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的政治經濟學 (雷鼎鳴)

天津大爆炸後，香港一些極端團體（我不稱其為「激進」，因我看不到它們有任何進步的元素）的網站有好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留言，對大爆炸帶來的人命傷亡，有人大聲歡呼，認為死掉些「蝗蟲」可為民除害云云。

 

此等已構成仇恨言論，在今天的網站或香港社會中已非新鮮事物。在所謂的「反蝗」活動中，從電視可見，一些戴著口罩仿效三K黨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的年富力強之輩，竟隨意襲擊白髮蒼蒼的路人，原因只是後者拉著一個小行李箱；在衝擊港大校委會事件中，一些學生及身份不明的人等，不但涉嫌動粗襲擊李國章，還阻止早已受傷倒地的盧寵茂到救傷車接受治理，這便應了宋恩榮教授在電台節目所言，有些人用極端手法抗議，把自己貶低至禽獸不如。宋是有名的謙謙君子，我與他相交數十載，從未見過他用詞如此之重。

 

會否這些被仇恨支配行為的人只是一時衝動，他們本性還是充滿愛心？這也許是過分樂觀了。早於2008年汶川大地震平民百姓出現重大傷亡時，已有一向冷靜的傳媒人說這是「天譴」了。在港大事件中，經過X光等檢查後，盧寵茂的主診醫生早已證明他是受了傷，但竟也有「學者」繼續辱罵並質疑其跌倒是假裝的。若非被仇恨完全蒙蔽了判斷力和良知，又或別有意圖，怎可能如此無理羞辱一位對香港有重要貢獻的名醫？

 

仇恨行為 非港獨有

 

此種被仇恨推動的行為，卻又非香港獨有。哈佛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葛理沙（Edward Glaeser）在2005年2月的《經濟學季刊》（QJE）中便有長篇論文描述歷史中世界各地所出現的重大仇恨事件，並以經濟學剖析為何沒有事實根據的仇恨如此容易產生。

 

仇恨事件在世界是相當普遍的，九一一事件正是一絕佳例子。劫機者若不極度仇恨美國人民（不單是美國政府），怎可能犧牲自己性命去殺害無辜的美國普通百姓？但據葛理沙所引用的數據顯示，89%的科威特人與86%的巴基斯坦人均不相信世貿中心是阿拉伯世界中人所摧毀，他們反而懷疑是與以色列有關的人所為。此現象起碼反映了兩件事：一、美國人在中東或伊斯蘭教信徒中形象負面，其所言不獲信任；二、仇恨的確會掩蓋理智，令人不肯面對現實，無論九一一恐怖分子真實身份如何得到明證，仇恨美國的人也不會接受美國政府的說法！

 

這裏不由我們不想一想，港人常掛嘴邊的所謂「普世價值」究竟有多普世？我相信有些價值觀，如尊重生命、愛好和平等，確有可能為大多數世人所擁抱，但其他的價值若說成是「普世」，便有點虛了。歐洲、美洲和日本的總人口不過是世界總人口的七分之一，他們口中所說的價值觀能否配得上「普世」？在葛理沙論文中，記有美國在不少國家中的形象數據，在中東多個國家中，大半甚至超過七成的人民對美國都十分不滿，他們的價值觀恐怕便與美國或西方人十分不同，就連歐洲人民也有此情況，只是沒有這麼尖銳，美國是仇家滿天下的。

 

理性解恨 對牛彈琴

 

歷史上的仇恨現象又哪會不普遍？到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一看館藏的如山鐵證，很難否定當年的日軍很仇恨中國人民，否則如何能如此殘忍？希特拉上台時便大力煽動德國人仇恨共產黨和猶太人，在納粹中人看來，這兩類人是共通的。美國人在南北戰爭以前並不仇恨黑人，他們只是視黑人為低等民族，但解放黑奴後，白人與黑人的鴻溝卻比前更大，以三K黨為代表的白人，不斷虛構有關黑人的邪惡故事，並常自己出手行刑，以求社會仇恨黑人。直至六十年代民權運動興起時，因納粹已被認定為邪惡，而納粹又是種族主義者，所以連帶美國的種族分子也被視為邪惡，黑人白人的關係才慢慢改善。

 

仇恨既然普遍，很可能反映著人類的劣根性，我們總應分析一下它的特性。仇恨是一種原始的情緒，它標誌著一種攻擊性的情意結，對象是能威脅自己利益或存亡的人或物。正如達爾文所言，從不喜歡一些人升級至仇恨這些人，只是一步之遙的事。仇恨者往往感到自己高大崇高的形象受損，從而遷怒於仇恨對象。

 

仇恨是一種感覺，不是一種思考，所以要用理性分析去化解仇恨，只能是對牛彈琴，事倍功半。這裏所說的仇恨，並非指對某個人的仇恨，而是指對整個族群或整個種族的仇恨。仇恨是否建基於有真憑實據的事實，根本無關宏旨。葛理沙發現，很多仇恨者對仇恨對象的指控完全脫離事實，但他們一般會視而不見；更加嚴重與更為普遍的是，仇恨者最喜一竹篙打盡一船人，他們往往把個別仇恨對象的某些「罪惡性」誇大，並將其「放諸四海而皆準」硬套在整個被仇恨的族群身上。

 

此種跳躍式的把邪惡推廣到別人身上，並不需要道理，若有人再虛構一些故事，只要能令仇恨對象更顯其本質上的根本邪惡，仇恨者會樂於接受這些故事；反之，若故事有利於仇恨對象，它們會被忽略不理。

 

葛理沙列出的此種不理事實根據、並且認定個別人的缺點只是整體社會邪惡本性寫照的仇恨特性，在香港也可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某些政客或他們的跟從者把一些受到農民生活影響而不符合城市文明的行徑，如吐痰、便溺等等，誇大為內地人的普遍行為，令港人視之為劣等族群，但他們又不去面對內地來港留學生很多都極為優秀這一事實（此點無人可與我爭論，我教過的內地傑出學生不知凡幾），又或內地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開始湧現等等，只要多在內地交流都是隨時可見的現象。為何如此孤立看事物？這是煽動仇恨的政客（葛理沙稱他們為政治企業家）所希望見到的，而他們也深明仇恨毋須思考。

 

葛理沙構建了一套數學模型去解釋仇恨的出現。仇恨有供應，亦有需求，別有用心的政客或他們的追隨者有時為了政治利益，會刻意製造和宣傳一些可煽動仇恨的故事，儘管這些故事準確性可疑，但他們知道，不少人對這些故事有需求，不用真實也容易有人相信。

 

開放心靈 思想解咒

 

在什麼情況下仇恨故事的供應者最具生產力？若製造對某種群體產生仇恨有利於政客的選票或政治利益，他們會快馬加鞭，樂此不疲。弄個假想敵出來，對政客常可產生奇效；若仇恨對象與自己的選民較少接觸，選民會較易受騙，製造仇恨的成本也會較低，政客更願這樣做。從需求者的角度看，若認為自己與仇恨對象產生利益衝突，例如認為工作職位給搶走、生活空間受壓縮，他們對有助渲染仇恨對象的邪惡性故事的需求便更大。

 

仇恨終究是一種負能量，長期沉溺其間，會變得心靈扭曲，自貶為禽獸不如而不自知。如何可避免這結果？據葛理沙模型的引申，多與仇恨對象交流互動，增進信任，減少誤解才是正道。

 

香港的仇恨者其實大有條件替自己思想解咒，香港的經濟早已極為依靠內地，只要不刻意閉關自守，開放心靈，資訊便很易掌握到；有了準確和全面資訊後，如何判斷形勢卻可悉隨尊便，這總比盲從那些多年未有踏足內地的評論人更有依據。

 

香港的一些政客其實也明白此點，所以他們對講普通話十分排拒，對別人懂得簡體字也深刻仇恨，一到大陸交流便要將其說成是「洗腦」等等，這些都不外乎是為交流互相了解設置障礙，目的便是要把仇恨盡可能維持下去，是否有人樂於見到事態如此？沉溺於這種心態的可能大不乏人，但他們恐怕在香港的職場中要吃虧。

 

【補充】兩周前我根據定量估算，在本報提到教育是提高收入的重要因素，評論家周顯先生並不完全同意，他在友報舉例說出有些國家的教育水平頗高（如菲律賓），但經濟表現不佳。此點與我所說的其實並無矛盾。

 

收入的確受到很多因素同時影響，並非單只教育一項，但無論在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收入差異，或是國與國的GDP比較中，大量證據均顯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教育對收入或GDP均有著重要的影響。例如，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人收入比中學畢業但有20年工作經驗的人低，並不值得奇怪；一個盛產石油但人民教育水平低的國家的GDP可以很高，這些與我的觀點也毫無矛盾。經濟學中與自然科學所用的實證概念都是基於ceteris paribus，即把其他因素都保持固定不變，只把要比較的因素抽離孤立出來。

 

(HKEJ 2015-8-27)

人民幣應如何貶值 (雷鼎鳴)

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之所以能創造人類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經濟奇蹟，人均．實質GDP比前高出20倍，為未來的持續高增長打下堅實的基礎，主要動力是靠開放改革政策，使到國民經濟從指令型逐步過渡至市場型，從而激發出人民的企業精神，中國從此再不一樣。但在整個過程中，大方向雖然正確，途中卻也走過不少冤枉路，可幸從過去的紀錄可見，其矯錯能力不低，否則哪能有現在的成果？

舉個「史前」例子。八十年代時，最困擾中國的經濟問題是通脹，通脹率隨時可高達30％。1984年，政府為控制通脹，告訴企業，下一年發放的薪金要與84年的薪酬掛鈎。此政策一經宣布，各企業趕緊在84年剩餘的時間中先大幅加薪38％。在同一時間，銀行亦被通知，下一年的信貸量也要與84年的信貸掛鈎。此議一出，企業立時趕緊向銀行借錢。這兩個本來是有控制通脹的良好願望的政策，結果卻大幅推高通脹，物價升得太急。


變相升值 影響出口競爭力

上述例子中還有一深遠意義，便是「預期」在經濟運作中的重要性，不少經濟政策的設定，便因未有掌握「預期」所帶來的影響而引致反效果。

最近所謂的完善人民幣市場化機制便是一例，在時機及方法上都大有可爭議之處。我不懷疑政策的目標是要使人民幣匯率機制更受市場主導，從而向人民幣國際化再邁前一步，但在美國將加息之說盛行、「國家隊」「暴力救市」未竟全功的大環境下，市場容易把匯率市場化解讀為政府改變政策，以後任由人民幣貶值。政府有無此意圖並不重要，只要市場有此預期，人民幣便自有貶值壓力。

平情而論，人民幣貶值確有其理據。從去年年中開始，人民幣匯率幾乎與美元掛鈎，直至今年8月3日，人民幣兌美元比起去年6月5日還升值了0.75％。但是美元年內相對於幾乎所有的重要貨幣都大幅升值，從去年年中到今年8月初，兌歐元升值27.6％，兌加元升23.1％，兌澳元升29.8％，兌日圓升22.9％。而日圓的貶值從3、4年前早已開始，至今兌美元已貶了六成以上。這些數據都意味着，升值比美元更快的人民幣，過去一年兌現其他主要貨幣時已升值兩、三成。

這急促的升幅有可能蠶食中國出口企業的利潤，及使中國商品失去競爭力，從而使越南等也有廉價勞動力的國家搶走中國企業的生意。沒錯，中國外貿還是有盈餘，但我們要注意，外貿盈餘是滯後指數，不少出口的定單，多月前已落實，不太受現時滙率所影響。有些企業雖然受滙率升值壓力，快要支撑不了，也可能「死頂」多一陣子，以待時機。同樣，中國國策或許希望把工業從低技術轉型到高科技，但這需要時間，勞動密集的傳統產業也不能說放棄便放棄。

在此大環境中，人民幣確有貶值（亦即不跟着美元跑）壓力。本來若在去年便放開匯價，讓人民幣更自由浮動，它便不可能在過去一年升值（相對於美元以外的貨幣）幅度這麼大，形勢較容易處理。但現在匯價已升了這麼多，國際資金又有因美國加息回流至美國，貶值壓力便大。

任何中央銀行都不會預先告訴人民，它打算將來貶值，因這麼一說，便會形成貶值預期，人民會趕緊賣掉本國貨幣。但人行容許人民幣貶值卻似是分階段進行，第一天貶它兩個百分點左右，第二天又再來一次，而且從人民幣的遠期滙率看來，現在貶值幅度尚未符合市場的評估，等於告訴市場，它將來還會貶值。


更應一步到位 貶至低於均衡水平

面對此種局面，我相信更好的方法是一步到位把人民幣貶低（例如10％），至低於它的均衡水平，而又使市場知道這是一次性的過分貶值，這樣人民幣反而回升動力，資金又再內流，對出口也有利。

 

(Sky Post 2015-8-28)

積極不干預與自由市場 (雷鼎鳴)

特首梁振英日前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表示「積極不干預」政策已經過時，香港政府的發展策略要改作「適度有為」。

 

這些名稱其實都十分含糊，可供想像的空間很大，我們很難具體判斷究竟政策會有多大改變，但單從字面來看，似乎政府比前有較大的干預市場傾向。

 

我們只要看看近數十年來歷任財政司或財政司司長對他們理財哲學的闡述，便知他們都是滑不溜手之輩，不易給人抓到把柄。對歷任財爺理財哲學最權威的回顧是曾蔭權2006年9月19日發表題為〈大市場 小政府——我們恪守的經濟原則〉的文章。

 

理財哲學 左右漂移

 

曾蔭權在文中引述他早年的上司夏鼎基有關「積極不干預」的觀點：「就是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政府試圖規劃私營機構的資源分配，以及阻撓市場力量的運行，政府的行動最終都會徒勞無功，而且會損害經濟增長」；「政府會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然後政府才作出積極的決定」；「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我們得出的結論都是不干預比較有利」。

 

我們要注意，在郭伯偉和夏鼎基的年代，「積極不干預」是香港的主流思想，但在同一時期的英國本土，政府的干預之手伸得很遠的經濟卻搞得一團糟；此種政策造成對經濟的危害，卻又反而令主張自由經濟的戴卓爾夫人能夠當上首相，撥亂反正。當時香港的成功，又使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看到方向，香港儼然成為中國的指路明燈，在改革派的決策人和知識分子中起著重要作用。

 

夏鼎基以後的財爺是彭勵治，他「支持自由市場經濟」。他的接班人翟克誠說：「若政府對私營部門的干預減至最少，讓市場自由發揮作用，經濟效益通常就最大。」隨後的麥高樂則說：「我們鼓勵創業、奉行低稅制、奉行自由市場及自由貿易。」曾蔭權接手後強調「最大的支持，最小的干預，以及審慎理財」；梁錦松的口號是「積極為市場發展創造條件」；唐英年則是「市場主導，政府促進」；唐的原則也為曾俊華所採納。

 

從上所知，香港的理財哲學一直在市場與政府之間應如何定位這一問題上左右漂移，但從過去各財爺所用的含糊但意義接近的字眼中看來，移動的幅度不算大，就算現在特首所說的「適度有為」中的「適度」意何所指，也是口說無憑，要留待歷史去證明。與其猜測政策的走向，不如分析市場與政府的相互利弊更有建設性。

 

自由市場機制的核心，在於價格所能提供的訊息。在芝大經濟系中，微觀經濟學乾脆叫作「價格論」，由此可知價格的核心地位。價格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可從佛利民所用的一個例子得見。

 

佛利民以鉛筆作例子。我們有沒有人真正懂得從最基本的起點製造鉛筆？很可能沒有。造鉛筆要有軟木、鐵片、石墨和膠擦（其實與膠是不同物質）。就以其中之一的材料來說明，製木必須砍樹，砍樹需要斧頭或鋸，後者又需要鐵，製鐵又需要鐵和煤等等；製造這些物資的工人，極可能人數眾多，但又互不認識，是什麼力量把他們組織在一起共同生產鉛筆？而且他們按照什麼準則去判斷這些物資的生產量應有多少？

 

貪婪人性 化為動力

 

力量的來源是參與者都想賺錢圖利，生產量的準則是看價格的高低。假設消費者突然有更多人喜歡用鉛筆，那麼如何保證他們可以在市場中買到鉛筆？答案是供不應求時，市場機制自會推高鉛筆的價格，價格一上升，便可誘發生產商多生產鉛筆。但這樣一來，對木、石墨等等的需求便會上升，這些物資的價格又會被推高，從而又再促使希望多賺點錢的伐木工人多砍些樹木，如此類推。

 

由此可見，就算是生產鉛筆這一簡單的商品，背後便已涉及複雜得使人頭皮發麻的多層次供求關係， 但我們卻又不會感到買到一支鉛筆有何複雜為難之處，原因在於每一層次的供求者都懂得只用一個簡單的訊息去決定行止，若價格貴，會減少消費，但生產者會多生產。此種價格所包含的訊息成本很低，不用像計劃經濟的專家用大型電腦也算不出最合適的生產量，以致供求失衡。就是這麼簡單的一種方法，便把社會中不同人等組織起來了。

 

自由市場機制也就是價格機制，除了能有效利用價格所帶來的訊息外，在廣泛的條件下，其配置資源的效率也是最高的，當中浪費最少，此中的背後理論，已經過千錘百煉的考驗。不少人誤以為市場機制鼓勵貪婪，盡顯人性的醜惡，在金融海嘯後，此說甚為流行。但這是誤會了，更準確的說法應是，它不怕人性貪婪，因為它能把貪婪轉化為正面的動力；就算人民只顧追求利益，只要把他們納入競爭市場的規範中，這反而成為動力，使資源得到最有效率的配置。

 

自由市場也是一種進化論式優勝劣敗的機制。某些人若知識不足，又或過度貪婪，不懂管理風險，市場機制可以懲罰他們。在每次經濟危機出現時，很多公司都會破產，這意味劣質的公司或資產都會淘汰出局，只有管理較好的公司才能留下；政府出手挽救這些公司反而不妥，因為這等於阻止市場懲罰不懂節制的貪婪，問題不是在市場上，而是在政府身上。

 

政府判斷 高估自己

 

此種懲罰是市場自我糾正錯誤的一種體現，就算不是在企業處於生與死的極端情況中，它也一樣可以發揮作用。某企業若不去聘請優秀人才替其作決策，便較易犯錯，在市場中失利，利潤減少。消費者不理會價格高低，也易造成浪費，自己吃虧。這些都可迫使企業與消費者打醒十二分精神，減少犯錯的機會。

 

這些優點大大有利於採用自由市場的社會創造財富，十九世紀後期的美國、六十到八十年代的香港，都是經濟全速發展的年代，而支持其發展的，亦正是當時實施的自由市場機制。就算是內地，八十年代初開始擺脫計劃經濟的枷鎖，即使只是初步轉向自由市場，已足以令中國的經濟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成就了人類歷史中從未出現過的經濟奇蹟。

 

不過，此種成效又不光是物質性的，自由市場與人民追求的價值有極密切關係。市場機制能創富，可提供不同人等追求其價值的物質基礎。假如港人有如半世紀前一般的貧窮，又或內地人有如30年前的連電視機也買不起，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如到外地旅行、上網交友談天、聽聽不同音樂等等，恐怕都會不切實際，我們生活的自由度也會大減。

 

自由不但是市場機制的一個後果，也是它賴以存在的一個必要條件。市場中的交易是建基於交易雙方都是自願而非強迫的，而且雙方都應得到好處，否則所涉及的價格便不會包含正確的訊息。

 

並非所有市場都能保證結果完美。除了交易是基於自由選擇外，有兩個條件對市場機制的運作特別重要。第一個是企業能容易加入市場，否則會滋生壟斷，價格變得不合理；第二個是資訊的不對稱性不太嚴重。後者有時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才能解決。舉個例子，一般人買入食品或藥物時，不大可能知道它是否含有毒素，專業檢查機構的證明可減少這方面的困擾，令消費者放心。但此等角色也不一定必須由政府扮演，檢驗工作也可以是私人機構執行。

 

「適度有為」會令不少人擔心，原因不在「適度」， 而在「有為」。政府常常會高估自己的能力與判斷力，而政府一旦運用公權力，便差不多一定等於放棄價格機制；沒有合理的市場價格作指引，政府又憑什麼可知道自己的決策更英明？

 

工業政策正是一個例子。假如開發某種高科技產品能夠有很好的賺錢前景，自會有人肯冒險投資，根本毋須政府的津貼扶助。在矽谷中赫赫有名的公司，如面書如蘋果，哪一間是靠政府扶助起來的？我時有提醒在史丹福工作的小兒，要他留意那些能夠在矽谷創業的朋友有何特點。我得到的答案是，這些人生活方式往往散漫，但思想自由，每有新點子很容易便可在市場中獲得資金，但與政府扶持無甚關係。

 

工業政策 滲入政治

 

對一些政府有實施工業政策的經濟體，我們也要小心分析。例如台灣政府扶持最多的倒是如紡織等的夕陽工業，新興科技補貼卻不多。為何是夕陽工業？是因為政治壓力，內中涉及的傳統利益深植。

 

政府決定工業政策的準則往往是政治性的，看哪個壓力團體的影響力大，並無好的理論說這會帶來合理結果。至於台灣的電子工業能夠發展起來，原因恐怕是歷史上的「偶然」，五六十年代開始，台灣有大量研究生留學美國念工科，這便為後來的電子工業發展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深圳名震天下的油畫生產基地大芬村，也是由香港一個小商人搞起的。至於香港，又有哪一個政府主導的工業政策曾得亮麗的成績？

 

我深信市場力量，但不是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政府有她的角色，在不少領域中她有監管責任，也要促進市場交易的暢順，企業能較容易地進入市場，使營商環境有競爭性。若沒有得到市場價格的引導，政府的所謂「前瞻性」往往是看錯方向。看得到自己的局限才能更體會到自由市場所能提供的、沒有受扭曲的價格的重要性，在平衡市場與政府的角色之間，政府宜多依靠市場。

 

(HKEJ 2015-8-18)

為Uber與的士業算算帳 (雷鼎鳴)

優步（Uber）出租車服務近日在港頗引起一些爭議，不少財經評論人也對它的前景及對港的士業的影響作了不少分析。優步是一流動應用程式，可用作方便租車之用，我的媳婦在三藩市曾替我們租用過優步，它的確在協調車輛及服務上有不少優點，的士不易與其競爭。

優步在2009年在三藩市創立，在全球進佔了近300個城市，其業務以幾何級數般增長，此公司雖未上市，但其價值估計已在500億美元以上，有人甚至估計會高達1,000億。它的「白牌車」性質雖然在多個城市遭到法律挑戰，在多個歐洲國家並被禁止業務，但其發展潛力依然驚人。

平情而論，優步的確是件好東西，它的協調功能可減少車輛的空置，司機與乘客的時間安排也較為有效，此種依靠新科技的模式可能會改變未來出租汽車業的面貌，難怪它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從經濟效率的角度看，引進優步無可置疑是有利於香港的。不過，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這可能是完全另外的一回事，它不但在多個國家都是非法的，香港政府也要拉人封艇。為何如此？港府前經濟顧問郭國全在一個沒有記者的研討會中認為，負責房屋與運輸的張炳良局長要處理房屋、鉛水、機場、第三跑道、高鐵、港鐵等使人頭大如斗的項目，而優步只是小事而已，他根本未有時間去理會此事及考慮是否更改相關法例。此說有其道理，但我們仍需問句此「小事」究竟有多「小」？這需要我們作點定量分析才能判斷。


增加競爭影響的士牌價

這要從的士牌的價值說起。香港的的士牌從1994年開始一直沒有增加過，目前共有15,250個市區的士牌，2,858個新界、離島及大嶼山的士牌，合共18,138個牌。正因為的士牌的數量受到限制，它的價值便連年上升，投資的士牌有如買樓一樣，可自用，也可租出去。2012年底樓市推出「雙辣招」時，投資房屋變得麻煩，部分資金便跑到的士業中，的士牌也大幅漲價，據「的士聯合交易所」的數據，市區的士牌的價格曾高達700多萬元，現在稍有回落，大約685萬元，郊區的士牌則在575萬元左右。

的士牌的價格完全由它的數量被限制所造成，若無限制，它的價格會等於零，的士司機因不用自己買牌或租牌，負擔可減少，理論上的士車資可大幅減少，有利廣大乘客，但這需要市場有足夠競爭性才會發生。按上面數據，香港的士牌的總值大約是1,210億港元，這筆財富為車牌的牌主所擁有，在經濟學的用詞中，這屬於因牌照受限所帶來的「生產者剩餘」。

但的士數量受到限制，車費也會因而被推高，這會帶來消費者的損失，再用經濟學的名詞，這等同於「消費者剩餘」被降低了。讀過入門經濟學的人都會知道，在此等政府干預所帶來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利益互動中，消費者的總損失一定大於生產者所獲得的利益。換言之，我們知道歷代的士牌的擁有人共獲得1,210億的利益，而香港的的士乘客則共損失起碼1,210億元的利益，按經濟理論推算，這損失應該更大，但我們無數據計算，可暫且假設它也是1,210億元。

在極端的情況下，優步若大舉加入市場，的士生意大受影響，司機再不肯付錢租的士牌，它的價值會跌至零，即1,210億元消散殆盡，的士乘客卻可較廉價地得到可能是更優質的服務，總獲利起碼1,210億元。情況的發展未必會如此徹底，紐約市也是一個的士滿街跑的城市，其的士牌在2013年也高達100萬美元一個，但今年7月已因優步的競爭而跌至77萬美元。


壟斷市場 服務參差收費高

假設優步完全勝利，的士牌牌主完全失敗，那麼輸家贏家的利益如何變化？香港共有8,977個的士車主，其中6,873輛的士的車主都只擁有一輛的士，又11,517輛的士都只是由擁有1至5輛的士的小車主所擁有。如此多的車主或的士牌擁有者，意味着的士業有相當高的競爭性，若說服務欠佳，收費過高等，原因應來自政府的限制牌照政策，不是來於壟斷，此點與香港的樓市情況接近。

假設上述1,210億元被打掉，這8,977位車主有人損失多一點，有人少一點，但平均每人損失1,348萬，這是巨大損失，他們有極強的誘因組織起來反對優步，正如在歐洲等地一般。消費者又如何？720萬港人平均每人起碼得益16,800元，數字也不低，但這筆利益並非一次過可得到，而是未來長年累月所得利益折現值的總和，以年利率2.5％計算，大約等於月可省回35元左右的車費。消費者的利益較低，而且人數分散，雖然他們人多，但未必能夠有的士牌持有人所擁有時強力抗爭動力，優步在多個城市敗下陣來並不奇怪。港府考慮問題也多半從不同持份者的利益切入，但涉及1,210億元的利益分配，已不能算是小事了。

 

(Sky Post 2015-8-21)

香港年輕人墮進收入陷阱 (雷鼎鳴)

2015年8月30日 第29卷 34期

 香港是一個極度缺乏天然資源的城市，它之所以能夠成為世上屈指可數的高收入經濟體，除了倚靠它的地理位置及某些優良的制度外，最關鍵的因素無疑是它自己培養或從世界各地吸引到來的人才。若香港的人才庫出事，它經濟前途的根本必會被動搖。

上月底「新世紀論壇」與「新青年論壇」根據從統計處所得的數據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有大學學歷（其實應是指有高等院校學歷）的年輕人薪酬中位數在扣除通脹後連年下跌，這引來了社會中的一些議論，我自己過去做過這方面的研究，在《信報》及有線電視的清談節目《Money Cafe》中也曾加入戰圈討論。這問題涉及香港的經濟前途及社會中的深層次矛盾，不應等閒視之，有些重要觀點我之前仍未說清楚。

首先搞清事實。上述報告所用的數據是從一九九三年開始，到二零一三年為止。我們從官方統計數據可得知，從九三至一三年，香港的實質人均GDP總共上升了百分之六十六，但二十至二十四歲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實質收入中位數卻下降了百分之十七點五！中位數指一半的人高於這個收入，一半的人低於此，它與人均GDP所用的平均數概念上有所不同，會否是年輕人中有一批人收入極高，把平均數拉了上去，但中位數卻下跌？這是個合理的猜測，但可惜並無事實根據。我自己檢查過不同年代年輕人的收入，包括有大學及沒有大學學歷的，卻發現在較近期的年代（二零一三年），並不見到有大量年輕人能進入高薪的高端職位。

要解釋高學歷的年輕人收入下跌並非難事，從九三至一三年，擁有大專學歷的總工作人口劇增了近七十萬，遠超過同期大學畢業生的總人數，當中很大比例都是副學士或大專院校畢業，因此擁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比起九三年應較為良莠不齊，這自然反映在他們的薪酬當中。在競爭的市場中，薪金等於勞動邊際生產力的價值。我們就算不以中位數為準則，改用收入最高的一成擁有「大學」學歷的二十至二十四歲年輕人，從九三至一三年，這批「精英」的實質薪酬一樣下跌了百分之十七點四。不過，要注意，用中位數也好，用最高的一成也好，當中結果都有誤導性，一三年「大學」學歷人口比前大增，以前最高一成的可能是精英，人數不多，現在的最高一成卻已包含了比前多得多的人數。

真正的挑戰不是要解釋讀過大學的年輕人薪酬中位數下跌，而是另一現象。從九三至一三年，二十至二十四歲年輕人口並沒有如大學生人數般上升不少，但他們實質收入的中位數卻只上升了百分之六點六七，不但遠遠比不上同一時期人均實質GDP百分之六十六的增長，也與整體工作人口實質收入中位數百分之二十七點七的上升大有距離。為什麼在有科技進步、資金不斷積累、中國經濟也比前有巨大增幅的情況下，香港的年輕人從薪酬所反映出的生產力卻遠遠跑輸給其他的年齡層人口？

我相信有兩個因素是主要的，兩者都涉及技能錯配。第一是近年年輕人所謂的「軟性技能」不足，例如人際關係、溝通能力、責任感、工作態度等等都大有改善空間。我在當科技大學商學院本科生最高負責人期間有見及此，便曾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改善學生這方面的技能。

更隱晦但可能更重要的是第二個因素，即年輕人有興趣掌握的技能與時代的需要十分脫節。香港從開埠以來，最重要的核心技能便是扮演中國內地與世界之間中介人的角色，進出口貿易、物流、金融服務業、專業服務業等等莫不與此有關。但這便要求港人不但要熟悉中國與世界其他貿易伙伴的經濟社會實況，而且還要懂得如何把握商機。我們不妨問一問年輕人，不管他們有何學歷，他們有誰經常閱讀《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財經雜誌》、《亞洲週刊》等等？有多少人英語說寫俱佳，曾把整本有簡體字印刷的書讀畢，自己也懂得寫簡體字？恐怕人數都不多。有人曾告訴我，就連大學生也把北京與廣州的位置搞亂，長江黃河也對調弄錯。有位外國記者曾疑惑地問我，香港經濟倚賴大陸極深，但有些年輕人又對大陸政府及人民都持敵對態度，如何是好？我無言以對。

一部分年輕人拒絕學習香港需求最大的技能，這本身便已直接對他們的收入及生產力都會構成負面影響，但後果遠不止此。這批人及一些年紀較長、熱衷於政治鬥爭的人不會滿足於自己經濟地位下降，他們對學懂數理化沒有興趣，對掌握世界與中國的政經發展亦十分排斥，但政治鬥爭卻可能幫到他們把社會權力及別人生產的財富掠奪過來。此目的距離成功還很遠，但第一步便先要把權力或影響力拿到手中。這並非易事，需要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社會中其他老老實實地專注於生產活動的人在鬥爭中易處於下風；沉默的生產者終也會看到不妙，不能不撥出一部分時間與資源對抗這些「尋租者」，否則損失更大。不過，越是這樣，耗用在政治鬥爭的社會資源便越來越多，用作生產的時間則每下愈況，經濟增長便會停滯倒退，社會跌入一個不易擺脫的陷阱。九九年我曾在頂尖經濟學期刊《政治經濟學報》（JPE）分析此種事態發展，要很大的力度才能解決。■

 

道德與專業操守的崩塌 (雷鼎鳴)

港大學生及某些校外人士衝擊其校委會的事件，社會各界人士熱議不止，最初我稍有意外，但再一思索，便覺理所當然，因為它使人看到，港人的一些基本道德觀與專業操守，有崩塌的危機，使人不安。

我說的不是學術自由，我一向把學術自由視為與學術誠信同樣重要的學者核心價值，但我同時對香港各大學的制度很有信心，就算有人要干預學術自由，根本干預不了。我也不是指學生衝入會議室，跳上桌上，公然踐踏其校內的體制及「禁錮」委員，此種行徑當然應該譴責，甚至懲罰，但我們還勉強可說這是出自小部分學生的少不更事，希望可通過辯論，教好他們。


人性中的良知皆被泯滅

我要說的嚴重得多，是基本人性的敗壞，此事從盧寵茂教授受傷被困、被羞辱可看到端倪。盧教授是世界名醫，救人、治人無數，地位崇高，有他這類人在，我們作為港大的競爭者，不能不忌其三分。盧寵茂受傷跌倒後，有些人竟在毫無憑據下說他「插水」，這本已有歪倫常，自己政治上腦，便不再尊重對社會有巨大貢獻，而且錚錚鐵骨敢言的學者，但更嚴重的是，在盧經過X光，MRI檢驗，其主治醫生證實盧的確受傷後，仍是有人不但不肯認錯道歉，反要加強火力偽造新的說詞繼續攻擊。至於那位不理專業操守，不肯幫助受傷人士解困的醫生，又怎會不傷醫學教授的心？我們在電視看到一幕幕如斯的情景，怎能不問句，為何被政治衝昏頭腦的人，可以像袁國勇所說的，變得如此「猙獰」?為求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放棄人性中的一點善良嗎？


心存歪理 託辭攻擊轉移視綫

那些支持衝擊的人心中大概也知道理虧，難以對自己的行為自圓其說。但對不起，他們不但沒有跟從良知的指引，反而更要聲大夾惡，以求遮掩自己的過錯。打個比喻，《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學懂「獨孤九劍」後，懂得只要有招式，便一定有破綻。他與武當掌門沖虛道長比劍時，把劍刺到看來最兇險的劍圈中心去，終破了沖虛的劍法。

此故事很有啟發性，最需要用激烈言詞猛烈攻擊對方時，往往便暴露了攻擊者的弱點所在。香港某些人自封為站在道德高地，但又公然做出了不道德之事，所以惟有加強攻擊，轉移視綫，使別人不敢去指出他們已跌入道德低谷的事實。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他們有些事會不為嗎？

用誇張的言詞去掩蓋自己的弱點是某些人的常見行模式。再舉一例，他們把「等埋首副」說成極為荒謬，但我們只要看透事理，便不能不問這又有何荒謬？那個副校長的空缺已懸空了五年，而且其職能為首副的助手。在大機構工作過的人都知道，替未上任的上司先安排一個副手再強加於他，是極其不妥的做法，不但不尊重上司，而且二人能否組成合作無間的團隊，十分可疑，讀讀管理學101可明此道理。港大校委這種做法，我等外人看來是很正常，若不把它包裝為極度荒謬，又如何可以為自己的目的掩人耳目？

有時若無材料去轉移視綫，也可虛構出一些材料。在某些媒體便常有人說我預測香港樓市會跌九成，始作俑者顯然是有心偽造材料的。我確曾說過，如果港獨真的成功，樓價起碼跌九成，此觀點我深信不疑，但現在港獨成功了嗎？這正如有人說：「如果你吸毒，你會沉淪」，我們可斷章取義，說這人指稱「你會沉淪」嗎？連此種繼承厚黑學的移花接木伎倆也不得不用上，我們大可知道，他們在說要我「找數」時，已是拿不出甚麼站得住腳的「理據」去反駁我的論點了。其他誤信別人所偽造說詞的人，我不會批評他們不道德，他們只是判斷力差勁而已。

 

(Sky Post 2015-8-14)

年輕人生產力下降之謎 (雷鼎鳴)

上周拙作〈「絕望」的香港與衝擊校委會事件〉刊出後，在Wisenews所見，竟有10份報章報道此文，使我大感意外；但在網上媒體中，有人把我視作混蛋，有人則恍若把我當作是聖人，這倒不值得訝異。五年多前我寫過一些關於社會將如何走向兩極化的文章，上述現象正是分化社會的必然後果，評論人若尚未練成寵辱不驚的能耐，便要加一把勁了。

 

拙作中有一個要點是要解釋近年年輕人生產力下降的現象，在媒體的報道中，這被忽略了，但總算有著名的有識之士發來電郵討論。這其實是影響香港是否仍有希望之事，不可等閒視之，剛巧「新世紀論壇」與「新青年論壇」於7月27日也發布了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從1993至2013年，在扣除通脹後，有明顯的下降趨勢，這也引起了對社會有很高敏感度的「經濟3.0」的朋友及《明報》陸振球的注意，各自發表己見。

 

薪酬下降 三個因素

 

我對重要經濟社會問題的分析從來都建基於證據，有時用太多的數據讀者會不耐煩，但這卻是必須的，我寫文章的目的在於找尋及說出真相，它能否取悅大眾，不在考慮之列。我對年輕人生產力問題，早已做過些研究，所用的數據也是從1993至2013年的，但分析對象是年輕人，不只是大學畢業生。但正因重點不同，卻正好可以補充到兩個「新論壇」報告所解釋不到的現象。

 

兩個「新論壇」報告最重要的結果是1993年20至24歲有大學學歷(其實應是指大專學歷)的勞工收入中位數是13158元（以2009至2010年物價計算），但此中位數連年下降，到了2013年用同一購買力計算，已跌至10860元，幅度不可謂不大。

 

報告中另外一些數據也很有用，20年間，擁有大學學歷的勞動人口增加了699600人，從事低技術職位而又擁有大學學歷的人數則從18100人上升至131600人。這些數據顯示，大學學位已經「平民化」，讀過大學的，並不再高人一等，但我們最須要解釋的是為什麼年輕的大學畢業生薪酬不及從前？經濟學的課本告訴我們，在競爭性的市場中，薪酬等於勞動邊際生產力的價值，因此薪酬下降也可理解為等同邊際生產力下降。又因為所用的數據橫跨20年，中短線的市場波動對數據並無重大影響。

 

我相信有三個原因值得我們推敲：

 

第一個是大學畢業生愈來愈多，正如上面提到，20年間增加近70萬人，壓低了薪酬有何奇怪？

 

第二個可能性是畢業生的平均質素愈來愈低，薪酬也水降船低。平均質素低是因為大學學額增加了很多，能入大學的學生也不再是精英，變得良莠不齊。

 

第三解釋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潮下，中國、印度、巴西等人口大國的勞動力及人才也加入了世界市場，參與生產遠銷到全球各地的商品，或提供各國所需的服務。有了此新出現的競爭，薪酬不受影響才怪。以中國為例，1997年能進入高等院校的新生是95萬人，但近年已達700萬人，等於歐美的總和，國際勞工市場當然會起到深刻的變化。

 

學歷愈高 收入愈高

 

有一個解釋卻肯定不正確。是否教育無用，知識不值錢？大半個世紀前閔沙（Jacob Mincer）曾寫下了一道「入息函數」（earnings function），從此有成千上萬世界各地的學者便用上了不同的數據與假設，利用這函數去估算收入與教育及工作經驗的關係，結果都非常清楚，教育對入息有極強的提升作用。

 

我也多次用過香港人口普查的數據去估算香港的「入息函數」，有超過99.9%的把握確定教育能推高收入，舉個例子，據2011年的數據，在相同工作經驗年數的條件下，讀過16年書的人比讀過12年的，平均收入高出約98%至103%，我們怎可說大學教育無助生產力？

 

上文的三個解釋我認為都很有道理， 它們很可能對勞工市場都在起着作用，但它們卻又不是事實的全部，我們還要仔細分析一下。

 

我曾用過統計處向我提供的綜合住戶調查數據去研究年輕人的薪酬，而不只是大學生。香港因生育率低企，年輕人口的數量絕無像大學畢業生般大幅上升，反而是逐步下降。按2013年物價計算，在1993年只有20至24歲的年輕人薪酬中位數有9843元，此數值一直踟躕不前，到了2008年更跌至9415元，直至2013年因經濟回旺才升至10500元。在年輕人數量沒有如大學畢業生般大幅上升的條件下，在20年這麼久的時間內薪酬仍然停滯，可見勞動力增加這一解釋，作用並不大。

 

上述的第二個解釋也頗有問題。沒錯，大學是較前更易進入，所以能力不是很高的人也可大學畢業。但我用的數據並非大學畢業生的數據，而是整個20至24歲的年輕人口，有念過或沒有念過大學的都包括在內，不存在大學生質素較前參差的問題，反而近年的年輕人口中因更多人受過高等教育，平均而言，他們的生產力理應更高。但事實卻非如此，他們的薪酬停滯，增幅遠比不上別的年齡群組。

 

第三個有關全球化的解釋，我是十分同意的，多年來我也抱此觀點，但今天看來，它雖正確卻不足夠。若港人的薪酬受到內地、印度等新興國家的外部競爭壓力而下降，其影響應該是全面性的，即不同年齡群組的人也會受到相近的影響。

 

不過，在1993年，20至24歲工作人口的收入中位數，與全部工作人口收入的中位數相比，是後者的86.7%，但到了2008年，已跌到66.7%，就算是到了2013年，仍只是72.4%，未能回復到1993年的水平。由此可知，年輕人收入愈來愈跑輸給較年長的人，這很難歸咎於外來因素，答案要從自己身上找起。

 

這會不會是世代之爭，年紀大的一群人佔據要職，刻意地壓榨或歧視年輕人？這解釋十分牽強，香港的勞動市場競爭性很大，年輕人轉工有如吃生菜，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社會流動性並不低。在1993年20至24歲的工作人口薪酬中位數是9843元（2013年物價計算），10年後，他們30至34歲時，實質薪酬中位數上升了69.5%；2003年20至24歲的群組，社會流動性並不比他們的前輩差，在其後的10年間，到他們30至34歲時，實質薪酬中位數也從9624元上升了66.3%，達到16000元。有這麼高的流動性，我們很難將其與世代打壓連在一起，但卻可證明，工作年期的長短對收入有頗大影響。

 

創新精神 用錯地方

 

那麼，有什麼我們忽略了的因素可以解釋到大學畢業生起薪點不停下滑，而整體年輕人口的薪酬中位數也在停滯呢？這裏我們要先了解年輕人的優勢與缺點。年輕人的長處是敢於嘗試新事物，較能接受新思維及創新，部分人肯拚搏；缺點是經驗不足，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因生育率下降，很多父母都只有一個小孩，他們長大過程中容易受過分照顧而不善於掌握團隊精神，事事自我中心，不知世界之大，在僱主眼中，他們甚為缺乏軟性技能。

 

我年前當科大商學院本科生主要負責人期間，發現他們的軟性技能有問題， 便大力爭取資源設立不同的計劃去補其不足，據一個國際排名顯示，科大畢業生的聘用價值，在全球中排名高企第16，或許與我的同事在這些計劃中的努力貢獻有關。敢嘗新才能適應市場的變化及創造新的意念。在這些方面，近年香港年輕人做得好的並不多見。有位外國通訊社的記者曾疑惑地問我，香港的經濟不可避免地日漸依靠內地經濟，但不少年輕人卻對內地愈加排斥，這會帶來什麼局面？

 

這位記者的觀察是對的，年輕人不去用心思考如何在發展最快的市場中找尋商機，如何能夠創業？這與八九十年代大量港人中小企業家懂得利用機會到內地創業的情況顯然不同。今天的創業環境與從前已有變化，但內地年輕人卻仍有不少能成功創造出新科技與新事業，是把港人比下去了。我校一位畢業生在深圳創立了無人飛機的生產，殺入世界市場，正是說明機會是存在的，問題是年輕人肯不肯把精力用上。

 

上周我在拙文中提到有一類活動，對己有利，但卻對社會生產毫無幫助。倘若年輕人選錯戰場，把精力與創意都放在無用的地方，那麼社會不但不會得益，他們的創意也會浪費掉。陳繁昌校長說過，舉黃傘的學生有創意（據在場的同事告訴我，他是被斷章取義），我不認同這些學生的做法，但並不否定他們部分人有創意，例如，就算在「鳩嗚」此種惹人生厭破壞社會的活動中，我們也不用否認其行動稍有創意。但這種創意是無用的，把精力消耗在破壞上，在生產上的創意便易絕跡，生產力下降，市場對此自有回應，薪酬停滯，是自然得很的。

 

香港的部分年輕人近年沒有好好利用他們的兩大長處，即對世界的適應性及創新精神，我相信是他們生產力停滯甚至下降的重要原因。若不面對此問題，將來的前景也好不到哪裏去，政治上腦，不事生產，遺禍頗深。

 

(信報 2015-8-11)

 

文革與大學的管治權誰屬 (雷鼎鳴)

香港大學校委會成員李國章形容上周港大學生及校外人士衝擊校委會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有人反對他這個說法，但李不肯撤回。衝擊校委會與文革可否相提並論？要舉出兩者差別的例子，可說是輕而易舉：文革發生在66至76年，已是近半個世紀前，衝擊校委會是今年；文革的規模遠大於香港發生的任何事；文革由毛澤東發起，校委會事件得到政客支持等等。但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說香港近年某些政治事件以文革，是指（這些活動與思維方法的確與文革的一些元素極為接近，不但形似，而且神似。

文革的紅衞兵充滿激情，自以為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革命家，香港的黃衞兵何嘗不是。紅衞兵不少懂得寫理論文章，在民主牆貼大字報；黃衞兵書法不如人，但科技勝之，懂得用facebook。紅衞兵要砸碎舊世界，打倒公檢法；黃衞兵視警察為大敵，抹黑警察時火力甚猛，近日連裁判官也要攻擊。紅衞兵要「敢把學閥拉下馬」，大學、校長教授不但要靠邊站，敢亂說亂動的，都要跪玻璃，鬥垮鬥臭；救人無數的港大名醫盧寵茂在黃衞兵包圍下受傷倒地，被人不停喝罵無耻，李國章與劉遵義兩位中大前校長並未被人用大字報批鬥，兩位快人快語的國子監祭酒的批鬥場地，改為在互聯網。難怪不少同事說，要在近年的香港居住，才明白為甚麼文革中這麼多有乖常之事竟可發生。


世界名校均由委員會管理

尚有一事，其背後理念較為複雜，需要我們仔細推敲才能辨明是非。究竟學生（或甚至社會人士）對大學擁有多少產權或怎麼樣的產權？學生把自己視為大學的主人，由來以久。在五四運動後，有部分出身自豪門望族家庭的學生便曾企圖奪去大學的管理權，當時的兩任北大校長蔡元培與蔣夢麟便與學生發生過激烈的鬥爭，此事在蔡及蔣二人的著作中記述甚詳。

文革時期紅衞兵佔據校園，教授被趕跑，無書可教，學生便都以大學主人自居。今天帶頭衝擊校委會的大學及同路人，也在不同場合論述，他們人數最多，才是大學的真正主人云云。也有人認為，大學屬於香港，決策權不一定要交予校委會。

產權其實可以有不同層次，有抽象的擁有權，也有使用權、管理權等等。港大教育學院的李輝教授說他和他的同事才是大學的主體，這是符合現代大學管治的觀念的。世界各知名大學，無不把「教授治校」視作大學管理不可侵犯的原則，所謂「教授治校」，是要把大學事務都交到一個個主要由教授組成的委員會去作決策，我本人最高峰時曾同時在校內的16個活躍的委員會內任職，忙得透不過氣來，千方百計要擺脫部分職務，但顯然地，我對各委員會的運作算是熟悉。


教授治校 因最懂教學與研究

為甚麼大學管治主要靠「教授治校」？原因是常識性的，因為他們最懂教學與研究，何不自己管理？為甚麼不說「學生治校」？找校長也絕不可能叫學生負責選拔？因為這只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我想不出世上有哪一間有份量的大學肯這樣做，除了文革時中國的大學！

試想，若由沒有足夠學識的學生去決定應教甚麼，或要他們決定分數應嚴謹還是教授一定要「放水」給予高分，那麼這所學校一定快速成為九流大學，學生得不到學問，其利益也會受損。

但若只是「教授治校」也可能出現不同學系教授為了爭奪資源與薪水，大打出手，所以這便需要引入與大學眾人無甚利益關係的知名社會人士加入校委會，以作平衡。

今天香港的大學的管治模式與歐美知名大學十分接近，校委或校董會有部分成員是校外人士，負責重要的資源配置與高層管理人員的任命，但學術事務的決策權不在校委，而在由教授組成的「教務委員會」中。這是一種互相制衡的微妙平衡。


擁有權與管治權概念不同

由此可知，在現代大學中，產權中的管治權不在學生手上，這正如醫院的管理權是在醫生或院長手上，不在病人手上一般。但這其實並不妨礙學生的抽象擁有權。至於使用權，例如沒有交學費可否上課或使用某些設施，世界各地的大家都會有限制。

這正如我們可以說，維多利亞公園屬於港人，但這種產權絕不容許哪一位港人視維園為私產，跑到那裏自建一房子。希望香港的學生不要學文革的紅衞兵，對大學產權認識不足，誤以為自己擁有大學管治權。

 

(Sky Post 2015-8-7)

「絕望」的香港與衝擊校委事件 (雷鼎鳴)

劉遵義教授在友報撰文說：「我對於我們的一些年輕人當晚的行動（指港大衝擊校委事件）深感失望，我對於他們的未來和香港的未來都覺得絕望。」這是說得很重的一段話，尤其是出於一位聰明絕頂長期關心年輕人與教育的前大學校長口中，份量是更加重了。

 

有些人或許有眼不識泰山，但身為劉遵義的同行，我卻是知道的。他當年是九優一良的真正會考狀元，當年並非每年都能出現到一個，與今天在分數通脹下一年等閒五六十人稱為狀元不可同日而言；他在經濟學界中的地位，以及在台灣與內地經濟政策上的影響力也是巨大的。有這種身份的人不會隨便胡言亂語，究竟他提出的警號有何根據？中央政府或許對劉尚未到言聽計從的地步，但肯定會很重視他對港局勢的評價，若香港已被視作絕望之地，政策轉向有可能不利香港。

 

社會須重視公義

 

最近經朋友介紹，讀到經濟諾獎得主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在8月13日《紐約時報》雜誌（預先出版）所刊登的文章，對我們評估香港的前景有啟發意義。費爾普斯認為，社會不但要重視公義，還要是良好的；公義的重點是要使到基層能夠與社會融合，上升階梯能夠暢順。但他更重要的論述是分析和討論如何締造良好社會。良好的社會能發揮人的潛能，使人民有創新的追求與機會，而且可以因成功所帶來的成就感而體驗人生的價值。

 

費氏指出，美國十九世紀時人民有極強的創新訴求，歐洲也有，大家都追求新事物，電燈泡、留聲機、電話、火車等等新科技不斷湧現；但今天，法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只是在吃老本，人民不求上進，創新活動幾乎完全停頓。美國情況較佳，但矽谷此等創新活動最活躍的地區也只是GDP的3%，比不上十九世紀全民皆創新的規模。費氏認為，要構建良好的社會，便要重建創新文化，在學校中多鼓勵學生讀古今偉大著作（我以前在本報多次論述為何讀這些經典有利創新），並且不要扼殺學生創新的活動與思想。

 

費爾普斯所指的創新活動，其實六十至九十年代活在獅子山下精神的香港也曾出現過，在內地自改革開放以來民間的創新活動也沒有斷絕過。香港從一個落後貧窮的不起眼城市發展成為國際大都會，當中怎可能不經歷過大量的創業與人民窮則變、變則通的創新活動，否則財富從何而來？內地更不得了，人均實質GDP 30多年間上升了20倍，光是靠苦勞，絕對達不到這成果。八九十年代的創造性模仿已使人驚嘆，今天年輕人創業的思想仍頗為強烈，只要不受國進民退的干擾，中國仍處於歷史中的創新期。

 

如果港人今天還是對創新有所執着，那麼我們便不用擔心劉遵義「絕望」的警號，但香港有創新的主流文化與條件嗎？我相信創新活動活躍的人民，必應有強烈的好奇心，願意嘗試並接受失敗，做事時可以有團隊精神，但不會有依賴性，思想自由開放，絕不會一聽到不同意見時便聲色俱厲，拔劍而起；在自己發表意見時，當然也不用擔心是否會受到無理攻擊，變得不敢說不敢想。很可惜，這些條件近年在港已弱化了。

 

年輕人生產力低於前輩

 

年輕人本來天生是處於創新的高峰期，不能在年輕時創新，年長時能創新的機會便較低，更談不上把自己早年的創新沉澱打磨，使其更趨成熟。最近有一份調查報告公布，說大學畢業生實質薪酬的起點十多年來連年下降。這對我其實並非新聞，我從分析歷年人口普查的數據中早已得知，而且知道這並非局限於大學畢業生，其他的年輕人一樣面對同一命運。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是市場告訴我們，今天的年輕人生產力平均而言比不上他們的前輩。這絕對不是我們所希望見到的現象，但我們卻不能不問，這是否因為他們把自己本應擁有的創新力用在錯誤的地方，正能量變成了負能量？

 

創新能力用錯地方後果可以十分不妙。經濟學中有一概念，叫DUPS（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即對社會沒有貢獻但對個人利益有助的活動，貪污或尋租活動都是其例子。香港部分年輕人醉心於一些不可能有成果的政治活動或許不是由於他們可追求到什麼利益，而是由於他們意識形態上腦，但其後果卻是與DUPS無甚分別，精力是浪費了，正面的貢獻不會出現，社會卻往往遭到嚴重的破壞，文革正是經典例子。參與其中的人不會真正感到快樂。

 

由陳文敏教授是否可獲委任為港大副校長所引發的衝擊港大校委會事件，便是找錯鬥爭方向的案例。學術自由是大學中人極為珍惜的價值，哪個團體或個人若有能力干預學術自由，必受學術界中人抵制。但我們要知道，世界各國的大學，包括著名大學從來都有人要干預它們的學術自由，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對大學制度的無知

 

多年前諾獎得主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便曾慨嘆美國政客對研究基金胡亂控制，以致美國科研生產力進步減速。有人要干預，並不等於香港的大學便失去了學術自由，我從來未遇過一位資深的研究教授說過他研究的方向受人打壓或禁止，或在課堂中不能就自己的專業發表意見。要捍衛學術自由是要靠長年累月建立起來的制度，要靠廣大的教授對干預說不，而絕非用踐踏制度「以暴易暴」自己也加入干預行列的方法去「捍衛」學術自由。

 

學生、一些評論人和政治團體發動的這次衝擊事件顯然引起反效果，除了在某些小圈子中，我遇到的知識分子都痛罵這些人的胡來。學生得不到主流社會的認同，我相信與他們對大學制度的無知有莫大關係。

 

先說遴選委員會及「等埋首副」這最為學生及某些政客認為荒謬但其實十分合理的事。我不認同「等埋首副」此做法，原因只是覺得它做事拖泥帶水，把下任「首副」「擺上檯」，但並不認為這有何荒謬。我自己當過大學校長、副校長、高等研究院院長等等職位的遴選委員會委員，深知這些委員會的職責權限。

 

首先，委員的推薦只是建議，無論其過程如何嚴謹，也只是建議，對校委會或校董會並無約束力。一般而言，校委會（或其他委託遴選委員會工作的組織或單位）會尊重遴選委員會的建議，否則以後誰肯替你辦事？建議和理據交到校委會或校董會後，遴選委員會的工作便算完結，可以解散。假若校委會經討論和投票後不接納遴選委員會的推薦，用不用得著解釋？我看不必。

 

在涉及人事任命問題上，保密制十分重要，要解釋便可能影響保密，若不保密，將來招聘高質素人物時，必有極大的困難，不利大學的發展；而且若洩密時有出現，大家在討論時也不會暢所欲言。況且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觀人術，對不同選拔準則看得多重，涉及品味與個人歷練，可以頗為主觀，如何可能有足夠精準的解釋？遴選委員會與校委會有各自獨立的投票，已構成微妙的互相制衡，不可用遴選委員會縛著校委會的手，使它變為橡皮圖章；在遴選委員會物色人選期間，校委會也要避嫌，不要亂說亂動。這是國際學術界數百年經驗累積下來的制度結晶，須要捍衛。

 

判斷力給政治蒙蔽

 

遴選委員會推薦的人選最後因遇上反對而過不了關，並不是罕見之事。在過去十多年，我耳聞目見的，便有兩位獲推薦的校長候選人當不成校長，據我所知，港大自己便有此案例，但因涉及人事問題，我不便開名，不少消息靈通的資深學界中人或許都知我意何所指。

 

在「等埋首副」一事上，在大機構做事的，不應認為這有何不妥。若某上司尚未到位，該機構卻先替他找來副手，可視作不尊重上司；而且兩人是否能夠合作也很難說得清。不知為何，港大校方有此敗筆，在未找上司前先找副手？

 

近日有報章說我校高研院院長戴自海教授獲委任前也要先等候陳繁昌校長本人獲得委任，此說雖並不完全準確，但據我所知，早在校方委任戴前，陳是知悉並支持的。可否把上司與副手的權限先界定得清清楚楚，那麼誰人先上任也不成問題？此事說來容易，但實際上各人的性情品味判斷不同，可能引致摩擦，成不了團隊，遺禍更大；不少大機構的副手都會在上司來後自動請辭，以便上司能放開手腳做事。讀過管理學的都應知道這些。

 

盧寵茂事件也深刻反映出某些人選錯戰場事事以立場先行所帶來的乖謬。我認識盧寵茂，雖不算很熟，但因他快人快語的敢言作風，我相信自己對他有足夠的了解。在學術界中的頭面人物大都會重視身份，絕對不屑做偷三摸四之事。盧跌倒後在某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口中所說出的「插水」，我一聽便知是胡言亂語。

 

盧是何等樣人，怎可遭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現在經其主診醫生證明後，所有這些人的「推論」立成笑柄，但更嚴重的問題是某些知名的評論人及學界中的極少數人判斷力也會如此差勁。

 

正如我的一位老師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在其自傳中所說，某些人太過重視意識形態，根本不可以與之作智力交流。我很想勸告這些判斷力給政治完全蒙蔽的人，尤其是港大的學生，若仍有羞恥之心，便應立刻向這位對社會有巨大貢獻救人無數的名醫鄭重道歉，但我估計他們並無勇氣面對自己的錯誤。

 

懲罰「寵壞的小混蛋」

 

陳文敏說有「中間人」找過他，我素來相信有身份的教授不會公開說謊，所以也相信陳文敏此言。現在已證明所謂「中間人」不是李國章委託，梁智鴻也沒有承認，陳文敏看來也不會再說清楚，我們便有理由相信這是類似長毛說有人用一億元收買他的另一版本。我且認為此名「中間人」的建議惹人疑竇，若我是陳文敏也絕不可能答應先假裝上任，然後立時辭職。李國章說他本來想投陳一票，但現在則相信陳本人根本沒打算真的做此職位。若然如此，陳如果愛護學術自由及自己的母校，最好的辦法便是立時宣布退出以顯風度。我估計建制派最怕他這樣做。

 

此事已使到大學成為各方政治勢力的角力場——對，是各方不是一方——保障學術自由的制度正受到這些勢力合力的破壞，對港前途殊為不利。陳若不自動退出，社會受到的傷害只會更大，遲些才退出便於事無補了。

 

袁國勇說學生「清純」，但與學生站在同一陣線的某些人，卻給他形容為「猙獰」。我不認為所有學生都清純，他們本來清純的品格，也可以因思路不清、不明事理而受到污染變質（看看他們意圖羞辱肯講真心說話的盧寵茂一事便知有些學生早已走火入魔），這便正如盧所說過的，癌細胞正在擴散。

 

我同意劉遵義所言，有些「寵壞的小混蛋」是應懲罰的，這些人的行為與「勇氣」無任何關係，只是「怪獸家長」孕育出的驕橫，香港的教育工作者應響應劉教授的號召去拯救下一代，適當的懲罰與教育正是必要的路徑。但我比劉教授樂觀一點，並沒有絕望，因為我所知道的大學生，絕大部分十分理性，肯講道理，與在港大校委會中所見的截然不同，社會人士不宜過早一竹篙打盡一船人。救回年輕人，香港才有希望。

 

(HKEJ   201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