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中，戰爭往往扮演塑造全新社會與國際格局的角色。二次大戰打得慘烈，其影響在70年後的今天仍到處存在。中國是二次大戰亞洲區的主戰場，從1931年「九一八事件」到1945年9月戰爭結束，傷亡人數可能在3500萬以上，若光算是死亡人數，起碼也有1400萬，流離失所到處避禍的難民，可達八九千萬人，我家中便有同輩在那時失散了；財產上的損失之巨，更是難以計算了。年輕人問一問比他們長兩輩的親人，大都可以聽到當時的苦況。
二戰中的抗日戰爭，也可以看成是驕傲自信的中國，在經過百年列強侵略的屈辱後，烈火中的新生。不過，對這麼重要的一段歷史，共產黨有它的一套論述，國民黨也有它的說法，曾捲入頗深的美國又另有一種盤算；這些觀點，不但有一致性，也有極為互相矛盾之處，對希望明白真相的人而言，他們會遇到不少難處，解決之道是要多讀原始材料，用不同角度看問題。
國民黨元老郝柏村將軍最近呼籲共產黨、國民黨與日本各自公開歷史檔案材料，讓我們能更準確地把真相整理出來，達到共識。這的確是真知灼見。
有關抗日戰爭的論述與史料其實極多，當年當過連長的郝柏村所寫的《重返抗日戰場》便很有參考價值；此書中所引用過的一本牛津歷史學家米德（Rana
Mitter）所著的《被遺忘的盟友》我也一口氣讀了幾百頁，書中沒有摻雜蔣毛二人夙怨，並採用了大量的原始史料，雖稍欠社會科學的分析，但算是頗為客觀，對美國的意圖，也寫得條理分明，值得一讀。
對抗日戰爭如此複雜的事件，沒有人能夠完全懂得，我也不可能在一篇短文中對其詳細分析，這裏只是開一個頭，討論國民黨、共產黨與美國三個參與者所扮演的角色，以求接近真相。
【國民黨】
在共產黨過去的官方說法中，蔣介石與國民黨在抗戰中扮演的角色頗為不堪，但近年的官方說法有所修訂，變得較為正面積極。共產黨的說法或有誇張抹黑的部分，但又不可將其視為毫無根據。
蔣介石被挖苦為採取「不抵抗主義」，以蔣的性格，他雖曾在日本讀軍校，卻不可能不痛恨日本的侵略。不過，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中，他也的確表現無能，白白斷送了東三省。我大學時的一些老師，年輕時正值「九一八事件」，幾十年後聽到新一代的海外學生唱《松花江上》，也立時動容，可見在三十年代時國人對失去東北的痛憤。
蔣的不抵抗是因為他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反共比抗日優先，若非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中被張學良與楊虎城扣留「兵諫」，1937年七七盧溝橋後可能還在猶豫不決。
不過，在「盧溝橋事件」後，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軍隊也曾奮勇作戰，打破了日本「三月亡華」的狂言。「淞滬會戰」中，謝晉元團長率八百壯士死守上海四行倉庫達3個月，女童軍楊惠敏（林青霞曾在電影《八百壯士》演此角色）冒死獻旗，俱感動到在場遙觀的國際人士。「松滬會戰」國民軍隊傷亡27萬人，日軍傷亡也有5萬人，慘烈之極。
從1937年至41年底日本突襲珍珠港之前，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幾乎完全孤單地打的。幾場大會戰中，國軍傷亡慘重——「南京戰役」中，國軍傷亡5萬人，人民卻遭屠殺了30萬；1938年8月到10月的「武漢會戰」中，國軍損傷40萬人，日軍是14萬；就算在第一次擊退日軍「台兒莊大捷」中，中方10萬人對日軍3萬人，中方卻傷亡3萬，日軍傷亡1.7萬（戰死的只有2369人）；國軍輸得最慘的是1944年4月至12月的「豫湘桂會戰」（即日本所稱的「一號作戰」），國軍出動100萬人（有人號稱是600萬人），對付日軍51萬，結果中方傷亡30萬，損失兵力60萬（有人逃跑了），日軍傷亡只有7萬。
這些戰績表明，大多數將士雖然英勇，但武器與戰略都不如人，蔣介石也很可能指揮出了問題，以成敗而言，算不上是個成功的指揮官。不過，蔣也總算能穩住局面，以空間換時間，從1938年5月到1941年8月在重慶捱過日本軍機218次轟炸，蔣與中國人民的堅毅不能不稱許之。蔣介石當時的確是唯一一個能把全國大多數軍民統一在一起抗日的人物。
不過，國民政府軍隊中卻也的確有紀律不嚴、貪污腐敗的事實。因此之故，不少國人不願在國民黨指揮下當兵，被拉伕當兵的，要用繩子把他們的手連成一串縛起來，運到遠地才敢鬆綁。在「豫湘桂會戰」中，國軍司令官蔣鼎文將軍便曾發現，自己的部隊屢遭當地人民襲擊殺害，原因是憤怒的人民要向欺壓他們的國軍報復。國民黨治軍不嚴，後來輸了給共產黨，無話可說。
【美國】
對蔣介石不滿的人還包括美國派來的將領。美國珍珠港受襲後，視中國為同仇敵愾的抗日盟友，曾派來飛虎隊的將士和戰機，亦成就了飛將軍陳納德與記者陳香梅的異族姻緣。美國的物資支援無論對中國的實際需要和士氣都十分重要，1944年期間，共有27739名美軍在華，其中17723人為空軍，使中方奪得了制空權，重創了日本的一些設施與補給。
不過，美方的盤算又是什麼？盟國和美國的戰略是要保證中國能處於參戰狀態，從而凍結到大量日軍，讓美國與英國等能更有效在其他地方打擊日軍。但這是有條件的，首先成本不能太高，盟國要以最低的成本靠中國軍民去牽制日軍；第二，盟國似乎並不寄望中方能夠擊潰日軍，只要能牽制日本在華的80萬大軍便可；第三，中方的戰鬥要能配合到盟軍的整體戰略，必要時中方要執行符合盟軍利益但違反中方利益的戰略。
這些意圖在史迪威將軍（Joseph
Stilwell）與蔣介石的爭鬥中清楚可見。史迪威是羅斯福總統派到中國的駐華美軍司令、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四星上將。史迪威在緬甸戰役中失意，耿耿於懷，時常希望反攻緬甸，以雪前恥。1944年春，日方推動的「一號作戰」計劃，勢如破竹地打通南北火車線時，重慶朝野震動，史迪威卻一早要蔣介石把精銳部隊調派給他到滇緬參加戰役。
蔣對史十分不滿，但美國軍備援助大權卻在史手上。史迪威一度得到羅斯福的支持，荒謬地要蔣把指揮國軍的權力交給他。羅斯福對史的支持，令蔣深感列強對待中國的態度與之前的一百年屈辱期並無分別，中國只是可以花費掉（expendable）的力量；蔣為羅斯福的電報而在宋子文面前垂淚，但蔣卻也有骨氣，敢頂住美國的壓力，斷然要羅斯福撤走史迪威。
史迪威的行徑雖反映出美國強權的跋扈，但世事往往對中有錯，錯中有對。史迪威對蔣的不滿，並認定其不能帶領中國，也是事出有因。史迪威長期在華，耳聞目睹蔣的獨裁、國民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無能，以及部分軍隊質素低劣，對蔣根本毫無信心。史調回美國後（1946年在舊金山病逝），《紐約時報》記者艾堅信（Brooks
Atkinson）寫了篇大揭蔣政權不是的文章，把蔣說成是冷血獨裁盟塞之人，最有殺傷力的便是說蔣根本不想抗日。
這篇文章最初被羅斯福所禁，不能發表，羅斯福當時正好競選連任，但在1944年10月31日羅斯福最後撤銷禁令，文章才得以刊登。宋美齡在1943年時雖到過美國國會發表過感人演說，贏得大量粉絲，但國民黨靠特務統治等等劣行的傳聞，恐怕已有不少美國人知道，羅斯福似乎要利用艾堅信的文章而與蔣拉開關係，羅也順利連任總統。
【共產黨】
共產黨又扮演什麼角色？在抗戰開始時，共產黨已到了延安建立根據地，並在此推行多種社會改革，美國著名社會學家修爾頓（Mark
Selden）所著的《延安道路》對這些影響深遠的改革有詳細論述。但毛澤東最重要的能力是他的軍事才能，我讀大學時修過政治學大師國民黨元老後人鄒讜所開的課「中國共產運動史」，便曾閱讀過大量毛的軍事著作，如《論持久戰》等等經典名篇，不能不佩服其天才。
毛一早便明白與日本作戰不可能速勝，也不會速敗，所以戰爭一定是持久性的。若要勝，便要利用中國廣大的幅員消耗日本的有生力量，從而拖垮她的軍事經濟，用的方法是不硬碰，機會適合時用運動戰，少打陣地戰，游擊戰爭更是必用之技，與敵人要保持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一言以蔽之，是拖死敵人，少正面交鋒，有機會時才以優勢兵力殲敵。
若從成績來看，毛的策略是成功的。初到延安時共軍人丁單薄，經過長征後元氣恐怕未復，但他們愈戰愈強，到了抗日戰爭後期，卻可在根據地和日本的佔領區發展到擁有近百萬的正規軍及人數相近的民兵，擁有足夠的能力牽制大量日軍，而這其實又正是盟軍最希望中國能做得到的事。
是否沒有美國的原子彈，國共兩黨的貢獻都是枉然的？1944年日本的「一號計劃」雖然成功，但到了1945年後，日本在太平洋諸島的戰役已屢屢失利，在中國亦被困得進退失據，國力衰退，潰敗是遲早之事，原子彈只是把日本的投降稍為提前而已。
蔣介石雖有嚴重缺失，但郝柏村對他的評價也頗為公平：蔣「克服了日本誘和，汪精衛投降，國共摩擦等內憂，以及國際觀望，盟友出賣等外患，堅持抗戰第一、抗戰到底的意志，才贏得最後勝利」。
當年汪精衛的漢奸助手周佛海其實頗有分析力，他一早便看穿英美的權謀，日本就算戰敗，英美都會扶持她，以她制衡蘇聯的力量擴張：英美對戰敗的德國也採用相同的策略。
1949年後，美國在惱怒於「失去中國」後，又扶持日本，最初是用以抗俄，現在卻要抗衡中國，自然選擇性地要忘掉70多年前中國國共兩黨與全國軍民（降日的偽軍除外）都曾付出過極為慘重的生命財產代價，比盟軍更早幾年便對抗軸心國的法西斯主義。
70年過去後，國共兩黨的意識形態之爭早已不如當年般尖銳，連戰欣然參與閱兵，郝柏村不方便去，但也寫公開信肯定抗日的紀念，並提出多項建議；反而美國霸權主義思想不改，視昔日敵人為朋友，朋友為敵人，這倒是歷史的諷刺。
(HKEJ 2015-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