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預測 美學者對歐美悲觀 (雷鼎鳴)

每年年底，都會有不少機構舉辦一些對來年經濟前瞻展望的活動，我前天在北京參加了內地著名媒體《財經》的年會，主題是「預測與戰略」，正是這類活動。

《財經》年會 芝大兩重量級講者

《財經》年會規模很大，會場中到處人頭湧湧，據說光是記者便有200人。《財經》籌辦年會的方法，似乎是與多個機構合作，由後者各自就不同的議題邀請相關講者參與。今年合作的機構之一是芝加哥大學的布斯商學院（Booth School），院長庫瑪爾（Sunil Kumar）月前邀我作研討會的講者之一，我自是欣然應命。

大會邀得前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及澳洲前總理霍華德作開場主題演說，接着的第一環節便是芝大的研討會，這部分原因固然是芝大的面子大，另一部分是它帶來兩位重量級的講者。第一位是古爾斯比（Austan Goolsbee），他在2010至2011年擔當奧巴馬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現在雖已回到芝大任教，但大部分時間似乎仍是積極參與經濟政策制訂與政治活動，是奧巴馬的重要支持者。據說當奧巴馬在芝大法學院當高級講師的時候，二人已是老友，我們也可戲稱古爾斯比為「奧粉」。第二位是克羅茲納（Randy Kroszner），也是芝大商學院經濟教授，2006至2009年曾任聯儲局的理事（Governor）之一。本來林毅夫也是講者之一，但他突然收到通知，要與國家領導人開會，不能分身前來。我則是敬陪末座。

今天先說古爾斯比及克羅茲納的觀點，二人俱是美國政壇中人脈深厚的經濟政策內幕人士，其觀點宜小心解讀。


指中國應擴內需 反映美政府立場

古爾斯比對「財政懸崖」問題態度悲觀，他曾參與制訂政策時的激烈鬥爭，認為共和民主兩黨打生打死，難解難分，又因為奧巴馬堅持原則，肯定不會讓步，而共和黨政客十分愚蠢，很難達成協議，所以跳下懸崖的風險頗高，是耶非耶？涉及美國政治鬥爭的策略，我不得而知，但既然他有如此觀點，看來我有需要把自己對「財政懸崖」的原本較為樂觀的看法，要向悲觀的方向移動一下。

對於中國經濟，他明言擴大內部消費是必要的，因為歐洲經濟必會持續低迷，美國好一點，但中國出口會繼續受壓。這個說法有其道理，但我們也視之為反映美國政府的立場，中國多消費進口外國貨，自然有利於美國。

克羅茲納對歐洲也是十分悲觀，美國則受房地產長期低迷所困擾，復甦力度疲弱，但也許仍有2％水位的增長。他對中國的建議，也是要增加內需，並要建立龐大的中產階級，消費才能增加。對於現時中國的人口政策，他也認為不符合中國利益，希望能見到改變。

(Sky Post    2012-11-30)

跨國學能測驗的啟示 (雷鼎鳴)

國際上有一個歷史不長但卻聲名赫赫的跨國學能測驗計劃，每次公布結果，都會引起相關國家的極大關注。2010年底公布了上一次結果後，美國朝野深為憂慮，奧巴馬總統也要開腔：「今天在教育上超越我們的國家，明天在競爭力上便要超越我們。」

這個測驗叫PISA，全名是「國際學生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主辦，從2000年起開始，每三年一次，今年剛進行了最新一次，結果要明年底才能公布。

2009年那一趟，總共有74個國家或地區參加，其中包括OECD的所有34個成員國，總共有47萬名15歲3個月至16歲2個月的學生參加，接受數學、科學與閱讀的測驗。

美國的成績一向平庸，2009年那一次，數學排名31、科學23、閱讀17，以世界第一強國的身份而論，如此成績，的確有損威名，難怪奧巴馬會擔心。


上海三個項目全部第一

若我們細看成績，卻又可發現競爭力曾迅速上升經濟增長率高企的國家地區，如四小龍、芬蘭等地，學生表現都優異，但近年飽受歐債危機困擾的歐豬五國，除了愛爾蘭稍好以外，成績都一向十分差勁。PISA的總負責人是德國人史來查（Andreas Schleicher）德國在過去歷史上一向以優質教育聞名於世，但2009年那一次，數學排名只得16、科學13、閱讀20，引起了德國人的震驚。我教過不少德國來的交換生，多年來早已察覺到其教育制度出了問題，在朋友中時有討論。香港倒是成績不錯，數學與科學都是第三，閱讀第四，使人奇怪。

成績最使各國震撼的是上海，三個項目全部第一，而且得分遠遠拋離第二名。本來中國人一向懂得死記硬背，善於考試，而上海又是經濟發達的大城市，得第一也沒有甚麼奇怪，但事實卻並非止於此。

第一，PISA其實在中國九個省中也有進行測驗，其中包括收入高、中、低的地區，有些還在極貧窮的鄉村地方進行。不知何故，中國政府尚未批准PISA公布這些地區的結果，但據史來查透露，最使人驚訝的反而是窮鄉僻壤的成績，連書桌也沒有的中國窮孩子，表現一點也不輸給發達的OECD國家，這怎不叫人對中國未來另眼相看？

第二，中國的學生不但死記硬背能力犀利，測驗結果顯示，其理解力及解決問題能力一樣優異。


健康態度：不服輸

奧巴馬關於教育與競爭力關係的觀點是有遠見的。神州大地新一代人成績卓越，我們大感鼓舞，但身在香港，我們也應感到競爭壓力。
社會中有些人如鴕鳥般不肯面對事實，只懂抹黑內地人，這只是反映其內心中挫折感與恐懼的弱者行為，對香港並無好處。健康的態度是不服輸，提高對自己的要求，努力向上，這樣才能真正保持競爭力。

 

(Sky Post   2012-11-28)

出國留學與教育產業 (雷鼎鳴)

自六十年代初期開始，經濟學中有一概念在學術界與公眾中都大行其道，它便是「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簡而言之，經濟學把教育看作是一種投資，某人若延遲進入勞動市場工作的時間，改為繼續讀書並交學費，或是願意接受一份工資較低但可得到培訓機會的職位，都是在付出代價以求改善自己的知識與技能。

知識或技能得到增值後，將來的收入可望增加，這與投資買些股票或機器，將來得到回報並無重大分別，所以投資教育或訓練可被視作為積累有價值的資本。


一人得道 雞犬升天的心態

這個概念出現半個世紀以來，有人欣賞有人批評，後者主要是說不能把教育說得這麼功利，因為知書識禮、明辨是非、懂得欣賞文化藝術等等也是教育的目標云云。其實此種說法與「人力資本」理論並無矛盾，若有這些好處，儘管它們難以量度，只是把教育投資的回報推得更高而已。就算我們只是集中觀察對收入的正面影響，我們亦已可從汗牛充棟的大量證據中得出，投資教育實有極高的回報率，而回報率的高低，大大影響着各人的投資取向。

中國人是發明考試制度的民族，但中國人對教育一早便有極功利的思想。從宋朝的科舉制開始，除非是皇親國戚，若要做官的話，便得考取功名，西方漢學家喜把進士等同博士學位，舉人當作碩士，秀才視為學士，以當年與現代人口比例來計算，此說不無道理。考得進士者，可當上縣官或以上官職，而家鄉中人，大都抱着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心態，大家都可分到好處。中國自古以來對教育有近乎宗教式的重視，考得功名所能帶來的利益，也許是構建成這種文化的重要原因。


香港可成一教育產業基地？

在今天的中國，無數父母人生的終極目標便是要把子女送進名校。1997年中國的大專院校（包括正式的大學與工專技術學校），共招生100萬人，但在2011年已上升至682萬人。不過，名校學位並無增加多少，滿足不了父母對教育的執着，他們改為把注意力放在境外大學。從2006年開始，內地媒體突然把香港的各間大學捧上了天，使我們負責在內地招生的，深感吾道不孤，有人識貨。

最近閱讀統計數據（這是我的特殊嗜好），竟發現也是自2006年起，中國赴美留學的人數一樣開始急升。在2005年，中國在美的留學生總數62,582人，去年已增至194,029人，升幅不可謂不急。就算是到其他國家留學，人數一樣猛增。1978年中國只派出了860人出國，但單是去年一年，已有397,000人出國留學了。

這對香港有何微言大義？首先是香港的學生若要到外國名校就讀，入學的競爭是大得多了，取錄不易。但我們也可採取逆向思維，既然這麼多內地人要到境外求學，我們何不把香港構建成一教育產業基地，提供優質教育。從各種數據可知，內地人對來港求學極有興趣，把一生積蓄一擲千金者也時有所見。他們把投資放在香港比放在外國對我們更有利。

 

(Sky Post    2012-11-26)

中國城市化 醞釀新工業革命 (雷鼎鳴)

如無重大變故，中國的GDP（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在四、五年內便會超越美國。
沒有合格的經濟學家會認為GDP是量度國力的唯一標準，君不見在乾隆皇帝年代中國的GDP佔當時世界的三成，但隨後面對只得幾百萬人口的蕞爾小國但船堅炮利的英吉利卻一敗塗地，輸掉鴉片戰爭。不過，我們也確切知道，在現代社會GDP影響重大，文化、人民健康、科技教育、意識形態等等，莫不與經濟發展有明顯的互動關係。既然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火車頭，它將來能否持續增長下去，如何增長下去，亦已是決定將來世界地緣經濟政治的頭號問題。

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制度、投資、人口、科技、教育等等都是。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我們往往也會走漏眼，放過了一些影響深遠的變化。城市化及交通網絡的建設便是例子。


城市人口有增無減交通網星羅棋布

在1978年，中國共有92個縣級市、98個地級市及三個直轄市，但到了1996年，縣級市已猛增至445個，地級市也上升至218個。其後，因行政區的重新劃分，城鎮數目穩定下來，去年縣級市跌至369個，但較大的地級市（如廣州）卻增至284個，直轄市現時有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等四個。城鎮數目雖穩定下來，但城鎮人口的升勢有增無減，1978年城鎮人口只佔總人口17.9％，去年已增至51.3％，比起2010年，增幅竟達2100萬人，是等於三個香港的人口了。近年到過內地的人，也會知道現時連接各城市的公路鐵路已是星羅棋布，密密麻麻了。

城市化對經濟有甚麼影響？美國只有不足1％的人口以農民自居，但他們卻不但可養活全國人民，並有農產品輸出。中國尚有接近一半的人口住在農村，不在城市工作，這是多麼大的「浪費」人力？城市的生產力遠大於農村，它可提供多種近距離的後勤服務，我們很難想像，一些重要的高科技生產，可以在窮鄉僻壤發展起來。中國過去30年的增長，與城市化關係密切，但現在農村人口仍多，將來繼續城市化的潛力仍大。


宋朝城鎮大增生產效率奇高

城市化與交通網絡可推動經濟，在中國歷史上早有先例。上周有朋友愛德華斯（Ron Edwards）到科大發表他有關宋朝與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的研究。愛德華斯師從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是我同門師弟，他曾當過美國炮兵，但卻精通宋史，普通話比我說得標準。據他分析，宋朝的生產力奇高，足可被視作工業革命。但為甚麼宋朝這麼厲害？他的發現之一是從唐朝後期至宋朝，中國冒出了大量的城鎮，而且城鎮交通網絡也發展起來。城市的生產效率很高，不但人均的鐵產量可與18世紀的英國相比，科技之先進亦早有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所證明，文化更是發達無比。今天中國的城市化比宋朝更徹底，也許另一次工業革命正在發生。

 

(Sky Post    2012-11-23)

積極不干預 不搞工業政策 (雷鼎鳴)

本欄的資深讀者也許都知道，我對殖民地時期香港的一些醜惡現象記憶猶新，毫不會緬懷。不過，觀察世情最重以事論事，不要把個人喜惡變成客觀分析的障礙。遺憾地，香港今天的部分傳媒十分偏頗，做不到此點。殖民地有沒有留下值得我們珍惜的遺產？我認為最有價值的是法治精神及自由經濟體制。


政府開支愈大經濟增長率愈低

香港的自由經濟體制向為識者所欣賞，其標誌性的說法是夏鼎基的「積極不干預」。現任特首認為此言含義不清而且過時，但王永平卻撰文提醒它有清楚的定義，若要知道，可翻讀1977年的財政預算案，其中一個重點便是政府開支不可超過GDP的20％。

這個比重在當代世界社會算是低的，但與歷史上其他社會等閒不足10％的相比，卻已是偏高。哈佛的大教授巴羅（Robert Barro）曾有篇經典名著，報告了一個實證發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政府開支佔GDP的比例愈高，該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率便會愈低。既然如此，是否政府規模等於零，即無政府狀態出現，經濟才會最好？此說不對，巴羅指出每國政府都有最適當的規模，無政府主義絕不可取，但各國政府都早已嚴重過大，所以才會得出再大下去便愈大愈糟糕的結果。

我認為「積極不干預」的另一重要特徵是不搞工業政策。所謂工業政策，是泛指政府動用公共資源去補貼一些行業的發展，例如用稅務或土地優惠吸引一些企業搞高科技工業等等。


行業有前景 毋須納稅人補貼

經濟學家一般不認同工業政策。若某行業長綫前景可觀，就算開始時要虧蝕，又怎會阻到精明的企業家自行投資？納稅人實無理由要補貼他們的利潤。若此行業前景堪虞，根本不應發展，政府更無理由用納稅人的錢為它吊鹽水。一開工業政策先例，很易引來大批利益集團各自通過政治影響力或甚至以賄賂等不當手法為自己爭取利益。政府所垂青的工業，往往不是真正對社會發展有效益的工業，而是反映利益集團角力的結果。若按以往紀錄，世界各國有搞工業政策的，包括四小龍，成績並不良好，我過去曾屢有撰文分析過。

科大舊同事林毅夫教授上周到港，在科大發表演說，闡述他對經濟發展的看法。毅夫是高手，對經濟學有重要貢獻，但我對其工業政策的觀點卻有保留。他認為過去工業政策的往績的確不佳，但我們可走中間之道，只要政府大力推動一些符合該國相對優勢的工業，就算有補貼也不是問題。此言有道理，政府所挑選的工業若是正確的，社會不會白耗資源。但問題是政治掛帥的政府真的比市場聰明嗎？

這有如民主制度好還是獨裁好這個千古辯論。倘若獨裁者是一仁義智慧具備的哲王，懂得為人民作正確選擇，獨裁當然遠勝民主，但我們哪敢保證可以找得到此等哲王，而且他不會為權力所腐蝕？同理，在民主社會，政府哪敢不理會利益團體的壓力？它有無能力挑選出值得發展的工業，大是可疑。

(Sky Post 2012-11-21)

歐債危機可紓緩 經濟困局難解 (雷鼎鳴)

上周一德國總理默克爾到訪葡萄牙里斯本，本意是要與IMF、歐盟委員會與歐洲央行一起敦促歐盟各國履行財政緊縮政策，以解歐債危機。歐洲的工會見此大怒，在上周三發起了一次有23國40多個工會參加的24小時罷工示威抗議，號稱有數百萬人響應，規模不可謂不大，默克爾也被某些示威人士直呼為「納粹女魔頭」。這些示威人士大概不知，也不願相信，若無德國經濟還勉強守得住，獨力支撑歐洲經濟，其他各國的失業可會更加嚴重。

我這兩三年一向是歐洲經濟的大淡友，不願沾手歐元資產。歐債危機雖然嚴峻，但並非無化解方法。我所擔心的是它的經濟長期衰退，將來可能會如日本般衰足三十多年仍未見曙光。

多印鈔票維持「殭屍跳」格局

歐債危機的確是惡劣，去年歐盟27國的總GDP是17.1萬億美元，但欠債共16.08萬億，比日本更厲害。要削減這筆欠債目前不大可能，大家希望見到的是政府的財政赤字能下降，以致總欠債的增長速度能受到抑制。政府減開支或加稅都會遇到極大阻力，正如上周工會示威所顯示的那樣。

不過，歐盟尚有一招數可抵擋一陣，便是放棄歐洲央行一貫只求控制通脹的政策，改為大搞量化寬鬆，多印鈔票以便購買歐洲各國政府的債券。這種方法顯然並非上策，因為通脹會蠶蝕歐元的購買力，等於向歐元持有人抽稅（包括中國內地及香港的歐元或歐債持有人），自會引起大家不滿。但這比之於硬橋硬馬直接向人民抽稅，政治上較為可行，與坐見歐元瓦解，引發全球超級危機相比，更是好得太多的選擇。不過，靠印鈔渡日，也只能慢慢來，不能急進，否則歐元匯率跌勢太急又會引來新的問題，由是之故，歐洲經濟只能處於「殭屍跳」的格局，一道真氣度進殭屍體內後它可跳幾次，真氣用盡後它便會停止，要倚靠新的真氣（新增借貸）送上，才能再次郁動。


福利政策才致命

上面所述，雖不是甚麼美好景象，但仍不是歐洲最困難的部分。歐洲的大手大腳福利政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早已出現，當時二戰結束後不久，人民見慣風浪，吃得苦頭，經濟生產還有可觀之處，但時移勢易，經過兩三代人被福利主義所薰陶，不少人已把縮短工時、多放假歎世界視為理所當然的人權，一旦失業，派發救濟金自是政府的責任。2011年經濟諾獎得主薩金特（Tom Sargent）對歐洲高失業的各種成因早有詳細論述。要改變大半個世紀沉澱出來的生活經濟文化，談何容易？沒有一二十年以上的緊縮開支，政府並通過減少稅收而還富於民，從而減低政府自己的規模，歐洲經濟很難脫胎換骨。假若歐洲的其他國家也像西班牙般有五成的年輕人失業，那麼整世代人的技能及創意也許會日漸消失，這才是對他們文化與科技的最大威脅。

(Sky Post  2012-11-19)

相對貧窮綫的錯失 (雷鼎鳴)

過去多年，每隔一段時候，都會有一些社會團體發表報告，指稱香港的貧富差距惡化。我一向認為從回歸以前到現在，香港貧富懸殊都十分嚴重，但卻沒有惡化。說有惡化趨勢的，只是基於一些經不起推敲的統計分析。事實上，從1997到2009年，平均每個家庭的名義GDP從721,200元減至699,600元，下跌了3％，在此經濟大停滯的環境下（2010至今稍有改善），窮人家庭收入難以改進，又那裏值得驚奇？不少論者不懂分清名義與實際GDP，也不知香港家庭數目急升，致得到錯誤結論。


收入大增 反更多「窮人」

樂施會本周發表了報告，它建議政府設立貧窮綫，而貧窮綫的定義是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一半收入。按此標準，樂施會認為香港的貧窮住戶共451,000戶，貧窮人口1,176,500人。

經濟學家很多都會對這類「相對貧窮綫」提出質疑。所謂收入中位數，是指一半的家庭（或個人）收入高於此數，另一半低於。就算平均收入大幅上升，總也永遠有一半的人收入低於中位數，貧窮問題永遠揮之不去。舉個例子，假設某社會十分貧困，一半的人收入為1,100元，另一半為900元，中間有一人收入剛好1,000元，那麼收入中位數便是1,000元。按以上貧窮綫的標準，要收入中位數一半以下的，即月入500元以下的才算貧窮，但在這個例子中，收入最低的也有900元，所以沒有人可被視作貧窮！現在假設這個社會經濟大幅改善，一半人收入升至15,000元，另一半只上升至5,000元，中間有一人是10,000元，那麼收入中位數也剛好是10,000元。中位數的一半是5,000元，由此可見，雖然大家收入都猛增了，但現在反而有一半人會被視作跌入貧窮綫。

相對貧窮綫這個錯失，一目了然，就算所有人民收入都大幅上升，按照這條綫的標準，貧窮人口都有可能上升。有人以為聯合國等機構都有採用這種貧窮綫，所以它無問題。我們不可忘記，西方國家的免費午餐福利派一向人多勢眾，否則怎會搞出個歐債危機此種大頭佛？它們「認可」相對貧窮綫又算有甚麼參考價值？


只是反映老化

統計處今年發表過一份質量很高的關於收入分布的報告。它發現收入分布看似惡化，當中其實只是反映人口老化。長者既然已退休，其收入必近乎零，若有大批新出現只包含長者的住戶，它們必然拉低「窮人」的平均收入，但這批長者不見得都十分貧窮，原因是其中一部分早已儲起相當的資產，而資產多少，統計處沒有辦法調查出來。樂施會報告中的貧窮家庭，平均每戶只得2.6人，遠低於全部家庭平均的2.8人。這反映出樂施會所用的窮人數據中，相當一部分是住戶人數較少的退休家庭，這是會造成其結論偏差的。

以前見過一些報告，是把最高10％收入的人士的平均收入，除以最低10％的平均收入，再指出所顯示的差距愈來愈大。他們不知道，在2000年左右開始，大批未計入勞動力的人士突然加入勞工市場做part-time，他們薪水一定低，拉開收入差距，但他們在更早之前只得零收入的時候，卻根本沒有被納入計算。由此可知，計算收入差距步步都是陷阱。

(Sky Post  2012-11-16)

市場力量打擊貪污 (雷鼎鳴)

我在周一本欄提到一個叫「透明國際」的組織，它每年都編製一份有關各國的「清廉指數」報告。該指數滿分10分，最低0分，香港在97年得分7.28，2011年進步至8.4，顯示香港腐敗情況並無惡化。至於中國，97年是2.88分，2011年是3.6分，也有些進步。3.6分的成績，使到中國在182個國家地區中「清廉指數」排名75。為甚麼這麼「高」？原因恐怕是世界上有大量發展中國家，它們的貪污十分嚴重，有它們墊底，中國排名不致太低。


政府干預 權力成腐敗溫床

貪污有時可起到潤滑劑的作用，甚至可以提升資源配置的效率。不過，貪污涉及濫用權力，幾乎一定違法，在道德上也站不住腳，所以不能不反。但為甚麼發展中國家的貪污特別嚴重？我認為主要是這些地方市場機制十分落後，不夠競爭性。

1987年夏天我被在美國任教的大學派到大連市，教授中國的第一批MBA學生，當時我在友誼商店用500多元外匯券買了一輛最名牌的鳳凰牌單車，用了幾周後，離開前我的宿舍門庭若市，服務員都跑來想用更高的價錢向我買下此單車。為甚麼會這樣？因為他們平時若要買鳳凰牌，便必須向相關人等行賄或走後門才可成功。但今天若有人要買輛新的國產單車，200元左右便可。假如賣車的店員要先收受賄款才肯交易，買家根本可以不用理會，跑到別家百貨店購買便可。在充分競爭的市場機制下，貪污完全無立足之地。不是說有權力的官員不貪，而是大家有選擇，根本不會向他們付賄款。不過，在發展中國家，政府有形的干預之手處處可見，有干預便有權力，這便會成為腐敗的溫床，用市場力量代替政府干預，正好可以減少貪污。

貪污腐敗另一特色，便是貪官有必要建立攻守同盟，被查處時可以互相包庇，在平時，若有「客戶」尋求協助時，但提出的要求超越某貪官的權限，後者也可將其轉介至其同黨，這樣可增加貪污事業的效率。

貪官相衞成風重典不算上策

但這卻意味着社會中若已經有很多人在貪污，那麼新「入行」的官員會發現貪污的機會成本很低，因為大家會互相護衞，但不貪的話會十分危險，因為會遭到其他貪官的排斥報復。正因如此，社會中貪污一旦盛行，便極難打擊。但若社會廉潔，若某官員稍有行差踏錯，立時便容易被各清官發現，那敢貪污？

在50年代「三反」「五反」之時，稍為佔些小便宜也會被批鬥得灰頭土臉，甚至被勞改，在此「治亂世用重典」的形勢下，貪污很快便絕迹。不過，文革時法制敗壞，眾人無法無天，無人負責懲處貪污，機會成本既然消失，腐敗之風不但重來，而且人數眾多，氣候已成，大家互相勾結包庇，貪污已是屢打不下。如何解救？就算有完善法制也解決不了問題，有效的方法是加大反貪污資源，甚至重施「治亂世用重典」的故技，待到貪官絕迹後才再回復正常。那時社會貪官既少，一貪便被人發現，不用重刑也可維持廉潔。但此舉也有缺點，嚴刑峻法可能違反人權，不算上策。更好的方法是利用市場競爭力量衝擊貪污的溫床。

(Sky Post    2012-11-14) 

中國與他國貪腐情況 (雷鼎鳴)

胡錦濤在十八大的演說中再次強調要打擊腐敗。我對貪污腐敗的行為一向很感興趣，屈指一算，時間匆匆，研究相關問題竟已有30年，在國際經濟學界中算是此領域的開山人之一了。究竟中國打擊腐敗的前景怎樣？今天先作一點跨國比較，以再作其他探索。

清廉指數 中國處中游

用經濟學分析貪污腐敗，熱潮似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當時蘇聯解體，東歐多個國家當家自主，但世界卻赫然發覺這些國家貪污極為嚴重。在此之前，印度、巴基斯坦及非洲多個國家的貪污氾濫，也是早為人所知，但這些都是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並未引起西方主流學者的重視。但東歐及蘇聯不同，這些國家都要過渡到資本主義，而且文化系統與西方國家接近，並未被視作化外之民，在經濟學界中突然湧出大量有關貪污的研究，實在事出有因。經我當審稿人的論文，也是以百篇計算。
從1995年開始，有個國際組織叫「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每年發表一份「清廉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的報告，對世界各國各地區的貪污情況加以評分並且排名，1995年它對41個國家地區作了評分，去年已增至182個，觀其結果及評分方法，不見有特別離譜之處，學術界亦對其結果廣泛採納。

「清廉指數」的評分最高為10分，最低為0分。在2011年，中國只得到3.6分，在被排名的182個國家地區中，名列75，算是處於中游之地。香港得分8.4，排名12，排第一的是新西蘭，得9.5；美國得分7.1，排名24；俄羅斯得分2.4，排名143；北韓只得1分，排名包尾182。

人口 貧富 政制的影響

若細察這些數據，當可發現幾點現象。第一，排名高低似與該國或地區人口有頗大關係。在排名最高的13個廉潔國家地區中，其中只有三個（荷蘭、澳洲、加拿大）人口多於1000萬，其他的新西蘭、丹麥、芬蘭、新加坡等等，都是大國寡民或小國寡民，人丁單薄；但在人口過億的12個人口大國中，卻只有美國與日本不被視作貪污大國。是否人口一多管治便困難？第二，富國相對而言清廉指數一般較高，但排名100名以外的，幾乎是清一色的窮國。第三，民主政制似對清廉稍有幫助，但作用並非顯著。美國得分7.1，並不很高，意大利（3.9分）排名69，希臘（3.4分）排名80，印度（3.1分）排名95，這些都是民主體制國家，但貪污程度都是很高。

至於中國自己，在50年代建國初期，貪污程度也頗高，但很多只涉及偷雞摸狗之小事，當時已足以引發出「三反」與「五反」的政治運動，其中便包括反貪污反腐敗的，從50年代中至60年代中，中國曾獲譽為世界上最清廉的國家之一。不過，在文革結束後，種種事態又暴露出腐敗行為已經又大幅增加，其後雖每幾年便有反腐敗的政治運動，但收效都甚微，原因何在，以後再續。

 

(Sky Post 2012-11-12)

投資港股小心 奧巴馬連任 (雷鼎鳴)

奧巴馬連任，發表勝利演說，港股十分捧場，隨即拗腰急升，但美股卻不賣帳，大瀉313點，港股大有可能看風轉舵，受美股拖累。股票市場走勢不易捉摸，正如實反映出世界經濟局面仍是波譎雲詭，陷阱處處。

港股即時上升的原因相信是憧憬QE3能繼續下去，從而為香港帶來更多的熱錢。羅姆尼不認同伯南克的政策，後者2014年初任滿後，若是由羅姆尼當總統，很有可能要掛冠而去。他主導的QE3，擺明車馬是要每月向貨幣基礎注入400億美元，直至失業率顯著回落，現在奧巴馬連任，QE3能貫徹下去的機會相應提高。


歐元美元競相貶值 勢拖累恒指

QE3有多重影響，首先是國際資金充裕，熱錢流入香港股市追落後。在美國，其政策意圖第一是要長期維持低息，並鼓勵美國公司借錢投資，創造職位。第二意圖是使資產價格，尤其是樓價，能重拾升軌，從而使到金融海嘯期間因樓市下跌，按揭證券變成有毒資產的問題能夠自動化解。第三個意圖是美元因通脹而貶值，有利美國出口，增加就業。

但我們不可忘記，貶值是相對的，其他國家貨幣一樣可以與美元競相貶值，歐債危機還未解決，歐洲自己也可搞量化寬鬆，推低歐元匯價。我曾分析過，過去六、七年的數據，歐元相對美元一旦貶值，恒指都大有機會被拖累，原因之一恐怕是香港的企業擁有不少歐元資產，後者貶值，不利企業的市場價值。既然歐債危機在國際金融市場中依然是房間中的大象，我們當可預見，一旦美元貶得快，歐元也不會無動於衷。港股投資對此不可不防。

奧巴馬連任後，第一個要面對的財經難題自然是下月份的「財政懸崖」。在10月9日我已在本欄對此事分析過。面對「財政懸崖」，解決的方法不外乎是加稅減開支或借貸或印鈔票，或多管齊下，世上沒有免費午餐，若不去解決今天的財困，只是把更大的問題推給將來。美國眾議院受共和黨控制，兩黨角力只可能繼續下去，財政政策最後可能有些折衷方案。


港處中美夾縫 自求多福

美國對華的經濟政策相信會延續下去。中國今年的GDP估計在八萬億美元左右，超過美國的一半，若把物價差別也考慮在內，中國GDP等於超過12萬億，逼近美國。十多年前小布殊剛上台時，美國朝野中仍有人不當中國經濟是一回事，甚至主張把它打壓下去，但今天美國已經必需要調整策略，面對七、八年之後中國GDP將會超過美國此一現實。製造些小麻煩，例如在匯率問題上施壓，或在貿易上搞些小動作，稍為拖慢中國的發展，應該是在所難免的。香港在金融及貿易上都處於兩國的夾縫，只能自求多福。

 

(Sky Post   2012-11-9)

中央新政府 須落實農村土地改革 (雷鼎鳴)

我在內地開會或旅行時，若時間容許，都喜歡到處問長問短，以了解其社會及經濟有甚麼問題。我得到的結論是，中國經濟有極其強勁的增長動力，最大原因是年輕人對學識追求的熱忱，在別的國家真的很難找到。不過，使我對未來信心更強的卻是另一奇怪的原因，就是中國的經濟政策與制度仍存在難以盡數的缺失與錯誤。按過去幾十年發展的經驗看來，每改正一個錯誤，經濟便可走上高一級的台階。有這麼多的錯誤仍要糾正，發展的潛力可有多大？當然，要達到目標，這需要政府有糾錯的能力。在經濟政策方面，中國的紀錄並不差。

十八大後中央領導層換屆在即，有甚麼地方是早應改革但至今仍未見落實的？我認為最重要的其中一項是農村土地產權仍未能自由轉讓，下屆政府若不落實改革，會大大拖慢中國的發展。

可用不可賣缺誘因改善生產力

在城市中房屋早已可自由買賣，但農民卻只擁有土地的使用權，不能把土地賣掉。中國的城市人口雖在去年已增至全國人口的51％，但城市人中很多仍常常回鄉，根在農村。我不認同農民要受到歧視，認為他們與城市人應得到同等待遇，產權的自由轉讓是很重要的一環。

沒有土地轉讓權會產生甚麼後果？我們常常聽到城市工作的民工辛勤工作是想多賺點錢，賺錢是為甚麼？是要回老家建房子。我到農村訪問，倒也是見到居住環境比前改進不少。但細想之下，這種做法其實很有問題。農民仍相對貧窮，有了錢其實最應使用的地方是投資在土地與耕作上，使農村的生產力能不斷上升，大家更易脫貧。為甚麼寧願把錢放在改善生活消費而不用在投資土地之上？這是因為他們沒有誘因這樣做。

我們住的房子若是借來或租來的，不會自己花錢為它裝修，因為房子不是自己的。同理，農民就算能使用土地，但不擁有，也不會有太大興趣改善灌溉系統增添土地肥力等等。久而久之，農產增長會受到抑制。

美國農民只佔工作人口的2％，中國留在農村中的農民若要改善收入，便必要把農民人口逐步減少，最好是減到總人口的10％以下。若不如此，這麼多人瓜分數量有限的農產，怎會不窮？但農民移民到城市，卻不能賣斷土地，對他們籌集資金適應城市的生活實在不利。把老弱殘兵留在鄉村又怎能發展出新的農村及現代化農業？


地方幹部囤地 不利發展

有些地方幹部也許知道將來土地總可轉讓，到時土地價值必大升。這倒可能誘導他們要及早千方百計把土地弄到自己手上。簡單的方法是徵收各種稅款，增加土地使用者的負擔，這樣土地的價值會下降，使農民較易放棄土地。這些當然不利中國的發展。

 

(Sky Post    201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