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人計劃」與排華 (雷鼎鳴)

最近美國華裔科技學術界流傳着一種說法，聯邦調查局（FBI）會密切監視那些曾獲中國頒發「千人計劃」資助的學者，甚至建議將他們全部炒掉，以防他們竊取知識產權云云。

 

此種耳語或媒體上的報道，也許含有不少別有用心的炒作，但它為人注意，應該與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及科技戰有關。8月美國主要的生物與醫療研究經費提供者「國家健康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所長哥連斯（Francis Collins），寫了一封致近萬個收過NIH資助的科研單位或大學實驗室，鼓勵他們可與FBI多了解一些安全事項，此信可能火上加油，使傳聞得到一點根據。

 

北京大學理學院院長國際知名的神經科學家饒毅寫信，怒斥哥連斯向特朗普主義屈服，政治干預一向公開的國際學術交流，NIH資助的研究與國防無關，NIH並不擁有受資助實驗室的研究成果，為何發此通告？哥連斯回應說饒毅想多了，他並無針對中國，且珍惜學術交流。但猶記得50年代麥卡錫狂潮時被迫害的錢學森及更近一點的美籍華人科學家李文和冤案的華人社會，哥連斯的辯解恐未夠說服力。

 

屈於政治 學術自由被干預

 

這個「千人計劃」是甚麼一回事？香港學界不少人對它都會熟悉，它的全名是「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計劃」，2008年啓動，是內地眾多吸引學術創新及創業人才的計劃之一（另一著名的計劃是「長江學者」）。它的基本要求是成功申請者要有博士學位，55歲以下，在國外著名高校或科研院所擔任教授職務，也歡迎企業金融機構的專業技術及管理人才，這些人要擁有自主的知識產權。獲批者有不少於100萬元的一次性免稅補助，其工資中亦有多種稅務優惠，但每年在內地工作不能低於6個月。「千人計劃」中後來又設立了所謂「短期千人」的計劃，參與者每年只用工作2個月以上。

 

美國若真的要針對「千人計劃」，矛頭理應是指向那些「短期千人」的參與者，因為「長期千人」的目的根本是希望這些學者徹底回國，美國政府若要各大學炒掉他們，豈非正中中國政府下懷？至於「短期千人」的人才，他們在美國應有正職，美國的大學1年只有9個或10個月薪水，暑假時他們可到內地工作2、3個月，並無違反大學規則，這在學界常見得很，甚至有時被視作一種榮譽。

 

不過，「短期千人」在內地也頗引起爭議，有些人認為他們只是回國玩玩，收了錢後卻無大貢獻，在大約3年前，除了西部及東北地區的單位可聘請「短期千人」的參與者外，此計劃已被廢棄。美國政府若是針對他們，便有點後知後覺，除了那些願意到較落後地區的少數學者外，FBI恐怕找不到多少有用的對象去調查。

 

我的一位同學及老朋友，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教授3年前撰文，狠批取消「短期千人」的不當，短期來華的學者平均質素遠高於「長期千人」，前者下不了決心長期回國，多是對工作生活環境及政策沒把握，他們需要一段時間磨合才會回國。

 

放棄美籍 回國打出一片天

 

事實上，有多位頂尖海歸學者在過去也只是短期回去，建立了實驗室後才徹底歸國，上述的饒毅及清華的前副校長現在的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等著名學者，都經歷過這過程才放棄美籍，在內地打出一片新天地。中國投放在科研的資金急劇增長，特朗普卻意圖大削研究經費，內地科研單位的條件比前吸引力大得多，若美國政府要迫害華裔科學家，可能有助這些猶疑不決的人更快地加入海歸行列。其實，香港也應打他們主意，吸引他們到港。

 

美國政府的虛偽有時會使人大惑不解，申請到美國讀書的人在美國的領事館中，若被問到畢業後會否留在美國，一定要表明絕不會這樣做，否則簽證不會被批。但美國的國力卻建基於吸納了大量世界人才之上，美國今天的科技界，泰半骨幹都是華人與印度人，若華人都回到中國，美國的科技必遭重大挫傷。2017年，據《自然》雜誌統計，中國在全球最頂尖的68份科學刊物共發表了9,087篇論文，排名世界第二，只及美國的46%，但與2012年相比，中國的論文數量增加了100%，美國卻停滯不前，甚至下降，以此態勢，5到10年間，中國或可超越美國。若美國排華，這改變便更快了。

 

(Sky Post 2018-9-28)

獵巫的今昔 (雷鼎鳴)

　　人類真的可能不是善良的動物，他們遇到逆境時，往往只會諉過於人，心中充滿仇恨，想着如何報復，無興趣檢討逆境是否來自自身錯誤，荀子的性惡論比孟子的性善論很可能更接近真實。

　　為何有如此感性看法？近日翻閱經濟學術期刊，有一篇2004年的論文，是有關歷史上歐洲的獵巫的。原來從1300年至1800年，亦即重現人本主義的文藝復興年代加上科學大飛躍及工業革命的年代，理應思想走向開明的歐洲，竟有100萬名被誣揑為女巫的無辜婦女（其中小部份其實是男巫），被活活燒死。這些受害者大多來自貧困家庭，且是寡婦，絕對是弱勢社群。而迫害她們的「衞道之士」，跨越宗教，有天主教的，亦有基督教的，亦跨越地域，南歐、北歐、東歐、西歐都有，甚至在美國教育最發達的麻省也有。迫害者大都相信這些「女巫」懂得巫術，要燒死之才可放心。

　　為何廣泛地出現此種慘劇？有證據顯示，審判女巫的數量與氣候變化有莫大關係，那段時期被稱為「小冰河時期」，平均溫度比過去低了攝氏一度，每逢溫度下降的年份，農產與經濟增長都會下降。人民生活變得困苦，他們便會找出氣袋，不經大腦地硬是把一切不幸的成因賴在一些無力反抗的婦女身上，燒死她們以作發洩。

  上述論文是一位曾在芝大任教現在則在布朗大學，很具才華的女經濟學家奧斯德（Emily Oster）所寫，是她在哈佛本科生的畢業論文，在其讀博士時正式發表。奧斯德來自經濟世家， 父母皆是經濟學家，我與她有一飯之緣，她十多年前曾研究過中國的肝炎有無影響新生嬰兒的男女比例，名噪一時，但可惜其結果有誤。

　　獵巫此等殘忍愚昧的行為會否只發生在過去的歷史中，今天的社會已將其根除？抽象地說，獵巫的心態並未消失。不少美國人民的收入近二三十年升幅甚少，外貿赤字也大，特朗普不去找出真正原因，卻成功地誤導了不少美國人，告訴他們是其他國家不公平對待美國所致。其實這些問題都是美國內部自己產生的，經濟學界，無論政治立場如何，早有共識，美國的貿赤是由於美國人是大花筒，其內需大於生產值所致，與人無尤。但諉過於人對解決問題雖無補於事，卻為民粹所喜，只要看看網上這些人的排外仇恨言論，便知古代的獵巫心態一直都根深葉茂。

　　獵巫的特徵是感到挫敗的人不肯理性探討自己遭到困苦的原因，只是胡亂找替罪羔羊，把一切污水都潑在別人身上，當中的語言或行動的暴烈往往使人看到極端的仇恨。

  今天的香港政治經濟環境並不埋想，按照上述的研究，香港一樣會出現獵巫的心態與行為。觀乎網上充斥的一些仇恨言論，獵巫在港可能已是風土病。

 

(Headline Daily 2018-9-28)

地緣經濟 中美互撞 (雷鼎鳴)

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雖然害人害己，仍應視作是美國地緣經濟（Geoeconomics）策略的一部分，更準確一點，是地緣經濟的一個錯誤運用。

甚麼是地緣經濟？兩年前有兩位國際關係的學者Robert Blackwill 與 Jennifer Harris出版了一本書《War by Other Means》（譯作：使用其他手段的戰爭），把此名詞定義為「倚靠經濟工具去提升及捍衞國家利益，達成有益的地緣政治成果，並考慮到其他國家經濟活動對己的影響。」

美國三種手段攪局 從中獲利

世界上地緣經濟玩得最投入的當推美國。從前美國遵從「門羅主義」，閉關自守，但自二次大戰後，卻愛上了世界警察這一角色，當中也獲取到不少政經利益。美國的工具主要有三︰一是每年花費GDP的四個百分點建設了超強的軍事力量，在世界多處駐軍，一不合意便對別國狂轟濫炸。二是利用特工組織，在不少地方煽動暴亂，以便把親美勢力推到台上。三是使用經濟手段以達成其政治目的。

第一種工具要付出財力及生命的巨大代價，效果也不盡如理想，甚至會使美國泥足深陷，而且特朗普更對付出了巨大軍費而耿耿於懷。第二種工具成本低得多，但觀乎幾個顏色革命後，相關國家一片亂局，反而成為美國要宣傳的意識形態的反面教材。第三種工具，美國一直用得較純熟，當會繼續被重用，貿易戰就算失敗，也不會使到美國放棄地緣經濟的工具。

美國使用地緣經濟工具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部分應是與石油有關的戰略。早在70年代美元不再行使金本位時，美國便說服了最大的石油輸出國沙地阿拉伯，買賣石油要以美元結算。如此一來，美元在國際上便有重大的基本需求，一張張從印鈔機印出來、沒有內在使用價值的紙張便有了強大的認受性，各國亦爭相用美元作儲備貨幣。這些國家如何得到美元作儲備？是靠輸出有價值的商品到美國，換取從印鈔機滾動出來的紙張，美國的外貿赤字愈大，愈顯示出她靠美元賺取到龐大的利益，只是特朗普不學無術，不明白此道理而已，明白此點的，則被他趕走或自行拂袖而去。

近年美國玩石油經濟又玩出新花樣。因為頁岩層提煉石油的技術有突破，美國對石油進口的倚靠日益減低。據官方統計，2008年美國進口原油3,419億美元，2017年已降至1,326億美元。反觀出口卻日見增長，2008年美國出口的原油只有10億美元，到2017年已達224億美元，若加上其他石油產品，更高達1,096億美元。假以時日，美國成為石油的重要淨出口國並不為奇。在此態勢下，石油價格又可成為打擊對手的工具。俄羅斯是世界第二大的原油出口國，2017年出口原油933億美元，石油價格下跌可大大打擊俄羅斯的財政，美國減少入口，增加出口，正可達到壓低油價的目的。但另一方面，美國購買石油的數量持續下降，但中國卻上升（去年入口原油1,622億美元），石油最大買家變成是中國，美元是否有能力充當石油結算單位，將來不免存疑。

複製中國經濟模式 影響漸增

中國也是地緣經濟的高手，中國經濟持續上升，其經濟影響力已日見巨大。在台灣問題上，承認台灣的國家已所餘無幾，當中原因恐怕與中國的經濟實力有莫大關係。中國與非洲的關係特別密切，不光是中國在不少非洲國家投資甚大有關，而且是因為很多國家過去以西方世界為師，但經濟卻跌入貧窮陷阱，老是翻不了身；近年學習珠三角模式，卻大有所成，埃塞俄比亞甚至成為世上對經濟前景最樂觀的國家之一。有朋友在非洲經商，也有朋友到非洲及中東旅遊，據他們告訴我，這些地方中國的影響力隨處可見。我相信「一帶一路」不單是由上而下的概念，而是建基於早已發生的現實情況之上。

中美之爭，發生軍事衝突的機會頗低，但地緣經濟互撞卻在所難免。

(Sky Post 2018-9-21)

十年前應否救雷曼？ (雷鼎鳴)

　　二○○八年九月中雷曼得不到美國政府的幫助，終於垮了下來，即時引爆了金融海嘯。究竟當年美國政府應否挽救雷曼，到今天仍是政經金融界很具爭議的問題，誰也不能保證，類似的事情不會再發生。

　　雷曼倒閉前的幾個月，已有貝爾斯登事件。二○○七年七月十六日，貝爾斯登宣佈旗下兩個對沖基金幾乎蝕乾蝕淨，它立時處於風雨飄搖中。二○○八年三月十四日，紐約聯儲局終於出手打救，聯同摩根大通提供二十八天緊急信貸，接着摩根大通更以每股10美元的價格收購了它，股價大幅低於一年多前高峰價的172美元。貝爾斯登的問題是槓桿比率高達35.5倍，111億美元的本錢，卻擁有3950億的資產，後者只要貶值3%，它便資不抵債。

　　雷曼情況與貝爾斯登有相似之處，槓桿也是超高，它的經營模式是不斷向市場舉債，再運用資金生利。當時雷曼每月要借入1000億美元才可生存，但在二○○八年九月八日美國政府決定為引致次按危機的房利美、房貸美包底，乾脆將其國有化，市場對雷曼擁有的資產是否有毒，大起戒心，不再願意向它提供廉價信貸，雷曼便大事不妙。

  美國政府此時也要決定是救還是不救？最終的決定是不救！其實在救了貝爾斯登後，美國政府已頗為後悔，為何要救一家管理不善的企業。

　　要判斷是否應救雷曼或情況相似的金融機構，應該先訂好一些客觀標準，而不是事急時拍拍腦袋下決定。我認為應有三個準則。

　　第一個準則是假若不救，某金融企業垮台後，其引起的連鎖反應會有多大？按照這個準則，金融海嘯帶來的損失雖不如當時某些悲觀者所相信的天要塌下來，但後果卻也足夠嚴重。若挽救雷曼真能阻止金融市場崩盤，那麼雷曼應救。其實三十年代的大蕭條，起因也是因為美國聯儲局內部有權力鬥爭，不肯接納紐約聯儲局的建議，打救一家出現短期資金周轉困難的中型銀行「合眾國銀行」，以致出現擠提，經濟學大師佛利民在其巨著《美國貨幣史》中便曾對此決策大加批評。

　　第二個準則是這金融機構是否救得了或是值得救。貝爾斯登的風險管理差勁，美國政府雖有出手相救，但其價值也所餘無幾。雷曼在二○○八年三月至九月期間本來也可在市場得到融資，但它卻嫌條件不夠好而拒絕，因有貝爾斯登為先例，故相信政府必會打救，終於咎由自取。反觀上述的合眾國銀行，本是一十分穩健的銀行，其資金周轉困難也被證明是暫時性的，聯儲局卻沒有去救，終鑄成大錯。按照這一準則，但凡是一向風險管理不錯的銀行，應救，習慣性地不理風險胡來的則不救，雷曼不應救。

　　第三個準則是救了以後會否引致更多的道德風險，使到一些投資銀行以為政府必會包底，更為有恃無恐。本來包底自會製造道德風險，所以更準確的說法是政府有無相應政策加強控制道德風險。觀乎過去十年金融界這方面進步不大，基金經理仍有強烈誘因選擇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因輸了的話也只是別人的錢，贏了卻可獲利，所以若雷曼事件重現，仍會有人打死狗講價，政府救與不救，依然會處於兩難。

 

(Headline Daily 2018-9-21)

 

金融海嘯10周年祭與免費午餐 (雷鼎鳴)

時光飛逝，金融海嘯發生竟已有10年。回想2008年9月中雷曼爆煲的那天，我剛好在日本東京開會，回港後，但見市場、政府及評論界一片愁雲慘霧，猶記得當時的主流思想是天快要塌下來、海嘯後世界經濟的處境可能比30年代的大蕭條更嚴重、建築在私有產權之上的自由市場制度也十分脆弱云云。我當時花了好些時間細想此事的前因後果，在報章上寫了好些文章及多次被邀演講（部分文章後來收集在拙著《中國與世界經濟大變局》一書中），今天重讀這些文章，並不覺得要修改甚麼。

我當時是極少數的「樂觀派」，相信在2008年10月底左右海嘯已基本上結束，金融市場資產價格的波幅雖可把人嚇得半死，但對經濟更具影響力的，卻是實體經濟中是否還有重要的增長動力，而美國的生產力進步依然不錯，但歐洲搞了太多福利，體弱血虛，歐洲的復甦比美國慢。果其然，美國經濟傷得不深，香港股票及樓價都有V形反彈，歐洲後來卻出現了歐債危機。10年過後，我們倒應總結經驗，看看哪些地方做對了，及甚麼問題仍未解決。

金融海嘯的源頭是次按危機。在克林頓時期，美國政府已鼓勵其國人買房子。美國人不喜儲蓄，首期付款是個問題，但銀行卻大開綠燈，不少還錢能力成疑的人都可得到樓價95%甚至100%的按揭，此等債務質素低下，故有次（級）按（揭）之說。

貪婪製重重泡沫

次按帶來了以不同形式出現的道德風險，不少人爭吃免費午餐。從購樓者的角度看，他們本應關注風險，衡量自己是否過度消費、有無還錢能力。但若有接近100%的按揭，等於銀行替他們包了底︰若樓價上升，他們有賺；若樓價跌破按揭金額，他們大可走數，把樓宇交給銀行便是，蝕極有限。美國天大地大，欠下爛帳破產，後果並不嚴重。銀行肯提供高成熟按揭，本身便等於向買屋者送出免費午餐。

但銀行為何如此愚笨，不理自身風險？這是因為另有人給她們送免費午餐。銀行把按揭證券化後，可把此等債務賣給房利美或房貸美，從此以後，原本的按揭人是生是死便與銀行再無關係。銀行等於是扮演了經紀的角色，爭取了按揭的客戶後，便把按揭賣給兩房，賺了中間人的手續費。

兩房為何又肯買入這些按揭證券？另一種免費午餐又在過程中出現。兩房雖不是政府所擁有（2008年9月8日美國政府才將她們國有化），但市場普遍相信她們與政府關係密切，若出事，政府會包底，所以樂意低息向她們貸款，兩房得此廉價資金後，即可大量購入銀行的按揭證券。

免費午餐無孔不入。低質素的按揭涉及大量風險，所以持有這些證券的投資者要買保險，這便形成了當時的CDS等保險票據。若風險沒有變成真正的危機，保險票據，尤其是有數十倍槓桿的票據有巨利可圖，買了保險的投資者便不用太害怕按揭變成壞帳了。但為甚麼擁有CDS等保險票據的投資銀行如此勇猛，不怕房地產泡沫爆破後要承擔的風險？要知道受到CDS所「擔保」的資產一度高達62萬億美元，4倍半於當時美國的GDP。

這是因為有些投資銀行的CEO也在吃免費午餐。投資銀行雖是資本主義的重要符號，但其實她們的產權結構更接近「公有制」。這些銀行並無老闆，股權極度分散，以當時的美林為例，CEO是最大的持股人，但他也只擁有0.07%的股權。美林42%的股權為基金公司擁有，但這些基金也只是由千千萬萬的投資者所擁有。從投資銀行的角度看，高風險高回報才是她們的至愛︰若回報夠高，她們可分到紅利；若虧了本，只是別人的錢，他們可全身而退。到今天，投資銀行缺乏老闆或私有產權及由此引伸出的免費午餐問題尚未解決，甚至使人忘懷，將來問題還可能再現。

美對華恩將仇報

美國靠量化寬鬆讓聯儲局購入銀行的有毒資產，算是應對正確，但其後遺症卻是引起其他地方資產價格的過度上揚，香港樓市亢奮，部分原因也由此而起。量化寬鬆使美國避免了一次大蕭條，卻也同時使她失去了一次糾正過度用錢的毛病。美國的內需（消費加上投資）大於她的生產，多出來的需求如何填補？是靠貿易逆差，即其他國家向她輸出商品，美國只寫下欠單或多印刷鈔票便可。這本是以中國為主的其他國家救了美國一命，但現在美國卻反發動貿易戰，其又食又拎的心態已被特朗普當作理所當然。

(Sky Post 2018-9-14)

美若對日發動貿戰有何後果？ (雷鼎鳴)

    特朗普會否對日本發動貿易戰？若然會，又有甚麼影響？

　　按照特朗普的性格與邏輯，向日本發動貿易戰是完全有可能的，問題是時機及會否被他的顧問勸阻。事實上，日前特朗普已暗示日本在貿易上若不聽美國的指揮，他與安倍的良好關係便會煙消雲散。

　　在貿易逆差上，日本顯然也是美國重要的打擊對象。據美國官方統計，2017年美國在商品貿易上共錄有8075億美元逆差，在服務業貿易上卻有2552億的順差，但特朗普政府為求突顯自己受「不公平貿易」所害，卻老是只談前者，不理後者。在這八千多億的商品貿易逆差中，對華的逆差是3756億，對歐盟是1514億，對日本則是689億。

　　這些官方數字其實頗為誤導，例如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中，相當大的一部份根本不是中國製造（蘋果手機在中國組裝，元件大多不是中國貨，數百美元的手機不到十元屬於中國製造，但美國卻把整部手機的價值都當作是中國出口）。不過，在政治宣傳上，特朗普既然要扮受害者，我們也不妨按照上述數字去推演其邏輯：中國是造成美國逆差的頭號國家，所以要重點打擊，歐盟替美國製造的逆差是第二大，當然也要向其商品徵收關稅，但在開始階段，火力宜集中在中國，所以對歐盟仍未全面開戰。來自日本的逆差也很大，可列為第三號敵人，開火是遲早而已。

　　日本對此頗為苦惱。在美國向其他國家發動貿易戰期間，日本企業早已被殃及池魚。近日一個對日本114家大型企業的調查顯示，六成以上的企業聲稱貿易戰已傷及其利潤。將來若美國向日本徵關稅，多半會針對日本的汽車及零件，在2017年，日本出口到美國的汽車及零件共達555億美元，佔其GDP 1.14%。雖然向這些商品徵稅並不意味着日本的損失會高達555億美元（日本可把資源轉為生產其他商品及與其他國家貿易），但日本數十年來經濟已停滯不前，當然不想屋漏兼逢夜雨。

　　日本會否反擊或只是吃個啞巴虧？政府若反擊，民望會好一點，但日本軍事防衞上倚賴美國，而且日本民族性習慣崇拜強權，期望她與美國大打一場貿易戰有點不切實際，除非她能從1985年《廣場協議》的教訓中痛定思痛，則作別論。但若她對美的出口受到影響，便更需與中國搞好經貿關係，以彌補損失。

　　美國向中國、歐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發動貿易戰，是否能減低其貿易逆差？我過去多次指出，貿易逆差等於國民總儲蓄減去國民總投資，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規律。美國人的消費巨大，所以儲蓄率低，容易出現貿易逆差，倘若美國人繼續做大花筒，消耗大於生產，便不可能不出現逆差，與多少國家打貿易戰都無補於事。這本是經濟學101的常識，但既然如此，倘若美國沒有出現經濟衰退，因而消費並無減低，那麼我們便不會見到多場貿易戰後美國的貿易逆差會有所縮減。特朗普顏面無存，可能反而會對世界更多的地方徵收更重但依然是害人害己的關稅，日本是一個依靠貿易的國家，當然會受害。

　　美國的經濟學家對特朗普的貿易政策一直劣評如潮，這與這些經濟學家政治取向並無關係，例如得過諾貝爾獎的左傾經濟學家Joseph Stiglitz便斷定美國對華貿易戰必輸，也是諾獎得主但右傾的Tom Sargent最近一樣指出特朗普低估了中國。美國害人害己，世界的經濟難免會受挫。

 (Headline Daily 2018-9-14)

取錄新生如何才算公平？ (雷鼎鳴)

哈佛大學最近被一個叫「支持公平收生」的學生組織告上法庭，美國司法部上周更公開站在這學生組織的一邊，指控哈佛收生不公平，歧視亞裔美國學生。

有何不公？該組織分析過從2000年至2015年共16萬名申請人的數據，發現美籍亞裔申請人的公開試分數及學業成績平均都一向高於其他族裔，但哈佛收生時用上了一項頗為含糊且充滿主觀性的標準，叫「可愛程度」（Likeability），亞裔學生在此大大失分，不少人因此無緣入讀哈佛。

其實哈佛的「制度研究辦公室」在2013年有一份它不願公開的內部報告，其中顯示出若收生時只看學業成績，現在哈佛的亞裔美國人，應佔學生的43.4%，就算把課外活動的表現也考慮在內，哈佛也會有26%的美國學生是亞裔的，但過去真實的比重卻只是19%。可能是受到壓力的關係，今年入學的亞裔學生倒是破了紀錄，高達22.7%。以上述數據看來，哈佛的確不易擺脫種族歧視的嫌疑，情況有如上世紀20及30年代歧視猶太人般。

「可愛程度」或涉種族歧視

上述的收生標準中用「可愛程度」的確不妥，隨時可為種族歧視作掩飾，但哈佛（其實也包括了很多其他的名校）有無更好的理據？美國的大學有一政策叫「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其核心是容許更多環境並不理想的少數族裔也能進入大學，亦即收生時成績及其他要求都較寛一點。因有此政策，為數頗多成績普通的少數族裔也可入讀名校，但亞裔學生成績太好，不但未被「平權行動」保護，還要被「扣分」。

美式「平權行動」是否公平？我推測它的「理論基礎」或許是這樣︰收生時只看學生已達到的成就，會忽略了學生成長時不同的環境。舉個例子，在教育十分發達的麻省一帶的中學生就算考SAT得滿分，往往被視作理所當然，申請入學或獎學金時會輸給SAT低100、200分的中南部落後州份的學生，原因是後者的學校差勁，但學生仍可在不利條件下取得還算不錯的成績，可證明此等學生頗具潛質云云。

究竟應該看已取得的成就還是要看某人在惡劣環境下的進步程度？我相信兩者都有道理。小兒在美國所屬大學，校方有些免費課程訓練如何才可在課室把書教好，我年輕剛當教授時也曾上過這些課，但覺十分沉悶，以後對類似課程敬謝不敏，但小兒只做研究，從未教過書，倒是說此課程頗有啟發性。其中一環節是把學生分成幾組，每組都參與同一教學遊戲，即製造出一些玩具出來，但不同組別獲分發的材料卻大有分別，有些資源豐富，有些卻幾乎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甚材料。其結果當然是有些小組產品精美，有些卻簡陋。此遊戲的目的正是要告訴一些準老師，有些學生成長時有足夠資源扶持，有些卻生活在匱乏中，所以不能單看做出了甚麼，也要知道他們在匱乏中取得了多少進步。

匱乏下取得進步更可貴

哈佛收生時若只因上述理由而為非亞裔學生加分，我們倒是不便苛責。不過，如何評估學生成長背景及進步程度，卻總不如審視已取得的成就這麼客觀，用「可愛程度」則更易為種族歧視開綠燈。亞裔家庭並不見得比白人家庭富裕，其最大優勢只是父母重視教育，為何大家都交稅（哈佛有接受政府不少資助），白人不用扣分，亞裔人卻要？哈佛可能水洗也不清。

行筆至此，倒是想到部分不懂歷史的年輕人對中國的評價。中國的科技及經濟總體而言當然是比不上美國，有些人卻因此而嘲笑中國。對熟悉中國歷史的人而言，他們知道短短幾十年前中國是如何的一窮二白，但即使在這種惡劣條件下，中國人民卻顯示出偉大的創造力及奮鬥精神，其進步速度之快是歷史上從未有人見過的。別人現在成就比你高，跑在你前面，但若你肯拼搏圖強，速度卻終會化為成就。

(Sky Post 201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