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梵蒂岡若成功建交，將會是涉及20多億人口兩個迥然不同的文明的最近距離的相遇，必會成為歷史性大事。1月底我心血來潮，在旅途中做了點研究，撰就有關〈中華禮儀之爭與衝突處理〉一文（刊1月30日《信報》），目的正是要從歷史中學習，中梵間衝突如何可化解。
不料自刊出那一天開始，香港就此問題卻是無風生浪。陳日君樞機公開反對建交，在幾種媒體上大罵教廷的國務卿帕羅林（Pietro
Parolin）樞機思想中了毒，沒有信仰，只顧自己功業，出賣了教會，把教宗蒙在鼓裏。按其邏輯，只是差點沒說出帕氏欺上瞞下，教宗則是老糊塗而已。接著香港一些已半退出江湖的政客又搞簽名運動，要教廷懸崖勒馬云云。
最煽動情緒的是，陳日君聲稱有內地忠於教廷的「地下教會」主教向他哭訴，說教廷要逼使兩位「地下教會」主教退下火線，讓位予親政府的愛國教會人士當主教。
一位在天主教會內有等同「親王」地位的主教有如此嚴重的指控，自然引起國際注目。教廷似乎頗為不滿，先有聲明不點名指陳混淆視聽，繼續更有幾篇半官方文章表達教廷對事態的分析和立場，有些文章的措詞也頗為強烈。如此刀槍劍影，恐怕在近代宗教史也不多見。
拿破崙行徑引起改革
我們是局外人，但中梵建交有世界意義，值得我們留意。分析問題，首先便要搞清事實，並與情緒波動保持距離。現在發表的資料已很多，我們不難研判情況。第一個要搞清的事實是，歷史上誰有權委任主教。中梵之爭的一個焦點是，內地主教應由教廷委任還是由中國政府決定，現在傳聞的協議似乎是中國官方提名，教廷則決定是否接納。
以陳日君為代表的派系認為，此乃離經叛道，沒有先例。但駐曼谷的一位耶穌會神父蓋利（Fr.
Michael Kelly, SJ）近日卻撰文直斥陳日君搞錯歷史，並建議他抽點時間讀讀書，降低自己的情緒。
蓋利的版本是這樣：在十九世紀初之前，主教的委任權基本上都在各國國王手上。1493年西班牙與葡萄牙在地球上劃了線，美洲除了巴西外，殖民地都歸西班牙，亞洲除了菲律賓外，盡屬葡萄牙；這些地方的主教委任權直至二十世紀中，都是這兩國的國王說了算。在十九世紀初，最多只有2%到5%的主教由教宗委任。不過，1804年拿破崙加冕時，他把王冠從教宗處拿來，自己一手把它放在頭上；他又拒絕梵蒂岡對40名主教的提名。教廷受辱，才決定建立自己的主教委任權。在過去200年中，逐步形成一種制度，地區教會推薦3個名字到教廷，後者經評審後，再向教宗推薦最佳的一人。
此段歷史，我從前早已聽說過，現在蓋利神父詳細印證，不由我不信。由此可知，他的確有資格批評陳日君不懂歷史。根據虛假想像，大造文章，自己生氣，何苦由來？
第二個事實是，「地下教會」中人是否都不想中梵建交，並要陳日君代表他們發聲？不希望建交的人，我相信是有的，但實際情況恐怕絕不簡單。
常在《梵蒂岡內部通訊》（Vatican Insider）撰文的記者瓦倫特（Gianni
Valente）曾訪問過好些「地下教會」的主教，他們全部支持建交。其中一位重要的「地下主教」叫魏景義，因為坐過共產黨的牢，所以在「地下教會」中很有地位，但他於2月16日受訪時，卻懇請香港、澳門、台灣或大陸以外的朋友，千萬不要自稱能代表內地的地下信眾，他認為根本無人能代表得了「地下教會」。
他又表示，無論教廷在中梵關係上作什麼決定，他都會跟從教宗。至於給前任教宗「絕罰」的地上主教，可否重做主教？他認為既然教宗有權解除其「絕罰」，再委任他們重做主教並無問題，反正教會一向主張寬恕。
上文提到「地下教會」情況殊不簡單，是因為《梵蒂岡內部通訊》2月8日有篇報道，直指有位被迫退位的所謂地下主教、即87歲的汕頭主教莊建堅，其實根本算不上是地下主教，因為汕頭這地區並無「地下教會」這回事，莊雖已登記為神父，但政府也不承認他。
在此地，說客家話與說潮州話的兩派人互有爭執，非常分化，雙方都想自己的一派有人當主教。我們外人不易搞通他們的權力鬥爭，但從教廷的角度看，整頓一下這地區的教會，要一些主教退位讓賢，沒有任何不當。《梵蒂岡內部通訊》便認為利用此事煽情，是某些勢力早經編排的策略，在他們煽情時，卻故意抹掉一些細節。
可作推動「一帶一路」
搞清楚事實，有助我們重回清明的思想，可再探索一些更有意義的問題。為何中梵要建交？建交的理由有低層次與高層次之分。
對教會而言，低層次的理由是中國是13億人的大國，卻只有幾百萬天主教徒，而且又分化成地下地上，殊不理想，建交即可改善情況，像其他宗教般，在內地可以大展拳腳。
對相信無神論的中央政府而言，建交可使「地下地會」升上地面，易於管理，對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有幫助。但中國肯定也有人反對建交，波蘭政府於八十年代末期被推翻，天主教會便扮演重要角色。不過，天主教會也支持古巴的卡斯特羅政府。由此可見，天主教並不見得是個顛覆國家組織，與它建交也無妨。
從高層次的角度看，教宗看重的可能並非區區的幾百萬信眾。有位在人民大學做研究的中國通及墨子專家，叫郗士兵（Francesco
Sisci），他是意大利人，2016年1月28日，曾就中國問題專門訪問過教宗方濟各。
從教宗的訪問中，可見他最關心的是全球70億人，而且認為天主教會有責任要尊重所有的人類文明，對中國文化，他更懷有最高的敬意，代表著西方文明的天主教與中華文明遇上了，他認為是頭等大事。在訪問中他提過曾在飛機上飛越中國，那時他少有地情緒極度激動。從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天主教在國際上代表著一種超級軟實力，習近平在兩年多前訪美，便曾見識過美國人民對這位方濟各教宗是如何的著迷。
幾年前我兩次到訪梵蒂岡時，便感受到羅馬人民對若望保祿二世和方濟各都當成是聖人，對本篤十六世卻不甚理會。按教廷既然處處流露出對中華文明的深愛和尊重，此等軟實力可用之於推動「一帶一路」及提升國際形象，所以中國對梵蒂岡也不是沒有興趣結交。
從上述這篇訪問中，我們可窺見不少教宗的內心世界。他早年讀過利瑪竇的生平。上月我在拙作中談過利瑪竇的思想，他不但極尊崇中華文化，而且是一個思想毫不教條的現實主義者。教宗方濟各認為自己與利氏的想法一致，這兩位耶穌會的傑出人士都認為與中國對話，而且尊重中國，才是唯一可行之路。
教宗又認為中國的發展十分積極正面，世界根本不應畏懼這個擁有古老智慧的民族及其復興。教宗也是一個懂藝術的人，他喜歡耶穌會士、清代康雍乾三朝的宮廷畫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i），欣賞他能掌握中西美術的技巧，把美表達出來。
送贈中國碑傳遞訊息
至於中國社會，他也有深層次的了解，例如談到一孩政策及人口老化時，他便顯露其智慧。利瑪竇是中國歷史上最懂中國的超級傳教士，把教宗這位利瑪竇的隔代知音當作是不懂中國、任人擺弄的老糊塗，絕對是一種無知誤判。
若以思想層次和氣度作標準，教宗的基於現實主義的靈活性和胸襟，加上他不拘小節，與《倚天》中的張三丰頗為相似。至於陳日君樞機，經常以「漢賊不兩立」、自命正義、嫉惡如仇的態度看世事，活脫脫的便是一位滅絕師太！
這兩年來，教廷與中國已出現過什麼互動？從上述2016年初教宗特別安排的訪問看來，他早已為對華的態度和政策制訂方針，他才是真正的定調者；最重要的執行者，當然是梵蒂岡國務卿帕羅林樞機。在2月18日的一篇文章中，郗士兵對這兩年發生的事有很仔細的描述。
2016年3月，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應邀訪問梵蒂岡，對那裏的藝術藏品深為讚嘆，不少展品是中國的藝術品，梵蒂岡希望以此顯示對中國的關心重視。8月，湯漢樞機發表文告，點出主教任命問題可以如何解決；接著《環球時報》發表4篇文章，顯示對中梵關係的重視；8月，習近平送了一塊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複製品給梵蒂岡，這塊公元781年刻有漢字和敘利亞文的石碑，記載著唐太宗時羅馬（大秦）的景教（基督教派之一）傳來中國的情況。
此禮物被解讀為一個訊息：習近平想告訴梵蒂岡，基督教文明早已傳入中國，已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部分；接著，跟進中國問題20年的帕羅林，以神職人員而不是外交家的身份發表一篇演說，主題是一位被封聖不久的樞機剛恆毅（Celso
Costantini, 1876-1958），此人大有來頭，提到他亦別具心意。剛恆毅何許人也？這有點歷史。
十八世紀初，教廷頒布詔諭，嚴禁教眾遵守「利瑪竇規矩」，即祀孔祭祖，稱天主為「天」或「上帝」，違者要「絕罰」，驅逐出教。
康熙知道後大怒，宣布禁教，天主教在華從此一蹶不振，教眾轉入地下，直至1856年，天主教會通過帝國主義的船堅炮利，再次來華，而當時他們是要託庇於法國政府。
希望教會真正中國化
剛恆毅1922年由教廷派到中國，他對帝國主義提供的特權反感，努力發展中國本土的神職人員和教眾，帶領多名華人主教到羅馬接受教宗祝聖，當他仍在中國時，曾獲提升為樞機，他卻拒絕，堅持樞機要由中國人擔任，以成其本土化大計。
帕羅林突出剛恆毅，正是向中國政府發放訊息，教廷希望中國的教會是真正中國化的，教廷並不希望派人控制中國教會；又因剛恆毅反對法國的保護，這便顯示教會不會與外國強權合作對付中國。
2017年3月8日，內地官方電視台有討論中梵關係正常化的節目，11月雙方宣布互借40件文物展出，「藝術外交」正式登場。接著，教宗到緬甸訪問，有中國神父舉起中國旗帶隊參加教宗主持的彌撒。
從上述種種可知，中梵雙方都各自小心謹慎，營造善意，一步一步的拉近距離，雖然教會與中國這古老國家在考慮時間時，往往都以世紀或10年作單位，慢吞吞，有板有眼，但我相信建交已成定局，只是早晚而已。
梵蒂岡在中國的傳教史中犯過錯，吃了大虧，被逐近百年。上月拙作中指出，這是由於某些教派思想僵化，像滅絕師太般自以為正義，不懂尊重別人，縱有利瑪竇打下靈活務實的基礎，也頂不住後來的教條主義者不懂時勢所帶來反反覆覆的錯誤，天主教終於給康熙掃地出國。
今天的方濟各顯然已掌握利瑪竇的心法，不會再犯過去的錯誤，但某些思想境界比他低幾個層次的人，卻仍在自掘的思想陷洞中走不出來，殊為可惜。
(HKEJ 201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