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與今天的學運 理想與現實的關係 (雷鼎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最不想見到發生，但又一早知道必會發生的「佔中」所引起的多輸局面，已經出現，將來如何收拾，則誰敢說自己可未卜先知？

 

有些事情是可以預知的，有些則大家都會覺得始料不及。對於預計會出現動亂，卻又無人比得上周融和他的朋友們這麼準確。在大型社會運動中，尤其是在沒有明顯擁有強大威望的人領導下，參與者都把自己看成是主導者，群眾一旦受情緒所激，局面是無法控制的。說自己一方是和平理性是無用的，你怎知道在你的不遠處不會有人作暴烈的行動？就算你和平，警察怎知道你是否與憤青不是一夥的？你對警察只是高舉雙手和平地大叫口號，但兩眼卻赤紅，附近又有不知名的人以鐵馬作武器，在過去一年多的互動中早已無端飽受某些市民羞辱滿肚子氣的警察，是不會把你視作和平分子的。周融也不是什麼群眾運動的專家，他這方面的見識，據我所知，是因為他們曾向一些有防暴經驗的退休高級警官取過經，但不少人以為他們危言聳聽。

 

「佔中」定性 敵我矛盾

 

另一點我從各種耳語傳聞中聽到的事，是中央政府早已把「佔中」定性為「敵我矛盾」。熟悉此詞政策含義的人都會知道，這意味著與「佔中」有所涉及，敵我的界線便分得清楚，沒有商量餘地，「佔中」的核心搞手會被視為敵人，若用「佔中」要挾推動某某方案，只會起到反作用；學生罷課我相信並未被視為「敵我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矛盾」，但它若與「佔中」掛鉤，情況很可能便不一樣。

 

有些事情卻又的確是始料不及的。「佔中」頹勢本已日漸形成，但學生年輕單純少利益衝突，在市民眼中形象好一點，他們佔據政府總部外邊，頗有聲勢。不知「佔中」搞手是否見獵心喜，要利用此形勢使「佔中」敗部復活，突然宣布「佔中」即時開始，但這卻意味著他們過去搞的商討日，找人預先想清楚才簽名參與，以及不鼓勵年輕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參與的各種舉措，基本上都拋諸腦後。「罷課」突變「佔中」，並不是所有參與者都認可之事。

 

警方的部署可能在反映出他們也要不斷適應新局面而調整策略。這麼早便用催淚彈，我是沒有預料到的，年少時1967年在街上所見到的防暴隊對付左派示威群眾的景象，又再出現在電視畫面。警方選擇一開始便動手，可能是要防止台灣太陽花佔據立法院的故事在港出現，也可能是不想在國慶日有「佔中」，有損國家的尊嚴。既然「佔中」已被視作「敵我矛盾」，用上較大功率的防暴設施，是無足奇怪的了。

 

此等形勢是多輸的局面，只有很少數的人得益。港人居住在這裏，在此工作，動亂不會對他們有什麼好處。港府的民望也很可能下跌，大家不想見到的事出現後，批評的聲音總會指向政府。香港失色，安定繁榮能否維持？答案蒙上陰影，中央政府也會受拖累。不過，此種損失對中央來說，卻頂多是隔靴搔癢的，只要確保主權在手，她不會太在意香港的一些零星動亂。美國等「外部勢力」也不見得拿到好處，中央及港府一旦採取強硬政策，可以動搖不少美國人的利益及遏止其一些不為人知的活動，新加坡、上海等香港的競爭者，卻可能會受惠。

 

在此香港歷史的大轉折中，我們最需要的便是一副冷靜的頭腦，不人云亦云，被情緒左右大腦的判斷。要冷靜思考，起步點莫過於重溫歷史，以史為鑑，檢討自己有否吸收歷史的經驗與教訓。重溫歷史，最適當的一段當是「五四運動」，它是中國學生運動的源頭（1902 年也有上海南洋公學的罷學風潮，但影響與「五四」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也是中國近代史真正的分水嶺，它的前因後果及歷程，對今天都有極大的參考作用。

 

「五四」與今天的學生運動有很多共通之處，但差異的地方也有不少，兩者我們都要注意。「五四」的直接成因，是中國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但北洋軍閥政府當中的親日派在1919年竟打算簽署《凡爾賽和約》，同意把青島割讓給日本，又未能廢除日本之前強加給中国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三千名主要是北京大學學生組成的隊伍高舉著「打倒賣國賊」的標語，遊行到曹汝霖、章宗祥與陸宗輿開會的地方，章被抓住打倒差點死去，曹與陸則逃走掉，但學生一把火便燒掉他們開會的趙家樓。整個過程頗涉暴力，但學生此舉卻得全國支持聲援，北大校長蔡元培也與多位北京大專院校校長一起擔保被捕學生，使他們很快獲釋。從此，「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深入民心。

 

「五四」是複雜的事件，有大量原始資料流傳下來，但若以可靠性及可讀性而言，我會大力推薦北大當時前後兩位校長蔡元培及蔣夢麟的著作及周策縱教授的傳世之作《五四運動史》。蔣夢麟的《西潮》是一本影響我極深的書，我少年時曾仔細讀過多遍，多年前，香港中學中文科的範文中似乎也包括了此書，今天的學生重溫它應無困難。《西潮》及蔡元培的一些回憶錄式的文字可糾正今天不少的誤解，還歷史真相。

 

《西潮》一書 帶來啟示

 

首先要指出的是蔡元培對「罷課」的態度及他辦學的方針。蔡元培因有保釋學生，突顯出他關愛學生之情，不可質疑，但他卻是十分反對學生罷課的，在蔡所寫的《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中，他「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我曾力阻他們（參加遊行）」。香港的一些政治組織，力圖以學校名義搞政治，顯然與蔡元培理念有違。

 

《西潮》中蔣夢麟在第十六章也指出：「蔡校長和胡適之他們料得不錯，學生在『五四』勝利之後，果然為成功之酒陶醉了。」學校要聘請或解僱教員，學生也要過問，考試或紀律要嚴格一點，他們也會罷課反對。《西潮》中也有記載，有次學生風潮中，蔡元培氣憤地對著學生喊道：「你們這班懦夫！」「有膽的就請站出來與我決鬥。如果你們敢碰一碰教員，我就揍他。」蔣也指出，學生有時「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當然他們當中也「包含各式各樣的分子」，那些「願意對他們行為負責的人，結果總證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頭鬼腦的傢伙，卻多半成為社會的不良分子」。

 

對於學生的「囂張跋扈，……另一原因是這些學生多半是當時統治階級的子女。學生的反抗運動，也可以說等於子女對父母的反抗。」香港的學生與「五四」時不同，不屬統治階級，但現在大學生近半來自一孩家庭，中學的比例則更高，他們的心理質素，與蔣夢麟此位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所描述的，有否共通之處？香港學生大多是理性及純真的，但若只是吹捧他們，便會脫離實際，變成「捧殺」，害了他們。「天安門事件」後期，部分學生也有十分乖張的行為，以致中國錯失了一個推進民主的機會，這也許是物極必反，當時學生定力不夠，被「捧殺」了之故，我們豈能對此人性的幽微處所帶來的影響不作深思？

 

蔡元培在1919年5月9日清晨，因聽到風聲，自己會被開除，所以留下辭職信悄然離開北京，打算到杭州西湖隱居。他也留下一段大家爭相各自解讀的文字：「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此語引自《白虎通》的典故及詩經，典故是指有高官藏有匹駿馬，有次騎出來，道旁的小孩大聲為馬喝采，高官受此鼓舞，於是放馬狂奔，直至駿馬脫力死去。我對蔡元培留言的解讀是他自比那匹馬，被學生喝了采後不得不拚命幹，做得很累，工人也可休息，他也須要休息了。他是不想被學生「捧殺」的。

 

「五四」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中國的民族意識被喚醒，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五四」的直接結果，中共之建國，源頭可算是「五四」。它也帶來了新的思潮，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與馬列主義相互競爭，結果馬列主義得勝，究其原因，也許是因為西方列強口說民主，但同時也是侵略各國的帝國主義，使人反感。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也得「五四」之助甚大，知識界思想開放活躍，可算是中國的文化復興時期。

 

「五四」以其影響之大來看，是十分成功的。我相信它成功的原因有三：一是學生的對立面是權力基礎薄弱、隨時倒台的北洋軍閥政府；二是學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保土衛國的訴求深入民心，有廣泛支持；三是有蔡元培、胡適、李大釗等傑出的思想與學術領袖。順帶一提，蔡元培雖有幾年時間離開北大，但他對北大的建設卻是比保釋學生重要得多的，他招納了一大批一流學者、首次招收女生入學、重整學系等等，沒有他「為學問而學問」，重視古希臘認知方法及對科學的推崇及驚人的魄力，「新文化運動」會完全走了樣。他與蔣夢麟都最希望學生能把精力放在讀書上，大家讀讀《西潮》便可知曉。

 

合理制約 毫無認識

 

香港的學運並無「五四」賴以成功的條件。第一，他們面對的不單止香港政府，而是按GDP而論中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政府，就算香港政府被打翻在地踩上一腳，也不會改變到人大常委的決定，甚至會使這決定更嚴厲。第二，學生種種對民主政改的訴求，理論上及實踐上存在巨大缺陷，爭議性極大，在港人及知識界中並不認同的人很多。第三，我看不到香港有什麼思想領袖，足以帶領港人學懂如何為港定位，並走出一條長治久安的道路。香港的學運若不重新定位，成功無望，只會造成內耗。

 

經濟學的定義是研究有關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做到最好的學問。用另一方式表達，它是現實與理想的結合。香港起碼有三、四成的年輕人讀過經濟，他們都應知道要如何考慮在不同的制約下尋求最大的效益或快樂。制約是現實，不理會現實的制約而追求理想，得到的，便只是永不會成功的空想！只顧制約毫無理想，只會使自己不思進取，甘於平庸。香港學運的帶頭人的主要缺點是對真實世界的各種制約，甚至是合理的制約毫無認識，部分人甚至把個人的偏執誤作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良知」。某些政客或「成年人」竟自甘放棄獨立思考的能力被少年人牽著鼻子走，除了在文革時期出現過類似現象，我想不起有其他案例。

 

無論我們相信中央政府是邪惡、還是為人民服務，但又堅持對港政制擁有主導權，我們都要明白，港人要爭取什麼，都要有實力基礎才會成功。實力不在於搞不搞得起示威「佔中」，這對中央毫無威脅力，但卻害苦了港人，而是要看港人是否有競爭力，中國的發展是否不能缺少香港的貢獻，提升競爭力（蔡元培的北大便做到此點）要靠知識學問長期的積累，並無捷徑。不少港人缺此認識，所以香港的前景是不妙的，但有此認識的人境況會好一點。

(HKEJ    2014-9-30)

經濟高增長才能穩定社會 (雷鼎鳴)

當今天下並非是一個平和穩定的世界，歐洲失業率高企，中東戰火連年，日本欠下巨債，經濟停滯，極右勢力蠢蠢欲動，美國要在世界各地到處「維穩」，但自己卻有人號稱代表99％挑戰最高收入的1％。至於中國，內部的維穩費超過軍費。香港表面繁榮，但不少人忙於內耗，不思生產，早晚也會出事。造成此等局面的因素很多，而且各地情況不盡相同，但其中一個卻是不少地方都共有的，就是收入不均勻，這包括國與國之間的不均，及一國內部人民收入的不均。


全球貧富差距逐漸縮小

我們若不管國界，把世界各國人民看成是一整體，那麼他們之間的收入是極其不均的，住在窮國的窮人貧無立錐之地，富國的首富卻擁有天文數字的財富與收入。紐約市立大學的經濟學家米蘭奴域（Branko Milanovic）找來1988至2008年116個國家的收入數據，估算出全球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高達0.7，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要高，反映世界人民的收入極其不均。據他的結果顯示，三分二的不均來自國與國收入的差別，只有三分一來自各國內部的收入不均。按此結果，若要最有效地減低世界人民的不均，最適當的做法應是想法使落後國家經濟能有所增長。米蘭奴域尚有一發現，全球人民收入的「基尼系數」自歐洲工業革命後，近年首次出現下降趨勢，其原因顯然是幾個人口眾多的窮國，尤其是中國，人民收入急劇上升（1978至2013年中國實質人均收入上升了1,700％！）大幅度地減少了地球上的貧民所致。

但世事沒有這麼簡單，中國滅貧的主要政策之一是靠鄧小平提出來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意味着在中國，幾乎所有人收入都上升不少，但有部分人的收入則上升很多倍，這本來是正常不過的事，但收入不均的表象，卻會加劇。若窮國也採用中國的一套，同樣的現象也會出現。

窮國人民收入上升倚靠的另一因素便是參與國際貿易，國際分工。在世界市場中，廉價勞動力會猛增，這又會衝擊了富國中低技術勞工的收入。近二、三十年來，富國低技術勞工收入停滯不前，因而造成其「基尼系數」上升，與此有莫大關係。


有工作機會 社會才能穩定

從上所說，我們可知世界人民的收入差距正在下降，這得力於中國與印度等國有數以億計的人民脫了貧，但同一時候，各國內部各自的「基尼系數」卻大有上升壓力。一般國家的政府對是否能替別國脫貧興趣不大，政府官員不是有普世觀的慈善家，他們更需關心的是本國的收入會否變得更不均。

收入不均會替社會帶來不穩，香港與內地的「基尼系數」都偏高（雖然嚴格來說香港的「基尼系數」若正確量度，並無上升趨勢，見我在本欄兩年前的多篇分析），這不是好事，會為社會製造深層次的矛盾。不過，我們若比較香港今天與回歸前的「基尼系數」，會發現二者都偏高，無甚差別。為甚麼近年人民在民生方面不滿的聲音十分嘹亮，九七年之前卻非如此，今天的福利甚至比九七年前更慷慨。樓價高企是一個原因，但九七年的樓價也是高得要命。我相信最關鍵的原因是社會流動性減慢了。

一個人就算今天很窮，但若相信只要憑努力，他將來一樣可在社會中往上流動，這些人不會怨天尤人，與別人收入的差距僅變成是自己發奮的動力。要做到此點需要兩個條件：一是經濟有不錯的增長，否則怎能不斷創造出更多的高薪職位或賺錢機會，供人掌握？二是人民要有足夠的正能量，肯努力工作，若大家忙於內耗或人人垂頭喪氣等待別人救濟，經濟又如何能有增長？兩個條件中更重要的是第一個。香港近十多年來人均名義收入增長似有若無，社會流動性所必須的條件便消失了，沒有流動性的收入不均便立時變成大問題，不少人充滿怨氣。反觀內地，雖然流動性也有窒礙，但經濟總體增長快，上升的機會更勝香港，想造反的人民多不到哪裏去。經濟發展仍是世界各國維穩的重要途徑。

(Sky Post     2014-9-29)

香港學運的假想敵 (雷鼎鳴)

學聯發動的罷課，是今天香港學生運動的重要部分。我是學運的過來人，深明它的優點與局限。優點是學生比較單純，不大涉及個人利益。不過，這也有例外，在學運中，部分參與者突然紅了起來，實質上等於掌握了一種過去不曾擁有過的權力。

權力會腐蝕人，就算是偉大的「五四運動」後，蔡元培也曾慨嘆，要學生放棄新來的權力，連校政也不去干預，是十分困難的。局限是學生入世未深，往往看不透大局或是不理其他人的意見，容易脫離群眾。當今各院校的學生會幹事，多是十九歲上下的稚氣未脫的年輕人，要他們掌握社會事務的複雜性，要求可能是過高了。

聽電台上一位學生領袖的談論，他認為有七十萬人支持公民提名，所以人大常委要向港人道歉。我平時接觸過無數聰明理性的學生，但上述說法卻使我感到，當一個人的頭腦被政治塞滿後，容易變得弱智。若人大常委因號稱有七十萬人的意見而要道歉，那麼它又如何面對那百多萬持不同甚至相反意見而跑出來簽名的群眾？世界是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學生怎能看不到房中的大象，對社會中大部分相反意見聽而不聞？

學生運動有一個常見的特點，便是要有不滿才能鼓動出來。有不滿便容易有假想敵。「五四運動」有「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六十年代的美國學生要反越戰，七十年代的香港學生「反貪污、捉葛柏」等等都是例子。七十年代「火紅年代」的「認中關社」學生運動倒是沒有明顯的假想敵，算是異例。那麼今次罷課的假想敵是誰呢？

運動組織者或許基於策略的考慮，不想把問題說清楚。我看假想敵顯然是人大常委或是中央政府，他們被罷課學生視為奪走港人普選權的「敵人」。香港早已變成一個相當分化的社會，而分化的主要界線，便恰恰是對中國內地政府與人民的態度。

簡而言之，此種態度是建基於兩種截然不同、互相競爭的假說。假說一的核心是中央政府絕不會予港人民主，原因是它有著邪惡的本性。港人不應與虎謀皮，唯一應對的方法是「打倒共產黨」。若用此簡單假說，我們便立時需要解釋為什麼在回歸後頗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央政府對港人有求必應，在香港經濟困難時立即伸出援手，而且又承諾香港可以普選行政長官。在前香港特首董建華年代，中央亦刻意幾乎從不干預任何本地事務。我們更不可忽略另一個更大背景，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國人均實際收入翻了十八倍，造就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脫貧運動，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享有的自由大幅提高，為什麼本性「邪惡」的政府能對人民有如此貢獻？

要使上述假說較為站得住腳，必需加入一些新元素。我們可以說中央政府本性的確是壞的，從前香港很重要，在九零年，香港的GDP等於中國GDP的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大陸無法不拉攏香港；但今天香港的GDP已跌至中國的百分之三以下，大陸不用再靠香港，亦可翻臉不認人。

若假說一的變種正確，港人應如何應對？打倒共產黨或搞港獨，顯然都是行不通的。如果對方本性邪惡，在實力懸殊的條件下，港人只會招來大禍，沒有其他可能。另一出路是增強自己討價還價的實力，要做到這點，港人只能靠努力增值，使香港難以被內地任何城市取代。可惜港人似乎沒有這樣做。

假說二是中央政府本來是衷心希望香港繁榮安定，「一國兩制」能成功落實。但部分港人不識好歹，不斷地挑戰「一國兩制」的主權，所以人大常委才故意「落閘」，發放訊號，「哭得吵耳的孩子便沒糖可分」。當然，香港經濟地位下降也與假說二沒有矛盾。

此假說如果正確，所謂「抗命」只會使情況更糟，雙方繼續劍拔弩張。且香港早已因政治爭拗、管治癱瘓而使經濟停滯不前，將來香港更無談判地位，前景不妙。但港人也不需「認命」，最優的策略還是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尤其要重視如何能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由此可知，上述兩個截然不同的假說，無論哪一個正確，港人的最佳策略都一樣——千萬不要以「抗命」為藉口，把自己綁在走向衰亡的戰車上，而是要發揮正能量，想方設法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對內地對香港都要有貢獻。

不過，準備罷課的學生似乎不懂這道理。■

(Yazhou Zhoukan    2014-9-26)

華人是否更懂搞好經濟？ (雷鼎鳴)

當今世界經濟政治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是中國的高增長還會維持多久。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的答案涉及未來大半個世紀，甚至是一兩個世紀各國國力會取得怎麼樣的平衡。此乃悠悠大事，歷史轉折，當然要注意。今年中國的GDP，據世界銀行以購買力平價估算，可能會超過美國，人均收入也會突破10,000美元，但未來會怎樣？

過去幾年一直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可能會掉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此陷阱一般是指當一些國家的人均收入上升至5,000至10,000美元的區域後，便會停步不前，增長大為放緩，拉丁美洲及部分亞洲國家都遇上過這種情況，總是無法爬出陷阱。中國也會有相同的命運嗎？


華人人口比例高 收入愈高

似乎不會。既然今年中國人均GDP已可突破10,000美元，而且高增長的態勢起碼在未來幾年都不會終止，那麼，這個陷阱看樣子是困不住中國了。若然如此，為甚麼很多國家受困，中國卻不會？

我這學期大部分時間都在北京大學的國家發展研究院訪問，這裏有不少熟悉的朋友，都在研究中國的經濟，可大家交流觀點。日前該院兩天內分別與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合辦了關於中國增長潛力的研討會，有位與會者韋志超宣讀他的研究結果，倒有討論價值，或許對解釋「中等收入陷阱」有幫助。

韋志超引用過多項經濟界早已知之的實證研究，這些結果都顯示出一個國家若在歷史上（例如500年前或50年前）經濟表現好的話，那麼現在有較大的機會一樣表現出色。
所謂表現好，不只是說收入不錯，而是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亦即從前跑得快的，現在也會較快。但韋志超本人較特別的發現是華人似乎善於搞經濟，其能力勝於拉丁美洲或亞洲等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人民。既然如此，我們大可不必擔心中國會受制於此陷阱。

華人真的比別的民族更善於搞經濟嗎？我不相信種族主義，只喜歡分析數據。韋志超用了兩組數據去支持他的觀點。一是把東南亞11個經濟體的數據找來，他發現在這些經濟體，華人人數佔人口比例愈高，其人均收入便愈高。他又將馬來西亞16個省的同樣數據找來，一樣發現，華人人口比例愈高，該省的人均收入便也愈高。

第二組數據該比第一組有價值，在同一國家內（馬來西亞）各省的制度與政策都接近，華人比例的作用卻依然顯著，值得我們重視這變數。但從方法學的角度看，華人是否真的如此能幹，也不能說是完全肯定的。例如，我們可以提出另外的假說，真相也可能是華人較懂得選好的地區去生活，一個地方經濟之所以表現優秀，不是華人比例較多所造成，而是華人都專門選擇經濟好的地方才肯定居，因果關係要倒轉過來。

重視教育 推動高生產力

以現在有限的數據，我相信不易無爭議性地證明華人比其他人等更懂推動經濟。也許跑到東南亞的華僑，都是較肯冒險的人，否則他們不會離鄉別井做移民，這種冒險精神有利把生意做好，但他們並不一定能代表所有華人，留在內地的非移民不一定有同樣的冒險精神。

不過，若要賭一賭的話，我倒是相信華人的確較不少人等都更能推動經濟，原因不是他們基因有何優勝，而是華人社會多數極重視教育，此種文化除了猶太人外，似乎無人能及。家庭及社會肯投資在下一代的教育，生產力自會一代比一代進步，經濟便有動力。

中國未來是否迅速超越中等收入水平，核心問題是中國人民是否有大力投資教育。在家庭的層面，此種投資是積極的，所以我相信「中等收入陷阱」困不住中國。

(Sky Post   2014-9-26)

蘇格蘭統獨公投的意義 (雷鼎鳴)

蘇格蘭獨立公投結果已揭曉，55.3%的投票者反對脫離大英帝國獨立，44.7%的人贊成。這結果符合投票前的民意調查，但既然反對與贊成的比例差別不是那麼大，兩派可能會出現對抗性情緒， 近日有兩派人士大打出手，正印證此種可能性。為免社會撕裂，英國政府答應會下放多點權力給予蘇格蘭國會，但如此一來，北愛爾蘭的獨立分子也許會蠢蠢欲試搞公投，贏了他們自然高興，輸了也可以為北愛多爭權力，英國政府將來可能頭大如斗。

 

蘇格蘭自1707年與英國結合後這麼久，仍有這麼大比例的人支持獨立，分離主義在當地可算非常成功了。蘇格蘭的獨立雖被選民用票否決，但我們切不可以為分離主義只是一種當地的獨有現象。 1945年聯合國成立那一年只有51個會員國，到了1960年聯合國的影響力已漸成熟，會員國上升至99個。不過，會員國數目並無就此原地踏步，1990年時又增至159個，現在更高達193個。增長這麼快意味著什麼？這些新增的會員國來自何方？答案顯然是一些既有的國家分裂成幾個國家出來，若非如此，國家總數如何會愈變愈大。

 

統一分裂 同時出現

 

193 個會員國只是目前而非將來的數字。光是在歐洲，據說已有100個組織在尋求更大的民族自主。歐洲有多少「民族」？有人統計過，有自己獨特文化、血緣與歷史身份認同的區域多達250個， 在這些區域居住的人大可自稱屬於某某民族，不服其他民族的管治。將來國家的數目會否繼續增加？歐洲或其他地方會再有國家出現分裂？

 

這些問題十分重要，它們的答案深遠地影響著世界政治的格局。但更基本的問題是如何界定一個國家規模應該多大才最符合人民的利益。要分析這問題，我們先要注意到一個很弔詭的現象。過去數十年，經濟全球化逐漸成形，國與國之間更互相依存，歐盟的出現、世貿組織、各種自由貿易協議，正正都把不同國家拉在一起，互相結盟，互補不足，世界似乎在日漸達成一體，但在同一時候分離主義者也是十分活躍，部分也的確曾成功建立新的國家。為什麼統一與分裂會同時出現？

 

國家內部分裂，國與國之間關係卻更加緊密，看似矛盾，但從利益的角度看，卻是有因果關係的。大國與小國相比，在很多地方是佔有優勢的，其中一種優勢便是國內的市場足夠大，不同地區之間大多都可享有自由貿易，國家自給自足的能力較強。這對國家資源配置的效率十分重要。小國無此優勢，便只能依靠國際貿易。假設世界各國突然都發起禁運，國際貿易消失，一些大國如俄羅斯、印度及中國等，經濟自然會受到影響，但不會造成生死存亡的局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 Jr.）十多年前曾估算過，失去國際貿易的中國，經過適應調整後，GDP只會下跌幾個百分點。不過，此種情況對小國卻並不適用，她們不能依靠國內不同地區互通有無，一旦與世隔絕，可能無法生存。就以香港為例，她若斬斷了與外間的一切關係，不用腦袋也可知道她絕對養不起七百萬人。

 

全球經濟一體化卻動搖了此種格局。 假如不同國家都可因貿易壁壘的消失而能更自由地互相買賣交換，大國可帶來的益處便會大大削減。國內地區性的貿易就算消失，也可有國際貿易補充。因此之故，在國際貿易不彰的條件下，大國比小國的優勢較為明顯，但倘若國際貿易十分自由，國家規模大小的重要性便大幅下降。歐盟的出現及歐羅區成員國都使用歐羅，意味著在理論上，從西班牙可以分離出來的加泰羅尼亞或脫離比利時的弗蘭德，都仍是歐盟的一分子，那她們是否一定要留在西班牙或比利時，理據便較不充分。當然，歐盟各國政府為了撲滅此等因歐盟而起的獨立勢頭， 一定會宣稱不會隨便給予新分裂出來的國家加入歐盟的機會，但此說是否可信，頗成疑問。

 

法定貨幣 如何取捨

 

國內可自由貿易並非大國所擁有的唯一優勢。大國在不少方面都擁有規模效益。例如，在國防軍事上，大國維持一強大武裝力量，人均成本遠遠低於一個小國。小國寡民的以色列付出這麼大的軍費，並非每一個國家都願意承擔。又例如，大國內的其中一個地區出現天災，政府大可從其他地區調來資源救濟，正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大國人民應付風險的能力大增。

 

在這次蘇格蘭統獨之爭中，有另一因素是最受關注的：倘若蘇格蘭獨立，她是否應該繼續以英鎊作為其法定貨幣？此問題稍為複雜，要小心分析。

 

蘇格蘭人口只得530萬人，比香港更少，其經濟總值也不及香港。若蘇格蘭繼續使用英鎊，但政府及財政政策又獨立於英國政府，那麼，其貨幣體制便與香港的聯繫匯率十分相似，香港從1935 年至今，除了日本佔領期間及1972至1983年外，其餘時間都實施聯繫匯率制度，港人有如此豐富的經驗，對蘇格蘭應否採用英鎊，大有發言權。

 

英國政府曾表示反對獨立後的蘇格蘭用英鎊作流通貨幣，但其實這是反對不了的。蘇格蘭有兩種方式可以把英鎊作為其貨幣，一種是如過往一樣，真的用英鎊作交易媒介；二是如香港般用聯繫匯率，自己印鈔票，但匯率與英鎊緊緊掛鉤，兩者的性質與後果其實分別不大。英國也禁止不了她這樣做，只要她把貿易賺回來的英鎊作為自己的流通貨幣，或是用此等英鎊作為其支撐率的儲備，英國哪有能力禁止？

 

眾所周知，採用聯繫匯率（或乾脆用英鎊），但財政政策又獨立於英國，是會引起矛盾的。假如英國經濟表現好，蘇格蘭經濟卻糟糕，那麼前者便有加息壓力，這又會迫使後者亦步亦趨，同樣要加息，否則資金便會流走。後者的經濟自會因此而雪上加霜。假如情況剛好相反，蘇格蘭經濟比英國更好，後者利息低企，前者不得不跟從，那麼通脹及資產泡沫便容易出現，對經濟不利。要減少此種局面出現的機會，需要英國與蘇格蘭的商業周期同步移動，互為一致，但假若兩個政府互相獨立，採用的財政政策也不盡相同，此條件便難以恒久實現。香港過去也為此吃過不少苦頭。因此，從貨幣的角度看，蘇格蘭獨立對她自己不利。

 

人才輩出 影響思潮

 

從上面的討論可知，蘇格蘭若真的獨立，可以通過與其他國家貿易而把部分損失減低， 但貨幣問題所帶來的困擾卻不易消除。那麼蘇格蘭獨立可否帶來什麼好處，這些好處又是否足以抵消她要付出的代價？

 

此等問題難以有確實的答案，而且對不同人等，答案分別頗大。對某些蘇格蘭人而言，獨立的確有可能利大於弊。蘇格蘭在獨立後可擁有北海油田，從中賺回的錢可用作福利，不用流失到英國去。蘇格蘭亦人才輩出，生產力優秀。換言之，她有可能變成一富國，有條件採用北歐式開支龐大的福利制度。我們要知道，北歐諸國人均天然資源十分豐富，就算疏於生產只搞福利主義，也不易破產。其他國家家底不厚，根本沒條件仿效北歐諸國。

 

說起人才輩出，歷史上的蘇格蘭的確非同小可。在十八世紀，蘇格蘭只有百多萬人口，到了十九世紀也只得三百萬左右，但當時蘇格蘭卻是盛產人才之地。現代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是蘇格蘭人；發明蒸汽機把工業革命推進一大步的瓦特，寫下幾條足以窮盡電磁學真理的方程式的麥士維，其地位足以與牛頓及愛恩斯坦相提並論，這些人也都是蘇格蘭人；創造了福爾摩斯的柯南道爾，寫了《金銀島》一書的史蒂文生亦都是蘇格蘭人。有這些傑出的先輩，蘇格蘭人對其歷史文化都頗感自豪是理所當然的，但這卻可能加強了其要求獨立的思潮。

 

不過，鼓動蘇格蘭及歐洲其他地方獨立的最重要基礎，可能是歐洲本身的歷史。歐洲歷史與中國大不一樣，歐洲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諸侯貴族割據，各自為政。十九世紀雖有普魯士及意大利等國的統一運動，但歐洲依然較為分裂，缺乏大一統思想，經常有人認同分裂獨立。中國與之有很大反差，二千多年來中國使用郡縣制，這是極為有效的官僚系統，大多數時間都能維持國家統一，從而取得大國優勢所能帶來的利益，獨立分裂的思想在華人世界中多數會被視為賣國大逆不道。中國人因利益關係，也許樂見歐洲分裂為多個小國，但他們希望中國自己維持大一統的心理，卻是根深蒂固，不易改變的，與蘇格蘭人很不一樣。

 

(HKEJ    2014-9-23)

 

香港的土地與人才 (雷鼎鳴)

中國與香港過去數十年都經歷過長足的經濟增長，但我們絕不可將此當作理所當然。一個國家衰亡或一個城市敗落，在歷史上隨處都可找到例子。就以城市來說，今天的威尼斯固然仍是一個旅遊中心，造船業與玻璃工藝品也很發達，但數百年前，它曾有段長時間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商業中心，就像今天的紐約一樣。不過，自從好望角的航道被發現後，威尼斯的重要性便一落千丈。

南美洲面對太平洋的一個城市「太平洋之珠」是另一例子，它曾經一度也是重要的商港，但開通了巴拿馬運河後它便失去了價值。福建的泉州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造船中心，鄭和的船隊便在此出產，但後來明朝皇帝一聲令下，不再派船出口，泉州也只剩餘為歷史的欷歔。


已發展利用土地僅4％

要經濟繁榮便要創富。財富不會從天而降，要投入才有產出。投入的生產要素主要有幾樣，勞動力、資本、土地與人才，而這些要素若得到先進科技及管理提高生產力，那麼效率便會更佳。不過，對香港而言，並非每一項要素都同樣重要。勞動力充裕有其必要，但以今天香港的發展階段來說，單純的普通勞動力的重要性已愈來愈低。資本也是重要的，但資金全球流動，只要香港有好的投資基金，資金自會流入，不用擔心。更加重要的要素應是土地與人才。

香港土地的價值來自何處？主要是它的地理位置。芝大商學院的院長上月在港為其EMBA新課程開幕演講時說過，以香港為中心，7個小時的航程內有着世界三分二人口。此說稍有誇大，我算過一下，應只得55％左右而已。香港的位置尚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即位處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旁邊，若掌握不到機會，只能罵自己笨蛋。

不過，香港總共1,1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已發展利用的只有21％。在位置如此優越的地方不盡用土地，是巨大的浪費。從商業用地我們可以看到困局，香港的商廈用地總共只佔4平方公里，這麼重要的一個金融商業中心只得這麼小的地支撑，十分無理。當然，我們知道，若要增加土地供應，便要面對各利益團體的干擾。反過來說，政治與利益團體的利益可能已在窒礙着香港的發展。


本地學生競爭力下降

另一重要的生產要素是人才。香港本是人傑地靈之地，匯集着不少人才，本地的大學亦是世界級的，中國內地及世界其他地方來港留學或工作的，不知凡幾。現在多所大學的碩士班的留學生人數，早已遠遠超過本地的碩士生，甚至超過整個大學的本科生，他們畢業後有很多人都可在港找到工作，反映大學是為港吸納一流人才的重要工具，對未來的科技與經濟發展都至關重大。

但恰恰在人才這一關鍵問題上，香港卻存在着隱憂。中產家庭一般都很願意投資在子女身上，使他們有良好教育，基層的則不一定有足夠的資源。從大學可見，不少學生的軟技能不足，待人接物有待改進，這些本來是中小學時期掌握的技能，卻要在大學中補課，這樣導致大學要投放不少資源用在改善學生的軟技能上。年前我負責本科生工作時便爭取過不少資源用在這方面。

不過，最大的隱憂還是部分年輕人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提升自己的競爭力之上。有人會認為這沒有問題，但若是如此，他們卻要同時準備接受隨之而來的現實：香港被外圍經濟超過，只是時間問題。以深圳為例，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總體GDP，超過香港將是幾年內的事實，就算按人均GDP，很可能在十多年內也超越香港，我們更不用提醒，香港的老對手新加坡的人均GDP早已在香港之上了。

經濟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部分港人專注內耗，自然沒有時間精神搞創新搞發展，在這方面的能力會慢慢衰退，經濟增速也會因此減慢，不可不防。

 

(Sky Post  2014-9-22)

文革與今天香港有何相似？ (雷鼎鳴)

歷史是會重演的，而且是不斷地重演，當中又以悲劇的居多。中國人是一個重視歷史的民族，常說「以史為鑑」，但真正懂得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的人，畢竟是少之又少。至於居港的中國人，在中學文憑試中，選考歷史科的，連十分一的考生都不到，要他們認識歷史，懂得「以史為鑑」，豈非陳義過高？

不懂歷史的人，容易會犯上過去的錯誤。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最大的歷史事件便是「文革」，它造成的破壞太大，國人無法不深切檢討，在內地重蹈覆轍的機會不大，但香港情況可不一定。我們常聽到一句說話：「未到過香港，便不知原來文革仍在發生。」我不少同事也說過，觀察當今的香港社會，才終於明白為甚麼文革時那些荒謬可笑的事會出現。不幸地，當局者迷，有此感悟的人不會很多，悲劇重演的機會頗大。


對立場不同者 肆意鞭撻

香港現在與文革有甚麼共同之處？現在舞台上的演員當然與前不一樣，布景也改變了，但劇本雷同之處卻比比皆是。文革的積極參與者政治上腦，要「不斷革命」，把當權派都視作走資派，必須鬥垮鬥臭，使他們永不翻身。這些「革命小將」充滿理想主義激情，人人以革命派自居，並以此界定是否符合最高的道德標準。他們似乎無畏無懼，要搞「大民主」到處「串連」，隨便寫「大字報」將當權派或各種「學閥」拉下馬來供他們批鬥。他們有無理論素養呢？有的，有些人不但「馬列毛」唸得滾瓜爛熟，出口成章，以他們背熟的詞句可以頗為方便的駁斥一切持不同意見的人等。

今天香港又怎樣？「革命派」改了個稱號叫「民主派」便可行走江湖，誰也要給面子，沒人敢得罪。政府官員及中央政府人人成為十惡不赦的人辦，誰人不認同此種作風，立時便有人開動宣傳機器惡言批鬥。不少評論人向我慨嘆，香港的確有白色恐怖，只要他們的意見與所謂的「民主派」不同，立時便會有人向他們潑污水，惟有保持沉默。向學校施壓搞罷課也是當作正義的。


社會內耗 民生經濟必損

文革最大的破壞之一是斷送了一代人的學習機會。1973年考生張鐵生在考試中要交上白卷，惟有寫下一段「批判」，說考試都是為了卡住革命小將進大學的門路，他的觀點竟然得到官方報刊的大力支持，這位「白卷英雄」從此名揚天下。在75、76年間，有人似乎是在得到「四人幫」的支持下拍了套叫《決裂》的關於教育戰綫的電影。此電影拍得頗有激情，十分好看，但內中竟有以手上生了多厚的繭來作判斷誰才是真正的勞動人民，誰才可進大學。香港又怎樣？前一陣子不是有人以對香港政治運動的參與度來取代進大學的學術準則嗎？現代社會靠知識支撑，輕視學術，輕視科學的心態不但會斷送個人的前途，搞得不好，還會使到社會封閉落後，夜郎自大。

文革有「不斷革命論」，反對「唯生產力論」，用今天的詞語來說，便是大家都只應集中精力搞政治批鬥內耗，在自己的事業上勤奮工作的便是只顧着賺錢，毫無理想。經濟學對持這類觀點的人有套理論，稱他們喜歡進行一些「無助於整體社會生產的自利活動」（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這些人對人類的生產無貢獻，不會為社會創富，但卻要通過政治活動把別人生產的財富分一部分過來。我們大可不必對這些政治「尋租者」得出道德判斷，但卻應指出，倘若社會有顯著數量的人捲入此種內耗活動，人民便只會變成內耗專家，創意都會被發揮在設計如何攻擊別人之上。長久下去，整個社會必會變得落後貧困，就像文革剛結束後的中國一樣。

「抓革命促生產」已是文革時較溫和的口號了，起碼還有「促生產」那一部分，今天也有種似是而非的思想，以為「抓民主」便可「促經濟」。經濟發展的確與制度好壞有關，但空洞的叫叫民主口號，卻反而有損經濟。例如，歐洲的失業率這麼高，是甚麼原因造成？一個大原因是其福利制度，有些地方人民退休時可得到多少福利是與他們最後一份工的薪酬掛鈎的。若有人失業，就算有人肯僱用，他們往往也會因薪水不夠高怕影響退休福利而不肯就業。這種制度，與大量其他不利經濟的制度，往往都是在民主政制下搞出來的，我們何敢說民主可促經濟！

(Sky Post   2014-9-19)

傑克遜洞兩位央行行長的講話 (雷鼎鳴)

從1982年開始，每年的8月底堪薩斯州的聯邦儲備銀行都會在懷俄明州的傑克遜洞（Jackson Hole）主辦一個經濟政策研究會，此處地處山谷，河流眾多，是釣鱒魚的好去處， 據說最初選此地方是為了吸引酷愛釣魚的時任聯儲局主席沃爾克（Paul Volcker）來參加，到近年，這已成為世界各國中央銀行行長及知名經濟學家的熱門去處，其中發布的論文便備受世界各國經濟決策者及媒體的重視。

 

兩年前， 我在本報發表的《QE3 背後的政策考量》便是據貝南奇（Ben Bernanke）及當年大出風頭的伍德福（Michael Woodford）的文章所啟發。今年8月22日，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Janet Yellen）及歐洲中央銀行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同日宣讀論文，內容都是關於就業問題的，此等議題直接揭示歐美中央銀行制訂貨幣政策的最新思維，不可忽視。

 

通脹愈低 失業愈高

 

為什麼決定貨幣政策的央行行長要研判勞工就業？理論原因是通脹與失業率可能有負面關係，貨幣政策可影響通脹及利率，通脹愈低，在短期內，失業率便愈高，這便是著名的「菲利普曲線」（Phillips Curve）。利率愈低，愈會刺激投資，製造職位。在金融海嘯後歐美失業嚴重，一些原本只關心控制通脹的央行突然也要把貨幣政策對就業的影響也考慮在內，在傑克遜洞兩位央行行長都講就業，也就沒有什麼值得奇怪了。

 

耶倫今年的論文並無石破天驚之處，從失業率的數據看來，量化寬鬆三期已近達標，今年7 月，美國失業率已跌至6.2%，雖仍稍高，但比起高峰期下降了4個百分點。耶倫並指出，美國在復蘇期所創造的新就業職位已超越了大衰退期所失去的職位。

 

事實上，美國失業率自2008 年初金融海嘯未開始前已在急速上升，2009年年中到了峰頂後慢慢下降，從2011 年底開始更大幅回落。以此表現，美國完全退出QE3已是指日可待。不過，耶倫似乎希望管理世人的預期心理，說了大好的勞工市場形勢後，又再指出市場尚有很多不足之處，例如，失業率下降，部分原因可能是嬰兒潮年代出生的人漸屆退休之年，不再參與勞動市場；既然不參與，那麼他們不工作也不會被算作失業。又例如，不少製造業工種已消失掉，人民繼續轉型到服務業，此行業有很多並非全職工作的人，而他們不少是希望有全職而不可得的。總而言之，聯儲局對勞工市場設有19 個指標，它們都在向好，但勢頭不及失業率這一指標下降這麼明顯，耶倫若將來突然發現勢色不對，暫緩退市，也不算自打嘴巴。

 

歐洲前景 三類困難

 

歐洲的情況比美國是困難多了。我一向是歐洲的淡友，在本報過去寫的幾篇有關歐盟、意大利、希臘與西班牙的文章中也表達過此觀點。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的論文再次確認了我的看法。

 

首先，歐羅區的失業率並未像美國般自2009年起便止升回跌，它自2008年初開始便持續上升，當中雖有兩次稍為回軟，但今天的失業率仍高出2008年初4個百分點。不但失業率依然高企，歐洲的量化寬鬆進行了這麼久，歐羅區的平均通脹率還是只得0.4%，遠低於目標的2%。經濟增長則幾乎完全停頓，此等局面頗似日本，歐羅區經濟會否像日本般原地踏步二十多年？這並不會是值得奇怪的事。

 

歐羅區經濟前景為何不能隨便看好？它有三大類不同的困難，樣樣都不易解決。歐羅區各國政府首先要面對的便是不少成員國的巨額債務問題，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中央政府固然欠債纍纍，前兩三年引致歐債危機在金融市場爆發出來，歐洲不少國度的人民同樣也過度消費，入不敷支，欠下巨債。在債務重壓下，政府的救市政策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若政府想多開支，減稅收以刺激經濟，其債項便無可避免要上升，別人總會問，這個政府究竟有無能力還債？就算肯借，利率也會被推高以補償風險，政府光是還息也要負起重擔。 若借錢的是私人投資者，不是政府，問題同樣麻煩。誰肯把錢借給一個債項不斷上升的投資人？借不到錢又如何可投資僱用更多的員工？

 

第二種困難是歐羅區18 個成員國之間的差異很大，例如德國的失業率是5%，歐盟是11.5%，但西班牙卻高達25%。如此大的差別很難用同一種政策工具去刺激經濟，西班牙與德國對寬鬆的貨幣政策訴求強烈的程度便不一樣。西班牙的危機與她的房地產市場崩盤有莫大關係，歐洲地產建築工人的需求量比高峰期下降20%有多，在西班牙更不止此數。產業工人的需求量一樣有10%的跌幅，較依賴這些行業的國家受到的打擊自然比其他的國家大，歐盟雖有統一的寬鬆貨幣政策，但它能否是每一國家的萬應靈藥，使人懷疑。

 

失業稍久 變得落伍

 

但這些困難又都不及第三種來得重要，即制度上所衍生出來的結構性失業。歐盟諸國中不少成員國有優厚的福利制度，這對就業頗為不利。我在本欄拙作《希臘債務危機與歐洲的教訓》（2011年6月20日）中指出過，歐洲自五十年代開始已有高福利，但今日的失業率卻遠高於五十年代，原因是福利制度有些條文很不對勁，而且今天全球化環境與前很不一樣。舉些例子：在某些國家退休後，可領取的福利與他退休前最後一份工的工資掛鉤，失業人口若找到一份工作，但薪水不夠理想的，可能寧願不接受這份工作，否則將來退休時的退休金便會被拖累，不划算。

 

尤有甚者，在當今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各國的分工及業務重整進行得如火如荼，一個人若失業稍久，其技能可能完全配搭不上自己國家中新出現的職位，所以失業一久便容易長期失業下去。據德拉吉文章顯示，失業超過一年的長期失業者在歐洲等於6%的就業人口，這些人不易找到工作，前景黯淡。

 

又再一例子，西班牙及愛爾蘭都同受房地產的就業市場困擾，但愛爾蘭有著較靈活的勞工體制，失業率卻不算很高。反觀西班牙，員工薪金與工資指數掛鉤，大衰退勞動力供過於求時薪金也會上升，若有工會的集體談判涉及就業市場，問題便更不妙，衰退時僱主不能靠減薪來壓低成本，便惟有靠減少僱員人數，失業率由是上升。此種情況對於一些只擁有短期合約的員工影響尤其大，年輕人很多都只有短期合約，所以年輕人的失業率特別高。

 

上述的問題我相信不易解決，若要解決，恐怕也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去改革其福利制度及償還一部分債務。未做到這些，單純靠貨幣政策及財政刺激，也不會起到多大作用，所以歐洲經濟不宜看好。就算短時間內失業率似乎下跌，恐怕問題也未被解決。

 

反觀美國，雖有花費大量資金在軍事上，但因科技體制發達，生產力進步快，福利制度也不如歐洲般， 其勞工市場及總體經濟恢復得比歐洲快，是順理成章之事，德拉吉文章中提供的數據也支持這種說法。

 

(HKEJ    2014-9-16)

 

 

應否廢除鈔票及硬幣？ (雷鼎鳴)

香港屬發達市場經濟，在日常交易中，大額的我們用銀行轉帳、本票、支票等支付，較小額的，我們則用信用卡、EPS、八達通、紙幣或硬幣等作媒介。八達通等頗方便的媒介深入民間，取代不少現鈔交易，紙幣及硬幣還有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

紙幣及硬幣的重要性下降並非香港獨有。就算在內地，電子貨幣也已成為時尚。我多年前曾問過好友人行副行長易綱，為甚麼大陸沒個人支票戶口？他說中國已飛躍過了這階段，支票太落後，現在可用電子貨幣。這也是對的，內地是世界上網購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不用電子貨幣如何能促成這些交易？有人預計，十年後在中國的網購額每年可達10萬億元人民幣以上，電子貨幣不是變得更重要而鈔票更被邊緣化嗎？


貨幣數量增 需求未見減弱

從數量上來看，我們倒是見不到鈔票快將退出歷史舞台。以香港為例，2014年7月流通的紙幣和硬幣共3,408.7億港元，這雖遠比不上高達5.26萬億港元的總貨幣量M3（各種港元銀行存款加上流通鈔票硬幣），但這已是1997年7月剛回歸時流通紙幣硬幣的3.81倍，與1968年12月相比，更是後者的161倍。它的迅速上升似乎顯示人民對鈔票仍有需求。

從另一角度看，3,408.7億元數量是驚人的。香港人口稍多於711萬，即每人平均手持約48,000港元的流通鈔票。我平常口袋中只得三數百元現金，生活中的消費並不覺得有甚麼不方便，不相信其他港人會每天袋住近5萬元現鈔走來走去，所以這3千多億元的鈔票，名義上是雖是流通的，但實際上一定不是這麼流通。它們究竟誰人持有？

一部分顯然是存儲於銀行中，以應付提款之用。但香港沒太大擠提風險，銀行也不用大幅增加其鈔票持有量。另外的持有者是誰，我們則大有想像空間。罪犯顯然喜歡鈔票，你若向他們買下毒品，總不成是向他們開張支票或轆張信用卡吧。內地貪官也許會持有些港元，普通百姓或也會持有一點，但近年人民幣看漲，無論貪官或百姓，持有人民幣更合算，拿港幣現鈔還不如拿人民幣安全及划算。

按照以上的說法，真正被用作流通的紙幣硬幣，需求量不應很大，且還有不斷下跌的可能，但所謂流動鈔票的總量，卻在急促上漲，這容易使我們感到疑惑，很多鈔票都是用以支持地下或非法市場之用。買賣若用它作交易，它便有一功，便是瞞稅容易。

意大利出現財困的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其中小企眾多，交易常用現金，買賣無迹可尋，政府白白失去一大批稅金。


發行鈔票 政府可無本生利

使用鈔票尚有一重要特點，即中央銀行無法採用負名義利率的政策。若銀行利息都是負數，大家提出現金自己保存便不用付負利率了。但現時多個國家經濟頹唐，政府很想保持低息環境，但低者有限度，無法變成負名義利率，往往使貨幣政策無效。若沒有鈔票這回事，上述局限便不再存在。

從促進交易流暢的角度看，鈔票的功能漸變得沒那麼重要，而鈔票之存在又幫助了犯罪集團的活動及使逃稅變得方便，那麼還有甚麼理由保存鈔票呢？也算有的。政府發行鈔票，幾乎是無本生利的生意，開動印鈔機便可印出一堆堆鈔票，供政府開支。這和鑄幣收入是各國政府都渴求的。

我當學生時寫過一篇關於宋朝通脹的論文。中國人是紙幣的發明者，但真正有現代意義的鈔票是南宋的會子，之前的所謂大唐寶鈔，乃後人偽造，不算。鈔票的出現，是劃時代的大事，替現代金融奠下重要基礎。

若將來鈔票消失了，我們或許要發點思古的幽情，緬懷中華文化中一件重要的創新退出歷史舞台，但若取消鈔票利大於弊，它最終也是會沒落的。

 

(Sky Post   2014-9-15)

學術造假帶來的悲劇 (雷鼎鳴)

上周《自然》雜誌刊登了小兒在研究院時其中一位導師的文章，內容是緬懷8月5日在日本自縊的一位叫笹井芳樹的傑出幹細胞科學家，文中雖以說笹井芳樹的科學貢獻為主，但其中包含的惋息及尊敬卻是不言而喻的。笹井的自殺，不僅是日本的大事，同時也轟動了國際的科學界，連香港的一些電視台及報紙都有報道。此事的確發人深省，它涉及學者的尊嚴、學術造假、傳媒欺凌、創新與經濟等重要話題，值得我們好好思考。

笹井芳樹是日本的頂尖幹細胞專家，與2012年獲得諾貝爾獎及2008年得到邵逸夫獎的山中伸彌一時瑜亮，但同行如敵國，大家都要找出如何可把成年細胞還原為幹細胞的方法。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幹細胞有多能性（外行人稱萬能細胞），有可能變為不同器官，例如可修補損壞掉的神經，治好腦退化症等。


掀醫學革命 被揭失責

但幹細胞不易獲得，幾年前山中伸彌發現可把成年皮膚細胞經過倒轉工程變為幹細胞，便瞬即獲諾貝爾獎。今年1月30日，與笹井芳樹在「理化研究所」工作的一位下屬，年僅30歲的科學家小保方晴子在《自然》發表兩篇論文，聲稱用一種叫STAP（刺激觸發獲得多能性的簡稱）的方法，把成年小鼠細胞浸泡在酸性溶液中施加刺激，也可把細胞弄得有多能性。笹井也是這兩篇論文的具名者，但小保方晴子才是帶頭的作者。在科學界發表論文排名十分重要，文章往往有幾個甚至幾百個作者，通常頭一位才是真正作者（除非文中聲明了不同作者貢獻的分量），最後一位則是資深作者，一般負責提供經費及領導討論，中間的則貢獻較少。

論文一出，因方法簡單且意味著醫學上的重大革命，小保方晴子立刻被日本傳媒捧成「日本的居里夫人」，論文又被視作超越諾貝爾獎之作。小保方晴子成了日本的耀目明星，她的一言一行，穿上祖母的圍裙，帶上眼睫毛，辦公室的顏色等都被傳媒無限放大。但兩個月內，卻出現她論文造假的指控，她立刻從天堂跌入地獄，備受責難。笹井芳樹已被證實沒怎麼參與是項研究，但他卻被指摘（而且承認）並未有仔細檢查過小保方的實驗室數據。該研究所一個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在未取得足夠證據前，竟建議關閉涉事的研究室。笹井芳樹覺得十分冤屈，認為傳媒胡說八道，上述委員會似乎更重視奪取資源，公正性存疑，為保尊嚴，決然自殺以明志。


不應妄下判斷 阻學術進步

笹井芳樹是國際上一位頂尖科學家，同行都不相信他作假，小兒工作過的舊金山加州大學早已把山中伸彌每年挖去工作幾個月，眼見笹井芳樹被日本傳媒所屈，倒曾認為這是大好良機，要把他也挖過去，可惜未成事他已身死。至於小保方晴子有無造假，按各種報道的資料來看，可能性的確很大，但也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即她做事不夠仔細，實驗有疏漏但求勝心切，論文出了再算。如此重大的結果，一定有極多其他的研究團隊會去重複實驗，別人複製不了，便等於發現你有問題，隨時身敗名裂。經驗老到的笹井絕不會在知情下冒此奇險，所以他不會造假，但小保方卻難說。此事的唯一正面貢獻便是嚇得科學界紛紛加倍檢驗自己實驗結果，以免別人複製不了時誤會自己造假。

此事引以為戒之處頗多，傳媒不懂學術，卻胡亂評價，可把人捧上天也可踩在地，欺凌別人時還誤以為是新聞自由，其實是破壞科學進步。科學界應不理傳媒，靠行內人評論。笹井很有榮譽感，用生命證明自己的學術尊嚴雖有過火，但不失為一條好漢。反觀在內地及香港都有人學術造假，卻不自覺有愧，被笹井比下去，奈何！偉大的科學創新會帶來人民生活上的重要改善，例如更健康更長壽，這又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及財富。科學家拿不到多少錢，但其聲名卻會鵲起，無論財富及名譽都會有人爭奪，笹井芳樹的實驗室資金被人乘機奪走，便並不足為奇了。

 

(Sky Post    2014-9-12)

中國會否爆發企業債務危機? (雷鼎鳴)

過去三十多年，我們幾乎每年都聽到一些預測，說中國經濟正面臨危機，快將崩潰云云。他們說的前半部其實並沒有錯，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的確要克服一個又一個危機，久遠的例子是七十年代末2000萬下鄉知青回城但找不到工作，八十年代末要闖價格關；近年的例子卻多與金融有關，三年前有資金鏈斷裂問題（見拙作《內地資金鏈會否斷裂？》，刊2011年10月10日《信報》），一兩年前地方債務問題又甚囂塵上，今年則有所謂企業債務危機，使投資者及評級機構都頗為擔心。

 

不過，中國經濟至今都並沒有崩潰過，且每年都以高速增長，危機似乎都能被發展化解掉。但過去的成功從來不能保證將來成功會繼續，現在的企業債問題，是否構成危機？其問題的成因若何？如何解救？對香港有何意義？

 

所謂企業債務危機是指中國的一些非金融企業借貸過甚，利率又高企，借貸槓桿很高，一旦經濟前景逆轉，企業的資產價值下跌，隨時變成資不抵債要破產，就算未有如此嚴重，企業是否能如期還債或支付利息有時也大有疑問。

 

企業債項 增速頗急

 

中國企業的欠債有多少？直接的官方數據似乎並不存在，各金融機構都是靠估算。這些估算不盡相同，但差別也不算很大，我便姑且以蘇格蘭皇家銀行的估計去說明問題。用此銀行的估算是因為其較為詳盡，而且財經名人好友袁玉波（後來改名為袁鯤濤）曾在中國主理其業務多年，我對他建立的團隊有信心。據其發表的統計，2013 年底中國的家庭債務等於GDP的34%，政府債務等於GDP的57%，企業債務卻高達GDP的119%，全部債務總和是GDP的210%。我翻查過人民銀行提供的統計，發現存款性公司今年6月擁有的非金融機構債權共達 64.28萬億元債權， 另公司信用類債券有10.61萬億元，反映企業債起碼共有74.86萬億元，大約也是等於今年GDP的120%，此等債務，尚未包括境外借貸等其他途徑。

 

從上可知，中國的家庭及政府債都不算太大，但企業債卻有GDP 的1.2 倍，殊不簡單，它是推高全國總債務的主要力量。在2008 年，全部債項佔GDＰ 只有148%，去年卻已增至210% 了，增速頗急。對企業債高企的關注在今年3月突然加劇，2011 年有所叫超日的公司發了10億元的企業債，今年3月7日是付息期，但在3 月4 日超日卻宣布因資金不足，無法如期付息，這稱為「11超日債」的違約是中國債市的第一次違約，立時在金融市場引起波動，使人擔心尚有大量其他企業的債務有可能違約。此種新出現的風險，又會推高借貸利率，使企業融資更困難。

 

上述的債項都是天文數字，如此下去，並非無可能步日本的後塵。債務及利率都高企，對企業自會造成壓力，將來也許不時會有更多的債務違約出現，但我們是否可把企業債視作危機呢？我看尚未嚴重至此，但將來卻很難說。

 

判斷債務高企對金融體制會造成多大傷害，我們須知道新增資金的供應是否充裕。若不停有新增資金進入市場，利率的升勢總會受到抑制。中國儲蓄率達GDP的50%，是世上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有些產油國比中國更高），這意味每年有等於GDP一半的資金可進入市場。

 

中國總欠債率等於GDP的210%，也就是說， 總債務等於每年新增儲蓄的4.2倍。日本光是政府欠債也達到GDP的2.4倍左右，但她的境內總儲蓄率去年只是GDP的22.1%。換言之，光是政府欠債便等於新增儲蓄的10.9 倍，其債市的脆弱性遠比中國嚴重！至於其他地方，情況隨時更加不堪，美國的境內總儲蓄率是13.5%，歐盟是19.2%，而且她們都欠債纍纍，中國的情況與她們相比，其實尚算安全。 我相信就算中國債市出事，中國能拿得出去應付的彈藥還是比較充裕，不易有大危機。

 

不過，企業債若繼續急升，本來不是危機的也終會變成危機，我們要防患於未然，要先明白企債上升的原因。我相信有三個原因是主要的：

 

原因一：第一是自2007 年底開始股市泡沫爆破，上證指數從6000 多點下降至不足2000 點，自那時到今天，中國經濟雖然表現優秀，這幾年間新增資本（減去折舊）已超過80萬億元，但人民對股市失去信心，其總值從38萬億元下挫至25萬億元，反映股票市場已失去其大部分的融資功能。股市靠不住，企業如何融資？主要途徑是靠借貸。但如此一來，企業的負債率便會偏高。若不想負債率高，便要想辦法重拾人民對股市的信心。

 

原因二：第二是2008年11月中央使用4萬億元救市，造成不少後遺症。中央當時害怕金融海嘯會衝擊中國的經濟，所以通過多印鈔票低息向主要是國企的企業提供信貸。但因借貸成本被人為地壓低，有些本來不該上馬的項目也被啟動，造成過度借貸。這些項目在低息環境下也許仍能賺錢，但銀根收緊信貸緊縮後，它們的弱點便顯露出來，隨時資不抵債。它們再融資以維持營運時，因為風險增加了，借貸成本也會上升。更有甚者，若金融機構分辨不出哪家企業可靠，哪家風險較高，惟有一視同仁，每家都要收取高息，那麼低風險本該可享受低息的企業也會被殃及池魚。

 

原因三：第三是金融業的借貸審批及債券的監管效果不彰。在申請信貸時，企業往往沒有提供足夠的資料，就算有，款項一旦批了下來，企業以後表現是好是壞也無人理會。上述的超日債違約事件中，公司發債時隱瞞了近期的虧損狀況，但債券也是照發如儀。哪家公司有高風險，哪家沒有，若搞不清楚，整個借貸市場都會被拖累。

 

上述的問題可如何解決，才可避免企債進一步上升，質量惡化？首先是政府少作干預，不要像2008 年那次人為地壓低息口，致使不少資金被錯誤地借給低效率的企業。第二是前幾年國進民退，現在應反其道而行。國企效率低下，佔用的資金卻多，更好的辦法是資金用在高回報的企業，尤其是民企之上。第三是企業要增加自己的金融透明度，方便銀行監管。

 

香港的金融業能否幫助中國避免企債危機呢？應該有可能。事實上，近年不少企業已跑到香港融資，因為這裏的利率較低。這除了香港有國際資金外，也較能把好客戶從壞客戶中分辨出來，對好的收取低息，壞的收取高息作風險補貼。

 

其實危中便有機。若中國將來有爆發企債危機的風險，這正意味減低或化解這種風險是能創造價值的。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想方設法幫助內地企業融資也是提高香港地位的方法。

 

(HKEJ   201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