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美學 (雷鼎鳴)

我的藝術細胞十分稀缺，所以只能當藝術的欣賞者、消費者，做不了藝術創作。學長學友中，不少是卧虎藏龍之輩，商界傳媒人胡國亨退休後寄情於寫詩，境界高遠，卻不肯出詩集；同是九龍華仁學長的李勝生教授在加拿大不忘故國文化，結詩成集，早登堂奧；同窗周偉沛，小學時國文課一直比我高分，今天常借境寄懷在Facebook發表的詩，亦是超逸出塵；中學老同學唐寶祿博士所繪的山水畫，意象數十年來不斷進步，現雖已晉大師境界，但為人低調，不求聞達，藝術創作只是自娛，卻也擋不住同學不斷索求，我家便掛有他三幅山水畫，我對這些朋友的藝術修為都十分佩服。

節約為主 摒棄矯揉造作

創作不了，學懂欣賞便更顯重要。我讀經濟，視節約為美，而詩詞則是最節約用字的文學。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我讀過多遍，每次都有感悟，十分同意他所說的「境界」的重要性。甚麼是境界？我看來看去，倒可用經濟術語去表達︰用最少的字捕捉到最有廣泛意義的真理或情懷（這不正是以最低的成本謀取最大收益的文學版本嗎？）

馬致遠的「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用字何等簡潔，每幾個字便有一幅意象高遠的圖畫浮現在我們眼前。李商隱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短短十四字，不但可表達深刻的男女之情，同時亦適用於家國之情。

不過，若以典雅作標準，文字卻往往比不上數學語言。中學時讀過五年幾何，多年後翻閱利瑪竇及徐光啟譯的歐基理德《幾何原本》，不由得不敬佩古希臘人的邏輯思維及數學證明的巧妙精緻。我一直認為大學生都應必修微積分，它不光有用，而且結構很美，讀微積分是很好的美學訓練。若以表達能力或捕捉真理能力作標準，數學語言遠勝文字。E=mcc只有五個符號，但它卻總攬了宇宙間一個極重要的真理。麥斯維方程式（Maxwell's Equations）只有兩、三條，一切與光、電磁有關的規律都由它統率，你看這有多簡約，境界之高，更勝詩詞！

我們建設經濟理論模型，其過程與目標與詩詞無大分別：刪走次要假設，突出重要部分，建好的模型若不夠簡潔，解釋力不夠深刻的話，理論便不大重要。我同時相信，若模型不夠優雅，這套理論多半是無用或甚至是錯誤的。經濟學講求在貌似無序的社會中找尋其有序的規律，見到在經濟理論的啟發下，各種行為的成因有迹可尋，井然有序，這乃美之極致矣。

熟讀歷史 尊重市井之言

語言有雅言與市井之言的分別，雅言是知識分子、貴族或自命高尚的人的慣常用語，據說現時的普通話受明朝時南京的雅言影響甚大。此種語言有其優雅處，我們自應學懂欣賞，但語言終究與要表達的內容不是同一回事，若是優雅的語言被用作掩蓋內容的空洞或虛偽，我們便只見到矯揉造作，看不到美，反而不及不加修飾的市井之言的直接有力。我交友之道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癡』」，知識分子是重要的朋友來源，也從不排斥草根階層的「白丁」，不過白癡卻是受不了。白丁用語市井，當中往往可看到力量之美，有些人鄙視他們的語言，我認為當中或許涉及階級歧視。但我討厭粗口，原因是它們都涉及侮辱別人先人。市井之言與粗口要懂辨別區分。

假期中作客舊金山，前校長朱經武設宴招待灣區舊同事，見到兩位大語言學家丁邦新與張洪年教授。丁是趙元任的弟子、中央研究院院士，張則是廣東話當世的權威。我分別請教他們我家鄉的台山話源出何處，二人不約而同根據語言學的理論猜測這可能是南北朝時的中原用語。我二十年前問過丁邦新同一問題，他給的答案前後一致，可知他絕非隨口胡說。他們告知，福建話應是漢朝或更早的中原語言，三天後見到鄭國漢校長，他是潮州人，聽得懂不少福建話，猜測潮州話也與福建話同源。我太座是客家人，客家話與宋朝南遷的移民有關。台山話屬廣東語系，我知道我們說的廣東話經歷過不少演變，十分古拙，有些人以廣東話為粗鄙，另一些人卻又因政治原因刻意貶低普通話，這些人都不懂歷史，不是講美，十分無聊。

(Sky Post 2017-12-29)

我們有多快樂 (雷鼎鳴)

　　聖誕新年假期，港人外遊者眾，留港的也多有參與歡樂活動。我們也許都希望天天似過節，但更合實際的是思考一下甚麼因素會造成快樂。

 

　　對這個問題，哲學家、心理學家、神經科學家或都有不同的答案，經濟學家中的實證主義者卻會以數據來說話。在這方面，最大型的研究應是有聯合國贊助，從二○一二年起便每年出版一次的《世界快樂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二○一七年的一期早已出版，其詳細數據亦可在網上下載。

 

　　這份報告背後的研究包含了幾個部份。第一是通過「蓋立普世界民意調查」（Gallup World Poll）每年在一百五十五個國家各自隨機抽樣三千人左右，要求他們回答一個問題：從0分到最高的10分，他們自認為人生的滿意程度是那一級，把一國或一個地區中各人分數平均起來便是這個國家的「快樂指數」。以二○一四年至二○一六年的平均分作準則，挪威得7.537分排名第一，香港以5.472分排七十一，內地5.273分排七十九，最悲慘的則是2.693分排一百五十五名的中非共和國。

 

　　研究的第二部份是訂定六個對快樂有影響的客觀因素，並搜集在這一百五十五個國家中這些因素的相關數據。這六個因素是人均GDP、社會支援（若有急事可否找到親友幫忙）、人民壽命、為自己生活作選擇的自由、國人捐款的慷慨程度，以及國家的廉潔程度。

 

　　第三個部份是使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找出這六種客觀因素對主觀的快樂指數各自的定量影響。以香港為例，約三分二的影響來自頭三個因素，換言之，人民平均收入高，親友樂意互助，以及人民身體健康長壽的，都對快樂有較大的正面影響，其他則有較低作用。

 

　　港人與內地人民「快樂指數」排名卻都只屬中等。中國的情況十分合理，它目前仍只屬剛進入中高收入的國家，六個客觀因素的得分正可推測出中國人民快樂程度應屬中等，這與直接量出來的主觀「快樂指數」相符合。其實中國人民「快樂指數」最高的時候是在一九九○年左右，但隨著一系列國企私有化，有部份工人失業，「快樂指數」一直下跌，到二○○二年左右才在不斷進步的客觀因素推動下，指數再掉頭回升，我們大可預期，未來中國的「快樂指數」會繼續爬升。

 

　　香港的情況比較古怪，香港客觀因素得分都甚高，按照估算出的分程式去推斷，香港的「快樂指數」應有6.767分，排名可升至全球十九位，而不是「蓋立普」調查所得的5.472分。為何有此巨大落差？答案可能是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只懂自怨自艾，又或是有一種或多種上述六種因素以外的因素對快樂有負面影響。要注意，港人主觀快樂程度與其優異的客觀條件落差幅度之大，只比不上盧旺達及博茨瓦納，前者在一九九四年曾有種族大清洗，一百萬人被殺，人民不易歡快起來，後者有百分二十二的人口受愛滋感染，定會製造不少哀傷。

 

　　上述的研究方法其實有一重大缺點：不同的人對快樂感受是否可比？當我說自己的快樂指數是八分，你說你是九分，是否真的意味著你比我快樂？經濟學家一般不認為存在著這可比性。但奇怪的是，當某國人民的客觀因素分數都高時，他們對自己快樂的主觀評估也會同時高分。我曾與諾貝爾獎得主韓森討論過這問題，他也大惑不解。

 

(Headline Daily 2017-12-29)

抗爭改變了甚麼？ (雷鼎鳴)

正如預料，立法會修改議事規程的提案被通過。這次非建制派輸得有些難看。說他們輸了，並非指他們不夠票，這點大家早已知之，而是指他們雖扭盡六壬，也得不到社會中多少人支持。究其原因，是他們犯了3個不同層次的錯誤。

第一個層次是他們貪勝不知輸，盡顯自己是博弈低手的特點，若果不是建制派也非高手，他們敗得可能更早。這個博弈中，非建制派有兩個策略選項，一是保持君子之風，不濫用程序；二是大搞拉布，拖死政府施政。建制派也有兩個選項︰一是維持既有議事規程；二是修改規程以防範拉布。

非建制派是博弈低手

雙方不同的策略組合，會導致不同的結局。若雙方都採用自己第一選項策略，自然天下無事，既有的行之有效的議事規則得以保持。假若非建制派搞拉布，建制派則逆來順受，毫無動作，那麼建制派及政府便都吃虧甚鉅，社會也會因政令不通而蒙受損失。非建制派方面，政治上會自以為勝利了，但若政府不受其脅逼，這勝利也不是這麼真實。若果非建制派採用了拉布抗爭策略，建制派則選擇還以顏色、推動修改規則，那麼非建制派會變成輸家，他們的局面比從未拉布也都不如。對建制派來說，修訂了規則以防止拉布，可能也只是兩敗俱傷的勝利，只是對手是重傷，自己則是輕傷。

此等博弈格局的最優策略選項是很明顯的。若非建制派不拉布，建制派便無謂改動規程；若非建制派搞拉布，修改規程便是建制派的必然選項。說非建制派是博弈低手，是因為他們竟自知不夠票時，還大力刺激對手去搞修改議程。

非建制派第二個層次的錯誤是他們不知勢。近幾個月非建制派的形勢的確不利。釘書機事件本來可用作說服港人，內地有跨境執法之嫌，但此事迅即因當事人的論述漏洞百出，而成為社會笑柄，非建制派頭面人物對一地兩檢所帶來的後果的猜想又極為誇張，與港人常識及邏輯都相悖，這只能使人把非建制派所描繪的恐怖情景不當一回事。在失去人民信任的形勢下，非建制派如何可能聚集到足夠人氣反對修改規程？

第三個層次是指導思想的錯誤。非建制派思想有一誤區，以為凡事「抗爭才能改變」。這句話本身便違反事實，歷史上，人類社會變化的最大推動力，是生產力及科技上的不斷進步，沒有這些，我們恐怕仍是活在原始社會中的野人。但生產力的進步與抗爭，又有多大的關係？

盲動會拖垮社會福祉

我們也不用說抗爭一定不會帶來改變，但改變可以是變好，也可以是變壞。方向錯誤的抗爭，自然可以帶來不妙的結局，就算是方向正確，實力不足的盲動抗爭，也只會造成挫折、倒退。若果雙方實力是接近的話，或許可以靠「狹路相逢勇者勝」。

非建制派濫搞抗爭，我們見不到有甚麼成效或積極的改變，負面後果卻是不少︰政改停頓了下來、對民生有利的施政被拉布阻延、內地經濟與科技騰飛帶來的機遇港人無法積極掌握。立法會本應以港人福祉為念，把好立法這一關，現在港人或明或暗的反對拉布，正是不再信任立法會，把修改規程視為止蝕盤，減少立法會對港人的傷害。

(Sky Post 2017-12-22)

 

 

比特幣是個賭局 (雷鼎鳴)

　　比特幣近月的「匯率」又再狂升，執筆時正要挑戰二萬美元兌一比特幣。尤記得二○○九年一月三日比特幣初出現後，幾個美仙便買到一比特幣，這幾年的升幅，還遠勝股王騰訊，怪不得有人高叫這是史上最大的泡沫，但有些人也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心，入市賭它一把。

 

　　比特幣是不是貨幣？四年前當它的匯率還是數百美元兌一比特幣時，我便已在報章撰文指出，它有著貨幣最重要的特徵。市場對貨幣有兩種需求，第一是可用它作交易媒介，第二是可作為儲值或投資炒賣工具，背後有無儲備並不是貨幣的特徵。以美元為例，它並不需要背後有甚麼儲備去支撐其價值，一張美鈔，本身只是一張無使用價值的紙，上面印有「我們信任天主」（In God We Trust），你拿它到聯儲局兌換，也只能換回數額相同的另一張鈔票。

 

為甚麼別人肯把有價值的貨物與你交換一張無用之紙？原因只是他們也相信以後會有人接「火棒」，這張鈔票以後還會有人承認其價值。由此可知，比特幣雖無實物儲備支撐，只要市場中有人肯承認它的價值，願意接納它為交易媒介，那麼它便有價值，也可成為儲值投資炒賣的工具。但要指出，它不是法定貨幣，政府不一定承認它，承認它的是市場。

 

　　大多讀者最感興趣的可能只是它有無炒賣或投資價值。毋庸多言，以它過去表現出的巨大波幅來看，持有它的風險的確巨大，隨時蝕得骨肉無存，但我對它的前景卻比多數評論人樂觀一點。它的出現，本就是有人不滿中央銀行的干預性貨幣政策，因此，比特幣的數量被設計至緊跟一道規則按步增加，其增長率從開始時的每約四年增加100％，數十年後遞減至不足1%，最終比特幣的數量上限是二千一百萬個。數量受限，本身便是它的一個利好因素。現時它的總量已超過一千六百萬，總值約三千億美元。若果它的匯率再增五十倍的話，它的總值便差不多等於美國貨幣的總量了，不由各中央銀行視而不見。既然它的數量受限制，而市場又對電子貨幣作為交易媒介有需求，只要人民心理上肯承認它，它的價值確有上升空間。不過，要注意，它的匯率多少，幾乎全部依賴人民的心理，缺乏一個錨的匯率，可以是零，也可以大至天文數字，無法預設，此真乃賭局也。

 

　　中央銀行的職能之一是控制貨幣量。比特幣與支付寶不同，後者不是貨幣，它需要相應數量的法定貨幣支撐，因此支付寶不會影響一國的貨幣量。但比特幣本身卻是貨幣，它的出現，等於在中央銀行以外有人擁有了鑄幣權，所謂的「採礦者」無中生有的弄出一些可用以購物的新幣出來，這對法定貨幣的購買力及宏觀經濟都會有影響。

 

　　中央銀行不會喜歡這種情景，有可能希望將它杜絕，四年前人民銀行便發公告禁止用它作金融交易的媒介。但由於它被世界不少人所接受，而且交易有保密性，中央銀行打擊它也十分困難。也許中央銀行將來會想出各種不同的規限，替它製造消息，打擊它的炒賣回報，或會因此使這泡沫爆破。投資者若是求財若渴，買極少量的比特幣無妨，可當作娛樂，但大手買入則要自負風險了。

 

(Headline Daily 2017-5-22)

甚麼行業會被AI淘汰？ (雷鼎鳴)

　　上周與一個香港高校交流團到北京訪問，主要是與當地的大學及創新科技公司討論教育及發展創新科技的諸般問題。無論在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孵化器啓迪控股公司、騰訊、百度，或是東升科技園，話題都或多或少涉及現時頗受重視的人工智能（AI）問題，百度更是研發人工智能的世界有數領先者之一。人工智能對經濟發展及就業影響都很大，我不能不對此加以注意。

 

AlphaGo 挫人類震全球

 

　　幾個月前，當頂尖棋手對著 AlphaGo 都全無還手之力時，很多人都在驚恐將來人類的不少職位都要被人工智能或機械人所取代。但其實早在2013年，專門研究人類大事的牛津大學的馬丁學院（Oxford Martin School）的兩位教授費瑞（Carl Frey）及奧斯邦（Michael Osborne）已經發表了一份報告，用大量數據分析了702個行業，並算出在未來10至20年內每個行業的員工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機會率。其結果頗為震撼，美國47%的職業都屬高風險類別，隨時可被人工智能及自動化取代。

 

　　我們若更具體一點，可以各自檢查一下自己行業被淘汰的機會率。報告顯示出，有近百個行業有95%或以上的機會將被淘汰，例如會計、核數師、銀行職員、借貸經理、保險從業員、手錶修理匠、圖書館技術員、核能發電操作員、郵局職員、秘書、行政助理等等。有些行業稍好一點，但也好不到哪裏去，例如的士或巴士司機有89%的概率會被取代。但也有些行業被淘汰的機會很低，例如醫生、心理師、精神病治療師、幼兒老師、考古學家、護士、行政總裁、工程師、攝影師、數學家、律師等，被取代的機會都低於5%，算是十分安全。讀者如想更精準評估自己行業的前景，可自行在網上找來這兩位學者的報告捧讀。

 

　　不會人人都同意上述報告的結果。若這麼多的職位被淘汰掉，社會容易出現不穩，所以也有人主張減慢人工智能的發展。但就在最近，上述報告的其中一個作者奧斯邦與研究基金nesta及教學機構Pearson卻發表了另一個報告，再行分析2030年的就業情況。這個新報告對就業市場樂觀一點，47%職位的淘汰率減至20%左右，另外有約10%的行業尚會對員工有更大的需求，但其餘的70%職位，卻要面對很大的不確定性，目前不易估計到了2030年情況會怎樣。

 

　　無論是上述2013年或這個較新的報告，都顯示香港的就業市場可能也會出現大問題。香港素來以專業服務業及金融業見稱，但2013年的報告已預測會計、銀行從業員、保險業從業員有高概率會被人工智能淘汰。2017年的報告也認為財務專家／分析員只有29%的概率會見到社會對自己行業的需求會增加。

 

宜學懂大數據及Fintech

 

　　我們只要思考一下電腦及人工智能在甚麼領域可以做得很好，便可知上述的論斷有些頗有道理。一般而言，需要較低教育水平、重複性的工作，電腦可以做得比人好。若涉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工作，例如護士、心靈治療師等，機器沒有這麼容易取代人。對某些行業，例如醫生等，我倒沒有報告的作者這麼樂觀，據我所知，不少醫療機構已在利用電腦取代部分醫生的工作。

 

　　我們若檢視一下科技對人類影響的歷史，也可發現科技能帶來重大的利益，使到我們可以用更短的時間做到更多的事。問題是科技的進步會否快至社會無法適應，有些人永久性地被新科技淘汰掉，這不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希望人人都可繼續就業，但辛勞的工作時間卻可減少。這裏也有另一規律，誰能夠懂得使用新科技，他被淘汰的機會便會大減，而且生產力更可上漲，是就業市場的贏家。如何做到此點？在尚有時間作出前途規劃時，我們應先補補課為自己增值。例如與其當上一個數量金融的分析師，不如學懂大數據及金融科技（Fintech）。我們的教育系統也要幫助我們早日進入新行業中。

 

(Sky Post 2017-12-15) 

激勵香港大學生到內地科創公司實習 (雷鼎鳴)

　　上周參加了一個高等院校成員到北京的交流團，主要參觀拜會了與教育及創新科技有關的機構。這類交流團的團長是苦差，大多是大家謙讓不願當的，但我一時不慎，不夠謙虛，竟當上了團長，唯有提起精神多聽多聞，以免在東道主前失禮。我到過北京可能有上百次，但此次交流的對象與以往不同，我與團友都認為是大開眼界，不枉此行。

 

　　除了到北京師範大學（前身是晚清設立的京師大學堂師範館）交流教育問題外，我們參觀的重點是幾所國際著名的科技創新機構，它們各有特色，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百度（見圖）是使到中國成為擁有自己搜索引擎的四個國家之一的巨企，其研發的不少先進技術已可與谷歌爭一日之長短，去年也曾被麻省理工譽為世上最聰明的五十家公司之一。在中國，它是對方興未艾的人工智能最掌握的公司。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超現代建築群的裏面，公司的氛圍與大學校園十分相似，它四萬員工中，大多是工程師，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六歲，大家都以「同學」相稱。公司內免費的康樂設施完備，飯堂與大學的酷似（它有個可容三千五百人的飯堂），價錢極為便宜，一碟番茄炒蛋只售五元，顯然公司有津貼。外國的科技公司不少都為員工免費提供食物，但從經濟學角度看，這倒會造成浪費，不過，科創公司不會介意，它們的目的就是要員工快樂，從而開放腦筋。

 

　　我們也參觀了騰訊。此公司總部在深圳，但在北京的，科研也十分了得。它有一個二十二人的小團隊，其開發的聲音辨識及翻譯系統，我相信已領先世界。我們各自操著廣東腔的普通話對著米高峰說話，甚至讀出詩句，電腦幾可即時顯示出我們話語的文字，並附有英語翻譯（此系統可有多種文字的翻譯），它翻譯之準確，遠遠超越谷歌。為何如此？原因是它有大數據的優勢，能利用到每天收集到的數以億計音頻不斷完善聲音辨識及翻譯的語法用字，這是中國以外的企業所得不到的規模效應。

 

　　清華大學校門外設有一科技園。管理的公司叫啟迪，Bill Gates認為世上科技創新搞得最好的大學便是史丹福及清華的科技園。啟迪是一所已擁有二千五百億資產的孵化器，專門幫助客戶創業及上市，並以擁有客戶三成股權作為向它們提供服務的收費，它已成功扶植過三十多間科創公司上市。

 

　　有一所叫中關村東升科技園的公司也提供孵化器服務，帶領我們參觀的是來自烏克蘭、能操一口流利普通話的員工，他們原本是在中國的留學生。我參觀了他們要孵化的一所農業公司，便偷師了不少有用的先進農業技術，將來大可在家中有限的空間種點蔬菜。

 

　　在這些公司中，發現一個共通點，所接觸的員工精神面貌都是積極向上，人人摩拳擦掌要開創一番事業，而且信心十足。這種朝氣我在科大創立時也從同事身中感受到，這種精神正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

 

　　團員在參觀時大多有感慨，若香港的年輕人也有機會體驗到這些員工的奮進與喜悅，香港必會更和諧，我們下一代的正能量也就能發揮出來。再過兩月，財爺便要宣讀《預算案》，我建議他拿數億出來，這便足以提供誘因，幫助大批大學生到內地創科企業做實習生。這會為香港年輕人帶來多方面好處：將來他們找工作時，內地著名企業實習的經驗會大大提高其競爭力，他們也可實地觀摩內地年輕人如何創業，更重要的是，從別人的積極向上對國情有更深刻的第一手了解。香港的政府及大學都應積極促進此等實習交流。

 

(Headline Daily 2017-12-15)

香港土地的需求與供應 (雷鼎鳴)

樓價高昂是香港最核心的社會矛盾之一，不解決這問題，社會就算短暫出現和諧，也可能只是鏡花水月。房屋的負擔指數可以用樓價中位數除以住戶年收入中位數來計算，香港是18.1，亦即一個中等收入家庭不食不用，也要18.1年的收入才可買下一個中等價錢的單位。香港這個指數冠絕全球，遠遠拋離排第二的悉尼的12.2，況且上述算法並無考慮房子的大小，而香港的房屋比悉尼小得多。比諸內地，香港也是遠遠不如，香港人均居住面積是16平方米，內地城鎮則是36.6平方米。

 

與內地融合 長者移居大灣區

 

樓價被市場中的供求關係所左右。在需求方面，未來20多年，住戶數量的平均增速將會倍於人口的增速，這是因為人口老化，大量出現單身長者住戶或二人住戶所致。在供應方面，低於10年樓齡的私人樓宇單位只有68068個，10至19年樓齡的則有228617個，20至29年的更有279210個。由此可知近十年新建樓宇供應量之低，樓價不急升才怪！

 

展望將來，樓宇的剛性需求也會因住戶數目持續上升而難以下挫。更有甚者，香港很希望繼續發展其國際金融中心，也想在創新科技上做出成績，若成功的話，樓價會繼續有上升壓力，要知道，世界上的金融中心與創科中心樓價都是極為高昂的。我們若要減低需求，可能需要與內地加快融合，更多的長者到「大灣區」樓價較低的城市，例如中山、江門、肇慶等地居住，現時「大灣區」交通基建比前發達，生活環境也不錯，這種遷移並非不可能，但當然有一大堆問題要解決。

 

退休後的長者不用上班，移民到較便宜的其他城市，這在外國十分普遍。不過，最好的解決房屋短缺的方法，當然是香港能夠有地多建房子，這需要多少土地才夠？

 

政府曾有一份叫《香港2030+》的報告，當中認為香港的長遠土地需求約4800公頃（48平方公里），但現在只覓得3600公頃可用之地，欠缺的1200公頃尚須眾裏尋它千百度。要注意，這些地並非只是要來建住宅，當中也包含了商業樓宇、道路、休憩用地、政府機構、特別設施等等。

 

不過，上述估算應視作最低的需求值，只能勉強維持現狀，不能解決樓市的兩大困擾，即不能把樓價顯著下調及居住單位太過細小，不少港人仍要一生一世當房奴，殊不理想。

 

我曾在友報撰文，若要新建單位面積比現時的平均增大三成（其實仍然很細小），樓價又能下跌得使人有點感覺的話，香港土地的短缺絕非上述的1200公頃，而是起碼有2000公頃。

 

香港總面積1111平方公里，已發展的面積只是總面積的24.3%，再多找20平方公里又有什麼困難？困難確實存在，但這些困難倒是自找的，當中充分反映了不同利益或壓力團體的自私心態。

 

收回棕地有限 或引發持久官司

 

這裏先要搞懂一點政治經濟學。樓價若合理下調，無疑符合香港總體利益，但這並不表示人人都有得益，無人蒙受損失。香港近半人口住在公屋或居屋，樓價下跌對他們影響較低。三成多的港人住在自置物業中，樓價下跌對他們的影響複雜。一方面他們的賬面財富會下滑，但另一方面，他們亦更有能力購買更大的住所，住得較舒適，他們的子女要離家置業也容易一些。另外不到兩成的人口住在租住房屋，當中包括  房，樓價下跌會幫助他們早日圓了置業夢。

 

但要注意，這些人數量雖多，但利益分散，也沒有組織起來形成可以影響政策的政治力量。這些人可視為政治上的弱勢社群，其利益需要有代言人，政府有責任重視他們的訴求。反之，某些極端的環保團體或是棕地的營運者，其利益卻集中，又因人數少，較易組織起來，政治能量反而更大。

 

經濟大師貝卡爾（Gary Becker）及奧爾森（Mancur Olson）都曾指出人少利益集中的壓力團體的政治能量都更大，但這種不對稱性反而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香港的土地問題正好反映這洞見，我相信政府成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成員，在土地上並無個人利益，他們有義務為那些無力負擔房屋的人發聲。

 

我不認為香港需要的5600公頃地（政府認為自己已找到的3600公頃加上我認為短缺的2000公頃）能靠一種單一的來源便可解決，我們需要審視每種來源的局限。以下的判斷是我個人意見，並不代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部分環保人士既不想用郊野公園的地，也不想填海，最廉價的推搪方法便是禍水東引，叫政府開發棕地，即私人農地轉作非農業用途的地。我不但不反對發展棕地，且大力贊成，因為棕地並未有被好好利用，問題是棕地根本並不足夠而且業權複雜。棕地分散零碎，發展不易，總面積只有1300公頃，其中540公頃早已納入政府3600公頃的計劃內，餘下的只有760公頃，而這760公頃也非全部可用。要知道，棕地並非無主之地，也不是沒有經濟活動，這些地有用作儲存貨櫃，也有用作工業生產等等，只不過其經濟活動的產能甚低。

 

政府若要更有效使用棕地，將它們收回，無可厚非，但總也要再另找土地安置棕地上的營運者，在扣掉這部分土地後，可能只剩下三分二的棕地仍可使用。換言之，1300公頃的棕地或許只能提供不到900公頃的額外用地，再減去政府已納入計劃中的540公頃，棕地實際只能貢獻出360公頃，與所需的2000公頃相距甚遠。這些估計或許有誤差，但棕地只能解決小部分問題這一格局，卻是彰彰明甚。

 

更困難的部分是棕地上的營運者必定會提出索償。據我所知，大部分棕地的業權人都十分樂意收取政府的補償而獻出棕地，但棕地上的大量租客卻不想，因為他們未必可以得到多少補償。政府雖然可祭出收回土地條例以作收地的法律依據，但觀之近年新界收地的困難，打官司曠日持久已可預期，政府並無把握諸事順利。

 

重劃郊野公園 平衡土地發展

 

郊野公園1977年正式成立，現時其佔地44312公頃。當年劃分郊野公園的邊界時，並非有何科學方法，亦沒可能預見未來城市如何發展。在40年來，郊野公園的範圍其實不時變動，例如近日便增加了500公頃位於紅花嶺的土地。我們若在各郊野公園遊走，也不難發現在一些邊緣地帶，沒有保育價值、樹也沒有一株的，竟也被視作郊野公園的一部分，有些人害怕一旦放棄了這些地，便有人要求把更多的郊野公園土地拿去發展，所以堅決反對。

 

這些問題其實可以化解。郊野公園的範圍，可以修訂，適宜發展的可分割出來，部分有保育價值的綠色地帶亦可納入為郊野公園，政府也可加大力度植樹，補償發展帶來的生態損失。港人每年到訪郊野公園，平均只有約1.75次，就算郊野公園縮小了2%至3%。損失也極其輕微，但這已足夠多建近二十萬個單位，經濟效益極為巨大，況且生態環境亦可靠其他方法補償。認為郊野公園碰也不能碰的人應多到房訪問，感受要納貴租的無殼蝸牛之苦。

 

據政府的估計，若要擴展或開發新發展區或新市鎮，包括開發部分郊野公園，完成首期工程前所需時間要15年至18年。港人重視程序，這是好事，但若走程序要耗費這麼多時間，便只可能顯示官僚主義的幽靈仍在徘徊不去，政府及社會都應大刀闊斧加快速度。話說回來，既然開發郊野公園需時，我們倒應早日啟動此等程序。

 

曾有人建議，可以填平船灣淡水湖，估計可提供或許足夠90萬人居住的用地。能夠弄出這麼一大塊地，這建議有其優點，但代價卻也很大。淡水湖的地段會被不少人視為郊野公園的核心部分，在那裏大建房屋，不免有煞風景，必遭強烈反對。把這麼多人口放在如此偏遠的地方，交通基建壓力很大。據政府官員的估計，在別處海域填出相等面積所花的成本，會遠低於填平淡水湖。既然如此，我認為填海造地是更佳的方案。船灣淡水湖每年平均收集62百萬立方米的用水，佔港每年用水的6.3%，沒有了它，香港要面對供水不足的風險。

 

填海造地需時 遠水難救近火

 

填海確應是造地的主要方法，但這也並非毫無限制。沒有多少人會支持在維港填海，所以地點會較偏遠一些。選址時也要考慮是否影響海上的航道，有些環保人士會把海洋生態看得比造地建屋更加重要。也有人認為可供填海擴展的島嶼有稀有動物品種，動也不能動。

 

其實，在新填海的地上建設橋樑道路等基礎設施，成本比造地貴得多，但土地價格高，這也就值了。不過，據說填海建屋也要十多年的時間，遠水近火，使人擔憂。

 

有人建議把葵青的貨櫃碼頭拆掉搬到較遙遠的填海造出的海岸去，這可空出較近市區的279公頃現時碼頭用地及100公頃的後勤用地。我認為這是一個不錯的建議，但找尋合適的填海地方也並非簡單之事。也有人建議在碼頭上架空建成空中城，我對此則頗有保留。海港業對港的直接貢獻雖只等於GDP的1.1%，但進出口物流業卻佔GDP近四分之一。在碼頭上空百多米架設空中城的期間，不可能不干擾到香港的進出口貿易，經濟風險不低，但若貨櫃碼頭的5個營運商相互之間談妥合作條件，並願自費研究具體可行的發展方案政府也不用反對。

 

上述種種，尚未包含不少其他的可考慮的方案。例如岩洞或地下空間可用以建設體育中心、游泳場館、檔案館、儲酒庫、數據中心、靈灰安置所等等，但這些方案在提供土地的量上，遠不足以應付香港所需。港人需要確立一種對客觀事實的認知，香港樓價貴得離譜，對社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但香港卻有四分三的土地沒被應用，港人會否被外人視為自尋痛苦的怪胎？在保育與降低樓價上，孟子所說的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兼得，捨魚而取熊掌者也」，應是我們的指導思想。當然，我們也應最大程度上減低對環境的影響。

 

(HKEJ 2017-12-13)

 

中國的投資過多還是過少？ (雷鼎鳴)

半個月前，人民銀行的副行長易綱教授來港發表演說，解讀十九大的精神與當前形勢任務，但他這次來的身份，卻不是用人行副行長，而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這小組的組長是習近平。

我認識易綱37年，當年我是明尼蘇達大學的研究生，他是北京大學派往聖保羅市漢姆林大學（Hamline University）的本科交換生，在那裏讀了兩年。在頗長的一段時間內，我與內子每周五晚上都會駕着一輛30美元買回來但水箱漏水的老爺車到他的宿舍飯堂吃晚飯，接着便到他宿舍中與他及其室友吹水數小時，大多都是談論經濟學與家國大事。1980年底還與他及其他友人驅車至紐約附近參加香港年輕社會科學知識分子連續幾年搞的研討營，主要是討論中國的各種問題。易綱不懂粵語，但他也清楚感受到我們這一代香港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的關懷之情，後來這批人亦有不少成為香港的知名人士。此情今天或許只成追憶了。

過去經濟增長倚重投資

團結香港基金的總幹事鄭李錦芬女士（Eva）是講座的籌辦者，她並不知道我認識易綱，所以她找我當講座後研討會的主持時，我也稍感錯愕。易綱為人老實謹慎，是北京大學影響深遠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創辦人之一，有崇高學術地位，不會無根無據講話，他的演說我也就小心聆聽，其內容恢宏豐富，對我們了解中國未來發展及對港澳政策很有幫助，但當中自然也有些地方我不一定完全贊同，舉個例子。

易綱講話中提到中國式的大規模建設投資，已成過去，將來推動經濟不靠這種模式。我明白這個判斷背後的道理，也相信這是中央政府的看法，但我認為提法不對。

在過去幾十年來，GDP中極高的投資比例的確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我曾經估算過，在2010至2015年之間，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72%來自投資，26%來自生產效率（全要素生產率）的進步，2%來自勞動人口的變化。換言之，中國每年差不多一半的GDP不用來消費，而是用來投資，這對中國十分重要，但投資多少才最合適？

經濟學中有個叫「消費黃金規則」（Golden Rule of Consumption）的概念。假如我們把收入全部立刻消費掉，不作任何儲蓄（也就等於沒有資金去投資），那麼我們的短綫消費是會最大化，但將來的收入卻會因缺乏資金積累而逐年減少，消費能力也會愈來愈低。反之，若今天的收入全部儲蓄起來用作投資，完全沒有消費，我們現在便死掉，哪有將來？

由此觀止，投資率或儲蓄率的最佳點，亦即將我們一生的消費水平最大化的，不可能是零，也不是百分之百，而是中間某一點。我根據中國經濟的一些參數，估算出這應該是GDP的40%左右，換言之，高投資目前仍然合理，否則對未來經濟不利。

環保醫療科研教育投資遠未足夠

不過，高投資意味着資金愈來愈多，建設也會愈來愈飽和，經濟學中的報酬遞減律會起作用，投資的回報有可能降低。要抵銷此種影響不是沒有方法，需要投資推進科技發展及管理水平，而不是靠搞粗放形的投資項目。要經濟可持續增長，不是要銳意降低投資比重，而是要尋找更好的尚待發展的有潛力的新投資項目。有幾個項目中國的投資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第一是環境保護。改善環境所帶來的益處目前尚未能在GDP中充分反映到，但這並不是它沒有效益，而是GDP的計算方法目前有缺陷。

第二是醫療與健康的投資。人健康好了，壽命長了，可使生命的質和量都有增加，原則上其效益也可量化為GDP的一部分，但如上環境保護般，GDP的計算方法仍未做到此點，將來是應計算在內的，這有助於把醫療人員的經濟貢獻也清楚列出，為他們的工作提供誘因。

第三，科研及教育的投資近年有進步，但遠未足夠。中央政府既然明白「科教興國」的重要性，大規模的科教投資是應該落實的。

在上述的領域，中國絕非投資過剩，而是嚴重不足。

（Sky Post 2017-12-8）

 

 

 

 

 

 

 

 

醫療制度不改 醫鬧不止 (雷鼎鳴)

　　兩周前，團結香港基金找來人民銀行副行長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習近平是組長）辦公室副主任易綱教授，來港宣講中共十九大的精神及新形勢，演講後有一座談會，由我當主持。我與易綱是相識於學生時代的老朋友，當年我曾找他參加過好些香港留美學生的學術活動，我相信他對我那年代的香港海外知識份子頗有好感。演講會次天我與他再次有早餐約會，他把在港兩次演講的講稿都交了份給我，我於是可以翻查確認他演講中的一些觀點，而這些觀點或許相當大程度反映了中央的看法。

 

　　在演講中他花了一些時間論述香港的優勢，也許他是要鼓勵港人不要妄自菲薄。他舉了三個例子（講稿中只有兩個例子）以突出香港的優點：一是香港的物業管理很優秀；二是香港的港鐵，替北京營運地鐵的四號線及十三號線，水平很高；三是香港的醫療保障制度很值得內地參考。

 

　　我同意香港的物業管理不錯，內地近年進步神速，但與香港仍稍有差距，也許要待習近平提出的「廁所革命」也有大成時，內地的物業管理才會更升一個台階。至於地鐵，我一向認為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只要在世界各城市領教過其他地方地鐵的低劣服務，便會知道港鐵的優秀。但若論香港對人民的重要性，我相信醫療制度更值得我們注意。

 

　　易綱讚賞香港的醫療制度並非沒有根據，港人壽命之長與日本是叮噹馬頭，且公共醫療費用廉宜，算是有些成績了。但香港醫療界保護主義嚴重，醫生數量根本不足以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壓力，易綱在北京不會容易看到當中的問題，內地要學習香港是好事，希望不要把香港的缺點也搬了過去。話說回來，內地的醫療制度確有嚴重缺失，而它們又全都源於市場干預。

 

　　為甚麼在內地醫生的社會地位遠不如香港或歐美等地？要知道，在內地高考中，要考入醫科的，分數遠比其他科目為低。為甚麼內地時有「醫鬧」事件？病人若出了問題，其家人往往會率領親友痛打醫生一頓。為甚麼醫院中送紅包普遍？病人若見醫生不肯收紅包，有時寧願要轉到別的醫院去，也不肯被廉潔的醫生治療。為甚麼內地醫院打點滴吊鹽水這麼普遍，以致內地人均打點滴的比例居於世界之冠？這些現象都有同一的解釋，便是政府認為醫療界應搞社會主義，不是市場經濟，人人都可付得起醫療費，所以把收費壓得低於成本。

 

　　收費過低，政府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醫生及醫護人員那有好日子？收費低會引致典型的市場失衡，醫療的需求大於服務供應商，病人床位難求，手術無人做，給紅包是爭取早日有醫生提供治療的必要手段，否則便要排隊。若醫生怕人檢舉，不敢收紅包，那麼要求病人打不必要的點滴，便可合法地多收費用。不收紅包不替病人打點滴的醫生是虧本經營，病人那裏信得過他們？但紅包畢竟是犯法的，不能張揚，那麼醫生若收了紅包卻醫不好病人，後者也不能按正途投訴。帶隊打醫生作懲罰，便是唯一的制衡方法了，醫鬧自然頻繁。干預市場價格帶不來好處。

 

(Headline Daily 2017-12-8)

再談香港融入大灣區 (雷鼎鳴)

全國港澳研究會最近成立了一個專門研究粵港澳大灣區的小組，我因為自覺對研究會的工作一直無甚貢獻，且摸索內地與香港應如何發展， 向來都是我的核心興趣，所以被徵入伍，也就沒有理由拒絕了。這項無酬任務不免要迫著我沉澱一下初步階段的思路。

 

大灣區的發展與「一帶一路」必定有緊密關係。「一帶一路」若成功，會有更多較低度發展的經濟體能融入國際市場中，它們的發展很可能比非「一帶一路」的國家更快。但這也意味著中國將面對的世界市場，會變得更大。出口的商品與服務，需求大了，自然也會要求生產的規模能夠擴張。從大灣區的地理位置看來，它的主要著力點應是海上絲路，歷史上的陸上絲路可能不是大灣區這一生產基地的重點，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大灣區對陸上絲路國家可能做出貢獻。正如東京灣區、紐約新澤西灣區、三藩市灣區等幾個大灣區，粵港澳灣區應是面向海洋、擁抱世界，努力打造規模效應的。

 

但生產規模擴大並非粵港澳大灣區的唯一目標。現時「一帶一路」國家中，雖然有富有窮，但平均而言， 這裏人民的人均GDP只等於非「一帶一路」國家人民的三成左右，其勞動力也是相對便宜的。這些國家當中，有部分未來的發展方向可能會採用中國過去的發展模式，亦即先利用自己相對廉價的勞工，生產符合自己相對優勢的勞動密集產品，並出口到其他國家去。這對中國的生產並非是壞事，因為中國的生產因勞工工資上升及科技水平提升而早已走上產業升級的經濟轉型之路。世界及中國都繼續需要價廉的勞動密集商品，以應付人民所需，由「一帶一路」國家接過棒生產這些商品，是合理之事，但這同時也會對原本是世界工廠的粵港澳大灣區構成壓力，促使它加快轉型。轉型後幹什麼？目前看來，主要應是金融、創新科技及商貿這幾種大灣區已呈優勢的高增值領域。

 

轉型及產業升級需要條件，大規模的生產同樣也要面對一系列的挑戰。資金倒不是主要的問題，中國人民每年的儲蓄量，早已是世界第一，新增的資金需要不斷找尋有好回報的投資機會。那麼，大灣區需要哪些條件才能更有效地升級轉型？

 

變身「一小時生活圈」都市群

 

首先是它的空間與土地。生產及服務的規模比之前上升，對土地自會有更大的需求。不可忽視一點，世上著名的金融中心、創新科技中心、商貿中心，樓價都貴得要命，倫敦、紐約、香港、三藩市等盡皆如此。高昂的地價反過來又制約著這些地方的發展。我們也知道，香港人口不可能全部都從事金融業或進行商貿活動，三藩市灣區的人民也不會全部都搞創新科技。從事高增值行業的人，就算能賺到外界的錢，他們也需要有商戶能滿足他們在本地生活上的需求，一個興旺的大灣區，必然也是一個生活方便的城市群，否則人才為什麼要來工作生活？但如上所說，這些地方的樓價都會很貴，等閒人士或只能提供較低檔服務的，如何能支付昂貴的樓價與物價？

 

不同的灣區有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法。例如在三藩市大灣區，灣區西面樓價極貴，於是不少人口便移居到較便宜的東面，整個灣區的發展面積逐年增大，這有利於壓抑樓價高企帶來的影響。要做到此點，需要有完善的公路網以縮短交通時間（三藩市灣區地鐵遠不及香港、深圳與廣州的先進，不說也罷），不過他們仍未能妥善解決這一問題，上下班堵車一直都造成困擾。

 

樓價在香港、深圳與廣州都已成尖銳問題，將來大灣區的經濟若有更進一步的發展，這問題只會更嚴重。如何解決？長遠而言，大灣區的11個城市應各有分工，不一定全都要變成經濟生產基地。有些城市應集中資源搞好環境保護，建設住宅而不是工廠，這有利於壓抑樓價，但前提是基礎建設要真正能大幅縮短交通時間，整個大灣區的城市都應逐漸變身為「一小時生活圈」的超級都市群。科大創校校長吳家瑋在90年代初已提出大灣區概念，但當時大灣區的基建比不上今天，也沒有高鐵，離「一小時生活圈」的條件太遠。到今天，我們已可預見這並不只是夢想而已。

 

發展區域文化提升大學質素

 

除了土地空間外，發展大灣區的另一重要條件是人才匯集，這又需要在幾方面做工夫。第一是本地區有無質量頂尖的高校群？紐約及附近有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等名校，但若論對地區的影響，卻是以三藩市灣區的史丹福大學及加州大學更為鮮明。究其原因，後者的教授與學生往往能在實驗室未出成果前，便已思考將來如何把科研成果產業化。而且因加州氣候宜人，附近有泰浩湖（Lake Tahoe）、優山美地（Yosemite）、海岸紅樹林等風景優美之地，所以學生畢業後都不想離開，硅谷也就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粵港澳大灣區並不具備加州所擁有的某些條件，但正如吳家瑋所言，真正有能力的人，喜歡居住地、工作地有點文化韻味、歷史氛圍，生活有高雅的品質。粵港澳的文化有獨特的魅力，而且是美食天堂，若能加以培育，大灣區也能有相當的文化實力。我們不可把教育視之為耗錢行業，它是一種投資，是推動大灣區發展的根本保障，大灣區的發展必須準備不斷提高大學質素的方案。

 

我素來相信，辦好一件事，人的因素是第一。據說大灣區建設現在是內地熱、香港冷。這不奇怪，內地年輕人中早已匯聚了一股創業熱潮，對經濟前景充滿樂觀。我在清華大學的一次論壇中，目睹大量學生都在躍躍欲試想創業，這在香港是見不到的。年輕人若沉醉於權力與政治鬥爭，怎會有時間及志向在經濟或創業路上打拚？二十多年前，香港是大灣區的龍頭，但不進則退，如今龍頭地位已失去，港人實應反思如何能把精力放回到自身發展及大灣區建設之上。

 

(TKP 2017-12-6)

中國對金融科技的兩大貢獻 (雷鼎鳴)

今天財經界很多人都在說金融科技（Fintech），並相信這領域前途無限，但它也可能顛覆掉金融業的不少傳統工作模式。甚麼是金融科技？這要看我們把定義定得多寬，我認為只要能好好利用到相關年代的科技而對金融資源配置有重要幫助的，都可當作是金融科技。近千年來，中國對金融科技的重大貢獻我相信只有一次，但今天很可能有第二次機會了。

宋朝發明紙幣啟發後世

第一次的貢獻是宋朝所發明的紙幣。北宋時這稱為「交子」，但它的流通量有限，與鐵錢並存，亦非全國性的貨幣。所謂有需求才會刺激誘發出創新，北宋時一個重要的貿易市場是四川，此地多山，交通不便，而商人做生意用鐵錢，價值低而沉重，十分不便，有人便把鐵錢存在一些倉庫中，並用收據作為買賣的媒介，我們可視之為紙幣的源頭。到了1161年的南宋，一種新的具有現代特徵的紙幣才出現，它叫「會子」。於1163年登基的孝宗在金融問題上是個盡責任的好皇帝，他小心控制着會子的發行量，亦找來專人負責管理相關事宜，並確保會子有足夠的商品作其儲備。孝宗嘗言，會子使他10年中睡不好覺。後來會子漸漸成了全國性貨幣，在南宋末年與蒙古點起戰火之前，價值都相對穩定，對南宋的市場交易提供了極大的方便。造紙與印刷術都是當時世界先進的科技，又因紙幣可以由政府增印，易引起通脹，南宋後來靠了開動印鈔機來支付打仗，終也把經濟拖垮。

南宋會子是一偉大的金融科技，今天我們仍要使用此等發明，但隨後的幾百年，世界經濟有長足進展，金融工具方面，如股市、信用卡、支票等等新發明，卻非來自中國。這是很奇怪的，雖然在14世紀以後，中國的人均GDP可能已被意大利超越，後來又被英國超越，但中國人口眾多，經濟整體板塊大得很，交易量龐大，為何沒有新的金融科技創新出現以利市場交易，這是值得深思的。近日讀科大舊同事、現在北京大學任教的經濟史權威李伯重教授的著作，知道19世紀初廣州被特許與外通商的13行中有所叫怡和行，其老闆伍秉鍳所擁有的財富竟高達5,600萬美元（以當時價格計算），10倍於當時西方世界首富內森．羅斯柴爾德 (Nathan Rothschild)，由此可見乾嘉年間中國經濟規模之大，其他經濟數據也與此判斷符合。

電子支付誘發更多創新

經濟規模是重要的，一點點的進步都可能因受惠人數眾多而使效果擴大千萬倍，這便有可能誘發出更多的創新出來。在今天，中國確有可能在金融科技上有另一次偉大貢獻，這便是電子支付系統。嚴格來說，電子支付這一概念並非中國人所發明，不少相關科技也不一定是中國人搞出來的，但中國式電子支付的發展迅速使人目瞪口呆，卻與它的市場規模有莫大關係。不少方便它使用的應用程式能不斷出現，正是規模效應能夠為懂得撰寫應用程式的人帶來豐厚回報所致。但更為重要的，是大量的電子支付或交易可帶來更多的數據，在大數據年代，數據積累得快，便又可刺激到更多的金融科技發明。這點連美國也怕了中國，美國知道中國的電子支付及商貿市場滲透率比美國更高、數據積累更快，美國資訊科技界便有不少有識之士害怕中國會全面超越美國。要注意，這裏的一個關鍵是規模的大小，大對於創新有利好作用，所以我一直注意中國電子支付的滲透率去到甚麼地步。前些時我聽朋友說在內地「叫雞」這一充滿私隱性違法性的活動也有人用電子支付，立時便判斷出電子支付的滲透性普及性如何厲害，但可惜香港某些人仍欠缺足夠的視野去看懂電子支付發展的前景，這是可惜的，我們也難以要求經濟行外的人都有足夠的修為與洞察力看到此點。

若論電子支付對GDP的直接貢獻，可能只是微信阿里巴巴每年多幾百億的利潤，不算驚天動地。它的重要性是在於大大的減低了消費者市場交易的成本及誘發出更多的創新，這些都是目前GDP計算中尚未能包括在內的。這是GDP算法有問題，不是電子支付用處有限。

(Sky Post 2017-12-1)

 

 

 

 

 

 

一孩政策帶旺娼業？ (雷鼎鳴)

 

　　中國有無娼妓？在文革年代出版的字典中，娼妓被定義為舊社會中被壓迫的婦女，有點使人摸不頭腦，但那時候娼妓可能真的並不存在，今天卻顯然並非如此，這是一九七九年推出的一孩政策後遺症。

 

　　今天的娼妓與一孩政策關係何在？據中大幾位經濟同行的研究，在一九八三年以後，超聲波在內地日漸普及，懷孕婦女可以靠此預知胎兒是男是女，不少父母見是女的便將胎打掉，這便使初生嬰兒中男的比女的多了一成以上。男多女少有何後果？男的不容易找到配偶，沒有財力，在婚姻市場上缺乏競爭力的男人尤其如此，他們叫雞或召妓（經考證，前者的來源只是後者的普通話諧音）的概率便大增。

 

　　這並非胡亂推論，二○○二有位韓國血統（記憶所及是在瑞典長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女經濟學教授Lena Edlund，與朋友在頂尖學術刊物《政治經濟學報》（JPE）中發表了一篇題為「娼妓理論」的論文，當中佈滿數學方程式與數據，她們其中一個結論便是男多女少會使娼妓數量增加。

 

　　我以前說過，經濟學家對邊緣社會的人與事特別感興趣，原因是他們的行為若合乎經濟原理，那麼經濟學的範圍便可推得更廣，更符合普世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的要求。上述論文當然還有大量其他推斷與結論，其中之一便是男性與女性的收入若上升，娼妓數量便會減少。男的如此，是因為組織家庭較偶然召妓更為昂貴，太窮的沒法支付養妻活兒也。從此推論，中國人民收入不斷上升，日久必然有功，娼妓應會逐漸減少。

 

　　Edlund的論文問到一個問題，也十分有趣，娼妓只是提供一種勞動密集的服務，為何她們的時薪這麼貴？據論文中搜集回來的各國數據，娼妓的時薪數倍於相同教育水平的其他女人，論文給的解釋是娼妓大多要失去將來結婚的機會，所以要有足夠的補償。此點有理，但我仍有懷疑，當一次娼妓與當十次同樣也會失去婚姻，第二、三、四次等等的邊際成本應該不高，為何她們叫價仍然這麼高？

 

　　上周六在深圳張五常學術會議的晚宴中，我與徐家健教授及首次見面的資深傳媒人周顯先生同坐一席，周先生自稱是娛樂場所的半專業人士，但他與徐所提出的娼妓收費，都遠低於上述論文十多年前所搜集回來的，所以我懷疑周的「半專業」身份有點冒充，但他與徐爭論娼妓的市場結構時，卻又能迅速將徐殺下馬來，蓋因徐這方面的知識，與我都是出自同樣的論文，不夠料與人辯論也。

 

　　本來想要周先生替我們補補課，但同席一美女經濟學人對這問題大感興趣，周轉移了目標，只與她討論，人聲喧嘩，我便再聽不到甚麼了。《信報》前老總陳景祥兄在報章上曾自告奮勇，說有朋友可替我們補課，這潛在成本太大，我負擔不起，只能敬謝不敏。

 

　　回到一個我一直想驗證的問題，電子支付的市場滲透率，或可用叫雞者有多大比例用支付寶付錢來量度。此種數據不易找到，但我終於想出一個方法。到過北京的人很多都知道，傍晚時在王府井行行企企，便可能會有人走近問你要否去娛樂場所，你只要搖頭不答話，她們便自然跑開。讀者若肯為追尋事實而冒險，可說自己沒有錢，只有支付寶，看看她們是否接受便可。若接受，如何脫身以免以身犯險？在附近的新華書店預早買本國家領導人談話之類的書，適當時候把書祭出來，必有辟邪作用，她們大有機會懷疑你是便衣公安，望風而逃。對此調查我倒是無能為力，因我氣場盈厚，一臉正氣，她們根本不敢埋身也。

 

(Headline Daily 2017-12-1)

 

香港貧窮情況在惡化？ (雷鼎鳴)

上周五扶貧委員會公布了一系列數據，最吸引傳媒報道的，是2016年貧窮人口高達135.2萬人，佔香港人口近兩成，比2015年上升了0.7萬人，在政府的扶貧政策介入後，2016年貧窮人口則降至99.6萬人，但仍比2015年的相關人數多了2.5萬人。因為在數據上貧窮人口似乎增加了，所以不少報章都在說香港貧窮情況惡化了。

傳媒監察着政府是對的，但上述的批評其實是無的放矢，因為以政府所定貧窮綫的方法去量度貧窮人口，後者上升是自然不過之事，就算港人收入全都大升，所謂的貧窮人口也有可能增加不少。這有兩個原因，搞清楚它們，我們才可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優化政策上。

相對貧窮綫乏參考價值

第一個原因是貧窮綫的定義。政府是採用了相對貧窮的概念，貧窮綫定在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但也為每一種人數的住戶各自定下一條貧窮綫，例如在2016年，一人住戶每月入息的中位數是8,000元，即一半住戶收入高於8,000元，另一半低於8,000元，那麼入息在4,000元或以下的便屬貧窮住戶；4人住戶入息中位數是37,000元，貧窮綫便是18,500元了。

從這種定義我們可以見到，除非人人收入相同，否則貧窮人口幾乎是無法消失的。假如人人收入上升10倍，那麼收入中位數與貧窮綫一樣也會提高10倍，定義下的貧窮人口根本不會減少，雖然他們其實都比前富有得多了。所以一用了這種貧窮綫，我們不要指望貧窮人口能夠連年減少，更可能的情況是，有些時候它可能稍為下降，接着又上升回去，升降多少，視乎其他的因素。

第二個因素是人口老化。老了便有人退休，退休的人不一定貧窮，有部分的人會積下不少資產，但卻沒有收入。訂定貧窮綫時，不理會資產，只算收入，因此，退休的人幾乎一律自動被當作是貧窮人口。港人壽命長，嬰兒潮出生的人，正陸續地大批大批的退休，因此新增的貧窮人口會供應不絕。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又因為這些人中，不少是真的沒收入沒甚資產，所以政府無法不預作準備，省下一筆儲備以應付他們。

從上可知，此種相對貧窮綫有重大缺點，其產生的結果，只宜參考（其實參考價值也不是很高），不宜對政策有決定性影響。但就算以參考為主，我們也應把工作做得更細緻，才不會浪費掉資源。

不應阻止增加土地建屋

舉個例子，從2009至2016年，一人住戶的貧窮綫由3,300元提升至4,000元，增幅21%，但4人住戶的貧窮綫卻從11,300元大增63%至18,500元。從另一角度看，4人住戶的貧窮綫在2016年是一人住戶的4.63倍。這不合常理，為甚麼人數4倍，貧窮綫卻要高過4倍？這有兩種可能，一是4人家庭的貧窮綫定得太寬鬆，收入不差的也被當作貧窮、進而有較大機會取得福利；二是一人住戶的貧窮綫定得太嚴苛，這些家庭較難得益。政府可考慮是否需要對貧窮綫的界定作出一些微調，以減少不公。

政府的統計數據也有顯示，從2008至2016年，基層人士（收入最低的10%人口）收入的升幅一直高於社會整體工資的增幅，例如在2016年基層人士收入平均上升了4.7%，社會的平均則只是3.7%。這本應意味着收入公布會較平均一點，但現在貧窮人口卻有所上升，這或顯示人口老化的壓力很大，將來這壓力只會增加，不會減少，社會及政府都應有心理準備，用了上述的貧窮綫，未來的貧窮人口很可能會不斷上升。不過，我們也應注意，真正對港人生活質素有決定性影響的是他們是否擁有樓宇或是否住在津貼的房屋中，而這也不是扶貧委員會能夠有效解決的，需要不同的利益集團不去阻止增加土地供應。

(Sky Post 2017-11-24)

 

 

23條可使港人得到更多優惠 (雷鼎鳴)

　　李飛兩度來港，上周的一次帶來的訊息，可解讀為二十三條有立法的必要，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這樣做，拖下去不是辦法。

 

　　對二十三條立法，港人情緒複雜。二○○三年時，反對立法的聲音頗大，究其原因，可能是當時香港社會並不容易見到有叛國或顛覆政府行徑，港人便難免會問，二十三條立法是為了甚麼？況且頭上多懸著一把自己並不熟悉的法律之劍，會使不少人感到不自在。

 

　　但時移世易，以前港人看不到需要，現在卻不能不承認社會已出現極端份子，在實力上雖不足以威脅到中央或香港政府，但阻礙香港施政或在社會上激化矛盾的能力，卻是綽綽有餘。胡國興法官年初競選特首時，屢屢指出，香港應早日為二十三條立法，否則若情況惡化，內地根據《基本法》在港實施全國性法律時，情況便更「淒涼」。不過，這尚有一問題，若香港為二十三條所立的法過於寬鬆，無法應付極端份子的挑戰，也不見得中央一定肯收貨。

 

　　中央對港及二十三條的態度究竟如何？今年習近平主席訪港時，已發出了明確訊息，要確保一國兩制得到貫徹。這裏帶出一個問題，沒有二十三條，一國兩制是否可以維持下去？我相信這要看情況。假設社會和諧，政治上香港與內地河水不犯井水，經濟上互利互助，我看不到二十三條有何必要性。但這種和諧環境的可能性已被極端份子破壞了，沒有二十三條，可以有損一國兩制，尤其是一國的部份，情況不理想。

 

　　為何演變至此？有些人強烈相信，對抗中央與香港政府是其政治行動不可缺的元素。這些人的實力與中央及香港政府相比，頗為懸殊，為甚麼他們敢推動港獨等極端行為？答案是他們有掩護。

 

在沒有二十三條的條件下，中央對港政策基本上是全面覆蓋，沒有足夠針對性的，例如，建設大灣區便不能說是特別獎勵某些人或懲罰某些人，政策的對像是整個香港，不是個別的人。反過來看，中央若因不滿極端份子而要懲罰他們，在欠缺針對性的政策或工具下，很容易會株連整個香港，例如取消對香港的一些政策優惠，便容易使到所有港人受損，傷及無辜，中央自然不想見到政策會打擊到對港對內地有貢獻的一等良民，極端份子便可躲在別人的羽翼下存在下去。

 

　　一旦有了二十三條，此等局面便可打破。香港可繼續擁有對它的優惠政策，中央政府也不用被迫懲罰香港，二十三條已可將顛覆叛亂份子分拆出來，只是他們要面對刑責，其他人也用不著在不情願的情況下庇護這些極端份子。

 

在此角度下，二十三條可直接打擊到極端份子，中央便大可對其他港人提供優惠，有利一國兩制更好的發展。

 

(Headline Daily 2017-11-24)

 

參考莫干山會議招青年人才 (雷鼎鳴)

上周開了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連續4小時的會議後，走出政府總部，原來天色已黑，但隱約仍可見到總部門外有個臨時接待處，似是為中央政策組招聘年輕人員而設的。林鄭多次提出，希望招納多些青年才俊加入政府或是諮詢架構，這取向是對的，問題是怎麼樣發掘人才、培養人才。這不由使我想起1984年9月3日至9月10日在杭州附近以干將莫邪為名的莫干山所舉行的一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這個史稱「莫干山會議」的聚會，影響深遠，為中國以後30多年的經濟發展發掘了大量的人才，而且從歷史眼光觀之，這次的選才極為成功，特區政府在選拔年輕人時，應參考一下別人是怎樣做到的。

徵文比賽挑選代表

為甚麼說「莫干山會議」十分成功呢？這次會議正式代表124人，來自全國，從1,300篇應徵論文的作者中挑選出來，還有一些是會議發起人或是已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學者，也有些是在政府工作的。非正式代表有183人，有來自學界、政界、報界等等的，最年輕的參與者是當年只得24歲的西北大學研究生張維迎。張是我老朋友，是內地頂尖經濟學家，曾任北大光華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但就在這批人中，我們竟可以找到大量後來都成了經濟領域中撑起了國家的棟樑人物。

今天中國的經濟名人有誰參加過當年的「莫干山會議」？很多！只提一小部分。上面已提過了張維迎，最著名的恐怕是剛退下政治局常委的反貪腐大將王岐山；清華大學出身的周小川今天已是人民銀行行長，他也是會議中人；馬凱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郭樹清、樓繼偉、李劍閣都曾在中央財金官員系統中擔任領導職位；周其仁是全國知名的北大教授；華生當過大學校長；吳曉靈當過人民銀行副行長等等，不能盡錄。

這個會議憑甚麼發掘到這麼多優秀的人才？上述提到的徵文比賽是一個重要方法，參與者要各憑本事把自己的觀點有系統、有尖銳性地寫出來。入選者已是精英，但這還未夠。主辦者為幾個傳媒與高等教育機構，他們把與會者送上山，一星期內在山上大辯論，我估計也許像我們常搞的研討營、退修營之類的。幾百名思想活躍的精英放開思想一同論劍，遙想起來也使人神往。據說當時上山的台階上，站了不少沒有入選的青年，他們一直在等待着、懇求着，就算不給他們發言時間，也希望能到會議廳中聽聽別人真知灼見的一麟半爪。經過文革的折騰，中國的青年特別的求知若渴。

送上莫干山 論劍一星期

辯論本身不但有助進一步的發掘人才，而且亦是培養人才的有效方法。參與者名單中我見到陳一諮的名字，記得在80年代，他已是趙紫陽的重要謀臣，我在美國教書時，他曾在我家住過一晚，印象中他十分聰敏老練，他是否在莫干山中負有挑選人才的責任，我不知道，但他應有這能力。

會議結束後，總理趙紫陽會見了包括王岐山在內的「四君子」，這是第一次的老青對話，後來又有了第二次。「莫干山會議」中有討論過當年十分熱門的價格改革問題，趙紫陽便讚討論「很開腦筋」。會後，參與者開風氣之先，寫了7份政策研究報告，各地亦成立了不少青年經濟學會，這批人應是中國公共經濟政策研究的先行者，對日後中國決策層的影響不容低估，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更直接被招入各政府部門辦事，其後有些還扶搖直上。

香港政府可參考甚麼？最簡單便是先邀請幾位當年的與會者來講解情況。但從上所述，有些做法比面試更有效。可以先搞徵文比賽或在報章上的文章物色有識人士，但這未夠，要組織一些研討營讓他們進行尖銳的辯論，並找高人從旁觀察着，一方面可搞清誰是龍誰是蟲，亦可使參與者接觸到不同觀點的人。這些對他們將來在政府的工作應十分有用。特區政府當然也會有自己的一套觀人術，但在處理深層次的矛盾及吸納青年精英的觀點上，成績未見突出，參考「莫干山會議」的一套，應有好處。

(Sky Post 2017-11-17)

誰會為私隱拒電子支付 (雷鼎鳴)

　　如果八達通未來沒有重大的技術革新，微信及支付寶瓜分香港的電子支付市場將是早晚之事。

 

　　只要對內地這兩個電子支付系統稍有認識，便不難察覺它們的科技水平是高了一個層次。有些評論員以為它們只是使我們生活方便一點而已，沒有甚麼大不了。這是太疏忽的觀點了，世上眾多影響深遠的科技，在剛出現時也只是使我們稍為方便一點，但後來卻改變了世界。舉個例子，facebook最初不也只是方便大學生聊天吹水嗎？但它出現後沒幾年，便已對世界政治及社會心理造成無人能事先預料到的衝擊。也許有一天，沒有用過電子支付系統的人，在大數據時代銀行找不到他們的信貸及消費數據，因而拒絕貸款給他們創業或買樓。在外國，若要借錢，銀行總會找公司查一查你的信貸歷史。有了更先進的電子支付系統後，此種情況只會更加普遍。有一點更加重要：當使用支付系統的人以十億計時，必可提供到足夠誘因吸引人以支付系統為核心，研發出更多的科技應用出來。

 

　　電子支付系統的應用已經做到鉅細無遺的境界，我上周說聽聞有人在「叫雞」時也用這些系統，並說要檢驗系統應用的廣泛性，不應把注意力光是放在主流社會中，邊緣社會中人的行為更有參考價值。有些評論人誤以為我十分關心這些邊緣人士的狀況，這倒是高估了我的道德情操了。我不是社工，選「叫雞」作例子，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其包含隱私性及違法性。若此兩種特性都阻不了有些人堅持用電子支付系統，這便足以說明它的普及性到甚麼程度了。我習慣了在「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痴」的環境中生活，朋友多是舉一反三之輩，不用說太多他們也會明白，但社會中人也許並非人人都有此水平。

 

　　不過，香港總也有人很快便把支付系統與私隱或違法連繫上，他們是我非完全的知音人。有些評論人推斷，因為使用支付系統會留下痕跡，所以有常識的嫖客絕不會用支付寶或微信。我不同意這看法。史諾登爆料後，我們應該知道，我們所發的電郵、所打的電話，通通都被美帝記錄下來，隨時可用。林釘書機王一案中，我們又驚覺原來香港到處都有天眼，監視著我們一舉一動。但我們是否會因此不發電郵，不在電話中談私事，沒有人敢從街上踏入娛樂場所？有一些人的確很重視私隱，對監視十分顧忌，但大部份人不會，他們反而會認為，自己一介小民，沒有行差踏錯，誰會浪費資源監視自己。同理，在內地使用微信或支付寶的以十億人計，就算是利用這些系統做了見不得光的事，怎會偏偏被公安選中來調查？當然，國際大盜、特務、或知名的政客，若用支付系統叫雞，的確是十分不智，因為公安可能一早已盯上他們，其出事的概率太高了。

 

　　本報老總對這些支付系統很感興趣，他如我一樣，深信電子支付叫雞的現象一定存在。他還提出一點我沒有想過的，便是妓女常遭人搶劫，用電子支付系統會使她們更有安全感。傳媒老總都是些見慣光怪陸離的多聞之人，他說得有道理，我自然信心更大。

 

　　內地的科技確是變得很快，我常到內地開會，也覺得有些跟不上。我欣賞的資深傳媒人周顯自稱是到娛樂場所的半專業人士，卻認為電子支付系統用不了，原因是妓女不會帶著一具讀卡機之類的設備才來服務。周先生有所不知，只要手上有部電話或只是一張印有二維碼的紙便足可進行交易。周顯也是多聞之人，一樣如我般跟不上內地的科技發展，我們應怎樣應付這必然到來的機會與挑戰？

 

　　（完稿後得悉孫柏文在八月也有刊登一篇文章，認為八達通要被鳳姐普遍接納才有得打，觀點跟本文一致，失敬！）

 

(Headline Daily 2017-11-17)

中國模式與經濟增長 (雷鼎鳴)

如無重大意外，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應可錄得6.9%左右的增長。硬著陸沒有發生，中國GDP增長的幅度，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等於澳洲一整年的GDP。從增長時間之長、規模之大、滅貧的速度與人民生活改善之快，世界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中國的現象，這也是我為什麼一直認為解釋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增長能夠這麼快，以及她的增長是否可以持續，是當今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問題，答案有助於啟發世界各發展中國家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事實上，已有不少這樣的國家正在複製「中國模式」，並取得很好的成績，埃塞俄比亞、盧旺達等便是例子。這便難怪《時代雜誌》也會以「中國贏了」為封面主題。

 

中國人懂得居安思危

 

中國人是居安思危的民族，成功愈是卓越，愈是需要謹慎，不時的檢驗成功的動力及它能否維持，是永恒的責任。我的資深讀者都會知道，20多年前，當中國GDP只是今天的八分之一時，我已是中國經濟的樂觀者，至今的事實仍未能改變我這個取態。究竟她成功的秘訣是什麼？這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及不同細緻程度的分析。

 

從單純技術層面的角度看，增長動力不外來自勞動力的增減，資本積累的速度及生產效率或科技（即全要素生產力）進步的快慢。我們若加入一些定量分析，可發現勞動力的變化已漸趨停頓，不再是增長動力，但中國儲蓄率極高，所以資本能高速積累，中國GDP增長的動力七成以上已是靠資本積累去推動，另外的兩三成是靠全要素生產力的進步。

 

不過，我們若再想一想，當會發現「人」的因素才是最重要。為什麼中國人民肯犧牲今天的消費而成就這麼高的儲蓄率及隨之而來的高投資？這必然與投資的平均回報率不錯有關，否則他們沒有誘因這樣做。生產效率為什麼有不錯的進步？這與人力資本或教育有莫大關係。若人人懶散，得過且過，科技及管理如何能不斷提升？因此，我相信觀察中國經濟，不能脫離對人的行為及能改變他們行為的相關制度的分析。在此問題上，已故經濟學大師奧爾遜（Mancur Olson）的理論十分有啟發性，能使我們從一個側面看到中國的成功之道。

 

奧爾遜有數本名著，影響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國家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書。他的理論頗為簡單，一個成熟的國家往往阻擋不了以保護自己利益為目標的利益集團的出現，一旦它們影響力坐大，這個國家的生產效率便會日漸衰退。為什麼它們容易坐大？這是因為保護主義的得益者人數通常較少，但他們利益集中，有強大誘因在政治上施壓以求達到目的。反

觀受害者，人數眾多，但每人的損失不大，所以他們並無誘因組織起來反對扭曲性的保護主義。舉個例子，美國的棉花農民是經典的利益集團，他們得到美國政府財政的大量補貼，大棉花農產出佔比例很大，所以得到的補貼也較多。

 

排除拖住增長後腿的障礙

 

2010年，最大的5%的棉花農得到的補貼超過總補貼的一半，最大的1%，每個農莊每年更平均可得到17.5萬美元的補貼。這些補貼要納稅人承擔，公平當然談不上，但為什麼納稅人不去爭取取銷這些補貼？原因是納稅人人數眾多，平均每人只需為此多付6美元，數目太少，他們無誘因組織來去反對。反觀棉花商，他們利益集中，人數雖少，卻有絕大的動力向政府施壓。最後的結果是，這一類的保護主義在各行各業充斥，資源配置被扭曲掉，經濟增長也就被遏抑。要注意，民主制度並不能解決這困難，可能問題還更糟，政客對強大的游說集團怎會不討好？

 

用上述理論推導，若要經濟開足馬力增長，便必須排除拖住增長後腿的障礙，而障礙正是利益集團。這些集團的形成是自然的，所以每過一段時間便應想法把它們打散。中國近數十年的歷史中，有無瓦解不同利益集團的事實？顯然是有的，但不同時期效果不太一樣。

 

在一段很長的時期內，中國政府喜歡推動政治運動，其意圖與經濟可能關係不大，但客觀上卻有打擊某些利益集團的作用。「三反五反」是較早期的政治運動，當中以反對貪污賄賂為主線，1951年底開始，有些幹部落了馬，貪污現象也受到遏制，致使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中國在國際上有被視為最廉潔的國家之一，建國初期中國的經濟及建設也確有不少成就。

 

不過，我相信當時的經濟增長主要還是靠數十年的軍閥割據及戰亂的終止所帶來的相對穩定而造成，國民黨剛敗走，奧爾遜式的利益集團恐怕仍未有時間形成。其後的大躍進與文革，對經濟的直接破壞太大，人才沒被好好利用，中國經濟只能亂作一團。

 

事物總有兩面，文革破壞之大雖史無前例，但建國後20多年所積累起來的黨內外利益集團也同樣被打得七零八落。我常會問，若無文革，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是否會遇上大得多的阻力？八十年代當然不是風平浪靜，例如有人要搞搞「反精神污染」運動，但人心思變，都成不了氣候。反而當時知識界百家爭鳴思想極為活躍，例如1984年，中青年經濟精英舉行了一次「莫干山會議」便不但幫趙紫陽激活了思想，並發掘及造就了大批各領風騷的經濟人才，他們不少在今天仍身居要位，影響中國極深。使人驚訝的是，直接走上市場經濟第一線的創業家也紛紛湧現，擋也擋不住。若無八十年代建立的市場主導思想與操作基礎，中國的資源配置效率不會進步得這麼快。

 

1989年六四後中國的改革有點迷失方向，是否繼續開放心存疑慮的人很多。但1992年鄧小平南巡改變了這局面，已經形成的改革派利用這機會大力主張繼續開放所帶來的國際競爭市場，迫使中國的企業選擇了符合本身相對優勢的勞動密集生產模式，經濟得到強大的動力。開放政策自然也動搖不少人的利益，尤其是資本密集的國企便容易虧蝕，但他們都未能有效阻止一步步走下去的開放政策。

 

「中國模式」似逐漸浮現

 

下一步的開放來自加入世貿組織WTO。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WTO，貿易額接大幅度上升，致使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大國。但加入WTO前，中國便先要滿足一系列條件，這反而給中央政府提供了正當的理由預先推動更多的開放改革。不能說這沒有阻力，但中國仍是幸運的，執行這些改革的是意志堅定的朱鎔基。朱的名言是「準備好100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無非是個同歸於盡。有人要與你同歸於盡，你敢不退避三舍嗎？

 

成功掃走了「入世」的障礙，中國經濟體制更趨自由化，這為經濟提供了極強的增長動力，今天的中國還在享用這些改革帶來的成果。本來到了2008年5月四川地震前，改革成果已有減弱的趨勢，但國難當頭，也就顧不上進行什麼新的改革了。改革既無新的進展，後患便易出現。

 

前幾年說經濟有下行壓力，來源之一正有可能是因為缺乏新的改革動力。此一情況在習近平執政後又有改變。他大力反貪腐，「打虎、拍蠅、獵狐」一手抓了起來，貪腐高官聞風喪膽。貪腐的出現源自貪官手上的權力，當資源配置是依靠完全的自由市場競爭時，貪腐不可能出現，因為沒有人再有誘因付錢給貪官。

 

我們可以看到，貪官往往是最堅決反對改革的利益集團，除非改革的某些條文走錯方向，反而給予他們更多的不利社會的權力。在反貪的過程中，也許經濟會受到暫時性的拖累，有些官員惟恐被波及，明哲保身，不做事便不會犯錯，這當然會帶來消極的影響，但長遠而言，擊散了這些利益集團，才可使經濟制度繼續優化，使增長更能持續。

 

從上述可知，「中國模式」似已逐漸浮現。它的主要特點是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某項政策不論是政治精英深思熟慮所制訂，或是領導人拍拍腦袋而決定，又或是搜羅民間智慧而來，在推行時都強而有力，反對者望風披靡。此種權力令只顧小圈子利益的奧爾遜式利益團體面對很大的風險，不易生根，因此它們也並不能持久地拖住經濟發展的後腿。

 

不過，權力集中顯然會帶來另一些問題，中央政府若判斷錯誤，推動了一些根本不利經濟的政策或運動，例如文革，帶來的傷害也十分巨大，但縱使如此，文革10年浩劫過後，奧爾遜式利益集團也無多大力量，這便給鄧小平留下足夠的空間推動改革開放。

 

領導人選拔十分重要

 

假如中央權力要推動的政策合乎經濟發展規律，加上政府的執行力很強，經濟的增長會是驚人的，但奧爾遜的洞見又頗為真實，利益團體的滋生是自然而來的，每過一段時間，例如七八年，新的利益團體又有可能集結力量，需要有為的中央力量向其衝擊。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八十年代利用世界市場的競爭去迫使自己的企業提高效率，鄧小平南巡把開放政策延續下去，加入世貿前所作的改革及入世後的更直接與外國競爭，甚至是今天的反貪腐運動都因為大方向正確，而又能排除利益集團的干擾，總的來說十分成功，經濟的增長也是驚人的。在過程中有時也會走漏眼，出現錯誤，文革不用再說，加入世貿後幾年中國便實施了新的《勞動法》，此法對經濟大大不利，這也是近年經濟增長不及從前的一個因素。

 

由此可見，若要使增長持續，位高權重的領導人的選拔十分重要，他們必須要有卓越的判斷力與能力，自己的利益能與人民的利益一致，對他們的監管制度也要加倍地嚴格。

 

中國的模式與新加坡模式似乎較為接近，大家都是政治權力集中，經濟上則模擬自由市場的開放性與競爭性，但在可見的將來，中國並無誘因採納新加坡或西方社會的民主選舉。

 

也許從前中央決策人曾經想過可否加入西方民主選舉的某些元素，但近年西方社會及可以作為試點的香港，民粹主義肆虐，政客視公眾利益為無物，優質民主制度幾近失傳，民主在不少內地精英眼中成為反面教材，中國政治離民主選舉更是遙遠，但經濟的高速增長卻大有可能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在此形勢下，經濟上的成功卻也有可能令中國的政治經濟精英能充滿自信地重新檢閱世界其他地方的制度，若有重大優點的，吸收回來也是無妨。

 

(HKEJ 2017-11-15)

中國崩潰論站不住腳 (雷鼎鳴)

十九大過後，習近平主席大權在握，更可把精力放在經濟發展，我們也是時候再展望中國經濟前景。

前一兩年，中國經濟要進行一些結構性改革，遇到下行壓力，這本是任何經濟體都要經歷的商業周期，但有些人卻一口咬定中國經濟會硬着陸，甚至崩潰，政府亦會倒台，從現在的數據看來，此等判斷確有些可笑。今年頭3季的GDP增長率是6.9%，高於去年全年的6.7%增長。今年年終時，我估計中國GDP很有可能會錄得6.9%甚至是7%的增長。所慮者是中央政府眼見經濟勢頭不錯，可以有較大空間承受更多的調整，例如加快去掉過剩產能，這便會形成失業壓力，抑制了經濟增長。

我估計未來這兩三年內，此種格局不會有太大變動，明年的增長與今年或許大致相同，要等到中國的經濟轉型有更大的進展後，高增長率才會重現。不過，就算是現時的增長率，若用購買力平價計算，每年光是新增的產值，已是等於澳洲一整個國家的GDP了。這便難怪為甚麼皮尤（Pew）研究中心所制定的人民經濟滿意指數，中國是名列世界第一了。

新增產值等於澳洲GDP

上述枯燥的數字，已證明了中國經濟活力之強，雖然我們也清楚知道中國經濟所要面對的各種挑戰，但已足以推翻國際上不時出現的中國崩潰論。持此論者最有名的恐怕是一個叫章家敦（Gordon Chang）的美國律師與新聞評論人。此君在2001年出了一本暢銷書名為《即將崩潰的中國》（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內中臚列「數據」，力陳中國經濟在5年內應崩潰，就算遲了，10年內也會出現。到了2012年，他又在雜誌上發表文章，說他的預測只出現了一年的誤差，2011年雖未見崩潰，但2012年卻是躲不過了。甚至在去年他在電視訪問上，又老調重彈。我對此位仁兄十分佩服，不知其為何仍被西方社會的部分媒體視為中國專家，我估量着，這或許是西方社會中有一些人很需要此等與事實離天隔九州的言論來慰藉其容易破碎的玻璃心吧。

在章家敦言論初現時，我也曾一度大吃一驚，史丹福大學有位著作等身的歷史教授叫張少書（Gordon Chang），因英文名字相同，我誤以為上述的崩潰論出於這位名重學林的大家之手，分量自然不同。但原來這位張教授也深受章律師的困擾，張教授的觀點與章律師南轅北轍，竟也常被誤會為同一人。據他所說，曾有位疑似是英國軍情六處的職員給他電話，邀請他免費到英國一遊，只需向英國的軍方將領講講中國將如何崩潰便可，他才知道是別人搞錯了對象。不知為何，我讀到這段經歷後，總是替張教授的名聲無辜受累不值。

港人應同心搞好經濟

回到香港，有些見解獨特的網民亦有提出過他們口中帶有侮辱性的「支爆」論，這本不須理會，但奇便奇在香港的一些對經濟認識近乎零的「有識之士」也在推銷此難以守得住的觀點。這些人一直難以解釋，為何可以在港搞港獨有任何成功的機會？如日中天的中國社會，怎可能容忍港獨的存在？在思想沒有出路的情況下，他們惟有把整個政治議程建築在一個幻想出來的假設︰中國經濟快不行了，政府也會因而垮台，那麼港獨的最大障礙便消失了。他們既有此心靈慰藉的需求，那麼你叫他們看看事實，搞清形勢，也是對牛彈琴的。

我一向支持言論及思想自由，但卻希望香港明天會更好。如何做到？這需要不同觀點的人都一起為香港建設，並充分利用香港得天獨厚的機遇。假設有兩種香港人，第一種愛國愛港，你要他們努力建設，他們不會反對；第二種是反中國但也許愛港，這些人口稱要爭取公義等等。他們應要明白，中國出現所謂的「支爆」機會近零，中國將會繼續存在，他們若要爭取甚麼東西，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增加議價能力，而議價能力的基礎，在中央政府眼中，只可能是香港經濟會對中國有甚麼貢獻。如此一來，這些反中國的港人最應該做的一樣是搞好香港經濟，這才會避免香港變得可有可無。因此，不論哪一種港人，都應努力為香港經濟打拼，不是亂搞鬥爭。

(Sky Post 2017-10-10)

 

學者論「叫雞」有何不可 (雷鼎鳴)

　　在一個研討會上，主持拋下一個問題，為何當今世代出現了這麼多自我中心兩極化胡搞蠻纏的年輕人？我對此問題思考過多時，寫過好幾篇文章分析，但限於台上發言時間，我當時只簡略地提及一個原因：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出現，造成了不同意見群組各自物以類聚，意見相同的暢所欲言，互相鼓勵；不同意見的人加人，即被罵走，社交媒體變成「回音廊」，久而久之，容易失去對不同意見的包容性。

 

　　月前美國知名評論人Bret Stephens在《紐約時報》發表長文，一樣地慨歎美國校園出現了大批的年輕極權者，他們不懂得與不同意見的人相處，行事只看立場，不理事實，只要意見不同便加上道德標籤，這是一種思想嬰兒化的行為，他認為是教育出了問題。

 

　　教育出了甚麼問題？美國的父母及學校（其實香港的一樣）從小便對孩子呵護備至，他們犯了錯也不敢批評，日積月累，終發展成兩種貌似相反，但根源一樣的行為取向：一是對不同意見或立場的人充滿攻擊性，事事自我中心，二是心臟玻璃化，在校園或社會中要求保護，使他們所謂的「安全空間」，可以不用聽到他們不想聽到的語言用字或聲音。

 

　　後者有多嚴重？在UCLA有位教授改正某黑人學生作業的文法與標點，竟被抗議為在校園中製造敵意；在威斯康辛大學一分校中，校方指定的避忌用語竟包括「美國是一個熔爐」；柏克萊加州大學有學生反對教授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原因是這會為帝國主義服務；華盛頓州立大學有教授聲明，誰用「非法移民」一詞便會被扣分。

 

　　這些語言警察總會想出一些匪夷所思的邏輯來「淨化」其認可的語言。我對此種行徑一直都十分反感，可幸芝大校長年前也發表文告，批評此等思潮，近年在香港評論界聲明鵲起的盧安迪，也曾參加過一個「普林斯頓開放校園聯盟」，與芝大的文告互相呼應。我兩年前便撰文大讚之。

 

　　在上述的同一個研討會，我在論述電子支付系統在大陸的普及程度時，提過付錢給乞丐及在朋友口中聽來的「叫雞」（我一直懷疑此詞的來源是在普通話上與「召妓」發音極為相近）也可以用電子支付，這在社會中掀起了一點微波，我倒是希望波浪能更大一點以刺激思考。在批評方面，主要有兩點：一是教授用此例子不當，應該羞恥；二是用字有歧視成份，應用典雅一點的字。兩點我都不認同。

 

　　在諾貝爾得主貝卡爾（Gary Becker）的示範下，優秀的經濟學家都應懂得，研究人類行為，不能只看主流社會，若某理論或制度在邊緣社會中一樣適用，那麼理論或制度的可用性便可大大提高。因此之故，經濟學家的頂級殿堂中，有不少滿載數學方程式的關於娼妓、罪犯、黑幫等等邊緣人士的研究，經濟學界不會覺得分析他們有何不當，也不會帶有歧視地認為一用他（她）們作例便應羞恥。小兒當年在芝大修讀過等同諾貝爾獎的克拉克獎得主利維特（Steven Levitt）的經濟學課時，教授說會安排一個他不知何處找來的妓女與十名學生座談，但學生太多，人人踴躍，只能抽籤，小兒竟被抽中，我連連替他感到高興。有些不懂學術界的人說用上述例子要羞恥，不知者不罪，我不會怪責他們。

 

　　至於教授可否用市井語言？我對各階層一視同仁，他們的語言我無禁忌。「陋室銘」中有云「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我只做到一半，我交友從不問階級，白丁充斥，我對「往來無白痴」倒是受落。我討厭粗口，因為當中有強烈的侵犯性。「叫雞」是市井語言，不是粗口，自命高雅的人不用，我不阻止，但「雞」一詞早已通過市場驗測，成為港人日常用語。若非如此，為何電影《金雞》這一片名，未聽過有人抗議它有歧視性？

 

　　從上文所知，我對那些無聊的語言警察十分反感，希望他們不要把自己的玻璃心投射到別人身上，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更值得做。話說回來，我們用字當然也要有分寸，粗口不要用，侮辱國家民族，損害別人自由的攻擊性言論，我強烈反對。讀者可自行思考自己用語自由的界線在那裏。

 

(Headline Daily 2018-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