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朝三國的博弈 (雷鼎鳴)

3個月前我在本欄提過，3年內北韓很可能擁有能發射到美國去的洲際導彈（見6月30日〈北韓三年內有洲際導彈？〉），想不到北韓軍事力量的進步比這更快，從其近月的試驗可推斷，現在其導彈也許已有可能射到美國西岸，準確度則不得而知，而且北韓又已在試驗威力更大的氫彈了。如此發展，怎能不使人對金正恩另眼相看？美國又怎能不感到如芒在背？

要推測局勢如何發展下去，我們宜從北韓、美國與中國3方的博弈着眼。

核武成本效益遠勝常規武器

我們可視北韓與金正恩為贏家。美國軍力冠絕當世，北韓選擇與其對敵，金正恩最要警惕的是甚麼？假如我是金正恩，必會把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間利比亞的卡達菲死於非命及2006年伊拉克的薩達姆被處決兩事銘記於心，而且會深信這都是美國政府搞的鬼。怎樣才能活命？答案是使到美國不敢輕舉妄動，對北韓發動戰爭。

本來金正恩已有第一道防綫。南韓是美國保護國，集中了南韓一半人口的首爾離開南北韓邊境只有35英里，大約等於大澳至將軍澳的距離，北韓的炮彈與飛彈可在三兩天內把首爾夷為平地，死亡人數以千萬計，使到美國大失面子。不過，若北韓如此做，殺害的便是韓國人，政治代價太大，而且並傷不到美國筋骨，所以這道防綫並不太可靠。

核武加上洲際導彈卻不同，正如麻省理工學院商學院的黃亞生教授近日指出，核武成本低廉，其成本效益遠勝常規武器，窮國若要與富國抗衡，選上發展核武是自然不過之事。有了核武與飛彈，金正恩的壽命才較有保障。這也是為甚麼在外國的利誘及威逼下他從不肯放棄發展核武的原因。

狂人特朗普挑戰癲佬金正恩

這裏尚有個博弈學的問題。眾所周知，若北韓真的用核武攻擊美國，她很快便會被摧毀。既然如此，她應是絕不敢用的，這意味著就算有核武也無用處，北韓的核武也就無甚威脅力可言。要破此推論，方法之一是營造癲人形象，金正恩及北韓過去的領導人往往大言不慚，狀若瘋癲，可能是扮出來的。瘋子在壓力下甚麼也做得出，核彈當然也可射出，這或許正是金正恩想營造的形象。

美國有着這個對手真是頭痛之極。在北韓核武力量不足以威脅美國時，美國尚要因南韓的安全而投鼠忌器，不敢怎樣，現在北韓羽翼已成，核彈可能射得到美國本土，美國還能怎樣？逼北韓放棄核武這一保命符不可能成功，美國還有些甚麼手段可用？特朗普其實也頗聰明，他有狂人形象，狂人對癲佬，可謂旗鼓相當，北韓也不敢完全相信美國不會發動猛烈軍事攻擊。不過，美國軍力雖遠勝，但瓷器碰上爛缸瓦，美國不易討好，所以美國惟有寄望北韓在外間的經濟制裁下會崩潰，但對捱慣了苦的北韓人民而言，此招並不見得效果顯著。

助北韓開放經濟或可解僵局

北韓在經濟上最倚賴的國家是中國，北韓9成的外貿都是依靠中國，但中國的施壓便有效嗎？北韓早已是一個幾乎沒有國際貿易完全自力更生（autarky）的國家，他最需要進口的是能源，這的確要靠中國，所以後者也不是對北韓毫無影響力。但北韓也知道，中國不會想見到北韓政權崩潰，因為一旦如此，中國的邊境便少了一個緩衝地，容易被美國勢力直達邊境，而且以後與美國的博弈便少了一隻棋子。當然中國也不想崩潰後的北韓難民潮對中國造成重大負擔，不過這隻棋子有核子牙，對中國來說也絕非好事。

對中國最理想的景況，是北韓中親華力量強大，中國對北韓有制約能力。但除非北韓突然把經濟發展看得重要，否則中國對北韓可用之牌也十分有限。

禁運、重創北韓的銀行體制等等懲罰性措施是否有效，我十分懷疑，反而幫助北韓開放其經濟，使其加入全球化經濟的大家庭，可以增加北韓胡搞時的機會成本。一個一窮二白又武功高強的國家十分危險，現在的局面正是這樣。

(Sky Post 2017-9-29)

 

鼓吹港獨與討論港獨 (雷鼎鳴)

　　近月校園中宣揚港獨的事件仍未完全結束，大學校長聯署反對港獨，有大學當局則決定若校園中有港獨標語或橫額的，見一張，撕一張，亦有學生會派人守著標語，不容撕除，也曾有校長明確反對港獨，但認為若只是在大字報上「討論」則不用被禁，這些爭議，涉及甚麼是鼓吹，甚麼是討論，言論自由的界線又在哪裏？

 

　　鼓吹一詞源自擊打與吹奏音樂，有宣傳、慫恿、煽動之意，鼓吹一種思想或行動時，可以曉之以理，但也可以毫無根據，百分百是宣傳。討論的基本要求是把不同人想說的意見講出來，這當中多會要求各人要說得出道理，高層次的討論要符合邏輯，結論要經得起實證的檢驗。

 

　　從上述的描述中，我們可知鼓吹與討論是兩種不同的事，但兩者之間亦有重疊之處，在大學校園貼貼標語，拉拉橫額，支持港獨，這顯然只屬鼓吹或宣傳，與討論風馬牛不相及。寫文章研究年輕人為何買不起房子、在學術會議中與人辯論人類從何而來、或與朋友探討人生的意議等等，只屬討論的範疇，與鼓吹無關。不過，有時某些鼓吹又難以跟討論分得清，孫中山或毛澤東搞革命時，都要鼓動群眾，但他們也發表演說，以及寫文章客觀論證革命為何是必須的理據。社會中也有不少人根據過往的經驗認定某些港獨份子口中所說的討論只是為其鼓吹港獨作掩護。

 

　　究竟哪種鼓吹，哪種討論可以被社會廣泛接受？對於一些人畜無害的觀點，例如怎樣過健康的生活，無論在鼓動或只是討論，都不會有多少人介意。不過，若是命題對社會有害，例如鼓吹仇恨或吸毒，又或討論如何進行恐怖主義襲擊，不少國家都有明文法例禁止，違者有罪，這與行動是鼓吹或是討論無甚關係。有些命題對社會的利弊並非十分清楚，但卻是違反憲法的，例如美國的黑人及女性從前並不能投票，那麼我相信先拿出來討論，再作定奪並無問題，否則便永無修憲的空間。

 

　　不過，即使如此，言論自由並不意味討論的命題與過程都可毫無限制，如上所述，對一些明顯有損社會利益的命題，例如恐襲、殺人及放火等，只能反對，根本沒有其他討論空間。

 

　　所有命題在討論探索的過程中，亦必須有根有據，能接受實證的檢驗。學術界素來重視學術自由，但其實行內人都懂得有嚴格的規則要遵守。發表論文時，權威學術期刊等閒都會把八九成的來稿拒諸門外，變相剝奪作者在該刊發表意見的自由，編輯及審稿人的標準便是來稿內容素質是否夠高，有無足夠堅實理據支持。香港主流的媒體，編輯也有責任按質量篩選來稿，無根無據、語無論次、或是對社會有害的稿件作者不一定有他們所希望有的言論自由。

 

　　極端份子應否有鼓吹或討論港獨的自由？根據上面所用的標準，港獨不但違反《基本法》，討論或鼓吹的過程足以損害港人利益，港獨份子亦從未能提出使人信服的理由，使人相信港獨行得通對港有利，鼓吹及討論港獨的自由都應限制。

 

(Headline Daily 2017-9-29)

學生運動與學生鬧事之別 (雷鼎鳴)

新學年甫始，香港的校園便鬧出冷血冒犯有喪子之痛的蔡若蓮事件，及有學生利用「民主牆」鼓吹港獨的行徑，雖然涉事的學生極少，但因為事件嚴重，衝擊着香港的核心價值及法制，社會便有校園都是沸沸揚揚的印象。這些事件在校園中發生，可算是學生主導，究竟他們的活動算是學生運動的一種，還是只屬學生鬧事？

學生運動與學生鬧事有何區別？我是學生運動的過來人，也許會對它有所美化而不自知，但在我的認知中，學生運動實有其悠長並且光榮的傳統。若學生感受到時代的訴求，承擔起民族的責任，其充滿衝刺力的運動，不難使他們站在道德高地上，成為人民希望的所在，但做到此點，前提是其運動的方向要順應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及符合人民的利益。學生鬧事則不見得與偉大的目標掛得上鈎，往往會充斥着破壞性的力量，不符社會的總體利益，人民常會厭之煩之。

五四感染力在正義性

中國現代史中的學生運動，若論地位，沒有甚麼比得上1919年的「五四運動」，其影響深遠以致從前我在芝大時的一位老師、著名政治學家鄒讜認為，直至毛澤東、周恩來在1976年去世，五四時代才算結束。從前我讀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時，見到學生高呼「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總會心潮澎湃。五四之有感染力，在於其正義性。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是戰勝國之一，德國是戰敗國，但《凡爾賽和約》中，竟要把中國的青島從德國人的控制中交給日本而不是中國。學生得悉3名親日漢奸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從中作梗，索性火燒曹汝霖的寓所趙家樓，及圍毆這3人。學生雖被北洋政府抓了起來，但中國的百姓仍是同情他們。五四前後，中國的思想界變得極為活躍，1921年共產黨成立，也與此有莫大關係。

但即使是這麼一個偉大的學生運動，我們仍可見到一些頗值得我們思考的負面現象。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行止便頗堪玩味，他拯救出被關起來的學生後知道危險，要逃離北京，臨行前卻在報章廣告上引用《白虎通》留下幾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殺君馬者一句是指策馬者在路邊小兒的拍手歡呼鼓勵下過於興奮，要馬不停奔跑，終於喪了馬命，這暗指學生在群眾的支持下一樣可以做事過火，群眾反而是害了學生。這句充滿智慧的話，實值得搞任何群眾運動貪勝不知輸的人銘記於心。

無理無節令行動變質

五四算是成功的學生運動，但成功往往又會異化，反而使學生成為使人討厭之人。在蔡元培的好友及北大校長接班人蔣夢麟所寫的《西潮》一書中，便記錄了學生運動衰敗或學生鬧事的現象。此書第16章說︰「學生們在五四勝利之後，果然為成功之酒陶醉了。」學校裏的學生竟要奪取學校當局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若所求不遂便會鬧事，教員考試嚴格的，學生便馬上罷課反對他們，總之他們向學校予取予求，從來不考慮自己對學校的義務，「他們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一提到校規，便咬牙切齒，準備揍人！在一次衝突中，蔡元培真的生氣了，捲高了衣袖，喝罵學生為懦夫，並表明哪個學生碰一碰教員，「我就揍他。」

從上述例子可見，即使是開始時有堅實道理支撑的五四，學生運動亦可因為一些人承受不了權力的陶醉而墮落為自私爭權的學生鬧事。群眾運動若要成功，要講求「有理、有利、有節」，「有理」是最關鍵的。現在一小撮學生要鼓吹大多數港人所反對的「港獨」，首先便失去了理。他們懂不懂利用有利時機，我不知道，但觀乎一些學生處理「民主牆」及辱罵師長的表現，可看出他們完全不懂「有節」，做事無底綫。此種活動便只能歸類為學生鬧事，對社會無正面貢獻，浪費參與者的學習時間。10所大學校長對學生愛之深責之切，我能體會他們的心情。蔡元培當年有巨大的道德勇氣與學生劍拔弩張，今天希望學生能迷途知返的校長，其實也是在保護學生，不想他們誤陷法網。

(Sky Post 2017-9-22)

 

香港要增多少地才夠？ (雷鼎鳴)

　　香港未來三十年究竟要供應多少土地才「足夠」？這問題沒絕對的答案，要視乎港人對住所的擠逼及高樓價的忍受力有多大而定。

 

　　據政府《香港2030+》的估計，香港的長遠土地需求約四千八百公頃（即四十八平方公里），這當中包含了工商業樓宇、房屋、政府機構、運輸、休憩、特別設施等等用地。不過，政府暫只有把握取得三千六百公頃的供應，尚欠一千二百公頃不知何處可覓，所以要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去想想辦法。

 

　　工商業的樓宇及道路等的用地當然重要，但港人最關心的恐怕仍是住宅的供應是否足夠。我們若細分各類型的土地供求，據政府的分析所示，未來三十年要多建一百萬個住宅單位，單是房屋的土地需求便是一千六百七十公頃，而政府暫只能提供一千四百四十公頃，欠了二百三十公頃。

 

　　但此組數字只是基於香港住戶數量的變化而來，只能算是勉強應付未來的需要，未能使港人住得上較便宜及較大的房子，殊不理想。

 

　　我過去說過，港人住屋又貴又細，極需改善。多貴？兩周前我提過，一個收入處於中位數的住戶要十八點一年的收入，才買得到一所價格處於中位數的住宅單位，冠絕全球。排第二名的澳洲雪梨則只需十二點二年，但要注意，澳洲的住宅比香港大得多，二○○九年，澳洲人均居住面積是八十九平方米，而今天的香港只是十六平方米（住公屋的只得十三平方米）。十六平方米是甚麼的概念？住新加坡組屋的，是人均二十七點六平方米，據國家統計局數字，二○一六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有三十六點六平方米，農村更達四十五點八平方米，而且住房面積連年上升，但離美國的七十七平方米仍有距離。

 

　　我相信使到港人居住面積增大三成或更多是完全合理的訴求。假設只要求未來新建的一百萬個單位面積都要大三成，其他因素不變，那麼房屋的土地需求便要從上述的一千六百七十公頃增加五百零一公頃，至二千一百七十一公頃。政府原本已有一千二百公頃的短缺，加上這新的需求便是約短缺了一千七百公頃了。

 

　　這是否已經「足夠」？尚未！港人一個重大訴求是不要一生一世當房奴，這需要樓價顯著下調才可以。上述的供應量只是應付到頗低的要求，樓價下跌有限。若要樓價跌得有點感覺，總也要再多幾百公頃吧！要增加多少？這無答案，加得愈多，樓價便跌得愈多，這應是摸著石頭過河的事。

 

　　假設只再增三百公頃，那麼總的土地短缺量便是二千公頃。地從何處而來？將來「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或許能有精準一些的答案。不過，我相信不論填海、棕地、郊野公園等等都應作些貢獻。

 

倘若這二千公頃中的一半來自郊野公園，也只是要動用郊野公園總面積四萬六千公頃的百分之二左右，十分值得，只要政府肯再花資源多植樹，生態可能還會改善。

 

(Headline Daily 2017-9-22)

學生要與違法及不道德切割 (雷鼎鳴)

新學期甫開始，一些政治思想偏激的學生又在大學校園挑動事端。大學本為追求學問的場所，但現在要還校園一個清淨的學習環境，已經不是簡單之事。

我教學多年，深知絕大多數學生都理性，肯講道理，但也知道總也有少數的人，思想走偏鋒，對學問不肯花工夫，最感興趣的便是搞政治鬥爭。因為要鬥爭，所以他們視學生會為必要奪得的平台，而大學的學生會選舉，只需極少的人投票已可合法，既然大多數人對奪此權力並無興趣，有志者要把持學生會在操作上容易做到。

煽動行為 實屬刑事罪行

最近的兩次校園事件雖可能都是政治光譜接近的人所為，但性質有頗大不同。貼標語宣揚港獨，是愚蠢及犯法行為；冷血冒犯蔡若蓮則是道德淪亡的問題，不一定犯法。不少泛民的成年人不斷說香港沒有港獨，便是不想刺激中央出招干預，但港獨的宣揚者卻是不斷大聲呼叫︰「港獨在此！」這叫那些成年人情何以堪？至於宣揚港觸犯法與否，不是看你、我或某些人所說，而是要看看香港的《刑事罪行條例》，當中可見，連發表煽動文字或印發煽動刊物，甚至管有這些刊物隨時都可被判一、兩年監禁或更多。資深大律師胡漢清最近在訪問中指出，這些法例並無過時，宣獨者為免被人送到獄中仍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實應在網上找來《刑事罪行條例》自己細讀。

發表涼薄的冒犯性言論，超越大多數港人道德標準的下限，但要坐牢的機會極低，這卻不是沒有代價的。教大的學生會會長表示，聽聞有些校長表明因此事不會再僱用教大畢業生，也有機構也不肯給予教大學生實習的機會。學生會會長說這很不公平。這含有「株連」成分（「連坐法」其實是比商鞅更早的墨子已有推行），當然不公平，對與案件無關的學生特別如是。經濟學家看此問題，卻會從不同持份者的角度看，才再判斷會發生甚麼事。

首先從作為僱主的校長角度看。他們會看到如下的情況︰寫涼薄標語的二人，雖不一定是教大學生，但可能性不低，此種人絕不可以當老師，否則會有不少家長追究。此種可能性是否意味着有不少其他的教大學生也有相同的歹毒思想？校長們未必知道確切答案，但若他們看不到教大的其他學生與此等涼薄行為劃清界綫，切割得清楚，校長們理所當然對僱用教大學生會更加疑慮。他們不是要歧視教大學生，而是教大學生未有向他們提供到足夠的資訊釋其疑慮。

泯滅人性 各界都要正視

校方管理層當然明白這道理，所以教大校長要神情悲憤地譴責此種行徑。學生不可不知，這正是校長努力保護學生與校譽的必要之舉。

但學生會的回應卻使人失望。若認為「株連」不公，最好便是使僱主相信大多數學生不會有此惡劣行為。但學生會不但不切割，還替涉事者辯護。正如教協前會長張文光所說，此等大字報失掉了人性，此種人性是不教自明的。學生會會長連這種基本道德觀也掌握不了，豈不愈描愈黑，連累教大的校譽及其他學生的就業機會？若要改變此局面，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學生會協助校方追查出貼標語的二人，並思慮清楚為甚麼這二人應被譴責。

兩位涉事者也有其角度看此問題。我不寄望在短期內他們會深切領悟自己過錯的嚴重性，但想指出兩點。

第一，他們要明白，他們正在連累教大的學生，教大的校譽受損，學生也受到傷害。這是很不道德的行為，他們欠教大一個深刻的道歉。第二，我寫文章從來都真名實姓，我手寫我思，文責自負。大字報的冒犯語言，卻是匿名的。為甚麼你們要匿名？是自知不對感到羞恥？還是偷偷摸摸不敢為自己行為負起責任？我看不起這些人！

回想七十年代香港校園火紅的年代，大學生也積極發表意見，他們當中很多都用真名或用並不秘密的筆名寫文章，不用躲躲藏藏。今天學生中的極端分子，有膽量單獨地站出來，不用粗口與別人理性辯論嗎？

(Sky Post 2017-9-15)

兩種大學生 兩條道路 (雷鼎鳴)

　　最近幾宗校園事件，的確使人為香港前途憂心。教大出現冷血冒犯蔡若蓮的字句，固然使人懷疑有些人有無道德底線，但更使人擔心的是，該校學生會不但不斥責寫標語者違反學生會規則匿名張貼，而且還多方包庇，我們怎放心讓這些是非不分的人教育下一代？至於中大學生會支持宣揚港獨，則隨時會觸犯港英時代所訂立但尚未過時的《刑事罪行條例》第九及第十條，犯者可被監禁兩三年。這些學生最好自求多福，讀讀法例，搞清刑責。

 

　　我教書數十年，深知絕大多數大學生都理性，肯講道理，胡搞的只是少數。學生犯錯是家常便飯，不值得奇怪。我所教過的數以千計的學生，平均的判斷力與學習能力遠高於現在所見到的極端份子，但他們一樣常常犯錯，只要他們有能力看到錯誤並糾正，問題便不大。不過，現時校園中極端份子所犯之錯，對他們自己及對社會經濟都會影響深遠，而且損害不易逆轉，不可不防。

 

　　年輕人處於求學時代，簡單而言，他們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是努力增進學問，學懂一些對社會及自己的生產力有貢獻的知識，將來不但可為自己建立事業，而且社會也會因為他們的存在而得益。

 

第二條路是把精力用於搞鬥爭，走此路者，正規的學習成績通常不會很好，也不易搞懂真知灼見或社會所需求的專業知識，但「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日久有功，他們的鬥爭技巧多會日漸純熟，「成就」高一點的，會成功把別人的生產成果弄到自己手中（立法會中不事生產的拉布者也可享有高薪），這些人的作為，在經濟學中有個名詞，叫「直接無生產力但對己有利活動」（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成績不及他們的，也可不用工作，躲在家中當宅男宅女，父母尚在時生活不憂，還可上網匿名發表偉論辱罵他人，其樂無窮，父母將來不在時也可領取綜援度日。

 

　　由此可見，走第一條路的人愈多，社會的經濟水平及增長速度都會更好，社會累積的財富不少，也可養得起一些寄生蟲。反之，走第二條路者眾多的話，社會便漸漸變得缺乏人才，經濟自會萎縮，財富短缺，僧多粥少，當寄生蟲的人就算寶刀未老，鬥爭技術高超，也分不到多少資源，內鬥反而容易出現。

 

　　有遠見的社會當然都不會希望此種情境出現，最好的方法便是防微杜漸，在鬥爭活動尚未普及成為年輕人時尚之前，便將其扼殺於萌芽，否則好鬥者人數一多，互為激勵，積累的鬥爭經驗豐富後，積重難返，他們更不會放棄此道路，不會參與對社會生產活動有貢獻的活動。大學及執法當局做事若婆婆媽媽，最終會替社會造成硬傷。

 

(Headline Daily 2017-9-15)

極端分子應搞清自己的刑責 (雷鼎鳴)

新學期開始，香港的校園中便發生了一系列事件，不但使教育界蒙羞，也使人擔心部分港人素質會劣化到什麼地步，香港的發展又會受到什麼影響。

 

先是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的長子因去年在單車比賽中腦部受傷而產生抑鬱症自殺身亡，竟遭人在教育大學民主牆以大字報用極為涼薄的語言冒犯，引起社會嘩然，但教大學生會會長卻竟不認同校方要追究，公民黨黨魁還強詞替涉事者辯護。涉嫌貼上標語的兩名年輕人，有可能將來會為人師表，如此毫無道德底線的行徑怎能不教我們擔心下一代會受到什麼樣的仇恨教育？

 

教育界深感悲傷羞愧

 

中大某些學生也來湊熱鬧，「民主牆」上貼滿港獨標語，其前學生會會長周竪峰在錄像面前大演功架，頗顯躁狂地大罵內地在港的學生為「支那人」。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教授發表聲明，指周的行為粗暴惡劣，有負新亞創校諸君子的教誨，但新亞學生會不但不作檢討，還用錯誤的尺牘體裁寫了封回信，不無故意的稱呼黃乃正為「黃乃共」，並要他深切反省己過云云。內子乃新亞舊生，平素討厭政治，也按捺不住，認為此等學生行徑「映衰」母校，應該開除。

 

倘若認為上述事件只是極個別的惡劣行為，涉事學生會經教導後知道悔過，便是太天真了。沒錯，絕大部分學生都理性，可以講道理，這是我多年教學的體驗，也是我不斷地要告訴社會的，但這並不意味校園中沒有一些走火入魔的極端分子。針對蔡若蓮的涼薄言論，早於教大出現標語之前，已在極端分子盤據的網站上到處可見。張文光對教大出現這樣失掉人性的大字報深感悲傷和羞愧，認為此種人性，不教自明；張文光此言，正可說到包括筆者在內的教育界人士心裏。

 

你要這些蠻了心的人愧疚當然是陳義過高，要他們不錯上加錯恐怕也不能如願。教大隨著出現的新一波涼薄大字報，表面上是要羞辱劉曉波與劉霞的，但從語法、用字與常理推斷，插贓嫁禍的意圖都是呼之欲出。此等「小學雞」行徑目的顯然是要「平衡」一下社會對這些極端分子的不滿，騙得了誰？

 

以上事件對不少人來說，都是似曾相識。文革中的紅衛兵豈不都認為自己最「革命」（等於今天某些港人自以為的「正義」）嗎？他們要鬥垮別人時所用語言又是如何歹毒？扣黃乃正院長帽子，要他深切反省己過，又豈不是與紅衛兵們「敢把學閥拉下馬」的氣概如出一轍？文革十年浩劫過去了已40多年，毛澤東曾預言文革每隔一段時間便會發生一次，但現在內地未見文革，它卻竟在香港以不同的背景再次登場，誰敢說毛不是預言家？對香港泛民的一些東郭先生而言，大學中的極端分子也不停地在打他們的臉：你們說香港沒有港獨嗎？他們便要用更鮮明、更極端的言行去證明他們的存在。我也認為他們難成氣候，但否定他們所可能帶來的破壞卻是不符實際的。

 

表面上看來，某些大學生或年輕人的激進化似乎顯示他們攻勢凌厲，其實他們是在為自己的社會運動自掘墳墓。任何社會運動若要變得可持續，必須得到足夠的人民支持度。

 

港人不支持港獨，港獨分子卻稱可以不妨一試，而不理此舉雖不可能成功，但過程卻足以使中央失去對港的信任而大大損害了港人利益。他們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但其行事道德標準的毫無下限，卻使我們見到他們比其攻擊對象，更加不堪。

 

我日常生活中接觸的多方友人，其實對香港的政治本來並無一定取態，但正因見到不少極端分子的胡搞，而傳統泛民又不敢與這些人劃清界線，所以不能不對他們大起警惕，甚而反感。我從來相信，走極端路線的人，不管其理念是左是右，對社會及自己的同路人破壞都會大於建設，中共黨史中，王明、李立三的極左路線便曾對共產主義運動造成嚴重的損害，這是內地中共人士熟知之事。香港的各個大學學生會只需極低的投票率便能上莊，一般學生並無興趣參與高度政治化的活動，也只有低比例的人肯去投票支持學生會，所以它們的代表性成疑，但當選者大權在握後卻容易脫離群眾，這也是他們容易走上極端路線而不自知的原由之一。

 

極端分子躁狂有因

 

為什麼這些極端分子近來顯得特別躁狂，坐立不安？我們倒是要探究一下他們正要面對的壓力。我屈指一數，起碼有4種壓力：

 

第一，過去社會中人雖屢有指出「違法達義」的荒謬，他們卻不但置若罔聞，而且還以此作為其精神支柱、道德基礎，甚而自我催眠認為提醒他們的人都是邪惡之輩。最近上訴庭的判決及嚴正的判詞，卻根本性地動搖了這根精神支柱，他們立時陷於道德低地，為千夫所指，他們如何會不躁？

 

第二，他們的一些同道中人已經鋃鐺入獄，他們豈無唇亡齒寒、兔死孤悲之感？

 

第三，法律界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頭臉人物紛紛出來表態，認為上訴庭做得對，並且不支持所謂「違法達義」的「違法」部分，這些人熟悉律法，極端分子若不把他們所言當作一回事，將來只會遇上更大的困厄。

 

第四，這些年輕人過去幾年很大可能根本無心向學，把時間投資在搞政治運動之上，據我在1999年《政治經濟學報》（JPE）一篇論文中的分析，他們會失去部分帶有生產力的人力資本，但卻可能得到更多可讓他們進行尋租活動的政治資本，而他們鬥爭的本領技能，也可能超越於把時間放在學習或生產的人。不過，面對觸犯法網的風險，這種政治資本的價值難免大打折扣，在道德上，極端分子習以為常，久居鮑魚之肆而不聞其臭的惡劣言行，清楚告訴我們其欠缺人文精神甚至人性，其政治資本加速貶值已寫在牆上。他們能不為前途擔憂嗎？

 

絕大多數的香港人都不會樂於見到年輕人前途險阻甚至要面對律法制裁，但當前的困局是，如果法律目前未能顯示其力量，公義得不到彰顯，將來便會有更多的人蹈入法網，對社會不利。是什麼原因令社會陷此困境？我素來相信思想的力量，也認為錯誤的思潮可造成巨大的破壞。

 

主流經濟學家相信人的理性，不同的人可有不同的偏好，但決定其行為的主要力量，仍是當外在約束條件改變時，其行為會有什麼調整。不過，有一種叫「字典式偏好」（lexicographic preferences），卻可使人有怪異行為。此種偏好顧名思義，是指人雖有無限多的訴求，但其重要性的排列，卻像字典一樣有先後的凌駕性。舉個例子，英文字典中的auto排在babe之前，前者有u、t、o 3個字母都排在後者的a、b 、e之後，但第一個字的第一個字母a有凌駕性，所以第一個字排在第二字之前。

 

同理，我們若有此偏好，等於在追求快樂會把所有的資源集中用在單一的目標之上。

 

在呼叫政治口號或建構理論，某些極端分子正是忽視了人類訴求的多樣性，把人民的偏好都當作是字典式的。我們可把問題稍作簡化，以方便明白當中道理。我相信社會追求的，應是人民最大的總體幸福，而這是多種因素共同形成的，但有些人卻把他們心目中的某些民主手段，例如普選，看成是有凌駕性的追求目的。

 

我們不用爭論追求民主是「達義」，還是追求人民的幸福才是，但若使用字典式偏好作分析，便不難明白為何有些人認為追求普選便足以凌駕包括法治的所有其他考慮，所謂「違法達義」的「正當性」便由此而來。

 

同理，他們在判斷一個政府是好是壞時，也用一個自定的標準為唯一根據。例如，他們對內地政府可用「不民主」或「專制」等概括一切，對中國人民自改革開放以來人均實質生產總值上升了32倍視而不見，對人民因經濟繁榮而帶來的自由與幾乎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對前景樂觀的情緒更是不屑理會。我們大可不用忌諱地批判內地的種種不是，但若把政治因素完全凌駕於經濟或其他因素，正正也在體現「字典式偏好」的影響，也顯出其評價一個在人類歷史上使其人民收入有最大增幅的政權為邪惡的突兀。

 

體現「字典式偏好」影響

 

但在個人行為上，極端分子卻絕非服從「字典式偏好」。他們真的可以為其追求的所謂「真普選」而放棄一切，包括坦然坐牢嗎？以他們對上訴庭判刑的抗拒，可知其行為與從前叫的口號並非一致。也許很多年輕人從一開始便沒有搞清情況，不知自己真的要負上刑責，或刑責充其量只是社會服務令，但這是危險的，誤導他們的成年人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資深大律師胡漢清最近一段長達半個小時的錄音訪問便發人深省。

 

胡指出，任何國家都把保護國家安全的法例放在極重要的位置，例如，意圖推翻政權的行為過去叫capital offense，因為可判死刑也。港獨是分裂國家行為，自是嚴重的罪行。從前曾德成在港英年代派派傳單一樣判了坐牢兩年。我查了查香港的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以檢驗胡之所言是否屬實，倒是大吃一驚。

 

此條例第一部分便講「叛逆」罪，第二部分是「煽惑」罪，可知法律對此二罪的重視。原來煽惑、勸誘或協助政府官員或警務人員棄職或擅離職守者可罰款5000元及監禁兩年；勸誘解放軍放棄職責或叛逆的，更可判終身監禁。發表煽動文字或刊印煽動刊物等第一次定罪為2年，第二次為3年，管有這些刊物第一次定罪是1年，第二次是2年。

 

經濟學家相信，犯罪者比守法者有更大的誘因搞清所面對的刑責。胡漢清特別指出，這些刑法雖是港英年代訂立，但法律仍在，法庭也無判決其為過時，打官司時只要把英女皇改為中央政府，便可按這些法律進行。我希望香港的極端分子，尤其是宣揚港獨的，最好在網上找來這些條例，甚至其他國家的相關法律仔細研讀，自己衡量，以免誤蹈法網後又喊冤叫屈，說香港已變成威權社會云云。忠言多為逆耳，無奈！

 

(HKEJ 2017-9-13)

訂立《國歌法》合情合理 (雷鼎鳴)

人大立了《國歌法》，在香港《基本法》附件3中也會備載，香港須自行為此再立法，將來若有人在港公然侮辱國歌，便要受法律懲處。

尊重國歌，理所當然。但尊重之前，最好先了解其歷史及時代背景，這樣更可避免形式化。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者是聶耳，作詞人是田漢，2人都大名鼎鼎。我當學生時，曾遍閱上世紀50年代在《人民音樂》等刊物有關聶耳的記載，並在留學生刊物寫過幾篇文章，比較3位風格不同的音樂家，包括聶耳、創作過《旗正飄飄》的黃自與《黃河大合唱》作曲者冼星海，年代久遠，舊文已找不到，甚憾。

《義勇軍進行曲》觸動人心

聶耳生於1912年，原名聶守信，雲南人。1931年到上海加入「明月歌舞社」當小提琴手，但因不滿此社販賣《桃花江》、《妹妹我愛你》等流行音樂，批評其為靡靡之音，遭解僱而離開。1933年田漢介紹他加入共產黨，這段時候全國抗日呼聲此起彼伏，上海的左翼文化人中，抗日的聲音尤烈，多套電影都或明或暗的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聶耳在此氛圍下，在去世前不到2年便創作了37首樂曲，70年代海外及香港的大專生相當熟悉的《畢業歌》（電影《桃李劫》插曲）及《大路歌》（電影《大路》主題曲），都出自他的手筆。

據說田漢為《義勇軍進行曲》作詞時，因情況緊急，把歌詞寫在香煙包背後，聶耳快速完成曲譜後，為避國民黨追捕而逃亡日本，不幸於游泳時溺斃。此曲在電影《風雲兒女》出現，因為詞曲都觸動了人心，迅速流行全國，甚至成為當時國民革命軍第5軍200師的軍歌。在抗日戰爭年代，它是喚起民族魂的一首經典創作，極具時代意義。

《義勇軍進行曲》歌詞雖為田漢所作，但素材很可能源自「九一八」以後東北抗日義勇軍的軍歌《血盟救國軍軍歌》。田漢是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重要人物，寫過大量劇本與歌詞，周璇的《馬路天使》插曲《四季歌》、《天涯歌女》等經典便是他的手筆。但他的人生也頗為悲慘，坐過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牢，他撰寫《義勇軍進行曲》歌詞時，正在逃亡路上，所以才需匆忙間把歌詞寫在香煙包上傳給聶耳。田漢在文革時遇上大禍，被關在牢中並遭紅衞兵虐待至死，其主因恐怕與「四人幫」的江青有關。江青在30年代仍是年輕貌美之時是上海的小明星，她後來最怕別人提起這往事，所以對那年代的上海文化人一早便埋下殺心，田漢是所謂「四條漢子」之一，是遭到江青怕恨的代表人物，不死不行。年前電影《建國大業》中也有田漢的角色，由甄子丹扮演。田漢的悲劇告訴我們，當社會被文革般的極端思潮所騎劫時，如何荒謬的事情都可發生。

走音犯法論故意找麻煩

因為田漢的關係，《義勇軍進行曲》成為國歌也是一波三折。1949年9月有關當局從600多件應徵歌曲中選出了此曲，當時有人認為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已不合時宜，建議修改，但周恩來認為應尊重歷史，毛澤東也同意，遂用了原來的歌詞。但到了1967年因田漢的問題，歌詞不能再唱，國歌便只剩下音樂。後有人修改了歌詞，但得不到認受性。1979年田漢被平反，2004年《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正式寫入憲法，歌詞繼續用田漢所作之詞。

自鴉片戰爭後中國百年積弱，《義勇軍進行曲》創作期間，飽受欺凌的中華民族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此首歌曲實在是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的載體。任何對國歌不莊重的舉止，不單應為法律所不容，亦應是道德上被譴責的對象。

近日一些「唱歌走音」會否犯法等「小學雞」言論，目的當然是故意找麻煩，但為了釋疑，香港倒可參考美國《國歌法》（36 US Code§301）的具體說明。該條例除了對穿有制服的軍人有特別要求外，對平民亦指明一定要在升旗奏國歌時脫帽，右手放在心上，專心站立，面向國旗或音樂發聲之處。至於是否尊重，強說為不知者大概都會懂得在教堂唱聖詩時有甚麼是不可做出的行為。在教堂不敬，信宗教者會認為此乃犯罪行為，將來要由天主發落；對國歌不敬，由法官判罰，無甚難處。

(Sky Post 2017-9-8)

 

「土地供應專責組」應發動大辯論 (雷鼎鳴)

　　政府剛成立了一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它並無行政或法定權力，其成立的主要目標似乎是要推動一次有關土地問題的社會大辯論，但辯論不能無的放矢，這小組其中一項職權便是「提升公眾對土地供應有關事實和限制的認知」。

 

　　我幾年前已贊成應該有這樣的辯論。房屋問題早已成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據紐西蘭一組織Demographia所做的跨國調查，香港樓價的中位數是香港住戶收入中位數的十八點一倍，在世界四百零六個被調查的城市中，高踞第一，遠遠拋離第二名雪梨的十二點二倍。

 

　　其實這對於飽受樓價愈來愈貴，但房屋面積卻小至納米型的港人來說，這個世界第一是毫不使人驚訝的。多年以來，批評樓價高的言論已不知凡幾，但頗多的評論我相信是焦點錯置，既搞不清甚麼是推高樓價最重要的因素，也不願承認天下沒有免費午餐，要樓價下降，我們便必須有取捨。這一事實，政府在辯論前希望公眾能先提高對相關事實與限制的認知，是應有之義。若不懂得對症下藥，港人可能一直都要捱貴樓。

 

　　影響樓價的因素當然很多，但有些並非很重要，有些卻有決定性。我二○一○年八月三十日在《信報》寫過篇「香港樓價高企的原因」（見我的博客），指出炒家與地產商都不是高樓價的主因，土地供應不足才是。有些網民把此文罵過半死，但今天看來，我的立論完全得到事實的支持，反而是社會的後知後覺可能拖慢了制訂正確政策的時間。

 

　　過去幾年一系列房屋政策已使到炒家幾乎絕跡，但樓價卻仍節節上升，「炒家論」一說，已可以不用理會。「地產霸權」一詞深入民心，地產商的確都希望賺盡，但若無政策的支持，他們的能力其實十分有限。從一九九七至二○○三年，樓價下跌了六成三，原因主要是因為預期樓宇供應會大幅上升所致。雖說當時經濟不太好，影響了樓價，但不可忘記，二○○○年期間科網股熱潮帶來的經濟復甦也扭轉不了樓價的跌勢。地產商在此役中根本無法抵擋市場的力量。舉個例子，新鴻基地產在九七時的股價高位是一百一十六元，但二十年來，它大多數時候的股價都只是稍高於一百元左右，難說它得到了多少暴利。究其原因，是地產商要面對二手小業主的強力競爭，從二○○七年到二○一一年，二手交投量是一手新樓交投的十點三倍，地產商那有壟斷能力？不過，自從近年限制小業主買賣的政策推出後，二手盤的交投便跌至一手盤的二點五倍左右，地產商議價能力反而大增。

 

　　但所有這些因素又都遠遠比不上土地供應的重要性。九七至○三年樓價因預期供應增加而大跌，○九年在金融海嘯經濟大衰退的環境下，樓價反而急據上升，原因便是當年只有七千多個單位出售。今天政府重新認識大幅度增加土地供應才是治本之道，是認知上的進步。但怎樣增加，以後再談。

 

(Headline Daily 2017-9-8)

是什麼損耗著港人應變創新能力？ (雷鼎鳴)

1963年有一位美國的商學院教授在演說中這樣概括達爾文的進化論： 「能夠生存下來的物種，並不一定是最強大的，也不一定是最聰明的，而是最能適應環境變化的。」這段話雖不能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內找到，卻是大有道理。縱觀世界經濟史，名不經傳的小公司走對了路後可變成巨無霸，曾領一代風騷的公司也因沒有掌握到世界的變化而要退出歷史舞台，只要看一看「一雞死一雞鳴」的高科技企業便知此言不虛。過去港人常以靈活應變見稱，但近年經濟表現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是否因為港人對變化已不太懂得應對？

 

我們只要看一看香港的就業情況，便可知大多數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年輕人二十年來收入增幅甚慢，但也有小部分畢業後即可在職場中獲得很高薪酬。成功的多是因為他們掌握的技能可符合世界的新需求。此種情況自然會引致收入不均，事實上，以2015年為例，家庭收入的平均數等於家庭收入中位數1.69倍，這反映出有一小部分人薪酬遠遠高於一般人等。我們若將港人薪水與新興國家相比，也可發覺中國內地、印度等地人民收入上升的速度遠遠地超過香港。什麼原因造成這些現象？我相信是因不同人等對世界上的變化反應的能力不一所致。

 

錯失科技發展的絕佳機會

 

近三十年來，有兩大動力推動著世界經濟的變化，一是全球化，二是科技的急速進步，而這二者又是緊密關連的。全球化使產品的市場擴大，國際上的分工也愈來愈細密，例如一部手機的零件可以來自多個不同的國家。分工細、市場大本身便會推動生產力，舉個例子，內地的微信有近十億的活躍用戶，一個應用程式若被採納，錢途不可限量，所以這會激勵很多人去改進程式的設計。反過來看，科技的進步又會促使全球經濟一體化更易實現，只要我們看看今天通訊科技的發達，便可知天涯若比鄰已非難事，整個世界都緊密連在一起。全球化與科技雙劍合璧，互為影響，又會加快及加大它們對世界的影響。

 

這便是今天我們要面對的生存環境。而世上各地的變化中，又以內地的進展最為使人目不暇給。近年中國有所謂新的「四大發明」，即高鐵、共享單車、電子商貿與支付寶，樣樣都在顛覆著人民的生活，提供前所未有的方便。這些變化，不斷地在拷問我們：香港能適應到它們，利用到它們，還是會被它們淘汰？

 

就以這四大發明作例子，香港的回應可算是十分遲鈍的。過去八達通是極優秀的發明，使香港在小支付額的交易中領先世界。但現時通過用支付寶或微信進行的電子商貿，真的是太方便了，遠遠把沒有進步的八達通拋在後面，這難道不是向我們發出不進則退的警號嗎？共享單車在港也有人搞過，但開始時有人在惡意破壞。高鐵嗎？這是把城市與城市間的距離縮短為等同社區間距離的偉大工具，而且節省能源，但香港一直有人對此新科技強烈抗拒，港人能否適應並利用到高鐵帶來的新機遇，使人生疑。

 

在這三十多年的全球化與科技進步的巨變中，最明顯使人感到日新月異的是中國內地，而香港這個開放型的國際大都會，恰恰應是最能從這些變化中獲益的城市。但很可惜，我們在香港並未見到應有的迎接新世界的朝氣，機會在那裏，卻少人肯花費精力想想怎樣利用這些機遇去帶動出更新的潮流。是什麼障礙損耗著港人應變創新的能力？

 

政治爭拗牽扯太多精力

 

一個重要的阻力是無止境的政治爭拗。內地近年飛躍式的進步，已使它再非昔日吳下阿蒙，但部分思想僵化或別有用心的政客卻刻意地「妖魔化」中國，對其創新與進步也不聞不問。這是很可惜的，在歷史上最急劇的社會及生產力巨變中，港人竟然痛失機會，參與不足，誰會最吃虧？不要忘記上文提到的進化論中心思想，不懂得審時度勢適應世界變化的人最易被淘汰掉。反之，有部分港人樂於積極了解國家的，則較易掌握到新形勢，最有機會領導新潮流。

 

面對香港的教育，建制有無責任促進新變化？有的，教育界中人必須要問，現在課室中所教的，在五年後還有沒有價值？要不要更新課程？現在教的有沒有足夠的廣度與深度，使年輕人將來保持著有效率的學習能力。

 

政府也要注意一個趨勢，並對此作出適當的調整。現時的年輕人成長的環境與從前的分別很大。在他們從小面對的互聯網世界中，不用證實道聽塗說的消息流傳甚廣，容易扭曲他們的認知。網友們也容易物以類聚，意見相近的聚在一起圍爐取暖，外間意見與他們相左的人一旦進入他們的根據地便會被罵走，久而久之，他們根本搞不清他們小圈子以外的人的看法，把自己的觀點視為人間正義，別人的則全是邪魔歪道。在性格上，由於生育率長期偏低，不少港孩都是獨生孩子，他們對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缺乏技巧，容易犯上社交上所有的錯誤，在職場中也會吃虧。

 

政府及社會要想法應付此種新變化，否則社會容易撕裂不穩。方法是在學校中引入與他們觀點不同的意見及論據，多與內地交流使他們較易見到新變化，並且多搞一些活動，訓練社交能力及改善人與人間關係的技巧。近50年前，港英政府也曾大搞青年活動，其做法值得參考。

 

(Ta Kong Pao 2017-9-5)

香港的反對派何去何從？ (雷鼎鳴)

去年選舉過後的「小學雞」（幼稚）宣誓為他們的麻煩掀開了序幕，不但觸發了人大釋法，社會亦對某些當選人的低劣質素大開眼界，隨著而來共有六名議員被DQ褫奪資格，議會中非建制的實力立時大為削弱。究竟政府及建制派會乘勝追擊，利用機會改變議事規則杜絕拉布及多取一些議席，還是仿效宋襄公之仁放反對派一馬，現在仍是未知之數。

 

近日林子健事件因指控太多疑點及過程太搞笑，市民除了當作笑談外，不免也懷疑某些人是否患上了被迫害狂症候，反對派本來要集結力量反對高鐵站「一地兩檢」，聲勢反而大弱，市民若沒有杯弓蛇影，自會懂得「一地兩檢」對港人的巨大好處。

 

政治一天也嫌多，林子健事件雖仍未終結，但它為反對派所帶來的尷尬，卻迅速被十三名因在東北土地事件使用暴力及三名在二零一四年衝擊政府總部廣場的學生領袖被法庭送進監獄而沖淡了。雙學三子被上訴庭加刑至坐牢六至八個月不等，會對反對派構成沉重打擊。

 

反對派所受的挫折本來便是自找的。我們只要仔細分析過去二十年香港的政經形勢，不難可得到以下結論﹕中央政府認為香港可繼續搞資本主義，繼續發揮金融中心、進出口貿易中心的功能，只要港人不踏過中央的底線，即絕不挑戰中國對港擁有的主權，則中央並無干預香港政治的誘因。反過來說，若有人過了界，或明或暗推動港獨，那麼中央政府卻不可能坐視不理，當作等閒。支持港獨的人雖然不多，但香港確有產生港獨的土壤，中央政府恐怕已起戒心，在香港可肆意放任的空間已縮小。

 

為何說雙學三子的判刑是對反對派沉重的打擊？這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判刑意味著違法的抗爭活動並非毫無成本的大眾同樂活動，此案一成案例，以後同類案件的判刑便有準則，參與反對派活動的風險大增，他們號召群眾的能量定受影響。第二，更重要的打擊是理念上的。佔中運動以來，反對派一直標榜著「以法達義」的口號，但上訴庭非常清晰的判詞卻嚴厲批判了他們實際上「違法」的錯誤。上訴庭的批判本來便基於社會應有的常識，但由權威性的法庭作出這一論斷，卻不由反對派的支持者不作檢討。他們賴以號召群眾的借口正是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此高地一崩潰，反對派「違法達義」的整個理念根基便被動搖。

反對派要害被攻，最自然的反應是奮力防守，減少損失，所以他們無可避免要反駁法庭的判決，但這須面對上訴庭判詞十分嚴謹、法官形象又獨立的事實，攻擊法庭策略上十分不智，他們更方便的方法是轉移目標，攻擊律政司長，認為他不應提出上訴。但既然法庭判政府得直，這便顯出政府的上訴正確，可為受違法活動影響的人討回公道；而攻擊律政司的理據也十分薄弱。

 

反對派陷此困境，相當程度是他們的思想方法所造成。他們的核心假設有兩項﹕第一，中央是可與妖魔相比的極權政府；第二，一人一票的直選才是真民主，民主就算不是萬能，也是能醫社會百病的靈丹。按此兩項不證自明的「公理」，他們大可推斷出任何與中國內地的交往，尤其是中央的涉入港事，都是不義之舉，反之，若在港支持他們心目中的民主模式，則是道德高尚之舉。簡而言之，他們的思維是有如幼兒般忠奸分明，非忠便必奸，忠奸標準由他們而定。

 

此種自以為正義的思維與文革期間紅衛兵的一樣，紅衛兵絕大多數都以為自己是最「革命」的（等同今天最「正義」的），其他人則為牛鬼蛇神。紅衛兵的大塊理論文章往往寫得大氣磅礴，而且在其自設的「公理」體系中，邏輯完整，但可惜一與事實相碰撞，便被證明錯得離譜。反對派有時為求撐住自己的體系，要多加一些假設，例如佔中前便預測佔中有如核彈，惡魔般的中央一定會讓步，並認為中央外強中乾，不斷預測中國經濟快將崩潰。他們也曾告訴港人，佔中能做到充滿和平與愛，又暗示就算犯法刑罰也不會重。若我們將他們的假說用歷史事實一一檢驗，立即可知道沒有任何一個主要假說經得起考驗。以方法學的標準來看，其理論已是破產，以實踐成敗作標準，也是失敗的。

 

可以預見，反對派現時的必要策略除了批評律政司外，還要營造入獄者的英雄主義色彩。他們有人以為入獄可增加將來搞抗爭的政治本錢，甚至把他們與台灣當年因美麗島事件而入獄後來奪得政權的人相比。但其實他們也大可與希特勒一九二四年入獄相比，希魔在獄中寫成《我的奮鬥》，贏取大量民眾支持，後來卻為禍人間。但因美麗島事件入獄七年的張俊宏對香港反對派卻沒有這麼樂觀，反勸他們應更珍惜法治。八十年代的國民黨政府是末代王朝，一推便倒，今天的中國卻是如日中天，港府的政治總體來說雖有缺點，但總算清明。香港對內地經濟倚賴日深，時間並不在反對派的一方。反對派若不改變思維，除了在港製造亂象累己累人外，並無前途。■

 

(亞洲周刊 2017-9-10)

 

 

 

 

 

從風災看港澳的發展策略 (雷鼎鳴)

強颱風天鴿吹襲澳門造成10死150人傷的慘劇，事後海水倒灌造成洪水氾濫滿目瘡痍，停水停電多時，尚要出動解放軍救災。反觀香港，雖也有財產損失，但總算無人死亡，這比起1962年使不少港人猶有餘悸的溫黛襲港所引致的183人死、388人傷、108人失蹤已有了長足進步。用此事件比較一下香港與澳門的發展策略會有益有建設性。

先說經濟。澳門經濟較為單一，主要是靠賭業與旅遊業，不似香港有金融、進出、專業服務等等重要行業。但以收入而論，2016年澳門人均收入是554,619澳門元，換成美元是69,372元，比香港高出61.4％！此種比較也許稍有不公，因為部分澳門的GDP為境外賭場投資者所得，不屬於澳門本地人，但我們若把只計算本地居民收入的GNP作一比較，倒可發現，人均收入只是少了五、六個百分點，分別不算太大。事實上，1999年澳門回歸以來，經濟表現相當亮麗，前兩、三年因內地打貪，到澳門賭錢的內地豪客減少，澳門的經濟大受影響（今年增長又復強勁），但其政府的財政收入及GDP仍是非常耀眼，否則那能造到人均收入比香港高出六成？我們只要看看政府收支，便知它是錢多至不懂得怎麼用掉！

澳門基建表現普通

去年澳門的公共開支是826億澳門元，收入是1,105億，財政盈餘是279億元。使港人羨慕的是澳門政府派錢似已成常規，2008年至今，澳門本地居民連年都收到政府數千元的派錢，非居民也可收到等於居民所得的六成。去年派給居民的是每人9,000大元，非居民則是5,400元。自2008至2016年，每名澳門居民已經分到66,000元，怎不使人笑逐顏開！現在每人每年派出的9,000元，總開支也只是50餘億，耗不掉政府的盈餘。

風災過後，我們難免狐疑，為何澳門的基建如此差勁，幾乎是不堪一擊？我們不用當事後孔明，但也可看出澳門政府在基建上表現只是普通。我不反對其派錢，以澳門的財力，每人9,000元還富於民沒有問題，況且它派錢之餘，其實尚完全有財力搞好一些重要基建，使同類的災難不致再發生。

香港渠務更勝一籌

再看香港，今次除臨海的屋苑損失較大外，在海水水位高的環境下，水浸程度尚可控制，這不能不歸功於過去一二十年渠務處新建的排水工程。此類工程平時看不到其功效，但在災難時我們便要慶幸香港獲其保護了。我從來不認同政府胡亂搞基建，但卻贊成若經過仔細的成本效益分析後，有些基建對香港的好處大於成本，若然如此，投資基建是無妨的，香港建高鐵是一個例子，因其效益極大，渠務處的不少建設可能也物有所值。

今次天鴿事件使一些澳門人埋怨在颱風期間澳門政府似是不知去向。香港的指揮系統卻一直在運行着。也許在此事上我有偏袒，但我相信香港公務員的素質平均而言比澳門高出一個層次。若然如此，我們難免還要問下一個問題︰為何以香港官員之能幹，香港經濟總體表現比澳門差了這麼多？澳門似乎瞓在地上也可以財源滾滾而來，香港則大搞這個中心、那個中心卻仍一籌莫展。當然，中央讓澳門搞賭業是明益它的，但中央不又一樣大力支持香港的經濟發展嗎？也許澳門從回歸前黑社會橫行的日子，到今天經濟的發達，正顯示出社會若不政治化，在中國經濟急促發展的機遇下，周邊地區的經濟其實也大有可為。港人也應審視一下，我們出了些甚麼問題。

(Sky Post 2017-9-1)

 

 

美暴亂啓示：放任仇恨失自由 (雷鼎鳴)

美國名校維珍尼亞大學的所在地夏洛斯維爾市（Charlottesville）最近爆發的一死十九傷種族衝突震驚美國朝野，甚至觸發了白宮一系列的人事變動。此地方我到過，三十多年前差點到了這大學教書，想不到這風景優美的寧靜小城竟出了這麼大的亂子，其產生的影響很值得港人參考。　　

 

種族主義在美國是一個極為敏感的話題，夏市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在二○一五年，密蘇里大學所在地的市中心有白人開車經過時叫了些種族主義口號，學生怪責校方反應遲鈍，多人在校內紮營抗議，該校足球隊拒絕出賽，校監與校長都要相繼下台。耶魯大學在萬聖節期間有學生穿著古怪服裝，有人投訴內含種族主義隱喻，鬧到校長那裏，校長也要表示委屈了少數族裔的學生。今年二月，有被視為種族主義者的講者到左翼自由派大本營的柏克萊加州大學演講，便因安全受到威脅而被迫取消。上周日，右翼團體要在柏克萊搞「美國對馬克思主義說不」集會，事前得知有所謂的「反仇恨」遊行也會出現，怕有衝突，號召支持者不要到現場，但數以千人計暴力衝突仍是避免不了，市長有見及此，事後還勸喻柏克萊最好取消本周的「自由言論」活動。

 

　　某些極右團體——當中包括了三K黨及法西斯組織——的白人至上種族主義思想，固然不值得支持，但左翼份子的行徑同樣不敢恭維。

 

　　夏洛斯維爾的事件起因，是該市的市議會要移走美國內戰時南軍名將李將軍（Robert Lee）的雕像，引致白人至上主義者的不滿，認為他們不尊重歷史。事實上，此種移除雕像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清算歷史人物的風氣，不但席捲美國，連英國也受到波及，有團體便要求移走種族主義者羅德的雕像，但他捐出的羅德獎學金卻不會放棄。影響更深遠的是，不少校園都被要求設置「安全空間」，禁止任何「政治不正確」或種族主義的討論，課堂中也不能觸及這些題材，以防某些學生的玻璃心受損。芝加哥大學校長去年才發公開信反對此種干預學術自由及言論自由的主張。

 

　　我崇尚自由，反對散播仇恨言論，但同時反對校園和社會中要設立甚麼「安全空間」，能做到真理愈辯愈明就最好，但從美國的發展及香港近年的局面可知，在社會兩極化下，暴力（例如去年春節的旺暴）及語言暴力（從網上的極端言論可知）已在侵蝕我們社會的肌裡。如此下去，容易衍生違法事件，社會為求穩定，會以律法限制，我們的自由也難免受損。這不是我們願意見到的結果，但我們若不想到此境地，便必須對自由負起責任，不能放任地發表仇恨言論及參與暴力行動，不懂自我約束的話，我們會失去的自由更多。

 

　　其實此種局面在不少地方都有出現，重要的原因之一，只是之一，是我們仍未充份明白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影響。此種媒體使意見相同的人聚在一起互相圍爐取暖，極端思想容易激盪而出，圈外人的意見被視為敵人的荒謬言論。這對人類的文明大大不妙，內地監管社交媒體，雖不利言論自由及資訊流通，竟不意地有助避開極端思潮的衝擊。更理想的情形應是沒有監管，但我們要自我制約，只發表負責任的言論。

 

(Headline Daily 201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