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與「一帶一路」對港的意義 (雷鼎鳴)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期採用計劃經濟模式，自改革開放後，市場的比重增大不少，但「五年計劃」仍佔着重要地位。我不認為「五年計劃」是發展經濟的恰當方法，把它廢除也無大礙，但若每五年搞一次全國性的總結過去與展望未來，可能也有點用處。

 

香港是市場經濟主導，不用依靠「五年計劃」，但既然內地的第十三個「五年計劃」又將推出，並於2016至2020年執行，港人若不了解此計劃內容，並從此尋找商機，便屬笨蛋。

 

早於去年，發改委已為「十三．五」訂下25個研究課題，其中不少是理所當然的項目，如教育、人力資源、環境治理、創新驅動等等，當中又以與經濟轉型、工業升級、「走出去」等，較值得港人關注。經濟轉型及工業升級主要應是指從工業轉到服務業，工業升級是從勞動密集工業轉至科技含量較高工業。

 

成功推動 難度很大

 

中國的服務業佔GDP比重已從1980年的22.2%增至2014年的48.1%，大於工業與建築業加起來的42.7%，我們可預期，工業的相對板塊還會下降，香港時有報道的PMI指數在50以下將不會罕見，但服務業會逐步擴大。至於轉型至高科技，在過程中恐怕有陣痛，失業人數常會因此等轉型而增加，我們對這些應有心理準備，不用大驚小怪。

 

我不知「一帶一路」會否寫在「十三．五」規劃中，此乃未來起碼一二十年的國策，超越了「十三．五」的範疇，但卻可預期，「十三．五」中不少規劃都會與「一帶一路」拉上關係。在香港社會中，甚至在大學校園內，已見到不少有關「一帶一路」的討論會，我自己也參與了一部分。據我觀察，香港的有識之士對此的觀點可總結為兩點：一是它對內地及香港都極為重要，我甚至聽過一位學者說這是香港最後的機會；二是不論內地或香港，成功地推動此大計難度很大，對港而言，起碼在起步階段，頗使人有老鼠拉龜的感覺，着力點不易設立。

 

換言之，此乃「高風險高回報」的活動，誰能找出可行策略，誰便可降低風險，從而更有把握地得到高回報。我相信中央政府也在摸著石頭過河，而且尚未研判到香港可扮演什麼具體角色，提供什麼貢獻。正因如此，香港若能在「一帶一路」這一國策中起到重要的貢獻，那麼香港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地位便會較為鞏固，哪一位競逐行政長官的候選人能提出更有見地的看法，便愈會受到中央祝福。

 

按此邏輯，在未來一年多之內，若某人對「一帶一路」不聞不問，那麼我們大可判斷，此人並非認真的競逐特首人選。當然，對「一帶一路」十分關注的人並不等同於一定有意競逐特首。此等邏輯不可搞錯。

 

「一帶一路」對中國的重要性我已在本報闡述過（見今年2月24日拙作〈「一帶一路」的策略考量〉），在此再作部分補充。首先是未來二三十年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港人眼中的「國際」，其實主要指歐美世界。在今天，歐盟與美國的GDP大約相等，合共佔了世界經濟的四成左右。25年後會怎樣？我們不妨用諾獎得主經濟歷史學家伏格爾（Robert Fogel）的預測作參考，他認為中國的GDP一直受低估，因不少人忽略了中國家庭對教育的巨大投資。到了2040年，他估計中國的GDP可達世界的40%，美國是14%（但美國的人均收入勝於中國），歐洲則只剩下5%。

 

投資恰當 至為重要

 

伏格爾的預測未必完全準確，但我們仍可相信歐美的相對板塊在萎縮，代之而起的是中國及其他新興國家。「一帶一路」所覆蓋的國家除中亞及俄羅斯等陸路國家外，還有海路經過的東南亞諸國，印度、印尼、中東、非洲等地，當中不乏天然資源大國及人口大國，25年後，其GDP總量有可能接近或甚至超越歐美的總和（人均收入則絕不可能超過）。在此態勢下，中國的貿易及投資重點自應逐步調整以適應新的國際環境。

 

中國的投資率或儲蓄率都高達GDP的五成左右，有人認為這樣不對，因為投資太多，消費太少，不利經濟。但此說大有問題，投資多等於今天消費減少，卻可能推高經濟增長，有利未來的消費。若是投資有錯，錯不在投資率高，而在投資的項目是否恰當。所謂「產能過剩」其實是指某些投資已無效益，應拔身而走，改為投資在一些缺資金（因而高回報）的項目。

 

最佳的投資組合是每一項的投資回報大約都相等，不用再作調整。但中國有些領域顯然投資不足，如改善生態、推動科研等。在陸上絲路的中國大西北，發展程度與人民收入都遠低於沿海地區，在這裏搞好建設，不但可減低區域之間收入不均，亦不會造成產能過剩。反之，不少論者早已指出，中國去年年中外儲備幾乎達到4萬億美元，既要面對匯率風險，利息亦低，不如將其中部分套現，改為投資在回報更高的項目上，「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正好提供此等投資機會。

 

把握機遇 翻身良機

 

習近平訪美前，美國的民意調查顯示，不少美國人對欠下中國萬多億的國債十分關注，他們可能不知道，幾年前奧巴馬還派遣過「密使」長駐北京，其任務便是游說中國繼續買美國的國債。中國減持美債改為投資在「一帶一路」或可減低這些美國人的「憂慮」。

 

中國很需要「一帶一路」所能帶來的能源，若要保持航運暢通，除了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保障外，更穩妥的方法是使到沿著「一帶一路」的國家與中國的經濟互相依存。貿易是互利行為，這些國家的港口基建愈發達，市場愈繁榮，對中國愈有利。中國大有誘因協助這些國搞好建設。

 

若按過去的發展經驗而作推測，「一帶一路」諸國的發展路徑很可能是先搞好碼頭、公路、鐵路等基建，接着便要發展物流業及建立工業加工區。香港是世界上有數的進出口貿易航運中心，這些項目其實港人都頗有經驗，甚至視相關知識為港人的核心技能。在較高的發展階段時，「一帶一路」將會需要效率高的金融服務，這些都是香港有優勢的項目。「一帶一路」對港所可能提供的機遇，不容小覷，若港人懂得利用，可以成為香港經濟翻身的良機。不過，毋庸諱言，當中的困難的確不少。

 

不管在陸路還是海路，中國在未來一段長時間都可能遇上政治或軍事上的衝突，香港在這些問題上談不上有多大貢獻，相對被動，無所作為。

 

更具體的困難是港人對「一帶一路」上的不少國家認知普遍不足。有多少港人懂得中亞俄羅斯等地的國情與經濟運作？熟悉印度、中東產油國的人又有多少？我校幾年前已應在沙地阿拉伯的Aramco（世界資產值最大的公司）之邀在彼邦開辦MBA課程，不少同事都定期要飛往那裏授課。香港一些政經人士知道此事後，不少都大感興趣，希望能汲取其經驗，填埔對中東了解的空白。

 

入鄉隨俗，入境問禁，明白別種文明與我們的異同，學懂與經濟夥伴共存互相尊重，是參與「一帶一路」計劃的重要條件，但內地人及香港人都有此能力嗎？在歷史上，的確有不少華人移居到南洋與歐美，而且在經濟上取得極大的成功，但華人大多會畫地為牢，把自己困在唐人街中，怯於與當地人來往。

 

經過百多年生活於華洋雜處社會的港人是否會好一點？這也難說。若要闖出新天地，年輕人的幹勁是重要的因素，但近年部分港人中出現「本土主義」，連內地人的價值文化也要刻意排斥，我們能相信他們能與文化上與我們差異大得多的「一帶一路」諸國能合作無間，互相尊重嗎？

 

我校討論是否應在沙地阿拉伯開設MBA課程時，便曾出現小插曲。有幾位同事憂慮中東國家歧視女性，為了宣示自己的「原則性」，並不贊同派人到裏教學，後來得到籌辦此事的主要同事（本身是位傑出女士）解釋，學生中不少是女性，讓她們有機會學到現代管理知識，有助於提高當地女性的地位，反對的同事才釋然。此事正好反映，在價值觀念有異時，共存共榮並不是唾手可得之事，見慣中港之間一些無聊小事也可造成矛盾的港人，對此應可有所體會。

 

中港兩地 關係微妙

 

香港若不去掌握此新的機遇，香港的競爭者可能還會十分高興。上海、廣州、深圳、新加坡，甚至倫敦等城市都有潛力成為競爭者。新加坡位處「海上絲路」的戰略位置，有與港不同的優勢，倫敦則率先加入與「一帶一路」有不可分割關係的亞投行，並且希望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怎會對「一帶一路」不想分一杯羹？至於內地的沿海城市，其優勢或許不及香港，但卻並非無能力跨過香港，直接駁通世界。港人若以為自己在市場開放及法制上的優勢不可取代，很可能是誤判，他們少算了成本，當自己比別處昂貴得多時（連仲裁成本也貴得很），生意不一定非香港不成。

 

香港在「一帶一路」上所可能擁有的優勢及會遇到的困難，其實頗具代表性及象徵意義。香港與內地本有一種微妙的關係，香港有自己獨特的優勢，對內地的發展可以起到重大作用，同時香港自身的生存也早已不能脫離內地。在此種條件下，兩地合則兩利，衝突則互損，而因內地比香港大得多，一旦衝突，內地可輕易消化掉負面影響，香港則承受不了。部分港人與內地有價值觀上的衝突，有些人甚至擺出「漢賊不兩立」的姿態，中央政府亦有她的主權底線。

 

要應付此等局面，最有利的方法是雙方都隻眼開隻眼閉，互不侵犯對方底線。在2003年以前，香港與內地大致做到此點，其後則出現惡性循環微妙的均衡被打破，也許雙方都有責任，但反對派中較激進的一翼責任較大，因他們處於主攻。如此一來，不少港人恐怕都無心無力在「一帶一路」中取得好處。工商界中的企業家及思想較開放靈活的港人則仍有機會獲利，這又會推高貧富差距。我曾聽說有港人連哈薩克語也學懂了，一些智庫也找人研究這話題，或許傳媒也應找記者多作「一帶一路」的實地調查，將來此等知識能夠創富，亦可保障香港在整個中國中的地位。

 

(HKEJ 2015-9-29)

佔中一周年讀〈公民抗命理論〉 雷鼎鳴

佔中一周年將屆，對於香港社會這樣重大的一個事件，除了主事者不得不檢討並承認失敗外，各界也對回顧這段撕裂香港的歷史很感興趣。

 

若要深層次的檢討，我們便不但要知悉此事件本身的來龍去脈，尚要懂得一些能夠捕捉到歷史上各地有關「公民抗命」經驗的深刻理論，美國費城理海大學的賴港華教授月前傳來一篇文章便很有用。

 

文章是兩位大名鼎鼎、與芝加哥大學淵源深厚而現在都在哈佛任教的教授所撰，他們是經濟系的葛理沙（Edward Glaeser， 我上月底在本報撰寫的〈仇恨的政治經濟學〉一文中已有介紹）與法律學院的孫思坦（Cass Sunstein），文章見於今年7月，題為〈公民抗命理論〉，在網上可找到。此文羅列各類型的「公民抗命」及它們的目的和意圖，並以經濟學工具分析它們的成敗得失。

 

規模愈大 壓力愈大

 

廣義而言，「公民抗命」可定義為以犯法為手段意圖改變政治現狀的群眾活動。「公民抗命」又可分為多種類型，最激烈的便是推翻政府的革命，較溫和的是不理政府禁令但屬和平的遊行抗議，也包括故意用違法行為挑釁政府，希望因遭到鎮壓而得到民眾同情的活動。普通的示威活動因不違法，談不上是「抗命」，一般的犯罪活動因沒有政治目的，也不能納入為「公民抗命」。

 

香港的佔中，算不上是革命，但也不止於和平遊行示威，是屬於最後也較為複雜的故意挑釁一類。參與此類型「公民抗命」的人或許也各自有不同的政治目的，較常聽到的是部分人要求包括有「公民提名」的所謂「真普選」。至於什麼普選才算是「真」，社會上人言人殊，但只要有這口號可打擊建制並動員到群眾便夠了。

 

政治目的有了，策略卻並不簡單。葛理沙與孫思坦認為，推動此種「公民抗命」的組織者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進行一種破壞力甚為輕微的抗議活動，作者稱之為「微小抗議」（epsilon protest）；二是把破壞力增大，令政府不能不理會，更理想的是，政府作出猛烈反應，鎮壓抗議者，後者因而得到人民的同情，對政府的反感更大，從而令人民力量能迫使政府作出重大的政治改變。

 

第一種選擇有個優點，便是沒有暴烈行為，較易吸引群眾參與。因為破壞力不大，所以政府不會感到痛楚，但參與人數若多，形成的規模壓力也往往令政府不能不作出反應。佔中雖因市民反感，從最初提出時所用的「核彈輻射論」改以「愛與和平」為口號，但組織者本來是希望佔據中環的金融中心重地，癱瘓金融活動，所以不算是「微小抗議」。倒是「佔領華爾街」及香港的附和者曾長期佔領匯豐銀行樓下並在那裏紮營，可屬此種策略選擇。

 

「佔領華爾街」的人很快便退到公園中去，雖也違反了美國法律，但殺傷力不大，也得不到民眾足夠的支持，最後無疾而終；香港的「佔領匯豐」則港人連他們的訴求也搞不清，遑論支持。佔中若變成「佔領維園」，則可稱為「微小抗議」。

 

以法達義 易掩邏輯

 

佔中顯然更接近第二種策略，即要挑釁政府以求她作出猛烈反應。從「學民」帶隊攀過立法會外的圍欄到佔領金鐘，並衝擊警方防線，這早已不算是「微小抗議」了。但這種策略有如走鋼線，須有極高超的判斷力和操控群眾的能力，否則會弄巧反拙。若按照組織者心中的劇本演下去，劇情應是這樣：

 

丑角是政府（或背後的中央政府），她們都是壞蛋，但港人未必都知道，所以要把她們的真面目暴露出來。如何可達此目的？方法含有兩元素，第一是增強抗議的破壞力，令政府無法不回應甚至鎮壓；若是鎮壓，便等於暴露了政府的兇惡性，人民便會更反對政府，從而對她的壓力更大。第二個元素是參與者是違法的，他們打算為自己信念坐牢而博取道德地位。

 

真實的劇情卻不一定跟從劇本演下去。對政府的挑釁不易掌握到恰到好處的火候，稍一失去分寸，人民反而會痛罵政府為何不大力鎮壓。去年佔中期間（其實是佔領金鐘、銅鑼灣和旺角），有金毛少年在政府總部外以自封的權力阻止清潔工人阿嬸上班工作，銅鑼灣的「防線」前有食肆東主跪求阻擋她回店工作的年輕學生放她生路，不要令她傾家蕩產，此等「經典」鏡頭，不但在香港的電視和YouTube可見，內地人民亦可觀看到（此事對內地爭取民主的熱情大潑冷水），這些顯然都減少了港人對佔中的支持度。

 

事實上，從長時間以來的民意調查可見，反對佔中與支持佔中的比例一直都是二比一左右，例外是發放催淚彈以後的一星期左右，在這期間，佔中的組織者成功地演了劇本的一部分，但繼續下去便荒腔走板了，到了後期，反對繼續佔領的人已增至八成多，失去港人支持的佔中又如何可迫使政府聽從組織者的訴求？

 

佔中或其他「公民抗命」的違法性質，一樣可令這類活動陷入困境。港人崇尚法治，有人雖不斷論述法治是以法達義，不光是依法治港這麼簡單，此說本身雖無錯誤，卻容易掩蓋一個邏輯問題：守法雖不是法治的充足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除非反的是惡法），鼓吹違法活動的人，等於破壞了法治的必要條件，他們斷不可能是真正支持法治的人。

 

大多數港人因佔中違法，而又親眼目睹其對人民生活的破壞干擾，就算不滿意政府，也難以義無反顧的支持佔中。更有甚者，在去年7月2日預演佔中時有511人信誓旦旦，願意「博拉」，以表心跡，但在佔中清場時，卻只有249人肯束手就擒；扣掉一些立法會議員和社運明星後，肯貫徹自己承諾的人，數目大幅下降。以前說願意承擔責任，甚至在獄中寫日記的人，現在卻不斷為己開脫，在法庭中慷慨陳詞的劇本，竟仍只是劇本，從未演出過，他們自封的道德高地，如何會不崩塌？

 

一個大型運動必有其目的性。佔中的主要目的不外有二：第一是改變香港的政治制度，使其更符合組織者的意願；第二是「喚醒」群眾，令他們站在組織者的同一陣線。以此二者為目的，佔中的確如不少組織者所承認，是失敗了。佔中從開始至今已有一年，我們沒有見到香港與中央政府的讓步，反倒是立場更強硬了。佔中的確也爭取到不少新加入的支持者，但同時對它反感的人也大幅增加，佔中在民意支持上得不到好處。

 

我們尚可再指出，民間的撕裂已對社會的肌體造成重大的破壞，經濟上香港的GDP已因部分人的精力改放在與生產力無關的活動中而變得停滯不前，零售業亦進入寒冬期，佔中及其衍生出的部分趕客活動難以開脫關係；雖然這並不是佔中主要組織者計劃的一部分，我在友報的一篇短文中對零售業的情況已有所分析，不贅。

 

兩種偏差 影響判斷

 

一些佔中支持者認為失敗的原因是運動到後來，主事者忘了其「初衷」，致錯誤道路愈走愈遠。這說法有一定道理，按照葛理沙與孫思坦的理論，佔中本是要挑起人民對政府的不滿，從而令政府不得不作出改變，但在很早的階段已可清楚見到，組織者根本已脫離了這路線，否則學生被「中間人」安排於10月初與政務司司長談判時，他們不會那麼快便擺出談無可談的態度。

 

佔中由是很快便演變為宣洩不滿，或葛孫二人所說的表達outrage的手段。葛孫的文章特別指出，一出現此種現象，便會大大的不利運動的原意，亦即通過壓力或以實力為基礎的談判影響政府的決策。憤怒愈大，行動便愈激，願意參與的人成本便愈高，參與人數便愈減少，運動便愈脫離群眾。

 

此種說法絕非事後孔明。佔中本有兩個核心假說：一是他們搞的「公民抗命」能有效施壓，令香港或中央政府不能不讓步；二是運動能夠秉持愛與和平，理性進行。但一兩年前已有大量論述指出這兩個假說都站不住腳，它們現在則更被事實完全推翻了。經不起事實驗證的理論本就必須揚棄，組織者本來是聰明人士，為何犯上此等肯細心思考都會一早知悉問題的錯誤？葛孫文章指出，組織者常犯的錯誤包括有「樂觀偏差」（optimistic bias）與「自我中心偏差」（egocentric bias）。

 

簡而言之，是他們常會高估自己的實力，以為世界會按其假設運行，而且往往把自己的觀點當作也是群眾的觀點，而拒絕承認其他人對其行徑的不滿，一旦遇上不同意見，便把持有這些意見的人視為奸邪之輩，這樣怎會不脫离群眾？至於「愛與和平」大為走樣，有些佔領地區還出現黑社會式的搶地盤，應是組織者根本不肯面對讀社會科學的人都應懂得的「廣場定律」，佔據了廣場的學生，根本無誘因及早退場。這些道理，都不是我今天初次提的，以往討論過的人不知凡幾。

 

不過，身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我對佔中最不認同的部分倒不是其策略或其他， 而是它深層次地侵犯了——而且一早宣揚它將會侵犯——大部分港人的自由。意圖癱瘓香港的經濟重地、阻礙別人上班工作、令的士司機生意受困、港人生活不得安寧……這可沒有經過港人授權，絕非民主。所以佔中不但反自由，也反民主。失民心的民眾活動若要達到目的，難矣哉！

 

(HKEJ 2015-9-25)

 

大學排名升 不應自滿 (雷鼎鳴)

上周英國的大學評分公司QS公布其最新大學的排名，敝校香港科技大學世界排名二十八，香港排名第一。這成績雖容易使我們沾沾自喜，但排名要看用甚麼標準，如用上較客觀的標準及計分方法，我相信其實香港很難有大學夠資格排得上五十名內，整個亞洲也不易有三十名以內的大學，我們宜實事求是，不要被成功沖昏頭腦。


不同教授參與評選回應偏低

QS的評分標準有它的合理性，學術聲譽佔了百分之四十，畢業生在僱主中的聲譽百分之十，學生與教學人員比例百分之二十，教員所發表論文被引用的次數佔百分之二十，教員的國際性百分之五，學生的國際性百分之五。這些標準雖可爭議，但並無重大的荒謬之處。其問題主要是出在分數如何計算。

最容易出事的是佔高達百分之四十的學術聲譽。排名中考慮到這個因素並無不妥，但QS收集數據時卻有重大缺失。我時有收到QS的電郵要我對其他大學評分（不能評自己的），通常是置之不理。QS每年收到的回應率只在百分之一左右，此數雖低，但若回應者是隨機抽樣的，樣本雖小，統計學意義上也可站得住腳。不過，只要看看結果，便可知有明顯的偏差。我相信美國教授回應率一定極低，英國則高得多。若非如此，一大批美國國內實力強悍的大學在此項目中得分不會這麼低。舉個例子，長春藤的布朗大學得分八十一點九，有着頂級醫學院及大學本科的聖路易城華盛頓大學得六十點四分，我校則有九十四點三分，我倒絕不敢說我校的學術地位比這些一流名校高出這麼多。反觀英國，得分高的學校很多。美國的教授沒多少參與評分，致使大部分美國名校得不到該有分數，我們倒是被推了上去。


論文被引用率 有利醫科學院

在上述排名的六個因素中，我最相信的是教員論文的被引用率，因它真正反映教員的質素。若教員的研究無用，別的學者是不會怎樣引用其成果的。不過，QS過去一直犯有大錯，便是把不同學科的引用次數等量齊觀，而不面對不同學科中人引用的習慣極為不同。一間大學若有醫學院，其醫學及生命科學教授被引用的總量往往會等於其他所有學科教授被引用的總和，但人文學科及藝術等，則引用率極低。因此之故，有醫學院的大學論文被引用的分數便容易偏高，文科優秀的大學，如耶魯（得分七十一點三，引用率排名一百四十九）排名便低。我校在此項目得分八十九點四，我們有可能勝出耶魯這麼多嗎？QS似乎也發現問題，因此把醫科與生命科學所佔比重作點調整，今次雖比從前合理，但仍然可見到一些荒謬的結果。

上海交通大學對世界各大學的評級也很有名，它全部採用客觀數據，所以在國際上很受尊重。但這個排名對理工科強的頂尖大學才有意義，其他的則意義不大。這排名以某校擁有多少諾貝爾獎得主，有多少篇刊登在《自然》及《科學》這兩份頂級學術雜誌作為主要的評審標準，對沒有諾貝爾獎的眾多大學便不能得到準確的評估了。至於《自然》與《科學》，大多數論文都是與生命科學有關，社會科學及人文藝術的，論文則幾乎絕無僅有，這對生命科學強的大學有利，對文科大學不利。一旦用上了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排名，香港沒有一所大學排得進一百五十名之內，這也是香港少人提及這個排名的原因。

香港的大學仍有很長的路要走，若不集中精神搞學術與教育，浪費時間在無聊的政治內耗中，排名就算不錯也只是自欺欺人。

(Sky Post 2015-9-25)

抗戰勝利70年談國共美角色 (雷鼎鳴)

在人類歷史中，戰爭往往扮演塑造全新社會與國際格局的角色。二次大戰打得慘烈，其影響在70年後的今天仍到處存在。中國是二次大戰亞洲區的主戰場，從1931年「九一八事件」到1945年9月戰爭結束，傷亡人數可能在3500萬以上，若光算是死亡人數，起碼也有1400萬，流離失所到處避禍的難民，可達八九千萬人，我家中便有同輩在那時失散了；財產上的損失之巨，更是難以計算了。年輕人問一問比他們長兩輩的親人，大都可以聽到當時的苦況。

 

二戰中的抗日戰爭，也可以看成是驕傲自信的中國，在經過百年列強侵略的屈辱後，烈火中的新生。不過，對這麼重要的一段歷史，共產黨有它的一套論述，國民黨也有它的說法，曾捲入頗深的美國又另有一種盤算；這些觀點，不但有一致性，也有極為互相矛盾之處，對希望明白真相的人而言，他們會遇到不少難處，解決之道是要多讀原始材料，用不同角度看問題。

 

國民黨元老郝柏村將軍最近呼籲共產黨、國民黨與日本各自公開歷史檔案材料，讓我們能更準確地把真相整理出來，達到共識。這的確是真知灼見。

 

有關抗日戰爭的論述與史料其實極多，當年當過連長的郝柏村所寫的《重返抗日戰場》便很有參考價值；此書中所引用過的一本牛津歷史學家米德（Rana Mitter）所著的《被遺忘的盟友》我也一口氣讀了幾百頁，書中沒有摻雜蔣毛二人夙怨，並採用了大量的原始史料，雖稍欠社會科學的分析，但算是頗為客觀，對美國的意圖，也寫得條理分明，值得一讀。

 

對抗日戰爭如此複雜的事件，沒有人能夠完全懂得，我也不可能在一篇短文中對其詳細分析，這裏只是開一個頭，討論國民黨、共產黨與美國三個參與者所扮演的角色，以求接近真相。

 

【國民黨】

 

在共產黨過去的官方說法中，蔣介石與國民黨在抗戰中扮演的角色頗為不堪，但近年的官方說法有所修訂，變得較為正面積極。共產黨的說法或有誇張抹黑的部分，但又不可將其視為毫無根據。

 

蔣介石被挖苦為採取「不抵抗主義」，以蔣的性格，他雖曾在日本讀軍校，卻不可能不痛恨日本的侵略。不過，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中，他也的確表現無能，白白斷送了東三省。我大學時的一些老師，年輕時正值「九一八事件」，幾十年後聽到新一代的海外學生唱《松花江上》，也立時動容，可見在三十年代時國人對失去東北的痛憤。

 

蔣的不抵抗是因為他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反共比抗日優先，若非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中被張學良與楊虎城扣留「兵諫」，1937年七七盧溝橋後可能還在猶豫不決。

 

不過，在「盧溝橋事件」後，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軍隊也曾奮勇作戰，打破了日本「三月亡華」的狂言。「淞滬會戰」中，謝晉元團長率八百壯士死守上海四行倉庫達3個月，女童軍楊惠敏（林青霞曾在電影《八百壯士》演此角色）冒死獻旗，俱感動到在場遙觀的國際人士。「松滬會戰」國民軍隊傷亡27萬人，日軍傷亡也有5萬人，慘烈之極。

 

從1937年至41年底日本突襲珍珠港之前，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幾乎完全孤單地打的。幾場大會戰中，國軍傷亡慘重——「南京戰役」中，國軍傷亡5萬人，人民卻遭屠殺了30萬；1938年8月到10月的「武漢會戰」中，國軍損傷40萬人，日軍是14萬；就算在第一次擊退日軍「台兒莊大捷」中，中方10萬人對日軍3萬人，中方卻傷亡3萬，日軍傷亡1.7萬（戰死的只有2369人）；國軍輸得最慘的是1944年4月至12月的「豫湘桂會戰」（即日本所稱的「一號作戰」），國軍出動100萬人（有人號稱是600萬人），對付日軍51萬，結果中方傷亡30萬，損失兵力60萬（有人逃跑了），日軍傷亡只有7萬。

 

這些戰績表明，大多數將士雖然英勇，但武器與戰略都不如人，蔣介石也很可能指揮出了問題，以成敗而言，算不上是個成功的指揮官。不過，蔣也總算能穩住局面，以空間換時間，從1938年5月到1941年8月在重慶捱過日本軍機218次轟炸，蔣與中國人民的堅毅不能不稱許之。蔣介石當時的確是唯一一個能把全國大多數軍民統一在一起抗日的人物。

 

不過，國民政府軍隊中卻也的確有紀律不嚴、貪污腐敗的事實。因此之故，不少國人不願在國民黨指揮下當兵，被拉伕當兵的，要用繩子把他們的手連成一串縛起來，運到遠地才敢鬆綁。在「豫湘桂會戰」中，國軍司令官蔣鼎文將軍便曾發現，自己的部隊屢遭當地人民襲擊殺害，原因是憤怒的人民要向欺壓他們的國軍報復。國民黨治軍不嚴，後來輸了給共產黨，無話可說。

 

【美國】

 

對蔣介石不滿的人還包括美國派來的將領。美國珍珠港受襲後，視中國為同仇敵愾的抗日盟友，曾派來飛虎隊的將士和戰機，亦成就了飛將軍陳納德與記者陳香梅的異族姻緣。美國的物資支援無論對中國的實際需要和士氣都十分重要，1944年期間，共有27739名美軍在華，其中17723人為空軍，使中方奪得了制空權，重創了日本的一些設施與補給。

 

不過，美方的盤算又是什麼？盟國和美國的戰略是要保證中國能處於參戰狀態，從而凍結到大量日軍，讓美國與英國等能更有效在其他地方打擊日軍。但這是有條件的，首先成本不能太高，盟國要以最低的成本靠中國軍民去牽制日軍；第二，盟國似乎並不寄望中方能夠擊潰日軍，只要能牽制日本在華的80萬大軍便可；第三，中方的戰鬥要能配合到盟軍的整體戰略，必要時中方要執行符合盟軍利益但違反中方利益的戰略。

 

這些意圖在史迪威將軍（Joseph Stilwell）與蔣介石的爭鬥中清楚可見。史迪威是羅斯福總統派到中國的駐華美軍司令、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四星上將。史迪威在緬甸戰役中失意，耿耿於懷，時常希望反攻緬甸，以雪前恥。1944年春，日方推動的「一號作戰」計劃，勢如破竹地打通南北火車線時，重慶朝野震動，史迪威卻一早要蔣介石把精銳部隊調派給他到滇緬參加戰役。

 

蔣對史十分不滿，但美國軍備援助大權卻在史手上。史迪威一度得到羅斯福的支持，荒謬地要蔣把指揮國軍的權力交給他。羅斯福對史的支持，令蔣深感列強對待中國的態度與之前的一百年屈辱期並無分別，中國只是可以花費掉（expendable）的力量；蔣為羅斯福的電報而在宋子文面前垂淚，但蔣卻也有骨氣，敢頂住美國的壓力，斷然要羅斯福撤走史迪威。

 

史迪威的行徑雖反映出美國強權的跋扈，但世事往往對中有錯，錯中有對。史迪威對蔣的不滿，並認定其不能帶領中國，也是事出有因。史迪威長期在華，耳聞目睹蔣的獨裁、國民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無能，以及部分軍隊質素低劣，對蔣根本毫無信心。史調回美國後（1946年在舊金山病逝），《紐約時報》記者艾堅信（Brooks Atkinson）寫了篇大揭蔣政權不是的文章，把蔣說成是冷血獨裁盟塞之人，最有殺傷力的便是說蔣根本不想抗日。

 

這篇文章最初被羅斯福所禁，不能發表，羅斯福當時正好競選連任，但在1944年10月31日羅斯福最後撤銷禁令，文章才得以刊登。宋美齡在1943年時雖到過美國國會發表過感人演說，贏得大量粉絲，但國民黨靠特務統治等等劣行的傳聞，恐怕已有不少美國人知道，羅斯福似乎要利用艾堅信的文章而與蔣拉開關係，羅也順利連任總統。

 

【共產黨】

 

共產黨又扮演什麼角色？在抗戰開始時，共產黨已到了延安建立根據地，並在此推行多種社會改革，美國著名社會學家修爾頓（Mark Selden）所著的《延安道路》對這些影響深遠的改革有詳細論述。但毛澤東最重要的能力是他的軍事才能，我讀大學時修過政治學大師國民黨元老後人鄒讜所開的課「中國共產運動史」，便曾閱讀過大量毛的軍事著作，如《論持久戰》等等經典名篇，不能不佩服其天才。

 

毛一早便明白與日本作戰不可能速勝，也不會速敗，所以戰爭一定是持久性的。若要勝，便要利用中國廣大的幅員消耗日本的有生力量，從而拖垮她的軍事經濟，用的方法是不硬碰，機會適合時用運動戰，少打陣地戰，游擊戰爭更是必用之技，與敵人要保持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一言以蔽之，是拖死敵人，少正面交鋒，有機會時才以優勢兵力殲敵。

 

若從成績來看，毛的策略是成功的。初到延安時共軍人丁單薄，經過長征後元氣恐怕未復，但他們愈戰愈強，到了抗日戰爭後期，卻可在根據地和日本的佔領區發展到擁有近百萬的正規軍及人數相近的民兵，擁有足夠的能力牽制大量日軍，而這其實又正是盟軍最希望中國能做得到的事。

 

是否沒有美國的原子彈，國共兩黨的貢獻都是枉然的？1944年日本的「一號計劃」雖然成功，但到了1945年後，日本在太平洋諸島的戰役已屢屢失利，在中國亦被困得進退失據，國力衰退，潰敗是遲早之事，原子彈只是把日本的投降稍為提前而已。

 

蔣介石雖有嚴重缺失，但郝柏村對他的評價也頗為公平：蔣「克服了日本誘和，汪精衛投降，國共摩擦等內憂，以及國際觀望，盟友出賣等外患，堅持抗戰第一、抗戰到底的意志，才贏得最後勝利」。

 

當年汪精衛的漢奸助手周佛海其實頗有分析力，他一早便看穿英美的權謀，日本就算戰敗，英美都會扶持她，以她制衡蘇聯的力量擴張：英美對戰敗的德國也採用相同的策略。

 

1949年後，美國在惱怒於「失去中國」後，又扶持日本，最初是用以抗俄，現在卻要抗衡中國，自然選擇性地要忘掉70多年前中國國共兩黨與全國軍民（降日的偽軍除外）都曾付出過極為慘重的生命財產代價，比盟軍更早幾年便對抗軸心國的法西斯主義。

 

70年過去後，國共兩黨的意識形態之爭早已不如當年般尖銳，連戰欣然參與閱兵，郝柏村不方便去，但也寫公開信肯定抗日的紀念，並提出多項建議；反而美國霸權主義思想不改，視昔日敵人為朋友，朋友為敵人，這倒是歷史的諷刺。

 

(HKEJ 2015-9-16)

解讀香港零售業寒冬 (雷鼎鳴)

有人說香港的零售業已進入寒冬，情況比「沙士」時更嚴峻。一般港人很可能對此說懷疑，因香港總體經濟比「沙士」時要好一點，但我們若細察情況，卻絕不可否認零售業出了頗大問題。今年一月到七月，零售總值總共是2831.5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8%。有些樂觀的人或可認為這沒有甚麼大不了，因為零售貨品的總數量反而上升了1.7%。不過，這倒反映出問題的所在，賣出的商品多了，但收到的錢卻減少，等於就算用了減價促銷的手段，也幫不了營業額。


通脹令實際減幅更大

但更嚴重的問題仍在後面。在同一時期，香港有通脹，不是通縮，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了2.5%。換言之，雖則在整體的消費市場中，物價增加了2.5%，但在零售業中，商品卻要平均減價3.5%，而且營業額還要下降1.8%，這2831.5億元的營業額，加上消費市場的通脹因素，已等於比去年同期實質緊縮了4.3%（1.8%加上2.5%）。「沙士」時又怎樣？二零零三年上半年比起二零零二年上半年，零售總值共下降了6.7%，但因當時是通縮，租金及其他商品都便宜了，零售業沒有這麼痛苦，消費者物價指數下跌了3%，所以零售業實質的減幅只是3.7%（6.7%減去3%），比現在的4.3%要低。所以說現在零售業的跌幅比「沙士」時更嚴重，並無錯誤。

這裏要作一點解釋，零售市場與消費市場有何差別？香港去年GDP約有2.2萬億元，消費共約1.5萬億元，但零售總額則只有約5千億元，等於消費的三分一。消費開支包含了零售，但同時也包括了住宅租金、交通開支、在酒樓餐廳的用膳等等，這些項目物價都有增幅，只是零售業的部分商品，如珠寶首飾、衣物等斯人獨憔悴，價格反跌。

零售業出現不景氣，對總體經濟的影響也許不算太大，但它是低增值行業，養活的員工可有不少，若讓此勢發展下去，香港低失業率會有所不保，這絕對不是香港之福，尤其是這些人在社會中相對弱勢。

為甚麼零售業出現寒冬，不少零售店甚至要結業？我們可列出一大堆因素，如歐洲經濟不景，致中國出口受挫，又或內地打貪雷歷風行，少了一些揮金如土的豪客到港購買奢侈品等。這些因素也許終將會過去，但有些卻影響深遠。內地人到港購物，原因之一是不用抽稅，所以價格較便宜。但香港租金貴，且網購方便，更省租金成本，有可能完全抵銷掉香港無稅的優勢，將來內地遊客可能沒興趣來港購物。若他們要買奢侈品，直接到歐美可也！


趕客潮持續 影響恐更長遠

面對着這麼多不利因素，有些人抱有甚麼態度呢？「鳩嗚」人數雖少，但其目的正是要趕客。去年的佔中運動，連主事人也承認失敗，但在破壞香港經濟方面卻是十分成功。股票價格是領先指數，去年佔中快將發生時，投資者早作反應，股市大瀉，正好是市場告訴我們，投資者評估佔中會大大不利於香港經濟。佔中出現後，等於壞消息出盡，按市場一般規律，股價反而會企穩甚至會上升，但懂得股場之道的當然明白這是壞事發生後的常見現象。佔中雖演變為佔領金鐘等地，破壞力不及佔據金融中心，但負面影響總會逐步浮現。現在零售市場出現問題，正是市場對佔中的部分回響。

有些不懂經濟運作的人以為，佔中若有負面後果，這些後果「理應」緊接着佔中便出現。但任何重大事件對經濟的影響都是動態性的，它的影響可以是急風驟雨，但也可細水長流，效果持續很多年。經濟學家早已發展出一些計量工具去量度此等長遠逐步浮現的影響，方法之一叫「脈衝響應函數」（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有足夠多的數據便可對這些影響加以量度。現在看來，零售市場的下滑，已是在顯示着去年股民有很高的智慧了。

(Sky Post 2015-9-18)

「大亨曲線」與跨代社會流動性 (雷鼎鳴)

過去五六年間，我在本報斷斷續續的寫過一系列有關香港收入分布及社會流動性的文章，現在看來，這些文章的結論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沒有修改的必要。這不奇怪，因為它們都是基於對實際數據的分析。不過，上述的文章與其結論，主要從宏觀經濟看問題，若我們能更多依靠個別人與家庭的微觀數據找尋真相，結果可更深入及豐富一些，對扶貧委員會或其他部門制訂政策也許更有幫助。

 

未談到新的分析方向前，先總結幾點我們已知的事實，以作本文的起點。從1993至2013年，香港人均實質GDP（已扣起通脹）總共上升了66%，但20至24歲年輕人實質收入的中位數只上升了6.7%，又因能入讀大專院校的人口比例大增，學生質素較前參差，有大專學歷的20至24歲年輕人在同一時段實質收入的中位數竟下跌了17.5%。這些變化，又都比不上其他年齡群遠遠高得多的收入增幅。

 

流動障礙 非港獨有

 

不過，這些都並無意味香港沒有社會流動性。1993年20至24歲的工作人口，到了2003年便是30至34歲了，在這10年內，他們實質收入的中位數上升了69.5%；同樣地，在2003年20至24歲的年輕人，到了2013年時，實質收入的中位數也上升了66.3%左右，反映年輕人若積累到工作經驗，收入也可有可觀的增幅，過去是這樣，近10年差別也是不大。我過去用歷年人口普查的數據也證明了社會的往上流動一直都存在，但因近年經濟增長放緩，流動性也同時減慢。

 

在一個流動性很高的宏觀社會中，我們對誰能更快上流、誰會慢一點，興趣或許不會太大，只要知道人人都有充分的機會便可。但平均的流動性若減慢了，情況便不一樣，有些人仍然可以向上流動，有些人卻變得毫無機會，一輩子都原地踏步，鬱鬱不得志。那麼，什麼條件或家庭背景能使到某些人更能往上流動，什麼條件會造成障礙，便變得十分重要，政府制訂政策也要注意這些條件。

 

此種問題並非香港獨有。社會流動性減速似乎在世界不少經濟體中都有出現，我們可先參考別人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再回過頭來探討香港的情況。

 

這裏有一個很突出的概念，是跨代流動是否暢通。假若世界的實況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出身貧寒的子弟根本不可能在社會階梯上移動半步，那麼這個社會便變得僵化，十分無趣， 人民怨憤之情不斷出現。

 

跨代流動性如何量度？經濟學中有一量度方法，叫「跨代彈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IGE），它是指父輩平均收入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子女的收入可上升多少個百分點。「跨代彈性」愈高，意味父輩收入對子女的收入影響愈大，窮爸爸（說成是窮媽媽也無不可）的子女較難有高收入，社會流動性愈差勁。

 

這是個簡單的概念，但估算「跨代彈性」的數據卻難求。各國的統計局一般都不易搜集到父輩收入和子女長大成人後的收入。若用追蹤家庭收入的方法，把一些家庭各成員過去二三十年來的收入都記錄起來，不易有足夠大的樣本。不過，有時統計部門或稅局會無心插柳，它們的數據也有可能讓我們掌握到同一家庭但不同世代的收入數據。

 

跨代彈性 並非終點

 

去年哈佛有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切蒂（Raj Chetty, 今年已轉到史丹福）與加州大學的薩依茲（Emmanuel Saez，二人都曾得克拉克獎章），與其他合作者取得美國稅局從1996至2012年涉及4000萬人的報稅紀錄，這些納稅人的真實身份已被化走，不愁私隱外洩。美國人報稅時，若要減稅，便須填上子女的姓名及終身不變的身份證號碼，這樣我們便可確知誰是誰的子女。

 

切蒂首先把2011及2013年年紀在30歲左右的人的收入記錄下來，再找出在1996至2000年期間（亦即他們只是15至20歲時）他們父母的收入，這樣便可把今天30歲左右的成年人收入配搭上他們在少年時代正在成長時其父母的收入，再根據這些數據估算出美國的「跨代彈性」大約為0.45左右，即父母收入每高1個百分點，子女收入平均會上升0.45個百分點。

 

這是很龐大的計算工作，因涉及的數據數量巨大也。但量度到「跨代彈性」又絕非研究的終點站，更重要的是要找出什麼因素在影響不同地區或不同人等的「跨代彈性」或跨代流動性。這當中涉及好幾個因素，其中之一叫「大亨曲線」（The Great Gatsby Curve）。

 

此曲線近年大大有名，原因是2012年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古魯格（Alan Krueger）在一演說中提到，其原創人是哥拉克（Miles Corak），名字則由另一經濟學家受小說及電影《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所啟發，小說中這位在長島上流社會社交圈中呼風喚雨的大亨本是寂寂無名的小子，「曲線」取名是看中了此位小子往上流動的能耐。這條「大亨曲線」顯示了什麼？哥拉克找來20多個國家的「跨代彈性」及量度收入分布是否平均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也稱「堅尼系數」）發現它們呈正面關係。換言之，收入分布愈不平均，跨代的流動性便愈差，窮爸爸的子女更不易有高收入。在哥拉克的數據中，丹麥的「基尼系數」最低，「跨代彈性」也最低；巴西、中國、美國等大國則二者皆高。

 

哈佛的孟橋（Greg Mankiw）曾指出，原來版本的「大亨曲線」把人口背景單一的丹麥（及其他小國）與人口背景多元化的大國各自視作為可作等量齊觀的量度單位，在統計上有技術上的誤導性。這批評正確，但切蒂的團隊改用了美國境內數量眾多的小區作為單位，部分地避開哥拉克所犯錯誤，但這團隊同樣也發現了社區的收入愈不均，其跨代流動性便愈不濟。

 

要增強跨代流動性，似乎便先要使收入分布變得更均勻。不過，後者在政策上可能更艱巨，不易做得到。但切蒂等人卻也發現，跨代流動性的高低是很地區性的，有些地區情況不錯，有些則乏善可陳，例如，在擁有較佳小學的社區，或是組織良好、網絡成熟、居民參與性強的社區，跨代流動性便較好；族群隔離森嚴，大家互不理睬的社區，流動性便較差；單親家庭多，離婚人士多的社區，跨代往上流動性也較低。

 

搞好小學 意義重大

 

上述的部分結果，有政策的切入點，例如搞好小學的質素，意義重大，鞏固社區組織，也可提高社會流動性，打破族群之間的隔閡，也是大大有益，這些都是政府有能力改善的。但這些結果根據美國經驗而來，是否也適用於香港？經濟學的理論是跨文化跨地區性的，我有信心切蒂等人的結論對香港同樣有參考價值，但要證明此點，卻是缺不了用香港的數據去仔細求證。

 

因缺乏高質量的數據，這方面的研究很受限制。3年前，我有4位學生在我開的「香港經濟」一科中交來的論文作業卻有不錯的結果【註】。他們把2001、2006與2011年3次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找來，並發現年輕人多半仍與父母同住。2011年90.18%的19歲年輕人，49.15%的29歲年輕人都住在父母家中，如此一來，在人口普查中，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便因都住在同一家中而被顯露出來。

 

他們用迴歸分析法發現，父母的教育程度和收入，對子女接受教育的年份長度都有顯著的影響，但這影響似乎愈來愈低，2011年的影響力及不上2001年的影響力。子女受教育多一點，據其他的證據顯示，其收入會有所提升，但我們是否可肯定，跨代流動性已經愈來愈高？我看尚未可對香港作此結論，原因是近年香港的學額比前大增，但學習質量卻不一定與學額的增加相匹配，今天多讀一兩年書，不見得比10多年前更有見識或生產力。

 

不過，這4位學生算是開了個頭，在歷屆人口普查的數據中找到方法去探討跨代流動性的實情。若要得到更多有政策參考價值的定量結果，還待進一步的研究。

 

【註】這4位學生是Kelvin C K Auyeung、Anthony C C Kwan、Justin H Leung和Jim W S Yeung。

 

(HKEJ  2015-9-11)

敘利亞難民對經濟的影響 (雷鼎鳴)

中東連年戰火不斷，社會不穩，敘利亞近月難民成潮，二千三百萬人口中，近八百萬人被迫離開家園，另外再有近四百萬人已成難民，湧住各國。這是名副其實的生靈塗炭，也可能是我們這代人所能見到的最大人道災難，在世界各地媒體廣傳的在逃難時被溺致死的敘利亞三歲小童照片，揪動人心，也正好是對人類愚蠢無情的有力證據。

經濟學大宗師佛利民對難民有段著名論述。他是著名的自由主義者，認為只要政府不派發福利，大可讓難民自由選擇到任何地方。這段說話不同人有不同理解，但我相信佛利民並非隨口而說。他的父母是百多年前從歐洲到美國的貧困新移民，但在幅員廣大，當時自由度極高的美國艱苦勤奮工作，創出了新天地，佛利民目睹過新移民對這個世界最大的移民國家所作的貢獻，對他們有同情心，是十分自然的。


新移民拼勁足 力求向上流

為甚麼要加設不派福利的條件？若邊界不設防，別人又知道來到貴境後有錢可領取，豈不蜂擁而來？世上無免費午餐，原本的納稅人怎會不覺得自己成了冤大頭？若來者主要是逃避戰火或要來創建新家園，而不是貪圖福利之輩，那麼他們必會有過人的奮鬥意志，往往能對新的國度注入新的經濟動力。大量經濟學中的實證研究都發現，新移民的第一、第二代的社會往上流動性都極高，第三代才被「同化」，變得跟別人同樣平庸。美國最頂尖的大學中，從學生名字可見，他們不成比例眾多地來自中國及東歐，很多都是新移民之後。香港五十至七十年代經濟活力澎湃，也顯然地受惠於新移民為求生存的沖天幹勁。

世界銀行的一位前任經濟學家米蘭奴域（Branko Milanovic）曾把世界各地的人口收入數據搜集起來，他發現全球人與人間收入差距巨大，但三分之二的收入不均來自國與國之間的收入差距，三分一來自國內的差距。一個窮國的富翁或上層人士，收入往往比不上富國的窮人。他認為若要脫貧，最快速有效的方法便是移民到富國，在那裏有更先進的制度與科技生產力，有利於人民的發揮所長。米蘭奴域是塞爾維亞裔人，到了美國後自然地認為找到了新天地，遠離戰火，他的觀點，當然受其自身經驗的影響，但移民的東道國又是否這麼歡迎新移民？

這要看看東道國本身的情況。百多年前的美國人口密度低，歡迎移民跑來到中部及西部分領土地，在今天當然沒法這麼慷慨了。今次敘利亞難民潮中，德國最是進取積極，願意作出較大承擔，澳洲雖距離頗遠，但也肯接收一部分難民。反觀法國，卻支吾以對。距離敘利亞較近的希臘，自顧不暇，接收難民卻只是處於被動。德國肯如此積極，原因可能是它的出生率低企，人口正在減少，年齡中位數是46.1歲，十分老化，新移民有利其經濟。法國出生率遠高於德國，政府開支佔了GDP 51.9％，福利開支龐大，所以不敢造次，就算被責為不顧人道主義，也只能唾面自乾。澳洲幅員廣大，人口只得二千二百萬，每年的移民人數反正都有十二、三萬人，出生率也不高，對移民的胃納較大。


中東民主革命 致動亂頻生

難民潮的起源是2010年「阿拉伯之春」所帶來的影響。2011年敘利亞人民追求民主，不滿獨裁總統阿薩德，起而示威抗議。追求民主本是好事，但事件迅即受到不同教派及族群互相奪利的影響，演變為內戰，互相殘殺，死難者估計在二十多萬至三十多萬不等。歷史可證，政治爭拗最忌引入宗教及種族，一旦如此，漩渦中人往往都誤以為自己是替天行道，又或有「大我」精神，捍衞種族利益。一有此念，無數禽獸不如的行為可以湧現。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人性喪盡，但此說也有不對，人性中本來便有禽獸性，平時可被人類獨有的理性所遏抑，它一旦被釋放出來，災難便形成。若非如此，人類怎會有如此多的戰爭？

在互聯網的世界中，因為大多發言人隱掉了身份，不用承擔責任，發言時再不受理性抑制，容易回返獸性，所以我們見到這麼多仇恨言論，這正是獸性回復的明證。追求民主的「阿拉伯之春」演變為派系鬥爭及難民潮，對香港頭腦簡單自以為在追求民主而樂於清算別人的人士，他們難道不應多了解敘利亞的經歷嗎？

 

(Sky Post 2015-9-11)

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的啟示 (雷鼎鳴)

在家觀賞「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看見方陣整齊如刀削成，將士人人精神抖擻，威儀赫赫，先進武器盡顯，軍事科技水平，使人看得心曠神怡。這場籌辦經年的大show，相信已達其預定效果。

今次閱兵可起甚麼作用？最重要應是威懾國際上蠢蠢欲動，企圖侵犯中國主權與利益的勢力。中國自古以來的領土釣魚台仍被日本竊據，南海諸島仍未完全收回主權，中國運輸石油與商品的海上補給綫並非完全安全，有被封鎖的威脅。在此複雜的國際環境下，顯示實力可使宵小知難而退，不致引起戰爭。


主動裁兵 軍隊走向精兵制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長時間採用韜光養晦的策略，作風低調，十多年前中國軍費的開支還低於日本，但現在因經濟不斷快速增長，軍費開支的增速雖稍慢於GDP的增速，在絕對值上已遠遠拋離日本，僅居美國之後，是世界的第二大。2014年中國的軍事開支8,289.51億元人民幣，等於GDP的1.3％，稍低於2007年的1.33％，但這些是官方數字，美國一直認為中國的軍事開支遠超於此，其估計一直高於較中立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大約2％的估計，也許美國希望誇大中國軍事開支來合理化自己為何要把GDP的4.35％用在軍事，但最近翻查中情局的《世界事實書》，美國已把中國軍事開支比例降為GDP的1.99％，此比例使中國在世界排名40。現在看來，中國因國力日盛，要低調別人也不信，在低調與威懾如何平衡之間，稍傾斜向威懾，但為顯出中國愛好和平，習近平在閱兵時宣布裁軍30萬人。中國軍隊230萬人，武警120萬人，減少30萬不是小數，但現代軍事已不必勞動密集，改為科技密集，減人數增科技是合理舉措，況且中國適齡可作兵士後備的人數，用中情局標準，達6億多，人員不是問題。

閱兵顯示出的軍事實力又絕非單是經費的高低這麼簡單，單看方隊如此整齊，人人身高幾乎一致，便可看出中國的組織能力、控制力，與人口眾多所顯示出的優勢，國際觀察者自可解讀中國的領導層是處於權力高峰還是力不從心頻臨倒台的邊緣？這對香港某些政客的宣傳也有抑制作用。


提高軍隊地位 增強整體士氣

普京作為主賓，朴槿惠有特殊禮遇，但日本、菲律賓拒絕邀請，美國又企圖勸朴槿惠不來，都揭示出國際形勢的新局面。本來閱兵是「耀武揚威」的活動，觀看別國的閱兵，並非十分愉快之事，但今次仍有51個國家元首或代表前來，甚至有外國士兵參與閱兵，中國已無失面子。現在看來，中國的主要盟友是俄羅斯，大家都有共同利益，且經濟互補，南韓也可幫助抗衡日本的影響。

對內而言，軍事文化的影響卻是複雜。中國歷史上，除戰國時期幾乎全民皆外，中國一直缺兵。從東漢以降，歷朝帝國往往要加入大量「番兵」，才可補充兵源不足，此事困擾着中國的國防幾達二千年，已故歷史學大師雷海宗在《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中有詳細討論。中國的農民對參軍並非這麼有興趣，所以缺兵，而且兵在歷史上地位不高，有「好男不當兵」之說。但此種文化不但不利於國防，對社會發展也有負面影響。軍隊的文化與紀律要求下級服從上級，有命令一定要誓死執行，將領間可議論戰略戰術，但生死存亡之間，卻不容清談誤國，軍事決定要快而準，而且統帥對將士能做到如臂使指。

此種文化與科學探索所需的自由主義精神並不相符，一個高效的社會需要幾種平衡，決策明快與爭議共存，士兵地位崇高與限制其特權，尚武精神與愛好和平同為核心價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成功地推高軍士的地位，但特權也有助長軍中的貪腐，希望近年的打貪及閱兵都對軍隊起到整治。

(Sky Post 2015-9-4)

暴力與巧勁 中國經濟戰略的調整 (雷鼎鳴)

中央政府屢次提出，中國經濟會進入「新常態」，增長率不會如過去那麼高。股市從去年到今年6月急漲超過一倍多後，回落四成，期間出現中央「暴力救市」，接人民銀行又變相把人民幣貶值3%有多。

 

以前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幾乎毫無影響，但現在世界經濟的增長卻近半要靠中國支撐，中國的GDP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去年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這些因素，在在都使人不斷要問，中國經濟往何處去？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如何？

 

這些問題的答案不能靠信口胡說，要靠定量分析及了解中國國情，也要看其未來發展策略，缺一不可，否則又會如過去30年來大多數西方評論家一樣，幾乎全錯。

 

定量分析需要數據，但對沒有使用數據經驗的人而言，他們可能根本不知哪些數字可疑、哪些可靠？中國的確有些數據我們要小心看待，例如，政府的財政常有不納入預算的神秘開支；地方政府上報生產時，有時為求表現，會誇大數據，但涉及稅款時，個人或政府又有誘因壓低收入；進出口貿易中，有個別情況顯示出，有人把同一貨品出口後又再入口，以圖人為造大出入口數據。

 

孩子教育 最大投資

 

此類問題，在尚未算發達的國家十分普遍，但卻並非無法估量其影響。例如，進出口皆被造大卻未必能造大外貿盈餘，後者是出口與入口的差別，涉及要拿得出來的真金白銀，而且GDP 並不直接受出口或入口影響，只受貿易的盈餘或赤字影響。

 

其實，GDP 數據最大的誤區，在於不少生產活動都不可能納入GDP 的計算之中。本來，GDP 是社會生產總量的價值，但這些生產必須經過市場的交易才能記錄下來，例如在家烹飪是有價值的生產活動，但它不會記錄下來，但到飯店吃飯的開支卻納入了GDP。

 

對中國而言，最大的投資活動之一是家中對孩子的教育投資，但此種投資很大程度也無記錄，因此GDP會被低估，諾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便一直認為中國的GDP 被低估，原因在於沒有算入巨大的家庭內部進行的教育投資，而此種投資又對未來的經濟增長舉足輕重。

 

要唱好中國經濟的並非中國政府，去年世界銀行說中國GDP 已是世界第一時，李克強說這是在忽悠中國；中情局的世界事實書網站強調按匯率計算，中國的GDP 遠遠被低估了。但當世界多國經濟下行時，很多人卻又突然提出這是否因中國經濟增速減慢所引致。

 

若要找比較可靠的定量分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每12個月一次的國家報告較為有看頭，今年8月剛發表的長達過百頁的中國報告，包含了大量的最新數據與分析，並指出IMF與中國官方的看法有何相同或差別之處；我們不用一定同意報告的分析，但它很值得參考，卻是顯而易見的。它對中國的經濟前景傾向審慎樂觀，絕不如某些人所認為的中國經濟快將崩潰。我曾經估算過中國的生產函數，並以此為據分析中國未來的經濟，主要結論與IMF的並非完全相同，但大致吻合。

 

中國經濟下行的重要原因是出於她發展戰略上的改變，在過渡期間，增長率可能還會受壓一段時間。中國過去發展的戰略主要特點是什麼？現在的新戰略有什麼新變化？推動新戰略時操作上有否出問題？

 

30多年來除改革開放外，中國靠幾個因素不斷把經濟推向新高。第一是她有大量從農村而來的廉價勞工，他們被送入工廠，立刻生產，而且從中積累生產經驗，使技術不斷進步；此方法能充分利用自己優勢，成效快，經濟可立竿見影。

 

經濟策略 悄悄調整

 

反觀印度，她靠較高檔的資訊科技生產帶動經濟，但只有很小比例的印度人民能進入資訊科技工業，成效慢得多。中國的勞工成本上升後，卻可得到不斷湧入城市的農民補充勞工，大規模的城鎮化又為經濟增長提供新動力，近年工廠還逐步從沿海轉入內陸，開發新的勞工市場。製造業其實不但需要大量勞工，也需要龐大的資本。中國早已不用依靠外資，資金主要來自人民接近GDP 50%的極高儲蓄率。廉價勞工、城鎮化、高儲蓄可謂中國增長的鮮明特色。

 

上述的戰略近年已在悄悄地調整。最明顯的改變是經濟上的最大板塊本是第二產業，即製造業加上建造業，但現在已讓位予服務業。1980 年製造業加上建造業佔GDP 47.9%，2014年稍為下降至42.6%。

 

不過，1980年服務業只佔GDP的22.2%，2014年已升至48.2%，比第二產業更大。這不能說成是「去工業化」，但服務業愈來愈重要卻是明顯的趨勢。服務業有一優點，便是它比製造業更為勞動密集，生產同一產值的GDP，它需要多出30%的勞工，因此，若經濟往服務業轉型，就算GDP增長下行，也能創造出更多職位吸納從農村而來的勞工。低失業率對穩定社會十分重要。

 

中國的經濟轉型也包含着其他的元素。首先是產品中的技術含量慢慢提高，否則若光是靠低技術勞工，會遇到來自越南等地的強力競爭，但提高技術含量需要科研與教育的配合，這些都需要長時間才能生效。中國科研經費已超過GDP的2%，當中雖有水分，有些經費不一定直接與科研有關，但中國在國際上最頂尖的68份科研期刊發表的論文數量已居世界第二，在這些期刊發表文章，造假被揭發的風險較高，科研成果也較為受國際同行認可。

 

反貪工作 須打大虎

 

第二個配合因素是逐步把金融體制現代化。據IMF 報告所言，中國希望兩三年以內把人民幣變成自由浮動。金融體制現代化與匯率制度改革均非易事，看看最近的進退失據便可知，但其大方向卻沒有錯。第三個因素是希望逐步減低儲蓄率，增加消費比例。第四個是大張旗鼓繼續打貪。

 

上述的經濟從第二產業到服務業的轉型大計及與其相配合的輔助戰略都不能說是錯誤的，若成功，中國經濟可享有很長時間的高增長。不過，在時間拿捏和操作上，難度卻是絕對不低。發達經濟體的服務業一般佔GDP 70%以上（香港則接近90%），中國則還不到50%，空間與潛力都很大，這條路還可多走20年以上。但有幾點中國是要小心的。

 

一、現在還遠非去工業化的時候，製造業還須發展，否則中國等於把幾十年製造業所積累起來的優勢拱手讓人，十分不智。服務業發展需要很長的時間，期間製造業不應被破壞。人民幣若升值太快，會使生產成本增加，競爭力減弱，所以中國不應理會美國強要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過去一年多，人民幣兌歐羅、日圓、加元、澳元等的率皆升值兩成以上，現在應考慮一步到位，將其貶至低於其均衡價，然後才讓它自由浮動回升。

 

二、中國根本不用理會儲蓄率高企的現象。儲蓄率高意味現在消費會較低，但因儲蓄有利資金積累，推高經濟增長，所以將來的消費會較高。能夠把一生人消費總和的折現值最大化的儲蓄率叫「黃金儲蓄率」，而此儲蓄率的高低所在，要視乎生產效率是否進步較快，儲起的資金能否有效運用。我曾估算過，中國可以容納很高的儲蓄率，現近乎50%的總和儲蓄率與「黃金儲蓄率」頗為接近，政府不用插手。

 

三、反貪活動道德上十分正確，長期而言對經濟增長也有利。不過，貪污也是一種市場受到政府權力干擾扭曲後，順利運作所需的潤滑劑，缺此，經濟活動可能變得呆滯，各官員變成不敢做事或不肯做事。貪污是要打擊的，但應集中火力在大老虎身上，小蒼蠅則可要其悔過自新後考慮特赦一大部分。

 

放慢步伐 減少戰線

 

經濟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方向正確不一定等於成功，推動的時機、力度與操作手段都大有考究。九十年代東歐採用「震盪療法」，想一步到位走向市場化，結果社會承受不了，經濟陷入困境。從「暴力救市」可見，中國仍有用brute force 的思維，所謂brute force，可譯作「暴力」，但更準確的譯法是「蠻力」。

 

用蠻力去解決問題，效果與「震盪治療」一樣糟糕，很易出事，在金融市場中尤易造成波動。不用蠻力，便應用巧勁。國退民進，讓私人企業更易融資，更易進入市場自由競爭，可淘汰沒有效率的國企，並且可製造新的職位。《勞動法》中有條文令員工做滿10年便擁有鐵飯碗，這條文在2008年初落實，到今開始對企業已形成了拔身而退、早點開除員工的誘因。讓私人企業有更大發展空間及廢除《勞動法》中上述有關的條文，才是巧勁。

 

平情而論，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新方向十分合理，而且經過30 多年的努力後，中國已非昔日的吳下阿蒙，經濟實力已很雄厚。不過，這並不意味中國已很懂如何配置其已經變得雄厚的資源。在《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最初身懷「九陽神功」，內力深厚，卻不懂發力，要學懂了「乾坤大挪移」後才發揮出「九陽神功」的威力。中國已有實力，但巧勁不足，在經濟轉型中反容易欲速不達。放慢步伐，不同時開展太多戰線，更易成功。

(HKEJ 201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