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我為本報撰寫〈民主政制能否推動經濟增長？〉一文之前，曾經檢視過好些行內有關此問題的研究文獻，其中最重要的是麻省理工經濟教授阿塞莫路（Daron
Acemoglu）等人的論文，因為他們大量採用了「自由屋」（Freedom House）所收集有關不同國家民主或自由程度的數據，所以我也造訪了「自由屋」的網站，以求了解它數據的計算方法。
曾懷疑特朗普有精神病
這個「自由屋」似是力求推動民主的組織，在其網站中卻可見到一個重要的訊息︰從2006至2018年，全球有113個國家民主呈倒退現象，只有62個國家的民主指數有所上升。「自由屋」更直言，全球民主倒退每年如是，已持續了12年，所以民主制度正在面臨着數十年來最嚴峻的挑戰（上月拙作手誤把Freedom
House錯寫為Random House，致歉。）。
只要有留意近年世界大勢的，應不會對「自由屋」的擔憂感到驚訝。有些歐洲國家的選舉差點選出了一些法西斯主義信徒當元首，去年底美國一批知名精神病醫生聯名指出特朗普很可能是心理變態者；英國脫歐公投後，不少投脫歐者紛紛後悔，他們本以為一定脫不了歐，所以才鬧着玩。
凡此種種，不免使人懷疑民主政制對保障人民福祉是否可靠。若我們再多看更深層次的數據，還可看到更多使人不得不思考的狀況。美國有個叫「皮優」（Pew）的跨國民意調查機構，根據它的調查，有幾個國家不但有九成左右的人民對本國經濟十分滿意，而且也有接近九成的受訪者認為下一代將比這一代活得更好；這幾個國家是中國、越南、埃塞俄比亞。
不過，也有一大批國家，人民不但不滿現時經濟表現，而且認為下一代會活得更好的人只佔一兩成，法國、意大利、日本都屬此列，連美國也只得32%的受訪者認為下一代可活得更好。
在中國、越南、埃塞俄比亞等國，在可見將來發生革命的機會極低，除非其政策大改。歷史上我想不到有哪一次革命是在人民極樂觀的時候能出現的。至於西方國家人民的悲觀，倒也使人驚訝，究竟她們的制度出了什麼問題？更要命的是，對長遠前景最樂觀的幾個國家，在「自由屋」的民主評分中，都屬於最低的等級，但悲觀情绪最充斥的國家，民主評分卻屬最高的級別！「自由屋」的擔憂豈非無因！
我們當然可以說樂觀及悲觀的受訪者都是豬油蒙了心，他們的意見作不得準。但若如此，我們更應多用客觀事實去評估民主制度的得失。上月拙作已指出，並無證據足以顯示民主制度能促進經濟增長。在一些長年經濟停滯不前的赤貧國家中，其政制往往是獨裁的，我完全相信多一點的民主和自由可為這些國家帶來經濟的增長，但對民主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率這一假說最有力的反驗證，是中國。她在「自由屋」民主等級中最低，但世上有五分之一人口在她的制度下生活，卻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長期經濟增長。
民主指數與堅尼系數的關係
若以成效來評估民主選舉這一政體，除了是否能提高生產力或增加經濟增長率外，尚有一個很重要及不少人都接受的標準，那便是民主政制能否使收入分配較為均勻。我不認為收入應非常均勻，有些不均有利回報那些較努力工作和學習的人，是好事；但若社會貧富極度懸殊，卻總會帶來不穩，有些人也會認為不公。但民主社會收入分配是否較為平等？
這個問題也是經濟學中一個多人追求的「聖杯」，作過有關研究的人不知凡幾，總結其結果只有3個字︰不確定。這沒什麼好奇怪的，西方民主國家雖有北歐式的福利社會主義，人人收入較接近，但也有英美等國家所謂1%對99%之爭，大量財富與收入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上，所以就算未做有系統的研究，我們已足可對民主可促進收入均勻這一命題產生懷疑。
在實證上，我不喜歡只是看別人的結果，若是可能的話，我也會做一些較簡略的工作，以作印證。既然上述的「自由屋」網站已經有系統地存有200個國家歷年的民主指數，而簡便的（但不一定最理想）量度收入分布的指數——各國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也可在網上輕易下載，那麼收入分布與民主是否有關也不難找出個定量答案。
民主與收入分布的關係有不同的層次。最粗略的做法是，用計量經濟學中的回歸分析檢驗「自由屋」的民主指數與基尼系數有無關係，結果是，在這層次上關係頗顯著（在統計意義上），即民主程度愈高，收入分布愈平等。「自由屋」有好幾個量度自由或民主政制的指數。
此外，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亦有獨立量度的各種自由民主指數，但無論用哪一種指數，全都可得到近似的結果。
這是否已可確立民主體制有利促進收入平等？這卻未必。我注意到經濟的發展水平，即人均GDP與基尼系數關係一樣是十分密切，若把人均GDP及民主指數同時都當作是解釋基尼系數的變量，結果立時改寫︰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人均收入愈高，收入分配愈平等，但民主指數對收入分配已再見不到影響力。用較簡單的語言道來，若兩個國家人均收入接近，較民主的國家不見得比較獨裁的國家收入分布更平等。這結果與行內其他更嚴謹的研究成果大致上符合。
戴維德定律未必放諸四海皆準
為何上文中我提出民主指數似對收入分布有影響？其實這與民主的特性有關。這裏有兩個有數據支持的假說︰第一是民主對經濟增長的速度無甚作用；第二是富裕國家，即人均GDP較高的國家，通常民主程度會較高，這兩個假說並無矛盾。民主雖未能幫助經濟增長，但民主可視之為「奢侈品」，在經濟學用語上，這名詞的含義與日常用語稍有不同，「奢侈品」在經濟學上的特性是當人民收入上升1%之時，對這消費品的需求量會上升超過1%。
換言之，富裕國家人民既多已經濟獨立，很多人都希望對誰當領袖有話語權，所以很多富裕國家都會選擇民主制度。
從上可知，收入上升會增強對民主的需求，收入高的國家的基尼系數較低，所以我們在民主指數高的地方較易見到低的基尼系數，但其實因果關係並非是民主造成更平均的收入分布，一旦加入了人均收入這因素，民主與平等收入分布這關係，便在計量經濟的估算結果中消失掉。
為何民主並無使到收入分布平均化？在理論上，本來根據所謂的「戴維德定律」（Director's
Law，Aaron Director是從前芝大重要的經濟學家，他是佛利民夫人的兄長），民主有可能使收入更均勻，這是因為在歐美國家，中產人數眾多，而且他們參與投票的比率高，所以容易令政府從最富有及最窮的人身上抽取資源補貼他們。
一個典型例子是，中產子女多有入讀政府資助的大學，窮家子女卻較難入讀，富家的則看不起這些學校，他們要去更貴族的學校。不過，不同國家國情不同，中產的力量也未必處處都這麼有影響力，所以「戴維德定律」似非真的定律，未必放諸四海皆準。
我過去也屢有指出，不同的民主國家都會產生利益集團，它們並非代表社會整體利益，有些政治技巧高超的往往能主導議題，甚至推動只對他們有利的法案，民主制度被利益集團騎劫的屢見不鮮。如此一來，收入分布取決於哪些利益集團更有政治力量，這顯然不一定可以保證收入分布更均勻。
既然民主制度並非促進經濟增長及令收入較為平均的良方，世界上對此制度抱着懷疑態度的人自然不會少。這也就解釋了為何「自由屋」察覺到全球的民主化進度已出現倒退現象。
民主制度有優點有缺點，優點之一是權力的繼承較為平穩，缺點是容易被不同利益集團利用，出現內耗，選出的領袖往往是平庸之輩。若要民主體制得到更多人接納，需要的條件是從內部改善民主體制，而不是像美國的以飛機大炮去消滅一些不認同她的所謂「普世價值」的人民與政府。
(HKEJ 2018-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