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一周年將屆，對於香港社會這樣重大的一個事件，除了主事者不得不檢討並承認失敗外，各界也對回顧這段撕裂香港的歷史很感興趣。
若要深層次的檢討，我們便不但要知悉此事件本身的來龍去脈，尚要懂得一些能夠捕捉到歷史上各地有關「公民抗命」經驗的深刻理論，美國費城理海大學的賴港華教授月前傳來一篇文章便很有用。
文章是兩位大名鼎鼎、與芝加哥大學淵源深厚而現在都在哈佛任教的教授所撰，他們是經濟系的葛理沙（Edward
Glaeser， 我上月底在本報撰寫的〈仇恨的政治經濟學〉一文中已有介紹）與法律學院的孫思坦（Cass
Sunstein），文章見於今年7月，題為〈公民抗命理論〉，在網上可找到。此文羅列各類型的「公民抗命」及它們的目的和意圖，並以經濟學工具分析它們的成敗得失。
規模愈大 壓力愈大
廣義而言，「公民抗命」可定義為以犯法為手段意圖改變政治現狀的群眾活動。「公民抗命」又可分為多種類型，最激烈的便是推翻政府的革命，較溫和的是不理政府禁令但屬和平的遊行抗議，也包括故意用違法行為挑釁政府，希望因遭到鎮壓而得到民眾同情的活動。普通的示威活動因不違法，談不上是「抗命」，一般的犯罪活動因沒有政治目的，也不能納入為「公民抗命」。
香港的佔中，算不上是革命，但也不止於和平遊行示威，是屬於最後也較為複雜的故意挑釁一類。參與此類型「公民抗命」的人或許也各自有不同的政治目的，較常聽到的是部分人要求包括有「公民提名」的所謂「真普選」。至於什麼普選才算是「真」，社會上人言人殊，但只要有這口號可打擊建制並動員到群眾便夠了。
政治目的有了，策略卻並不簡單。葛理沙與孫思坦認為，推動此種「公民抗命」的組織者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進行一種破壞力甚為輕微的抗議活動，作者稱之為「微小抗議」（epsilon
protest）；二是把破壞力增大，令政府不能不理會，更理想的是，政府作出猛烈反應，鎮壓抗議者，後者因而得到人民的同情，對政府的反感更大，從而令人民力量能迫使政府作出重大的政治改變。
第一種選擇有個優點，便是沒有暴烈行為，較易吸引群眾參與。因為破壞力不大，所以政府不會感到痛楚，但參與人數若多，形成的規模壓力也往往令政府不能不作出反應。佔中雖因市民反感，從最初提出時所用的「核彈輻射論」改以「愛與和平」為口號，但組織者本來是希望佔據中環的金融中心重地，癱瘓金融活動，所以不算是「微小抗議」。倒是「佔領華爾街」及香港的附和者曾長期佔領匯豐銀行樓下並在那裏紮營，可屬此種策略選擇。
「佔領華爾街」的人很快便退到公園中去，雖也違反了美國法律，但殺傷力不大，也得不到民眾足夠的支持，最後無疾而終；香港的「佔領匯豐」則港人連他們的訴求也搞不清，遑論支持。佔中若變成「佔領維園」，則可稱為「微小抗議」。
以法達義 易掩邏輯
佔中顯然更接近第二種策略，即要挑釁政府以求她作出猛烈反應。從「學民」帶隊攀過立法會外的圍欄到佔領金鐘，並衝擊警方防線，這早已不算是「微小抗議」了。但這種策略有如走鋼線，須有極高超的判斷力和操控群眾的能力，否則會弄巧反拙。若按照組織者心中的劇本演下去，劇情應是這樣：
丑角是政府（或背後的中央政府），她們都是壞蛋，但港人未必都知道，所以要把她們的真面目暴露出來。如何可達此目的？方法含有兩元素，第一是增強抗議的破壞力，令政府無法不回應甚至鎮壓；若是鎮壓，便等於暴露了政府的兇惡性，人民便會更反對政府，從而對她的壓力更大。第二個元素是參與者是違法的，他們打算為自己信念坐牢而博取道德地位。
真實的劇情卻不一定跟從劇本演下去。對政府的挑釁不易掌握到恰到好處的火候，稍一失去分寸，人民反而會痛罵政府為何不大力鎮壓。去年佔中期間（其實是佔領金鐘、銅鑼灣和旺角），有金毛少年在政府總部外以自封的權力阻止清潔工人阿嬸上班工作，銅鑼灣的「防線」前有食肆東主跪求阻擋她回店工作的年輕學生放她生路，不要令她傾家蕩產，此等「經典」鏡頭，不但在香港的電視和YouTube可見，內地人民亦可觀看到（此事對內地爭取民主的熱情大潑冷水），這些顯然都減少了港人對佔中的支持度。
事實上，從長時間以來的民意調查可見，反對佔中與支持佔中的比例一直都是二比一左右，例外是發放催淚彈以後的一星期左右，在這期間，佔中的組織者成功地演了劇本的一部分，但繼續下去便荒腔走板了，到了後期，反對繼續佔領的人已增至八成多，失去港人支持的佔中又如何可迫使政府聽從組織者的訴求？
佔中或其他「公民抗命」的違法性質，一樣可令這類活動陷入困境。港人崇尚法治，有人雖不斷論述法治是以法達義，不光是依法治港這麼簡單，此說本身雖無錯誤，卻容易掩蓋一個邏輯問題：守法雖不是法治的充足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除非反的是惡法），鼓吹違法活動的人，等於破壞了法治的必要條件，他們斷不可能是真正支持法治的人。
大多數港人因佔中違法，而又親眼目睹其對人民生活的破壞干擾，就算不滿意政府，也難以義無反顧的支持佔中。更有甚者，在去年7月2日預演佔中時有511人信誓旦旦，願意「博拉」，以表心跡，但在佔中清場時，卻只有249人肯束手就擒；扣掉一些立法會議員和社運明星後，肯貫徹自己承諾的人，數目大幅下降。以前說願意承擔責任，甚至在獄中寫日記的人，現在卻不斷為己開脫，在法庭中慷慨陳詞的劇本，竟仍只是劇本，從未演出過，他們自封的道德高地，如何會不崩塌？
一個大型運動必有其目的性。佔中的主要目的不外有二：第一是改變香港的政治制度，使其更符合組織者的意願；第二是「喚醒」群眾，令他們站在組織者的同一陣線。以此二者為目的，佔中的確如不少組織者所承認，是失敗了。佔中從開始至今已有一年，我們沒有見到香港與中央政府的讓步，反倒是立場更強硬了。佔中的確也爭取到不少新加入的支持者，但同時對它反感的人也大幅增加，佔中在民意支持上得不到好處。
我們尚可再指出，民間的撕裂已對社會的肌體造成重大的破壞，經濟上香港的GDP已因部分人的精力改放在與生產力無關的活動中而變得停滯不前，零售業亦進入寒冬期，佔中及其衍生出的部分趕客活動難以開脫關係；雖然這並不是佔中主要組織者計劃的一部分，我在友報的一篇短文中對零售業的情況已有所分析，不贅。
兩種偏差 影響判斷
一些佔中支持者認為失敗的原因是運動到後來，主事者忘了其「初衷」，致錯誤道路愈走愈遠。這說法有一定道理，按照葛理沙與孫思坦的理論，佔中本是要挑起人民對政府的不滿，從而令政府不得不作出改變，但在很早的階段已可清楚見到，組織者根本已脫離了這路線，否則學生被「中間人」安排於10月初與政務司司長談判時，他們不會那麼快便擺出談無可談的態度。
佔中由是很快便演變為宣洩不滿，或葛孫二人所說的表達outrage的手段。葛孫的文章特別指出，一出現此種現象，便會大大的不利運動的原意，亦即通過壓力或以實力為基礎的談判影響政府的決策。憤怒愈大，行動便愈激，願意參與的人成本便愈高，參與人數便愈減少，運動便愈脫離群眾。
此種說法絕非事後孔明。佔中本有兩個核心假說：一是他們搞的「公民抗命」能有效施壓，令香港或中央政府不能不讓步；二是運動能夠秉持愛與和平，理性進行。但一兩年前已有大量論述指出這兩個假說都站不住腳，它們現在則更被事實完全推翻了。經不起事實驗證的理論本就必須揚棄，組織者本來是聰明人士，為何犯上此等肯細心思考都會一早知悉問題的錯誤？葛孫文章指出，組織者常犯的錯誤包括有「樂觀偏差」（optimistic
bias）與「自我中心偏差」（egocentric
bias）。
簡而言之，是他們常會高估自己的實力，以為世界會按其假設運行，而且往往把自己的觀點當作也是群眾的觀點，而拒絕承認其他人對其行徑的不滿，一旦遇上不同意見，便把持有這些意見的人視為奸邪之輩，這樣怎會不脫离群眾？至於「愛與和平」大為走樣，有些佔領地區還出現黑社會式的搶地盤，應是組織者根本不肯面對讀社會科學的人都應懂得的「廣場定律」，佔據了廣場的學生，根本無誘因及早退場。這些道理，都不是我今天初次提的，以往討論過的人不知凡幾。
不過，身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我對佔中最不認同的部分倒不是其策略或其他， 而是它深層次地侵犯了——而且一早宣揚它將會侵犯——大部分港人的自由。意圖癱瘓香港的經濟重地、阻礙別人上班工作、令的士司機生意受困、港人生活不得安寧……這可沒有經過港人授權，絕非民主。所以佔中不但反自由，也反民主。失民心的民眾活動若要達到目的，難矣哉！
(HKEJ 2015-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