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連年戰火不斷，社會不穩，敘利亞近月難民成潮，二千三百萬人口中，近八百萬人被迫離開家園，另外再有近四百萬人已成難民，湧住各國。這是名副其實的生靈塗炭，也可能是我們這代人所能見到的最大人道災難，在世界各地媒體廣傳的在逃難時被溺致死的敘利亞三歲小童照片，揪動人心，也正好是對人類愚蠢無情的有力證據。
經濟學大宗師佛利民對難民有段著名論述。他是著名的自由主義者，認為只要政府不派發福利，大可讓難民自由選擇到任何地方。這段說話不同人有不同理解，但我相信佛利民並非隨口而說。他的父母是百多年前從歐洲到美國的貧困新移民，但在幅員廣大，當時自由度極高的美國艱苦勤奮工作，創出了新天地，佛利民目睹過新移民對這個世界最大的移民國家所作的貢獻，對他們有同情心，是十分自然的。
新移民拼勁足 力求向上流
為甚麼要加設不派福利的條件？若邊界不設防，別人又知道來到貴境後有錢可領取，豈不蜂擁而來？世上無免費午餐，原本的納稅人怎會不覺得自己成了冤大頭？若來者主要是逃避戰火或要來創建新家園，而不是貪圖福利之輩，那麼他們必會有過人的奮鬥意志，往往能對新的國度注入新的經濟動力。大量經濟學中的實證研究都發現，新移民的第一、第二代的社會往上流動性都極高，第三代才被「同化」，變得跟別人同樣平庸。美國最頂尖的大學中，從學生名字可見，他們不成比例眾多地來自中國及東歐，很多都是新移民之後。香港五十至七十年代經濟活力澎湃，也顯然地受惠於新移民為求生存的沖天幹勁。
世界銀行的一位前任經濟學家米蘭奴域（Branko Milanovic）曾把世界各地的人口收入數據搜集起來，他發現全球人與人間收入差距巨大，但三分之二的收入不均來自國與國之間的收入差距，三分一來自國內的差距。一個窮國的富翁或上層人士，收入往往比不上富國的窮人。他認為若要脫貧，最快速有效的方法便是移民到富國，在那裏有更先進的制度與科技生產力，有利於人民的發揮所長。米蘭奴域是塞爾維亞裔人，到了美國後自然地認為找到了新天地，遠離戰火，他的觀點，當然受其自身經驗的影響，但移民的東道國又是否這麼歡迎新移民？
這要看看東道國本身的情況。百多年前的美國人口密度低，歡迎移民跑來到中部及西部分領土地，在今天當然沒法這麼慷慨了。今次敘利亞難民潮中，德國最是進取積極，願意作出較大承擔，澳洲雖距離頗遠，但也肯接收一部分難民。反觀法國，卻支吾以對。距離敘利亞較近的希臘，自顧不暇，接收難民卻只是處於被動。德國肯如此積極，原因可能是它的出生率低企，人口正在減少，年齡中位數是46.1歲，十分老化，新移民有利其經濟。法國出生率遠高於德國，政府開支佔了GDP 51.9％，福利開支龐大，所以不敢造次，就算被責為不顧人道主義，也只能唾面自乾。澳洲幅員廣大，人口只得二千二百萬，每年的移民人數反正都有十二、三萬人，出生率也不高，對移民的胃納較大。
中東民主革命 致動亂頻生
難民潮的起源是2010年「阿拉伯之春」所帶來的影響。2011年敘利亞人民追求民主，不滿獨裁總統阿薩德，起而示威抗議。追求民主本是好事，但事件迅即受到不同教派及族群互相奪利的影響，演變為內戰，互相殘殺，死難者估計在二十多萬至三十多萬不等。歷史可證，政治爭拗最忌引入宗教及種族，一旦如此，漩渦中人往往都誤以為自己是替天行道，又或有「大我」精神，捍衞種族利益。一有此念，無數禽獸不如的行為可以湧現。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人性喪盡，但此說也有不對，人性中本來便有禽獸性，平時可被人類獨有的理性所遏抑，它一旦被釋放出來，災難便形成。若非如此，人類怎會有如此多的戰爭？
在互聯網的世界中，因為大多發言人隱掉了身份，不用承擔責任，發言時再不受理性抑制，容易回返獸性，所以我們見到這麼多仇恨言論，這正是獸性回復的明證。追求民主的「阿拉伯之春」演變為派系鬥爭及難民潮，對香港頭腦簡單自以為在追求民主而樂於清算別人的人士，他們難道不應多了解敘利亞的經歷嗎？
(Sky Post 2015-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