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聯發動的罷課，是今天香港學生運動的重要部分。我是學運的過來人，深明它的優點與局限。優點是學生比較單純，不大涉及個人利益。不過，這也有例外，在學運中，部分參與者突然紅了起來，實質上等於掌握了一種過去不曾擁有過的權力。
權力會腐蝕人，就算是偉大的「五四運動」後，蔡元培也曾慨嘆，要學生放棄新來的權力，連校政也不去干預，是十分困難的。局限是學生入世未深，往往看不透大局或是不理其他人的意見，容易脫離群眾。當今各院校的學生會幹事，多是十九歲上下的稚氣未脫的年輕人，要他們掌握社會事務的複雜性，要求可能是過高了。
聽電台上一位學生領袖的談論，他認為有七十萬人支持公民提名，所以人大常委要向港人道歉。我平時接觸過無數聰明理性的學生，但上述說法卻使我感到，當一個人的頭腦被政治塞滿後，容易變得弱智。若人大常委因號稱有七十萬人的意見而要道歉，那麼它又如何面對那百多萬持不同甚至相反意見而跑出來簽名的群眾？世界是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學生怎能看不到房中的大象，對社會中大部分相反意見聽而不聞？
學生運動有一個常見的特點，便是要有不滿才能鼓動出來。有不滿便容易有假想敵。「五四運動」有「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六十年代的美國學生要反越戰，七十年代的香港學生「反貪污、捉葛柏」等等都是例子。七十年代「火紅年代」的「認中關社」學生運動倒是沒有明顯的假想敵，算是異例。那麼今次罷課的假想敵是誰呢？
運動組織者或許基於策略的考慮，不想把問題說清楚。我看假想敵顯然是人大常委或是中央政府，他們被罷課學生視為奪走港人普選權的「敵人」。香港早已變成一個相當分化的社會，而分化的主要界線，便恰恰是對中國內地政府與人民的態度。
簡而言之，此種態度是建基於兩種截然不同、互相競爭的假說。假說一的核心是中央政府絕不會予港人民主，原因是它有著邪惡的本性。港人不應與虎謀皮，唯一應對的方法是「打倒共產黨」。若用此簡單假說，我們便立時需要解釋為什麼在回歸後頗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央政府對港人有求必應，在香港經濟困難時立即伸出援手，而且又承諾香港可以普選行政長官。在前香港特首董建華年代，中央亦刻意幾乎從不干預任何本地事務。我們更不可忽略另一個更大背景，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國人均實際收入翻了十八倍，造就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脫貧運動，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享有的自由大幅提高，為什麼本性「邪惡」的政府能對人民有如此貢獻？
要使上述假說較為站得住腳，必需加入一些新元素。我們可以說中央政府本性的確是壞的，從前香港很重要，在九零年，香港的GDP等於中國GDP的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大陸無法不拉攏香港；但今天香港的GDP已跌至中國的百分之三以下，大陸不用再靠香港，亦可翻臉不認人。
若假說一的變種正確，港人應如何應對？打倒共產黨或搞港獨，顯然都是行不通的。如果對方本性邪惡，在實力懸殊的條件下，港人只會招來大禍，沒有其他可能。另一出路是增強自己討價還價的實力，要做到這點，港人只能靠努力增值，使香港難以被內地任何城市取代。可惜港人似乎沒有這樣做。
假說二是中央政府本來是衷心希望香港繁榮安定，「一國兩制」能成功落實。但部分港人不識好歹，不斷地挑戰「一國兩制」的主權，所以人大常委才故意「落閘」，發放訊號，「哭得吵耳的孩子便沒糖可分」。當然，香港經濟地位下降也與假說二沒有矛盾。
此假說如果正確，所謂「抗命」只會使情況更糟，雙方繼續劍拔弩張。且香港早已因政治爭拗、管治癱瘓而使經濟停滯不前，將來香港更無談判地位，前景不妙。但港人也不需「認命」，最優的策略還是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尤其要重視如何能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由此可知，上述兩個截然不同的假說，無論哪一個正確，港人的最佳策略都一樣——千萬不要以「抗命」為藉口，把自己綁在走向衰亡的戰車上，而是要發揮正能量，想方設法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對內地對香港都要有貢獻。
不過，準備罷課的學生似乎不懂這道理。■
(Yazhou Zhoukan 2014-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