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業革命 為何這麼晚才出現？(雷鼎鳴)

 

上周談到歷史上的中國經濟曾長期停滯，1952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扣除通脹後，下同），比2,000年前的漢朝還要稍低，但此後經濟卻以幾何級數上升，2023年人均GDP竟是1952年的89倍！

此種形態在西方國家同樣出現，不過，她們從停滯到急升，發生的時間比中國早了近200年，升勢也不及中國這麼急劇。

宋朝科技領先 「革命」未現成謎

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出現時，才呈現明顯的收入升勢，但在200年前，每年1%的增長率已足被視為可傲視全球。為甚麼工業革命及在此之前的科學各種突破，比中國早了這麼多年？要知道，科技史大師李約瑟（Joseph Needham）發現，在宋朝中國的科技水平早已遙遙領先歐洲諸國。工業革命為何沒有理所當然的在中國首先出現，這便是著名的「李約瑟之謎」。

這謎題有一定的重要性，數十年前，在中國科技與工業仍都遠遠落後於西方世界之時，它尤其能吸引到大量歷史學家、經濟學家與科技專家的關注。不少前輩也特別在意，要創造甚麼條件，才可使科技革命與工業革命一樣在中國也能出現，今天中國既然已成世界製造業的第一超級大國，上述問題的關注度或會減弱。

「李約瑟之謎」並不是可輕易解釋的，諸家說法已有不少，有些也言之成理。我是經濟學家，自然會從經濟角度看此謎題，我的看法不見得是要取代別人的理論，但我相信可作重要的補充。

擴充市場 須靠高效交易系統

我以前多次說過，生產力的進步，除了倚靠科學及知識的利用外，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勞動力的分工是否細緻。分工愈細，勞動力愈能專注做事，也愈能找出更有效率的生產程序。但勞動力分工不是要分便可分，設想在人煙罕至的窮鄉僻壤，居民要生產自己全部的消費用品，哪能分工？现代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國富論》第3章中有名言，勞動力的分工受限於市場的範圍，我們可把此理解為市場愈大，分工的程度便可更細。近數十年全球經濟一體化後，市場大幅擴大，工業製品的分工亦演變至每一產品都可涉及一道生產供應鏈，不同的環節都由不同國家或企業負責。

從上可知，工業革命的前提是有一個足夠龐大的市場，使商品可無遠弗屆，從而使細緻的勞動分工變得有需要而且可行。在古代歷史上，要擴充市場，一個必要條件是有一個高效可靠的交易系統。

北宋時的貿易，往往要靠價值不高、運輸困難而且沉重的鐵錢作交換媒介，十分不便，於是出現了「交子」，這是紙幣的雛形；南宋時進化為「會子」，更是具備了很多現代貨幣的特性。政府需要多少貨幣，可自行印刷發行。「會子」背後有實物財寶作儲備支撑，但儲備率不用很高。有了一套人民信任的貨幣後，可把它作為交易時的工具，亦可以是儲值的工具。紙幣與白銀或黃金等貴金屬不同，數量不受缺金缺銀的限制，印製紙幣的成本亦遠低於換取或開採貴金屬的成本。有了紙幣，貿易方便得多，可以大幅擴大市場的規模。

不過，紙幣的優點亦成為它的弱點，南宋時的末代皇帝為了軍費，便濫發「會子」，很快地「會子」便貶值，大家不再信任它。朱元璋開國時也發行過紙幣，但他一樣抵受不了誘惑，印發太多，造成通脹，明朝的紙幣也廢掉了。代之而起的是用白銀作貨幣，但中國缺銀，要靠輸出茶葉、絲綢、瓷器等產品到南洋及歐美各國換取玻利維亞及日本所產的白銀。從近年發现的幾艘明朝南海沉船所载的貨物可見，中國與南洋貿易繁榮。中國經馬尼拉及墨西哥城轉至歐洲的海上絲路，在明朝一樣發達。中國輸出有價值的商品，換回的卻是被當作貨幣本身消費價值不高的白銀。由此可見，中國也參與了全球化貿易，本也有可能慢慢促成更大的市場更細的分工，但有兩個因素使中國沒有如西方國家般通過大航海，建立及剝削殖民地去為自己積累財富。

積累財富成空 無力再拓工業

第一個因素是白銀是用來做貨幣，若是用紙幣，便不用付出這麼大的代價，靠大量輸出自己商品去換取白銀。第二個因素是中國明清二代辛苦積累的白銀，後來都被不平等條約清空掉。歷史學家王裕巽估計，從1567年海禁開關至1644年明亡，中國通過貿易順差共流入3.3億両白銀。明亡後貿易繼續，1681至1800年，共流入4.58億両白銀。以致有人認為，世界一半的白銀都到了中國。不過，甲午戰爭後中國要賠日本2.3億両，八國聯軍後，要賠4.5億両，中國貿易的成果都被搶光，如何有餘錢發展科技與工業？

(香港經濟日報 2024-9-13)

 

中國歷代GDP 與人口關係怎拆解 (雷鼎鳴 )

何漢權校長主理的「國史教育中心」舉辦了一個有多所中小學參與的歷史比賽，其頒獎典禮找我去作一個演講，給我的題目有點嚇人，「漢朝到今天中國GDP的故事」。

最初「口輕輕」的答應了，到準備時才知道要做大量的功課才可應付，但想到香港學生的歷史知識長期有虧欠，辛苦一點也是義不容辭。

這題目涉及的儼然是一份中國經濟通史，甚至是世界經濟通史。在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內，面對的聽眾雖有何漢權、丁新豹等歷史學家，但大部分是中小學生，所以我只能採納較簡單的架構，突出GDP與人口、生產力與制度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

中國去年人均GDP 為1952年89倍

我們若找來中國及世界其他國家GDP的歷史數據，並將其畫為圖表，不難發現，基本模式都是一樣的。即從公元零年開始計，不論是總體GDP（已扣除物價變化因素，下同）或是人均GDP，都是長期停滯不前，而且是處於很低水平的停滯。但在近代，GDP與人均GDP卻突然飛升。若用圖表去表達，則呈現一個左右倒轉了的L形，先是一條橫綫，接着代表GDP的曲綫突然向上，速度之急，使它看來像一條垂直綫。

西方國家的GDP在文藝復興以後已略呈升勢，到了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後才加大升幅。至於中國，1952年的人均GDP與公元零年時幾乎完全一致，低得很，但2023年的，卻是1952年的89倍！長期停滯，近代急升，是中國及世界人民收入的最概括寫照。我們是現代人，難免要慶幸我們的人均GDP比我們兩三代以前的先祖要高出約88倍。

這裏有個問題，GDP是一現代概念，從前的統計數據也嚴重不足，為何我們可比較到1952年與漢朝的GDP？說穿了也不複雜，1952年時世界雖已有了一些歷史上所無的產品，如收音機、汽車等，但人民的絕大部分消費品仍是與吃與穿有關，在這些方面，1952年跟漢朝的可比性依然頗大。

但當然，愈近現在，新產品層出不窮，把當代人民生活水平與二千年前作比較，便愈是容易荒腔走板。在包括中國的世界經濟史中，我有一位已經過身的經濟史家朋友麥迪遜（Angus Maddison），他花了一生之力去考證歷史上的經濟數據，貢獻至大，我用的也是他的數據。

我們可以將中國與西方世界稍作比較。在文藝復興以前，中國的人均GDP一般高於西歐國家，但若論總體GDP或總體經濟力量，中國因為人口遠多於西歐，所以總體GDP也一直高於西歐。此現象在鴉片戰爭年代才終結，西方國家生產力上升，輾壓中國，後者雖然人口眾多也頂不住。但到了2015年左右，中國在急速追趕後，GDP又再超越西歐。

食物產量增 人口與GDP拾級升

這裏要提一提印度。她的人口在歷史上與中國是叮噹馬頭，有時高於中國，有時低於中國，但在1700年以前，她的GDP絕大部分時期高於中國。不過，在她變成英國殖民地後，人口與GDP都現頹勢，跌在中國下面了。今天她人口恢復世界第一，但GDP與中國差距仍大。

我們若把GDP與人口作一比較，容易見到二者關係密切，尤其是在工業革命之前。二者互動的模式大致如下：生產力若有進步，食物產量增加，可使社會支持到多些人不用生產，只是讀書搞文化，那個時期的文化會十分燦爛，北宋時的人文薈萃便是一例。但食物產量增加的更鮮明後果，卻可能是生育率上升，人口增加。告子與孟子辯論時，認為「食色性也」，人類維持自身物種的存在之道，便是吃與生育，與大多數動物無異。

所以在食物生產能力進步後，大家在吃飽之餘，便忙着製造人口。人口上升，GDP也會拾級而上，但GDP被較多的人口分薄之後，人均GDP也就上不了去，社會跌入貧窮陷阱中，無法自拔。

歷史上，中國的人口受戰爭與饑荒影響，頗有波幅，但她亦得益於生產力的重大進步。在近代工業革命以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主要並非來自工業，而是在農業。農作物新品種引入，產量增加，支持到更多人口所需的熱量。宋真宗（998-1022）期間，早熟稻品種從印度支拿的占城傳入，稻米種植從180天以上一造減至130天左右，一年便可有兩造，產量增加。宋朝時高粱也從原產地非洲引入，蒙古人統治後，高粱廣泛傳播。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多種美洲農作物傳入中國。玉米、番薯、馬鈴薯、花生等的引進，幫助了中國人民利用山區等邊緣土地的生產，過去用不了的土地，現在可種這些物種，大大幫助中國人民的食物生產。

現代人均GDP猛升 生育率卻降

此種新品種的引入是科技進步的一種，在歷史上，此種科技最終只帶來人口增長，人均GDP未見上升。為甚麼在現代社會情況不一樣，科技進步後，人均GDP猛烈上升，生育率卻下降，部分原因或與社會制度有關，下回分解。

(香港經濟日報 202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