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爆炸後，香港一些極端團體（我不稱其為「激進」，因我看不到它們有任何進步的元素）的網站有好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留言，對大爆炸帶來的人命傷亡，有人大聲歡呼，認為死掉些「蝗蟲」可為民除害云云。
此等已構成仇恨言論，在今天的網站或香港社會中已非新鮮事物。在所謂的「反蝗」活動中，從電視可見，一些戴著口罩仿效三K黨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的年富力強之輩，竟隨意襲擊白髮蒼蒼的路人，原因只是後者拉著一個小行李箱；在衝擊港大校委會事件中，一些學生及身份不明的人等，不但涉嫌動粗襲擊李國章，還阻止早已受傷倒地的盧寵茂到救傷車接受治理，這便應了宋恩榮教授在電台節目所言，有些人用極端手法抗議，把自己貶低至禽獸不如。宋是有名的謙謙君子，我與他相交數十載，從未見過他用詞如此之重。
會否這些被仇恨支配行為的人只是一時衝動，他們本性還是充滿愛心？這也許是過分樂觀了。早於2008年汶川大地震平民百姓出現重大傷亡時，已有一向冷靜的傳媒人說這是「天譴」了。在港大事件中，經過X光等檢查後，盧寵茂的主診醫生早已證明他是受了傷，但竟也有「學者」繼續辱罵並質疑其跌倒是假裝的。若非被仇恨完全蒙蔽了判斷力和良知，又或別有意圖，怎可能如此無理羞辱一位對香港有重要貢獻的名醫？
仇恨行為 非港獨有
此種被仇恨推動的行為，卻又非香港獨有。哈佛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葛理沙（Edward
Glaeser）在2005年2月的《經濟學季刊》（QJE）中便有長篇論文描述歷史中世界各地所出現的重大仇恨事件，並以經濟學剖析為何沒有事實根據的仇恨如此容易產生。
仇恨事件在世界是相當普遍的，九一一事件正是一絕佳例子。劫機者若不極度仇恨美國人民（不單是美國政府），怎可能犧牲自己性命去殺害無辜的美國普通百姓？但據葛理沙所引用的數據顯示，89%的科威特人與86%的巴基斯坦人均不相信世貿中心是阿拉伯世界中人所摧毀，他們反而懷疑是與以色列有關的人所為。此現象起碼反映了兩件事：一、美國人在中東或伊斯蘭教信徒中形象負面，其所言不獲信任；二、仇恨的確會掩蓋理智，令人不肯面對現實，無論九一一恐怖分子真實身份如何得到明證，仇恨美國的人也不會接受美國政府的說法！
這裏不由我們不想一想，港人常掛嘴邊的所謂「普世價值」究竟有多普世？我相信有些價值觀，如尊重生命、愛好和平等，確有可能為大多數世人所擁抱，但其他的價值若說成是「普世」，便有點虛了。歐洲、美洲和日本的總人口不過是世界總人口的七分之一，他們口中所說的價值觀能否配得上「普世」？在葛理沙論文中，記有美國在不少國家中的形象數據，在中東多個國家中，大半甚至超過七成的人民對美國都十分不滿，他們的價值觀恐怕便與美國或西方人十分不同，就連歐洲人民也有此情況，只是沒有這麼尖銳，美國是仇家滿天下的。
理性解恨 對牛彈琴
歷史上的仇恨現象又哪會不普遍？到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一看館藏的如山鐵證，很難否定當年的日軍很仇恨中國人民，否則如何能如此殘忍？希特拉上台時便大力煽動德國人仇恨共產黨和猶太人，在納粹中人看來，這兩類人是共通的。美國人在南北戰爭以前並不仇恨黑人，他們只是視黑人為低等民族，但解放黑奴後，白人與黑人的鴻溝卻比前更大，以三K黨為代表的白人，不斷虛構有關黑人的邪惡故事，並常自己出手行刑，以求社會仇恨黑人。直至六十年代民權運動興起時，因納粹已被認定為邪惡，而納粹又是種族主義者，所以連帶美國的種族分子也被視為邪惡，黑人白人的關係才慢慢改善。
仇恨既然普遍，很可能反映著人類的劣根性，我們總應分析一下它的特性。仇恨是一種原始的情緒，它標誌著一種攻擊性的情意結，對象是能威脅自己利益或存亡的人或物。正如達爾文所言，從不喜歡一些人升級至仇恨這些人，只是一步之遙的事。仇恨者往往感到自己高大崇高的形象受損，從而遷怒於仇恨對象。
仇恨是一種感覺，不是一種思考，所以要用理性分析去化解仇恨，只能是對牛彈琴，事倍功半。這裏所說的仇恨，並非指對某個人的仇恨，而是指對整個族群或整個種族的仇恨。仇恨是否建基於有真憑實據的事實，根本無關宏旨。葛理沙發現，很多仇恨者對仇恨對象的指控完全脫離事實，但他們一般會視而不見；更加嚴重與更為普遍的是，仇恨者最喜一竹篙打盡一船人，他們往往把個別仇恨對象的某些「罪惡性」誇大，並將其「放諸四海而皆準」硬套在整個被仇恨的族群身上。
此種跳躍式的把邪惡推廣到別人身上，並不需要道理，若有人再虛構一些故事，只要能令仇恨對象更顯其本質上的根本邪惡，仇恨者會樂於接受這些故事；反之，若故事有利於仇恨對象，它們會被忽略不理。
葛理沙列出的此種不理事實根據、並且認定個別人的缺點只是整體社會邪惡本性寫照的仇恨特性，在香港也可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某些政客或他們的跟從者把一些受到農民生活影響而不符合城市文明的行徑，如吐痰、便溺等等，誇大為內地人的普遍行為，令港人視之為劣等族群，但他們又不去面對內地來港留學生很多都極為優秀這一事實（此點無人可與我爭論，我教過的內地傑出學生不知凡幾），又或內地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開始湧現等等，只要多在內地交流都是隨時可見的現象。為何如此孤立看事物？這是煽動仇恨的政客（葛理沙稱他們為政治企業家）所希望見到的，而他們也深明仇恨毋須思考。
葛理沙構建了一套數學模型去解釋仇恨的出現。仇恨有供應，亦有需求，別有用心的政客或他們的追隨者有時為了政治利益，會刻意製造和宣傳一些可煽動仇恨的故事，儘管這些故事準確性可疑，但他們知道，不少人對這些故事有需求，不用真實也容易有人相信。
開放心靈 思想解咒
在什麼情況下仇恨故事的供應者最具生產力？若製造對某種群體產生仇恨有利於政客的選票或政治利益，他們會快馬加鞭，樂此不疲。弄個假想敵出來，對政客常可產生奇效；若仇恨對象與自己的選民較少接觸，選民會較易受騙，製造仇恨的成本也會較低，政客更願這樣做。從需求者的角度看，若認為自己與仇恨對象產生利益衝突，例如認為工作職位給搶走、生活空間受壓縮，他們對有助渲染仇恨對象的邪惡性故事的需求便更大。
仇恨終究是一種負能量，長期沉溺其間，會變得心靈扭曲，自貶為禽獸不如而不自知。如何可避免這結果？據葛理沙模型的引申，多與仇恨對象交流互動，增進信任，減少誤解才是正道。
香港的仇恨者其實大有條件替自己思想解咒，香港的經濟早已極為依靠內地，只要不刻意閉關自守，開放心靈，資訊便很易掌握到；有了準確和全面資訊後，如何判斷形勢卻可悉隨尊便，這總比盲從那些多年未有踏足內地的評論人更有依據。
香港的一些政客其實也明白此點，所以他們對講普通話十分排拒，對別人懂得簡體字也深刻仇恨，一到大陸交流便要將其說成是「洗腦」等等，這些都不外乎是為交流互相了解設置障礙，目的便是要把仇恨盡可能維持下去，是否有人樂於見到事態如此？沉溺於這種心態的可能大不乏人，但他們恐怕在香港的職場中要吃虧。
【補充】兩周前我根據定量估算，在本報提到教育是提高收入的重要因素，評論家周顯先生並不完全同意，他在友報舉例說出有些國家的教育水平頗高（如菲律賓），但經濟表現不佳。此點與我所說的其實並無矛盾。
收入的確受到很多因素同時影響，並非單只教育一項，但無論在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收入差異，或是國與國的GDP比較中，大量證據均顯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教育對收入或GDP均有著重要的影響。例如，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人收入比中學畢業但有20年工作經驗的人低，並不值得奇怪；一個盛產石油但人民教育水平低的國家的GDP可以很高，這些與我的觀點也毫無矛盾。經濟學中與自然科學所用的實證概念都是基於ceteris
paribus，即把其他因素都保持固定不變，只把要比較的因素抽離孤立出來。
(HKEJ 2015-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