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貧窮情況在惡化？ (雷鼎鳴)

上周五扶貧委員會公布了一系列數據，最吸引傳媒報道的，是2016年貧窮人口高達135.2萬人，佔香港人口近兩成，比2015年上升了0.7萬人，在政府的扶貧政策介入後，2016年貧窮人口則降至99.6萬人，但仍比2015年的相關人數多了2.5萬人。因為在數據上貧窮人口似乎增加了，所以不少報章都在說香港貧窮情況惡化了。

傳媒監察着政府是對的，但上述的批評其實是無的放矢，因為以政府所定貧窮綫的方法去量度貧窮人口，後者上升是自然不過之事，就算港人收入全都大升，所謂的貧窮人口也有可能增加不少。這有兩個原因，搞清楚它們，我們才可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優化政策上。

相對貧窮綫乏參考價值

第一個原因是貧窮綫的定義。政府是採用了相對貧窮的概念，貧窮綫定在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但也為每一種人數的住戶各自定下一條貧窮綫，例如在2016年，一人住戶每月入息的中位數是8,000元，即一半住戶收入高於8,000元，另一半低於8,000元，那麼入息在4,000元或以下的便屬貧窮住戶；4人住戶入息中位數是37,000元，貧窮綫便是18,500元了。

從這種定義我們可以見到，除非人人收入相同，否則貧窮人口幾乎是無法消失的。假如人人收入上升10倍，那麼收入中位數與貧窮綫一樣也會提高10倍，定義下的貧窮人口根本不會減少，雖然他們其實都比前富有得多了。所以一用了這種貧窮綫，我們不要指望貧窮人口能夠連年減少，更可能的情況是，有些時候它可能稍為下降，接着又上升回去，升降多少，視乎其他的因素。

第二個因素是人口老化。老了便有人退休，退休的人不一定貧窮，有部分的人會積下不少資產，但卻沒有收入。訂定貧窮綫時，不理會資產，只算收入，因此，退休的人幾乎一律自動被當作是貧窮人口。港人壽命長，嬰兒潮出生的人，正陸續地大批大批的退休，因此新增的貧窮人口會供應不絕。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又因為這些人中，不少是真的沒收入沒甚資產，所以政府無法不預作準備，省下一筆儲備以應付他們。

從上可知，此種相對貧窮綫有重大缺點，其產生的結果，只宜參考（其實參考價值也不是很高），不宜對政策有決定性影響。但就算以參考為主，我們也應把工作做得更細緻，才不會浪費掉資源。

不應阻止增加土地建屋

舉個例子，從2009至2016年，一人住戶的貧窮綫由3,300元提升至4,000元，增幅21%，但4人住戶的貧窮綫卻從11,300元大增63%至18,500元。從另一角度看，4人住戶的貧窮綫在2016年是一人住戶的4.63倍。這不合常理，為甚麼人數4倍，貧窮綫卻要高過4倍？這有兩種可能，一是4人家庭的貧窮綫定得太寬鬆，收入不差的也被當作貧窮、進而有較大機會取得福利；二是一人住戶的貧窮綫定得太嚴苛，這些家庭較難得益。政府可考慮是否需要對貧窮綫的界定作出一些微調，以減少不公。

政府的統計數據也有顯示，從2008至2016年，基層人士（收入最低的10%人口）收入的升幅一直高於社會整體工資的增幅，例如在2016年基層人士收入平均上升了4.7%，社會的平均則只是3.7%。這本應意味着收入公布會較平均一點，但現在貧窮人口卻有所上升，這或顯示人口老化的壓力很大，將來這壓力只會增加，不會減少，社會及政府都應有心理準備，用了上述的貧窮綫，未來的貧窮人口很可能會不斷上升。不過，我們也應注意，真正對港人生活質素有決定性影響的是他們是否擁有樓宇或是否住在津貼的房屋中，而這也不是扶貧委員會能夠有效解決的，需要不同的利益集團不去阻止增加土地供應。

(Sky Post 2017-11-24)

 

 

23條可使港人得到更多優惠 (雷鼎鳴)

　　李飛兩度來港，上周的一次帶來的訊息，可解讀為二十三條有立法的必要，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這樣做，拖下去不是辦法。

 

　　對二十三條立法，港人情緒複雜。二○○三年時，反對立法的聲音頗大，究其原因，可能是當時香港社會並不容易見到有叛國或顛覆政府行徑，港人便難免會問，二十三條立法是為了甚麼？況且頭上多懸著一把自己並不熟悉的法律之劍，會使不少人感到不自在。

 

　　但時移世易，以前港人看不到需要，現在卻不能不承認社會已出現極端份子，在實力上雖不足以威脅到中央或香港政府，但阻礙香港施政或在社會上激化矛盾的能力，卻是綽綽有餘。胡國興法官年初競選特首時，屢屢指出，香港應早日為二十三條立法，否則若情況惡化，內地根據《基本法》在港實施全國性法律時，情況便更「淒涼」。不過，這尚有一問題，若香港為二十三條所立的法過於寬鬆，無法應付極端份子的挑戰，也不見得中央一定肯收貨。

 

　　中央對港及二十三條的態度究竟如何？今年習近平主席訪港時，已發出了明確訊息，要確保一國兩制得到貫徹。這裏帶出一個問題，沒有二十三條，一國兩制是否可以維持下去？我相信這要看情況。假設社會和諧，政治上香港與內地河水不犯井水，經濟上互利互助，我看不到二十三條有何必要性。但這種和諧環境的可能性已被極端份子破壞了，沒有二十三條，可以有損一國兩制，尤其是一國的部份，情況不理想。

 

　　為何演變至此？有些人強烈相信，對抗中央與香港政府是其政治行動不可缺的元素。這些人的實力與中央及香港政府相比，頗為懸殊，為甚麼他們敢推動港獨等極端行為？答案是他們有掩護。

 

在沒有二十三條的條件下，中央對港政策基本上是全面覆蓋，沒有足夠針對性的，例如，建設大灣區便不能說是特別獎勵某些人或懲罰某些人，政策的對像是整個香港，不是個別的人。反過來看，中央若因不滿極端份子而要懲罰他們，在欠缺針對性的政策或工具下，很容易會株連整個香港，例如取消對香港的一些政策優惠，便容易使到所有港人受損，傷及無辜，中央自然不想見到政策會打擊到對港對內地有貢獻的一等良民，極端份子便可躲在別人的羽翼下存在下去。

 

　　一旦有了二十三條，此等局面便可打破。香港可繼續擁有對它的優惠政策，中央政府也不用被迫懲罰香港，二十三條已可將顛覆叛亂份子分拆出來，只是他們要面對刑責，其他人也用不著在不情願的情況下庇護這些極端份子。

 

在此角度下，二十三條可直接打擊到極端份子，中央便大可對其他港人提供優惠，有利一國兩制更好的發展。

 

(Headline Daily 2017-11-24)

 

參考莫干山會議招青年人才 (雷鼎鳴)

上周開了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連續4小時的會議後，走出政府總部，原來天色已黑，但隱約仍可見到總部門外有個臨時接待處，似是為中央政策組招聘年輕人員而設的。林鄭多次提出，希望招納多些青年才俊加入政府或是諮詢架構，這取向是對的，問題是怎麼樣發掘人才、培養人才。這不由使我想起1984年9月3日至9月10日在杭州附近以干將莫邪為名的莫干山所舉行的一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這個史稱「莫干山會議」的聚會，影響深遠，為中國以後30多年的經濟發展發掘了大量的人才，而且從歷史眼光觀之，這次的選才極為成功，特區政府在選拔年輕人時，應參考一下別人是怎樣做到的。

徵文比賽挑選代表

為甚麼說「莫干山會議」十分成功呢？這次會議正式代表124人，來自全國，從1,300篇應徵論文的作者中挑選出來，還有一些是會議發起人或是已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學者，也有些是在政府工作的。非正式代表有183人，有來自學界、政界、報界等等的，最年輕的參與者是當年只得24歲的西北大學研究生張維迎。張是我老朋友，是內地頂尖經濟學家，曾任北大光華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但就在這批人中，我們竟可以找到大量後來都成了經濟領域中撑起了國家的棟樑人物。

今天中國的經濟名人有誰參加過當年的「莫干山會議」？很多！只提一小部分。上面已提過了張維迎，最著名的恐怕是剛退下政治局常委的反貪腐大將王岐山；清華大學出身的周小川今天已是人民銀行行長，他也是會議中人；馬凱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郭樹清、樓繼偉、李劍閣都曾在中央財金官員系統中擔任領導職位；周其仁是全國知名的北大教授；華生當過大學校長；吳曉靈當過人民銀行副行長等等，不能盡錄。

這個會議憑甚麼發掘到這麼多優秀的人才？上述提到的徵文比賽是一個重要方法，參與者要各憑本事把自己的觀點有系統、有尖銳性地寫出來。入選者已是精英，但這還未夠。主辦者為幾個傳媒與高等教育機構，他們把與會者送上山，一星期內在山上大辯論，我估計也許像我們常搞的研討營、退修營之類的。幾百名思想活躍的精英放開思想一同論劍，遙想起來也使人神往。據說當時上山的台階上，站了不少沒有入選的青年，他們一直在等待着、懇求着，就算不給他們發言時間，也希望能到會議廳中聽聽別人真知灼見的一麟半爪。經過文革的折騰，中國的青年特別的求知若渴。

送上莫干山 論劍一星期

辯論本身不但有助進一步的發掘人才，而且亦是培養人才的有效方法。參與者名單中我見到陳一諮的名字，記得在80年代，他已是趙紫陽的重要謀臣，我在美國教書時，他曾在我家住過一晚，印象中他十分聰敏老練，他是否在莫干山中負有挑選人才的責任，我不知道，但他應有這能力。

會議結束後，總理趙紫陽會見了包括王岐山在內的「四君子」，這是第一次的老青對話，後來又有了第二次。「莫干山會議」中有討論過當年十分熱門的價格改革問題，趙紫陽便讚討論「很開腦筋」。會後，參與者開風氣之先，寫了7份政策研究報告，各地亦成立了不少青年經濟學會，這批人應是中國公共經濟政策研究的先行者，對日後中國決策層的影響不容低估，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更直接被招入各政府部門辦事，其後有些還扶搖直上。

香港政府可參考甚麼？最簡單便是先邀請幾位當年的與會者來講解情況。但從上所述，有些做法比面試更有效。可以先搞徵文比賽或在報章上的文章物色有識人士，但這未夠，要組織一些研討營讓他們進行尖銳的辯論，並找高人從旁觀察着，一方面可搞清誰是龍誰是蟲，亦可使參與者接觸到不同觀點的人。這些對他們將來在政府的工作應十分有用。特區政府當然也會有自己的一套觀人術，但在處理深層次的矛盾及吸納青年精英的觀點上，成績未見突出，參考「莫干山會議」的一套，應有好處。

(Sky Post 2017-11-17)

誰會為私隱拒電子支付 (雷鼎鳴)

　　如果八達通未來沒有重大的技術革新，微信及支付寶瓜分香港的電子支付市場將是早晚之事。

 

　　只要對內地這兩個電子支付系統稍有認識，便不難察覺它們的科技水平是高了一個層次。有些評論員以為它們只是使我們生活方便一點而已，沒有甚麼大不了。這是太疏忽的觀點了，世上眾多影響深遠的科技，在剛出現時也只是使我們稍為方便一點，但後來卻改變了世界。舉個例子，facebook最初不也只是方便大學生聊天吹水嗎？但它出現後沒幾年，便已對世界政治及社會心理造成無人能事先預料到的衝擊。也許有一天，沒有用過電子支付系統的人，在大數據時代銀行找不到他們的信貸及消費數據，因而拒絕貸款給他們創業或買樓。在外國，若要借錢，銀行總會找公司查一查你的信貸歷史。有了更先進的電子支付系統後，此種情況只會更加普遍。有一點更加重要：當使用支付系統的人以十億計時，必可提供到足夠誘因吸引人以支付系統為核心，研發出更多的科技應用出來。

 

　　電子支付系統的應用已經做到鉅細無遺的境界，我上周說聽聞有人在「叫雞」時也用這些系統，並說要檢驗系統應用的廣泛性，不應把注意力光是放在主流社會中，邊緣社會中人的行為更有參考價值。有些評論人誤以為我十分關心這些邊緣人士的狀況，這倒是高估了我的道德情操了。我不是社工，選「叫雞」作例子，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其包含隱私性及違法性。若此兩種特性都阻不了有些人堅持用電子支付系統，這便足以說明它的普及性到甚麼程度了。我習慣了在「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痴」的環境中生活，朋友多是舉一反三之輩，不用說太多他們也會明白，但社會中人也許並非人人都有此水平。

 

　　不過，香港總也有人很快便把支付系統與私隱或違法連繫上，他們是我非完全的知音人。有些評論人推斷，因為使用支付系統會留下痕跡，所以有常識的嫖客絕不會用支付寶或微信。我不同意這看法。史諾登爆料後，我們應該知道，我們所發的電郵、所打的電話，通通都被美帝記錄下來，隨時可用。林釘書機王一案中，我們又驚覺原來香港到處都有天眼，監視著我們一舉一動。但我們是否會因此不發電郵，不在電話中談私事，沒有人敢從街上踏入娛樂場所？有一些人的確很重視私隱，對監視十分顧忌，但大部份人不會，他們反而會認為，自己一介小民，沒有行差踏錯，誰會浪費資源監視自己。同理，在內地使用微信或支付寶的以十億人計，就算是利用這些系統做了見不得光的事，怎會偏偏被公安選中來調查？當然，國際大盜、特務、或知名的政客，若用支付系統叫雞，的確是十分不智，因為公安可能一早已盯上他們，其出事的概率太高了。

 

　　本報老總對這些支付系統很感興趣，他如我一樣，深信電子支付叫雞的現象一定存在。他還提出一點我沒有想過的，便是妓女常遭人搶劫，用電子支付系統會使她們更有安全感。傳媒老總都是些見慣光怪陸離的多聞之人，他說得有道理，我自然信心更大。

 

　　內地的科技確是變得很快，我常到內地開會，也覺得有些跟不上。我欣賞的資深傳媒人周顯自稱是到娛樂場所的半專業人士，卻認為電子支付系統用不了，原因是妓女不會帶著一具讀卡機之類的設備才來服務。周先生有所不知，只要手上有部電話或只是一張印有二維碼的紙便足可進行交易。周顯也是多聞之人，一樣如我般跟不上內地的科技發展，我們應怎樣應付這必然到來的機會與挑戰？

 

　　（完稿後得悉孫柏文在八月也有刊登一篇文章，認為八達通要被鳳姐普遍接納才有得打，觀點跟本文一致，失敬！）

 

(Headline Daily 2017-11-17)

中國模式與經濟增長 (雷鼎鳴)

如無重大意外，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應可錄得6.9%左右的增長。硬著陸沒有發生，中國GDP增長的幅度，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等於澳洲一整年的GDP。從增長時間之長、規模之大、滅貧的速度與人民生活改善之快，世界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中國的現象，這也是我為什麼一直認為解釋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增長能夠這麼快，以及她的增長是否可以持續，是當今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問題，答案有助於啟發世界各發展中國家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事實上，已有不少這樣的國家正在複製「中國模式」，並取得很好的成績，埃塞俄比亞、盧旺達等便是例子。這便難怪《時代雜誌》也會以「中國贏了」為封面主題。

 

中國人懂得居安思危

 

中國人是居安思危的民族，成功愈是卓越，愈是需要謹慎，不時的檢驗成功的動力及它能否維持，是永恒的責任。我的資深讀者都會知道，20多年前，當中國GDP只是今天的八分之一時，我已是中國經濟的樂觀者，至今的事實仍未能改變我這個取態。究竟她成功的秘訣是什麼？這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及不同細緻程度的分析。

 

從單純技術層面的角度看，增長動力不外來自勞動力的增減，資本積累的速度及生產效率或科技（即全要素生產力）進步的快慢。我們若加入一些定量分析，可發現勞動力的變化已漸趨停頓，不再是增長動力，但中國儲蓄率極高，所以資本能高速積累，中國GDP增長的動力七成以上已是靠資本積累去推動，另外的兩三成是靠全要素生產力的進步。

 

不過，我們若再想一想，當會發現「人」的因素才是最重要。為什麼中國人民肯犧牲今天的消費而成就這麼高的儲蓄率及隨之而來的高投資？這必然與投資的平均回報率不錯有關，否則他們沒有誘因這樣做。生產效率為什麼有不錯的進步？這與人力資本或教育有莫大關係。若人人懶散，得過且過，科技及管理如何能不斷提升？因此，我相信觀察中國經濟，不能脫離對人的行為及能改變他們行為的相關制度的分析。在此問題上，已故經濟學大師奧爾遜（Mancur Olson）的理論十分有啟發性，能使我們從一個側面看到中國的成功之道。

 

奧爾遜有數本名著，影響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國家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書。他的理論頗為簡單，一個成熟的國家往往阻擋不了以保護自己利益為目標的利益集團的出現，一旦它們影響力坐大，這個國家的生產效率便會日漸衰退。為什麼它們容易坐大？這是因為保護主義的得益者人數通常較少，但他們利益集中，有強大誘因在政治上施壓以求達到目的。反

觀受害者，人數眾多，但每人的損失不大，所以他們並無誘因組織起來反對扭曲性的保護主義。舉個例子，美國的棉花農民是經典的利益集團，他們得到美國政府財政的大量補貼，大棉花農產出佔比例很大，所以得到的補貼也較多。

 

排除拖住增長後腿的障礙

 

2010年，最大的5%的棉花農得到的補貼超過總補貼的一半，最大的1%，每個農莊每年更平均可得到17.5萬美元的補貼。這些補貼要納稅人承擔，公平當然談不上，但為什麼納稅人不去爭取取銷這些補貼？原因是納稅人人數眾多，平均每人只需為此多付6美元，數目太少，他們無誘因組織來去反對。反觀棉花商，他們利益集中，人數雖少，卻有絕大的動力向政府施壓。最後的結果是，這一類的保護主義在各行各業充斥，資源配置被扭曲掉，經濟增長也就被遏抑。要注意，民主制度並不能解決這困難，可能問題還更糟，政客對強大的游說集團怎會不討好？

 

用上述理論推導，若要經濟開足馬力增長，便必須排除拖住增長後腿的障礙，而障礙正是利益集團。這些集團的形成是自然的，所以每過一段時間便應想法把它們打散。中國近數十年的歷史中，有無瓦解不同利益集團的事實？顯然是有的，但不同時期效果不太一樣。

 

在一段很長的時期內，中國政府喜歡推動政治運動，其意圖與經濟可能關係不大，但客觀上卻有打擊某些利益集團的作用。「三反五反」是較早期的政治運動，當中以反對貪污賄賂為主線，1951年底開始，有些幹部落了馬，貪污現象也受到遏制，致使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中國在國際上有被視為最廉潔的國家之一，建國初期中國的經濟及建設也確有不少成就。

 

不過，我相信當時的經濟增長主要還是靠數十年的軍閥割據及戰亂的終止所帶來的相對穩定而造成，國民黨剛敗走，奧爾遜式的利益集團恐怕仍未有時間形成。其後的大躍進與文革，對經濟的直接破壞太大，人才沒被好好利用，中國經濟只能亂作一團。

 

事物總有兩面，文革破壞之大雖史無前例，但建國後20多年所積累起來的黨內外利益集團也同樣被打得七零八落。我常會問，若無文革，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是否會遇上大得多的阻力？八十年代當然不是風平浪靜，例如有人要搞搞「反精神污染」運動，但人心思變，都成不了氣候。反而當時知識界百家爭鳴思想極為活躍，例如1984年，中青年經濟精英舉行了一次「莫干山會議」便不但幫趙紫陽激活了思想，並發掘及造就了大批各領風騷的經濟人才，他們不少在今天仍身居要位，影響中國極深。使人驚訝的是，直接走上市場經濟第一線的創業家也紛紛湧現，擋也擋不住。若無八十年代建立的市場主導思想與操作基礎，中國的資源配置效率不會進步得這麼快。

 

1989年六四後中國的改革有點迷失方向，是否繼續開放心存疑慮的人很多。但1992年鄧小平南巡改變了這局面，已經形成的改革派利用這機會大力主張繼續開放所帶來的國際競爭市場，迫使中國的企業選擇了符合本身相對優勢的勞動密集生產模式，經濟得到強大的動力。開放政策自然也動搖不少人的利益，尤其是資本密集的國企便容易虧蝕，但他們都未能有效阻止一步步走下去的開放政策。

 

「中國模式」似逐漸浮現

 

下一步的開放來自加入世貿組織WTO。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WTO，貿易額接大幅度上升，致使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大國。但加入WTO前，中國便先要滿足一系列條件，這反而給中央政府提供了正當的理由預先推動更多的開放改革。不能說這沒有阻力，但中國仍是幸運的，執行這些改革的是意志堅定的朱鎔基。朱的名言是「準備好100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無非是個同歸於盡。有人要與你同歸於盡，你敢不退避三舍嗎？

 

成功掃走了「入世」的障礙，中國經濟體制更趨自由化，這為經濟提供了極強的增長動力，今天的中國還在享用這些改革帶來的成果。本來到了2008年5月四川地震前，改革成果已有減弱的趨勢，但國難當頭，也就顧不上進行什麼新的改革了。改革既無新的進展，後患便易出現。

 

前幾年說經濟有下行壓力，來源之一正有可能是因為缺乏新的改革動力。此一情況在習近平執政後又有改變。他大力反貪腐，「打虎、拍蠅、獵狐」一手抓了起來，貪腐高官聞風喪膽。貪腐的出現源自貪官手上的權力，當資源配置是依靠完全的自由市場競爭時，貪腐不可能出現，因為沒有人再有誘因付錢給貪官。

 

我們可以看到，貪官往往是最堅決反對改革的利益集團，除非改革的某些條文走錯方向，反而給予他們更多的不利社會的權力。在反貪的過程中，也許經濟會受到暫時性的拖累，有些官員惟恐被波及，明哲保身，不做事便不會犯錯，這當然會帶來消極的影響，但長遠而言，擊散了這些利益集團，才可使經濟制度繼續優化，使增長更能持續。

 

從上述可知，「中國模式」似已逐漸浮現。它的主要特點是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某項政策不論是政治精英深思熟慮所制訂，或是領導人拍拍腦袋而決定，又或是搜羅民間智慧而來，在推行時都強而有力，反對者望風披靡。此種權力令只顧小圈子利益的奧爾遜式利益團體面對很大的風險，不易生根，因此它們也並不能持久地拖住經濟發展的後腿。

 

不過，權力集中顯然會帶來另一些問題，中央政府若判斷錯誤，推動了一些根本不利經濟的政策或運動，例如文革，帶來的傷害也十分巨大，但縱使如此，文革10年浩劫過後，奧爾遜式利益集團也無多大力量，這便給鄧小平留下足夠的空間推動改革開放。

 

領導人選拔十分重要

 

假如中央權力要推動的政策合乎經濟發展規律，加上政府的執行力很強，經濟的增長會是驚人的，但奧爾遜的洞見又頗為真實，利益團體的滋生是自然而來的，每過一段時間，例如七八年，新的利益團體又有可能集結力量，需要有為的中央力量向其衝擊。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八十年代利用世界市場的競爭去迫使自己的企業提高效率，鄧小平南巡把開放政策延續下去，加入世貿前所作的改革及入世後的更直接與外國競爭，甚至是今天的反貪腐運動都因為大方向正確，而又能排除利益集團的干擾，總的來說十分成功，經濟的增長也是驚人的。在過程中有時也會走漏眼，出現錯誤，文革不用再說，加入世貿後幾年中國便實施了新的《勞動法》，此法對經濟大大不利，這也是近年經濟增長不及從前的一個因素。

 

由此可見，若要使增長持續，位高權重的領導人的選拔十分重要，他們必須要有卓越的判斷力與能力，自己的利益能與人民的利益一致，對他們的監管制度也要加倍地嚴格。

 

中國的模式與新加坡模式似乎較為接近，大家都是政治權力集中，經濟上則模擬自由市場的開放性與競爭性，但在可見的將來，中國並無誘因採納新加坡或西方社會的民主選舉。

 

也許從前中央決策人曾經想過可否加入西方民主選舉的某些元素，但近年西方社會及可以作為試點的香港，民粹主義肆虐，政客視公眾利益為無物，優質民主制度幾近失傳，民主在不少內地精英眼中成為反面教材，中國政治離民主選舉更是遙遠，但經濟的高速增長卻大有可能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在此形勢下，經濟上的成功卻也有可能令中國的政治經濟精英能充滿自信地重新檢閱世界其他地方的制度，若有重大優點的，吸收回來也是無妨。

 

(HKEJ 2017-11-15)

中國崩潰論站不住腳 (雷鼎鳴)

十九大過後，習近平主席大權在握，更可把精力放在經濟發展，我們也是時候再展望中國經濟前景。

前一兩年，中國經濟要進行一些結構性改革，遇到下行壓力，這本是任何經濟體都要經歷的商業周期，但有些人卻一口咬定中國經濟會硬着陸，甚至崩潰，政府亦會倒台，從現在的數據看來，此等判斷確有些可笑。今年頭3季的GDP增長率是6.9%，高於去年全年的6.7%增長。今年年終時，我估計中國GDP很有可能會錄得6.9%甚至是7%的增長。所慮者是中央政府眼見經濟勢頭不錯，可以有較大空間承受更多的調整，例如加快去掉過剩產能，這便會形成失業壓力，抑制了經濟增長。

我估計未來這兩三年內，此種格局不會有太大變動，明年的增長與今年或許大致相同，要等到中國的經濟轉型有更大的進展後，高增長率才會重現。不過，就算是現時的增長率，若用購買力平價計算，每年光是新增的產值，已是等於澳洲一整個國家的GDP了。這便難怪為甚麼皮尤（Pew）研究中心所制定的人民經濟滿意指數，中國是名列世界第一了。

新增產值等於澳洲GDP

上述枯燥的數字，已證明了中國經濟活力之強，雖然我們也清楚知道中國經濟所要面對的各種挑戰，但已足以推翻國際上不時出現的中國崩潰論。持此論者最有名的恐怕是一個叫章家敦（Gordon Chang）的美國律師與新聞評論人。此君在2001年出了一本暢銷書名為《即將崩潰的中國》（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內中臚列「數據」，力陳中國經濟在5年內應崩潰，就算遲了，10年內也會出現。到了2012年，他又在雜誌上發表文章，說他的預測只出現了一年的誤差，2011年雖未見崩潰，但2012年卻是躲不過了。甚至在去年他在電視訪問上，又老調重彈。我對此位仁兄十分佩服，不知其為何仍被西方社會的部分媒體視為中國專家，我估量着，這或許是西方社會中有一些人很需要此等與事實離天隔九州的言論來慰藉其容易破碎的玻璃心吧。

在章家敦言論初現時，我也曾一度大吃一驚，史丹福大學有位著作等身的歷史教授叫張少書（Gordon Chang），因英文名字相同，我誤以為上述的崩潰論出於這位名重學林的大家之手，分量自然不同。但原來這位張教授也深受章律師的困擾，張教授的觀點與章律師南轅北轍，竟也常被誤會為同一人。據他所說，曾有位疑似是英國軍情六處的職員給他電話，邀請他免費到英國一遊，只需向英國的軍方將領講講中國將如何崩潰便可，他才知道是別人搞錯了對象。不知為何，我讀到這段經歷後，總是替張教授的名聲無辜受累不值。

港人應同心搞好經濟

回到香港，有些見解獨特的網民亦有提出過他們口中帶有侮辱性的「支爆」論，這本不須理會，但奇便奇在香港的一些對經濟認識近乎零的「有識之士」也在推銷此難以守得住的觀點。這些人一直難以解釋，為何可以在港搞港獨有任何成功的機會？如日中天的中國社會，怎可能容忍港獨的存在？在思想沒有出路的情況下，他們惟有把整個政治議程建築在一個幻想出來的假設︰中國經濟快不行了，政府也會因而垮台，那麼港獨的最大障礙便消失了。他們既有此心靈慰藉的需求，那麼你叫他們看看事實，搞清形勢，也是對牛彈琴的。

我一向支持言論及思想自由，但卻希望香港明天會更好。如何做到？這需要不同觀點的人都一起為香港建設，並充分利用香港得天獨厚的機遇。假設有兩種香港人，第一種愛國愛港，你要他們努力建設，他們不會反對；第二種是反中國但也許愛港，這些人口稱要爭取公義等等。他們應要明白，中國出現所謂的「支爆」機會近零，中國將會繼續存在，他們若要爭取甚麼東西，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增加議價能力，而議價能力的基礎，在中央政府眼中，只可能是香港經濟會對中國有甚麼貢獻。如此一來，這些反中國的港人最應該做的一樣是搞好香港經濟，這才會避免香港變得可有可無。因此，不論哪一種港人，都應努力為香港經濟打拼，不是亂搞鬥爭。

(Sky Post 2017-10-10)

 

學者論「叫雞」有何不可 (雷鼎鳴)

　　在一個研討會上，主持拋下一個問題，為何當今世代出現了這麼多自我中心兩極化胡搞蠻纏的年輕人？我對此問題思考過多時，寫過好幾篇文章分析，但限於台上發言時間，我當時只簡略地提及一個原因：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出現，造成了不同意見群組各自物以類聚，意見相同的暢所欲言，互相鼓勵；不同意見的人加人，即被罵走，社交媒體變成「回音廊」，久而久之，容易失去對不同意見的包容性。

 

　　月前美國知名評論人Bret Stephens在《紐約時報》發表長文，一樣地慨歎美國校園出現了大批的年輕極權者，他們不懂得與不同意見的人相處，行事只看立場，不理事實，只要意見不同便加上道德標籤，這是一種思想嬰兒化的行為，他認為是教育出了問題。

 

　　教育出了甚麼問題？美國的父母及學校（其實香港的一樣）從小便對孩子呵護備至，他們犯了錯也不敢批評，日積月累，終發展成兩種貌似相反，但根源一樣的行為取向：一是對不同意見或立場的人充滿攻擊性，事事自我中心，二是心臟玻璃化，在校園或社會中要求保護，使他們所謂的「安全空間」，可以不用聽到他們不想聽到的語言用字或聲音。

 

　　後者有多嚴重？在UCLA有位教授改正某黑人學生作業的文法與標點，竟被抗議為在校園中製造敵意；在威斯康辛大學一分校中，校方指定的避忌用語竟包括「美國是一個熔爐」；柏克萊加州大學有學生反對教授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原因是這會為帝國主義服務；華盛頓州立大學有教授聲明，誰用「非法移民」一詞便會被扣分。

 

　　這些語言警察總會想出一些匪夷所思的邏輯來「淨化」其認可的語言。我對此種行徑一直都十分反感，可幸芝大校長年前也發表文告，批評此等思潮，近年在香港評論界聲明鵲起的盧安迪，也曾參加過一個「普林斯頓開放校園聯盟」，與芝大的文告互相呼應。我兩年前便撰文大讚之。

 

　　在上述的同一個研討會，我在論述電子支付系統在大陸的普及程度時，提過付錢給乞丐及在朋友口中聽來的「叫雞」（我一直懷疑此詞的來源是在普通話上與「召妓」發音極為相近）也可以用電子支付，這在社會中掀起了一點微波，我倒是希望波浪能更大一點以刺激思考。在批評方面，主要有兩點：一是教授用此例子不當，應該羞恥；二是用字有歧視成份，應用典雅一點的字。兩點我都不認同。

 

　　在諾貝爾得主貝卡爾（Gary Becker）的示範下，優秀的經濟學家都應懂得，研究人類行為，不能只看主流社會，若某理論或制度在邊緣社會中一樣適用，那麼理論或制度的可用性便可大大提高。因此之故，經濟學家的頂級殿堂中，有不少滿載數學方程式的關於娼妓、罪犯、黑幫等等邊緣人士的研究，經濟學界不會覺得分析他們有何不當，也不會帶有歧視地認為一用他（她）們作例便應羞恥。小兒當年在芝大修讀過等同諾貝爾獎的克拉克獎得主利維特（Steven Levitt）的經濟學課時，教授說會安排一個他不知何處找來的妓女與十名學生座談，但學生太多，人人踴躍，只能抽籤，小兒竟被抽中，我連連替他感到高興。有些不懂學術界的人說用上述例子要羞恥，不知者不罪，我不會怪責他們。

 

　　至於教授可否用市井語言？我對各階層一視同仁，他們的語言我無禁忌。「陋室銘」中有云「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我只做到一半，我交友從不問階級，白丁充斥，我對「往來無白痴」倒是受落。我討厭粗口，因為當中有強烈的侵犯性。「叫雞」是市井語言，不是粗口，自命高雅的人不用，我不阻止，但「雞」一詞早已通過市場驗測，成為港人日常用語。若非如此，為何電影《金雞》這一片名，未聽過有人抗議它有歧視性？

 

　　從上文所知，我對那些無聊的語言警察十分反感，希望他們不要把自己的玻璃心投射到別人身上，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更值得做。話說回來，我們用字當然也要有分寸，粗口不要用，侮辱國家民族，損害別人自由的攻擊性言論，我強烈反對。讀者可自行思考自己用語自由的界線在那裏。

 

(Headline Daily 2018-11-10)

「一帶一路」與香港優勢 (雷鼎鳴)

「一帶一路」在可見的將來，都很可能是國家重要國策的一環，當中會衍生出大量機遇，但也會把我們引入一些我們不一定熟悉的領域中。港人不但應摸索一下有什麼具體的事可以做，亦應在抽象的理論層面思考國策可能帶來的前景，否則我們容易又再錯失機遇，在此新一波的全球化經濟整合中被擯出局。

 

「一帶一路」是經濟全球化的一種延續，在整個構思所包含的六十多個國家中，有部分並未有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其發展的空間也就受到較大局限。「一帶一路」卻有可能把這些國家連接起來，各國會更加互相倚存，經濟上可互通有無，產值也會增加。這裏有好幾個問題我們都應思考一下。

 

現代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在《原富論》中開宗明義提到市場的大小與生產分工程度的決定性因素。市場愈大，愈能容許更細緻的分工，生產力也會因高度的分工而有所提升。「一帶一路」的鴻圖大計若果成功，不但產品的世界市場可以大幅擴大，參與國際互相分工生產的工人也會大增，全球的GDP的增長也有新的動力。

 

創新科技的發展一樣需要市場規模的支持。為什麼內地環繞著手機的應用程式會發展得這麼快？透過手機，在日常生活中新出現的「方便」使人眼花繚亂，這顯然受惠於內地龐大的手機用戶，寫出了一個新程式，就算只有極低百分比的人使用，總人數也可以相當可觀，這便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誘因使人肯花費精力去搞創新。倘若「一帶一路」的成員國經濟更緊密結合，中國領先世界的電子交易、電子商貿及大數據的應用可以有更大的用武之地，前途不可限量，科技的進步亦可因「一帶一路」而加快。

 

趨避「金度伯格陷阱」的啟示

 

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的國際影響力日趨衰落，但美國當時仍未完全願意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致使世界舞台上並無有力可以一言九鼎的「武林盟主」，這或多或少都使國際關係陷入亂局，繼而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參戰後，卻又性情大變，不但充當了世界警察，而且還到處打仗，反而成為世界亂源之一。麻省理工大學曾有位著名的經濟教授叫金度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是戰後美國援歐重建的馬歇爾計劃的主要人物，他據一、二次大戰之間的經驗而得出一個結論，在一個超級大國衰退而又未有新的「盟主」出現期間，世界會出現極大的不穩性，十分危險，他的論述後來被稱作「金度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現時美國軍力依然強絕，但是否能以軍力維持其影響力漸成疑問，而且美國已提出「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這一漸趨內向的政策，這個權力真空誰來填補？中國素來內向，著重解決自身問題多於向外擴大影響力，但為求世界和平，不少國家都希望中國能在經濟等領域上多作領導，維持秩序，以免世界又陷入「金度伯格陷阱」中。「一帶一路」正可提供此一平台。

 

此種承擔「公共服務」的大國責任是要花費資源的，中國有無誘因這樣做？我看中國政府過去對此頗為猶豫，在國際事務上不願強出頭。我曾經聽過一位曾在中亞擔任過總理的大人物埋怨，中國分明已是大象，為何要扮作是老鼠？現在提出的「一帶一路」有可能改變這局面。「一帶一路」的策略涉及在相關國家搞基建搞工業，幫助它們發展起來，這不但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有利，對中國而言，亦可以主導書寫國際經濟新秩序規則，還可擴大中國的出口市場。中國的勞動力已比過去昂貴，本國的產業亦面臨轉型升級，把一部分勞動密集的產品讓予其他國家生產，可有助降低成本，壓低消費物價。

 

從長遠戰略來看，中國甚至香港特區，也不能不把未來的注意力多放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上。這些國家的總人口大約等於世界人口的六成，但GDP總產值卻只等於世界的三成。這意味著非「一帶一路」國家人均GDP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三點五倍，後者相對落後（雖然當中也有富國）。但暫時落後也有好處，所謂「後發優勢」可以發揮作用。落後國家科技與管理都不如人，但卻可以通過與別國合作生產或交流經驗而較快把它們的知識抄回來，不用從零開始，這意味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潛力比發達國家將來增長得更快，在國際經濟版圖上所佔的比重會越來越高。從長遠利益看來，當然不能忽視這發展更快的經濟體。

 

但此等結果卻不會無條件出現，最關鍵的條件是使它們都融入世界市場經濟體中，而第一步的障礙便是這些地方需要碼頭、公路、鐵路、機場等基建，沒有這些，它們如何與別國打交道？亞洲發展銀行估計在二○三○年前這些國家每年需要起碼一點七萬億美元的基建投資才可維持增長。香港實應參與這龐大的融資活動。

 

香港的融資與商貿經驗

 

第二步應是在部分的國家中建立出口加工區。在這方面埃塞俄比亞的經驗頗值得參考。此國人口過億，從前是最窮的國家之一，但近年經濟增長神速，每年平均幾乎有近百分之十的增長，據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調查，其人民對經濟的滿意指數在世界排名中僅次於中國屈居世界第二。二○一一年八月該國總理在時任世界銀行第一副總裁林毅夫教授的建議下，派了八十六人到東莞的華堅鞋業受訓，幾個月後，華堅便在埃塞開設工廠，先僱用六百人，並迅速擴至數千人，產品並向美國出口，其出口加工區亦因其他廠家相繼效法而急速發展。埃塞在過去十餘年亦加快投資基建。

 

這裏有兩點值得留意。第一，埃塞勞動力充裕，工資低，與中國當年在珠三角的工業相近，埃塞招商亦是選自己有優勢的勞動密集工業才去做。第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廠家不一定對其有足夠信心，未必肯向它下訂單。在珠三角發展初期，在國際上較得到信任的香港廠家到這些地方投資是其得到訂單的基礎，現在若要買家肯信任非洲的工廠，中國的投資或合作亦甚有幫助。因此，我們可以說，過去香港—珠三角加工區的模式已正被非洲複製，並已取得很大的成功。另一國盧旺達也正在複製同一模式。

 

港人是搞基建、金融與加工區的高手與先行者，在「一帶一路」計劃展開後，相關活動必陸續有來。假如港人不懂得擺脫那些不懂世情的民粹主義的羈絆，一向擁有的優勢便會發揮不出，香港也會失掉了這次機遇，港人都會是輸家，這便會是十分可惜了。

 

(TKP 2017-11-9)

多想方法 減都市固體廢物 (雷鼎鳴)

自18世紀工業革命後，世界經濟在大多數的年份都有所增長，人民的消費水平也持續上升，但經濟增長或物質文明的進步也會帶來代價，消費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垃圾也會出現，對地球及自己所居城市都會構成壓力。據世界銀行估計，在2012年，全球的都市固體廢物（Municipal Solid Waste，或簡稱MSW）產出總共有13億公噸，人均每天約1.2公斤。不過，一些發達經濟體的MSW產出卻遠超此數，例如新西蘭平均為3.69公斤、愛爾蘭3.58公斤、美國2.58公斤，連風景如畫的瑞士也有2.61公斤，但一些窮國卻有低過0.1公斤的。

香港2015年的相關數字是1.39公斤，稍高於世界的平均，但香港地少人多，現在主要靠堆填區處理MSW。在2002年，當時負責環境與運輸的廖秀冬局長突然致電我，說再過幾年堆填區都要滿了，形勢險峻，要成立一個委員會研究用甚麼科技去處理MSW，並邀我加入該委員會，當經濟小組的組長。翻查資料，在2002年前後，建築廢料特別多，應該是與「八萬五建屋」有關，以此等數據推算，堆填區的確很快便難以應付，可幸房屋建築隨後減產，MSW的壓力得以紓緩。從2002至2009年間，香港的MSW年產量都在逐年下降，其後兩年也沒增加多少，這也難怪政府在2012年間有信心提出一個目標，把棄置在堆填區的MSW從2011年的每人每天1.27公斤減至2017年的1公斤或以下。這個目標顯然實現不了，最近幾年，棄置在堆填區的MSW不降反升，2015年已升至每天每人1.39公斤。

須研怎增加回收率

為甚麼這目標實現不了？其中一個原因我相信仍是經濟。從2011至2015年，在堆填區棄置的建築廢料上升了26%，這顯然是由於這幾年房屋建築加快所致；商業廢料則增加了18.8%，連家居廢物也上升了8.3%。不過從數量上來看，MSW的回收量從2011年的3.02百萬公噸降至2015年的2.03百萬公噸，恐怕才是堆填區壓力增加的主因。環保政策不能不研究如何增加回收率。

當然家居減廢也是必需要做的。3月時政府推出過一個「污者自付」計劃，主要是要在2019年開始，丟棄家居垃圾要用政府提供、並非免費的垃圾袋，及在過渡期住宅大廈的垃圾桶有一「按桶」制度。經過幾個月的諮詢，「按桶」制度會取消，垃圾袋收費則會保持，大型家用品如床褥、梳化等不能用垃圾袋，指定標籤費用劃一為11元。

垃圾袋收費是合理的做法，符合「污者自付」原則。香港人多數住在大廈的單位中，要交管理費，當中含垃圾費，但交了固定的管理費後，無論生產了多少家居垃圾，都不用額外交費。此種模式近似社會主義的「大鑊飯」，居民並無足夠誘因減廢。要打破此種局面，需要人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製造垃圾愈多，便要付多些錢。這是極簡單的經濟學，但如何貫徹，卻要考慮怎樣降低交易成本，以求平衡。

利用科技締造多贏

美國的一些州份，例如最重視環保的加州，每月垃圾費多少，要看你租用的垃圾桶大小而定。家中人多的，便要租較大的垃圾桶（當中有載入不同類型廢物的垃圾桶），可載入較多的垃圾，但收費較貴，倘若租用了太小型的垃圾桶，廢物滿瀉，處理垃圾的公司會拒絕替你收垃圾。香港人煙稠密，這方法行不通，購買指定的垃圾袋已經算是較好的方法了。至於垃圾袋收費多少才算合理並能有效減少MSW，可能要經過一段摸着石頭過河的過程。現時建議的每一公升收費0.11元，一個普通家庭每月可能要交30至40元買袋，港人應可負擔得起，是否有效減少廢物，將來才知，若效果不足，費用可調整。不過，除了在大廈的垃圾桶附近安裝電眼，也不易防止有些人不用指定的收費垃圾袋去丟棄垃圾。

我估計上述方法可以減少一些家居垃圾，但如何有效回收仍是個挑戰。最近有來自瑞士的友人到訪，他的公司掌握一種技術，可從MSW中抽取各種有價值可以賺錢的物質出來。現代科技不停進步，政府及社會都應多注意有甚麼新科技可在MSW處理上造成多贏結果。

(Sky Post 2017-11-3)

 

一言可以興邦 (雷鼎鳴)

　　上月有位我在美國教書時的博士學生到訪，相談甚歡。他現在是跨國企業的高層，常要到非洲處理業務。我因剛要為嶺南大學籌辦的一個「一帶一路」研討會作準備，連忙向這位學生查詢他在非洲的所見所聞，他特別點出，加蓬雖然較豐裕，但這只是因其天然資源豐富而已，本身經濟並無堅實基礎，但埃塞俄比亞不同，近年其經濟發展神速，而且把廣東出口加工區的模式整個地抄了過去，大有日漸走上工業化的態勢。

 

　　我對埃塞俄比亞頗有印象，美國的皮優（Pew）研究中心近年的一次跨國調查顯示，人民對經濟的滿意指數，埃國全球排第二，僅次於得分九十的中國。為甚麼她的人民如此樂觀？我翻查了資料，發現埃塞不但大搞出口加工區，而且多方融資搞基建，中國、土耳其、印度等國都有投資。

 

　　從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非洲很多國家的經濟不但沒有進步，人均收入大幅度地萎縮幾乎為常態，它們似跌入了一個貧窮陷阱中，無法自拔。埃塞人口過億，是有名的窮國，它是如何走出此陷阱？再查了些資料，發現它過去十年，以接近每年百分之十的經濟增長率不斷發展，人均壽命教育等等指標也都在進步。我的學生告訴我，它的現任總統是北京大學畢業，資料顯示，他在北大讀了近十年，大學畢業後還讀了國際關係博士，不過該國總統無實權，首相才有。

 

　　在一帶一路的研討會中，剛巧科大舊同事、現時在北大的林毅夫也有參加，他是非洲通，我連忙貫徹數學大師華羅庚的名言，不要怕班門弄斧，弄斧必須在班門，以埃塞為例子，大談一帶一路。果如預期，毅夫十分熟悉此國，在二○一一年三月，他仍是世界銀行第一副行長時，便向埃塞首相梅萊斯（Meles Zenawi）介紹過中國的經驗，並建議他到中國招商。同年八月梅萊斯首相應約到東莞招商，十月東莞的華堅鞋業到埃塞訪問，並招募了八十六個工人到東莞受訓。次年一月，華堅在埃塞投資，僱用了六百個工人，五月份便開始向美國出口，十月份該廠工人已達二千人。華堅的迅速成功吸引了更多的投資者，埃塞政府新建的工業園亦不斷擴張。

 

　　此種出口加工區模式成功有其原因。非洲是勞動力充裕的地方，適合生產勞動密集產品，在開始階段，買家信不過這些國家自身的工廠，先有國際經驗的中國廠商投資，較易使買家有信心；正如三十多年前港商在內地當開荒牛一樣。將來埃塞自會出現其本國的企業家。中國產業升級，勞動密集產品轉到別國生產，雙方都有利。

 

　　埃塞的成功影響所及，別國紛紛想複製。曾聽聞有位非洲總統到北京訪問時，毅夫剛好不在，這位總統竟特意多留兩天等毅夫回來，請教他發展之道。我問毅夫這位總統是誰，答曰是盧旺達總統Paul Kagame，盧旺達在一九九四年時仍有一百萬人的種族大清洗，但近年卻一樣經濟進步神速，加工區亦已設立。正確的建議，確可一言興邦。

 

(Headline Daily 2017-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