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拙作〈「絕望」的香港與衝擊校委會事件〉刊出後，在Wisenews所見，竟有10份報章報道此文，使我大感意外；但在網上媒體中，有人把我視作混蛋，有人則恍若把我當作是聖人，這倒不值得訝異。五年多前我寫過一些關於社會將如何走向兩極化的文章，上述現象正是分化社會的必然後果，評論人若尚未練成寵辱不驚的能耐，便要加一把勁了。
拙作中有一個要點是要解釋近年年輕人生產力下降的現象，在媒體的報道中，這被忽略了，但總算有著名的有識之士發來電郵討論。這其實是影響香港是否仍有希望之事，不可等閒視之，剛巧「新世紀論壇」與「新青年論壇」於7月27日也發布了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從1993至2013年，在扣除通脹後，有明顯的下降趨勢，這也引起了對社會有很高敏感度的「經濟3.0」的朋友及《明報》陸振球的注意，各自發表己見。
薪酬下降 三個因素
我對重要經濟社會問題的分析從來都建基於證據，有時用太多的數據讀者會不耐煩，但這卻是必須的，我寫文章的目的在於找尋及說出真相，它能否取悅大眾，不在考慮之列。我對年輕人生產力問題，早已做過些研究，所用的數據也是從1993至2013年的，但分析對象是年輕人，不只是大學畢業生。但正因重點不同，卻正好可以補充到兩個「新論壇」報告所解釋不到的現象。
兩個「新論壇」報告最重要的結果是1993年20至24歲有大學學歷(其實應是指大專學歷)的勞工收入中位數是13158元（以2009至2010年物價計算），但此中位數連年下降，到了2013年用同一購買力計算，已跌至10860元，幅度不可謂不大。
報告中另外一些數據也很有用，20年間，擁有大學學歷的勞動人口增加了699600人，從事低技術職位而又擁有大學學歷的人數則從18100人上升至131600人。這些數據顯示，大學學位已經「平民化」，讀過大學的，並不再高人一等，但我們最須要解釋的是為什麼年輕的大學畢業生薪酬不及從前？經濟學的課本告訴我們，在競爭性的市場中，薪酬等於勞動邊際生產力的價值，因此薪酬下降也可理解為等同邊際生產力下降。又因為所用的數據橫跨20年，中短線的市場波動對數據並無重大影響。
我相信有三個原因值得我們推敲：
第一個是大學畢業生愈來愈多，正如上面提到，20年間增加近70萬人，壓低了薪酬有何奇怪？
第二個可能性是畢業生的平均質素愈來愈低，薪酬也水降船低。平均質素低是因為大學學額增加了很多，能入大學的學生也不再是精英，變得良莠不齊。
第三解釋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潮下，中國、印度、巴西等人口大國的勞動力及人才也加入了世界市場，參與生產遠銷到全球各地的商品，或提供各國所需的服務。有了此新出現的競爭，薪酬不受影響才怪。以中國為例，1997年能進入高等院校的新生是95萬人，但近年已達700萬人，等於歐美的總和，國際勞工市場當然會起到深刻的變化。
學歷愈高 收入愈高
有一個解釋卻肯定不正確。是否教育無用，知識不值錢？大半個世紀前閔沙（Jacob
Mincer）曾寫下了一道「入息函數」（earnings
function），從此有成千上萬世界各地的學者便用上了不同的數據與假設，利用這函數去估算收入與教育及工作經驗的關係，結果都非常清楚，教育對入息有極強的提升作用。
我也多次用過香港人口普查的數據去估算香港的「入息函數」，有超過99.9%的把握確定教育能推高收入，舉個例子，據2011年的數據，在相同工作經驗年數的條件下，讀過16年書的人比讀過12年的，平均收入高出約98%至103%，我們怎可說大學教育無助生產力？
上文的三個解釋我認為都很有道理， 它們很可能對勞工市場都在起着作用，但它們卻又不是事實的全部，我們還要仔細分析一下。
我曾用過統計處向我提供的綜合住戶調查數據去研究年輕人的薪酬，而不只是大學生。香港因生育率低企，年輕人口的數量絕無像大學畢業生般大幅上升，反而是逐步下降。按2013年物價計算，在1993年只有20至24歲的年輕人薪酬中位數有9843元，此數值一直踟躕不前，到了2008年更跌至9415元，直至2013年因經濟回旺才升至10500元。在年輕人數量沒有如大學畢業生般大幅上升的條件下，在20年這麼久的時間內薪酬仍然停滯，可見勞動力增加這一解釋，作用並不大。
上述的第二個解釋也頗有問題。沒錯，大學是較前更易進入，所以能力不是很高的人也可大學畢業。但我用的數據並非大學畢業生的數據，而是整個20至24歲的年輕人口，有念過或沒有念過大學的都包括在內，不存在大學生質素較前參差的問題，反而近年的年輕人口中因更多人受過高等教育，平均而言，他們的生產力理應更高。但事實卻非如此，他們的薪酬停滯，增幅遠比不上別的年齡群組。
第三個有關全球化的解釋，我是十分同意的，多年來我也抱此觀點，但今天看來，它雖正確卻不足夠。若港人的薪酬受到內地、印度等新興國家的外部競爭壓力而下降，其影響應該是全面性的，即不同年齡群組的人也會受到相近的影響。
不過，在1993年，20至24歲工作人口的收入中位數，與全部工作人口收入的中位數相比，是後者的86.7%，但到了2008年，已跌到66.7%，就算是到了2013年，仍只是72.4%，未能回復到1993年的水平。由此可知，年輕人收入愈來愈跑輸給較年長的人，這很難歸咎於外來因素，答案要從自己身上找起。
這會不會是世代之爭，年紀大的一群人佔據要職，刻意地壓榨或歧視年輕人？這解釋十分牽強，香港的勞動市場競爭性很大，年輕人轉工有如吃生菜，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社會流動性並不低。在1993年20至24歲的工作人口薪酬中位數是9843元（2013年物價計算），10年後，他們30至34歲時，實質薪酬中位數上升了69.5%；2003年20至24歲的群組，社會流動性並不比他們的前輩差，在其後的10年間，到他們30至34歲時，實質薪酬中位數也從9624元上升了66.3%，達到16000元。有這麼高的流動性，我們很難將其與世代打壓連在一起，但卻可證明，工作年期的長短對收入有頗大影響。
創新精神 用錯地方
那麼，有什麼我們忽略了的因素可以解釋到大學畢業生起薪點不停下滑，而整體年輕人口的薪酬中位數也在停滯呢？這裏我們要先了解年輕人的優勢與缺點。年輕人的長處是敢於嘗試新事物，較能接受新思維及創新，部分人肯拚搏；缺點是經驗不足，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因生育率下降，很多父母都只有一個小孩，他們長大過程中容易受過分照顧而不善於掌握團隊精神，事事自我中心，不知世界之大，在僱主眼中，他們甚為缺乏軟性技能。
我年前當科大商學院本科生主要負責人期間，發現他們的軟性技能有問題， 便大力爭取資源設立不同的計劃去補其不足，據一個國際排名顯示，科大畢業生的聘用價值，在全球中排名高企第16，或許與我的同事在這些計劃中的努力貢獻有關。敢嘗新才能適應市場的變化及創造新的意念。在這些方面，近年香港年輕人做得好的並不多見。有位外國通訊社的記者曾疑惑地問我，香港的經濟不可避免地日漸依靠內地經濟，但不少年輕人卻對內地愈加排斥，這會帶來什麼局面？
這位記者的觀察是對的，年輕人不去用心思考如何在發展最快的市場中找尋商機，如何能夠創業？這與八九十年代大量港人中小企業家懂得利用機會到內地創業的情況顯然不同。今天的創業環境與從前已有變化，但內地年輕人卻仍有不少能成功創造出新科技與新事業，是把港人比下去了。我校一位畢業生在深圳創立了無人飛機的生產，殺入世界市場，正是說明機會是存在的，問題是年輕人肯不肯把精力用上。
上周我在拙文中提到有一類活動，對己有利，但卻對社會生產毫無幫助。倘若年輕人選錯戰場，把精力與創意都放在無用的地方，那麼社會不但不會得益，他們的創意也會浪費掉。陳繁昌校長說過，舉黃傘的學生有創意（據在場的同事告訴我，他是被斷章取義），我不認同這些學生的做法，但並不否定他們部分人有創意，例如，就算在「鳩嗚」此種惹人生厭破壞社會的活動中，我們也不用否認其行動稍有創意。但這種創意是無用的，把精力消耗在破壞上，在生產上的創意便易絕跡，生產力下降，市場對此自有回應，薪酬停滯，是自然得很的。
香港的部分年輕人近年沒有好好利用他們的兩大長處，即對世界的適應性及創新精神，我相信是他們生產力停滯甚至下降的重要原因。若不面對此問題，將來的前景也好不到哪裏去，政治上腦，不事生產，遺禍頗深。
(信報
2015-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