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股市總值已居世界第二 (雷鼎鳴)

四個月前我在本欄寫過篇「解構內地股市急升」，當中分析並無修訂的必要，但內地股價高處未算高，從1月底到現在，上證綜合指數又再上升了50％，深證綜合指數更上升了90％！

若從一年前開始算，上證升幅143％，深證升幅更接近180％，表現冠絕全球，遠遠拋離跟隨其後的阿根廷的44％，我們有需要再檢視當前的形勢。

其實內地不但股價不斷攀升，交投量表現一樣驚人。從1月底至今，上海股市每天的成交量上升了1倍，最近的交投金額已在衝擊1萬億元人民幣，比起2007年10月16日股價創高峰（上證綜合指數6,124點）時的1.6千億元交投量足足是6倍有多。

在市值上，在上證所上市的總值已達6.2萬億美元，深圳也達4.5萬億美元。光是上證，在世界排名方面，已在挑戰倫敦，爭奪繼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納斯達克交易所之後的世界第三位置。若把上海與深圳兩個市場上市的股值加起來，則已遠遠拋離倫敦，中國股值是居於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

股價高企顯示對前景樂觀

此種最新的局面，已使中國擺脫了在2007年底泡沫爆破後直至2013年近六年的死氣沉沉。見慣了中國股市急升急降的人難免充滿疑慮，現在的股市是否是泡沫？股市是領先指標，它並不完美地預示未來的經濟表現，在此經濟下行的階段，股價的高企似顯示內地人民對前景毫不悲觀。

從另一角度看，現在中國的總股值差不多剛等於中國的GDP，美國的總股值則等於GDP的1.5倍，單從市值來衡量中國股市的發展，與美國相比仍頗有距離。
至於香港，股值雖近於GDP的10倍，但這不可用作比較，因香港股票很多來自境外，與本地經濟無甚關係。從市盈率角度看，上海是23.47，遠低於2002年間的60及2007泡沫爆破前的50。但深圳股市的市盈率是64.17，投資者應該小心行事。

中國股票急升，股民是笑逐顏開，但這對中國是利市弊？股票本應是企業的融資工具，它可把人民儲蓄起來的資金導向投資，使普遍人民也變成企業的股東，與資本家一起賺錢，這是資本主義的重要發明。

但自2007年的泡沫爆破後，中國的股民變成驚弓之鳥，在長達六、七年期間，股市基本上起不到重要的集資作用，中國的企業轉而倚靠債市。現在的企業債早已越超GDP 120％的水平，致使不少金融界中人擔心起債市來。

股市重獲信心 融資能力回升

我對此並不擔心，根據以兩位諾獎得主命名的Modigliani-Miller定理，企業究竟靠股票還是靠借債融資，若無稅務等因素扭曲市場，企業的價值及風險根本不受影響。（這個定理的另一結論是，企業分紅多少或是不分，把利潤重投企業，對企業的價值也沒有影響。）既然如此，過去的債務急升，是因為股票失去功能。既然現在股市又重獲人民對它的信心，那麼將來股市融資的能力會加強，有望債市能較健康的發展。

不過，這也有前提，便是中國的股市要擺脫大起大落的格局。若泡沫又再形成，大家炒完一轉以後，股市又再一沉不起，那麼，中國金融業的發展，便會又遭挫折。股民成熟，買賣前小心分析公司的價值，才是股市健康發展之路。

 

(Sky Post 2015-5-29)

經濟增長事實與中美比較 (雷鼎鳴)

小時候聽人說過，行船的人心胸特別廣闊，因其見慣無邊無際的大海也。想着想着也覺其有些道理。進入了學術殿堂後，得悉有些朋友在探索宇宙或生命的起源此等人類渴望知道的終極奧秘，也相信他們對凡塵的俗事不會太感興趣，因他們的心神都被遠大的目標吸引住。 讀歷史的人往往能跟我們談今論古，縱橫上下幾千年來去自如。他們對社會中一些使人面紅耳赤的爭吵恐怕也會興趣索然。經濟學家同樣要培養懂得注視大事的素養，懂得寧靜以致遠，分辨得出什麼事重要，什麼可以不管。 悠悠大事中，很多的經濟學家都同意，解釋為何有些國家可以持續有高增長，有些則千百年以來都一貧如洗，是最值得我們關注的。到過貧窮國家或自身經歷過貧窮的人較易體會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財富對人民生活與自由的作用。我見過貧窮，中華書局的一位編輯黎彩玉女士替我的書寫介紹時看過我的舊作，竟也勾起回憶，我中學時已立有志願，希望對中國人民的脫貧能有貢獻，所以讀經濟。   擺脫貧困 千古難題 對於今天在香港此等發達經濟體成長的人，他們未必明白富裕非必然，在歷史長河中，絕大部分的時間、絕大部分的人民都是生活在貧困中，比起今天窮國人民的收入更有不如，但如何擺脫貧困，卻是千古難題，大多數國家還不懂得怎樣做。 1985年，後來的諾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 Jr.）寫了篇論文的初稿，在經濟學界廣為傳閱，由是動員了大批頂尖的經濟學家去研究如何解釋國與國之間為何長期經濟增長率差異如此之大。當時中國改革正在起步，在國際上絕對被認為是窮國，也鮮有人相信她可在30多年間把人均實際收入推高20倍，所以當時的所謂新經濟增長理論並無怎麼理會中國。她變得矚目，是後來的事。 經過了30年數以千計篇論文的發表，我們對經濟增長的成因是比前了解多了。際此盧卡斯大文流傳30年的時刻，史丹福大學的瓊斯（Charles Jones）寫了篇長文，列舉了不少與經濟增長有關的基本事實與現象，雖然他的挑選頗帶個人喜好與風格，亦遺漏了制度、貿易與人口等等多種重要的推動增長的要素，但他有列出的，大都是行內人耳熟能詳的事實，對於我們總結認識及思考將來往何處去也十分有建設性。 瓊斯首先引用了幾年前去世的經濟史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一些結果，確認經濟的高速增長只是一種近年才出現的短暫現象。從公元1年到公元1000年，西方世界的人均實質GDP平均年增長率是負0.03%。從1000至1500年，平均增長率轉為正數，但也只是似有若無的0.12%；1500至工業革命剛出現的1820年，年增長率也只是0.15%，但工業革命開始發力，從該年至1900年，增長率為1.24%，二十世紀的平均增長率更高達1.94%。西方國家的人民從公元1年開始摸索創富之路，一直等到1820年，人均收入才上升了一倍，但接着的200年，卻有20倍的增幅。至於中國，則用了36年便達到這20倍的增幅。 我們若要探究現代的經濟增長如何出現及會否持續下去，較合理的方法是參看帶頭者的經驗。工業革命首先在英國出現，但今天仍能主導世界經濟的是美國。美國的人均GDP在過去150年以來，有一樣強烈的特徵，便是年增長率一直維持在2%左右，雖然因商業周期的關係，GDP有升有跌，但很快地其平均增長都能維持在此水平，唯一例外的是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美國要到1939年才追回到過去人均GDP的高峰。不過，在1950年以後，平均增長率比前稍高達2.16%，這反映出一直在最前沿靠投資科技、教育等因素實牙實齒推動增長的，並沒有因GDP基數增加而引致增長率下跌。金融海嘯影響，現在可知遠遠不如三十年代的大蕭條。   美國教育 配合科技 綜觀美國經濟能穩定地持續增長，其依靠的動力是多方面的，我們大可把這些因素放在中國的國情上評估一下。 教育是很重要的因素，瓊斯估計，美國每年2%的增長率，大約有0.5個百分點來自教育的投資。換言之，若無此動力，其增長率可能只得1.5%或更低。美國教育有一特點，便是很能配合到科技發展的需要。中國教育與美國相比，有優勢也有劣勢，優勢是中國家庭對投資子女的教育，遠比美國人積極，在高中前的階段，大量中國學生的學能比美國學生的要強，但大學及研究院仍比不上。不過，中國仍在起步階段，年前中國每年生產的理工科博士畢業生，已比美國多出26%，將來若在質量上能進步，中國完全有可能在教育上追趕美國。 科研也是推動美國增長的重要動力。美國科研最成功之處是經過百多年的經驗，複製出十九世紀德國研究型大學的模式，並在美國生根發揚光大，從此科研成績變作內生，她的體制自動地會鞭策着自己不斷出產成果。但據瓊斯的數據，二十世紀的頭八九十年，其申請科技專利權的數目並無顯著變化，直至近30多年才較大幅上升。中國要解決的是，如何克服少數人的學術腐敗，以及科研資源配置不當。但中國人多，在科研的數量上而不是質量上超過美國完全可能，去年11月《自然》雜誌上刊登的數據也可印證此點。 工時長短及勞動人口是影響GDP的重要因素。日本於1990年時，人均每年工作約2100小時，到了2012年已下降至1800小時。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 Prescott）與林文夫（Fumio Hayashi）便曾指出，這是日本近年經濟不振的重要因素。至於美國人，雖比不上南韓人的勤力（1990年每年工作2800小時，2012年2300小時），但現時也有1800小時，比十分喜好休閒的法國人的1500小時還是高得多。中國人刻苦耐勞，這方面勝過美國。   資源不足 中國弱點 壽命與健康緊密影響經濟增長，有大量文獻已證明此點。美國人人均壽命79歲左右，比中國的稍高於75歲要長壽幾年，而且美國醫學領先全球，中國與她的差距甚遠。但美國有兩個弱點，一是其人民吃得太多，胖子充斥，影響健康；二是其主要依靠保險的醫療體系成本效益很低，花費巨大。1960年其醫療開支佔GDP約5%，現時已達17%，將來還可能超越25%，比起英國的8%或德國、法國的11%，是成本太貴了。中國尚有機會找出更有效益的醫療服務。 資本累積的快慢對經濟有決定性的影響，中國經濟能增長這麼快，受惠於其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在這方面，美國遠遠及不上中國。 美國人的農業生產只靠不足3%的農民人口，但中國的農村人口卻仍佔總人口的近45%。美國已不太可能把農業人口轉為工業及服務業的人口，但中國這方面的空間仍大，城鎮化仍可推動中國增長一段時期。 美國是真正的地大物博，天然資源豐富，而且軍事實力強大，可耗用世界各地資源。中國地大物不博，能源與其他天然資源不足，這是中國重大的弱點，須要設法解決，否則增長將來終遇瓶頸。 眾所周知，中國高速增長的起點是八十年代初開始的改革開改。開放意味着中國企業要在世界市場競爭，它們要生存，便要不斷改革、不斷提高效率；效率高了又引致投資回報上升，吸引到更多的人大量儲蓄和投資。1992年，鄧小平南巡，再次確立改革開放道路，使到八十年代的道路能走下去；朱鎔基為了準備中國加入WTO所作的改革，又再提升了效率，使中國的高增長能持續超過10年。 現在中國還可以靠什麼去推動生產效率的進步？城鎮化、搞教育、搞科研、擴闊海外市場等等，都可繼續起作用，但此等動力終有減弱之時，慢慢地增長率會降至美國的水平。要拖慢這增長率下滑的過程，中國須找新的增長支撐點。 瓊斯引用過芝大商學院教授謝長泰的一些研究，對比較中美的經濟表現很有參考價值。   謝長泰與他的合作者發展了一套方法，去量度中國企業的資源配置是否合理。假如某一產業的生產效率很高，投資在這產業會帶來較高的回報，那麼我們便應多投資在這產業之上，直至回報率能跌至與其他的產業相若；同理，若某產業的效率很差，便應把資金抽走，資金減少後，因報酬遞減律起作用，回報率反而會上升。   重置資源 扭轉回報 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產業中有過高或過低回報都是不妥的，樣樣產業的回報率相同才是資源最有效的配置。謝長泰等人發現，用他們的量度方法，可知美國不同產業之間的回報率差別不大，但中國（與印度）的產業卻有很不同的回報（他用了數以千計的產業數據）。由此可知，中國有些產業過度投資，有些卻投資不足，這兩種情況都浪費資源。他們又估算出，如果中國能糾正這毛病，資源配置效率與美國相似，那麼，中國的生產效率可提升30至50%，即投入同樣的人力物力，可比前增產30至50%，這又有助提升回報率，吸引更多的人儲蓄投資，單此因素，最終可使GDP增長一倍。 若生產效率能提高40%（30至50%的中間位），對中國經濟是有巨大意義的。就算這種提升慢慢才形成，每年效率可因此上升1%，那麼未來30多年生產效率的增速都會額外地多了這1%的動力。過去10餘年，生產效率每年以2至3%的速度增長，再加上投資率高企，已可支持GDP近10%的增長。有了這新的增長動力，中國經濟增長未來30多年保持在平均8%以上的增長，完全可能（我以前曾詳細估算過）。 把資源從產能過剩的行業抽走，轉到產能不足的行業，這便是製造所謂「改革紅利」的具體方向。但要做到此點，中國不應走上國進民退之路。不補貼大型國企，還市場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市場觸覺敏銳的中小企會找到更合理的資源配置之道。   【小啟】由於暑期要閉關做研究，筆者將停寫4周。   (HKEJ 2015-5-26)

 

撕裂社會中道德觀的心理因素 (雷鼎鳴)

香港的社會在佔中運動後顯然已頗為撕裂。去年已聽聞一些家庭成員或多年相交的朋友因理念不同，互不理睬。在社會中，各種視對方為敵的狙擊行動不絕，此種行動的普遍化，里程碑可能是當年「維園阿哥」的狙擊，雖則今天這些「阿哥」似已消失人間，大家連其名字也無心記掛。

 

近日《星島日報》主辦的校際辯論比賽有人跑來干擾，以致學生聽不到評判意見。多年來嫉恶如仇十分尊重警方的屈穎妍女士因撰文支持警察，竟被知名知姓的憤青在網上留言要她滅門！去年有所謂的70多萬人電子「公投」，但也有相反立場的近200萬人簽名反佔中。組織後者的團體，今年又用較短的時間要收集121萬個簽名；他們的目的，根本已不是在製造聲勢，而是練兵，簽了名的人在今年區議會與明年立法會選舉中投票的意向會更為強化，主辦者可能希望敵對的一方不相信有如此多人簽名而輕敵致敗。在如此鼓聲雷動、戰意瀰漫的氛圍，香港還能不撕裂嗎？

 

難以道理說服對方

 

5年前我在本報寫了兩篇文章，分析價值觀接近的人民如何會因認知的逐步改變而變成意見立場兩極化，當時的預言已不幸而言中。但若撕裂的原因只是因為認知不同，化解之道便不太難，真理愈辯愈明，大家講道理便可。不過，世事往往複雜，港人的價值觀可能也在撕裂，而修補這裂痕比辨清認知艱巨得多。大多數人在遇到與自己意見有強烈差別的人時，幾乎都會認定對方若不是腦殘，便是收取了利益的壞蛋，又或者兩者皆是。懂得繼續講事實、擺道理或肯冷靜聆聽對方的，可能是超凡的異人。既然如此，以為在撕裂的社會中可以很快地用道理說服對方的，恐怕是不切實際。

 

社會中人道德觀南轅北轍，可以是大問題，港人的道德觀既然也形撕裂，我們便不能不追問一系列問題並挑戰一些既存觀念。道德觀從何而來？有無良知這回事？良知是天生的還是後天的？世界人民道德觀是否十分接近還是大相徑庭？普世價值觀是否存在？若沒有普世價值觀或此等價值觀並不清晰，「以法達義」這口號是否還有意義？

 

上述中的大多數問題其實可通過實際驗證找出答案而不是靠你靠我面壁空談。世界人民的道德觀是否有很大分別？這並不是一個哲學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科學的實際問題，找尋答案的途徑，可以是靠人類學、社會心理學、進化生物學甚至是經濟學等等的研究成果。但一些敏銳的哲學家也早已觀察到道德觀的多元性。哲學大師柏林（Isaiah Berlin）便曾指出，他不是道德的相對主義者，但他相信道德的多元性。換言之，他不會接受把「捨己為人」或「以殺人取樂」當作是大家各有所好，無分對錯，有些是不道德的便是不道德，但在世界歷史不同的文化體系中，道德的基礎也可以大為不同。例如有些族群重視義氣，有些強調忠誠，有些則自由大過天，有些則吃了某種食物便被當作罪大惡極，各自的側重點不同，對是非的判斷也大異其趣。

 

我自小對心理學便頗感興趣，中學時讀過不少心理學名著，大學時則修過好些心理學科。在解釋行為方面，經濟學硬橋硬馬，能深層次地了解人會如何回因應客觀制約的變化而調節自己的行為。對於人心中暗藏的幽微處，經濟學家可無多大興趣，甚至會把當事人視作「為賦新詞強說愁」之輩，但心理學家則不一樣，他們對思緒中的千迴百轉特別重視，欣賞在「庭院深深深幾許」中的「一種相思，兩種閒愁」。經濟學與心理學都講求實證，其預測力各有長處，正如辛棄疾與李清照的詞不易分高低般。對於人心中道德觀形成的精微處，心理學家比經濟學家着力更多。我近日讀到一本社會心理學家海德（Jonathan Haidt）所著的暢銷書《正義的心靈：為什麼好人也會被政治與宗教分化》（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便頗受啟發，認為其對分析香港當前局面甚為有效。

 

小圈子想法誤為全球認同

 

此書寫得通俗，但當中描述了多不勝數的實驗設計，而且在不同族群中實驗結果頗不一樣。例如實驗中可以測看不同人等對用美國國旗洗廁所的是非判斷，在無受害人雙方情願的兄妹亂倫情景中不同人如何看待？書中亦有指出，世上有多個不同地區的部落，喜歡獵頭，以身上掛有最多的人頭為光榮（他也指出，獵殺別的部落，奪其頭顱，是利用與外力鬥爭而化解自己內部組織怨氣摩擦的方法）。但從他所做的實驗與研究中，我們很難得出普世間有完全相同的價值觀的結論。事實上，在古代的記載中，很多是非觀念便與今天的不同，例如在《聖經》中，有些有關如何處理食物、婚姻和屍體的規條，若有違反，從前會被視作不義之舉，但今天卻少人理會。

 

由此可知，在談「普世價值」時，我們必須小心，否則便容易把自己小圈子所想誤以為全球大多數人皆認同。香港的不少價值觀，包括對民主機制的看法，基本上源於歐洲與北美洲。歐盟加上美國和加拿大的人口約共8.64億，是印度人口的70%、中國人口的64%、世界人口的12%，西方價值觀如何可當作普世價值觀？書中也提醒讀者，若有人硬說世上只有一組價值觀時，便要小心被其誤導。

 

海德認為，在人們作道德判斷時，他們並不會用理性地推導出此判斷有何根據，而是依靠一種直觀的、不加思考的決定，道德的所謂理性基礎，只是作了判斷後自己策略上強加上去的。在其中一個實驗中，參與者要對一些複雜的情況作出道德判斷，但部分參與者卻先被要求在腦中硬記住一組長數字，但其他人卻不用分心，可集中精神對被提出的情況作道德判斷。結果顯示，分心與否根本不會影響作出道德判斷的速度。由此可知，道德判斷不是靠「腦袋」作出的，而是靠直觀感覺。此點重要，若用嚴謹的推理去指出某人的道德判斷如何錯誤，將會徒勞無功，他們不會被說服，因為其判斷原本便不是基於理據！

 

小孩子的打架經驗

 

不是說過他們可以在作了道德判斷後再想出理據合理化其判斷嗎？在海德設計的一些實驗中，參與者提出自己的理據後，會被不斷的質疑，他們很快便理屈詞窮，說不出自己的判斷有何依據。但千萬不要假設他們會改變主意。他們不會的，在香港，這些人我們是見得太多了，原來此乃人性，非港人獨有。

 

既然他們的判斷用不着經得起推敲的理據，那麼會否是他們生而有之的「良知」在起作用？這也是說不通的，若判斷基於人性，那麼不同族群的道德觀便應十分接近，但事實卻遠非如此，而且海德還發現，小孩若無學習機會，根本便無能力掌握道德觀。不過，若說先天因素毫不重要，則一樣不對。海德發現，不同人等的確都有追求正義之心，這很可能是生物進化中汰弱留強演化出來的基因造成的，不過，人們只是天生願意追求正義，但什麼才稱得上是正義，卻是後天學來的，因此不同文化背景又容易出現不同的道德觀。

 

具體的是非觀念是學回來而不是天生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孩子在社會活動中自己慢慢掌握，例如打架可使有人受到傷害，小孩總也會因參加過打架自己感到痛楚而漸漸覺得打架是不好的。這樣推己及人便會慢慢形成一種視暴力為不對的道德觀。汽車大王福特（Henry Ford）曾指出，他一生中的成功之道是建基於懂得同時從別人的角度及自己的角度看問題。此種成熟的形成道德是非觀的方法，與經濟學的方法學完全一致，但卻非小孩可以一蹴即至。海德指出，在小學階段，孩子已懂得犯規，並會用狡詞為己辯護。到青少年期，便會辯稱自己說謊或犯規或犯法，是因為要追求更高的目標。如此說來，香港某些年輕人甘於犯法又喜歡狡詞答辯，竟是小學或青少年期兒童的通病，他們不懂或不願設身處地從他人的角度思考問題，道德判斷水平是未到成熟期了。

 

海德從進化論的角度看道德，並不認同人是完全自私的。上世紀七十年代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自私基因》一書，以大量證據顯示動物有着自私基因，就算是如狼群般的合群精神，也是基於要保護自己及後代生命而發展出來的基因，出發點也是自私。海德認為人不是利己（selfish），而是利群（groupish），此自製之詞，也可譯為「看重自己所屬群體的利益」，亦即可以策略性地在所屬群體擁有「利他」情懷。但從進化角度看，這有道德風險的困境。一隊團結勇敢的軍隊最易打勝仗，但在這勇敢的軍隊中，最不勇敢最懂躲藏，讓戰友去送死的卻最有可能保存生命，回家生孩子，把怯懦基因傳播下去。既然勇敢無私的容易早死， 怯懦的卻更能傳播基因，那麼人類的基因應被怯懦壟斷，何以會勇猛利群？海德要自圓其說，便提出群體須發展出隊友互相合作，壓制「反社會」行徑的是非觀，否則在族群之間的競爭中會吃大虧。

 

我毋須支持或反對海德的主要理論，但他點出了不少有用的道德。港人內部撕裂，內耗嚴重，「反社會」行為今天已是天天可見。從香港以外的族群看來，他們難免感到奇怪，為何港人會走上一條自毀之路？海德的另一主要結論是道德觀很多都無理據支撐，有時連是否維護到自己族群利益也談不上，所以道德是盲目但又帶有綑綁性，往往經不起理性推敲。若要人改變原本持有的道德觀，可能要持份者在真實世界中遭到重大挫敗才可做到，正如文革時充滿理想的紅卫兵搞了多年破壞不是被拉去勞改便是要面對崩潰的經濟，八十年代時改行參與經濟改革致富，才大徹大悟。從一個較思想性的層面看，部分港人自稱持有的普世價值觀又或對所謂「真普選」的堅持，又有多少經得起實證及理性的檢驗？正如上文所說，道理無論如何正確都不易改變人們的是非觀，但道理卻仍不能不年年講、天天講，否則更不能及早預示災難。

 

(HKEJ 2015-5-22)

香港亂象從量變到質變 (雷鼎鳴)

很多朋友都認為香港亂象紛呈，他們每談到一小撮港人無日無之的自殘行為時，無不搖頭嘆息。這類酷似文革的活動，隨便也可舉出一大堆例子。

 

數月前胡亂衝擊商戶的「鳩嗚」行動已經再吸引不了媒體注意，近日晚上旺角警署附近卻出現一百幾十人嘯眾而聚，電視所見，他們把附近滿載廢物的垃圾桶都拉到路中心推倒阻塞馬路，尚以此為樂。這種vandalism與文革中紅衛兵以打砸搶衝擊公檢法何其相似？評論家屈穎妍為她素來尊重的警隊說了幾句公道話，竟被斷章取義後，又有人在網上說要她一家五口滅門，並有人打算要到她家附近騷擾其女兒。這是何等卑劣的行徑，但見識過文革的，也不會感到陌生！《星島日報》舉辦校際辯論比賽，因有官員到場頒獎，竟有現任及過氣的議員帶隊入場搗亂，使到為辯論準備了多月的學生沒機會聽取評判的意見。嶺南大學學生會邀人到校公開演唱粗口辱警歌，會長不以為恥，狡詞堆砌，其邏輯活現了紅衛兵的意境﹕只要是為了革命，一切惡行皆變成仁義。浸會大學選校長，學生衝進校董會會議室。世上哪一家大學選校長要得到學生批准？近似的例子我只想到兩個，一是「五四」運動後，學生要求聘誰當教授都要問過他們，蔡元培為此與學生大起衝突，幾乎大打出手，《西潮》中記此甚詳；二是文革期間駐校的紅衛兵顯然比教授更有權，但也不見得權力大至可委任校長。

 

從上述事件可看出，一些反對派人物最要針對的，除了政府官員外，便是維持治安的警察，他們也很渴望在大學此等思想聖地奪權。仇恨警察不值得奇怪，破壞社會安寧的人與警察本來便是天然的敵人。大學校長的委任權要來幹什麼？他們雖完全不懂校長應具備哪些能力，但若校長怕了他們，對他們總會有好處。

 

到處搞破壞並非香港這批廢青所獨有，世上同好此道者多的是，外國或香港的一些公廁中門扉上的塗鴉可作佐證，若是情節不嚴重，我們也不用太介懷。互聯網的發達卻提供了平台讓他們自我膨脹，互相吹捧，以致是非顛倒。不過，我們若處事謹慎，卻是要仔細分析佔中後湧現的無理衝擊活動，究竟會把香港帶到何處去？又若背後有「高人」操盤，他們的意圖是什麼？

 

佔中已證明此路不通

 

觀乎他們所發表的意見，破壞社會安寧的「理據」主要的不外乎兩種。第一是他們要「發聲」，告訴港人他們如何憤怒。但香港發聲的途徑多不勝數，若有時間，他們可整天在電腦前不斷發表意見，誰會阻止他們？為什麼要用一些損害別人利益的方法去吸引別人注意？此方法的始作俑者便是佔中，但佔中已證明此路不通，佔中結束前我早已為文指出它必然失敗，最近更見到香港大學一位較同情泛民主派的教授說佔中算是「慘敗」。學聯被學生所拋棄，各校紛紛退聯，更是坐實了佔中慘敗之說。既然如此，仍是採用同一的失敗方法去發聲，訴說人所皆知的觀點或歪理，是否智商損耗太甚？

 

第二種「理據」是不斷製造困難，使香港無法管治，並以此為要脅別人遵從其意旨的條件。但這種方法有用嗎？港人見到一些胡來的行徑，究竟是會責備中央及特區政府，還是會不滿搞事之人？香港管治若敗壞，官員要推掉責任易如反掌，但受害的卻是普通的港人。這些反對派如何能假設港人不會追究他們？不過，這些反對派行事時往往學習三K黨，面目不敢示人，追究他們也不易。

 

也許有些人志向遠大，每做一件小事都深謀遠慮，他們的目標或許是要「建國」搞港獨，有些則只是要政改按他們意願進行而已。這些小事若孤立起來，不會見到效果，但他們似乎相信辯證法中「量變到質變」的原理，只要一件件小事做下去，終會達到質變，「革命」成功！

 

「量變」的確有可能導致「質變」，但這個「質變」內容是什麼，卻未必如他們所願。佔中時的種種擾民行徑也算是「量變」，但最後的「質變」卻是學聯幾乎瓦解，不少港人從同情而轉為厭惡這行動，這正是佔中慘敗的原因。同理，現時亂打游擊破壞安寧，打擊社會中既有制度（如警隊，如大學）的活動既然損害了港人利益，違反了港人守法的傳統價值觀，每一次行動只是加深港人對他們不滿的「量變」而已，最後的「質變」往哪個方向變，答案是很清楚的。

 

這種道理十分簡單，最近在臉書讀到一位對上述辯論比賽受到衝擊而感到十分憤怒的中學生留言，同樣也講得出此番道理。雖然這位名喚黃裕舜 (Brian Wong) 的中學生是香港學界中辯論隊的紅人，思想成熟，且已被牛津全額獎金收錄，將來必成大器（我與他素未謀面），但那些闖蕩江湖多年的政客見識竟不及一個年輕小伙子，他們能不愧煞嗎？■

 

(Yazhou Zhoukan 2015-5-30)

港深雙城記 (雷鼎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上周發表了一份中國城市競爭力的排名，香港再難保住至尊地位，首名位置被深圳奪走，香港屈居第二。

這個結果有一點較為可疑。深圳2013年才排名第七，去年跌出十名內，但今年卻升至第一，波幅之大不合常理。但若說這個新排名使人感到驚訝，卻又未必。我十年前便已預測這一兩年間深圳的GDP便會超過香港，現在看來，正確的機會極大。競爭力不等同GDP，前者是一種能力，後者則是一種成績，我較為喜歡看具體可觀察到的成績。

2014年深圳GDP有1.6萬億人民幣，香港則有2.26萬億港元。按官方匯率計算，香港去年的GDP高於深圳約11.7％，以深圳去年年增長率高達8.8％的速度（過去常是雙位的增長率），2016或2017年總體GDP幾乎可鐵定會超越香港。其實若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因深圳商品價格平均低於香港，故深圳的總體經濟早已超越香港了。但深圳人口較多，2012年有1,055萬人，其人均收入要追上香港需時較長。現在香港的人均GDP約高於深圳65％，十一、二年後，香港恐怕連人均GDP也要低於深圳了。

高新科技比下去 城市規劃被超越

我們要注意到，香港的隔鄰，已出現了一個人均收入可與南韓相比的大都會，而且經濟仍會高速增長，又因它人口遠多於新加坡，經濟整體板塊及影響力將來也會更大。新加坡常羨慕香港擁有的地理位置優勢，但深圳不也是與香港有着相同的位置優勢嗎？深圳可以是香港互補互助的鄰居，但同時也可以是鞭策着或威脅着香港的強力競爭者。有些行業，如貨運，本是香港的強項，但已被那裏的碼頭比下去了。另一些行業，如電訊設備或生物科技，深圳在整個世界上已佔有極重要地位，而香港則是否仍在起步階段也說不準。再有一些行業，如金融服務業，香港做得不錯，仍然領先深圳，但深圳交易所已經不容小覷，前海的出現，香港金融界人不得不檢視形勢，自己要參與還是直接與其競爭。日前在深圳與張五常飯敘，他告訴我，有人問他對前海的意見，他回應曰：盡可放手發展，不用照顧香港的利益，因香港已死梗，無得救！我對香港沒有他這麼悲觀，但恐怕這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沒有他這麼快人快語。

不少人以為香港的種種制度比深圳優越，這點也許沒錯，但別人的制度也一直在進步，而且有其他優勢可抵銷制度上的不足。因有鄧小平支持，深圳向來開放，也因此可招納全國有企業及冒險精神的各類人才。高科技成績不用再說，就連城市設計規劃方面，深圳也在國際上有很高的地位。土地供應上，深圳面積1,992平方公里，比香港1,108平方公里要大，但後者自己劃地為牢，拿不出土地發展。

人才不足 高等教育優勢不再

人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深圳日常的基本語言不是流行於廣州的粵語，而是普通話，這反映出它向廣東以外吸納人才的規模。北大清華等名校畢業生多有跑到深圳發展，是人所共知的。反觀香港，則事事畏首畏尾，連輸入專才，其手腳也慢，其氣魄也不足。在教育成效上，香港雖也頗有成績，但觀乎近年PISA測驗得出的結果，上海已遠超香港，深圳可能與上海也頗為接近。香港在教育上的相對勢，若仍有的話，已不明顯。不過，香港的高等教育卻遠勝深圳，這也是深圳的一個瓶頸。

這個瓶頸可以對香港有利。深圳是一個高科技生產中心，但卻缺乏像矽谷般擁有史丹福大學此等科研基地作其後盾。香港在這方面可以發揮貢獻，帶來雙贏。近日在世界科技界大紅的無人飛機製造商大疆，其創辦人汪滔是香港科大畢業生，他的硕士論文正是無人飛機。如何把香港的科研與深圳的生產力結合起來，應是香港的重點研究問題。但若要真有成效，恐怕要港人不再忙於內耗才行。

 

(Sky Post 2015-5-22)

化解衝突還是激化衝突? (雷鼎鳴)

對政改如此影響深遠的議題，我們在分析時，必須反覆推敲多方面的理據，並保持一片冰心在玉壺的冷靜，否則爭論很易淪為意氣，害己害人。要做到此點，一個重要的條件便是搞清自己有無利益糾纏在內。

 

我相信我是冷靜的，因為算來算去，覺得對個人而言，政改一旦通過，都是損失與得益參半，但對社會卻是利大於弊。損失什麼？特首若是一人一票選出，在今天的政治環境下，經濟政策大有可能較傾向民粹，福利與稅率都會增加，這當然不妙。得益什麼？一人一票選出的特首，因得到可量化為選票的民意支持，更有能力推動政策，使香港不再錯過別處羨慕不已因中國崛起而帶來的發展機遇，這對總體社會及個人都有好處，況且民主制度亦可向前走出一大步。

 

政改問題 易失焦點

 

說起機遇，中國提出「大國崛起」的概念至今，轉瞬已有八九年的時間了，這期間， GDP又翻了一番有餘，而我們要懂得，GDP只是一個「綜合性統計」（summary statistics），它上升的背後，必有一大堆多元性的內容。最近到過南京這個以中國標準而言還稱不上是一級大都會的城市旅遊，發現發展得超乎預期的好，人民笑容滿面，市容井井有條，交通有序，商場人流暢旺，新建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建築與雕塑都絕對是世界級，充滿震撼力，這反映在大國崛起的大潮中，文化藝術也開始發力了，香港與之相比，已無多少優勢。不少港人對內地的認知，已嚴重落後於實際的形勢，難怪張五常叫發展前海的人不用「放生」香港，他相信香港已無可救藥，在競爭中輸給內地，已成定局。我比他樂觀一點，但同時相信，港人若再忙於內耗，無論港人自以為其制度如何優越，最後也會發現這於事無補，香港經濟終也會返魂無術。

 

政治與經濟是一個銅板的兩面，今天政治的核心是政改能否通過，未來經濟如何發展也受此制約。但政改問題眾說紛紜，我們容易失去焦點，到後來變成各自表述，社會亦了無寸進，我們有必要把焦點再次對準。

 

我相信政改爭議的核心是對「雙認可」持什麼態度。「雙認可」是指選出的特首既要得到中央的認可，亦要大多數香港投票者的認可，缺一不可。但中央政府與部分泛民顯然對「雙認可」有不同的解讀，爭拗也源於此。

 

起碼在口號上，泛民當然也希望特首要通過一人一票得到港人的認可，但對於特首應否得到中央的認可，態度則含糊。較聰明的泛民會承認中央的認可是實質性的，但其實質程度仍十分有限，若港人通過一人一票選出特首後，中央蓋上橡皮圖章便可，若不肯蓋上，可再次選舉；總之，中央的認可角色是被動的，對中央較存敵意的泛民則甚至可能希望在選特首時中央毫無角色可扮演。

 

中央的看法當然與泛民有別。她認為特首必須得到她的認可，而是否認可是有條件性的，她絕不會容忍她眼中毫不愛國愛港的人充當特首，也絕不會讓希望共產黨下台的人當上特首，但她又不見得只肯容許某一指定的人當選。換言之，她會完全排除掉某一類人，剩下的無論是誰，如果港人肯接受，她也會認可。她若要排除某些人，不單可以在選舉後的階段否決他們，亦可在選舉前便把自己的看法先說出來。

 

因為多了「中央認可」這個必要條件，香港的普選無可能沒有篩選，除非中央對港人已絕無疑慮。但篩選與普選是否水火不容？這倒不見得。只要社會中存在某些人，是既得中央認可，又為大多數港人所接受的，篩選與普選便可並存。我相信此類人不在少數。香港某些反對篩選的人，實質上是不承認「雙認可」為必要條件，他們認為「單認可」便夠了，但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這怎麼可能？

 

各種認可 司空見慣

 

我長期在大學工作，熟悉其運作，「雙認可」對我來說是司空見慣之事，是大學民主體制中的核心組成部分，我對其不會抱有負面情緒。大學不是商業機構，實施教授治校，萬事不會只憑老闆說了算。教授治校本身便含有民主機制，重要事項由各種委員會通過投票決定，但在行政上，又往往要得到上級或其他部門的認可才可生效。就以人事安排為例子，我曾當過校長、副校長、院長、系主任與高等研究院院長種種遴選委員會的成員，當中必會由委員會投票選出可推薦的候選人，但一定要上級認可，該候選人才能獲得委任。

 

在大多數的情形下，上級對委員會的推薦不會有異議，例如推薦一個院長候選人後，副校長及校長多會接受，但這並非必然，他們也會獨立地自己做好功課，看看這個推薦是否合乎校方的利益。我便見過不少上級並不認可委員會推薦的例子，要再組委員會多用一兩年尋找適當候選人。這些例子都涉及「雙認可」或「多層認可」，在非商業性的大機構中絕不罕見，委員會的決定若得不到另一方的支持，委員中可能有人不高興，但大家一般都會尊重機制，不會否定別人認可的權力。

 

不過，這不並意味不同部門不會發生衝突。例如，在爭取資源上，各院系通常都會認為自己的才最正義及重要，把資源投到自己院系，對學術發展的推動，遠勝把人力財力投到別個院系。大機構只是大社會的縮影，利益衝突，甚至是尖銳的利益衝突，不可能完全不存在。有了衝突便須要化解或妥協的機制，否則大家相持不下，對機構會造成嚴重打擊。

 

化解衝突本身是一門大學問，在外國的一些大學中，甚至有專門研究此議題的博士課程。這些專家研究出的化解危機策略，有些也頗為合理，例如要如何加強溝通，多聆聽、站在別人的角度看問題等等，但放諸於香港今天頗為撕裂的政局，這些建議恐怕都不太管用。經濟學是明刀明槍地分析利益的學問，在不少利益衝突的處理上，可能更為現實。

 

「合作性博弈」（cooperative game）或「討價還價博弈」（bargaining game）是我們針對化解衝突的主要分析工具。此種博弈重視雙方的相對實力，並力圖避免出現對雙方都至為不利的局面。所謂實力，是自己的能量究竟可使對手遭到多大的損失；若自己有辦法使對手要面對難以承受的損失，便有可能迫使對手就範，這便是實力的體現，也是談判的有力基礎。

 

不過，對手也可能擁有相同或更強大的實力，能造成一拍兩散的局面，那麼自己的談判地位便不如想像中的那麼強。擁有談判實力的目的，並不是要傷害對方，而是迫使對手不能不重視己方的利益與意見。雙方的最終目標仍然是如何把各自的利益最大化。

 

未能知己 也不知彼

 

博弈論把己方可以造成對方最大損失的效果叫作「威脅點」（threat point），不知自己及對手的威脅點在哪裏，此種博弈便不會帶來對自己最有利的結果。今天部分港人的問題在於不知己也不知彼，而又勇於叫陣。

 

不知己是因為不明白香港的談判實力已是江河日下，GDP從一度等於中國四分之一下降至今天的接近四十分之一，又誤以為自己過去的優勢可持續下去，沒有去思考如何維持及增進自己的實力。不知彼是對中國與國際形勢都嚴重脫節，在中國「大國崛起」之勢已成之時，還寄希望於中國經濟快將崩潰政府快將倒台。他們查一查統計資料，便知中國雖有「房奴」，但87%的住戶都擁有自己的物業，人均居住面積30多平方米，遠勝香港，在此條件下，「革命」哪會發生？他們多到內地旅遊，在民間多觀察多接觸人民，也會感到他們對前景的樂觀，所得資訊，遠較閱讀機場書店或旺角街頭報攤充斥的各種中共權鬥或領導人情史的「內幕」來得有用。

 

但更愚蠢的是，在自己勢弱及對方勢強之時，卻不斷叫陣呼喝，視對方對特首的認可權如無物，激化本來並不嚴重的矛盾。這不是化解衝突之道，是反其道而行。不過，要承受損失的人，卻不一定是始作俑者，而是普通的香港人。

 

我雖聽過有商界大老認為政改會通過，因美國也支持「袋住先」，但我對此悲觀，認為能通過的機會低於5%，是否如此，對我此等再無經濟顧慮的人影響不大，但香港的經濟與民主發展恐怕都會停滯下來。

 

(信報 2015-5-13)

南京行 (雷鼎鳴)

我喜歡南京，因為它有厚重的歷史感，也是一個觀察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很好的地方。我到過南京五次，時間橫跨30多年，足以見證到它的變化。

第一次到南京時，這個城市毫不起眼，房屋與道路都頗為殘舊，不使人感到在此之前的30年社會主義建設有何了不起。中山陵無疑很具氣勢，但南京的文化源頭秦淮河卻見髒亂，沒有朱自清筆下「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的氛圍。但8年前去的一次，已見到秦淮河換了新顏，坐遊船夜遊，兩岸燈火通明，上周重訪時，更見多有舞蹈及音樂表演，恍如重現六朝金粉的繁華地。附近「烏衣巷口夕陽斜」的烏衣巷中「舊時王謝堂前燕」的王導、謝安「舊居」（顯然不是真正的舊居），使人發思古之幽情。謝安在383年所打的「淝水之戰」，是中國歷史中最重要的一場戰役，東晉若輸掉了，整個今天我們所知的中華文化很可能便從此湮沒，就像今天的埃及人與其古文明幾乎斷絕了關係一般。蓋因當年的文化高度集中在少數高門大閥家中，它們若被胡人苻堅幹掉，今天還有多少人聽過孔孟老莊，大成疑問。


高樓遍地 名店滿城

南京今天已是摩天大樓遍布，地鐵潔淨廉宜又高效，其最豪華的商場德基廣場名牌商店之多，我在北京、上海都找不到。南京去年的人均GDP已有1.7萬美元，早已超過世界銀行所訂的高收入經濟體的標準。在此我們可窺見中國其他地方的未來是怎生的一個光景。在人潮中，我們可見到當地人民掛着笑容，頗為愉快。就算跑到玄武湖或莫愁湖公園，也可見老年人三五成群的在下棋，年輕人則各自手牽手漫步或坐在遊船上自得其樂。

到南京若不去新建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便等於沒有到過南京。此館面積巨大，加上廣場，呈三角形，長度大約等於兩個足球場。入口前水池邊的一系列雕像極具震撼力，其中一個抱着脊骨已折的嬰兒的年輕母親，其仰天悲號的神情，見者能不動容？館內藏有大量檔案，公開的展品略嫌不足，但已足以使人緬懷過去死難的三十萬同胞。香港某些年輕人，要與侵華日軍看齊，稱呼中國人為支那人，此種扭曲心態，與頌揚希特拉無多大分別，在歐洲，這是會被人追打的。一個地方的GDP只是一個綜合指數，GDP的高低背後必有其內容。南京已是發達地區，這發達的程度同時也在其文化藝術等多方面可得彰顯。紀念館建築風格之獨特，絕對是世界級或是領先世界級的，其匠心別具的種種設計，反映出中國人已有資源再度創造偉大的文化。二十年前我相信中國並無能力建造出這樣的一個展覽館與廣場。


老年人替子女相親

一個意外之喜是在玄武湖公園內觀察「相親」活動。在中國多個城市的公園，周末都會有人在指定的地點掛滿「相親」廣告，內容除介紹自己的年齡、學歷、身高（必有此項）、工作、性格外，還會寫明對配偶的要求。我一張張廣告的細看，自然招來不少人的查詢。我自認說得出一口京片子，但一開口來者便會狐疑地問我是否廣東人。來查詢的都是站在那裏的老太太，她們第一句便會問我是替兒子還是女兒來進行配對。有較為耐心的，雖明知我是到那裏運桔，但仍肯不厭其煩地告訴我整個相親的過程。

在經濟學中，配對（matching）與篩選（screening）都是重要研究題目，可應用於找尋配偶、找工作或招聘僱員，找學校或招生等等，出過幾位諾貝爾獎得主，我校同事高等研究院的皮薩雷德斯（Chris Pissarades）在2010年正因研究搜尋與配對而得諾貝爾經濟獎。我覺得南京的相親有效率，先通過時間成本甚低的老人家把信息過濾，雙方家長都互相摸清底細後，才讓下一代「相睇」，讓其自由決定是否發展下去，甚省成本。我被告知，優秀的女生多得很，男生已被寵壞，所以好的男生難求。這與我的認知不一樣，中國年輕人每113名男的，才有100名女的，應是男的難找妻房，但也許真的是女的較勤奮向上吧。這些小事倒有助了解中國。

 

(Sky Post 2015-5-15)

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 (雷鼎鳴)

我一位同行朋友，哥倫比亞大學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上月與另外幾位專家發表了一份名為《世界快樂報告2015》（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5）的研究報告，內含世界各國人民快樂程度的排名，香港以5.474分排第72，中國則以5.14分排第84，香港的老「對手」新加坡則以6.798分排24。

報告首先是用了不同的源自心理學的方法，用問卷調查去量度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民平均有多快樂。經濟學家很多都對此類量度持懷疑的態度，例如，甲說他很快樂，乙說自己有點快樂，但我們可否便遽下斷語，說甲比乙快樂。人與人之間的主觀快樂程度尚不見得可比，不同國家人民之間的可比性便更低了。除非我們能有先進儀器，測度出我們在快樂或悲傷時腦中的電流或生化系統有何變化（這並非不可能），我會對一切有關快樂的報告保持一點懷疑。


客觀因素與快樂程度不符

這裏先不理這些可疑的地方，假設報告能真實反映不同人等的快樂程度。但我們要解釋是甚麼因素影響了一個人的快樂，及這些因素的定量影響有多大。報告羅列出六個因素：人均GDP、能健康地過活的生命年期、社會對個人能提供支援、政府及企業的可信任程度（即其廉潔程度），主觀上感到的自由、社會的慷慨程度。我們姑可把這六個因素看成是客觀因素，報告中有詳述如何量度它們。報告又用了統計學中的「回歸分析」方法，找出了各因素的影響力，並且發現這六因素已足可決定四分三快樂程度變化。

若從六個客觀因素的數值看來，香港絕不應排得這麼低。港人所表現出的快樂程度，與其客觀環境不甚相匹配。上述的因素，有些與經濟發展程度有關（例如人均GDP或健康壽命），有些則與社會發展有關（如廉潔或社會支援、自由等），香港作為發達地區，這些因素都得分很高。若單論這些客觀因素，香港的排名應與比利時、英國、新加坡等相若。不過，港人主觀感到的快樂程度依然只能處於低得多的排名72。這正好顯示有某些很負面的情緒影響着港人。

用另一種說法來表達，港人的確有可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客觀條件，包括自由程度，都十分良好，但主觀上並不夠快樂。這因素是甚麼？報告沒有提供答案。我們可以歸咎於港人憤世疾俗，自我撕裂等等，讀者可自行猜測，但要注意，2012年至14年的快樂程度數據，與2005年至2007年期間相比，分別不大，所以我們不能太倚靠近年才出現的社會變化去解釋為何大家比前不快樂。


負面情緒困擾 更遜戰爭國家

若論這個「不明原委」的負面情緒（也可稱之為負能量）究竟有多強，倒是容易被嚇一跳。我從報告中的圖表可估算出，港人客觀因素以外的負能量，足足把快樂程度拉低了約1.45分（排名拉低了50名左右）。世上有哪些國家的負面情緒（或上述六因素未能包含的重要因素）比香港明顯地嚴重？在報告中不難找出答案：是戰火連天的敘利亞及盧旺達！香港何時淪落至斯？

這負能量是否與內地有關？也許有，但內地快樂排名比香港稍低只是因它的客觀條件比不上香港，例如收入不及。據報告的圖表，內地人民的快樂程度十分正常，完全沒香港如此強烈的負能量。在過去十年間，內地的快樂程度甚至稍有增進，香港則在退步。港人是應該檢討一下如何使自己開心一點了。

 

(Sky Post 2015-5-8)

經濟學家與「袋住先」 (雷鼎鳴)

兩周前，林行止先生在本報發表大作《機會成本有得計！ 經濟學家「袋住先」？》，當中所引用的一些社會學家及經濟學家的研究似乎顯示，經濟學家有自我隔離、不理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傾向；又讀過經濟學科的美國政客，有更高的機會作出貪腐或自利行徑，至於香港的「不少」經濟學家因為重效益功利薄是非公道，所以選擇了對自己最有利的「袋住先」。 社會中人對經濟學家暗諷，早已是司空見慣之事，這也是作為一門顯學的道者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朋友當中，早已達不惑之年的經濟學家自然不會無聊到一聽到責難之聲便拔劍而起或暗自悲傷，他們的反應或更接近「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的境界。在一次「十三學者」的飯中，在場的七八位經濟學家對行止兄之評皆不以為然，但卻又爭相對號入座，認為其他人無資格得此抬舉。經濟學家慣於自嘲，但多年前諾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 Jr）來港時，在飯局中表明很反對此種自嘲，原因是世人往往自以為懂得經濟學，但其實誤解甚深，經濟學家的自嘲容易加深此種誤解，不利此門學問的發展，我聽後深以為然，立時自封為經濟學道者。 懂醫術會亂殺人？ 行止兄認為經濟學家只管參考、聽取同行的意見，不管其他學科的發現，並直指此種取態「與老共自認永遠正確而具自我完善……本能無異！」行止兄的根據是今年初《經濟前景學報》（JEP）的一篇論文，按照行止兄所引述，該研究發現，在經濟刊物AER（2000至2009年間）所發表的文章中，其引用的論文四成來自25份經濟學自己的頂尖刊物，但政治學者及社會學者卻心胸廣闊，政治學論文所引述的研究中，只有0.8%是同行論說，社會學家所引述的，則只有0.3%來自同行。 我看到這些數字後大吃一驚，政治學及社會學怎可能如此不濟，其研究所引用的材料，超過99%來自行外的成果！這好比一篇醫學論文，其採納的根據當中99%都源自與醫學無關的研究，我們對醫學這門學問哪裏還可能有信心？這是不可能的，任何成熟的學科都有自己的核心學問，行止兄一定是不慎中了招，才可得此印象。我把JEP的文章找來一讀，果不其然，可能是文章的表達不善，行止兄的確是搞錯了。上述的0.8%，是指經濟刊物AER的論文所引用政治學研究的比例，而不是指政治學家所引用的研究只有0.8%為政治學家所發表。上述社會學的0.3%也是同樣解讀。至此，政治學家及社會學家的名譽可得恢復！ 若我們要問究竟經濟學、政治學或社會學哪一門更開放、更肯吸收別人的學問，不同的人都會有不同的答案。從學術史的角度看，我則認為經濟學不但一直都有自己核心的理論，但卻又同時在吸納行外的方法與研究素材中最為成功。眾所周知，經濟學所用的數學之廣之深，沒有哪一門社會科學可比擬，經濟學中的主要實證方法「計量經濟學」，本身與統計學便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上世紀三十年代，因薩姆爾遜（Paul Samuelson，其本科時在芝大念物理，並有發表物理學論文）之功，經濟學大量引入物理概念，其影響至今依然顯著。自四十年代開始，博弈論又成為經濟學的組成部分。30多年來，自然科學中的實驗方法在經濟學中大行其道。近10多年來，受到心理及生命科學影響的行為經濟學也陸續在各大學中開班授課，試問其他社會科學中又有多少研究要使用如「磁力共振」（MRI）等工具？我的舊同事周恕弘則是這方面的專家，他的文章甚至有在生命科學刊物中發表的。至於貝卡爾（Gary Becker）廣泛地使用社會學的題材作研究也是人所共知的。由此可見，經濟學家對吸納各學科的精華，不但不會皺一下眉頭，而且善於進行。一些其他學者雖口稱要跨學科研究，但卻無甚成績，經濟學家對此「自我感覺良好」，無足奇怪。 行止兄大文中也有引用了一篇剛出道的德國博士生所撰的論文，其中整理了695位美國國會議員的資料，發現他們當中有念過經濟學的更有可能貪污枉法云云。我對此結果毫不奇怪，我一向認為，若經濟學讀得「半桶水」是很危險之事，所以甚至不認同中學開設經濟科，因學生未成熟也！但話說回來，若說經濟學引致貪腐，卻是文不對題。上述695名議員中，我想不起有誰會被學界視作為經濟學家，他們在大學本科時部分讀過經濟，則毫不奇怪。其實美國政客，大多數都是律師出身，貪腐的政客中顯然大都熟悉法律，但我不會認為是法律造成了貪腐。 但若說經濟學的知識與貪腐活動毫無牽連，卻也不正確。上月在清華參加的一個宏觀經濟座談會中，有位曾在發改委任職但現在商界工作的經濟學同行王建有言，在政府做事時，他要努力找尋政策的漏洞，以便早日替政府堵塞之；在商界工作時，他一樣也要不停找尋此等漏洞，看看怎樣可以利用之。由此可見，經濟學的核心技能之一便是懂得發現別人看不見的漏洞，好的經濟學家都應練就「獨孤九劍」，一眼便識破體制或別人的破綻。這有如犯罪學家最懂得犯罪，醫生最精通殺人之技一般，但我們卻斷不會說犯罪學家或醫生喜歡犯罪和殺人。不懂經濟學看不通體制漏洞的政客就算要貪腐，可能連怎樣動手也不知道，有這方面知識的更有能力貪腐是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 支持「袋住先」動機可疑？ 行止兄大文中暗示，當今香港支持「袋住先」的經濟學家的動機大有可疑，他猜測他們可能害怕失去晉升機會、不獲續約、不易進入建制的委員會、沒人邀請北上講學、退休後不會有「榮譽」機會等等。經濟學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老祖宗，以私利為本猜度別人動機並無不妥，但人性複雜，其利益也複雜，局外人要掌握時極容易荒腔走板，致得出錯誤答案。人心難測，他們心裏真正想什麼，本來不易得悉，但上述推斷卻顯然經不起可觀測到的事實的驗證。我認識全部在港公開（或私下）認同「袋住先」的資深經濟學家，其中多位（但非全部）有參加「十三學者」，學者大多有自己獨立的意見，不用追求共識，但若要我找出哪一位資深又勇於發表意見的同行反對「袋住先」，卻是搜索枯腸，難找例子，這甚至包括在深圳的張五常也是如此（上周末在人聲喧嘩的深圳萬象城被他搜尋出來，在鼎泰豐共進晚飯，我知其所想）。不過，在茫茫人海中，卻竟是沒有一人與上述猜測相符。 這批經濟學家若非已退休便是快將退休，他們須要續什麼約升什麼級？當中3位曾任大學副校長，又有幾位曾任系主任之類的，哪會計較這些？北上講學他們大多不會排斥，但實際上，幾乎人人忙碌，真正能抽空去講學或參加學術會議的人很少。內地大學邀請外間經濟學者參加學術活動是等閒之事，有關學系發出邀請，只要我們有回鄉證便可，我從未聽過哪一位經濟學者被留難，正如我們邀請外國學者來港時，根本無人會理會其政治取態一樣。進入什麼諮詢委員會當義工，更是大家避之則吉之事，這批人過去參加過的諮詢委員會數不勝數，根據報酬遞減律，這些委員會對他們的價值一定極低。一年多前，曾有政客及傳媒人胡說我很想加入什麼委員會，我遵從實證主義的原則，公開挑戰他們參加一賭局，若這幾年內被委任並接受任何一個政府諮詢架構的主席之位的話，我願賠10萬元，若沒有接受，他們只須賠我1萬。沒有人敢接受這賭局，「贏梗」的機會化為烏有，使我十分失望。我相信贊成「袋住先」的經濟學家不少也肯開此賭局。至於要獲得什麼「榮譽」一節，雖沒有證據支持，但這倒是不易驗證，不過，從未聽聞有哪一位經濟學者因政治立場而得到「榮譽」，付出高昂而且最被他們重視的時間成本，去追求一種概率極低而又無多少實利的目標，並非理性經濟學家的作風。 任何選舉都可被操控 那麼，他們支持「袋住先」的真正原因是什麼？我的觀察是這有理念上及背景上的因素。在理念上，經濟學的訓練使到他們在分析問題時會直奔主題，首先便問後果是什麼？正如佛利民常言，政策的意圖並非關鍵，它帶來什麼後果才最重要。如是，經濟學家對政策推動人為自己戴上的道德光環大多會嗤之以鼻，政策或制度是否公義，要基於其後果而定。經濟學家的道德觀又往往是功利主義的，功利的考量並非某個別人的利益，而又因不同人等有不同甚至是衝突的利益，所以正義的標準應是社會的總體利益能否被最大化。「袋住先」合乎這標準。 有人會反對這看法，但其論點卻是基於對民主機制的局限性缺乏認識。我20多年來已形成一觀點（20年前當然不可能預知「袋住先」的爭論），任何選舉制度都可被操控，以致不能確保結果是否代表民意，但民主制度仍有其極重要的優點，即可製造壓力，使當政者或競選者不能不害怕失去寶座，從而努力服務人民。此種通過一人一票而替人民帶來罷免首長的權力，美國的開國元老之一的麥迪遜總統已多有論述，王于漸教授也屢有發表這方面的意見，我的資深讀者也會知道，我多年來經常闡述此觀點，而「袋住先」其實已掌握到民主能帶來的上述的核心優點，我們縱然不認為其完美，但卻不可能不支持它，否則便與自己多年來的信念相違背。 有資深傳媒朋友曾對「十三學者」的組成感到十分奇怪，她不知道，這批人當中絕大部分當年都是活躍的學生運動參與者，年輕時的社會參與，又或其中多人接受過優質的自由教育，對何謂「正義」有長時間思辯論證，所以行事是否合乎正義，早已是他們信念的一部分，而是否能維持此種信念並能捍之，又早已被他們視為己身的核心利益。明乎此，便也不難明白為什麼他們大多都反對「全民退休保障」，此種制度能明顯地為這批行將退休或已經退休的人帶來金錢利益，但卻不符合他們據經濟理論推出來的觀點，所以他們惟有反對。 劉佩瓊說這批人都是返老還「青」。我的舊同事科大人文社會科學院前院長齊錫生教授在《香港科大還有什麼好說的》一書中提到一小群「老保釣」跑到香港建立科大的過程，他所說的這批人保存蘇東坡筆下的那種白首忘機的天真，夾雜難以釐清的民族情結，他們恭謹地做好本分，不參與不寬容偷雞摸狗的行徑，雖然是在述說另一批人，但比劉佩瓊所講的，是對經濟學家更加詳細精準的描述了。行止兄並不熟悉這批「異類」，有其判斷不足為怪。 (HKEJ 201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