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分析世界時，講求找尋平衡點及了解平衡點如何變化。例如，假如某種商品價格過高，自會出現供應大於需求，供應高若不減價，該商品自會無人問津，虧蝕嚴重。因此，價格過高時的供求不平衡會製造出減價的壓力，使市場重新達至平衡。
但假如市場中其他的因素起變化，例如加入了更多的生產商，供應更加充分，又會引起原有的供求平衡消失，價格要再向下調整才可再達平衡。
這是經濟學入門的學問，市場有自動調節機制，但香港社會一些政治領域又有否失衡而調整又難以短時間內出現呢？此類例子多得很，只舉三個。
少數激進派 阻礙行政效率
首先是行政與立法的失衡。香港政制設計本以行政為主導，在殖民地時代，港督大權在握，立法會長時間內也不是民主選舉產生。此制優點缺點都有，但管治尚算暢順。回歸後，民選議員比例大增，且因採用多議席單票制的地區選舉模式，只得少數人認同的人物也可進入立法會。他們對並非民選出來的特首及他所代表的行政機關可大肆魚肉，但卻可因此而確保小眾的支持。每一個直選議員都有少數人的民意授權，但特首卻只有選委會，間接的民意授權，所以立法會某些人可以毫無質量但仍可聲勢汹汹的阻礙施政，行政當局則是畏首畏尾，一籌莫展。
此種權力的失衡只能靠特首普選去解決。若普選成功，特首等閒可手握近二百萬票，施政當然可底氣十足。某些激進泛民對此深以為懼，因為從此他們的政治空間便大幅縮減，所以刻意要阻礙普選出現。他們不願市民用票把權力授給未來的特首，以防其做「壞事」。此話甚為荒謬，就算最後出來的候選人都並無多少人支持，大家不可以投白票嗎？就算選民被騙，下一次選舉時便不可把不受歡迎的特首趕下台嗎？為何香港有這麼多葉公好龍之輩，普選唾手可得時卻大為驚懼？
第二個失衡例子是商界與基層的影響力。要構建一個不用恒久處於風雨飄搖景況的相對穩定社會，商界與基層的影響力都要能夠發揮，並互相制衡才有可能。
在回歸前到今天，商界的策略基本上是走上層路綫，只要與政府高層搞好關係便可。港英年代的行政局必有滙豐、怡和、太古等大班的席位，那又何止是官商勾結，而是官商一家了。但吃慣政治免費午飯的商界在回歸後仍是不思進取，還是單靠上層路綫，而無視社會中已出現的急劇變化，致使其政治影響力日漸萎縮。
商界太重利益 與基層脫節
真正有遠見的商界要積極參與民主化的過程，把自己對經濟政治的觀點擺出來以求說服大眾，但他們基本上沒有這樣做，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其「縮骨」性格，最好是其他人代他們付出代價，自己則賺盡。若有勢色不對，資金則隨時可離開香港，不用與港共存亡，此類心態，我懷疑在金融界最易出現。
很多金融大行都是外資公司，資金來去如風，香港商界的利益與他們有關。有部分從業員因賺錢太過容易，對社會中的基層容易有負疚感，也頗可能支持一些對港不利的民粹觀點。要他們負起維持香港商界與基層平衡的責任，不切實際。
第三個失衡是中間沉默大多數的力量不易發揮，政策容易受兩邊激進分子騎劫。
中間溫和分子利益分散，不喜歡花太多精力在政治問題上，但激進分子卻極欲奪取更大的權力去增加其利益。
中間溫和分子利益分散，不喜歡花太多精力在政治問題上，但激進分子卻極欲奪取更大的權力去增加其利益。
此局面對香港的平穩發展也是殊為不妙，解救之道是要築建平台，使中間溫和派能夠不用付出太大成本便可發出聲音，使政府及市民都能聽到。目前的簽名運動，參與者幾近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投票人數的六分之五，正是一個讓中間可發聲的例子，有助化解香港的失衡。
(Sky Post 2014-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