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社會趨於兩極化，這應是難以否定的事實。從網上不同群組互相對立的激烈言詞，到街頭上巴士上隨時可遇上的辱罵，又或佔中前後家庭成員或朋友之間的敵意性互不理睬，在在都指出香港社會比前撕裂，大大不利於經濟發展及人與人之間守望相助的和諧。
不同意見「雙峰」分布
兩極化如何定義或量度？四五年前我寫過好幾篇文章，指在較「正常」的社會，意見分布應是「單峰」的，即使各人意見不同，但持中間意見的人會較多，兩邊較偏的人會少一些，在此等社會，對立的情況不會嚴重。
但假若人民對同一事實的解讀太受自己的偏見所影響，他們會愈來愈分化，久而久之，持不同意見的變成「雙峰」分布，兩邊的人多，中間派減少甚至消失，雙方陣營解讀世事時，往往只看到自己有利的，與己信念相悖的事實卻會視而不見，社會中的情緒反應容易被挑起。
此種現象絕非香港獨有。歐美社會中的兩極對立一樣變得嚴重。歐洲不少國家的極左與極右影響都同時在增加，在選舉時我們往往要擔心某些國家的政權會否被極端黨派所奪。就算是美國的選舉，從前我們也很難想像極左的桑德斯與極右的特朗普都同時獲得很強的聲勢。
這便帶來一個啟示，既然兩極化不是香港獨有，而是世界上發達地區中頗為普遍的現象，那麼造成兩極化的原因不大可能只是本地因素，某些跨地域性的因素一定也在扮演重要角色。
經濟學家喜歡定量分析，若說兩極對立加劇了，我們先應有一種量度兩極對立的指數。去年有3位經濟學家，薄希來（Levi
Boxell）、簡茲高（Matthew Gentzkow）及薩皮奧（Jesse Shapiro），倒是發表了一篇文章，通過過去數十年一些民意調查所用的9種不同的指標去量度美國社會的兩極對立程度，並把這9種指標的結果平均化弄成一個單一的兩極對立指標。
第一位作者應是一位研究生，第二及第三位作者都曾是芝大經濟教授，簡茲高更因研究傳媒及資訊而獲得過地位幾乎等同諾貝爾獎的克拉克獎章，年前被史丹福挖角。綜觀他們用的9個因素，大都是量度在黨派認同感、意識形態、宗教等領域中，對持相反意見者的敵視強度，敵視愈深，社會便愈兩極對立。
他們的第一個結果便是從1972到2012年，美國的兩極對立指數幾乎都在不斷上升，2012年的兩極對立指數遠高於1972年，反映出美國社會愈來愈分裂。
這個結果本身並無多大爭議性，它只是確認人們一早已知的事實。但什麼因素造成此等兩極化？過去幾十年，全球化及科技進步都是明顯不過的重要及持久性的變化，美國、香港以至世界不少地方的兩極化原因應該也從這兩種變化中尋找。
有些國家順應了全球化的趨勢，當中獲利甚豐，最大的得益者應是人數眾多的中國與印度，這兩個國家的人民，大批地擺脫貧困。不過，在歐美國家，雖有不少人也能從全球化中得利，賺得盤滿缽滿，但在普通人當中，收入分布是否更加不平均，仍頗有爭議。
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以前相對落後的國家已追了上來，發達國家的普通人在世界市場中已失去優勢，不一定競爭得過從後追上來的競爭對手，此種「後有追兵」的壓力會否促使他們思想走上偏鋒？我相信是可能的。
陷入一種認知孤立
香港不少評論人喜歡說貧富懸殊是造成社會分化的重要因素。此說有其道理，但卻不足夠。根據統計處的計算，住戶的稅後福利後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在1996年是0.429，在2016年是0.420，從這些結果可知，香港的收入分布一向不均，但近年卻稍有紓緩。
若我們認為香港兩極化現象加劇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布惡化，便會面對一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今天「基尼系數」比前稍降，如何可以說它推高了兩極對立？香港有數據計算收入的「基尼系數」，但沒有足夠數據計算資產的「基尼系數」，但從樓價如此高昂的態勢看來，是否擁有樓宇已經成為一道劃分貧富的鴻溝，而這鴻溝是比過去更深更寬的。
資產或財富分布不均是否已可解釋兩極化上升？歐美國家並無香港般的樓價問題，但兩極對立一樣愈來愈嚴重。在香港，有樓人士之間或是無樓人士之間，其意識形態或政治理念一樣可以是南轅北轍，資產的有無，似只可解釋人民的怨憤程度，卻未必能解釋他們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取向。因此，我相信全球化帶來的收入或資產財富的分布問題，並不足以解釋兩極對立指數的上升。
當代社會的另一大趨勢是科技的變化，尤其是資訊科技及社交媒體的出現。互聯網可能造成兩極對立，很多人對此都深信不疑。
2010年間，左翼的政治活動家巴利沙（Eli
Pariser）製造了一個名詞「過濾泡沫」（Filter Bubbles），意指在網上搜尋器的影響下，電腦會掌握到我們喜歡什麼，因此，在搜尋資料時，電腦程式往往只會提供我有興趣的資料及認同的觀點，久而久之，我們會失去接觸我們並不喜歡的觀點，慢慢陷入一種認知的孤立中，不知人間何世，容易自以為是，把其他人都視為邪惡。
我們一旦跌入此陷阱，便容易情緒化。近日《科學》雜誌有篇文章，是麻省理工的幾位學者寫的，他們發現，虛構的假新聞流傳的速度和寬度都遠勝真實的新聞，如果假新聞能挑動一些人的情緒，那麼其影響力便更大了。
處於認知孤立中的人，更易接收無根據的煽情報道，自己的情緒升溫了，自然更易與不同己見的人對立起來，只喜歡在迴音廊中過活，圍爐取暖變為必須。世界首富蓋茨也慨嘆，社會媒體令想法接近的人聚在一起，這為世界製造的麻煩超出以前的想像，對民主政制有很大的破壞性。
漸受「過濾泡沫」衝擊
社交媒體是否促成「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人人都不自覺地被電腦程式各自洗了腦？我相信此種影響力是存在的，但上述薄、簡、薩三氏的論文卻對此提出質疑。他們的數據證實，75歲以上的長者上網或加入社交媒體的機會遠低於18至39歲的年輕人，但2012年的長者與1996年的長者相比，他們對持不同意見者的反感強度高了很多。
這裏我不使用「兩極化」一詞，原因是也許長者相互之間的對立程度不一定有明顯加劇，但他們對其他年齡群組中持不同意見的人卻更加反感。反觀在2012年18至39歲的人，他們對不同意見者的反感強度比起1996年的年輕人也有增加，但增加幅度比不上長者的幅度。
根據此等結果，我們或可下結論，2012年的長者並無受到互聯網社交媒體太多的直接影響，但他們比起1996年的長者卻有強烈得多的意見。2012年的年輕人是社交媒體的世代，1996年的年輕人卻不是，但兩代的年輕人意見的強度卻相差不遠，因此互聯網社交媒體並無多大影響。
這個結論是否可延伸至香港？這有兩個問題：一、美國與香港的歷史背景不同，2012年的長者很多都是六十年代反越戰的理想主義者或叛逆青年；但1996年的長者卻有不少是二次大戰期間的士兵，兩種人的人生背景不同；2012年的那批對意見相左者有更強的意見不足為奇，這與社交媒體倒不會有太大關係。
二、社交媒體及互聯網對年輕人的影響力可能有「溢外效應」，上述三氏的論文有資料顯示，1996年互聯網剛開始流行時，18至39歲年輕人的兩極對立指數便遠高於長者，此後大部分時間中，年輕人的指數還是高於長者，但長者的指數近年有所攀升，到了2012年，長者的指數超越了年輕人，但差別不算大。
對此現象的一種解讀是，年輕人接觸互聯網多，很快便受到「過濾泡沫」的衝擊，一部分人指數高企；長者雖不大用互聯網，但他們一樣可見到部分年輕人的激烈言行，認為這不符合他們的信念，十分不滿，這便慢慢推高了長者的兩極對立指數。
美國的研究並不能否定互聯網社交媒體對兩極對立有推波助瀾的效力，但也說明在互聯網這一因素以外，應該還有其他原因在製造兩極對立。香港的情況也許與美國不同，但我們對互聯網及社交媒體是否能通過「過濾泡沫」，使到不同人等的思想趨於偏頗，應該有所警惕。此種可能性恐怕社交媒體的創辦人當年也沒有想像到。
(HKEJ 2018-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