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經濟學諾獎由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塞勒（Richard
Thaler）獲得，這是該校教員或校友的第90位諾獎得主，亦是芝大經濟學的第29位諾獎得主。為此事欣喜若狂的除了芝大校友外，尚有近年已形成龐大群體的行為經濟學研究者，不少在股壇中上下其手的基金經理也因誤會而成為拍手觀眾。
「行為經濟學」頗有語病
塞勒被視為近二三十年興起的行為經濟學之父。 其實這名稱頗有語病，經濟學本身的核心、任務便是解釋人類行為，何須在經濟學之前加上「行為」二字？有此名稱，可能是此道中人要顯示自己的創新性，突出此領域與傳統經濟學的不同之處。
在一些人眼中，經濟學的起點是假設人十分理性，亦即他們會找出在不同的制約下什麼決定才對他們最有利。行為經濟學者認為，並非人人都如此理性、如此聰敏，七情六慾會影響他們的行為和抉擇。怎樣把人性元素也引入經濟理論，使其洞察力更加精準，便是行為經濟學家希望做到的貢獻。換言之，他們要把「經濟人」還原為普通人。
塞勒的著作通俗易懂，本報同文亦早有介紹他的文章，因此我毋須逐一介紹塞勒眼中似乎是非理性行為的例子。簡而言之，他認為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除了理性外，尚有感情用事，情緒往往蓋過理性，人的自控力有時不足，也頗受自己心中的公平尺度所影響，這些因素都應納入人類的行為模式當中。
把影響人類行為的各種因素都找出來並檢視其影響力，是十分合理的事，但這是否等於經濟學界過去都在否定心理因素？又或只要一加入這些因素，經濟學中「理性人」的行為基礎便要動搖嗎？我自中學開始便喜歡心理學，它的方法與經濟學不同，但其科學性有實驗作實證的基礎，不應低估。
我中學畢業後的那個暑假，因要賺錢買機票赴芝加哥留學，當上一名計算機推銷員。那時一台只懂加減乘除的計算機售價2450元，我在個半月中幾乎踏遍香港的工廠大廈。正式工作前，公司安排兩星期的特訓，早上要叫些打氣的口號，推銷時只談機器的優點，對缺點則輕輕略過等等。這些我現時認為只屬花巧的方法，倒也能捉到不少人的心理，我雖然生性懶散，每天外勤時都盡可能躲到戲院中嘆冷氣，但我第二個月仍成為公司的最佳推銷員，獲一枝金筆作獎勵。因此我不會低估心理學的實際功能。但心理因素足以改變以理性為本的經濟學嗎？
這裏有一個方法學的問題。首先，世界上任何理論，包括自然科學的，若要有用，便必須是虛假，不能完全真實。理論的目的是要突出重點，解釋世界，若不作簡化性的假設，理論必定複雜至完全無解釋力，亦即是完全沒有用處。所以優秀的理論的假設都應該簡單，但同時又能解釋到大量複雜的現象。
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是刻意而求的簡單，它的成功之處亦在於它的解釋力特別成功。此點在貝卡爾（Gary
Becker）示範下，早已深入經濟學家的腦袋，他有辦法把大量貌似非理性行為還原為理性。第二，經濟學的優點之一是它可證偽。一個典型的經濟理論是，假如我們觀察到一種制約發生變化（例如收入上升了），當事人的行為會有什麼可觀察到的改變？這些人心裏面在想什麼？有無受到情緒影響等等？因難以觀察和量度，在理論層面上便沒有那麼重要。
其實，要確立某些行為是非理性的，並不簡單。政府若要進一步插手改變這些所謂的非理性，更可能會把事情弄得更糟。以下舉幾個例子說明這個論斷。
數十年前的經濟發展理論中，常有指文化傳統等非經濟理性因素對傳統社會有很大影響。例如，印度人雖然貧窮，但他們往往會把一生積蓄盡用於婚嫁和葬禮中，因而沒有資金投資以改善生活，也因此跌入貧困陷阱中，無法自拔。
「理論」須突出重點
在表面觀察上，他們似乎十分不理性，「浪費」了資源，但同屬諾獎得主的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在大半個世紀前已指出，這些農民不去投資並非他們不理性，而是他們沒有高回報的投資機會而已。舒爾茨並非無的放矢，當年稱為的「綠色革命」出現後，農業科技不時研發出新的種子，可有效吸收化肥和灌溉用水而使產量大增；農民知道後，立時改變行為，節衣縮食也要投資在這些新品種之上。由此觀之，他們初時不投資並非不理性，而是另有隱藏著但可驗證的其他原因。
第二個例子是退休儲蓄行為。塞勒發現，假如僱主於出糧時扣起僱員的部分薪金，將其注入僱主替僱員開設的一個儲蓄戶口，那麼僱員就算可自由把錢提走，他們也多半不會那樣做；反之，若沒有這個戶口，僱員卻不會自己開一個新的戶口增加儲蓄。本來在兩種情況下，僱員的儲蓄都應是一樣，但情況卻是，他們似乎要人推一把才肯儲蓄，這是否非理性的行為？有可能是，但我們也可說這是理性的，因為要僱員自己主動搞一個新的儲蓄戶口，多多少少都涉及一些時間成本，他們懶得這樣做。
第三個例子是「一拍兩散博弈」（Ultimatum
Game）。假設博弈的遊戲規則如下：有100元供甲乙二人瓜分，甲有權先決定這100元自己佔多少，餘下的給乙；但如果乙不接受甲的建議，這100元便會被人收回，兩人分文也取不到。如果甲決定自己取99元，只給乙1元，乙應否接受？按理性分析，乙應接受，否則他連1元也沒有。但在實驗中，多數的乙都不會接受此不公平的分配，寧願一拍兩散。有人認為實驗結果顯示出人的不理性。不過，是否如此也可爭議，例如，乙可事先張揚，若甲不給他50元或以上，乙便一定否決這分配，一拍兩散。這倒可能是有效策略，不能算不理性。
第四個例子與理性預期有關。我們的決定往往會涉及我們對將來前景的評估，例如，假如我們預期將來有高通脹，物價升得快，那麼我們現在便應減持現金，早點買入實質資產以作保值。但前景如何評估？理性預期學派認為，這會基於現在人們掌握到的資訊而作的預測；但理性絕不等於不會犯錯，他們有時會高估、有時會低估，而且誤差可能很大。不過，他們若理性的話，便不應持續地高估或持續地低估，他們若發覺自己有系統性地高估（或低估）的話，自會調整預期。
EMH的核心觀點
我多年前第一篇在《政治經濟學報》（JPE）發表的論文是關於宋朝紙幣通脹的，通脹愈高，人民對紙幣的實質需求量便愈低。但我按照宋朝的數據發現，當時人民對通脹的預期並非是理性的，而是符合所謂的「適應性預期」（adaptive
expectation），此種預期可以理解為沒有充分利用到資訊，有系統性偏差，所以是非理性的。不過，我們也同樣可以有符合理性的解讀，當時紙幣才剛發明，政府可隨意印鈔票，通脹是人民不大熟悉的新生事物，要經過一段長時間學習才會懂得如何決定持有多少鈔票。這並非他們行為缺乏理性，而是缺乏知識。
話說回來，有些人渴望經濟中理性人的假設不管用，原因可能是他們誤以為只要承認人有不理性的部分，家長式政府的有形之手便可介入，以政策糾正人的不理性行為。此種猜想，恐怕是對政府的期望過高了。除非政府是獨裁的，否則她的決策會很大程度受制於人民的意願和行為。如果人民是非理性的，我們又如何可肯定受人民影響的政府的決定是理性的？舉個例子，若以理性分析，英國脫歐或加泰羅尼亞搞獨立，後果對人民都十分不利，但投票結果卻由有損人民利益的選項勝出。
究竟塞勒相信市場還是更相信政府？答案是市場！去年他與其主要對手和同事、也是諾獎得主的法馬（Eugene
Fama）有一錄影對話，當中他明確表示，人類尚未設計出一個比市場更好的配置資源機制。法馬是「效率市場假說」（EMH）的領軍人物，也是一個實證主義者，生平多次設計過嚴謹的驗證EMH的方法，並取得大量系統性證據支持EMH。
看法馬與塞勒兩位高手過招，是既使人興奮也使人沉悶的過程。興奮是因為兩人時有閃亮的觀點，沉悶是因為過招時兩人都不會把招式全部演示出來。兩人的觀點不盡相同，卻是老友，也是打高爾夫球的夥伴，大家互知對方的能耐，自己出招前大可預知對方有何方法可還招，若想不出可一劍封喉、置對方於死地的招數，還不如不出招好；就算出招時，也只是稍說一兩句，或動一動指頭、弄一種表情，對方便自然知道你的套路，不用再說下去。對內行人而言，看兩人「對決」可以十分有趣，但對外行人而言，卻或不知他們要說什麼。
塞勒說了什麼？他雖然提出那麼多人類非理性的異例，但他卻相信「效率市場假說」仍是分析股市的正規標準工具。至於行為經濟學可否推翻經濟學而另創一套不同範式的大理論？這個領域部分的研究者可能都有此願望，但身為此領域的最重要人物，塞勒卻是不作此想。
他相信行為經濟學只是為經濟學多引入一些行為模式，可以幫助豐富化或改良經濟理論，卻不會像哥白尼般推翻太陽繞著地球轉，從而帶來一個新的革命性大理論。
行為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關係，據塞勒所言，有如工程學與物理學的關係；只懂物理而不懂工程，便建不了橋，但工程師不懂物理也是不行的。
法馬提到一個有趣的典故，2002年取得經濟諾獎的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是一位心理學家，也相信有別於理性經濟人的行為模式。當他獲諾獎時有記者問他應如何投資，他的建議還是勸人買被動型的指數基金，因他也不相信基金經理可以持續地跑贏大市，所以選擇手續費較低、反映大市表現的指數基金最為上算。此種觀點正正是EMH的核心觀點。
(HKEJ 2017-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