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遵義教授在友報撰文說：「我對於我們的一些年輕人當晚的行動（指港大衝擊校委事件）深感失望，我對於他們的未來和香港的未來都覺得絕望。」這是說得很重的一段話，尤其是出於一位聰明絕頂長期關心年輕人與教育的前大學校長口中，份量是更加重了。
有些人或許有眼不識泰山，但身為劉遵義的同行，我卻是知道的。他當年是九優一良的真正會考狀元，當年並非每年都能出現到一個，與今天在分數通脹下一年等閒五六十人稱為狀元不可同日而言；他在經濟學界中的地位，以及在台灣與內地經濟政策上的影響力也是巨大的。有這種身份的人不會隨便胡言亂語，究竟他提出的警號有何根據？中央政府或許對劉尚未到言聽計從的地步，但肯定會很重視他對港局勢的評價，若香港已被視作絕望之地，政策轉向有可能不利香港。
社會須重視公義
最近經朋友介紹，讀到經濟諾獎得主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在8月13日《紐約時報》雜誌（預先出版）所刊登的文章，對我們評估香港的前景有啟發意義。費爾普斯認為，社會不但要重視公義，還要是良好的；公義的重點是要使到基層能夠與社會融合，上升階梯能夠暢順。但他更重要的論述是分析和討論如何締造良好社會。良好的社會能發揮人的潛能，使人民有創新的追求與機會，而且可以因成功所帶來的成就感而體驗人生的價值。
費氏指出，美國十九世紀時人民有極強的創新訴求，歐洲也有，大家都追求新事物，電燈泡、留聲機、電話、火車等等新科技不斷湧現；但今天，法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只是在吃老本，人民不求上進，創新活動幾乎完全停頓。美國情況較佳，但矽谷此等創新活動最活躍的地區也只是GDP的3%，比不上十九世紀全民皆創新的規模。費氏認為，要構建良好的社會，便要重建創新文化，在學校中多鼓勵學生讀古今偉大著作（我以前在本報多次論述為何讀這些經典有利創新），並且不要扼殺學生創新的活動與思想。
費爾普斯所指的創新活動，其實六十至九十年代活在獅子山下精神的香港也曾出現過，在內地自改革開放以來民間的創新活動也沒有斷絕過。香港從一個落後貧窮的不起眼城市發展成為國際大都會，當中怎可能不經歷過大量的創業與人民窮則變、變則通的創新活動，否則財富從何而來？內地更不得了，人均實質GDP
30多年間上升了20倍，光是靠苦勞，絕對達不到這成果。八九十年代的創造性模仿已使人驚嘆，今天年輕人創業的思想仍頗為強烈，只要不受國進民退的干擾，中國仍處於歷史中的創新期。
如果港人今天還是對創新有所執着，那麼我們便不用擔心劉遵義「絕望」的警號，但香港有創新的主流文化與條件嗎？我相信創新活動活躍的人民，必應有強烈的好奇心，願意嘗試並接受失敗，做事時可以有團隊精神，但不會有依賴性，思想自由開放，絕不會一聽到不同意見時便聲色俱厲，拔劍而起；在自己發表意見時，當然也不用擔心是否會受到無理攻擊，變得不敢說不敢想。很可惜，這些條件近年在港已弱化了。
年輕人生產力低於前輩
年輕人本來天生是處於創新的高峰期，不能在年輕時創新，年長時能創新的機會便較低，更談不上把自己早年的創新沉澱打磨，使其更趨成熟。最近有一份調查報告公布，說大學畢業生實質薪酬的起點十多年來連年下降。這對我其實並非新聞，我從分析歷年人口普查的數據中早已得知，而且知道這並非局限於大學畢業生，其他的年輕人一樣面對同一命運。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是市場告訴我們，今天的年輕人生產力平均而言比不上他們的前輩。這絕對不是我們所希望見到的現象，但我們卻不能不問，這是否因為他們把自己本應擁有的創新力用在錯誤的地方，正能量變成了負能量？
創新能力用錯地方後果可以十分不妙。經濟學中有一概念，叫DUPS（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即對社會沒有貢獻但對個人利益有助的活動，貪污或尋租活動都是其例子。香港部分年輕人醉心於一些不可能有成果的政治活動或許不是由於他們可追求到什麼利益，而是由於他們意識形態上腦，但其後果卻是與DUPS無甚分別，精力是浪費了，正面的貢獻不會出現，社會卻往往遭到嚴重的破壞，文革正是經典例子。參與其中的人不會真正感到快樂。
由陳文敏教授是否可獲委任為港大副校長所引發的衝擊港大校委會事件，便是找錯鬥爭方向的案例。學術自由是大學中人極為珍惜的價值，哪個團體或個人若有能力干預學術自由，必受學術界中人抵制。但我們要知道，世界各國的大學，包括著名大學從來都有人要干預它們的學術自由，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對大學制度的無知
多年前諾獎得主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便曾慨嘆美國政客對研究基金胡亂控制，以致美國科研生產力進步減速。有人要干預，並不等於香港的大學便失去了學術自由，我從來未遇過一位資深的研究教授說過他研究的方向受人打壓或禁止，或在課堂中不能就自己的專業發表意見。要捍衛學術自由是要靠長年累月建立起來的制度，要靠廣大的教授對干預說不，而絕非用踐踏制度「以暴易暴」自己也加入干預行列的方法去「捍衛」學術自由。
學生、一些評論人和政治團體發動的這次衝擊事件顯然引起反效果，除了在某些小圈子中，我遇到的知識分子都痛罵這些人的胡來。學生得不到主流社會的認同，我相信與他們對大學制度的無知有莫大關係。
先說遴選委員會及「等埋首副」這最為學生及某些政客認為荒謬但其實十分合理的事。我不認同「等埋首副」此做法，原因只是覺得它做事拖泥帶水，把下任「首副」「擺上檯」，但並不認為這有何荒謬。我自己當過大學校長、副校長、高等研究院院長等等職位的遴選委員會委員，深知這些委員會的職責權限。
首先，委員的推薦只是建議，無論其過程如何嚴謹，也只是建議，對校委會或校董會並無約束力。一般而言，校委會（或其他委託遴選委員會工作的組織或單位）會尊重遴選委員會的建議，否則以後誰肯替你辦事？建議和理據交到校委會或校董會後，遴選委員會的工作便算完結，可以解散。假若校委會經討論和投票後不接納遴選委員會的推薦，用不用得著解釋？我看不必。
在涉及人事任命問題上，保密制十分重要，要解釋便可能影響保密，若不保密，將來招聘高質素人物時，必有極大的困難，不利大學的發展；而且若洩密時有出現，大家在討論時也不會暢所欲言。況且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觀人術，對不同選拔準則看得多重，涉及品味與個人歷練，可以頗為主觀，如何可能有足夠精準的解釋？遴選委員會與校委會有各自獨立的投票，已構成微妙的互相制衡，不可用遴選委員會縛著校委會的手，使它變為橡皮圖章；在遴選委員會物色人選期間，校委會也要避嫌，不要亂說亂動。這是國際學術界數百年經驗累積下來的制度結晶，須要捍衛。
判斷力給政治蒙蔽
遴選委員會推薦的人選最後因遇上反對而過不了關，並不是罕見之事。在過去十多年，我耳聞目見的，便有兩位獲推薦的校長候選人當不成校長，據我所知，港大自己便有此案例，但因涉及人事問題，我不便開名，不少消息靈通的資深學界中人或許都知我意何所指。
在「等埋首副」一事上，在大機構做事的，不應認為這有何不妥。若某上司尚未到位，該機構卻先替他找來副手，可視作不尊重上司；而且兩人是否能夠合作也很難說得清。不知為何，港大校方有此敗筆，在未找上司前先找副手？
近日有報章說我校高研院院長戴自海教授獲委任前也要先等候陳繁昌校長本人獲得委任，此說雖並不完全準確，但據我所知，早在校方委任戴前，陳是知悉並支持的。可否把上司與副手的權限先界定得清清楚楚，那麼誰人先上任也不成問題？此事說來容易，但實際上各人的性情品味判斷不同，可能引致摩擦，成不了團隊，遺禍更大；不少大機構的副手都會在上司來後自動請辭，以便上司能放開手腳做事。讀過管理學的都應知道這些。
盧寵茂事件也深刻反映出某些人選錯戰場事事以立場先行所帶來的乖謬。我認識盧寵茂，雖不算很熟，但因他快人快語的敢言作風，我相信自己對他有足夠的了解。在學術界中的頭面人物大都會重視身份，絕對不屑做偷三摸四之事。盧跌倒後在某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口中所說出的「插水」，我一聽便知是胡言亂語。
盧是何等樣人，怎可遭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現在經其主診醫生證明後，所有這些人的「推論」立成笑柄，但更嚴重的問題是某些知名的評論人及學界中的極少數人判斷力也會如此差勁。
正如我的一位老師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在其自傳中所說，某些人太過重視意識形態，根本不可以與之作智力交流。我很想勸告這些判斷力給政治完全蒙蔽的人，尤其是港大的學生，若仍有羞恥之心，便應立刻向這位對社會有巨大貢獻救人無數的名醫鄭重道歉，但我估計他們並無勇氣面對自己的錯誤。
懲罰「寵壞的小混蛋」
陳文敏說有「中間人」找過他，我素來相信有身份的教授不會公開說謊，所以也相信陳文敏此言。現在已證明所謂「中間人」不是李國章委託，梁智鴻也沒有承認，陳文敏看來也不會再說清楚，我們便有理由相信這是類似長毛說有人用一億元收買他的另一版本。我且認為此名「中間人」的建議惹人疑竇，若我是陳文敏也絕不可能答應先假裝上任，然後立時辭職。李國章說他本來想投陳一票，但現在則相信陳本人根本沒打算真的做此職位。若然如此，陳如果愛護學術自由及自己的母校，最好的辦法便是立時宣布退出以顯風度。我估計建制派最怕他這樣做。
此事已使到大學成為各方政治勢力的角力場——對，是各方不是一方——保障學術自由的制度正受到這些勢力合力的破壞，對港前途殊為不利。陳若不自動退出，社會受到的傷害只會更大，遲些才退出便於事無補了。
袁國勇說學生「清純」，但與學生站在同一陣線的某些人，卻給他形容為「猙獰」。我不認為所有學生都清純，他們本來清純的品格，也可以因思路不清、不明事理而受到污染變質（看看他們意圖羞辱肯講真心說話的盧寵茂一事便知有些學生早已走火入魔），這便正如盧所說過的，癌細胞正在擴散。
我同意劉遵義所言，有些「寵壞的小混蛋」是應懲罰的，這些人的行為與「勇氣」無任何關係，只是「怪獸家長」孕育出的驕橫，香港的教育工作者應響應劉教授的號召去拯救下一代，適當的懲罰與教育正是必要的路徑。但我比劉教授樂觀一點，並沒有絕望，因為我所知道的大學生，絕大部分十分理性，肯講道理，與在港大校委會中所見的截然不同，社會人士不宜過早一竹篙打盡一船人。救回年輕人，香港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