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化與扶貧委員會的退保諮詢 (雷鼎鳴)

扶貧委員會上周公布了一份名為《退休保障 前路共建》的諮詢文件，內含大量數據及對各種不同退休方案的精算推演，與其說這是一份諮詢文件，不如說它是一個有教育性的資料庫，受過初級經濟學訓練及頭腦清醒的人若肯用心可自行根據文件中臚列的數據推導出什麼退休方案可行什麼不可行，又或不同方案的機會成本有多大。

 

這份文件是扶貧委員會集體意見的反映，但這並不表示各委員有統一立場。不過，政府的立場卻是清晰的，即退休保障不適宜只用一條支柱，確保不同的人可有不同的支柱可依賴，而且政府認為，若「不論貧富」的人都可以從政府獲得同等的退休福利，便會使資源被錯誤配置，窮人得不到足夠的保障。

 

香港社會存三大制約

 

這個立場並非橫空而出，要明白為何政府及相當一部分扶貧委員會委員有這些結論，我們必先要明白香港社會須面對的三大制約，忽視這三個制約的任何一個，都會使到退休方案變得不切實際，不接地氣。

 

第一個制約的是人口老化問題。今屆經濟學諾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在他的通俗著作《大逃脫》（The Great Escape）中曾說過，現時在發達經濟地區出生的女嬰，有超過一半的機會可以活到100歲以上。香港是發達經濟地區，女性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在87與88歲之間，為何這麼多新生女嬰可預期活過百歲？這是因為未來的100年中， 每一個年齡的死亡率都會因醫療進步而下降，不停延長壽命。

 

試想想，就算我們只能活到90多歲，怎樣才能有足夠資源支持我們的生活？有工作的港人，一生中大約工作稍多於40年，但並非每一個青壯年人都會工作，若把勞動參與率也考慮在內，一個港人一生平均工作不過30多年，也就是說，社會中人平均而言，工作30多年便須生產到能支持90多年生活的物質或服務。這並不是容易的事，也完全是一個古未有之的現代全新現象，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除非是特別富庶或天然資源十分豐足的，懂得有效應付這問題?

 

在100年前的西方國家，人均壽命只得54歲；60多年前的中國，人均壽命只有40左右，人民不用太擔心退休問題，不少人根本連退休也沒有，工作至一命嗚呼的也所在多有。但今天不同了，據香港統計處估算，在2014年，15至64歲的青壯年人有504萬人，65歲或以上的有107萬人，但到了2064年，青壯年人將下降至392萬人，老年人則上升至258萬人。我們也要注意，並非所有青壯年人都會工作，真正的勞動人口（包括了65歲或以上仍在工作的人口）只得311萬人，換言之，每名勞動力不但要養活自己、子女或配偶，尚要扶養0.83位長者。我們的退休制度若建基於跨代扶養，必須算一算是否有足夠的扶養比率。

 

香港有些評論人可能是天生樂觀，又或心存僥幸，以為「船到橋頭自然直」，根本不去思考「錢從何而來」的問題，以為既然政府的推算常常出錯，所以扶貧委員會今次的文件也只是「一味靠嚇」。這是很懶惰的低級論述。沒錯，沒有人有水晶球，不可能完全確知將來的情況，但人口結構的變化卻是很緩慢而且有跡可尋，今天的推算，就算有誤差，也影響不到大局。例如，假如沒有大量的新移民，今天若有100名初生嬰兒，30年後便有大約100名30歲的成年人，這個數字不會暴增，若無戰爭瘟疫，也不會暴減。未來幾十年的人口結構預測，雖不中亦不遠矣，我們沒有條件忽視將來出現人口結構呈倒轉金字塔的問題，亦即港人的壽命特別長，造成老年人眾多，但因香港的生育率幾乎世界最低，將來根本沒有多少青壯年的納稅人口。

 

任何涉及跨代式的退休保障制度（包括隨收隨支式的所謂「全民退保」或「老年金」等等），必須面對此一制約：究竟有沒有足夠、仍在工作的納稅人去支付長者退休所用的款項。

 

兩組事實證難扭困局

 

第二個制約是因人口老化而帶來的財政困境。2014年3月3日，政府設立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發表了一份200多頁的報告，推算出人口老化會帶來的財政困難。要注意，這份報告的推演並無包括設立所謂全民退保所需的款項，若是設立，開支要相應增加。

 

在沒有設立全民退保而政府所提供的服務又只能維持在過去水平的條件下，政府的開支依然會不斷增加，蓋因長者所需要的醫療、福利等等項目也會按長者人數上升而增加也。按照推算，2029/30年度便會出現結構性財赤，到了2041/42年度不但耗盡了財政儲備，還要欠債2710億元。

 

港人不會滿意對長者的服務毫無寸進，例如有病時住院日數不能增加，身體稍為康復便要趕緊回家，等候治理慢性病也是曠日持久；但若服務水平按照過去10多年進步的速度繼續發展下去，再加上長者人口迅速上升，2021/22年度便會出現結構性赤字，2028/29年度用盡儲備，開始借債，2041/42年度政府會欠下近11萬億元巨款，佔屆時GDP大約154%，與今天的希臘相似，但比不上日本欠下近GDP 230%的巨債。

 

我機緣巧合，除了是今趟扶貧委員會的成員外，亦曾是「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及「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的成員，見證了多名專家論證人口老化、財政形勢及各退休方案的推算。我對任何人的推算，包括政府的推算，一向都抱着「打爛沙盆問到篤」的態度，不斷質疑他們的假設，不少其他委員亦如是，直到消除疑慮為止。對推算的最後結果，我們不用全然同意，但任何「篤數」的可能性，不論是真實的還是幻想性的，在論辯過程中應早被清洗乾淨。

 

在政府去年才發現人口老化將帶來的巨大財政困局後，我們便不能把頭埋在沙中，要敦促政府堂堂正正地面對這困難。但無論我們如何做，也只能延遲財赤的出現，很難扭轉局面。不信邪嗎？可以，但先看看兩組已知的事實。在未設有全民退保的2010/11至2014/15年度這短短4年內，用在長者的社會保障開支上升了70%，醫療開支上升39%，放在長者的各種開支總項已達553億元（未有算及房屋開支），共增加了56%！這些主要都是拜人口開始老化所賜，未來長者人口肯定迅速再上升，財赤不出現才奇怪。

 

另一組已知事實是參考比香港更早步入老化期的日本和歐洲等地。日本人的壽命及生育率與港人相差極少，但進入人口老化期卻早於香港，日本的今天可視作香港的明天。20多年前日本政府欠債只佔GDP的一半左右，近年卻已升至230%，政府想盡辦法卻仍化解不了人口結構帶來的財政壓力；歐洲不少國家實行隨收隨支的退保，情況亦甚慘烈，若無龐大的退休開支，歐債危機絕不會如此嚴重。

 

據《退休保障 前路共建》中第63頁的數據所顯示，人口十分老化的日本，公營退休金計劃的替代率（即退休福利等於退休前收入的百分比）稍多於30%，但總開支卻等於GDP的10%以上，套在香港的環境，這意味着若香港的替代率也是30%，每年開支將可達2000億元以上。至於希臘，替代率是九成以上，但其老年人比例及不上日本或即將出現的香港，退休開支則佔了GDP的13%左右。香港目前政府的總開支也只是GDP的20%左右，引入了人口老化及甚至是全民退保的因素，加稅是明擺着的客觀事實推論，怎可能是「靠嚇」?對之視而不見只可能是自欺欺人。

 

第三個制約是《基本法》，當中的第107條規定香港政府財政須量入為出，收支平衡，避免赤字，與GDP增長相適應，第108條又規定維持低稅制。兩條文指出了香港政府的開支不容太大，否則在低稅制下會出現赤字。全民退保幾乎一定會牴觸《基本法》條文，除非所涉金額少之又少。其實就算沒有全民退保，政府因人口老化而帶來的財赤問題已經焦頭爛額，要守得住《基本法》107及108條已見捉襟見肘，若再引入涉及巨款的全民退保，不違反《基本法》，幾稀矣！

 

坊間建議經不起推敲

 

坊間的一些退保建議，有些根本經不起推敲，若二三十年或甚至一二十年內政府不再注資或加稅，便要破產難以為繼，那麼意味着今天的年輕人要被騙入局。正如上文所述，到時政府既已用光儲備無資可注，又因《基本法》的約束，不可能大幅加稅或大搞赤字預算，那麼，退保是要名副其實地破產了，今天20多歲的年輕人交了多年的稅後，到50歲左右時便要眼見退保破產，怎可能甘心？

 

坊間中亦有方案建議把強積金的供款轉移到全民退保，這本身便已可能違反《基本法》了。注入強積金的是供款，不是稅收，因所注入資金為僱員擁有，但若轉入隨收隨支的全民退保，因交到政府手上的款項再不屬私人擁有，明顯地已屬稅收，而且數額不低，政府可能在法庭上被人挑戰違反《基本法》。

 

也有些人認為全民退保是權利。這是很奇怪的說法，為什麼不論貧富的人在退休後都有權利向仍在工作的、包括收入不多的人索取款項？亦有論者指出，全民退保一旦設立後，將會吸引不少從未在港工作或交稅的人，移民入來領取福利，尚在工作的港人又為何有義務要養活他們？

 

又有一些人認為長者已對港貢獻一生，有權利退休時取得福利，敬老的確是好事，但並非每一位長者都曾對港有貢獻，若是論貢獻，可能要算算他們共交了多少稅，其他的貢獻早已被薪酬補償了，但他們絕大多數對自己的家庭都是確有貢獻的，為人子女倒是有倫理責任照顧自己家中長者。2012年統計處進行過一項住戶調查，倒是發現49.9%的港人認為保障退休責任屬於自己，19%的人認為責任在於兒孫，10.2%屬於配偶，認為是政府責任的，只得9.5%。

 

我對價值觀的爭論並不感到興趣，但卻認為任何退保方案首先要可持續及對持份者有利。這次為期6個月的諮詢，可容許我們有時間思考如何篩選或設計出最好的方案，將來有機會我尚須對不同的方案以精算結果作為基礎逐一討論。但在人口老化及資源有限的制約下，隨收隨支的全民退保很容易浪費掉資源，不利於最有需要的窮人。

 

(HKEJ 2015-12-29)

泰勒法則與聯儲局利率政策 (雷鼎鳴)

本文見報之日，聯儲局應已公布它會否加息，亦即推高短線的隔夜利率。在此之前，市場已廣泛預期加息於12月份勢在必行；倘若如此，這便是自2006年6月以來聯儲局首次加息，亦有可能（但不必然）是八十年代初以來，息口向下的長期趨勢開始扭轉。

 

我沒有水晶球，本文執筆時，不可能預知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決定，只能就事論事。若我是FOMC的成員，會對加息頗為猶豫，但傾向投贊成票，因時機已接近成熟也！但這並不排除其他人會投反對票。

 

佛利民的4%法則

 

加息與否，是現代各國中央銀行最重要的決定之一。中央銀行若是加息，就算只是在公開市場中通過賣出證券的方法去推高短線息口，也會提高市場中的借貸成本，從而減低貨幣量。但應否這樣做？什麼時候這樣做？究竟應以何種法則（rule）作為根據？還是靠酌情判斷？

 

這在宏觀經濟學中是頭等重要的問題，出過諾貝爾獎。所謂法則，最經典的例子是佛利民於1968年提出俗稱的「4%法則」，即無論經濟好壞，聯儲局都要把貨幣量的年增幅保持在3%到5%之間。這個「4%」，是根據美國國情而定，其他經濟體不一定合適；但無論對哪個國家，佛利民都會認為貨幣政策要維持穩定而且可預測性強，而不能視作為調控經濟的工具。

 

至於酌情權，是指政府的決策者會以為自己有能力因時制宜，在不同的情況下採用不同的政策跟市場博弈，例如在經濟衰退時便奉行反周期政策，增加政府開支、減稅或增加貨幣量，以圖刺激經濟；在相反局面出現時，則用政策去冷卻經濟。

 

1977年，後來的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與他的學生基德蘭特（Finn Kydland）證明在一系列的宏觀經濟政策中，依靠酌情權根本是自相矛盾的事，對經濟不利。政府做決策時不但要看當時情況，同時還要預計將來最優的政策是什麼。

 

見步行步不理將來的政策，難以成為好的政策，但困難恰恰在這裏，你以為根據現時所知的情況，將來的政府應會採用政策A，你據此判斷，今天首先要做的便應是B；但你今天實施B後，整個環境都會起到變化，到了將來，你本以為是正確政策的A會因環境變化而荒腔走板，這又動搖了B作為今天正確政策的基礎。經濟學中稱此為「時間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據此理論，自以為能審時度勢的政府往往過於天真或自信，不明白自己的決定同時也能破壞作出這個決定所依靠的根據。由此引申，處變不驚，以不變的法則作決策，反而是更佳的做法。

 

各國政府的通病

 

這也有個前提，你用的法則本身必須是合理的，若胡亂弄一個法則出來，政策只會一錯再錯；政府就算要插手干預經濟，也應預先說得清在什麼條件下會插手、怎樣插手。換言之，插手也要按照既定的法則行事，若只是含糊其辭的聲稱，在「必要」時一定會出手干預，很有可能不符合經濟原理。

 

近二三十年來，把干預法則化，並將之融入貨幣政策的表表者是史丹福的泰勒（John B. Taylor）。我前一個周末在北京開會時見到他，聽其演說，思路清晰，對中國經濟亦頗為了解，確是名家；經濟學中有一「泰勒法則」（Taylor's Rule）便是以他命名。此法則的一個簡單版本可用一條方程式表達：

 

短線名義利率 = 通脹率 + 實質均衡利率 + 0.5 ×（通脹率 － 通脹目標）+ 0.5 ×（GDP與目標GDP的百分比差距）

 

這方程式看似複雜，運用起來其實十分簡便。現時聯儲局的通脹目標鎖定在2%；11月份，聯儲局所注意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了0.5%（包含食物、燃料與其他消費品），低於2%的通脹目標，兩者的差別是負1.5%。在「泰勒法則」下，可拖低名義利率。

 

聯儲局似乎對就業比對GDP更感興趣，它的目標失業率是5%，而上月的失業率也剛好是5%，這意味GDP與目標GDP的差別也十分接近，甚至為零。從以上的方程式可見，短線的名義利率應為通脹率（0.5%）+ 實質均衡利率 － 0.5 ×（1.5%），亦即等於實質均衡利率減0.25%。

 

實質均衡利率等於什麼？按照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更準確的書名應是《二十一世紀財富論》）的論證，實質利率高於經濟增長率，而第三季美國經濟增長率是3.1%，所以實質均衡利率應大於3.1%。這樣問題便來了，按照「泰勒法則」，短線利率也應超過2.5%，但現時卻是接近零，我們不能說美國沒有加稅空間。

 

這裏也存在一些問題，我們應否把「泰勒法則」視作金科玉律？若把這法則的推算結果與近30多年來美國與歐洲一些國家真實的名義短線利率作比較，當可發現兩者相當接近，顯示不少中央銀行的決策思維被泰勒找到門道；例外是2000年代期間，據泰勒自己所言，聯儲局貨幣政策有一段時間偏離了這個法則，最後導致金融危機。

 

我們若用數學細看「泰勒法則」又不想太機械化地解讀這方程式，當可發現，其政策意義其實也只是說，每當通脹率上升1個百分點後，名義利率便應增加1.5個百分點，GDP上升1個百分點，名義利率也應提高0.5個百分點（這些增幅不一定要完全準確，但不應有太大偏差）。

 

換言之，這個法則是把貨幣政策規範化了，不再是拍拍腦袋隨便酌情搞出來的。在實際效果上，通脹一旦增加，或是勞工市場好轉，聯儲局便可加點息冷卻冷卻經濟。「泰勒法則」也被視為把通脹率鎖定當作標靶的法則，這說法也合理。

 

小幅度加息持續

 

為什麼聯儲局又會對加息猶豫不決？它似乎相信矯枉必須過正，希望超低息環境能夠維持一段長時間，經濟勢頭更明顯好轉後才敢再跟從「泰勒法則」。也許聯儲局中人是給日本20多年來的經濟低迷嚇破了膽，在金融海嘯如此一個大危機後不敢輕舉妄動，寧願看到經濟（或只是資產價格）過熱，而不願看到美國再跌入衰退。這也許是世界各國政府的通病，看到一個政策成功後，就算擔心它有後遺症，也不想及時終止。由此可見，「泰勒法則」在「非常」時期也不一定為人跟從。

 

從港人的角度看，香港的利率在聯繫匯率的制度下，必須跟隨美元的利率，美國若加息，對香港總有影響。不過，從1970到2007年左右美國的高息環境（平均是7.3%）似是歷史中的例外，從1876至1958年，美國10年期國庫債券息口均低企於4%以下，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919至1924年是例外。一般人的記憶最多只可追溯至三四十年前，容易把2007年或以前30多年較高的利率看成是常態，現在息口回升便視之為回復常態，其實低息環境可能才是真正的常態。除非歐美的央行突然倒行逆施，持續高利率的環境出現機會不高。

 

不過，港人要關注的倒是加息後美元會否持續強勢。金融海嘯後，歐美採用量化寬鬆，自2009年初開始，數以千億計甚至是近萬億的資金湧入香港，若非大部分資金由金管局以外匯基金票據吸走，以及各銀行存於金管局的結餘大增，香港的貨幣量早已增加多倍，通脹嚴重；但停留在港的資金已有足夠力量推高樓價，現時若美國加息，相反的情況便可能出現，資金流出，樓價受壓。

 

故不論聯儲局12月是否加息，未來一年，持續小幅度的加息總會出現，上述的分析便繼續有效。

(HKEJ 2015-12-18)

TSA與操練學生 (雷鼎鳴)

 

【晴報專欄】幾個星期前我在一個電台節目中已評論過TSA事件，此事本來簡單，化解方法也不見得特別複雜，但到了今天，社會中有關TSA的爭論，似仍是「方興未艾」。由此可知，香港已事事走向政治化，沒有議題也要弄個議題出來爭吵、抽水一番，否則有些人會不舒服。

TSA的原意並非是一個篩選學生的機制，考生分數高低，對升學毫無幫助，它只是一個政府教育當局用以檢查評估不同學校的學生學能高低的考試，若某校的學生在TSA持續表現低劣，該校的資源可能受到影響，校譽亦會受打擊。


學校顧及校譽頻催谷

在外國，這類的測驗很多，我幾年前研究過外國小班教學的成敗得失，當時便讀過不少論文，內容都是以小班教學實施前後，學生在這些大型學能測試中分數有無進步作為主要根據。差不多十年前，芝大的經濟學家利維持（Steven Levitt）在其暢銷書《Freakonomics》中便有提到，芝加哥一些學校的老師如何秘密地修改了學生在此種測驗的考卷，以圖把學生分數推高，保住自己的飯碗，利維持還特別設計了一種方法，把不少這些不誠實的老師找出來，繩之於法。

以其性質而論，不同的人對TSA會有不同的態度。大多數家長不會喜歡TSA，學校要操練學生，家長要忙着督促子女操練，但考試的成績對子女的升學卻毫無幫助，豈非付了時間卻沒有回報？如此輸蝕之事，家長是否怪獸都會覺得是搶走了孩子及自己的資源。

但話說回來，也可能有一些家長心態不同，他們的子女在TSA表現不錯，雖然分數對升學無助，但家長會認為這已是一有用的訊號，可用作預測孩子將來在其他考試的表現。

學校的態度是容易了解的，本校學生在TSA表現不佳，會影響資源與校譽，怎會不責成老師大力催谷？反正要付出時間去操練的只是學生而不是校長。

教育局禁止學校為TSA操練，這方向是對的。學能評估不應取消，否則學校辦得好壞便無根據。操練TSA其實是作弊的一種，別人要知道學生在正常的課程中學到甚麼，你卻要為TSA度身訂造，使學生變成專長考TSA的考試機器，這如何了得？但光是禁止，效果未必最佳，校長也會反彈，按照經濟學的邏輯，更好的做法是從誘因着手。

學校操練學生的誘因來自要爭取資源或校譽，既然如此，教育局替學校評分時，除了要參考TSA成績外，尚應查清楚學校平日的課程與考試，有多少是與操練TSA有關的，若有，則要按情節的嚴重程度扣分，使學校感到操練得不償失。學校的行為自會因此改變。


練習多不代表扼殺創意

我並不一刀切的反對操練，我反對的是無謂的操練，TSA的操練屬於後者。我常常說，現在學生中文程度轉差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在小學時背誦的成语及唐詩都不多，中學時背誦的古文曾一度取消，現在雖恢復了，但文章數量太少。學生在中學時期不背誦上起碼七、八十篇古文或詩詞，中文能力怎會好？就算是數學，若非中國人有乘數表，小孩自少背熟，其小學階段時的數學能力不會勝出外國的如此之多。高深一點的數學、物理，甚至經濟，教過書的都知道要學生做習作操練的重要性。

我在大學甚至研究院階段，美國的大學課程都是習作極多，操練不絕的。以為操練一定不利於創造力想像力是一種誤解，問題是操練甚麼？思考及想像力的環境則永遠也要營造起來。

 

(Sky Post 2015-12-18)

 

治理北京的霧霾 (雷鼎鳴)

上周末到北京參加一個關於中國經濟的學術會議，出發前幾天知道京城霧霾爆燈，頗具戒心，差點要翻出沙士期間購入的N99口罩以防不測，怎料到埗後卻見藍天白雲，可與去年的APEC藍互相輝映。

但周日離京時，藍天已開始變得朦朧，回港後兩天，北京竟第一次發出最高級別的紅色警號，學校要停課，車輛要按車牌號碼單雙日走，某些工廠要停產，但原來污染物PM2.5的指數較一周前未有紅色警號時還要低一些。在較低的污染時便要停課停產，等於更確認污染對經濟的破壞，從樂觀的角度看，這個紅色警號可能是北京已下決心整頓污染的徵兆。


庫茲湼茨曲綫

經濟學家一向知道污染與經濟增長或發展的程度有密切關係。經濟學中有一條以已故經濟諾獎得主命名的「庫茲湼茨曲綫」（Kuznets Curve），按照此曲綫所顯示，窮國並無多少工業生產，一般地污染不多，但它們經濟發展後，污染便會變得嚴重，你要這些地方的人民選擇更高的生產還是更好的環境，他們會寧願選生產及多賺錢，但當經濟達到大約人均收入一萬美元的水位後，人民對環保的訴求便日增，較為願意付出代價去減少污染，這些國家的污染程度便會隨着GDP的增長而日漸下降。

中國去年的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達12,890美元（按官方滙率是7,595美元），北京更已高至27,629美元（用IMF所訂的各國購買力數據計算），內地人民尤其是北京人民的環保意識應已抬頭，但有意願搞好環境與是否會成功不是同一碼子事，北京能否在四、五年內根治霧霾？

從世界上多個大城市的經驗看來，「庫茲湼茨曲綫」曾多次得到驗證。我小學時的課本把倫敦叫作「霧都」，因那裏的霧霾遠比今天的北京嚴重也。1952年12月5日至9日，倫敦嚴重霧霾，官方的醫療報告說有4,000人因此霧霾死亡，10萬人得呼吸器官病，後來的研究更顯示死亡人數其實更接近12,000人。從當時的圖片可見，倫敦的霧霾比今天的北京更嚴重，15碼外完全看不清。英國政府痛定思痛，在1956年立下「潔淨空氣法」，採用了一系列措施，倫敦的藍天白雲又重現。

日本的環保做得不錯，但在歷史上這其實並不如此。在六、七十年代，東京的霧霾也是世界聞名，在現存的圖片可見，東京也是烏煙瘴氣，此明顯是拜當時日本的高速發展工業所致，但有危才有機，沒有危機很難推得動政府改變政策，東京的嚴重污染最後也促使了日本政府大力搞好環境。


付出成本 問題自能解決

另一著名例子是美國的羅省。此超級大都會位於地震帶，高樓大廈不多，人口分散居住，靠公路網連接，汽車廢氣特多，在70年代或以前，其霧霾也是世界知名。最後是居民忍無可忍，也訂立「潔淨空氣法」，嚴格控制汽油的質量，到今天，加州的汽油還是比別的州貴得多便與此有關，但羅省的空氣與我當年前往時所見到的是好多了。

要改善北京空氣質素當然不是易事。據說，香港有50多萬輛車，但北京卻有近600萬輛，在北京堵車之苦，是那裏人盡皆知的事。這麼多車輛在堵車，空氣哪會乾淨？但污染更大的源頭可能是那裏用煤炭取暖及工廠要用煤炭作能源。年初時內地有套紀錄片《穹頂之下》，細數煤炭污染的為害，建議要把煤炭用水清洗才能用，但有懂行的朋友告訴我，華北缺水，沒法提供此額外水源。上周末在北京的經濟學術會議中，主辦者之一的科大舊同事現在清華的李稻葵教授說已想好方案對付霧霾，北京的霧霾在四、五年內應可基本上消失，今周與李克強總理開會討論霧霾問題時會詳細論述。稻葵不喜說沒有把握的事，以今天北京所掌握的科技及財富，只要肯付出代價，也沒有理由治理不了霧霾。我們也要明白，人民健康本身便是財富，清除霧霾要付出成本，但同時也是創富的過程。

 

(Sky Post 2015-12-11)

拆解政府對高鐵超支的財務安排 (雷鼎鳴)

上周一政府公布了解決高鐵超支的財務安排建議，是否落實，還有待明年2月立法會是否通過撥款及港鐵的小股東是否贊同。據報道，控股權達75.7%的政府並不打算投票，否則議案必然通過。

 

有不少評論人說今次的財務安排是政府與港鐵玩了財技。這次的方案雖看似複雜，但若仔細推敲一下，其實也十分簡單，並無高深學問在內。因此事涉及數以百億計的港人資產，我們應搞清楚其細節與對不同人等利益的影響。

 

高鐵超支 政府埋單

 

首先是背景資料。2009年底高鐵建造成本估算的折現值，以當時價格計算， 是650億元，現時的封頂價是844.2億元，超支194.2億元。今天的物價比2009年底高出26%，把當年的650億元與今天的194.2億元簡單地加起來，嚴格來說，有點不妥，若以今天而不是2009年的物價作標準，把26%的物價升幅也考慮在內，總成本應是接近1013.2億元。現時政府打算向立法會申請撥款196.025億元以應付超支部分，款項會交給港鐵以完成工程，但在2016及2017年的下半年，港鐵總共要每股派息4.4元，共支出257.6億元，當中195.1億元送回政府手上，62.5億元則派給擁有24.3%股權的小股東。

 

天下沒有免費午餐，按照這個財務安排，誰要負擔起這194.2億元的額外開支？我們先看看政府的賬。按照計劃，政府在2016年初先付出196.025億元予港鐵，在2016及2017年卻收回195.1億元的股息，一出一進，表面看幾乎毫無損失。再看小股東，他們不用像政府般要先付款予港鐵，但卻可收到62.5億元的股息，表面上看，他們是賺了。政府沒有賺也沒有損失，小股東卻賺了62.5億元，那麼超支的194.2億元誰要埋單？

 

答案很簡單，其實是政府在埋單，小股東無賺無蝕。到了港鐵派出257.6億元股息後，這間公司的價值便要應聲下跌，跌幅多少？若其他因素不變，剛好也是257.6億元。按持有股份的比重，政府的損失等於她擁有的港鐵股票所蒸發掉的195.1億元，小股東持有的股份市值也消失了62.5億元，剛好可抵消掉他們賺到的股息。

 

由此可見，整個財務安排的意圖便是保障小股東的利益，使他們不致因超支而蒙受損失。又因這個安排可減少困擾港鐵多時因超支而引起的不確定因素，所以股價還可能稍有上升動力。因政府的開支等同納稅人的開支，所以我們可以說是納稅人替超支埋單，但不能說小股東在埋單。

 

這個方案還有另一轉折，便是港鐵要補償政府與小股東的257.6億元錢從何而來？現時的計劃是港鐵會靠借債來支付。其實用什麼形式去支付，根據以兩位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命名的Modigliani-Miller定理，對股價的影響或是股東的利益都是一樣的，亦即用發債或供股或其他方法，只是左手交右手，結果都是一樣，除非市場受到稅制或其他因素的扭曲。

 

超支的成本應該由政府（即納稅人）還是由股東（包括政府和小股東）承擔？我從來沒有持有港鐵股票，但卻不認為小股東要負起一部分的埋單責任。這要從高鐵的性質說起。港鐵是世界上公共交通公司極罕見的成功例子，到過外國大城市的人都應知道，別處地鐵車費可以十分昂貴，但仍虧本連年，而且車站與列車都設備陳舊，甚至罪案率高。

 

港鐵服務 外人讚許

 

外國人到港坐地鐵的，大都會對港鐵大加讚頌，性急的港人卻未必如此。港鐵近年雖屢遭批評，但它的成功基本因素並無大變，香港人口密集，不愁乘客不夠，最重要的是港鐵有地產收益，它把一個個大型屋苑連結起來，自己能因上蓋發展而賺錢，亦能方便了市民，所以我們可以把港鐵的基本業務看成是一盤完全可自負盈虧可商業化的生意，政府當然不用津貼港鐵，我們亦可貫徹坐港鐵者用者自付的原則。

 

不過，高鐵情況不一樣。按照政府與港鐵的管理與財務安排，政府是全資建造高鐵並擁有其產權，但卻會付出管理費，要港鐵代為管理高鐵50年。港鐵的權責便是收到管理費後代政府管理而已。高鐵未來50年賺到的利潤，據政府估計，名義金額是281億元（50年後政府仍擁有高鐵）。這當然遠低於預計總投資名義金額的844.2億元，所以若單從商業角度或自負盈虧的角度看，這不是一門很划算的生意。

 

我素來支持建高鐵，因為我認為它的性質更接近一條街道，一條不用收費的橋樑或公路，付錢搞此等基建，從公司利潤的角度看幾乎一定虧本，甚至血本無歸，但從社會的效益看提供此種「公共財」（public good）卻可十分值得，因為人民有了這些基建後，可節省到大量的有價值的時間，亦可促進經濟的發展。正如我們不能要一家私人公司不惜虧本地替居民興建道路，我們也不可強制港鐵股民硬吞了高鐵超支所帶來的損失。政府今次的方案在效果上正是把政府與股民分別出來，這正好是要保障股民的利益，政府則承擔起損失。這是合理的做法。我不知道這是誰出的點子，也許與馬時亨有關。

 

這裏還剩下幾個問題。第一，既然成本在844.2億元封了頂後，政府實際上承擔了所有的超支，為什麼還要與港鐵對簿公堂，追究責任？若是政府贏了，港鐵要付錢補償政府，那麼，港鐵的股價也會因而下降，當中75.7%的損失其實也是由政府這大股東吞下，另外的24.3%則要無辜的小股東硬啃。若社會認為這不公義，再要保護小股東，那麼政府又要故伎重施，設法對小股東作出補償。由此可見，在財務收益上控告港鐵殊無意義。政府與港鐵管理層意見不同，但卻都願意找法庭仲裁，判斷誰應負責什麼，目的可能只是管理上或問責上的需要而已。

 

第二，高鐵最後的成本可否真的在844.2億元封頂？若又再超支，怎麼辦？按常理而論，風險最大的地道挖掘工程已完成99.7%，只剩下100公尺，整體工程亦已完成74.6%，西九總站也完成了62.5%，剩下的風險已不高，再超支的程度也有限，若仍然有，港鐵便惟有少收管理費以作償還，對公眾利益影響不大。

 

第三，超支後，高鐵是否仍然划算？因為港鐵管理不善及國際上基建頻仍，人力與資源都吃緊，以致高鐵造價增加，這當然使到成本效益未如過去那麼理想，但以今天而論，效益仍然大於成本。政府在2009年底估算的效益折現值是870億元，我當時閱讀其顧問報告，卻未見其把假設完全說清楚，我惟有自己獨立地仔細做過一番計算，而且主要是靠計算旅客總共可省回多少時間，而這些時間又值多少錢來算。

 

全球一體 基建大增

 

在經濟學中，這是評斷公共基建項目效益的標準方法，後來我亦有一些學生用與我不同的假設去自行估算，結果都與政府的870億元差不多，所以我支持建高鐵。正如上文所說，今天成本是上升了，但以現時價格變化及入息計算，效益一樣也增加了，我的估算是它接近1100億元。效益減去成本（以同樣的物價計算）比2009年縮小了一些，但高鐵依然值得興建。

 

我們沒有水晶球，不可能完全知道將來世界的變化，假若高鐵少人問津，生意不景，那麼怎辦？此事的可能性很低，也不難解決。政府6年前的顧問報告，是假設七分一的陸路跨境旅客會使用高鐵。因為高鐵比東鐵或巴士省時間，但票價會較貴，所以會對時間價值較高的人更有吸引力。若是高鐵出現使用率不足，減價便可吸引到顧客。減價不一定能增加利潤或收入，但卻肯定可吸引更多的人使用較快捷的高鐵，愈多人使用，社會中省到的總時間便愈多，高鐵的社會效益便愈大。政府的政策目標不一定是把利潤最大化，而是把社會效益最大化。

 

近年基建成本急速上升，但我們也要注意，成本上升的背後也存在效益的上升。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以至整個亞洲都處於基建高峰期，人力與資源都緊張。

 

世界銀行行長金墉曾估計，現在亞洲每年會有1萬億美元搞基建，故中國有建立亞投行的建議。為什麼各國都認為有需要大搞基建？這與在全球化大環境下，各地人民來往急增及貿易額上升有莫大關係。就以香港東鐵為例，旅客的增加已逐步把它的班次推向超負荷，高鐵若能早日建成，可為東鐵紓緩壓力，造福使用東鐵的乘客。

 

我們也不要忘記，深圳GDP已經與港相若，如果用購買力平價計算，更已超越香港。深圳的成功，部分原因是她已建立到一個高新科技生產基地，而香港卻只有高端的科研基地，沒有生產基地。將來港深在科技上大有合流互補不足的可能，連中大也在深圳設了校園。兩地交通只會更頻繁，而高鐵大部分的乘客，按照政府當年的估計，都是以深圳為目的地的。

 

(HKEJ 2015-12-5)

 

香港與美國校園的風波 (雷鼎鳴)

近年香港的大學校園政治事件層出不窮，佔中過後，香港更被撕裂。今年開學前的迎新活動中反而少人願意挑起此話題，觸及傷口，但若說校園已完全重歸平靜，卻並不正確。香港大學衝擊校委會事件過後，洩密風波還在繼續；嶺南大學學生會搞論壇，邀請某校董會成員參加，也出現學生粗言侮辱校董及其家人，致該校董拂袖而去。

 

其實校園中的衝突只是冰山的一角。只要稍有留意香港某些媒體報道的風格或網上一些群組發表言論時的修辭與內容，便不難察覺，尊重他人意見、持平評論、遵守規則秩序等民主制度所必需的條件早已在不少人身上不留痕跡。代之而來的是，一聽到他人持有與己不同意見便立時拔劍相向，惡言恐嚇，見到一些芝麻綠豆的小事也無限上綱放大。香港的「成年人」，如大學中的高層，則往往見到學生的錯誤時不但不加糾正，反而把他們當作是嬰兒般千呵萬護，唯恐他們弱小的心靈受創。

 

我本來以為這是香港獨有的現象，病灶是香港自九十年代開始，獨生子女人數大增，他們沒有機會學懂與人相處之道。這個想法我相信還是有其道理，但現在很可能需要補充。因為近月美國校園也風起雲湧，出現了大量衝擊事件，不少學生也是絕對容不下他人意見，校園中圍攻抹黑不斷，以致不少有獨立思考的人感到言論自由受威脅，無法不奮起反抗。美國的總和生育率遠高於香港，獨生子女的數量也少得多，既然美國也出現性質接近的校園事件，倒是值得比較港美的異同，再從中找出更深層次的因果關係。

 

美國的政治文化背景跟香港不同，觸發近月美國校園衝突的導火線，應是去年八月九日密蘇里州聖路易市費格遜黑人青年布朗遭白人警察無辜槍殺事件。一時之間，與種族主義有關的爭議蓆捲各大校園。

 

事件搞得最大的是密蘇里大學，一名學生絕食，多人在校園中紮營抗議，七千人簽名要校長下台，但影響最大的卻是該校足球隊決定在事件解決前拒絕參加比賽（這在美國是全國性的大事），該校校長日前辭職，校監（Chancellor）也會在今年年底下台。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以致校長校監都要下台？原來是學生認為校方對種族歧視問題反應遲鈍，有不知來歷的白人在車上路過時喊叫種族主義口號，其學生會會長也遭人粗言「問候」，而校方未有及時譴責及組織討論如何善待少數族裔等等。

 

耶魯大學在剛過去的萬聖節中也出現事件，有學生認為一些人穿的節日古怪服飾藏有種族歧視的隱喻，要求校方監管，而校方卻不大樂意干涉學生穿衣的自由。又據說有一校園中的兄弟會在萬聖節前夕搞了個派對，門外寫上「只歡迎白人女子」（該兄弟會已否認有此事），引起極大不滿。一批學生埋怨校方忽視制度與文化中的種族主義影響，校長最後發信，說委屈了這些學生。

 

在UCLA，有位教育學院的教授在一位黑人學生交來的作業中糾正其文法、拼字與標點的錯誤，竟引起了抗議，說這位教授在校園中製造「敵意」。在Steven Point的威斯康辛大學，校方要指定需要避忌的用語中，竟包括「美國是一個（文化或種族）熔爐」。柏克萊加州大學有學生反對在課程中教授柏拉圖與阿里士多德，因為這些只是適合給來自帝國主義國家富裕學生讀的東西。華盛頓州立大學有教授聲明，誰用上「非法移民」一詞便會遭到扣分。不過，不少主流報刊的評論人也對此種風潮大起反感，嘲諷這些學生是穿著尿布的獨裁者。芝加哥大學校方也發表聲明，認為大學校園本應是容納不同觀點的地方，校方不應扮演替校園中人抵擋不同意見的角色。普度大學的校長也和應了芝大。

 

在多起校園事件中，最使人對下一代看到希望的是普林斯頓大學。該校有些學生認為曾任美國總統及普林斯頓校長的威爾遜（Woodrow Wilson）是種族主義者，但校方卻對他太過尊崇，所以發起批鬥威爾遜。他們曾闖入校長室中不肯離去（這與港大校委會事件何其相似），對持不同意見的學生諸多抹黑恐嚇，要他們不敢亂說亂動。普大一批學生對此大起警惕，成立了普林斯頓開放校園聯盟，聯名寫公開信給校長，表明一定要確保每人都可合理表達自己信念而不用擔心受到威嚇，並指出根據他們的民意調查結果，大部分普大學生都支持他們的觀點，相信理性辯論的重要，又對某些學生佔據校長辦公室表示反感。這封公開信辭理並茂，作者之一正是香港的資優生盧安迪。

 

為什麼香港與美國的大學生以至部分知識分子中，都出現了一批思路不清、唯我獨尊、只要自以為目標正確便可不擇手段、肆意攻擊不同觀點的人？我懷疑相當的一部分原因是互聯網的影響，有些人從小便生存在虛擬的互聯網世界中，不用真實名字，卻對諸事評頭品足。遇上不同意見時，痛罵對方一頓後，別人也不知道你是誰。在現實世界胡亂批評會帶來後果，但在虛擬世界發洩卻不一樣。久而久之，意見近似的聚在同一個網站，別人闖入便將其罵走，這樣容易使人失去思想的開放性，對事理道德的判斷力日減，容易小題大做，上綱上線，也對多元性的觀點缺乏包容。這種情況會動搖民主制度的根基。普林斯頓開放校園聯盟的成員肯挺身而出，捍衛言論自由，是為香港學生的榜樣。■

 

(亚洲週刊 2015-12-13)

 

人民幣入SDR的前因後果 (雷鼎鳴)

一如所料，人民幣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IMF）的特別提款權（SDR）一籃子貨幣之內，明年10月1日正式生效。

SDR是甚麼？1969年IMF有鑑於國際上儲備貨幣的流動性不足，所以建立一種以一籃子貨幣作基礎的計算單位，IMF成員國可在有需要時，用自己持有的SDR去換取這一籃子中的貨幣。一般而言，大多數的SDR都在發達國家的政府手上，很少動用，而SDR的總額，亦低於世界各中央銀行總儲備的4％。明年人民幣正式納入後，會佔SDR一籃子貨幣的10.92％，美元則佔41.73％。這些比重，每五年檢討一次，是以出口中用甚麼貨幣結算作為衡量準則。

推幣策國際化及改革

人民幣「入籃」，大約涉及等同311億美元的金額，以國際貨幣的準則來看，也不算太大。不過，此事的長遠與間接影響卻可能十分深遠。首先是SDR起了帶頭作用，一些國家的央行會在外匯儲備中增加人民幣的持有量，在國際貿易中，以人民幣作為交易貨幣的比例也會上升，人民幣的總體需求便會增加。這對中國有何好處？中國若要增加人民幣，開動印刷機便可，但別國要得到它，卻要用真實的商品換取。換言之，其他國家認為要持有多點人民幣，便要對中國送上有價值的商品，這對中國當然是有「着數」。美元過去數十年都在扮演此種角色，獲利不少。美元與歐元在儲備貨幣及交易貨幣中佔的比重，一直以來都極為偏高（人民幣未納入前，SDR中的79.3％為美元與歐元），若這些國家的貨幣政策穩定，問題還不大，但若它們胡來，對國際金融體制可造成很大風險，在金融海嘯期間，此種風險便被引發出來。2009年人行行長周小川便對現有制度大表不滿，希望建立包括人民幣在內的以多種貨幣組成的儲備系統，以求減低風險，但此議觸及美國的利益，被後者冷待。中國本希望2010年使人民幣加入SDR，但卻被人用人民幣並非可自由使用為由而反對。

然而中國對人民幣國際化的積極態度卻未有冷卻。早在2009年時已開始試驗以人民幣作跨境貿易貨幣。同年首次在港發行人民幣政府債券。2010年，香港所有的銀行都可開設人民幣戶口及進行人民幣業務。2011年人民幣的公司債券在香港發行。2012年開始，外國人亦可在港買賣人民幣產品。過去幾年，人民銀行與國際上多所銀行簽訂貨幣互換協議。同一時期，中國又鼓勵在國際貿易中以人民幣作單位，以推動人民幣外流，從而在境外建立一個足夠大的人民幣資金池。人民幣的匯率機制也改為管理浮動，以求更接近自由浮動，將來的目標更是沒有政府干預的「清潔浮動」。

做了這麼多工夫，都是為人民幣國際化打好基礎。此過程中，人行似是想乘機推動中國金融制度改革。這正如朱鎔基當年用加入WTO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一樣。香港在此過程中，也的確扮演到正面角色。人民幣完全國際化，應該只是時間問題。

出口及GDP漸成領頭羊

美國今次雖再沒理由阻人民幣入籃，但華府對人民幣重要性的上升，難免會不是味兒。中國外貿總量早已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去年IMF與世銀都認為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也已超越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但人民幣甚麼時候才能代替美元成為世界主要的儲備與交易貨幣？

這有兩種說法，一慢一快。美國GDP在1872年超過英國，但要到1946年，在世界各央行中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比重才超過英鎊，當中經過了74年美元才達霸主之位。但我們若不理會GDP，美國的貿易額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才超過英國，而上世紀20年代美元在國際貿易的交收中，已超過英鎊，經濟學家中快慢二說都有其支持者，二者誰更準確，人言人殊。

至於香港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可能要面對更大的競爭。倫敦、新加坡等地早已準備要分一杯羹，港人若徒自內耗，別人自可取代我們。

(Sky Post 2015-12-4)

成敗機會取決於什麼起跑線? (雷鼎鳴)

上周談到香港的跨代流動性，父母的收入（及教育程度）對下一代的收入確有影響，但這關係不算非常緊密。為什麼父母收入對子女一生的收入有影響？在大多數家庭中，這與父母留下多少財富給子女無甚關係，但父母能否製造一種環境，使子女掌握到有用的技能，卻是至為重要。

 

赫曼（James Heckman）是2000年的諾獎經濟學得主，他除了是頂尖的計量經濟學家外，多年來一直研究教育與貧窮的關係。他兩周前到科技大學演講，便以此為主題。在他眼中，預防貧窮遠勝於事後補救。怎樣預防？便是在兒童階段便要介入，使他們學懂怎樣學習技能，若等到貧窮在他們身上出現時才去濟貧，成本效益會十分差勁。

 

教育有助脫貧，這已是常識，亦已被過去大半個世紀極大量的實證研究所確立。但赫曼的見識不會如此籠統，他加了兩個具體問題：一是學懂什麼技能最符合成本效益，最有利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脫貧？二是什麼時候這種學習最合時機？若政府不懂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扶貧政策會事倍功半，徒自浪費資源。父母不懂答案的，可能會窒礙子女的發展，影響其一生的前程。

 

軟技能塑造個人品格

 

赫曼認為認知能力（Cognitive skills）十分重要，例如IQ，學習的專注力等。此種能力可提高學習的效率，幫助了解世界，感受到學習帶來的收益，對一生的成就亦有幫助。不但如此，有證據還顯示高智商與健康及低死亡率有正面關係。不過，赫曼卻絕非推崇怪獸家長填鴨式的教育，一些在幼兒時期便人為地推高IQ的方法，的確對孩子有短暫效果（也許在香港對入幼稚園或小學的「面試」會有幫助），但數據顯示，到了8、9歲時這些小孩便會打會原形，與其他孩子無大分別。但家庭環境的影響卻是持久得多，其中又以母親的作用較大。

 

在美國要靠福利救濟的家庭中，一個幼兒每小時平均可聽到616個字，但在有專業背景的家庭中，每小時卻平均可聽到2153個字，而且肯定性鼓勵性的用字遠多於紀律性禁令性的。到了3歲時，福利家庭的孩子積累到的字彙約500字，但專業家庭的孩子卻有1100字。母親若是大學畢業生，她的孩子認知能力的分數平均而言，亦遠高於中學或以下程度的母親的子女。

 

赫曼最重視的倒不是認知能力，而是非認知性的所謂軟技能。這包括責任感、自覺性、自尊心、社交能力、自我控制力、推遲滿足的能力等等。這些技能使到孩子在長大後可以在社會中有效活動運作，不用像一些失去自我控制力，抱着反社會心態的人般處處樹敵。年輕人或許像《紅樓夢》中賈寶玉般一見到「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的對聯便大感厭惡，但以赫曼找到的證據看來，這些軟技能在市場中卻是大有需求。

 

我曾有10多年的時間負責經濟系本科生的工作，亦有一段時間管理商學院本科生一切的大小事宜。從我及同事所得的經驗中可得知，赫曼特別重視軟技能，的確有其真知灼見。香港的僱主很少會不滿意我們畢業生的專業能力，但他們對香港的大學畢業生的軟技能卻時有微言。香港教資會撥款，或大學內部配置資源時，並未有培養學生軟技能的項目，但既然這些技能重要，我們便不得不想方設法到處爭取資源，用在軟技能培訓上。這些計劃也許有些貢獻，我校的畢業生被法國及德國的一個教育研究機構，在僱用價值上全球各大學中被評為排名14，希望是與這些努力有關。我們時有找來職場中一些經驗老到的管理人員到校園培訓學生，我最希望他們能嚴厲批評學生的一些不足之處。奇怪得很，不少被罵過的學生反而十分喜歡罵他們的人，著名獵頭人張慧敏女士便曾在她的專欄上寫過這些事。但實事求是來看，軟技能在大學階段才去學習，可能是晚了一點，效率不一定理想。

 

那麼什麼時間最適合打好認知能力及軟技能的基礎呢？中國人說「3歲定80」，原來赫曼的研究中亦有此結論。在幼兒階段，不同孩子的能力差距已可表現出來，有部分差距未來可以縮窄，有些卻不容易。如此早出現差距，會否是基因問題，天生如此？基因可能有它的角色，但人腦的後天可塑性很強。赫曼指出，大量證據顯示，家庭對孩子的投資及外部環境對孩子成長期的影響力，不能單靠基因可解釋。事實上，家庭的背景對小孩是否成功有很強的預測力。所謂家庭背景，並非指父母是否富有，而是他們是否懂得教育孩子。

 

0到3歲投資回報率高

 

香港的父母可能太過重視孩子的認知能力，對軟性技能的培養投資不足。經濟學家喜用投資回報率去量度哪一種投資最有效率。赫曼總結這方面的研究結果中指出，回報率最高的投資是在嬰兒尚未出生時，這應是指孕婦注意健康是最符合成本效益的，若此階段疏忽，後患無窮。0到3歲的投資回報率也極高，4到5歲次之，在學校時期又再次之，畢業後工作也可累積經驗或得到培訓，但回報率又比不上讀書時的回報率。這顯然是說起跑線對一生人的發展或成敗有關鍵性的影響。

 

香港的父母害怕子女輸在起跑線，這其實符合赫曼的研究結果，但他們卻不一定明白，究竟幼兒教育哪一部分對兒童長大後的生產力最有幫助？赫曼告訴我們，兒童成長時生產力能提高的主要因素其實是軟技能。這方面發展得好的話，未來一生人很多缺點或對健康不利的行為都可及早清除，身體會好一點，人際間的溝通更有效，少出現反社會的行為，懂得尊重別人，思想較為開放，容易吸納他人意見，做事有責任心等等。

 

香港的父母很多都重視起跑線，但恐怕只有其中的一部分才知道最適合的起跑線在哪裏。中產父母中，少有人不緊張子女認知能力的，但對培養兒童的社群能力及其他軟技能卻不一定都注意。香港的總和生育率一度是世界最低，家中只有1名子女的大有人在，培養他們社群能力的條件可能不充分。今天我們見到不少年輕人不懂與人相處，一聽到別人意見與己不同便拔劍而起惡言相向，可能與此有關。當然，有些家長也懂得培養孩子與人共處能力的重要。近日有所專門為幼兒Playgroups而設叫Bambini Republic的機構，因收了家長預繳費用卻關門大吉，引起不少媒體報道。從中我們得知，家長送孩子到那裏與其他小孩集體玩樂，每小時收費近200元。在我有參與的一個電台節目中，有家長被訪問，她便明言這是為了培養小孩子與人相處的能力。既然有這門生意，便反映到也有些家長知道軟技能的重要。

 

優質幼兒教育政策重要

 

從政府促進跨代流動性的角度看，推動計劃培養幼兒軟技能正好是一個切入點。正如上文所述，只有部分家長明白這道起跑線的重要，而赫曼卻發現，把資源用在此處有極高的回報。在實際世界中，我們經常都會碰到一個問題：效率與公平經常都是魚與熊掌，兩者不可兼得，但赫曼卻宣布，優質的幼兒政策正是又公平又符合資源配置效率的罕有例子。社會投放資源在幼兒教育項目，尤其在軟技能培養上，不但可幫助認知不足的家長懂幼兒教育之道，從而在起跑線上不同家庭都有平等的機會，將來兒童長大後生產力與收入都可得益，這不是效率與公平的共同體現是什麼？

 

既然赫曼確立了在幼兒階段便介入教育的重要性，政府其他的政策要注意不應與此有衝突。舉個例子，近日政府推出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其性質是「負入息稅」的一種，有鼓勵人民出外工作的意圖。這本是好事，但在計算津貼時，應留有空間，使到有3歲或以下幼兒的家庭父母中，起碼1人能有誘因留在家中照顧小孩。這是兒童品格與軟技能的形成期，錯過了可能加劇跨代貧窮。

 

不過，我們對赫曼的主要發現，也不用過分解讀。他並沒有說，過了3歲後，教育便再無用處，又或只要3歲前教得好，以後便乾坤已定，不用再理會。赫曼指出的是，幼兒期的教育，尤其是與軟技能或品格有關的，影響極大；過了時機後，才去補救，是事倍功半了。

 

（赫曼演講的錄影，可在科大高等研究院網站找到。）

 

(HKEJ 2015-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