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亂象 走向蘇維埃式瓦解道路？(雷鼎鳴)

英國有一位歷史學家叫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近年已移民美國。根據地在史丹福的胡佛研究所，因為其撰寫的世界評論影響巨大，還被英王冊封為爵士。

弗格森是一位深受英美主流意識形態影響的學者，強烈支持美西方形式的民主制度，不相信中國經濟可超越美國。但近月他發表的觀點，卻在極度憂心蘇聯式的衰敗會重現江湖。不過，從強轉弱，走向衰敗瓦解的主角，他擔心要換成美國。

擁護美西方學者 對美顯憂心

弗格森的觀點，我很多都不同意。不過，美國究竟是一個成功的國家還是一個失敗，或正走向失敗的國家，卻很值得我們探討，這有利我們對世界未來的判斷更準確。

世界近200個國家，各自採用不同的制度，國家的成敗，不是完全由制度決定，但制度的重要性顯然是巨大的。我不相信有完美的制度，制度內含的優點及缺點，亦會因歷史環境的改變而顯露或掩蓋起來，若一個國家死抱着一種制度，當其潛藏的缺點日益顯露時，卻缺乏反思與自我矯正，那麼這制度及採用它的國家，走向失敗是可預料之事。反之，有些制度有很強的生命力，可以歷幾千年對社會仍有影響，我們一樣有必要對它們加以注意。

舉個例子，中國2,000多年封建皇朝政府的制度源自秦國，其郡縣制使全國有效地組織起來，能一層一層從中央指揮到地方，今天中國仍是使用這制度。一般以為，秦國的成功可歸功或歸罪於商鞅的變法，但其實早在商鞅的「連坐法」實施前19年，秦獻公已出現此法，而向獻公提出者正是主張防禦的墨子及其傳人。

墨家因為要替他們守護的國家有效抵抗戰爭，除了發明了不少防禦工具外，還主張「尚同」思想，即下級意見要緊隨長官，全國一層一層，從5人一組的「伍」開始直至國君皆如是。墨子認為若不如此，則「天下之亂，若禽獸然」。我們或許不同意緊跟長官，但卻不能否認就算在今天，尤其是在面對嚴重的外部挑戰時，「尚同」思想能頗有效地統一人民思想，把整個國家的資源組織起來，共抗外敵。一個國家成功或失敗，往往不在於其制度說來可否天花亂墜，而是有無實效，黑貓白貓，捉到老鼠便是好貓。

回到美國，她的制度在歷史上絕非一成不變，否則她未必可生存到今天。1776年發表使人心情激盪的《獨立宣言》時，其實連憲法也沒有，在1777年只有一份5頁紙的《邦聯條例》，得到13州認可。但當時美國人的主流思想是不想聯邦政府有重大權力，連總統也無實權，只是在國會開會時坐上主席位過過癮而已。聯邦政府最缺的便是向國民徵稅的權力，各州對替聯邦政府徵稅也無甚共識。

美政府欠債利息 超軍費開支

此事的改變，是在1789年重寫的一份全新《憲法》之後，此法大大的增強了總統的權力，最重要的是聯邦政府可直接向人民徵稅及徵收貿易關稅。此事本與《獨立宣言》所聲稱的人民生而平等、可追求自由等理念不相符，若非強制，誰會願意向政府交稅？《憲法》立法前受到的阻力巨大，它能勉強通過，一是因開國之父之一、經濟天才咸美頓（Alexander Hamilton）的策略，他知道當時各州盡皆欠債纍纍，便建議聯邦政府替各州政府的債務包底，但必須給聯邦政府徵稅權。二是因為有幾位「名筆」，在報章上寫了85篇傳世的《聯邦人文獻》（Federalist Papers），為憲法與反憲法者作了激烈的筆戰。若無中央統攬大權，這13個組織散漫的小州，根本不可能進行多場戰爭，把美國本土大幅擴大，獲取大量資源。

到了今天，曾經非常成功及強盛的美國，雖然基本制度與200年前大致相同，甚至更多人民獲得投票權，但衰象已呈，弗格森曾撰文羅列了一大堆。例如在某些貧窮地區，嬰兒死亡率已上升至每千人有13人夭折。從前政府財政赤字高於本地生產總值（GDP）2%已是警號，現在已高於5%，30年後估計會上升至8.5%。現時聯邦政府每年償還欠債的利息，已高於其冠絕全球的軍費開支。此種欠債利息的開支不可免地會壓縮美國的軍費，這對世界是好事，但弗格森卻已在擔心美國將來打不過中國了。

美人民對國家制度 已失信任

現實的嚴酷，利益集團各為其私利所造成的損傷，一早已被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所預言到，但更要命是直接侵害了美國人的自信與活力。據弗格森引用的數據，美國人民與蘇聯解體前十分相似，對本國的各種制度都失去信任！最高法院、銀行、公立學校、總統都分數甚低。傳媒信任度低於20%，國會信任度低於8%。現時外強中乾，與蘇聯何其相似！

美國變得如此「國之不國」、「民之不民」，弗格森歸罪為美國左翼思潮氾濫，美國的「民主」制度，對此種思潮並無足夠防禦力。

(香港經濟日報 2024-11-1) 

《中國的奇迹》揭秘 突破諾獎盲點 （雷鼎鳴）

 上周末我在上海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是為紀念林毅夫、蔡昉、李周所著的《中國的奇迹》一書出版30年而舉辦的。此書在世界及中國都影響甚大，很多國家以此書理論為藍圖，破解中國經濟增長為甚麼這麼快、這麼持久。

林毅夫等著作 破解快速增長之謎

我多年前也用過此書做「中國經濟」課的課本。會議中重遇很多在內地極有地位的經濟學家，當中林毅夫、王勇、文一、車嘉華等都是香港科大舊同事，現時他們都已獨當一面，各領風騷，甚至已成一派宗師。

林毅夫是經濟學界的傳奇人物，原籍台灣宜蘭縣，年輕時台灣最著名學府台灣大學錄取了他後，他只在台大半年，當過台大學生會會長，便毅然申請轉去陸軍軍官學校，震驚台灣學界，很受台灣軍方甚至蔣經國的賞識。後來他被派到駐守在金門有「天下第一連」之稱的馬山連當連長。但他在經歷過幾年的觀察與理論學習後，已經從懵懂的少年人，蛻變為有獨立分析力且有執行力的軍人思想家。終於在1979年5月16日深夜冒着被台灣軍方槍斃的危險，從金門游泳到大陸。

到了大陸後，原本打算到人民大學學習馬列（馬克思列寧）主義，人大是火箭軍的根據地，並無取錄這名台灣天下第一連的連長。但北京大學看他的樣子十分樸實勇毅，取錄了他。據當年在北大讀經濟的朋友告訴我，他是以新加坡富商兒子的假身份上課。後來芝大經濟諾獎得主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訪問大陸，他當了陪同，被舒爾茨取錄到芝大讀博士，開展了他經濟大師的一生。

《中國的奇迹》為何影響這麼大，被繙譯成多種語文？原因是此書用極簡單的、大學經濟入門課的「比較優勢」或所謂的「要素稟賦」原理，去解釋到極其複雜的經濟現象。簡而言之，經濟發展所用的策略，必須符合本國的比較優勢。例如，若她擁有大量勞動力，但資本稀缺，那麼她便應多發展勞動密集產品，少碰觸資本密集產品，其經濟制度也應設計至與此相適應。

經濟發展策略 宜符合國家優勢

過去很多國家失敗了，中國也曾蒙受過巨大的損失，便是因為沒有按照這原理辦事。例如中國從前根本不應把大量的資源都用在重工業之上，用了也是效率低下，不但虧本，還會衍生出貪污。但1978年後，中國逐步改變其策略，終於迎來了盛世，而且稟賦結構本身也變成了資本充足，人力資本比例上升，科技含量也遠超過去。

我受命要在會議中評論這本書，剛巧今年諾貝爾獎頒給了阿塞莫格盧（Daron Acemoglu）、約翰遜（Simon Johnson）與羅賓遜（James Robinson），而且他們研究的目標與林毅夫十分相似，都是要搞清甚麼制度有利經濟增長，所以我也就把「阿約羅」3人獲獎的主要根據與「林蔡李」的論著作一比較。我比較過5方面，得到的結論是「林蔡李」的貢獻更大。

諾獎經濟學得主理論 缺預測力

這不是容易得到的結論，一定要冷靜分析不受成見所惑才可作出。要知道，阿塞莫格盧是當今經濟學大紅人，他十分多產，論文被別人論文的引用總數超過28萬，使他們的獲獎的2001年的文章被引用了1.8萬多次，他們2012年的《為何國家失敗》也被引用超過1.6萬次。不同領域的引用率不可互比，例如醫學及生命科技便很高，但純粹數學卻不大理會引用率，卻依然有一套天下純數高手排榜的方法，誰是天下第一，誰不入流，清楚得很。在經濟學中，引用總數超過200次，已算初露頭角；若引用率有2,000便已是稍有名氣了；到了2萬以上，便是大師級，不用再去算引用率了。28萬多的引用率，是甚麼恐怖的存在。

不過，諾貝爾獎不是終身成就獎，而是按照你最重要的貢獻是否重要而論。「阿約羅」的獲獎研究涉及大量歷史及數據，其方法也有創新，批評此文豈非找死？不過，我倒是記起《笑傲》中令孤沖學了風清揚的獨孤九劍後，深信任何招式必有破綻，高手招式中的破綻卻往往藏在最兇險的地方。他與武當掌門沖虛道長比劍時發現沖虛一個個劍圈，找不到破綻，終於博他一博，揮劍直刺入劍圈的中心，亦是最危險的地方，卻發現這果然是破綻之所在。

上面我提到我對雙方著作作了5點比較，篇幅所限，未能盡述，只提第5點。「阿約羅」的研究看似有根有據，但其實缺乏預測力，他們發現採用西方認可制度的比起沒有採用的，25年內GDP平均可增加25%。他們開始研究時，大約是25年前，但在這25年中，中國的實質GDP共增長了624%，而中國卻是一個不跟從他們理念的14億人大國，按理應一蹶不振。如此重要的預測落差，未修正自己理論前，還敢拿諾貝爾？至於高引用率，固然因為他們是高手，但恐怕一半的原因是西方精英集體焦慮的反映，他們害怕自己相信的政治理念正在崩潰，急欲希望有人找出「證據」來抵擋一下新來的挑戰。

（香港經濟日報2024-10-25）

諾獎經濟學得主 貢獻背後的缺失 (雷鼎鳴)

 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由麻省理工的阿杰莫格盧（Daron Acemoglu）、約翰遜（Simon Johnson）與芝加哥大學的羅賓遜（James Robinson）獲得，符合很多行內人的預期。

他們研究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是我的本行，對他們過去的論著也算有點認識。但以個人關係而言，我只認識約翰遜。他是位溫文的英國學者，尤記得2002年與他在墨爾本開會，他突然大發議論，說英國人有時會很壞。他此言恐非一時胡言亂語，那時他正與另外兩位得獎者研究過去數百年殖民地的問題，其結果正是奠定他們今次獲獎的主要基礎。

揭示不同制度 怎影響經濟增長

制度對經濟增長有何影響？這並非輕易可回答的問題。這3位經濟學家著作等身，但獲得諾獎，主要原因還是他們把過去幾百年歐洲人在全球多個地方大搞殖民地所累積的數據及經驗，視作一個個天然實驗室，助我們辨別出不同的制度對經濟所起到的影響。

他們有兩大發現。第一、在某些殖民地，其自然環境對歐洲來的殖民者並不安全，例如天氣湿熱，容易滋生病菌或病毒，增加他們的死亡率。在此情況下，殖民者的主要目標並非建立長治久安的制度，而是想方設法採用壓榨性剝削性的制度助他們掠奪資源賺快錢。經濟自由、政治自由、人權等，他們殊不感興趣。在這些地區，幾百年後，若非經過革命，制度難有寸進，人民亦不會有誘因儲錢投資以改善生活，其經濟會依然數百年如一日，一貧如洗。

第二、殖民地的原居民人口眾多，反抗力強，很難靠外力推動改革。但殖民者若靠着船堅炮利擊敗原殖民地的精英後，卻有大量廉價勞動力可供剝削。殖民者對這些地方也並無誘因引入有效率的優質制度。像印度此等人口大國，被英國殖民近200年，表面上也引入了民主法治，但壓榨性的制度同樣不缺。印度被殖民前的工業生產遠超美國，其GDP等於世界的27%，但英國結束殖民時，印度GDP已變成只是世界的3%，當中可見壓榨之烈。

反之，若殖民地本身人口不多，殖民者大量湧入，或在經過屠殺原居民後，殖民者可大權獨攬，他們有誘因引入有包融性及保護到自由的制度，美國及加拿大等便是此類制度。有了此等制度，工業革命較易發芽生根，創造繁榮。

3位得獎者亦有以在美國阿利桑那州及墨西哥邊境的一個城市諾加萊斯（Nogales）為例，說明制度對經濟表現的重要性。此城市一分為二，一半在美國境內，一半在墨西哥，其人種、氣候、地理位置、食物、文化等等因素盡皆相同，但兩地制度不一，經濟表現亦有天壤之別。

西方學者在談到制度時，往往會把西式民主看成是終極的靈丹妙藥，雖然哈佛的著名經濟學家巴羅（Robert Barro）曾把他的研究成果總結為「更多政治權利對經濟增長並無作用」，但這並不會減低西方學者試圖證明西方民主有利經濟的努力。

中國崛起 印證民主非唯一靈丹

3位得獎者也進行過這項嘗試（約翰遜並無撰寫該論文，但他顯然同意其結論）。他們按照Freedom House對全球各國的民主自由評級，把175個國家分為「民主」與「非民主」兩類，並用複雜的計量經濟工具引伸出一個結論：民主政體有利經濟，引入民主後，25年後GDP共可上漲20%至25%。

為何有此等效果？原因是民主政體下入學率可增加，死亡率下降，社會動亂減少，這些都有利於人民願意投資，生產力上升。

但問題來了，是否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真有這些奇效，其他制度卻是不行？自中國崛起及西方國家衰落後，「不方便的事實」充斥，樣樣都挑戰這3名學者所代表的西方意識形態。

在Freedom House的數據中，中國被列入為「非民主」國家，但她2023年的人均實質GDP卻是1978年的32倍，一騎絕塵，遠勝任何國家，這不是給3位得獎者打臉嗎？至於入學率，中國的高等教育從1997年新入學的不足100萬到了現時每年新生超過1,000萬。死亡率上，美國這老牌發達國家竟被中國彎道超車，中國人均壽命已超78.5歲，美國只得77歲。至於投資率，中國GDP的43%用於投資，領先世界。

西方式民主問題屢現 不利經濟

邏輯上我們可以有兩種出路，一是把中國視為真正的有融合性的民主（正如約翰遜被訪問時所稱許的民主），那麼中國表現好便不會與他們理論有矛盾。二是他們理論有缺失，要使經濟表現好有多種途徑，並非只得西方的一套，況且西方民主政制近年問題屢屢出現。社會動盪，這些盡都不利經濟。

對中國這樣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在他們的計量分析中，只視為與幾十萬人的小國處於同一位置。這當然不妥，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曾指出， 他們假設中國快將崩潰，所以可以把中國抹殺掉。他們的偏頗，亦顯而易見。

(香港經濟日報 2024-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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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經濟倚靠賭業 如何多元化？(雷鼎鳴)

澳門特首選舉在即，終審法院前院長岑浩輝篤定會當選，他對澳門會有甚麼政策？澳門經濟以賭業為主，據報道，他曾批評澳門的博彩業「有段時間失序發展，野蠻擴張」，並「擠佔社會人力資源，甚至影響年輕人選擇職業、就業發展」，所以未來澳門宜多元化發展。

岑先生所說有無道理？他所說的有事實根據，但在制定政策上卻大有可思量之處，否則可能損害了澳門這隻會生金蛋的鵝。

有何事實根據？澳門的博彩業在其經濟中的確扮演主導地位。2011年，博彩業在澳門經濟佔比達到高峰，佔了GDP的63%；在2015年，內地到澳的賭客受到限制，博彩業佔比滑落至47.9%；在新冠影響很大的2022年，更跌至15.2%。但博彩業佔比的變化同時也深深影響着澳門的GDP。2014及2015年澳門陷入深度負增長；2020新冠年，實質GDP狂跌54.3%；2023年卻又反彈80.5%，但GDP仍未能回復至2014年的水平。我從未見過在成熟的經濟體中，GDP可以如此大幅波動。這對任何地方來說，都不是理想情況。

偏重賭業缺職業選擇 埋沒人才

這便是太偏重單一行業的後果，而這又會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我曾在此招聘員工，發現申請人中，幾乎清一色的過去工作經驗中都多多少少與博彩業有點關係。並非所有人的天份都適宜參與博彩業，工作行業如此單一，缺乏選擇，豈非埋沒不少人才？

成也博彩，敗也博彩。澳門產業雖有明顯缺點，但若無博彩業，澳門的人均GDP哪能在高峰期的2014年比香港同期高出147%?!對，是香港的2.47倍。澳門是中國土地上唯一獲准可設賭場的地方，香港也無此資格。這個澳門獨特的政策價值以萬億計，對一個只有68.7萬人口比一個縣人口還少的地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對賭毫無興趣，不喜風險的人喜歡買保險，以冒險為樂的人願意賭博。我對風險的態度中性，但賭博不是零和遊戲，平均而言會輸，否則何以不少澳門的賭場能免費贈飲贈食？對澳門是否應繼續大力發展賭業，我想到了多年前我替香港馬會做的一個研究。

有段時間，港人盛行在網上參加境外的賭波賭馬，以致馬會失去不少生意。馬會對此當然不滿，要弄清情況及找尋對策。港人應否站在馬會的角度，遏制網上賭博，把錢留給馬會去賺？我認為應該如此，馬會並非牟利機構，賺來的錢交了稅以後，還是香港最大慈善機構。中國人好賭，賭性難以滅絕，與其把錢輸給網上的外地莊家，不如把錢通過馬會流到政府庫房及需要救助的公益事業中。

保住「肥水」避外流 經濟貢獻大

同理，中國賭徒眾多，且出入境十分自由，不在中國的地方賭，可隨時跑到泰國、新加坡等地博一博。澳門的角色便是有效地把賭本吸納回中國自己的土地上，使資金少一個外流途徑。澳門的效率很高，早在2007年便打低拉斯維加斯成為世界第一賭城，我在金光大道附近的賭場蹓躂，雖不慣它們的紙醉金迷，但亦清楚感到澳門比拉斯維加斯更閃光亮麗，毫無老態。

肥水不流別人田，澳門保住了多少賭博資金，使其不外流？每年澳門的博彩額都有不同，新冠期過低，不能作準，我們就以2019年作根據，這一年澳門的毛博彩收入是2,933億澳門元，折合為365億美元。美國最先進航母福特級的造價是130億美元，中國最先進的福建號航母造價約70億美元。若不是有澳門，每年流出中國並輸掉的賭本便可能足夠建造2.8艘福特級航母或5.2艘福建號航母，又或可製造數以千計的導彈，大大增加國防安全。

當然澳門的賭場也有外國人的股份，上述數字要稍打折扣，但以一個小小的縣級人口的城市能作出這麼大的經濟貢獻，十分難得。

博彩稅收入巨 可投資教育科技

所以我認為澳門的博彩業還應發展，這個「賭牌」價值太高，不可損毁。發展賭業與多元化經濟並無衝突，反而有促進作用。澳門政府從博彩業抽到大量稅收，其財政儲備在今年5月約有6,000億澳門元，香港今年7月的財政儲備是約6,000億港元，汇率只差3%，但澳門人口不及香港十分之一。經濟多元化的發展要資金，澳門有此資金，賭業愈發達，可投資在教育及科技的資金便愈多。

今天新質生產力才是發展的方向，澳門太小，不能甚麼都搞，集中在她已稍有成果的中草藥及太空科技上應是合適的。這些需要人才，而澳門高等教育發達，竟有10所高校，光是外地来的大學生4萬人，適當投資可搞出點名堂。

(香港經濟日報 2024-10-11)

 

《孫子》奏效 中國軍力可挑戰美？（雷鼎鳴）

 沉穩是中華民族民族性一個重要的部分，連國家主席也常提醒人民要有政策定力。我與多位内地著名的經濟同行都認為，以中國的科技及經濟條件，在未來10年GDP完全有能力每年保持5.5%至6%的增長。但有能力並不等於中國會開足馬力去達此目標，反而政府所制定的目標只是5%上下。

中國股市在近一輪狂升之前，市盈率只是稍高於9，與美股的接近30差距何其巨大！這也顯示以中國企業的盈利能力，其價值應遠不止此，但在最近之前，中國股票卻如一潭死水。

京營造「不能」假象 美嚴重誤判

《孫子》有云：「能而示之以不能，用而示之以不用」，此種思維方法有否在經濟層面影響中國的決策？我不知道，但在更影響生死存亡的軍事層面，中國似把《孫子》的智慧掌握得不錯，以致美國政客長期以來對中國嚴重誤判。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等人3年半前在阿拉斯加認為自己可從實力地位出發逼中國屈服，當時便被時任主管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員楊潔箎罵回去。

近20多年來，每年都有人「預測」中國即將崩潰，西方世界中也有不少人信以為真。中國政府實應感謝這些「預言家」，他們完全配合了中國自己想營造的「能而示之以不能」的「不能」假象，這些人立了大功！香港的「黃人」也如是觀。

美國政客雖然容易被忽悠，但美國打了這麼多戰爭，軍中自有一大批專業有識之士，迷惑他們卻非易事。來自美國軍方對中國軍力的評價才較為可靠。但此類評價往往被視為機密，在職軍人不敢亂說亂動，那如何可找出他們的真實看法？他們的智庫發表的報告倒是可作參考。

2021年12月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前院長艾利森（Graham Allison）發表了一篇比較中美軍力的報告，網上容易找到，當中引用了不少已退役的前美國高級將領，資料頗為詳盡。據艾利森所言，這些已退役的將領似乎言語無忌，因為他們認為中國軍方早已掌握了美軍的實況，所以他們所說的也不是甚麼機密。艾利森此人有足夠公信力嗎？我相信有，他大名鼎鼎，會珍惜羽毛不願說謊，近年他提出「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連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注意到。上述報告還透露了他另一層身份，原來多年前他曾當過美國的助理國防部長，熟知軍事，他的判斷自有其價值！

艾利森的報告觀點鮮明，開宗明義便說道：「美國軍事上領先的年代已然終結：斃了，埋葬了，一去不返了，只仍存在於一些對實況並無認識的政治領袖與政策分析員腦中。」他又引用美前國防部長馬蒂斯將軍（James Mattis）所言，今天美國已全方位受到中國挑戰，空、陸、海、太空、網絡空間。

華導彈遙遙領先 美攔無可攔

這些人與政客不同，軍人性格務實，他們有何所據？報告中詳細列出1999年、2021年與2025年中美之間的軍力對比，雙方各有多少各類型的飛機（包括第5代戰機）、多少艦隻、多少各類型的導彈、多少人造衛星、多少現代化潛艇等等，一應俱全。報告也指出，在1996年美國派了兩艘航母進入台海，中國無法對抗，中國軍方與政府視為恥辱，此後發憤圖強，動用了大量資源發展軍備，現時早已非吳下阿蒙。一看報告中的圖表，竟與我們的認知大不相同，只見在2021年中國在艦艇、飛機的數量上已遠超美國，各種導彈更遙遙領先，到了預期中的2025年，此數量上的領先優勢更大。在質量上，2025年中國已有相當一批第5代飛機，可與美爭一日長短。中國擁有大量高超音速導彈，攔無可攔，報告相信中國在導彈上領先美國10至15年！

在導彈上美國最為失策，不但在試驗中屢屢失敗，且對中國的東風21、東風26等「航母殺手」甚為忌憚。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便感歎道，中國用1元的成本製造出的導彈可擊沉美國萬元造的航母。1萬倍成本的說法有點跨張，但百倍、數百倍卻是有的。

美物價貴 軍費開支巨難佔優

若論軍費，美國不是當世界第一嗎？我更新了報告中的軍費數據，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2023年美國軍費為9,160億美元，中國是2,964億美元，中國不及美國的三分一。但這要調整一下，報告認為美國購物昂貴，要把物價差別計算在內，我過去多次比較，美國的平均物價應大約2倍於中國。如此一調整，中國軍費的購買力便等於美國的三分二。報告中又列出了一些中國與美國軍費開支項目的不同，例如對軍事有用的科技研究開支，中國不納入軍費中，美國卻會。再加上美國士兵平均每人每年要花費10萬美元開支，美國又要維持700多個海外基地，所有因素算下來，在軍費上美國並無多大優勢！還有一點，在沙盤推演中的軍事遊戲War Games中，國防部搞了18次，紀錄是完美的，在台海戰爭中18比0，美國全敗！這哪能不使美國軍方感到十分挫折？

艾利森的結論是美國不應與中國交戰。不能用軍事，便只能用其他的遏制性策略，以削弱中國。眾所周知，貿易與科技上的打壓正是美國的手段，但這些也並無美國有利的效果，美國頗為無可奈何，十分鬱結。

 

(香港經濟日報 2024-10-4)

 

美國不斷挑釁華 可致全球大災難？（雷鼎鳴）

美國有一個叫All-In的平台，在9月17日搞了一個座談，全程錄影放在網上，不到一周便有過百萬人觀看，對於一個學術辯論來說，真是異數。

事緣主持人外，有5位參加者，其中3人所起的作用，只是使人嫌他們佔用了另外兩位的發言時間，這兩位主角才是精采紛呈。他們是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薩克斯（Jeffrey Sachs）。這段視頻的觀點，對我們預判人類未來的命運與存在有莫大關係，不能等閒視之。

米爾斯海默是近年政治學界的當紅炸子雞，他的粉絲認為他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學家，原因是他早在10年前準確預測北約一旦違背對俄羅斯的承諾，東擴到烏克蘭，便必會遭到俄羅斯的反擊，而他的預測工具正是他創立的現實主義政治學。其實他的著述特多，例如他分析以色列的游說集團如何左右美國政治，其論點今天仍在美國政壇中充分體現。他對大國之間無可避免的惡鬥所引起的悲劇所作的分析，更影響了政治學家一代人的思想。

至於薩克斯，40多年來一直是極負盛名的經濟學家，年紀輕輕便成哈佛正教授，且周遊列國，各國領導人紛紛找他充當國師。他熟讀中國歷史，與中國交流甚多，他曾明言，以他曾與無數各國官員接觸的經驗作根據，中國的官員是超級專業的，遠勝他國，對世事瞭如指掌。他對美國政客所推動的反華政策十分反感，認為都在損害美國利益，十分危險。

國與國爭霸是必然 美應遏華？

這次辯論，核心是米爾斯海默對中美關係的看法是否正確。米氏認為，烏克蘭的戰爭，根本是美國通過北約弄出來的，美國深陷其中，是戰略上的大錯，使她不能集中資源對付中國。俄羅斯實力遠比不上中國，後者才是美國真正的威脅，美國應拉攏俄羅斯，而不是把她推向中國。

為甚麼中國是美國威脅，不能不遏制之？原因是國與國之上，並無更高權力制約一國的行為，所以國家為求安全，最有效的方法便是使到自己強大無比。當某國（如美國）變成霸主後，她必會冷酷無情地盡一切辦法防止別的國家有實力挑戰她的霸權地位。若遏制不成功，對手羽翼已豐，反而危險，因雙方都想把對手擠出自己的勢力範圍以外，隨時可爆發戰爭。因此，把中國勢力困於第一島鏈之內，反是避免大戰的手段。

不過，他似乎也不是那麼有信心美國能遏制到中國，所以他才悲呼國與國之間的爭霸局面是必然的，大家都猶如被鎖在一鐵籠中，走不出來。

共同繁榮是正道 京永不稱霸

薩克斯明言，他不相信中國是對美國的威脅。雙方隔着大洋，而且又有核武互相制約，中國沒有這麼笨去攻打美國。他熟悉中國，朋友學生都多，知道中國不會主動去挑起與美國的戰爭。國與國之間的安全並非零和遊戲，打擊你的安全並不會使我更安全，共同繁榮才是正道。加州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從中國崛起而得益的地方，想來也是，如無中國人民購買蘋果手機及美國的芯片，加州經濟一定大大不如。美國既然已與中國簽過三個與台灣有關的協議，美國絕不應在此問題上挑釁中國。

我認為雙方的看法都各有所據。米氏熟悉西方歷史，見慣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霸權行径，因此他相信弱肉強食理論毫不為奇。他的理論對於西方國家的行為很有解釋力。

不過，我十分認同薩克斯的看法。美國不能假設中國在羽翼已成時便会變得與美國一樣，到時在全世界到處撩是鬥非。米爾斯海默也可反駁，中國今天沒有去爭霸，只是因為她實力不夠，將來闖出第一島鏈後，行為也會如美國一樣壞。正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一定要在未發生之時先下手為強，杜絕後患。

我若是薩克斯，也會接着反駁，中國數千年歷史顯示，她對侵略別國並無興趣，鄭和的艦隊雄視十五世紀的世界，但中國並沒有如100年後的歐洲國家到處搞殖民地。中國有興趣的是共同富裕的貿易。我曾參觀過在湛江附近的明代沉船遺迹，只見船上滿滿都是中國輸出到南洋的瓷器之類的貨物。近年又有新的明朝沉船被發現，船上有異國的木材及中國製造的商品。其实朝贡制度也是另类的国际贸易，中國的藩國进贡，取走的货物或赏赐往往远高与贡品的价值。中國兩位已故領導人毛澤東與鄧小平都說過，中國永不稱霸，他們明白稱霸不會有好下場。

哥大學者警告 可致人類滅絕

薩克斯也深知追求霸權的災難性後果，它會把世界推向核戰。我們可以設想一下，美國就算想永續霸權，我們也知道這不可能。她總有衰落一天，被人挑戰，但按照她的思維，一被挑戰便要打擊對方，若是力不從心，便惟有動用核武這底牌。如此一來，世界豈不危哉？所以薩克斯大聲呼籲，不能說我們被困於鐵籠便不做事，要把衝突降級，否之，則是人類滅絕。

 

(香港經濟日報 2024-9-27)

  

漸進式延遲退休啟示 港可借鑑 (雷鼎鳴)

 

上周人大常委通過一個議案，近70年來第一次延遲中國法定的退休年齡。男性退休年齡從60歲延至63歲，女性幹部或白領55歲延至58歲，女性工人則50歲變成55歲。不過，這個政策要用15年的時間逐步推行，2025年1月開始，2040年才完成。

這個新政策看起來簡單，但中間實有頗為複雜的考量。香港終也會再延遲退休年齡，中國內地的做法，值得香港研究參考。

在過去數十年，中國人民不斷變得更長壽，例如，男性的預期壽命從2005年的70.83歲增至2020年的75.37歲，同期女性則從75.25歲上升至80.88歲。由此可見，在15年內人均壽命延長了5年，每3年長了一年命，現時提出的政策，在15年後退休年齡只提升了3年，這意味着未來中國人民的退休年數只會愈來愈長。上述政策是近70年來的首次改變，是否幅度過細，太過小心謹慎？恐怕未必，這裏有多方面的考慮。

內地15年退休改革 減反對聲音

延長退休年齡總會有人贊成，但反對者也絕不會少。多年前法國只是把退休年齡推遲一年，也引發了全國的騷亂。延長法定退休年齡意味着人民要工作更長的時間，對退休基金的供款增加，領取福利的時間減少。這個潛在的引發不滿的因素並沒有被忽略。原來職工都有責任對基本養老金供款，若供款已達最低年限，並且年齡已達舊制的退休年齡，則職工可自願選擇提早退休。供款最低年限則會從15年逐步增加至20年。有了這些防範措施，我估計反對改革的聲音不會很大。

人均壽命長生育率低 勞動力降

為甚麼要延遲退休年齡？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中國的就業人口有下降趨勢。這是由於退休人口增加，而低生育率已持續多年所致。2023年中國的就業人口7.404億人，2018年7.578億人，即平均每年下降0.464個百分點，我曾經估算過，若此趨勢持續，將來會把年均GDP增長率拖低不足0.2個百分點。

有些政客及西方媒體認知過時，以為中國失去了所謂的人口紅利，經濟前景堪虞，殊不知中國經濟發展動力早已不是靠勞動人口增長，所以在中短綫內人口或勞動力問題，對中國經濟影響輕微。不過，此說是假設了將來勞動力人數不會出現與前不同的劇變，為穩定勞動人口，延長退休年齡是一種辦法。

不少評論人亦有指出，中國人民人均壽命雖已進入發達國家的水平，甚至已拋離了美國，但退休年齡在國際上卻依然偏低。若依此論，中國人民是否過於疏懶，年紀不大便想退下火綫，享受人生？

其實稍知國情的人都會知道，中國城鎮的工作人口勞動時間超長，我見過不少內地職工一周工作6天或更多，每天工作十多小時。我是嬰兒潮世代的人（即1946至1965年出生），這些人有名的勤勞，在大學讀書時，打工加讀書時間每周近90小時是很多人的日常習慣。在內地，行將退休的人仍屬嬰兒潮中人，他們超強度工作了幾十年，一生人的總勞動時間，比起西方社會中較晚退休但工作輕鬆的人實在高出甚多，所以若阻止他們早點退休收割一生人的勞動成果，也不容易說得過去。不過，中國过去贫窮，一生贫困中積累的儲蓄不一定足夠支持未來愈來愈長的退休生活，所以繼續工作也是很多人無法迴避的命。

關於退休與勞動力，還有一個大問題不可不察，內地、香港都要注意。眾所周知，人工智能（AI）與機器人的發展一日千里，未來十餘年有可能取代愈來愈多的勞動力。到時可能有大量人口，因為跟不上時代，突然在青壯年期便發現自己永遠都不會有人再錄用。這是險惡的現象，我們不想見其發生。換言之，到時可能勞動力過剩，而年紀大的，一般又不太掌握高新科技技術，那麼要他們早日退休不是更好？還搞甚麼延期退休？

避免被新科技淘汰 宜及早綢繆

這個考慮有其必要，但解決的方法卻未必是把長者趕離勞動市場。更理想的境況我希望是失業率低企，每人每周的工作甚或縮短到30小時以下。要做到此點，而不是大量的人失業，最關鍵的是工作人口都能懂得利用新科技，工作效率更高，而不是被新科技淘汰。內地及香港的大學及培訓機構都應設置更多課程，未雨綢繆，及早提升工作人口駕馭AI等新科技的能力。

 

(香港經濟日報 2024-9-20)

 

中國工業革命 為何這麼晚才出現？(雷鼎鳴)

 

上周談到歷史上的中國經濟曾長期停滯，1952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扣除通脹後，下同），比2,000年前的漢朝還要稍低，但此後經濟卻以幾何級數上升，2023年人均GDP竟是1952年的89倍！

此種形態在西方國家同樣出現，不過，她們從停滯到急升，發生的時間比中國早了近200年，升勢也不及中國這麼急劇。

宋朝科技領先 「革命」未現成謎

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出現時，才呈現明顯的收入升勢，但在200年前，每年1%的增長率已足被視為可傲視全球。為甚麼工業革命及在此之前的科學各種突破，比中國早了這麼多年？要知道，科技史大師李約瑟（Joseph Needham）發現，在宋朝中國的科技水平早已遙遙領先歐洲諸國。工業革命為何沒有理所當然的在中國首先出現，這便是著名的「李約瑟之謎」。

這謎題有一定的重要性，數十年前，在中國科技與工業仍都遠遠落後於西方世界之時，它尤其能吸引到大量歷史學家、經濟學家與科技專家的關注。不少前輩也特別在意，要創造甚麼條件，才可使科技革命與工業革命一樣在中國也能出現，今天中國既然已成世界製造業的第一超級大國，上述問題的關注度或會減弱。

「李約瑟之謎」並不是可輕易解釋的，諸家說法已有不少，有些也言之成理。我是經濟學家，自然會從經濟角度看此謎題，我的看法不見得是要取代別人的理論，但我相信可作重要的補充。

擴充市場 須靠高效交易系統

我以前多次說過，生產力的進步，除了倚靠科學及知識的利用外，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勞動力的分工是否細緻。分工愈細，勞動力愈能專注做事，也愈能找出更有效率的生產程序。但勞動力分工不是要分便可分，設想在人煙罕至的窮鄉僻壤，居民要生產自己全部的消費用品，哪能分工？现代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國富論》第3章中有名言，勞動力的分工受限於市場的範圍，我們可把此理解為市場愈大，分工的程度便可更細。近數十年全球經濟一體化後，市場大幅擴大，工業製品的分工亦演變至每一產品都可涉及一道生產供應鏈，不同的環節都由不同國家或企業負責。

從上可知，工業革命的前提是有一個足夠龐大的市場，使商品可無遠弗屆，從而使細緻的勞動分工變得有需要而且可行。在古代歷史上，要擴充市場，一個必要條件是有一個高效可靠的交易系統。

北宋時的貿易，往往要靠價值不高、運輸困難而且沉重的鐵錢作交換媒介，十分不便，於是出現了「交子」，這是紙幣的雛形；南宋時進化為「會子」，更是具備了很多現代貨幣的特性。政府需要多少貨幣，可自行印刷發行。「會子」背後有實物財寶作儲備支撑，但儲備率不用很高。有了一套人民信任的貨幣後，可把它作為交易時的工具，亦可以是儲值的工具。紙幣與白銀或黃金等貴金屬不同，數量不受缺金缺銀的限制，印製紙幣的成本亦遠低於換取或開採貴金屬的成本。有了紙幣，貿易方便得多，可以大幅擴大市場的規模。

不過，紙幣的優點亦成為它的弱點，南宋時的末代皇帝為了軍費，便濫發「會子」，很快地「會子」便貶值，大家不再信任它。朱元璋開國時也發行過紙幣，但他一樣抵受不了誘惑，印發太多，造成通脹，明朝的紙幣也廢掉了。代之而起的是用白銀作貨幣，但中國缺銀，要靠輸出茶葉、絲綢、瓷器等產品到南洋及歐美各國換取玻利維亞及日本所產的白銀。從近年發现的幾艘明朝南海沉船所载的貨物可見，中國與南洋貿易繁榮。中國經馬尼拉及墨西哥城轉至歐洲的海上絲路，在明朝一樣發達。中國輸出有價值的商品，換回的卻是被當作貨幣本身消費價值不高的白銀。由此可見，中國也參與了全球化貿易，本也有可能慢慢促成更大的市場更細的分工，但有兩個因素使中國沒有如西方國家般通過大航海，建立及剝削殖民地去為自己積累財富。

積累財富成空 無力再拓工業

第一個因素是白銀是用來做貨幣，若是用紙幣，便不用付出這麼大的代價，靠大量輸出自己商品去換取白銀。第二個因素是中國明清二代辛苦積累的白銀，後來都被不平等條約清空掉。歷史學家王裕巽估計，從1567年海禁開關至1644年明亡，中國通過貿易順差共流入3.3億両白銀。明亡後貿易繼續，1681至1800年，共流入4.58億両白銀。以致有人認為，世界一半的白銀都到了中國。不過，甲午戰爭後中國要賠日本2.3億両，八國聯軍後，要賠4.5億両，中國貿易的成果都被搶光，如何有餘錢發展科技與工業？

(香港經濟日報 2024-9-13)

 

中國歷代GDP 與人口關係 (雷鼎鳴 )

何漢權校長主理的「國史教育中心」舉辦了一個有多所中小學參與的歷史比賽，其頒獎典禮找我去作一個演講，給我的題目有點嚇人，「漢朝到今天中國GDP的故事」。

最初「口輕輕」的答應了，到準備時才知道要做大量的功課才可應付，但想到香港學生的歷史知識長期有虧欠，辛苦一點也是義不容辭。

這題目涉及的儼然是一份中國經濟通史，甚至是世界經濟通史。在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內，面對的聽眾雖有何漢權、丁新豹等歷史學家，但大部分是中小學生，所以我只能採納較簡單的架構，突出GDP與人口、生產力與制度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

中國去年人均GDP 為1952年89倍

我們若找來中國及世界其他國家GDP的歷史數據，並將其畫為圖表，不難發現，基本模式都是一樣的。即從公元零年開始計，不論是總體GDP（已扣除物價變化因素，下同）或是人均GDP，都是長期停滯不前，而且是處於很低水平的停滯。但在近代，GDP與人均GDP卻突然飛升。若用圖表去表達，則呈現一個左右倒轉了的L形，先是一條橫綫，接着代表GDP的曲綫突然向上，速度之急，使它看來像一條垂直綫。

西方國家的GDP在文藝復興以後已略呈升勢，到了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後才加大升幅。至於中國，1952年的人均GDP與公元零年時幾乎完全一致，低得很，但2023年的，卻是1952年的89倍！長期停滯，近代急升，是中國及世界人民收入的最概括寫照。我們是現代人，難免要慶幸我們的人均GDP比我們兩三代以前的先祖要高出約88倍。

這裏有個問題，GDP是一現代概念，從前的統計數據也嚴重不足，為何我們可比較到1952年與漢朝的GDP？說穿了也不複雜，1952年時世界雖已有了一些歷史上所無的產品，如收音機、汽車等，但人民的絕大部分消費品仍是與吃與穿有關，在這些方面，1952年跟漢朝的可比性依然頗大。

但當然，愈近現在，新產品層出不窮，把當代人民生活水平與二千年前作比較，便愈是容易荒腔走板。在包括中國的世界經濟史中，我有一位已經過身的經濟史家朋友麥迪遜（Angus Maddison），他花了一生之力去考證歷史上的經濟數據，貢獻至大，我用的也是他的數據。

我們可以將中國與西方世界稍作比較。在文藝復興以前，中國的人均GDP一般高於西歐國家，但若論總體GDP或總體經濟力量，中國因為人口遠多於西歐，所以總體GDP也一直高於西歐。此現象在鴉片戰爭年代才終結，西方國家生產力上升，輾壓中國，後者雖然人口眾多也頂不住。但到了2015年左右，中國在急速追趕後，GDP又再超越西歐。

食物產量增 人口與GDP拾級升

這裏要提一提印度。她的人口在歷史上與中國是叮噹馬頭，有時高於中國，有時低於中國，但在1700年以前，她的GDP絕大部分時期高於中國。不過，在她變成英國殖民地後，人口與GDP都現頹勢，跌在中國下面了。今天她人口恢復世界第一，但GDP與中國差距仍大。

我們若把GDP與人口作一比較，容易見到二者關係密切，尤其是在工業革命之前。二者互動的模式大致如下：生產力若有進步，食物產量增加，可使社會支持到多些人不用生產，只是讀書搞文化，那個時期的文化會十分燦爛，北宋時的人文薈萃便是一例。但食物產量增加的更鮮明後果，卻可能是生育率上升，人口增加。告子與孟子辯論時，認為「食色性也」，人類維持自身物種的存在之道，便是吃與生育，與大多數動物無異。

所以在食物生產能力進步後，大家在吃飽之餘，便忙着製造人口。人口上升，GDP也會拾級而上，但GDP被較多的人口分薄之後，人均GDP也就上不了去，社會跌入貧窮陷阱中，無法自拔。

歷史上，中國的人口受戰爭與饑荒影響，頗有波幅，但她亦得益於生產力的重大進步。在近代工業革命以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主要並非來自工業，而是在農業。農作物新品種引入，產量增加，支持到更多人口所需的熱量。宋真宗（998-1022）期間，早熟稻品種從印度支拿的占城傳入，稻米種植從180天以上一造減至130天左右，一年便可有兩造，產量增加。宋朝時高粱也從原產地非洲引入，蒙古人統治後，高粱廣泛傳播。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多種美洲農作物傳入中國。玉米、番薯、馬鈴薯、花生等的引進，幫助了中國人民利用山區等邊緣土地的生產，過去用不了的土地，現在可種這些物種，大大幫助中國人民的食物生產。

現代人均GDP猛升 生育率卻降

此種新品種的引入是科技進步的一種，在歷史上，此種科技最終只帶來人口增長，人均GDP未見上升。為甚麼在現代社會情況不一樣，科技進步後，人均GDP猛烈上升，生育率卻下降，部分原因或與社會制度有關，下回分解。

(香港經濟日報 202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