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五六年間，我在本報斷斷續續的寫過一系列有關香港收入分布及社會流動性的文章，現在看來，這些文章的結論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沒有修改的必要。這不奇怪，因為它們都是基於對實際數據的分析。不過，上述的文章與其結論，主要從宏觀經濟看問題，若我們能更多依靠個別人與家庭的微觀數據找尋真相，結果可更深入及豐富一些，對扶貧委員會或其他部門制訂政策也許更有幫助。
未談到新的分析方向前，先總結幾點我們已知的事實，以作本文的起點。從1993至2013年，香港人均實質GDP（已扣起通脹）總共上升了66%，但20至24歲年輕人實質收入的中位數只上升了6.7%，又因能入讀大專院校的人口比例大增，學生質素較前參差，有大專學歷的20至24歲年輕人在同一時段實質收入的中位數竟下跌了17.5%。這些變化，又都比不上其他年齡群遠遠高得多的收入增幅。
流動障礙 非港獨有
不過，這些都並無意味香港沒有社會流動性。1993年20至24歲的工作人口，到了2003年便是30至34歲了，在這10年內，他們實質收入的中位數上升了69.5%；同樣地，在2003年20至24歲的年輕人，到了2013年時，實質收入的中位數也上升了66.3%左右，反映年輕人若積累到工作經驗，收入也可有可觀的增幅，過去是這樣，近10年差別也是不大。我過去用歷年人口普查的數據也證明了社會的往上流動一直都存在，但因近年經濟增長放緩，流動性也同時減慢。
在一個流動性很高的宏觀社會中，我們對誰能更快上流、誰會慢一點，興趣或許不會太大，只要知道人人都有充分的機會便可。但平均的流動性若減慢了，情況便不一樣，有些人仍然可以向上流動，有些人卻變得毫無機會，一輩子都原地踏步，鬱鬱不得志。那麼，什麼條件或家庭背景能使到某些人更能往上流動，什麼條件會造成障礙，便變得十分重要，政府制訂政策也要注意這些條件。
此種問題並非香港獨有。社會流動性減速似乎在世界不少經濟體中都有出現，我們可先參考別人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再回過頭來探討香港的情況。
這裏有一個很突出的概念，是跨代流動是否暢通。假若世界的實況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出身貧寒的子弟根本不可能在社會階梯上移動半步，那麼這個社會便變得僵化，十分無趣， 人民怨憤之情不斷出現。
跨代流動性如何量度？經濟學中有一量度方法，叫「跨代彈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IGE），它是指父輩平均收入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子女的收入可上升多少個百分點。「跨代彈性」愈高，意味父輩收入對子女的收入影響愈大，窮爸爸（說成是窮媽媽也無不可）的子女較難有高收入，社會流動性愈差勁。
這是個簡單的概念，但估算「跨代彈性」的數據卻難求。各國的統計局一般都不易搜集到父輩收入和子女長大成人後的收入。若用追蹤家庭收入的方法，把一些家庭各成員過去二三十年來的收入都記錄起來，不易有足夠大的樣本。不過，有時統計部門或稅局會無心插柳，它們的數據也有可能讓我們掌握到同一家庭但不同世代的收入數據。
跨代彈性 並非終點
去年哈佛有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切蒂（Raj
Chetty, 今年已轉到史丹福）與加州大學的薩依茲（Emmanuel
Saez，二人都曾得克拉克獎章），與其他合作者取得美國稅局從1996至2012年涉及4000萬人的報稅紀錄，這些納稅人的真實身份已被化走，不愁私隱外洩。美國人報稅時，若要減稅，便須填上子女的姓名及終身不變的身份證號碼，這樣我們便可確知誰是誰的子女。
切蒂首先把2011及2013年年紀在30歲左右的人的收入記錄下來，再找出在1996至2000年期間（亦即他們只是15至20歲時）他們父母的收入，這樣便可把今天30歲左右的成年人收入配搭上他們在少年時代正在成長時其父母的收入，再根據這些數據估算出美國的「跨代彈性」大約為0.45左右，即父母收入每高1個百分點，子女收入平均會上升0.45個百分點。
這是很龐大的計算工作，因涉及的數據數量巨大也。但量度到「跨代彈性」又絕非研究的終點站，更重要的是要找出什麼因素在影響不同地區或不同人等的「跨代彈性」或跨代流動性。這當中涉及好幾個因素，其中之一叫「大亨曲線」（The
Great Gatsby Curve）。
此曲線近年大大有名，原因是2012年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古魯格（Alan Krueger）在一演說中提到，其原創人是哥拉克（Miles Corak），名字則由另一經濟學家受小說及電影《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所啟發，小說中這位在長島上流社會社交圈中呼風喚雨的大亨本是寂寂無名的小子，「曲線」取名是看中了此位小子往上流動的能耐。這條「大亨曲線」顯示了什麼？哥拉克找來20多個國家的「跨代彈性」及量度收入分布是否平均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也稱「堅尼系數」）發現它們呈正面關係。換言之，收入分布愈不平均，跨代的流動性便愈差，窮爸爸的子女更不易有高收入。在哥拉克的數據中，丹麥的「基尼系數」最低，「跨代彈性」也最低；巴西、中國、美國等大國則二者皆高。
哈佛的孟橋（Greg
Mankiw）曾指出，原來版本的「大亨曲線」把人口背景單一的丹麥（及其他小國）與人口背景多元化的大國各自視作為可作等量齊觀的量度單位，在統計上有技術上的誤導性。這批評正確，但切蒂的團隊改用了美國境內數量眾多的小區作為單位，部分地避開哥拉克所犯錯誤，但這團隊同樣也發現了社區的收入愈不均，其跨代流動性便愈不濟。
要增強跨代流動性，似乎便先要使收入分布變得更均勻。不過，後者在政策上可能更艱巨，不易做得到。但切蒂等人卻也發現，跨代流動性的高低是很地區性的，有些地區情況不錯，有些則乏善可陳，例如，在擁有較佳小學的社區，或是組織良好、網絡成熟、居民參與性強的社區，跨代流動性便較好；族群隔離森嚴，大家互不理睬的社區，流動性便較差；單親家庭多，離婚人士多的社區，跨代往上流動性也較低。
搞好小學 意義重大
上述的部分結果，有政策的切入點，例如搞好小學的質素，意義重大，鞏固社區組織，也可提高社會流動性，打破族群之間的隔閡，也是大大有益，這些都是政府有能力改善的。但這些結果根據美國經驗而來，是否也適用於香港？經濟學的理論是跨文化跨地區性的，我有信心切蒂等人的結論對香港同樣有參考價值，但要證明此點，卻是缺不了用香港的數據去仔細求證。
因缺乏高質量的數據，這方面的研究很受限制。3年前，我有4位學生在我開的「香港經濟」一科中交來的論文作業卻有不錯的結果【註】。他們把2001、2006與2011年3次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找來，並發現年輕人多半仍與父母同住。2011年90.18%的19歲年輕人，49.15%的29歲年輕人都住在父母家中，如此一來，在人口普查中，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便因都住在同一家中而被顯露出來。
他們用迴歸分析法發現，父母的教育程度和收入，對子女接受教育的年份長度都有顯著的影響，但這影響似乎愈來愈低，2011年的影響力及不上2001年的影響力。子女受教育多一點，據其他的證據顯示，其收入會有所提升，但我們是否可肯定，跨代流動性已經愈來愈高？我看尚未可對香港作此結論，原因是近年香港的學額比前大增，但學習質量卻不一定與學額的增加相匹配，今天多讀一兩年書，不見得比10多年前更有見識或生產力。
不過，這4位學生算是開了個頭，在歷屆人口普查的數據中找到方法去探討跨代流動性的實情。若要得到更多有政策參考價值的定量結果，還待進一步的研究。
【註】這4位學生是Kelvin C K Auyeung、Anthony C C Kwan、Justin H Leung和Jim W S Ye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