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30日 第29卷
34期
上月底「新世紀論壇」與「新青年論壇」根據從統計處所得的數據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有大學學歷（其實應是指有高等院校學歷）的年輕人薪酬中位數在扣除通脹後連年下跌，這引來了社會中的一些議論，我自己過去做過這方面的研究，在《信報》及有線電視的清談節目《Money
Cafe》中也曾加入戰圈討論。這問題涉及香港的經濟前途及社會中的深層次矛盾，不應等閒視之，有些重要觀點我之前仍未說清楚。
首先搞清事實。上述報告所用的數據是從一九九三年開始，到二零一三年為止。我們從官方統計數據可得知，從九三至一三年，香港的實質人均GDP總共上升了百分之六十六，但二十至二十四歲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實質收入中位數卻下降了百分之十七點五！中位數指一半的人高於這個收入，一半的人低於此，它與人均GDP所用的平均數概念上有所不同，會否是年輕人中有一批人收入極高，把平均數拉了上去，但中位數卻下跌？這是個合理的猜測，但可惜並無事實根據。我自己檢查過不同年代年輕人的收入，包括有大學及沒有大學學歷的，卻發現在較近期的年代（二零一三年），並不見到有大量年輕人能進入高薪的高端職位。
要解釋高學歷的年輕人收入下跌並非難事，從九三至一三年，擁有大專學歷的總工作人口劇增了近七十萬，遠超過同期大學畢業生的總人數，當中很大比例都是副學士或大專院校畢業，因此擁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比起九三年應較為良莠不齊，這自然反映在他們的薪酬當中。在競爭的市場中，薪金等於勞動邊際生產力的價值。我們就算不以中位數為準則，改用收入最高的一成擁有「大學」學歷的二十至二十四歲年輕人，從九三至一三年，這批「精英」的實質薪酬一樣下跌了百分之十七點四。不過，要注意，用中位數也好，用最高的一成也好，當中結果都有誤導性，一三年「大學」學歷人口比前大增，以前最高一成的可能是精英，人數不多，現在的最高一成卻已包含了比前多得多的人數。
真正的挑戰不是要解釋讀過大學的年輕人薪酬中位數下跌，而是另一現象。從九三至一三年，二十至二十四歲年輕人口並沒有如大學生人數般上升不少，但他們實質收入的中位數卻只上升了百分之六點六七，不但遠遠比不上同一時期人均實質GDP百分之六十六的增長，也與整體工作人口實質收入中位數百分之二十七點七的上升大有距離。為什麼在有科技進步、資金不斷積累、中國經濟也比前有巨大增幅的情況下，香港的年輕人從薪酬所反映出的生產力卻遠遠跑輸給其他的年齡層人口？
我相信有兩個因素是主要的，兩者都涉及技能錯配。第一是近年年輕人所謂的「軟性技能」不足，例如人際關係、溝通能力、責任感、工作態度等等都大有改善空間。我在當科技大學商學院本科生最高負責人期間有見及此，便曾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改善學生這方面的技能。
更隱晦但可能更重要的是第二個因素，即年輕人有興趣掌握的技能與時代的需要十分脫節。香港從開埠以來，最重要的核心技能便是扮演中國內地與世界之間中介人的角色，進出口貿易、物流、金融服務業、專業服務業等等莫不與此有關。但這便要求港人不但要熟悉中國與世界其他貿易伙伴的經濟社會實況，而且還要懂得如何把握商機。我們不妨問一問年輕人，不管他們有何學歷，他們有誰經常閱讀《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財經雜誌》、《亞洲週刊》等等？有多少人英語說寫俱佳，曾把整本有簡體字印刷的書讀畢，自己也懂得寫簡體字？恐怕人數都不多。有人曾告訴我，就連大學生也把北京與廣州的位置搞亂，長江黃河也對調弄錯。有位外國記者曾疑惑地問我，香港經濟倚賴大陸極深，但有些年輕人又對大陸政府及人民都持敵對態度，如何是好？我無言以對。
一部分年輕人拒絕學習香港需求最大的技能，這本身便已直接對他們的收入及生產力都會構成負面影響，但後果遠不止此。這批人及一些年紀較長、熱衷於政治鬥爭的人不會滿足於自己經濟地位下降，他們對學懂數理化沒有興趣，對掌握世界與中國的政經發展亦十分排斥，但政治鬥爭卻可能幫到他們把社會權力及別人生產的財富掠奪過來。此目的距離成功還很遠，但第一步便先要把權力或影響力拿到手中。這並非易事，需要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社會中其他老老實實地專注於生產活動的人在鬥爭中易處於下風；沉默的生產者終也會看到不妙，不能不撥出一部分時間與資源對抗這些「尋租者」，否則損失更大。不過，越是這樣，耗用在政治鬥爭的社會資源便越來越多，用作生產的時間則每下愈況，經濟增長便會停滯倒退，社會跌入一個不易擺脫的陷阱。九九年我曾在頂尖經濟學期刊《政治經濟學報》（JPE）分析此種事態發展，要很大的力度才能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