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期採用計劃經濟模式，自改革開放後，市場的比重增大不少，但「五年計劃」仍佔着重要地位。我不認為「五年計劃」是發展經濟的恰當方法，把它廢除也無大礙，但若每五年搞一次全國性的總結過去與展望未來，可能也有點用處。
香港是市場經濟主導，不用依靠「五年計劃」，但既然內地的第十三個「五年計劃」又將推出，並於2016至2020年執行，港人若不了解此計劃內容，並從此尋找商機，便屬笨蛋。
早於去年，發改委已為「十三．五」訂下25個研究課題，其中不少是理所當然的項目，如教育、人力資源、環境治理、創新驅動等等，當中又以與經濟轉型、工業升級、「走出去」等，較值得港人關注。經濟轉型及工業升級主要應是指從工業轉到服務業，工業升級是從勞動密集工業轉至科技含量較高工業。
成功推動 難度很大
中國的服務業佔GDP比重已從1980年的22.2%增至2014年的48.1%，大於工業與建築業加起來的42.7%，我們可預期，工業的相對板塊還會下降，香港時有報道的PMI指數在50以下將不會罕見，但服務業會逐步擴大。至於轉型至高科技，在過程中恐怕有陣痛，失業人數常會因此等轉型而增加，我們對這些應有心理準備，不用大驚小怪。
我不知「一帶一路」會否寫在「十三．五」規劃中，此乃未來起碼一二十年的國策，超越了「十三．五」的範疇，但卻可預期，「十三．五」中不少規劃都會與「一帶一路」拉上關係。在香港社會中，甚至在大學校園內，已見到不少有關「一帶一路」的討論會，我自己也參與了一部分。據我觀察，香港的有識之士對此的觀點可總結為兩點：一是它對內地及香港都極為重要，我甚至聽過一位學者說這是香港最後的機會；二是不論內地或香港，成功地推動此大計難度很大，對港而言，起碼在起步階段，頗使人有老鼠拉龜的感覺，着力點不易設立。
換言之，此乃「高風險高回報」的活動，誰能找出可行策略，誰便可降低風險，從而更有把握地得到高回報。我相信中央政府也在摸著石頭過河，而且尚未研判到香港可扮演什麼具體角色，提供什麼貢獻。正因如此，香港若能在「一帶一路」這一國策中起到重要的貢獻，那麼香港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地位便會較為鞏固，哪一位競逐行政長官的候選人能提出更有見地的看法，便愈會受到中央祝福。
按此邏輯，在未來一年多之內，若某人對「一帶一路」不聞不問，那麼我們大可判斷，此人並非認真的競逐特首人選。當然，對「一帶一路」十分關注的人並不等同於一定有意競逐特首。此等邏輯不可搞錯。
「一帶一路」對中國的重要性我已在本報闡述過（見今年2月24日拙作〈「一帶一路」的策略考量〉），在此再作部分補充。首先是未來二三十年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港人眼中的「國際」，其實主要指歐美世界。在今天，歐盟與美國的GDP大約相等，合共佔了世界經濟的四成左右。25年後會怎樣？我們不妨用諾獎得主經濟歷史學家伏格爾（Robert
Fogel）的預測作參考，他認為中國的GDP一直受低估，因不少人忽略了中國家庭對教育的巨大投資。到了2040年，他估計中國的GDP可達世界的40%，美國是14%（但美國的人均收入勝於中國），歐洲則只剩下5%。
投資恰當 至為重要
伏格爾的預測未必完全準確，但我們仍可相信歐美的相對板塊在萎縮，代之而起的是中國及其他新興國家。「一帶一路」所覆蓋的國家除中亞及俄羅斯等陸路國家外，還有海路經過的東南亞諸國，印度、印尼、中東、非洲等地，當中不乏天然資源大國及人口大國，25年後，其GDP總量有可能接近或甚至超越歐美的總和（人均收入則絕不可能超過）。在此態勢下，中國的貿易及投資重點自應逐步調整以適應新的國際環境。
中國的投資率或儲蓄率都高達GDP的五成左右，有人認為這樣不對，因為投資太多，消費太少，不利經濟。但此說大有問題，投資多等於今天消費減少，卻可能推高經濟增長，有利未來的消費。若是投資有錯，錯不在投資率高，而在投資的項目是否恰當。所謂「產能過剩」其實是指某些投資已無效益，應拔身而走，改為投資在一些缺資金（因而高回報）的項目。
最佳的投資組合是每一項的投資回報大約都相等，不用再作調整。但中國有些領域顯然投資不足，如改善生態、推動科研等。在陸上絲路的中國大西北，發展程度與人民收入都遠低於沿海地區，在這裏搞好建設，不但可減低區域之間收入不均，亦不會造成產能過剩。反之，不少論者早已指出，中國去年年中外儲備幾乎達到4萬億美元，既要面對匯率風險，利息亦低，不如將其中部分套現，改為投資在回報更高的項目上，「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正好提供此等投資機會。
把握機遇 翻身良機
習近平訪美前，美國的民意調查顯示，不少美國人對欠下中國萬多億的國債十分關注，他們可能不知道，幾年前奧巴馬還派遣過「密使」長駐北京，其任務便是游說中國繼續買美國的國債。中國減持美債改為投資在「一帶一路」或可減低這些美國人的「憂慮」。
中國很需要「一帶一路」所能帶來的能源，若要保持航運暢通，除了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保障外，更穩妥的方法是使到沿著「一帶一路」的國家與中國的經濟互相依存。貿易是互利行為，這些國家的港口基建愈發達，市場愈繁榮，對中國愈有利。中國大有誘因協助這些國搞好建設。
若按過去的發展經驗而作推測，「一帶一路」諸國的發展路徑很可能是先搞好碼頭、公路、鐵路等基建，接着便要發展物流業及建立工業加工區。香港是世界上有數的進出口貿易航運中心，這些項目其實港人都頗有經驗，甚至視相關知識為港人的核心技能。在較高的發展階段時，「一帶一路」將會需要效率高的金融服務，這些都是香港有優勢的項目。「一帶一路」對港所可能提供的機遇，不容小覷，若港人懂得利用，可以成為香港經濟翻身的良機。不過，毋庸諱言，當中的困難的確不少。
不管在陸路還是海路，中國在未來一段長時間都可能遇上政治或軍事上的衝突，香港在這些問題上談不上有多大貢獻，相對被動，無所作為。
更具體的困難是港人對「一帶一路」上的不少國家認知普遍不足。有多少港人懂得中亞俄羅斯等地的國情與經濟運作？熟悉印度、中東產油國的人又有多少？我校幾年前已應在沙地阿拉伯的Aramco（世界資產值最大的公司）之邀在彼邦開辦MBA課程，不少同事都定期要飛往那裏授課。香港一些政經人士知道此事後，不少都大感興趣，希望能汲取其經驗，填埔對中東了解的空白。
入鄉隨俗，入境問禁，明白別種文明與我們的異同，學懂與經濟夥伴共存互相尊重，是參與「一帶一路」計劃的重要條件，但內地人及香港人都有此能力嗎？在歷史上，的確有不少華人移居到南洋與歐美，而且在經濟上取得極大的成功，但華人大多會畫地為牢，把自己困在唐人街中，怯於與當地人來往。
經過百多年生活於華洋雜處社會的港人是否會好一點？這也難說。若要闖出新天地，年輕人的幹勁是重要的因素，但近年部分港人中出現「本土主義」，連內地人的價值文化也要刻意排斥，我們能相信他們能與文化上與我們差異大得多的「一帶一路」諸國能合作無間，互相尊重嗎？
我校討論是否應在沙地阿拉伯開設MBA課程時，便曾出現小插曲。有幾位同事憂慮中東國家歧視女性，為了宣示自己的「原則性」，並不贊同派人到裏教學，後來得到籌辦此事的主要同事（本身是位傑出女士）解釋，學生中不少是女性，讓她們有機會學到現代管理知識，有助於提高當地女性的地位，反對的同事才釋然。此事正好反映，在價值觀念有異時，共存共榮並不是唾手可得之事，見慣中港之間一些無聊小事也可造成矛盾的港人，對此應可有所體會。
中港兩地 關係微妙
香港若不去掌握此新的機遇，香港的競爭者可能還會十分高興。上海、廣州、深圳、新加坡，甚至倫敦等城市都有潛力成為競爭者。新加坡位處「海上絲路」的戰略位置，有與港不同的優勢，倫敦則率先加入與「一帶一路」有不可分割關係的亞投行，並且希望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怎會對「一帶一路」不想分一杯羹？至於內地的沿海城市，其優勢或許不及香港，但卻並非無能力跨過香港，直接駁通世界。港人若以為自己在市場開放及法制上的優勢不可取代，很可能是誤判，他們少算了成本，當自己比別處昂貴得多時（連仲裁成本也貴得很），生意不一定非香港不成。
香港在「一帶一路」上所可能擁有的優勢及會遇到的困難，其實頗具代表性及象徵意義。香港與內地本有一種微妙的關係，香港有自己獨特的優勢，對內地的發展可以起到重大作用，同時香港自身的生存也早已不能脫離內地。在此種條件下，兩地合則兩利，衝突則互損，而因內地比香港大得多，一旦衝突，內地可輕易消化掉負面影響，香港則承受不了。部分港人與內地有價值觀上的衝突，有些人甚至擺出「漢賊不兩立」的姿態，中央政府亦有她的主權底線。
要應付此等局面，最有利的方法是雙方都隻眼開隻眼閉，互不侵犯對方底線。在2003年以前，香港與內地大致做到此點，其後則出現惡性循環微妙的均衡被打破，也許雙方都有責任，但反對派中較激進的一翼責任較大，因他們處於主攻。如此一來，不少港人恐怕都無心無力在「一帶一路」中取得好處。工商界中的企業家及思想較開放靈活的港人則仍有機會獲利，這又會推高貧富差距。我曾聽說有港人連哈薩克語也學懂了，一些智庫也找人研究這話題，或許傳媒也應找記者多作「一帶一路」的實地調查，將來此等知識能夠創富，亦可保障香港在整個中國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