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9/2017

塞勒與理性非理性行為之爭 (雷鼎鳴)


今屆經濟學諾獎由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塞勒(Richard Thaler)獲得,這是該校教員或校友的第90位諾獎得主,亦是芝大經濟學的第29位諾獎得主。為此事欣喜若狂的除了芝大校友外,尚有近年已形成龐大群體的行為經濟學研究者,不少在股壇中上下其手的基金經理也因誤會而成為拍手觀眾。

 

「行為經濟學」頗有語病

 

塞勒被視為近二三十年興起的行為經濟學之父。 其實這名稱頗有語病,經濟學本身的核心、任務便是解釋人類行為,何須在經濟學之前加上「行為」二字?有此名稱,可能是此道中人要顯示自己的創新性,突出此領域與傳統經濟學的不同之處。

 

在一些人眼中,經濟學的起點是假設人十分理性,亦即他們會找出在不同的制約下什麼決定才對他們最有利。行為經濟學者認為,並非人人都如此理性、如此聰敏,七情六慾會影響他們的行為和抉擇。怎樣把人性元素也引入經濟理論,使其洞察力更加精準,便是行為經濟學家希望做到的貢獻。換言之,他們要把「經濟人」還原為普通人。

 

塞勒的著作通俗易懂,本報同文亦早有介紹他的文章,因此我毋須逐一介紹塞勒眼中似乎是非理性行為的例子。簡而言之,他認為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除了理性外,尚有感情用事,情緒往往蓋過理性,人的自控力有時不足,也頗受自己心中的公平尺度所影響,這些因素都應納入人類的行為模式當中。

 

把影響人類行為的各種因素都找出來並檢視其影響力,是十分合理的事,但這是否等於經濟學界過去都在否定心理因素?又或只要一加入這些因素,經濟學中「理性人」的行為基礎便要動搖嗎?我自中學開始便喜歡心理學,它的方法與經濟學不同,但其科學性有實驗作實證的基礎,不應低估。

 

我中學畢業後的那個暑假,因要賺錢買機票赴芝加哥留學,當上一名計算機推銷員。那時一台只懂加減乘除的計算機售價2450元,我在個半月中幾乎踏遍香港的工廠大廈。正式工作前,公司安排兩星期的特訓,早上要叫些打氣的口號,推銷時只談機器的優點,對缺點則輕輕略過等等。這些我現時認為只屬花巧的方法,倒也能捉到不少人的心理,我雖然生性懶散,每天外勤時都盡可能躲到戲院中嘆冷氣,但我第二個月仍成為公司的最佳推銷員,獲一枝金筆作獎勵。因此我不會低估心理學的實際功能。但心理因素足以改變以理性為本的經濟學嗎?

 

這裏有一個方法學的問題。首先,世界上任何理論,包括自然科學的,若要有用,便必須是虛假,不能完全真實。理論的目的是要突出重點,解釋世界,若不作簡化性的假設,理論必定複雜至完全無解釋力,亦即是完全沒有用處。所以優秀的理論的假設都應該簡單,但同時又能解釋到大量複雜的現象。

 

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是刻意而求的簡單,它的成功之處亦在於它的解釋力特別成功。此點在貝卡爾(Gary Becker)示範下,早已深入經濟學家的腦袋,他有辦法把大量貌似非理性行為還原為理性。第二,經濟學的優點之一是它可證偽。一個典型的經濟理論是,假如我們觀察到一種制約發生變化(例如收入上升了),當事人的行為會有什麼可觀察到的改變?這些人心裏面在想什麼?有無受到情緒影響等等?因難以觀察和量度,在理論層面上便沒有那麼重要。

 

其實,要確立某些行為是非理性的,並不簡單。政府若要進一步插手改變這些所謂的非理性,更可能會把事情弄得更糟。以下舉幾個例子說明這個論斷。

 

數十年前的經濟發展理論中,常有指文化傳統等非經濟理性因素對傳統社會有很大影響。例如,印度人雖然貧窮,但他們往往會把一生積蓄盡用於婚嫁和葬禮中,因而沒有資金投資以改善生活,也因此跌入貧困陷阱中,無法自拔。

 

「理論」須突出重點

 

在表面觀察上,他們似乎十分不理性,「浪費」了資源,但同屬諾獎得主的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在大半個世紀前已指出,這些農民不去投資並非他們不理性,而是他們沒有高回報的投資機會而已。舒爾茨並非無的放矢,當年稱為的「綠色革命」出現後,農業科技不時研發出新的種子,可有效吸收化肥和灌溉用水而使產量大增;農民知道後,立時改變行為,節衣縮食也要投資在這些新品種之上。由此觀之,他們初時不投資並非不理性,而是另有隱藏著但可驗證的其他原因。

 

第二個例子是退休儲蓄行為。塞勒發現,假如僱主於出糧時扣起僱員的部分薪金,將其注入僱主替僱員開設的一個儲蓄戶口,那麼僱員就算可自由把錢提走,他們也多半不會那樣做;反之,若沒有這個戶口,僱員卻不會自己開一個新的戶口增加儲蓄。本來在兩種情況下,僱員的儲蓄都應是一樣,但情況卻是,他們似乎要人推一把才肯儲蓄,這是否非理性的行為?有可能是,但我們也可說這是理性的,因為要僱員自己主動搞一個新的儲蓄戶口,多多少少都涉及一些時間成本,他們懶得這樣做。

 

第三個例子是「一拍兩散博弈」(Ultimatum Game)。假設博弈的遊戲規則如下:有100元供甲乙二人瓜分,甲有權先決定這100元自己佔多少,餘下的給乙;但如果乙不接受甲的建議,這100元便會被人收回,兩人分文也取不到。如果甲決定自己取99元,只給乙1元,乙應否接受?按理性分析,乙應接受,否則他連1元也沒有。但在實驗中,多數的乙都不會接受此不公平的分配,寧願一拍兩散。有人認為實驗結果顯示出人的不理性。不過,是否如此也可爭議,例如,乙可事先張揚,若甲不給他50元或以上,乙便一定否決這分配,一拍兩散。這倒可能是有效策略,不能算不理性。

 

第四個例子與理性預期有關。我們的決定往往會涉及我們對將來前景的評估,例如,假如我們預期將來有高通脹,物價升得快,那麼我們現在便應減持現金,早點買入實質資產以作保值。但前景如何評估?理性預期學派認為,這會基於現在人們掌握到的資訊而作的預測;但理性絕不等於不會犯錯,他們有時會高估、有時會低估,而且誤差可能很大。不過,他們若理性的話,便不應持續地高估或持續地低估,他們若發覺自己有系統性地高估(或低估)的話,自會調整預期。

 

EMH的核心觀點

 

我多年前第一篇在《政治經濟學報》(JPE)發表的論文是關於宋朝紙幣通脹的,通脹愈高,人民對紙幣的實質需求量便愈低。但我按照宋朝的數據發現,當時人民對通脹的預期並非是理性的,而是符合所謂的「適應性預期」(adaptive expectation),此種預期可以理解為沒有充分利用到資訊,有系統性偏差,所以是非理性的。不過,我們也同樣可以有符合理性的解讀,當時紙幣才剛發明,政府可隨意印鈔票,通脹是人民不大熟悉的新生事物,要經過一段長時間學習才會懂得如何決定持有多少鈔票。這並非他們行為缺乏理性,而是缺乏知識。

 

話說回來,有些人渴望經濟中理性人的假設不管用,原因可能是他們誤以為只要承認人有不理性的部分,家長式政府的有形之手便可介入,以政策糾正人的不理性行為。此種猜想,恐怕是對政府的期望過高了。除非政府是獨裁的,否則她的決策會很大程度受制於人民的意願和行為。如果人民是非理性的,我們又如何可肯定受人民影響的政府的決定是理性的?舉個例子,若以理性分析,英國脫歐或加泰羅尼亞搞獨立,後果對人民都十分不利,但投票結果卻由有損人民利益的選項勝出。

 

究竟塞勒相信市場還是更相信政府?答案是市場!去年他與其主要對手和同事、也是諾獎得主的法馬(Eugene Fama)有一錄影對話,當中他明確表示,人類尚未設計出一個比市場更好的配置資源機制。法馬是「效率市場假說」(EMH)的領軍人物,也是一個實證主義者,生平多次設計過嚴謹的驗證EMH的方法,並取得大量系統性證據支持EMH。

 

看法馬與塞勒兩位高手過招,是既使人興奮也使人沉悶的過程。興奮是因為兩人時有閃亮的觀點,沉悶是因為過招時兩人都不會把招式全部演示出來。兩人的觀點不盡相同,卻是老友,也是打高爾夫球的夥伴,大家互知對方的能耐,自己出招前大可預知對方有何方法可還招,若想不出可一劍封喉、置對方於死地的招數,還不如不出招好;就算出招時,也只是稍說一兩句,或動一動指頭、弄一種表情,對方便自然知道你的套路,不用再說下去。對內行人而言,看兩人「對決」可以十分有趣,但對外行人而言,卻或不知他們要說什麼。

 

塞勒說了什麼?他雖然提出那麼多人類非理性的異例,但他卻相信「效率市場假說」仍是分析股市的正規標準工具。至於行為經濟學可否推翻經濟學而另創一套不同範式的大理論?這個領域部分的研究者可能都有此願望,但身為此領域的最重要人物,塞勒卻是不作此想。

 

他相信行為經濟學只是為經濟學多引入一些行為模式,可以幫助豐富化或改良經濟理論,卻不會像哥白尼般推翻太陽繞著地球轉,從而帶來一個新的革命性大理論。

 

行為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關係,據塞勒所言,有如工程學與物理學的關係;只懂物理而不懂工程,便建不了橋,但工程師不懂物理也是不行的。

 

法馬提到一個有趣的典故,2002年取得經濟諾獎的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是一位心理學家,也相信有別於理性經濟人的行為模式。當他獲諾獎時有記者問他應如何投資,他的建議還是勸人買被動型的指數基金,因他也不相信基金經理可以持續地跑贏大市,所以選擇手續費較低、反映大市表現的指數基金最為上算。此種觀點正正是EMH的核心觀點。

 

(HKEJ 2017-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