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桶挑戰」模式為何成功？ (雷鼎鳴)

社交網絡興起的「冰桶挑戰」熱潮，不到兩個月，已無遠弗屆，傳到了香港及內地。這個本為俗稱「漸凍人症」（學名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LS）籌款的活動可能已逐漸失卻其原本意義，漸漸變為商業或娛樂活動，但其背後的「商業模式」還是很值得探究。

用冰水淋頭此等靠自虐去鼓動別人捐款做善事的方法，原創人絕非美國的科技大老或運動員，我與中學時的一些學長數十年前便早已用此法籌款，說我們是原創人我們也不會感到臉紅。當時每年的十一月，明愛都會借用在銅鑼灣的聖保祿書院舉行一個聯校籌款賣物會。我校也必會設立一個攤位，搞些有獎遊戲，獎品是我們預先到各大公司要它們捐贈的，收入要來做善事。


利用群眾心理籌集善款

我有兩年是我校攤位的主要搞手，對細節十分熟悉。當時我們為求節省獎品，想出了一個無本生利的辦法。先在一塊木板上畫上了一個小丑般的人物（美術工作可能是張炳良出手，他當年是校內著名的藝術家，是美術學會會長），當中在鼻孔位置鑽了一洞。我設計了一個機關，誰人從遠處用球擲中從洞中伸出來的長鼻，便有一桶水當頭淋下，一個被選中的同學會坐在水桶下面受虐。
此遊戲頗受歡迎，參與者要付出一元才有三個球可擲，就算擲中了，我們也不用付出禮物，反而圍觀者會在旁歡呼，引來更多的人潮，其他的遊戲也因而受益。

數十年前我們中學生搞的淋水活動與今天的「冰桶挑戰」，其共通之處是一目了然的。大家都是利用群眾喜見他人受虐的心理去籌款，既然受淋水者肯付出代價，他的號召自然更有說服力。撇除群眾的心理壓力不論，參與者大多自願，道德上也可站在高地。

若論參與性，我們當年的設計其實不錯，捐款人付款後可以直接參與，把球擲出以求可以施虐。反觀「冰桶挑戰」，旁觀者則只是旁觀，參與者只是自我淋頭之人，被他們發出挑戰書的人，是無奈參與。


自願參與無損道德

不過，科技的進步卻是改變了冰桶淋頭的整個模式。若果沒有社交網絡之助，很難想像大眾對此活動有何注意，它有如病毒般一人傳多人，多人再傳更多人的擴散性，也就無從發揮，就算有名人參與，效果也只會是暫時性的，作用有限。懂得把這籌款活動與社交網絡掛鈎的人，十分聰明。也許當年我們也有此智力，但卻無此科技可茲利用。

我們當年的冰桶淋頭與今天的「冰桶挑戰」也可帶來一些道德上的思考。這些活動出發點都是為了做善事，目的是好的，但手段是否正確？我看是無可厚非，參與者自願犧牲，參與時甚至興高采烈，誰能說整件事有損道德？

深究下去，我們可容易見到「佔中」活動性質是完全不同。「佔中」者認為他們的目的是為了某種公義，但手段卻不單是自虐甚至自殘，而是把其他人也拖下水，使到他們蒙受顯著的經濟損失。

這有如「冰桶挑戰」突然改變模式，冰水不是淋向自己，而是把水潑向別人，並向一些本來打算捐款的人說，你若不多捐些款，我便把水潑向更多過路之人。
此舉惹人反感，我若是有錢可捐，也絕不會把錢捐出以免助長歪風。這也就解釋了為甚麼這麼多港人願意通過簽名運動去表達他們對「佔中運動」的不滿。

(Sky Post   2014-8-29)

香港亟需重回中間路線 (雷鼎鳴)

我一向不喜歡參加政治活動，但近日香港媒體報道最多的幾項政治活動當中，我卻參與了四項，而且認為理所當然，義不容辭。

第一項是「幫港出聲」，它去年八月成立，我不是會員，卻算是催生者之一。港人其實勇於表達意見，不算沉默，但中間大多數卻苦無表達的平台，所以其意見未能彰顯。第二項是「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我是發起人之一，但無參與具體的組織活動。包括中間派在內的大多數港人反對「佔中」，而且希望有普選，「大聯盟」搞的簽名運動在執筆寫此文時，已有超過一百五十萬人簽名，是香港歷來規模最大的群眾運動，可見其口號得到極多港人的共鳴。第三項是「十三學者」的政改方案，我是參與的十三人之一。方案是要力圖在激進泛民與中央的對立中找出那道狹窄的縫隙，讓港人可以在二零一七年有普選。第四項是三十九位溫和建制派與泛民的簽名呼籲，希望對立的有權人士能放下成見，大家有商有量。我不是建制派也不是泛民，但也認同呼籲的內容，是三十九個簽名人之一。

這些活動的目的都是要爭取機會，把中間派的看法大聲說出來，受到社會廣泛注意，正是因為有相同看法的人，在大家的身邊都容易找到。

為什麼中間派意見重要？我在四年前寫過兩篇長文，分析社會兩極化的後果與成因，可能是近年第一個嚴肅探討社會撕裂的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各人的意見儘管並不相同，但只要中間持平的人人多勢眾，那麼社會便較為穩定、和諧。但假如兩邊（或多邊）的人意見南轅北轍，互視對方為邪惡之輩，那麼無論這社會採用民主或是獨裁的制度，它也會難以管治，內耗連年。

世間事物往往有正反兩面的辯證關係，黑白分明並非常態，但在撕裂的社會中，對立的雙方卻不會作如是想。他們喜歡把有利自己的觀點的論據加以誇大神化，有利對方的則視為荒唐之言，久而久之，更會只聽見自己喜歡聽的聲音，不肯結交與自己意見不合的朋友。當他們質問別人「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你聽見人民的歌聲嗎）時，其實卻只是把自己小圈子的聲音誤以為是全民的聲音，嚴重的還以為自己是民意的代表、正義的化身！這當中有無病態，我不得而知，精神科醫生才更有資格判斷。這裏想起今年教宗方濟各的一次發言。羅馬人民對他十分崇敬，民間把他神化為超人，但他卻不領情，反而引用佛洛伊德的理論，認為每一個理想化（或神化）的過程，都只是掩蓋著性格中攻擊性的偽裝，這個教宗不簡單。

人民的聲音究竟是什麼？小圈子朋黨的聲音可作參考，但切不可當作代表整體人民。讀社會科學的人都會懂得，民意調查更有代表性，但前提是一定要有科學的隨機抽樣，而且問題要設計得合理。香港的民調結果多如牛毛，但在政改或佔中問題上所得的結果卻出奇地頗為接近。以《明報》月前所搞的一次便頗具代表性，它發現百分之五十七的人接受只要有普選，便應「袋住先」（先接受）的方案，百分之二十八的人則反對。換言之，扣除餘下的百分之十五沒有什麼意見或態度不明顯的人，三分之二的港人接受「袋住先」，三分之一的人卻反對，難怪港府有底氣在廣告中說：「有票，真係唔要？」有關「反佔中」與「佔中」的民意比例一樣也是二比一。由此可知，「保普選，反佔中」的確是有如上文所說，包括了中間立場的大多數。「大聯盟」動員力雖然有限，但也有百多萬人出來簽名，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雙方強硬派都不希望普選

中間路線今日雖有不少評論的支持，我卻認為普選之路仍舉步維艱，形勢凶險。香港政治上對立的雙方，皆有強硬派不希望有普選出現。我們這些所謂中間溫和派的處境便有如八九年五月十五日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到訪北京前，一些知識分子力勸學生暫時應撤離天安門一樣，他們知道硬碰硬的策略後果堪虞，事後亦證明他們判斷正確。可惜，廣場運動有其自身規律，學生被勝利沖昏頭腦，認為這些知識分子沒有資格說三道四。歷史往往不斷重演，香港政壇中人似乎也不會吸收教訓。

在「反佔中，保普選」運動中簽下自己名字的人當中，我感受到一種怒氣。他們很多都對我說，已忍了很久，不忿自己被「代表」了，更不喜歡某些政治活躍分子胡亂攻擊別人的手段。《龍的傳人》作者侯德健在批評學生的鬥爭時說過：「那麼你用你反對、你要打倒的方法去打倒你要打倒的對象，結果是什麼呢？結果是你必須再被打倒一次。」這位歌星是很有智慧的人，香港一些政治參與者所用的手段與侯的描述一般無異，港人應棄掉極端思想，重回中間路線。■

 

(Asia Week   2014-8-31)

評《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 (雷鼎鳴)

周永新教授和他的團隊受政府委託，經一年多的研究後發表了一份名為《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的報告及建議（下稱《報告》），當中分析並評估了社會團體或人士提出過的15份方案的可行性， 其中10份都涉及免資產入息審查的「全民」「隨收隨支」制度，團隊發現每一個方案都有缺失，於是自己便另外提出一個他們認為較理想的方案，論性質，也屬於「隨收隨支」制，即對現時工作人口抽稅，並把稅收幾乎立刻用在已退休的長者身上。

 

香港有關退休保障模式的爭論，從六十年代中開始，至今已近五十年。當中最重大的變化是1993年政府想推出也是屬於「隨收隨支」制的「老人金」，但在1994年9月1日遭到七十八名主要為經濟學家的學者自費在報刊聯署反對， 自始輿論大轉向，傳媒紛紛也加入反對行列，政府在1995年1月突然宣布放棄「老人金」計劃；該年3 月8 日又在立法局中動議，要立法局敦促政府設立強制性的公積金計劃（即政府要求議員敦促政府做事），香港的資深評論人可能仍記得此事。

 

二十年前，經濟學者反對的主要理由之一是香港的人口結構特別不適宜搞「隨收隨支」制，原因是當時已可預見，香港的超低出生率及人民的長壽，必然會導致扶養率變差，納稅人減少，領取福利的長者則大幅增加，整個計劃根本無法維持下去。二十年前的判斷是基於對人口結構及財力的推算，到今天，當年的推算不但變成現實， 而且人口結構及財力還變得比當年所假設的更糟糕，更不適合搞「隨收隨支」制。但正如佛利民所言，陳舊的謬誤永不會死亡，社會中總會有人主張「隨收隨支」制的。

 

「錢從何來」 未有解決

 

為什麼任何形式的「隨收隨支」制在香港都特別不適合？我們可從多種角度看這問題，但答案卻是會一致的，篇幅所限，這裏只從回報率的角度分析。「隨收隨支」是一種稅收，不是投資，但對被迫參與者而言，當中仍隱含著一種回報率。這個問題一定有人問，我現在交了某某數額的「老年金」稅，將來每月可從政府手上拿回多少福利？答案一定受制於有多少人交稅、有多少人攤分收到的稅款。

 

根據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所搜集的數據， 在2012年每1000名15至64歲屬於工作年齡族群的人，要支持194名65歲或以上的長者，但到了2041年，卻要扶養549人。假如這1000人所交的稅款不變，既然多了人攤分福利，那麼各人得回的錢是會日漸減少的，二十九年內減少了65%，等於每年以3.5％的速度下降。但我們大可樂觀一些，相信實質工資會有所增長，到了2041年可徵之稅會因大家收入上升而有所進益，我們可跟隨《報告》中的假設，實質工資每年以2%的速度增長，人口變化加上工資上升，帶來相反的影響，一正一負互相抵消後，每位長者可分得的稅款每年以1.5%的速度萎縮，這便可輕易使到計劃要面對負回報了。

 

有了稅款不斷萎縮的約束，「隨收隨支」制一旦在港運作，在財務上必會捉襟見肘，顧此失彼。不要忘記，有不少人詬病的強積金，據統計記錄所得，是有顯著的正回報的，而且也會因未來的工資上升而累積到更多的資產。

 

周永新教授團隊所做的《報告》中，對於有關老人貧窮及退休問題都有很詳盡的分析，甚有價值。略感遺憾的是，對於「錢從何來」這一關鍵性問題及香港社會和政府的財務前景， 卻敏感度不足。《報告》正確地指出了坊間15個方案的缺點，但團隊自己所建議的，雖然簡單易明，卻同樣不可能避免「隨收隨支」制與生俱來的財政困局。

 

團隊的建議，簡略來說，是對65 歲或以上的長者一視同仁，不用資產入息審查，每月可得3000 元。錢從何而來？其中大約一半是靠取消掉每月1180元的生果金及2285 元的長者生活津貼，政府可改為注資入他們所稱的「老年金」中。此外，政府開始時一次過注資500億元，不同薪金的僱員及其僱主都要額外交稅，例如， 月薪20000元或以上的僱員要交等於薪酬2.5% 的稅，其僱主也要交2.5%。換言之，對此等收入的人而言，他們是要多交5%的稅了。為什麼是5%？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僱主替僱員多付出2.5%後，必會在未來靠減薪或減慢加薪的速度而追回此數，所以整筆稅款變相也會由僱員承擔。在強積金實行初年，香港的工資寸步難移，正是反映這狀況。

 

儲備豐厚 也可花光

 

《報告》所建議的方案最使外行人震驚的是，到了2026 年（假設計劃從2013年開始實施）。計劃便會出現赤字，到了2042 年更會千金散盡，整個計劃要宣布「破產」。說它「破產」，是因為計劃的結餘變成負數，再無力支付每人每月3000元的福利。若不減低所派款項，便只能加稅，又或政府借錢度日，但債務總要償還，惟有留待再下屆政府才加稅還債。

 

減低福利不易實施。要明白一點，現在派3000 元很多人已經嫌少，若每年平均實質薪酬加幅是2%，到了2042年，薪酬應是今天的1.74倍，領取老年金的人會不要求福利也要增加74% 或更多嗎？若說要減，必有政客誓死反對之。靠加稅解決嗎？到時的年輕人若多交了稅， 到他們退休時必會要求高得多的福利才不致感到吃虧，這便造成惡性循環，稅率一直加下去，整個計劃也愈陷愈深，這正是其他國家採用了「隨收隨支」制後的歷史經驗。建議中也有考慮過將來的福利不再是3000元，而是與GDP掛鉤。倘若老年金的金額與實質薪酬掛鉤，根據《報告》中的數據推演，到了2042年，福利增加了74%後，所需老年金稅款起碼要1100億元，計劃才能勉強維持下去（政府到時另外尚要每年注資近500億元）。換言之，老年金到時需要等於薪酬20%左右的稅率，而不是今天的5％。

 

有人認為政府財政儲備豐厚，只要拿儲備出來頂住便可。這是遠遠地低估了老年金的開支了。到了2041年有256萬人每月要領取3000 元，每年便等於922 億元了， 若大家要求福利與薪酬增幅掛鉤，光是2041年所需款項便達1577億元了。今年3 月政府《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便公布過，就算政府把所有服務完全緊守在今天的水平，不作任何進步，到了2041年所有的財政儲備也會因人口老化而用光，若服務水平按過去17 年同樣的速度增進，政府開支更會上升，到時不但儲備早已化為烏有，政府還會欠債近11 萬億元！這些推算尚未包含設立老年金這一因素，若真的有此方案，到時又哪裏有儲備可拿得出來？政府現正千方百計壓縮開支增加收入去推遲將來財赤出現的時間，老年金在財政上的不可行已是呼之欲出，奇跡不會無故出現。日本與歐洲不少國家都經歷著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困擾， 其政府財政困難亦眾所周知，香港的人口結構問題只比她們更大，焉能不防？

 

這些二十七、八年後的財務困境意味著今天40歲以下的港人在老年金制度下都會損失慘重，他們交老年金稅二十多年退休後，卻會發現政府根本無力付給他們原本以為可以獲取的福利，這叫他們如何是好？有評論人說這等同「供死會」，這是十分準確的說法。以年齡組群來說，只有年紀較大離退休之期不太遠、不用交多少老年金稅、又沒有多少下一代要負擔稅項的，才是老年金的得益者。我屬於這一組群，推行老年金對我有利，別人要把錢塞到我的口袋，我卻要堅決指出這對港不利，想想也自覺是傻人。

 

有種說法認為現在提議的老年金對中產最有利，原因是他們在65至69歲時，每月可多得3000元， 在70歲後則失去1180元生果金，但可得到3000元的老年金，淨賺也有 1820元，這比起現時領取2285元長者生活津貼的人得益更大，後者得了3000元，卻失去2285 元，賺得不多。這說法有真確性，也是爭議點的所在，家境較好的人本來便有能力自己準備退休，為什麼要比他們窮的年輕人交稅津貼他們的退休？但話說回來， 中產真的是得益較大嗎？對接近或已進入退休年齡的中產來說，這是對的，但對年輕的中產，他們要比其他人負擔更多的稅，到最後卻很可能因老年金「爆煲」而得不到任何福利，他們又賺了什麼？

 

年輕中產 負擔更多

 

《報告》中的建議包含現在先注資500億元作為啟動基金。 我看這作用不大，500億元雖是天文數字，積累幾十年利息後數額更大，但只要稍加計算，也可知它只能把方案破產的年期稍為推後幾年而已，根本改變不了大局。

 

上文我雖對老年金有所批評，但這只因我相信這方法不對，未有善用資源而已，絕非說我們不用找出辦法去應付人口老化所帶來的龐大財政壓力。方法是有的，這涉及兩個原則：

 

一、既然未來長者人口眾多，社會及政府的財力都因此而削弱，所以資金使用一定要有優先次序，要用在真正貧窮的長者身上。什麼人也派錢，在富裕社會可行，香港卻無此條件，所以必要有資產入息審查。

 

二、強積金的累積會愈來愈快，這是因為回報的複利率在起作用。從強積金管理局提供的統計數據可見到，今年3月強積金的淨值資產是5162 億元，是5 年前的2.37倍，10年前的5.32倍，以後的增速應會減慢，但仍會十分可觀，如果積金局推出的「核心基金」能成功把基金收費壓在0.75％以下便更好。將來老人人口雖增加，但強積金的累積同樣也會上升，政府決定福利的份額時，應根據各人強積金累積到的資產而加以調整。每個人都應為自己的退休作準備，強積金既幫助各人增加了儲蓄，他們便不應收取過多福利。我在拙著《老有所養》一書中曾計算過，只要福利金額能因應強積金的累積而調低，而且福利又不致太慷納稅人之慨，那麼就算老人人數劇增，福利開支還是可控的，它佔GDP的比重可以保持穩定。

 

(HKEJ  2014-8-26)

政改要滿足「雙認許」 (雷鼎鳴)

人大常委副秘長李飛、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上周五在深圳會見各界士聽取政改意見，我是成員之一的「十三學者」，有六人當天應邀前往，另有一些人則在此之前已到深圳，並用WhatsApp告知會用抽籤決定發言人。我們預知到場人數有三百人左右，能被抽中的不會超過三、二十人。我用概率論的方法一算，六個人中完全沒有一人被抽中的機會只稍高於五成，所以我們準備了一份意見書，誰被抽中便把此意見書讀出，最後是廖柏偉教授被抽中。

在意見書中我們毋須再描述我們的政改方案，香港媒體對此早有報道，有人亦向有關官員當面解釋過，所以意見書只集中解釋方案背後的核心理念。香港社會對立嚴重，若不找出一個多方面可接受的方案，將來更難管治。若要得到最大的認受性，它必須符合「雙認許」的條件，否則一切都是空談誤事，置國家與港人利益於不顧。「雙認許」缺一不可：

「為要得到中央政府的認許，方案須照顧國家安全及持續發展；為要得到香港市民的認許，方案須照顧香港廣闊的政治光譜。」

學者的特質是思想獨立，各有自己的意見，「十三學者」也不可能例外，大家都同意把「雙認許」放在意見書中，但對這兩點的解讀不需要完全相同，我只談我自己的解讀。

中央不會委任它不接受的人當特首，這個信息很早便十分清楚，只是有些人不願接受事實而已。它要排斥的，主要是它認為對國家安全不利的人，餘下的空間仍十分寬廣。泛民認為香港若有了民主，萬民自會歸心，這便最有利於國家安全。我不相信此話對中央有任何說服力。在港希望中共政權垮台、緬懷港英殖民地、或喜歡探訪外國政要談心的人，不知凡幾，無論香港是甚麼政制，這狀況在一二十年中都不會消失。特首擁有巨大的權力，疑人不用，要說服中央放棄保障國家安全此一思維，並不可行。我二十年來多次說過，中國的經濟力量快將追過美國（今年中國的GDP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便會超越美國），這有如在賽車中，兩車若相距甚遠，危險便不大，但若一車要扒頭，在前面的一輛必會有大動作阻止之。中美關係正在處於此一敏感階段，中央政府不會對此沒有戒心。

照顧國家安全 港政治光譜

第二個「認許」是選舉制度要得到市民的認許。此事也不易，港人對立嚴重，哪裏會有共識？所以最好的做法便只能找尋港人的最大公約數，而據各種民調結果看來，多數的人都希望有普選，超過一半的人都接受所謂的「袋住先」方案，亦即只要是一人一票，就算沒有泛民成功當候選人，稍為超過一半的港人也會接受。

這多於一半的港人其實大有智慧，首先他們明白到「雙認許」的道理，不能單顧自己的偏好。第二，我多次撰文指出民主的功能常被誇大，但一人一票人民便有機會把不稱職的特首趕下台，已是民主最核心的部分，有了這部分，就算兩個候選人一個是希特拉一個是金正日，他們也會面對人民的權力變得乖乖的。美國開國元老之一的麥迪遜總統的民主理念與此也是若合符節。

「十三學者」當然明白除了一人一票的選舉部分外，港人也很關心提名的部分。怎樣使到「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提名機制都符合「雙認許」，既增加民主成分，又為中央所接受，是很大的挑戰，當中的空間太窄，不易有進展，我們提出的「名單制」，亦即候選人最後的名單要得到提委會過半人最後的支持才可出閘，正是為了滿足「雙認許」而設計，有興趣的學者可自行到以下網站閱讀其細節：http://2017cenom.blogspot.com。

一人一票已是很大的進步，港人應以開放的態度看政改，中央其實也不用太擔心將來外國的干預。十多年後，中國的GDP將兩倍於美國，干預也不成氣候了。

(Sky Post   2014-8-25)

遊行之後 (雷鼎鳴)

「反佔中保普選」大聯盟搞的簽名運動空前成功，但遊行的得失卻有較大爭議。簽名運動除構建一個平台讓沉默的大多數簡易地發聲外，長遠意義在於發展了一個發動群眾的新模式，善於掌握社會脈搏的周融與基層組織實力雄厚的工聯會，及有財力基礎的商會合作起來，協同效應極大。

對市民來說，到街上簽名所要付出的時間成本與到投票站相若，但高於網上「投票」，低於到街頭遊行，簽名人數及其中顯示出的新出現希望發聲的族群，對評估未來的各種選舉有重要參考價值。各政黨中有智慧的人對此不可不察。


成功建立沉默者的發聲平台

至於遊行，我雖與家人及好些朋友都有參與，但因地方太大，人數太多，我只能說出自己的觀察及分析。我並沒有參與遊行的全部，周日早上要忙於搜集有關香港會否出現完美金融風暴的數據，月前早答應在下午二時參與一退休保障的論壇，二時半提早離開到維園與家人滙合。三時過後才到天后站，人堵得厲害，與03、04年的七一遊行無甚分別。當時遊行雖早已開始了一個半小時，但新加入的人潮仍不斷。我因要尋找失散的家人，在維園外邊到處找路行，但人潮如海，十分困難，到三時半以後才拐路到了另一入口，但已封路，我扮作是工作人員，警察才半信半疑地放行。在場內，我到處尋找合適的插隊位置，形跡可疑，被一些記者認出，說幾句話後便混入一些穿上顏色T恤的隊伍中，低調地觀察實況。

從現場所見，我相信警方十一萬的估算基本上準確。警方用的標準是離開維園人數，不包括中途加入或離場的數字，他們過去對七一的估算與其他獨立估算的數字十分脗合。但今回情況與前會有差異，原因是人數的高峰是離開維園的人數，其後在銅鑼灣渣甸坊的地鐵入口便有大量人離場，過了波斯富街人數便似有減少。這便是為甚麼有其他人估數較低。

有些評論人似乎認為中途離場不對，但這批評是沒道理的。據朋友告知，在場內等候時已有不少長者受不了太陽的暴曬，幾乎暈倒。我沿途與人聊天，得知有人是請假來的，還要趕着開工。我自己到了灣仔，也要趕着離開與「十三學者」開會，準備今天在深圳見中央大員時所要述說的意見，其後又要趕回家寫篇金融風暴的文章，遊行是消耗生產時間的場合，我自己也抽不出多少時間，所以不會批評別人。

況且今次遊行的目的各人理解不同，大多數人並非要去打倒甚麼，或抗議權力機關的政策，而是表態，甚或看成是在現場歡樂一陣子的社交活動，要他們犧牲時間體力，遊畢全程，是牛頭不對馬嘴。

對遊行最大的批評是有部分人收了錢才去參加。經濟學家對派錢並不排斥，在歷代的徵兵制中，有強制徵兵，付錢的僱傭軍，又或是自動參軍的志願軍，其中各有優劣，經濟大師佛利民一力促成美國放棄強制徵兵改用僱傭制便被視為對美國的一大貢獻。至於感情最投入的志願軍，多是要國家面臨嚴重威脅時才可行。今次遊行涉及的團體眾多，有些認為這是個社交活動，所以順帶吃飯派錢他們或許覺得沒問題。參加七一遊行的人，同樣訴求目的也多元化。


要對派錢行為零容忍

不過，從大聯盟的角度看來，派錢的確不能容忍姑息。

大聯盟多次三令五申，反對這做法，但正如我周一在本欄所說，大聯盟本是「烏合之眾」，並無公權力，指揮系統也並不發達，所以我認為它在群眾運動中，只是離開小學雞不久的高中生，離專業很遠。

從各種報道可見，傳媒大量地打電話聯絡這1,500個團體，找尋「放蛇」機會，但最後能提出來討論的只有十多個，不到團體總數的百分之一，有些例子還十分可疑，有關團體聲稱要控告涉案媒體。

大聯盟千萬不能因涉嫌派錢的案例少而不加理會。最正確的做法是零容忍，經查明有證據而不是被栽贓的，必要劃清界綫並公開譴責之。不這樣做便對不起我在現場所目睹的，大量極度投入自發參加但不被傳媒報道的遊行者。

(Sky Post    2014-8-22)

香港會否爆發「完美金融風暴」? (雷鼎鳴)

政府幾位財金巨頭日前提出要警惕出現金融「完美風暴」的可能。官員居安思危，審慎理財，緊盯著市場變化，是他們應盡的責任。但「完美風暴」是否迫在眉睫，我們在下判斷前，必要把不同的正反因素都小心分析。我們起碼應把息口、本地經濟、世界經濟、中國經濟、資產價格及資金流動等種種潛在因素都考慮在內，才可下結論。

 

息口的影響較易預期。眾所周知，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早已開到荼薇，退市是必然之事，現在的問題只是時間。美國經濟復蘇仍不算強勁，究竟加息要等多久才出現，眾說仍然紛紜。不過，既然大家早已在等待，對其後果有了預期及準備，到真正加息時，影響倒是不會太大，所以我不相信加息本身能引發完美的金融風暴。

 

日GDP跌6.8%是警號

 

香港第二季的實體經濟數據並不理想， 實質GDP同比增長只得1.8%，消費1.2%，投資更下跌5.6%，這些可能是促使財爺提出警戒訊號的直接原因。經濟停滯的確有可能對金融業及資產價格構成殺傷力， 但香港的金融服務早已超越本土、股票中與本地經濟無甚關係的H股已佔重要比重，一些重磅股如和黃，大部分業務都不在港，香港本地經濟對金融市場的影響逐漸減弱。就算「佔中」出現，使到香港企業的借貸風險增加，從而推高借貸利率，也不見得能大力打擊到香港作為國際集資中心的地位。不過，長遠而言，若經濟停滯，政府開支削減不了，稅率卻有壓力增加，那麼較高的稅率倒有可能增加企業在港的營運成本，部分資金可能逃離。香港經濟增速減慢有頗大機會是長期現象，但這也有助壓抑辦公室的租金，對金融業有利。本地經濟雖對金融業有影響，我不相信效果足以造成「完美風暴」。

 

世界經濟又如何？我對日本及歐洲經濟一向不看好。日本今年第二季GDP 下跌了6.8%，是一個警號。雖有種說法，這是由新加的銷售稅造成，但我不相信銷售稅本身能夠有這麼大的效果。歐洲的經濟仍不穩定，不少國家的開支仍遠超收入，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的青年人失業率仍高得離奇，金融危機久不久便會浮現出來。中國經香港往這些地方的出口總會受到影響，但這些倒不會直接影響金融業。但如果它們出現大規模的金融風暴，香港卻很難獨善其身。美國因科技實力雄厚，經濟力量也未衰退，2008年的金融海嘯不會太快重演，但因當年金融業的深層次問題基本上未解决，我們不能排除終有一天，美國的金融業又會再來一次巨大危機。不過，假如美國在東亞地區圍堵中國，甚至出現軍事衝突，那麼香港會受很大打擊。

 

中國經濟仍處於調整期，但高增長的動力依然強勁，我相信此動力仍可維持二、三十年，不宜看淡。正因如此，中國因素可稀釋了國際上的負面因素，世界各地的企業很多仍以香港為進入內地的踏腳石，在此開設分部或總部，所以香港經濟要差也差不到哪裏去，這可有助減低金融風暴的機會。

 

資產價格是一個隱憂，但香港的股價不算太貴，主要是樓價出問題。樓價之高已超越普通人的承擔能力，但供應短缺仍是支撐樓價的主要因素，此因素未來好幾年不會消失。美國加息自會推高香港息口，從而壓抑樓價，但短期內因供應不足，重現本世紀初的樓市崩盤機會不大，負資產住戶不會多，銀行就算受到的衝擊，應可守得住。

 

必須注視資金流向

 

從上可知，除非發生戰亂或歐美日本有大型危機，否則上述因素不太可能造成金融風暴。我們真正要留神的是資金的流向，有關的數據頗堪玩味。

 

政府的擔心之一似乎是近年資金數度大幅流入，而且這些資金基本上未有離去，倘若將來一下子撤離，會否造成通貨緊縮，重現1998至2004年的景況？

 

量度有多少資金流入，最簡單的方法是看看香港的貨幣基礎增加了多少。2008年8月底金融海嘯出現前，香港的貨幣基礎是3258 億港元，但它隨即急劇上升，到了2009 年6 月底已升至7051 億元，該年的年底，還上升至10110億元，等於金融海嘯前的三倍多， 陳德霖當年也要說從未見過此種現象。接著它升幅收窄，但到了2012年第4季，又突然一季內便急升1188億元，達到12200億元的水位。此水位維持到今年6月底，從那時起到8月15日短短一個半月內，貨幣基礎又上升了781億元，大量資金再度湧港，近日的股票價位上揚，可能是資金流入的後果。

 

這麼多資金進入香港，衝擊可以十分巨大，就算不計最近一兩個月的流入，從2008年8月底到今年6月底，貨幣基礎總共上升了286%，反映資金淨流入9303億港元。在香港聯繫匯率的制度下，若這些資金不作任何處理，全部變成鈔票，物價很有可能增加幾倍！不過，此事顯然未有發生，鈔票增長率不算快，這段期間平均每年增長率只得12.5%，廣義的貨幣量M3年增長速度更只得9.2%。此等增幅雖然比起1998至2004年通縮期間高得多， 但以國際標準看，並無特殊之處，完全反映不出背後大量資金的流入。

 

香港仍有險可守

 

這些流入的資金跑到哪裏去？大部分是被「消毒」了。當100美元流入到金管局的口袋後，它大部分先轉換成港元鈔票，在港流通，接著金管局又會發行外匯基金票據，從市場中借走大約等於60美元的港幣，這樣市場中的鈔票便不致增加太快。餘下的40%流入的資金又如何處置？一部分變成現鈔在港流通，其餘的放在所謂的「總體結餘」中，亦即各銀行在金管局所開設的賬戶中。此賬戶的存款有個功能，倘若有外資流出，銀行要有美元（或其他外幣）供客戶提走，銀行的美元從何而來？主要是從自己在金管局開設的戶口中提款，要金管局兌換成美元。「總體結餘」愈多，銀行便愈有能力即時把美元兌回給客戶。2008 年8 月底， 「總體結餘」只得47 億港元，但隨後急升，今年6月底已達1631億港元，到8月15日又再增加753億元，總數達2392億元。最近這一個多月，新流入的資金幾乎全部都變成「總體結餘」的一部分，以便客戶隨時把錢提走。當銀行很擔心流入的錢只是熱錢，隨時可逆轉方向，變成流出，銀行才會這樣保守。

 

假設資金真的大量流出， 香港的金融體制是否有險可守？在8月15日，「總體結餘」有2392億元，外匯基金票據有7533億元。最初流走的2392億元可用「總體結餘」頂住，若再有7533億元流出，銀行便可用持有的外匯基金票據向金管局贖回與此等價的外幣，以供客戶提走，就算到了這一地步，理論上也不用觸動到鈔票或貨幣M3的總量。換言之，即使有多達近萬億元（「總體結餘」加「基金票據」）的資金流出，香港的貨幣量也不用變化，不一定出現通縮，但前提是銀行體制要辦事靈活迅速，不致使人認為外幣流入香港後要贖回便十分困難。

 

流出近萬億元的情況很罕有，九十年代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也只是數十億港元的流動出了問題。既然如此，只要應對得宜，我們也不用太擔心資金流向對金融體制有太大衝擊。

 

我們可得出這麼一個判斷，「完美風暴」出現的風險不算高，縱然大量資金流走也是如此。 炒家也有可能借著利率上升的機會沽空股票，但這些招數已為人熟知，香港的貨幣基礎又如此龐大，港元應十分穩健。不過，「完美風暴」就算不出現，也不見得香港經濟一定節節上升。如何利用香港的優勢與地理位置去促進經濟增長，並小心觀察著金融市場的變化，以及政府緊守量入為出的原則，風暴可防範。當然，若中央政府不再相信香港這一金融中心的可靠性，改用上海或前海，那麼香港便必會遇上巨大的困難。

 

(HKEJ   2014-8-20)

簽名運動與遊行意義 (雷鼎鳴)

我擱筆四周，本待休養生息，沉澱思想，怎料香港這個正處於急劇變化期的社會，在暑期中依然熱鬧非常。我素來不喜政治，但在思想紛亂的環境中，也無法不與頭腦清醒的朋友一道發聲，以正視聽。

這四個星期中最重要的社會政治活動是「反佔中保普選」大聯盟發起的簽名運動與8.17遊行。我寫此文時，據報道已超過140萬人簽了名（其中只有幾千是無香港身份證的人士或是小孩），有多少人參與遊行我尚未知曉。

這次運動有多層次的深遠意義，不可不察。

有人指參與簽名或遊行的人數愈多，社會便會撕裂。這是很膚淺的看法。

本欄讀者大多知道，我對社會撕裂一直十分擔心，四年多前便已在友報寫了兩篇長文，痛陳社會兩極對立的危害，力主持中間觀點的沉默大多數要有發聲機會。事實上，從各種民調中，我們都得知「反佔中」的港人佔了人口的近六成，贊成則不到三成，其他人則無強烈意見或無意見，贊成「袋住先」普選的比例與「反佔中」的大致相若。不過認同「反佔中保普選」的人意見雖也強烈，但過去並無有效平台讓他們發聲，他們對此當然甚感不滿。我在各街站觀察過川流不息來簽名的人，但覺各種階層的人都有。眾所周知，世界各地的的士司機都是評論家，在的士中，我每每聽到司機破口大罵「佔中」。在學術界中，反對「佔中」認同普選的中間派不知繁幾。我不喜歡主動問別人簽了名沒有，但卻可隨便舉幾個已知的例子：我校著名的光學專家Google Glass的原創人郭海成教授、前理學院院長數學家鄭紹遠教授、港大的前首席副校長王于漸、肝臟名醫盧寵茂等等。我的一個朋友鋼琴名家呂淑琪，為人低調，不搞政治，業餘的時間與精力多用在幫助窮困山區的兒童，但一提到「佔中」便感被人所「屈」，火氣立到。從朋友得知，中國第一個取得諾貝爾獎的楊振寧教授，對「佔中」便極感荒謬。那些自以為「反佔中」的人質素不及「佔中」者高的人，在這些名重學林的人面前，豈可不感到面紅？

從上可知，對「佔中」強烈反感，但又希望保普選的人，早已大量地存在。以組織大型群眾運動的能力而言，「大聯盟」本來是烏合之眾，屬小學雞程度，絕對比不上泛民。「大聯盟」出現後，他們的能力急速升級，雖暫仍比不上泛民的專業水平，但已算是高中生了。且看他們應付抹黑的方法，便知其有板有眼。你說他們讓外國人與小孩簽名嗎？他們對這些人用了不同顏色的表格，得知這些人只有幾千。要抹黑他們派錢嗎？他們預先公布，誰派錢便要趕出「大聯盟」，而且鼓勵遊行時群眾若見此情況便需將其拍照示眾，在網上人肉搜查！其策略成功之處是使得抹黑者目前只能在小圈子中自我安慰，大眾已不再理會。

但遊行的更大神來之筆是「大聯盟」並不用誇大遊行人數。若遊行人數在觀感上接近或多於七一遊行的規模，「大聯盟」卻宣布參與數目遠低於五十萬（例如說只有十多萬），那麼豈不是反證了泛民過去的遊行數字都被大幅地誇大？以後若再用這些數字時，豈不尷尬？今年七一遊行人數，我見過有四個說得出方法有圖片或影像為證而又各自獨立的估算，答案差別不大，平均大約十二、三萬，這應為絕對的參考數據，遠勝一些人的主觀感覺。但歷年七一組織者卻不停為數字滲水，這回可遇上麻煩。真實才最有說服力，用誇大來以壯聲勢是不智的行為。

 

(Sky Post  2014-8-18)

中國的環保曲線、政策與商機 (雷鼎鳴)

上月在貿易發展局一個委員會的會議中聽到光大國際王天義先生的一個報告，是關於中國的環保問題與香港商機的。近年香港太過政治化，精神徒自浪費在政治爭拗上，容易對一些重要形勢走漏眼，錯失機會，若情況持續，則香港經濟很可能停滯不前，從而衍生出更多社會矛盾。內地的環保問題影響國運，也可出現機會，讓港人大展拳腳，對中國發展作出貢獻，自己也可因而創富，不可不察。

 

內地的環境問題與港關係密切。港人每年花四十餘億元購買東江水，其水質是否受污染物侵害，對我們健康大有影響。香港的上空，尤其是在冬天吹北風的時候，常常灰濛濛的一片， 顯然是受到珠三角工業的影響，近年工廠開始離開珠三角北移，香港及華南出現藍天白雲的日子才多了一點。香港位處珠江口，那裏的水質屬於最低級別的所謂「劣四類」的，超過一半，我們吃海產時怎能不存戒心？

 

碳排放全球第一

 

不過， 中國的污染問題可能已踏入了所謂的「環境庫茲涅斯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簡稱EKC，詳見下文）的轉折區域，不少污染可能快將下降，今年4月24日人大常委會通過， 明年1 月1 日實施的《環保法修訂案》，引入了更嚴謹的制度，處罰污染者或辦事不力的環保官員，與社會現今的訴求吻合，也可視為EKC轉折階段的法律體現。

 

就算我們可對未來抱有較樂觀的態度， 也不得不注意目前的環境問題是十分嚴峻的。據王天義的數據顯示，2013 年受到監測的城市中，有8.6%的日子空氣嚴重污染或重度污染，在七十四個城市中，PM2.5 超標的天數比例為39.5%。2013 年，地下水極差的有15.7%，較差的有43.9%。東海污染最嚴重，49.5% 的水質屬劣四類，杭州灣的劣四類水質更達100%。

 

二氧化碳是近年環保人士聞之色變的溫室氣體，我曾翻查數據，在2010 年中國二氧化碳的人均每年排放量是6.2公噸，雖遠低於美國的17.6 公噸或日本的9.2公噸，但因為中國人口眾多，總的排放量在2010 年已達82.9 億公噸，高踞世界第一，遠遠拋離第二名美國的 54.3億公噸。美國官方估計去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更已達到100億公噸。

 

有這麼高的碳排放，中國（及其他地方）需要大量的樹木吸納碳氣。但可惜中國卻是一個森林覆蓋率甚低的國家。世界銀行的統計顯示，在2011年，全球的陸地面積中，30.9% 有森林覆蓋，但中國只有22.5%。其實這22.5%，或210萬平方公里的森林已是得來不易。我讀本科生時，寫過一篇中國林業的論文，記得在建國初期，數據雖不齊，一般卻認為當時森林覆蓋率大約只有土地面積的5%，但在五十年代，中國大搞全民植樹運動，據說五十年代後期森林覆蓋已達10%。不過，大躍進年代的數字，可能水分甚多。

 

世界銀行的數據較為可靠，1990 年森林覆蓋率是16.8%，這些增幅多數是靠造林而來，中國的造林面積公認是世界第一大，規模遠超史太林在蘇聯的造林及羅斯福三十年代為解決美國中部「沙塵碗」（Dust Bowl）的造林計劃。

 

不過，中國地大卻物不博，天然條件不足，雖已多番努力，樹林依然外不足以抵擋風沙進迫華北，內不足以吸碳吐氧，阻止水土流失。經濟發展需要能源，若不用核能、太陽能或水力風力發電，碳排放不可避免，在可見將來，中國的碳排放只會增加，不會減少，更須造林的配合支持。

 

EKC成環保經濟學概念

 

中國的環境問題雖嚴重得很，但在不少領域，我們也可看到樂觀的因素，原因正是上文提到的EKC。這條曲線源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庫茲涅斯（Simon Kuznets）在1955年的一篇論文，此文說社會的收入分布會隨著收入上升而變得愈來愈不平均，但過了一個轉折點後，收入繼續上升，反而可引致收入不均的情況有所下降。

 

1991 年，美國有兩位經濟學家把庫茲涅斯的曲線加以發揮，轉而找出污染程度與人均GDP的關係。他們發現，當人均GDP很低時，污染並不嚴重，但隨著經濟發展，污染會逐步上升，在開始工業化後問題更為嚴重；不過，到了人均收入超過6000 美元後，有些污染物有可能隨著收入上升而逐步減少。1992 年世界銀行把此說寫入其每年出版的《世界發展報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從此EKC成為環保經濟學的重要概念。

 

倘若EKC是一個準確的概念，我們便大可不用太擔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人均GDP已超過9000美元，不少污染物有可能已經到達EKC 倒轉Ｕ形曲線的頂端，將來人均收入繼續上升後，污染可逐步減少。但EKC是否一個合理及真實的概念？

 

從不少國家的經驗看來，EKC 的確有合理的可能。例如，過去倫敦有霧都之稱，美國加州羅省的霧霾也十分有名，這些城市現在的環境也早已大為改善。港人心中的日本是乾乾淨淨的，但很多人有所不知，過去日本一樣受到工業化的影響而烏煙瘴氣。以二氧化硫為例，1965年日本空氣中的含量高達每平方米160微克，今天污染嚴重的上海或北京，也都只有不足50微克。由此可知，我們看環保，必要從歷史的角度看。

 

E K C 意味著污染物排放有一高峰點，而不是高處未算高，但這高峰點否存在？這問題頗有爭議性，從多種實證研究可見，有些污染物確有高峰點，只要收入超過某水平，污染便會止升回跌；但有些污染，如因使用能源而產生的二氧化碳，卻未見有什麼下降，就算在發達國家，我們也只見其排放節節上升。

 

從經濟理論的角度而言，EKC 大有道理。首先，在收入低下物質缺乏的條件下，人民不會樂意犧牲經濟發展以求保護環境。此點正是所謂的too poor to be green（太窮便負擔不起或不重視環保）。不過，當收入逐漸上升，物質消費較為充分後，物質與潔淨環境的相對重要性便開始改變，更多的人願意付出較高代價以求減少污染，這就是為什麼人均GDP 超越了6000美元以後，人民對環保訴求會增加，從而社會有壓力要減低污染，中國新通過的《環保法修訂案》正是反映這壓力。第二，一些研究也發現，EKC 的位置其實也在移動，它的轉折點似乎逐漸在較低的人均收入便出現，污染的高峰也比從前有所下降。這可能是環保科技在進步，降低污染所需的成本下跌，致使人均收入沒有這麼高的國家也負擔得起控制污染的費用。

 

保護環境含有商機

 

EKC所涉及的倒轉Ｕ形曲線也可能含有虛假成分。我們見到發達國家污染程度較低（除了提供能源所需的碳排放外），原因不一定只是因她們的人民對環保的訴求特別高，而是因為她們掌握著有效的環保科技，窮國則掌握不到，而且富國可把污染工業「外判」到窮國，自己卻不沾手，只通過國際貿易購入相關產品。從數據看起來，較窮的國家污染便顯得嚴重（最窮的國家連工業也沒有，污染反而不一定厲害），富國則環境不錯。舉個例子﹕中國與美國都有大量稀土蘊藏量，但美國完全不開採，只是購買，中國則提供九成的世界市場供應。稀土開採破壞環境極大，美國是故意把環境破壞轉嫁到中國了。

 

世界銀行認為，中國的整體GDP 若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今年已可超過美國，若如此，人均GDP便等於突破一萬美元了。在過去一段時間，中國部分環保指標已開始進步（例如二氧化硫的排放），但相當一部分仍未改善。在未來的階段，保護環境因為可提高人民的福祉，而GDP的目的也同樣是使人民更幸福，所以環保可視為創富活動。換言之，中國應視環保為可賺錢的產業，投資量起碼要等於GDP的3%，從前把環保視為成本，是過時的看法。另外制訂「綠色GDP」，把環境破壞帶來的損失也納入GDP的計算中，現在時機應已成熟。

 

如果中國肯投放更多的資源在保護環境之上，香港是應有商機的，貿易發展局注意到這空間，是港商頭腦靈活的表現。環保需要工程與科技，也需要人才，香港的大學早已有不少環保的科學與工程人才，而且有相關課程，大可在這些領域多作發展，並培訓更多人才支援工商界。這也是增加香港實力的一個重要方向，對香港的政治與經濟以至在中國的地位都會有幫助。

 

(HKEJ   2014-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