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2年開始，每年的8月底堪薩斯州的聯邦儲備銀行都會在懷俄明州的傑克遜洞（Jackson
Hole）主辦一個經濟政策研究會，此處地處山谷，河流眾多，是釣鱒魚的好去處， 據說最初選此地方是為了吸引酷愛釣魚的時任聯儲局主席沃爾克（Paul
Volcker）來參加，到近年，這已成為世界各國中央銀行行長及知名經濟學家的熱門去處，其中發布的論文便備受世界各國經濟決策者及媒體的重視。
兩年前， 我在本報發表的《QE3
背後的政策考量》便是據貝南奇（Ben
Bernanke）及當年大出風頭的伍德福（Michael
Woodford）的文章所啟發。今年8月22日，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Janet Yellen）及歐洲中央銀行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同日宣讀論文，內容都是關於就業問題的，此等議題直接揭示歐美中央銀行制訂貨幣政策的最新思維，不可忽視。
通脹愈低 失業愈高
為什麼決定貨幣政策的央行行長要研判勞工就業？理論原因是通脹與失業率可能有負面關係，貨幣政策可影響通脹及利率，通脹愈低，在短期內，失業率便愈高，這便是著名的「菲利普曲線」（Phillips
Curve）。利率愈低，愈會刺激投資，製造職位。在金融海嘯後歐美失業嚴重，一些原本只關心控制通脹的央行突然也要把貨幣政策對就業的影響也考慮在內，在傑克遜洞兩位央行行長都講就業，也就沒有什麼值得奇怪了。
耶倫今年的論文並無石破天驚之處，從失業率的數據看來，量化寬鬆三期已近達標，今年7
月，美國失業率已跌至6.2%，雖仍稍高，但比起高峰期下降了4個百分點。耶倫並指出，美國在復蘇期所創造的新就業職位已超越了大衰退期所失去的職位。
事實上，美國失業率自2008
年初金融海嘯未開始前已在急速上升，2009年年中到了峰頂後慢慢下降，從2011 年底開始更大幅回落。以此表現，美國完全退出QE3已是指日可待。不過，耶倫似乎希望管理世人的預期心理，說了大好的勞工市場形勢後，又再指出市場尚有很多不足之處，例如，失業率下降，部分原因可能是嬰兒潮年代出生的人漸屆退休之年，不再參與勞動市場；既然不參與，那麼他們不工作也不會被算作失業。又例如，不少製造業工種已消失掉，人民繼續轉型到服務業，此行業有很多並非全職工作的人，而他們不少是希望有全職而不可得的。總而言之，聯儲局對勞工市場設有19
個指標，它們都在向好，但勢頭不及失業率這一指標下降這麼明顯，耶倫若將來突然發現勢色不對，暫緩退市，也不算自打嘴巴。
歐洲前景 三類困難
歐洲的情況比美國是困難多了。我一向是歐洲的淡友，在本報過去寫的幾篇有關歐盟、意大利、希臘與西班牙的文章中也表達過此觀點。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的論文再次確認了我的看法。
首先，歐羅區的失業率並未像美國般自2009年起便止升回跌，它自2008年初開始便持續上升，當中雖有兩次稍為回軟，但今天的失業率仍高出2008年初4個百分點。不但失業率依然高企，歐洲的量化寬鬆進行了這麼久，歐羅區的平均通脹率還是只得0.4%，遠低於目標的2%。經濟增長則幾乎完全停頓，此等局面頗似日本，歐羅區經濟會否像日本般原地踏步二十多年？這並不會是值得奇怪的事。
歐羅區經濟前景為何不能隨便看好？它有三大類不同的困難，樣樣都不易解決。歐羅區各國政府首先要面對的便是不少成員國的巨額債務問題，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中央政府固然欠債纍纍，前兩三年引致歐債危機在金融市場爆發出來，歐洲不少國度的人民同樣也過度消費，入不敷支，欠下巨債。在債務重壓下，政府的救市政策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若政府想多開支，減稅收以刺激經濟，其債項便無可避免要上升，別人總會問，這個政府究竟有無能力還債？就算肯借，利率也會被推高以補償風險，政府光是還息也要負起重擔。 若借錢的是私人投資者，不是政府，問題同樣麻煩。誰肯把錢借給一個債項不斷上升的投資人？借不到錢又如何可投資僱用更多的員工？
第二種困難是歐羅區18
個成員國之間的差異很大，例如德國的失業率是5%，歐盟是11.5%，但西班牙卻高達25%。如此大的差別很難用同一種政策工具去刺激經濟，西班牙與德國對寬鬆的貨幣政策訴求強烈的程度便不一樣。西班牙的危機與她的房地產市場崩盤有莫大關係，歐洲地產建築工人的需求量比高峰期下降20%有多，在西班牙更不止此數。產業工人的需求量一樣有10%的跌幅，較依賴這些行業的國家受到的打擊自然比其他的國家大，歐盟雖有統一的寬鬆貨幣政策，但它能否是每一國家的萬應靈藥，使人懷疑。
失業稍久 變得落伍
但這些困難又都不及第三種來得重要，即制度上所衍生出來的結構性失業。歐盟諸國中不少成員國有優厚的福利制度，這對就業頗為不利。我在本欄拙作《希臘債務危機與歐洲的教訓》（2011年6月20日）中指出過，歐洲自五十年代開始已有高福利，但今日的失業率卻遠高於五十年代，原因是福利制度有些條文很不對勁，而且今天全球化環境與前很不一樣。舉些例子：在某些國家退休後，可領取的福利與他退休前最後一份工的工資掛鉤，失業人口若找到一份工作，但薪水不夠理想的，可能寧願不接受這份工作，否則將來退休時的退休金便會被拖累，不划算。
尤有甚者，在當今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各國的分工及業務重整進行得如火如荼，一個人若失業稍久，其技能可能完全配搭不上自己國家中新出現的職位，所以失業一久便容易長期失業下去。據德拉吉文章顯示，失業超過一年的長期失業者在歐洲等於6%的就業人口，這些人不易找到工作，前景黯淡。
又再一例子，西班牙及愛爾蘭都同受房地產的就業市場困擾，但愛爾蘭有著較靈活的勞工體制，失業率卻不算很高。反觀西班牙，員工薪金與工資指數掛鉤，大衰退勞動力供過於求時薪金也會上升，若有工會的集體談判涉及就業市場，問題便更不妙，衰退時僱主不能靠減薪來壓低成本，便惟有靠減少僱員人數，失業率由是上升。此種情況對於一些只擁有短期合約的員工影響尤其大，年輕人很多都只有短期合約，所以年輕人的失業率特別高。
上述的問題我相信不易解決，若要解決，恐怕也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去改革其福利制度及償還一部分債務。未做到這些，單純靠貨幣政策及財政刺激，也不會起到多大作用，所以歐洲經濟不宜看好。就算短時間內失業率似乎下跌，恐怕問題也未被解決。
反觀美國，雖有花費大量資金在軍事上，但因科技體制發達，生產力進步快，福利制度也不如歐洲般， 其勞工市場及總體經濟恢復得比歐洲快，是順理成章之事，德拉吉文章中提供的數據也支持這種說法。
(HKEJ 2014-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