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而民主只是排行第九，這很可能是市民對於以民主為口號而公然藐視法律的人產生反感而發出的訊號。

 

我自去年開始，反覆論述中學時老師所教「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目標無論是否崇高，都不能用以合理化所用手段）。近日吳宗文牧師在其大文中說，《聖經》指明不能「以惡達義」，湯家驊議員也說不能為民主而拋棄法治，都是在說同一個道理，而這道理也沒有什麼難以明白，但就是有些人迴避問題，不敢面對自己陷入道德深淵的困局。

 

法治精神受侵蝕外，佔領運動也帶來其他的內傷，社會撕裂已甚為明顯。最近我與近百名中學舊同學聚會，事前活動的籌辦人都認為大家都不應該談政治或佔領運動，因為大家都見過不少例子，社會中不少家庭內部或朋友之間都因意見不合而吵得面紅耳赤，幾十年的友好關係蕩然無存，我們犯不製造此局面。但幸好我這年紀的同學都極為理性，互相尊重，而且大多數意見都十分接近，對佔領運動持批判態度，才避開一場友誼危機。

 

我們不要忘記，縱然民主制度已是較好的制度，在一個嚴重對立撕裂的社會它也不可能有效運作。撕裂會動搖民主的基石，佔領運動者事事把侵害別人利益的行為當作正義，並用強烈而不恰當的語言表達之，社會中人怎能不憤怒，從而撕裂更嚴重？我一年多前在不少文章中早已預見此情況，但現在已不用我多說，受到損害的港人自己已懂得大聲表達了。

 

媒體立場 迷失方向

 

在是非顛倒的時候，媒體本應嚴守持平的角色，媒體的評論可以有自己的立場角度，只要不違反事實便可，但新聞事實的報道卻須客觀中立準確。我近二十年來，受訪的次數數以萬計，深感今天的記者比從前的更重視立場， 對事實的興趣大減，而且往往希望被訪者替訪問者講出後者想說的話，這不是新聞工作者應有的態度。近日有電台記者跑到藍絲帶聚會的地方挑釁，問參與者「收了多少錢？」在電視訪問節目中，我也有見到主持人無端拷問某著名學者是否為了利益而持某觀點，這種挑釁行為在佔領運動出現後更加普遍，傳媒是否正在迷失方向？

 

內傷外，佔領運動所帶來的外傷也是嚴重的。很多人都問過我，此運動對香港經濟長遠來說會帶來什麼影響？我去年曾經用多種方法估算過，若中環被成功地癱瘓的話，每天的短線損失是16億元左右。現在佔中失敗，中環沒被佔領，反而其他三處地方被局部癱瘓，每天16億元的估算當然不再適用。但現在更重要的是長線而言，香港經濟會否因而轉勢，從此一蹶不振？

 

香港賴以為傲的法治受到侵害我們先不論，眾所周知，香港經濟早已極為依靠內地，而內地經濟卻已並不怎麼依賴香港。中央決定不在港舉辦APEC，滬港通的規則細節早已制訂好，但現在通車延誤，人大常委「8.31」的決議比較嚴苛，種種現象都在顯示中央對港政策正在改變，佔領運動令中央對港不再像過往般信任，認為與香港的經貿合作風險增加，香港能帶來的貢獻也日漸減弱，有其他地方可取代。這些發展對香港長遠十分不妙，但定量上的影響有多大？

 

效率市場假設的一個引申是，股票價格是公司未來利潤與風險的最好總結。嚴格來說，一間公司的股價等於該公司未來利潤的折現值的總和。市場訊息每分鐘都在變，而投資者根據這些訊息的變化不斷重估未來公司的利潤會如何如何，利好消息推高股價，利淡則相反。從9月3日到9月26日恒指共下跌1640點，在此時段內，市場早已預期佔中會在10月1日發生，但很多人相信規模不會很大。

 

9 月28 日佔中發起人突然宣布佔中要提早舉行，並在當天因催淚煙事件而使到規模比早前預期的大，接著在9月29日、30日兩天，市場要消化這新增的未有預期的震盪，恒指再跌745 點。從9 月3 至30日，恒指便累積了9.4% 的巨大跌幅。在同一時段，道指只跌了0.2%，上證指數還上升了3.3%，由此可知，影響港股最大的外圍市場美股與內地股票，都沒有利淡因素造成港股如此大的跌幅，要找後者的原因，必要在香港內部因素中尋。佔中的預期是「房中的大象」，沒有比這更可能是造成9.4%巨大跌幅的因素，雖則有部分跌幅可能是其他因素所造成。

 

熟悉股場運作的人都應懂得，在預知市場快要有重大負面事件出現時，股價便會應聲下跌，若股民等到壞消息正式變成現實時才出貨，不大蝕才怪！但當預期的負面因素已體現時，等於壞消息出盡，股價反而會上升，以後股價的上落便不一定能從中判斷到是否與早前的壞消息還是其他因素有關。

 

按此邏輯推論，從9 月3 至30 日之間，恒指市值主要因香港內部因素而一共蒸發了2.4萬億港元，這是對佔領運動對上市公司的未來負面影響一個極重要的參考值。但又因部分上市公司不是香港公司，佔領運動奈何不了它們，而且未來總會存在不確定因素，所以我們不適宜對上市公司的總損失下一個狹窄的估值，而應作一個損失的下限。我以前曾經發表過的3500億元損失便是這樣的一個下限。

 

自動退場 避免流血

 

我們可用另一種表達方法， 根據我用人口普查與其他數據得出的對香港生產函數估算，上市公司3500億元的損失可算出總體經濟大約會有超過1.1 萬億元的損失。1.1 萬億元又等同什麼？假設香港的GDP 未來30年的實質年增長率由政府預計的平均2.8% 跌至2.7%，即下降0.1個百分點，而實質折現率是2%的話（香港i-Bonds 顯示，實質折現率可以是零），未來30年累積的GDP跌幅的折現值便正好稍超過1.1萬億元。這數字從3500 億元的佔領運動造成的損失下限中推算出來，我也只能把GDP 增長率0.1% 的跌幅視作下限。

 

0.1% 看以很小，很多人都會認為太過樂觀，但這已是佔領運動者所不知道又完全無法承擔的損失了。就算用更近期的數字，情況也無改變。從9月3日至10月31 日，恒指市值下降了5.2%，共約1.3 萬億元，而同期內地股票升了5.75%，美股則升了1.83%，由此可知，外地的升幅遠遠未能使港股收復失地。

 

佔領運動有了這麼多損失，如何結束？這是誰也答不了的問題。最好的結局是學生得悉市民的反感而自動退場，或起碼有些人退了場後剩下人數不多，警方在清場時流血衝突的機會減低。至於有人建議佔中發起人早日自首，我認為這雖然正確，但作用不大，自首後他們仍不會賠償市民受到的巨額損失，市民欲哭無淚，也不會就此收貨。

 

(信報   2014-11-3)

 

大學系主任與特首選拔機制 (雷鼎鳴)

香港政改爭拗的核心問題無非是要設計出一種制度，使到被選出的行政長官都能較為「理想」。在憲制的層面，「理想」的行政長官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中央的認可；（二）港人的認可。

 

如何達到這些目標？世上有什麼制度可供參考？一個大公司內的部門主管被誰選拔的程序並無多大參考價值，因為這些部門主管多是上級委任的，不用多理會該部門其他成員是否認同。用其他國家的總統選舉制度也不適合，因為香港政府只是一個地方政府，特首並非總統，他還有上司，上述「中央認可」這一必要條件與沒有上司的國家元首的選舉格格不入。

 

我想來想去，最接近最有參考價值的制度赫然便是我十分熟悉的不少大學中系主任的選拔制。先進的大學大多實行教授治校，很多決策都是教授組成的各級委員會產生。教授的性質近似某些公司的合伙人，在學術上大學沒有老板這回事，但有人的影響力比其他人大，比如合伙人也有資深資淺之別。不過，在一些重要的行政決策上，大學卻又確有上下級之分，例如某個系有多個空缺可用作聘請新的教員或能招收多少學生，一般地由院長（或副校長）決定，系主任雖能爭取，但卻不能不遵守上級或更上級的決定。

 

系主任是怎樣選拔出來的？通常院長是上級委任，不是選舉產生，但在不少大學中系主任也可能由系內教授選舉產生，校方再委任。就算校方一般對系主任人選不加干預，系內教授也要看重兩點：（一）系主任是否能在系內有競爭性的選舉中勝出；（二）當選人能否代表該系向校方有效爭取利益，並化解一些從上級來的不必要的微觀干預。若是當選人根本不為上級所接受，系內利益一般也沒有什麼好結果。由此可知，系主任被選拔的過程，也要滿足上級的認可及系內教授（公民）的認可這兩個條件，與特首選舉十分相似。

 

這兩個條件怎樣落實？通常校方會設立一個遴選委員會，成員由校方上級挑選委任，以期保證選人過程中不會胡來，這個委員會與特首選舉中的提名委員會十分接近。但遴選委員會看中一個或多個人選後，仍然要得到系內教授投票決定接受誰。在投票中輸掉的，通常無望當選，上級也不願強行委任。讀者至此相信也會明白現時香港所討論的特首選舉辦法其實不是新生事物，而是有例可循。

 

在特首或系主任的競爭性選舉中誰可得勝？日前我在報章介紹過經濟學家道恩斯（Anthony Downs）在一九五七年提出的「中間選民」（median voter）模型，對現時的爭拗很有參考價值。假設選民對政策有不同的偏好光譜，有人喜歡「左」，有人喜歡「右」，或是中間等。為求簡化論述，假設只有兩人競選。參選人最有利的位置便是要佔據中間位置，即把自己的政策主張針對著最中間的選民而設。假設A站在了中間，另一候選人則局處一隅，站在中間偏左的位置，那麼，A便可以把所有中間以右的票全部取到，至於中間偏左而又比較靠近中間的，也會投票給A，而不是B，A會勝出。

 

既然如此，無論提委會（或遴選委員會）挑選出什麼人，就算全是左的或者全是右的，他們又一早便知道在競爭性選舉中會出現上述的佔中間位置者才可勝出的局面，這些候選人如非笨蛋，他們會怎樣做？他們必須在一開始時便找出中間選民的政策偏好是什麼，並靈活走位把自己宣示的政策與他們配合，當選以後，也要如實執行，否則將來會失去支持被踢下台。

 

由此可見，在政策的層面上，只要最終要通過競選性選舉，無論提名或遴選過程如何，最後結局都一樣，當選人都要走中間路線。從此角度看，現在有關的提委爭拗有點無聊。但要指出，「中間選民」理論並不適用於立法會多議席單票制的機制。

 

不過，上述只談政策取向，沒觸及候選人對中央政府的態度。如上文所說，在投票中獲勝只是兩個必要條件中的一個，另一個是要中央接受。所以問題便變成是，在中央可接受的眾多人選中，誰可在選舉中勝出？中央不見得一定要某人當選，但它似乎要保留一種權力，便是有權排除某些人當選的可能。

 

港人若是務實，對中央要保留的這種權力應採取什麼態度？我認為應是支持及利用。我當過系主任，深知在系內政策一定要公平公正，不受極端觀點的影響，以中間同事的偏好定位，才可保持穩定。但同時我也知道，系主任一個重要職能是向校方爭取資源及獨立自主性，這兩個目標往往是矛盾的，除非校方對系主任有相當程度的信任，才能二者兼得。港人若不懂此道理，恐怕後果堪虞，尤其是香港在中國的政治經濟重要性江河日下，國人對港漸失興趣與尊敬，香港特別需要一個中央能接受的超級推銷員為港爭取利益。■

 

(亞洲周刊    2014-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