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世界變得兩極對立? (雷鼎鳴)

近年香港社會趨於兩極化，這應是難以否定的事實。從網上不同群組互相對立的激烈言詞，到街頭上巴士上隨時可遇上的辱罵，又或佔中前後家庭成員或朋友之間的敵意性互不理睬，在在都指出香港社會比前撕裂，大大不利於經濟發展及人與人之間守望相助的和諧。

 

不同意見「雙峰」分布

 

兩極化如何定義或量度？四五年前我寫過好幾篇文章，指在較「正常」的社會，意見分布應是「單峰」的，即使各人意見不同，但持中間意見的人會較多，兩邊較偏的人會少一些，在此等社會，對立的情況不會嚴重。

 

但假若人民對同一事實的解讀太受自己的偏見所影響，他們會愈來愈分化，久而久之，持不同意見的變成「雙峰」分布，兩邊的人多，中間派減少甚至消失，雙方陣營解讀世事時，往往只看到自己有利的，與己信念相悖的事實卻會視而不見，社會中的情緒反應容易被挑起。

 

此種現象絕非香港獨有。歐美社會中的兩極對立一樣變得嚴重。歐洲不少國家的極左與極右影響都同時在增加，在選舉時我們往往要擔心某些國家的政權會否被極端黨派所奪。就算是美國的選舉，從前我們也很難想像極左的桑德斯與極右的特朗普都同時獲得很強的聲勢。

 

這便帶來一個啟示，既然兩極化不是香港獨有，而是世界上發達地區中頗為普遍的現象，那麼造成兩極化的原因不大可能只是本地因素，某些跨地域性的因素一定也在扮演重要角色。

 

經濟學家喜歡定量分析，若說兩極對立加劇了，我們先應有一種量度兩極對立的指數。去年有3位經濟學家，薄希來（Levi Boxell）、簡茲高（Matthew Gentzkow）及薩皮奧（Jesse Shapiro），倒是發表了一篇文章，通過過去數十年一些民意調查所用的9種不同的指標去量度美國社會的兩極對立程度，並把這9種指標的結果平均化弄成一個單一的兩極對立指標。

 

第一位作者應是一位研究生，第二及第三位作者都曾是芝大經濟教授，簡茲高更因研究傳媒及資訊而獲得過地位幾乎等同諾貝爾獎的克拉克獎章，年前被史丹福挖角。綜觀他們用的9個因素，大都是量度在黨派認同感、意識形態、宗教等領域中，對持相反意見者的敵視強度，敵視愈深，社會便愈兩極對立。

 

他們的第一個結果便是從1972到2012年，美國的兩極對立指數幾乎都在不斷上升，2012年的兩極對立指數遠高於1972年，反映出美國社會愈來愈分裂。

 

這個結果本身並無多大爭議性，它只是確認人們一早已知的事實。但什麼因素造成此等兩極化？過去幾十年，全球化及科技進步都是明顯不過的重要及持久性的變化，美國、香港以至世界不少地方的兩極化原因應該也從這兩種變化中尋找。

 

有些國家順應了全球化的趨勢，當中獲利甚豐，最大的得益者應是人數眾多的中國與印度，這兩個國家的人民，大批地擺脫貧困。不過，在歐美國家，雖有不少人也能從全球化中得利，賺得盤滿缽滿，但在普通人當中，收入分布是否更加不平均，仍頗有爭議。

 

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以前相對落後的國家已追了上來，發達國家的普通人在世界市場中已失去優勢，不一定競爭得過從後追上來的競爭對手，此種「後有追兵」的壓力會否促使他們思想走上偏鋒？我相信是可能的。

 

陷入一種認知孤立

 

香港不少評論人喜歡說貧富懸殊是造成社會分化的重要因素。此說有其道理，但卻不足夠。根據統計處的計算，住戶的稅後福利後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在1996年是0.429，在2016年是0.420，從這些結果可知，香港的收入分布一向不均，但近年卻稍有紓緩。

 

若我們認為香港兩極化現象加劇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布惡化，便會面對一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今天「基尼系數」比前稍降，如何可以說它推高了兩極對立？香港有數據計算收入的「基尼系數」，但沒有足夠數據計算資產的「基尼系數」，但從樓價如此高昂的態勢看來，是否擁有樓宇已經成為一道劃分貧富的鴻溝，而這鴻溝是比過去更深更寬的。

 

資產或財富分布不均是否已可解釋兩極化上升？歐美國家並無香港般的樓價問題，但兩極對立一樣愈來愈嚴重。在香港，有樓人士之間或是無樓人士之間，其意識形態或政治理念一樣可以是南轅北轍，資產的有無，似只可解釋人民的怨憤程度，卻未必能解釋他們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取向。因此，我相信全球化帶來的收入或資產財富的分布問題，並不足以解釋兩極對立指數的上升。

 

當代社會的另一大趨勢是科技的變化，尤其是資訊科技及社交媒體的出現。互聯網可能造成兩極對立，很多人對此都深信不疑。

 

2010年間，左翼的政治活動家巴利沙（Eli Pariser）製造了一個名詞「過濾泡沫」（Filter Bubbles），意指在網上搜尋器的影響下，電腦會掌握到我們喜歡什麼，因此，在搜尋資料時，電腦程式往往只會提供我有興趣的資料及認同的觀點，久而久之，我們會失去接觸我們並不喜歡的觀點，慢慢陷入一種認知的孤立中，不知人間何世，容易自以為是，把其他人都視為邪惡。

 

我們一旦跌入此陷阱，便容易情緒化。近日《科學》雜誌有篇文章，是麻省理工的幾位學者寫的，他們發現，虛構的假新聞流傳的速度和寬度都遠勝真實的新聞，如果假新聞能挑動一些人的情緒，那麼其影響力便更大了。

 

處於認知孤立中的人，更易接收無根據的煽情報道，自己的情緒升溫了，自然更易與不同己見的人對立起來，只喜歡在迴音廊中過活，圍爐取暖變為必須。世界首富蓋茨也慨嘆，社會媒體令想法接近的人聚在一起，這為世界製造的麻煩超出以前的想像，對民主政制有很大的破壞性。

 

漸受「過濾泡沫」衝擊

 

社交媒體是否促成「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人人都不自覺地被電腦程式各自洗了腦？我相信此種影響力是存在的，但上述薄、簡、薩三氏的論文卻對此提出質疑。他們的數據證實，75歲以上的長者上網或加入社交媒體的機會遠低於18至39歲的年輕人，但2012年的長者與1996年的長者相比，他們對持不同意見者的反感強度高了很多。

 

這裏我不使用「兩極化」一詞，原因是也許長者相互之間的對立程度不一定有明顯加劇，但他們對其他年齡群組中持不同意見的人卻更加反感。反觀在2012年18至39歲的人，他們對不同意見者的反感強度比起1996年的年輕人也有增加，但增加幅度比不上長者的幅度。

 

根據此等結果，我們或可下結論，2012年的長者並無受到互聯網社交媒體太多的直接影響，但他們比起1996年的長者卻有強烈得多的意見。2012年的年輕人是社交媒體的世代，1996年的年輕人卻不是，但兩代的年輕人意見的強度卻相差不遠，因此互聯網社交媒體並無多大影響。

 

這個結論是否可延伸至香港？這有兩個問題：一、美國與香港的歷史背景不同，2012年的長者很多都是六十年代反越戰的理想主義者或叛逆青年；但1996年的長者卻有不少是二次大戰期間的士兵，兩種人的人生背景不同；2012年的那批對意見相左者有更強的意見不足為奇，這與社交媒體倒不會有太大關係。

 

二、社交媒體及互聯網對年輕人的影響力可能有「溢外效應」，上述三氏的論文有資料顯示，1996年互聯網剛開始流行時，18至39歲年輕人的兩極對立指數便遠高於長者，此後大部分時間中，年輕人的指數還是高於長者，但長者的指數近年有所攀升，到了2012年，長者的指數超越了年輕人，但差別不算大。

 

對此現象的一種解讀是，年輕人接觸互聯網多，很快便受到「過濾泡沫」的衝擊，一部分人指數高企；長者雖不大用互聯網，但他們一樣可見到部分年輕人的激烈言行，認為這不符合他們的信念，十分不滿，這便慢慢推高了長者的兩極對立指數。

 

美國的研究並不能否定互聯網社交媒體對兩極對立有推波助瀾的效力，但也說明在互聯網這一因素以外，應該還有其他原因在製造兩極對立。香港的情況也許與美國不同，但我們對互聯網及社交媒體是否能通過「過濾泡沫」，使到不同人等的思想趨於偏頗，應該有所警惕。此種可能性恐怕社交媒體的創辦人當年也沒有想像到。

 

(HKEJ 2018-3-23)

人行要關心的兩個問題 (雷鼎鳴)

易綱本周接任了人民銀行行長的職位。人民銀行的決策，對中國及世界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在中國國力已經大漲的環境下，易網要面對來自哪些領域的挑戰呢？

去年11月，易綱來港宣傳十九大的精神，他約了我與內子在公開演講後的次天早上到他的酒店聚舊，分手前他把兩份不同內容的講稿給我，頭一份我已經在演講聽過，第二份重點介紹經濟結構及貨幣政策，我便多閱讀了點，其內容涉及多個範疇，但我較注意兩點，都是與人行角色及中國經濟轉型關係較大的。

審慎政策可增對人民幣信心

第一個範疇是貨幣政策。易綱相信市場力量，一直有參與構建利率與滙率的市場基礎。這個取向沒有錯，利率及滙率都應由市場決定，但貨幣與普通的貨物有重大的差別，其市場亦有甚特殊之處，政府應扮演多少角色，頗使人費心。一般貨物或商品，本身有使用價值，買賣時，雙方都對這些價值心裏有數，因此得以形成價格機制。但貨幣不同，一張張的鈔票或是銀行帳戶中一個個電子數碼紀錄，本身都是無用之物。為甚麼別人給我們幾張無用的紙幣，我們會願意用一些有用之商品與其交換？原因是我們相信這些紙幣（或銀行帳戶中的數字）將來也會被別人接受，我們也可用其購物。由此可見，貨幣的價格，即利率或滙率，是取決於人民對它有多大信心。現代貨幣基本上都沒有實物儲備（如黃金白銀）作為支撑，美國的鈔票更乾脆印上In God We Trust 一句，聯儲局倒也有自知之明。

信心這回事較為虛無，不易掌握。世界若對某國的貨幣失去信心，它的幣值隨時會大幅貶低，甚至會變成毫無價值。信心從何而來？是要看一國的國力及中央銀行長久以來的政策是否審慎。若要市場力量發揮良性作用，便必需要營造一種貨幣政策穩定審慎的形象，若政策多變，政府事事強行出手，以為可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反而會侵損其審慎穩定形象。經濟大師佛利民因此建議過，貨幣量一定要由政府控制，而且要處變不驚，無論經濟發生何事，都只容許美國的貨幣每年以4%的速度增長。中國近期的貨幣增長速度約在9%上下，大致符合中國國情。易綱本人便是一個審慎的形象，應有利提升世界人民對人民幣的信心。

應精挑更有效益的項目投資

第二個範疇是投資的規模。人民幣M2的總量今年2月已達173萬億元，折合為27萬億美元左右，大約等於美國M2的兩倍，當世第一。中國企業的融資來源中，在2016年，股權與債券融資的比例加起來才是23.82%，由此可見，企業直接向銀行借貸才是融資的主要方法，人行負責人關心投資的方向與規模，是應有之義。

易綱認為要「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過去依靠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可持續」。優化供給結構，即不胡亂選取投資項目，當然正確，沒有甚麼好反對的。我一向認為，投資前要作好成本效益估算，有好的社會回報及企業回報才可進行投資，但中國是否不需要搞大規模投資，或是大幅削減投資佔GDP的比重呢？此事需小心計算。

中國的經濟增長成績驕人，但近年超過7成的增長動力來自資本的快速積累，所以減低投資比例會對經濟增長有重大影響。中國投資佔GDP的比例大約是43%，這是很高的比例，反映中國人願意犧牲今天的消費以換取更好的明天。但43%是否過高呢？要知道，投資太多，便要減損今天的消費；投資太少，今天雖可多點消費享樂，但經濟會因缺乏投資而放慢，將來便沒有多少本錢去支持消費了。經濟學中有消費黃金準則的概念，要找出最優的投資比例，以致未來幾十年的總消費量（折現值）達到最大。

我曾經算過，以現時中國生產力進步的速度看來，投資佔GDP的比例訂定在41%最為適宜，合乎黃金準則，而這準則與現時實際的43%的比例十分接近。這說明中國根本不用刻意去減低投資比重，但挑選更有效益的項目卻是對的。

(Sky Post 2018-3-23)

 

 

 

 

 

 

 

我所知的易綱二三事 (雷鼎鳴)

  易綱終於當上人民銀行行長，這是中國最重要，對世界影響力最大的職位之一。人行的決策可以興邦可以喪邦，對世界財富的配置有強大作用，從此他的言論更會受人注意，甚或是更被捕風捉影。他是否適合當這個職位？內地雖人才輩出，我還是認為他是非常適合的人選。

 

  我認識易綱超過三十七年，深知他為人謹慎低調，此種性格是中央銀行行長所必備的。去年十一月他代表中央來港宣講十九大的精神，「團結香港基金」主辦了一個大型演講會，找我當主持。演講會次天，我到他酒店聚舊，單刀直入問他會否做行長，他的答案可圈可點，他認為「不能說完全沒有機會，但機會不高」，我追問他有多高，他說十分一左右。此種答案應如何解讀？這是要看誰說的。愛吹牛的人若這樣說，我們可斷言他毫無機會，但以易綱的性格，我立時解讀為機會極高，今天我不能不佩服自己判斷力之準也！

 

  易綱是有見識之人。我與他相識於微時，當年明尼蘇達州有個華人組織及中國同學會在科莫公園（Como Park）搞了個郊遊活動，我在那裏第一次認識他，一見如故。當年極少內地學生能夠到美國留學，明州的漢姆林大學（Hamline University）有位關心祖國的魯教授，說服了學校每年從北京大學取錄幾名交換生，易與他的兩位很有性格的室友顧援朝及丁克儉因成績優異，是第一批被選拔到那裏的本科交換生。我與內子都喜歡吃美國大學宿舍的餐，有一段頗長時間，一到周五晚便驅車到他們學校，吃畢便到他們三人的宿舍房間吹水，無所不談，但多是國家大事。記憶所及，易有大志，說將來想當總理。有句名言：「不想當將軍的士兵都不是好士兵」，以此推論，不想當總理的公務員也不是好公務員，蓋因將軍或總理思考問題時都要從大局出發，只顧眼前一畝三分地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易綱顯然是胸懷全國及世界之人。記得當時也問過他在下鄉當知青時有無跟別人打架，他說有。知青是磨練人的經歷，易文靜身影內所包藏的，是一顆敢於捍衛權益的心。

 

  在一九八○年底，香港有幾十位關心社會科學及中國的朋友，在普林斯頓舉辦了一個國事研討營，參與者不乏今天的名家。我們明州一行六人開車二十多小時經芝加哥直剷至紐約市，易綱有同行，我繼承保釣時期遺風，把他安排在朋友的朋友家中用睡袋在地板上過夜。研討營用廣東話進行，易只聽得懂小部份，但這無損他領會到那年代香港知識份子關心中國的情懷。易在營中十分感慨，發表了一些熱情洋溢的說話，他愛國熱血之心，無可爭議。似乎從此以後，他對港人的觀感都十分正面，去年中央找他來港宣講，似非無故。

 

  易綱在美國及北大都當過經濟教授，也是人民銀行的第一個海歸。北大的學生十分尊敬他，我一九九九年春在北大訪問一個學期，易當時已身兼兩職，在人行及北大工作，他生日時學生還為他開生日會。但學者多有個習慣，便是凡事都喜歡將其背後的道理詳細向別人解說。此種習慣對易有利有不利，過去二十年，易常在電視上解釋政策，在國際財經界，他長期扮演着中國官方政策解釋者的角色，而且似乎建立了不少國際人脈關係，他的誠懇低調，應得到別人信任。但中央銀行行長的話語影響太大不能多言，將來在公開場合我們便再沒有太多機會聽到他對世事的分析了。

 

(Headline Daily 2018-3-23)

假如美國發動貿易戰 (雷鼎鳴)

特朗普早前說要對進口美國的鋼及鋁徵收關稅，有人認為目標是要對付中國，但中國出口到美國的鋼及鋁數量不多，美國的關稅根本減少不了多少美國與華貿易的赤字。既然特朗普聲稱他若發動貿易戰會很易得到勝利，我們倒要評估一下貿易戰若一旦發動起來，對中國、美國及世界有甚麼影響。

美對華貿赤數字有誇大

據美國官方數字，2017年美國對中國貿易共錄得3,752億美元的赤字，特朗普對此覺得十分失威，貿易戰的目的應是減低或消除此等貿赤。但這3,752億元是否能反映到真正的貿易情況？應該沒有。

現代的國際貿易早已經碎片化，舉個例子，內地造一部蘋果手機，在過去幾乎所有的零件都是進口的，內地只是負責加工組裝。在十多年前，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有人估計，一部價值600美元的手機，內地所貢獻的附增值只有10美元。換言之，中國出口一部手機，外貿統計數字雖然是幾百美元，但如果減除了進口的零件，中國只是出口了10美元。

十多年前，劉遵義、鄭國漢及多位同行，曾對中美貿易的赤字究竟有多少，做過深入的研究，他們發現，中國出口1,000美元貨品到美國時，平均實際上只是出口了368美元的附增值，而美國每出口1,000美元時，卻是輸出了873美元的附增值，比例上遠超中國，按此等估算結果調整了中美的貿易數據後，他們認為在2005年美國對華的真正貿赤只是396億美元，還不到當年官方統計2,016億元貿赤的五分之一。

舊同事鄧希偉教授前年有論文分析中國出口商品的本土成分。如上所述，出口的商品中有一部分其實是對外來進口品的加工組裝，並非全部本土製造，鄧把本土的含量計算出來，發現從2000年到2007年，本土含量的比重由65%增至75%。

為甚麼比重會增加？這是因為中國連零件或部件的製造也有長足進步，例如造一部電腦出來，慢慢地可自力更生，不少零件都可低成本地自己製造，不用進口。若然如此，中國與美國貿易在2017年所得的3,752億元貿易盈餘，不用刪走五分之四這麼多，我估計若用附增值計算，中國對美的盈餘當在1,000億美元以上。  

倘若美國發動大規模的貿易戰，中國當然會有損失，但美國一樣得不償失，甚至頗為吃虧。首先，中國必定會回敬美國，對美出口到中國的產品施以重稅。又因美國若設置障礙，影響到中國的出口，那麼中國便必會減少從別國進口零件，貿易戰不可能只針對一個國家，而是快速擴散開去。

更重要的是，貿易赤字本身不一定有害。假設中國從美國貿易中得到100億元順差，亦即美國有對華貿赤100億元。中國拿着這100億元可以有幾種處理方法。

貿易戰惡果將擴散全球

第一是有一部分放在銀行當作儲備，若是這樣，美國便十分得益，美國只是開動了印鈔機印出100億元，便可把中國人民辛苦生產出來的商品買走用作消費，這是很便宜的事。

第二是拿盈餘賺回來的錢到美國投資，美國也沒有吃虧，中國只是在商品貿易上少買了美國貨，但卻勇於買美國的資產。

第三是把盈餘借予美國，最典型的便是買美國政府債券。中國若沒有貿易盈餘，便沒有這麼多錢買美國債券，或甚至要沽出從前買入的債券了。這會推高美國的利率，衝擊美國的經濟。要知道，中國擁有的美債，早已超過1萬億美元。

由此可見，美國如果發動貿易戰，中美雙方都會蒙受其害，其他國家也會因國際生產程序的互相依存，而被殃及池魚。

特朗普的謀臣也明白此等後果，但看來特朗普此人頗為瘋癲，傷敵八百而自損一千的笨事也可能出現。他所委任的白宮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Peter Navarro）在經濟學界地位低微，但為人好戰，搞出一場世界貿易大戰並不奇怪，我們宜將此等風險考慮在內。

(Sky Post 2018-3-16)

 

 

 

 

 

外資有無流出香港？ (雷鼎鳴)

　　過去一兩星期港元兌美元稍有貶值，匯率在三月八日貶至7.8397，接近金管局出手干預的7.85界線，頗引起市場關注。

　　港幣貶值，應是反映有資金流出。事實也如此，從今年二月十五日到三月十三日，香港的貨幣基礎減少了211.6億港元，這意味這段時間內，資金淨流出了相同的數量。對金管局而言，貨幣基礎是它的負債，外匯儲備卻是資產，資金流出，金管局的資產與負債都會同步減少，用近年流行的術語說，現在是「縮表」了。

　　香港實行的貨幣制度是「貨幣局」（currency board），按照貨幣局的規則，若香港的發鈔銀行要多發7.8港元的鈔票，必須先把1美元經銀行體制交到金管局處換取到相應的「負債證明書」（CI）。因此，流入香港的外資愈多，發行的鈔票便愈多，鈔票多了，經過銀行的乘數效應，包含了銀行存款在內的貨幣供應量也會增加。金管局對港元現鈔有百分之百的美元作擔保，但總貨幣供應量多倍於流通的現鈔，香港的外匯儲備並不足以百分百保證港元匯率，若港元被大量沽出，理論上金管局並無足夠彈藥維持到7.8左右的匯率。在九八年九月以後，金管局改變制度，對港元匯率的擔保從現鈔擴展至整個貨幣基礎，後者包含了現鈔、各銀行於金管局所開設戶口的總結餘，及外匯基金票據。這些改變，在二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時曾經歷過不少辯論。

　　近月資金淨流出等於二百餘億港元，有無嚴重性？港元是否安全？應沒有嚴重性。二○○八年金融海嘯出現後，美國用量化寬鬆多發貨幣的策略應付之。這些多出的貨幣並無多少留在美國流通，其中不少倒是在世界不同地方遊走。從二○○八年八月至二○○九年十一月，香港淨流入了6523億港元的外匯，若這些資金變成支撐新發行鈔票的儲備，香港的鈔票量將會增加240%以上，通脹亦會極為驚人。當時金管局用外匯基金票據的辦法把超過六成的新增鈔票都借回來，不讓其流通，另外的一兩成資金則存放於銀行總結餘中，以保證資金突然流出時，銀行有外匯可應付市場沽售港元。幾年過後，資金倒沒有大量流出，從二○○八年八月到今年三月十三日，貨幣基礎淨增了13727億，數量龐大，近日流出的二百餘億元，還不到這幾年流入總量的六十分之一，根本構成不了甚麼威脅。

　　其實有資金流出是好事。這九年來流入的資金太多了，香港的資產價格高昂與有這麼多錢停留在此不會沒有關係。現時的問題是流走掉的資金太少，不是太多。若是資金流出的速度加快，銀行結餘中的近1800億元可以迅速應付到兌換，更多的流出也有過萬億外匯基金票據背外的外匯可保持港元安全，整個資金流出的過程會有如流入時一樣，只是方向逆反了。就算流走了一萬三千多億，也只是回到二○○八年貨幣的狀態而已，沒有甚麼大不了。但看情況，就算美國加息，大部份資金似也不願離去。

(Headline Daily 2018-3-16)

從派錢、醫療、樓市評新預算案 (雷鼎鳴)

每年的財政預算案，都是政府總結經濟表現，展望未來，及宣布新財政政策的平台。記憶所及，每次預算案都會引起社會爭議。這裏只討論三點較重要的議題。

 

第一點是應否「派錢」。預算案公布之前，社會早已知悉今年會錄得巨大盈餘，市民的期望立時便變得很高。因為立法會補選在即，多個政黨為了爭取支持，都贊成或不反對「派錢」，這當中恐怕也受民粹主義的影響。我討厭民粹主義，認為它是社會的破壞力量，但我卻不反對有節制地「派錢」，原因與民粹主義無關。

 

「派錢」有優點也有缺點。政府去年盈餘1380億，主要原因是賣地及印花稅收入遠高於預期，但這些收入都是暫時性及政府無法預計的「意外之財」。暫時性意味著政府不應將這些收入用作經常性開支，否則將來容易出現財赤；無法預計則等於說，政府今年徵收的稅款超過它原來推算的金額。而這筆額外的稅款收入該如何運用？政府理應將它儲起來，以應對將來可能再次出現的財政赤字；也可用來投資香港的未來，推動經濟發展。

 

但市民認為，既然賣地和印花稅收入這麼多，而樓價又不斷飆升，政府為何不把多賺的幾百億元還富於民？

 

盈餘大增宜還富於民

 

我一向認為還富於民、藏富於民較藏富於政府更為優勝，原因是我認為市民管理自己的財富時，較政府管理他人財富時更理性更小心。這不是說政府官員不善理財，也不是說政府推行的項目一定錯。事實上，政府推動的某些項目，例如高鐵，因為經得起成本效益的檢驗，我十分支持。但香港政治環境卻出現頗為惡劣的情況，即使政府有著足夠專業的理據，在立法會爭取撥款時，也會遭到反對派議員以「拉布」方式無理阻撓，例如大量基建項目撥款申請一直被拖延，無法上馬動工。在一個政治清明的社會，大政府也不一定做得好（大政府很可能違反基本法107及108條），現在若把更多的資源留給政府，等於向那些「拉布」議員送上更多的籌碼，是不聰明的做法。多點財富藏於民間，可使資源更有效配置。

 

我們當然不能忘記香港人口正迅速老化，政府未來需要投入大量資金應付此局面，若現在不審慎理財，財赤及欠債均會提早出現，而政府以控制開支增長方式應對未來的財赤，總比增加徵稅款合理。

 

我雖不反對「派錢」，但也認為此舉不能過火， 「派錢」方法亦不一定是全民派發六千元或其他金額，也可考慮以不同方法惠及不同階層的市民。例如今次預算案建議寬免四季差餉，該措施只有業主得益；以往的電費補貼措施，財爺卻認為不利環保，未有再次推行。

 

其實財爺大可放心，電費補貼是可以不利環保，亦可以毫無影響，主要視乎政府發放補貼的方式。若補貼金額與用電量掛鈎，用電愈多補貼愈多，即電費變相減價，這便不環保；若不論用電量多寡劃一提供相同的補貼金，市民則無額外耗電的誘因。

 

第二點是醫療。2016年施政報告已撥出2千億元作十年醫院發展計劃，今年的預算案再建議預留3千億作第二期十年醫院發展之用。人口老化已是板上釘釘之事，這些錢是用得其所的。但是香港醫療系統的根本問題是醫護人手不足。2016年香港共有14013名註冊醫生，平均每千人有1.9位醫生，與美國的2.95名、歐盟的3名以上差距頗大。

 

近年香港本地醫科畢業生數量已有所增加，每年達470人，但只要計算一下，便知供應仍遠不及需求。假設每名醫生平均工作40年，那麼現時的1萬4千多醫生平均每年便有約350人退休。新畢業扣減退休人數，等於每年只新增約120名醫生，不及醫生總數的1%，但歐美等地人均醫生的數量卻比香港高出超過50%。換言之，香港要追50年才可追近歐美，這尚未算及未來人口老化及人口稍為增長導致對醫生的需求上升。

 

香港醫學界的保護主義幾乎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例如在美國或新加坡便有大量外地醫學院畢業生在當地執業，香港的情況卻較為罕見，部分醫學界人士一直排拒外地醫生在港執業。稍為幸運的是，隨著機械人和人工智能技術日益發達、成熟，未來部分醫生工作或能由科技代勞，這或可稍減輕醫生不足的壓力。

 

第三點是房屋問題。預算案對此著墨不多，原因或許是造成高房價的關鍵問題是土地供應不足，而「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諮詢工作要四月中才展開，現時談樓價為時尚早也。

 

四成首期阻市民置業

 

不過，據我所知，有不少經濟學者對於政府所設買樓時首期要付四成的政策卻頗有微詞，預算案倒也沒有提及這方面的批評。政府設下四成首期的理據不外乎兩原因：一是怕樓價大跌會產生大量負資產個案，衝擊銀行體系的穩定性； 二是受父愛主義（paternalism）影響，以為阻止市民置業可保護市民及防止樓價不斷攀升。

 

這兩點原因雖出於善意，但後果卻不是這麼一回事。四成首期意味著很多市民買不起樓，以過去幾年樓價升幅來算，這政策不啻是阻住了一些人通過買樓而發達，發展商有見及此，自行為買家提供二按，減低他們的入市門檻。如此一來，二手市場的賣家與地產商競爭便更形成劣勢，地產商的議價能力更大，一手樓價更高。

 

倘若今天取消這項四成首期政策，樓市會怎樣？我相信一手樓的價格會受壓，但更多的人從此買得起二手樓，後者的樓價或會更高，但這總比永遠買不到樓，看著樓價不斷上升的乾焦急要好。

 

政府是否有勇氣這樣做？它會因為不能掌握市民的心理如何變化不敢做，這好比自己跳進親手挖掘的地洞而爬不上來，問題是這個洞根本不用挖掘。

 

(TKP 2018-3-9)

特朗普加關稅益誰損誰？ (雷鼎鳴)

　　特朗普要對美國進口的鋼材徵收百分之二十五的關稅，鋁則徵收百分之十，原因是別人賣給美國的鋼與鋁太便宜，美國這方面的工廠競爭不過，要保護。

　　這是很錯誤的經濟邏輯。別人廉價賣東西給你，你卻嫌它太便宜，要對方加價，怎會有這樣的消費者？有人可以這樣說，對方現在平賣，是想搶佔市場，只要競爭者都倒下，對手就會加價了。這也說不通，鋼與鋁世界有多處地方都有生產，某國就算搶佔了市場，只要一加價，市場又會被別國奪回，在國際貿易上要獨佔市場，謀取壟斷利潤，哪有這麼容易？

　　今次特朗普加稅，甚麼人得益？甚麼人損失？美國的鋼材消費者是一定損失的，因為他們要付更高的價錢，而且因為供求關係，消費的量會減低。政府倒是賺的，它多了稅款。向美國出口的商人有損失，他們能收取的價格，會因徵稅而被壓低，而且賣出的量也會減少。這便是為甚麼多國政府都對特朗普此政策大加指責。美國損了人，但是否一定利己？倒不是，政府所賺的不一定補償到消費者的損失。倘若別國為了報復，而對美國出口到它們那裏去的產品也徵稅，美國則肯定也會吃虧。

　　美國鋼與鋁的消費者是誰？他們可不是一般的人民，而是使用鋁或鋼的工業。美國鋁業與鋼鐵業的工人約有十四萬人，但使用鋁鋼的工業卻僱用六百五十萬人，為了保護十四萬人而打擊僱有六百多萬人的工業，不知特朗普怎樣算？

　　有人說此政策是要打擊中國，因為中國生產着世界一半的鋼。但中國的鋁鋼業幾乎早已放棄了美國，中國的鋁加上鋼，其實很少輸到美國去，加起來還不夠一百億美元，佔中國十一萬億美元GDP的比重低至可以不理。美國的加稅，不會使中國有甚麼感覺。但加拿大、韓國等金屬輸出國，受影響卻大得多。從另一角度看，中國還有可能有得益。中國年產十六億噸鋼鐵，產能過多，乘此機會大力削減一下有好處，中國的環境也可少受破壞。

　　特朗普老是在埋怨美國有貿易赤字，覺得美國是被人佔了便宜，其實剛好相反。貿赤等於美國出口了少量的貨物後，可換回大量的入口貨物，美國是淨賺了。為何別國肯吃這樣的虧？因為美元可以作它們的儲備貨幣。美國可以開動印鈔機，把一張張沒有價值的紙張變成美元，再以之換取有價值的商品。這是無本生利的方法，別國羨慕也來不及，美國還有甚麼好埋怨的？人民幣將來若有美元的地位，一樣也可過過貿赤的癮！不過，若美國的產品競爭力不濟，貿赤後再帶來美元大幅貶值，別人不再這麼樂意以美元作儲備，那麼它的好日子也不會長。

(Headline Daily 2018-3-9)

 

港人工作有無性別歧視？ (雷鼎鳴)

三八婦女節剛過．這或許也是適當時機檢視香港的職場有無歧視女性。這問題不能簡單回答，要看證據。

首先，看看香港政府的官員。最高級的4位有2位是女性，局長中男的較多，但常秘中女士卻是不少，政府內的性別歧視看似不明顯。

我有位朋友，是資深的電影製片人，他曾詳細告訴我各大明星的身價。我十分驚訝的是男明星酬金往往高出女明星數倍，功夫明星因為有世界市場，片酬更是厲害。這是性別歧視還是市場導向？應是後者。原來願意跑到戲院看電影的多是年輕男女，而挑選看哪一套電影的話事人多是女方，男的不敢反抗，女明星對女士無甚吸引力，最漂亮的並不討好，反而鄰家女孩模樣的會更被接受，容易走紅。此等識見，應是行內人才說得出來。

大學將湧現大量女教授

在學術界中，女性教授人數較少，但我過去經驗中，同事討論聘請誰人，真的不會考慮性別，若是有的話，可能還會更想僱用她們，以提升女性比率。我相信女教授比例較低的原因是完成博士的女性較少，但近年這已有急劇的變化，將來大學中一定會湧現大量女教授。

上述是個別行業的情況，香港的總體情形又如何？我們可以狹義地把性別歧視看作是同工不同酬，或同等的資歷下男女薪酬有差別。香港歷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正可幫助我們解答此問題。

一個人的薪酬自然是受到多種因素所決定，以包括香港在內的世界多個社會的實證研究看來，教育及工作經驗都有非常大的影響力。我用過計量經濟學的回歸分析法及2016年人口普查的5%樣本估算過香港的所謂「入息函數」（Earnings Function），發現在相同的教育年數及工作年數下，女性薪酬平均比男性低17%。在數據分析前，我已把外傭及部分可能只做兼職的人刪掉，以減少誤差。

我們可把估算處理得更細緻一點。結果顯示，女性在校讀書的效率比男性高，每多讀一年書對收入的正面影響大於男性，但在工作年數上，男性則更能據此而加薪。

若男女雙方都沒工作過，但都剛讀畢12年書，那麼女的薪金比男的低10.4%；若他們都工作了20年，則女的要比男的低14.6%。至於讀了16年書的大學畢業生，雙方都沒有工作經驗時，女的薪金要低6.5%；40年後，差距會擴至18.2%。

男性在職場上較有優勢

這些結果，在在都顯示出男性在職場上較有優勢，但教育對女性的幫助較大。但這又是否一定等同於性別歧視？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不能否定其他的解釋。

有些女性可能因生育問題，又或較用心照顧子女而對事業專注較少，以致影響收入。我們若看看國外的一些情況，也可發現其他的解釋。

哈佛一位經濟女教授高典（Claudia Goldin）年多前被訪問時，直言美國全職工作的女性與男性相比，平均收入低了22%。這個差距比香港的17%大得多。為何如此？

高典認為與市場中的薪酬結構有關。一個人工作的時數愈長，他的薪酬不止會更多，而且上升的幅度大於工時上升的幅度。

換言之，一個每周工作70小時的人，收入會多於兩名每周工作35小時的人的收入總和。美國的女性一般較不願意每周工時太長，所以她們的時薪也比不上男性。香港是否如此？人口普查的數據不夠詳盡，回答不了這問題，但值得更進一步的研究。

(Sky Post 2018-3-9)

 

 

 

中梵建交背後的是非角力 (雷鼎鳴)

中國與梵蒂岡若成功建交，將會是涉及20多億人口兩個迥然不同的文明的最近距離的相遇，必會成為歷史性大事。1月底我心血來潮，在旅途中做了點研究，撰就有關〈中華禮儀之爭與衝突處理〉一文（刊1月30日《信報》），目的正是要從歷史中學習，中梵間衝突如何可化解。

 

不料自刊出那一天開始，香港就此問題卻是無風生浪。陳日君樞機公開反對建交，在幾種媒體上大罵教廷的國務卿帕羅林（Pietro Parolin）樞機思想中了毒，沒有信仰，只顧自己功業，出賣了教會，把教宗蒙在鼓裏。按其邏輯，只是差點沒說出帕氏欺上瞞下，教宗則是老糊塗而已。接著香港一些已半退出江湖的政客又搞簽名運動，要教廷懸崖勒馬云云。

 

最煽動情緒的是，陳日君聲稱有內地忠於教廷的「地下教會」主教向他哭訴，說教廷要逼使兩位「地下教會」主教退下火線，讓位予親政府的愛國教會人士當主教。

 

一位在天主教會內有等同「親王」地位的主教有如此嚴重的指控，自然引起國際注目。教廷似乎頗為不滿，先有聲明不點名指陳混淆視聽，繼續更有幾篇半官方文章表達教廷對事態的分析和立場，有些文章的措詞也頗為強烈。如此刀槍劍影，恐怕在近代宗教史也不多見。

 

拿破崙行徑引起改革

 

我們是局外人，但中梵建交有世界意義，值得我們留意。分析問題，首先便要搞清事實，並與情緒波動保持距離。現在發表的資料已很多，我們不難研判情況。第一個要搞清的事實是，歷史上誰有權委任主教。中梵之爭的一個焦點是，內地主教應由教廷委任還是由中國政府決定，現在傳聞的協議似乎是中國官方提名，教廷則決定是否接納。

 

以陳日君為代表的派系認為，此乃離經叛道，沒有先例。但駐曼谷的一位耶穌會神父蓋利（Fr. Michael Kelly, SJ）近日卻撰文直斥陳日君搞錯歷史，並建議他抽點時間讀讀書，降低自己的情緒。

 

蓋利的版本是這樣：在十九世紀初之前，主教的委任權基本上都在各國國王手上。1493年西班牙與葡萄牙在地球上劃了線，美洲除了巴西外，殖民地都歸西班牙，亞洲除了菲律賓外，盡屬葡萄牙；這些地方的主教委任權直至二十世紀中，都是這兩國的國王說了算。在十九世紀初，最多只有2%到5%的主教由教宗委任。不過，1804年拿破崙加冕時，他把王冠從教宗處拿來，自己一手把它放在頭上；他又拒絕梵蒂岡對40名主教的提名。教廷受辱，才決定建立自己的主教委任權。在過去200年中，逐步形成一種制度，地區教會推薦3個名字到教廷，後者經評審後，再向教宗推薦最佳的一人。

 

此段歷史，我從前早已聽說過，現在蓋利神父詳細印證，不由我不信。由此可知，他的確有資格批評陳日君不懂歷史。根據虛假想像，大造文章，自己生氣，何苦由來？

 

第二個事實是，「地下教會」中人是否都不想中梵建交，並要陳日君代表他們發聲？不希望建交的人，我相信是有的，但實際情況恐怕絕不簡單。

 

常在《梵蒂岡內部通訊》（Vatican Insider）撰文的記者瓦倫特（Gianni Valente）曾訪問過好些「地下教會」的主教，他們全部支持建交。其中一位重要的「地下主教」叫魏景義，因為坐過共產黨的牢，所以在「地下教會」中很有地位，但他於2月16日受訪時，卻懇請香港、澳門、台灣或大陸以外的朋友，千萬不要自稱能代表內地的地下信眾，他認為根本無人能代表得了「地下教會」。

 

他又表示，無論教廷在中梵關係上作什麼決定，他都會跟從教宗。至於給前任教宗「絕罰」的地上主教，可否重做主教？他認為既然教宗有權解除其「絕罰」，再委任他們重做主教並無問題，反正教會一向主張寬恕。

 

上文提到「地下教會」情況殊不簡單，是因為《梵蒂岡內部通訊》2月8日有篇報道，直指有位被迫退位的所謂地下主教、即87歲的汕頭主教莊建堅，其實根本算不上是地下主教，因為汕頭這地區並無「地下教會」這回事，莊雖已登記為神父，但政府也不承認他。

 

在此地，說客家話與說潮州話的兩派人互有爭執，非常分化，雙方都想自己的一派有人當主教。我們外人不易搞通他們的權力鬥爭，但從教廷的角度看，整頓一下這地區的教會，要一些主教退位讓賢，沒有任何不當。《梵蒂岡內部通訊》便認為利用此事煽情，是某些勢力早經編排的策略，在他們煽情時，卻故意抹掉一些細節。

 

可作推動「一帶一路」

 

搞清楚事實，有助我們重回清明的思想，可再探索一些更有意義的問題。為何中梵要建交？建交的理由有低層次與高層次之分。

 

對教會而言，低層次的理由是中國是13億人的大國，卻只有幾百萬天主教徒，而且又分化成地下地上，殊不理想，建交即可改善情況，像其他宗教般，在內地可以大展拳腳。

 

對相信無神論的中央政府而言，建交可使「地下地會」升上地面，易於管理，對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有幫助。但中國肯定也有人反對建交，波蘭政府於八十年代末期被推翻，天主教會便扮演重要角色。不過，天主教會也支持古巴的卡斯特羅政府。由此可見，天主教並不見得是個顛覆國家組織，與它建交也無妨。

 

從高層次的角度看，教宗看重的可能並非區區的幾百萬信眾。有位在人民大學做研究的中國通及墨子專家，叫郗士兵（Francesco Sisci），他是意大利人，2016年1月28日，曾就中國問題專門訪問過教宗方濟各。

 

從教宗的訪問中，可見他最關心的是全球70億人，而且認為天主教會有責任要尊重所有的人類文明，對中國文化，他更懷有最高的敬意，代表著西方文明的天主教與中華文明遇上了，他認為是頭等大事。在訪問中他提過曾在飛機上飛越中國，那時他少有地情緒極度激動。從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天主教在國際上代表著一種超級軟實力，習近平在兩年多前訪美，便曾見識過美國人民對這位方濟各教宗是如何的著迷。

 

幾年前我兩次到訪梵蒂岡時，便感受到羅馬人民對若望保祿二世和方濟各都當成是聖人，對本篤十六世卻不甚理會。按教廷既然處處流露出對中華文明的深愛和尊重，此等軟實力可用之於推動「一帶一路」及提升國際形象，所以中國對梵蒂岡也不是沒有興趣結交。

 

從上述這篇訪問中，我們可窺見不少教宗的內心世界。他早年讀過利瑪竇的生平。上月我在拙作中談過利瑪竇的思想，他不但極尊崇中華文化，而且是一個思想毫不教條的現實主義者。教宗方濟各認為自己與利氏的想法一致，這兩位耶穌會的傑出人士都認為與中國對話，而且尊重中國，才是唯一可行之路。

 

教宗又認為中國的發展十分積極正面，世界根本不應畏懼這個擁有古老智慧的民族及其復興。教宗也是一個懂藝術的人，他喜歡耶穌會士、清代康雍乾三朝的宮廷畫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i），欣賞他能掌握中西美術的技巧，把美表達出來。

 

送贈中國碑傳遞訊息

 

至於中國社會，他也有深層次的了解，例如談到一孩政策及人口老化時，他便顯露其智慧。利瑪竇是中國歷史上最懂中國的超級傳教士，把教宗這位利瑪竇的隔代知音當作是不懂中國、任人擺弄的老糊塗，絕對是一種無知誤判。

 

若以思想層次和氣度作標準，教宗的基於現實主義的靈活性和胸襟，加上他不拘小節，與《倚天》中的張三丰頗為相似。至於陳日君樞機，經常以「漢賊不兩立」、自命正義、嫉惡如仇的態度看世事，活脫脫的便是一位滅絕師太！

 

這兩年來，教廷與中國已出現過什麼互動？從上述2016年初教宗特別安排的訪問看來，他早已為對華的態度和政策制訂方針，他才是真正的定調者；最重要的執行者，當然是梵蒂岡國務卿帕羅林樞機。在2月18日的一篇文章中，郗士兵對這兩年發生的事有很仔細的描述。

 

2016年3月，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應邀訪問梵蒂岡，對那裏的藝術藏品深為讚嘆，不少展品是中國的藝術品，梵蒂岡希望以此顯示對中國的關心重視。8月，湯漢樞機發表文告，點出主教任命問題可以如何解決；接著《環球時報》發表4篇文章，顯示對中梵關係的重視；8月，習近平送了一塊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複製品給梵蒂岡，這塊公元781年刻有漢字和敘利亞文的石碑，記載著唐太宗時羅馬（大秦）的景教（基督教派之一）傳來中國的情況。

 

此禮物被解讀為一個訊息：習近平想告訴梵蒂岡，基督教文明早已傳入中國，已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部分；接著，跟進中國問題20年的帕羅林，以神職人員而不是外交家的身份發表一篇演說，主題是一位被封聖不久的樞機剛恆毅（Celso Costantini, 1876-1958），此人大有來頭，提到他亦別具心意。剛恆毅何許人也？這有點歷史。

 

十八世紀初，教廷頒布詔諭，嚴禁教眾遵守「利瑪竇規矩」，即祀孔祭祖，稱天主為「天」或「上帝」，違者要「絕罰」，驅逐出教。

 

康熙知道後大怒，宣布禁教，天主教在華從此一蹶不振，教眾轉入地下，直至1856年，天主教會通過帝國主義的船堅炮利，再次來華，而當時他們是要託庇於法國政府。

 

希望教會真正中國化

 

剛恆毅1922年由教廷派到中國，他對帝國主義提供的特權反感，努力發展中國本土的神職人員和教眾，帶領多名華人主教到羅馬接受教宗祝聖，當他仍在中國時，曾獲提升為樞機，他卻拒絕，堅持樞機要由中國人擔任，以成其本土化大計。

 

帕羅林突出剛恆毅，正是向中國政府發放訊息，教廷希望中國的教會是真正中國化的，教廷並不希望派人控制中國教會；又因剛恆毅反對法國的保護，這便顯示教會不會與外國強權合作對付中國。

 

2017年3月8日，內地官方電視台有討論中梵關係正常化的節目，11月雙方宣布互借40件文物展出，「藝術外交」正式登場。接著，教宗到緬甸訪問，有中國神父舉起中國旗帶隊參加教宗主持的彌撒。

 

從上述種種可知，中梵雙方都各自小心謹慎，營造善意，一步一步的拉近距離，雖然教會與中國這古老國家在考慮時間時，往往都以世紀或10年作單位，慢吞吞，有板有眼，但我相信建交已成定局，只是早晚而已。

 

梵蒂岡在中國的傳教史中犯過錯，吃了大虧，被逐近百年。上月拙作中指出，這是由於某些教派思想僵化，像滅絕師太般自以為正義，不懂尊重別人，縱有利瑪竇打下靈活務實的基礎，也頂不住後來的教條主義者不懂時勢所帶來反反覆覆的錯誤，天主教終於給康熙掃地出國。

 

今天的方濟各顯然已掌握利瑪竇的心法，不會再犯過去的錯誤，但某些思想境界比他低幾個層次的人，卻仍在自掘的思想陷洞中走不出來，殊為可惜。

 

(HKEJ 2018-3-2)

預算案與理財新哲學 (雷鼎鳴)

特首曾說過她有套理財新哲學，我一直搞不明白其「新」在甚麼地方。財爺在剛宣讀的預算案中不但表示非常認同這新哲學，亦有具體表述及落實措施，我們倒或可通過預算案去窺探此新哲學究竟意何所指。

財爺說在確保公共財政穩健的前提下，採取前瞻性與策略性的理財方針，又說要善用盈餘為港投資。這幾句說話不易找到反對理由，我們最多只會質疑政府是否擁有前瞻能力，但既然沒有甚麼好反對的，此種思想是否那麼「新」，便頗值懷疑。財爺具體定下的策略是否有新意呢？這些包括「積極有為」、「投資未來」、「提升服務」、「未雨綢繆」、「改善稅制」、「關愛共享」及「財政穩健」7項。除了頭兩項外，歷任財爺恐怕也不會反對其餘5項，但就算是「積極有為」及「投資未來」，其他財爺是否反對，也要看看他們如何解讀其意。

更多信政府 較少信市場

以此看來，其實特首或財爺都未有清楚解釋他們的理財新哲學新在何處。若我們勉強去解讀，或許可理解為他們要更進取，不排除推行產業政策，比前更多信政府，較少信市場。

財政政策涉及資源，看看政府如何用錢，倒也可從另一角度了解新哲學是甚麼。今年財政盈餘1,380億，其來源是賣地收入比從前估計高出了626億，印花稅多出了397億，支出則比預期減少了170億，這些數字已幾乎可完全解釋到超額盈餘的來源了。換言之，政府只是過多地取走民間的財富而已。減少盈餘可以靠削減收入去達至，而不是靠增加開支。在過去，政府一直都盡量把政府開支佔GDP的比例壓在20%以下，過去一年，這比重是19.3%，但收入卻高達23%。

按照《基本法》107條，政府要量入為出，收支平衡，預算應與經濟增長率相適應。注意，不是與經濟相適應，而是與其增長率相適應。我看此段《基本法》只得一種含義，即平均而言，開支與收入的增長速度應與GDP的幾乎一致，其結果是開支或收入佔GDP的比重都應穩定少變，又因歷史上一直以來香港都實行小政府政策，這便意味著這些比重應都維持在低位。

過去一年政府收入多達23%，未來幾年又怎樣？按照預算案中的數據，未來收入佔GDP的比例等於21.4%。往後幾年，收入的比重一直都站穩在20%以上。由此可見，政府是容許開支或收入都長期企於高位，而且是靜靜地攀升也無所謂。若然這個比例只上不下，我認為是違反《基本法》的，在一、兩年間開支或收入佔GDP 20%以上並不是問題，長期都超越便不妥了。若論理財哲學有甚麼明顯的「新」，應是財爺可以容忍這比例長期高於20%。

是否政府佔用的資源比重很高便一定不妥？不能這麼肯定說，但不妥的機會很大。不是說官員必定不懂用錢之道，而是政府處處要承受政治壓力，社會中向政府指指點點要她如何用錢的人，多於過江之鯽，我不相信政客大公無私，懂得用錢，既然如此，受政客影響的政府一樣會常錯用資源。

開支與收入 佔GDP逾20%

若要減少錯誤，政府在決定是否進行一項投資大計前，必須做好功課，若項目的效益大於成本，應去馬；若成本大於效益，則一定不沾手。關鍵是計算清楚。我從前反對政府與迪士尼合作，因為條款對政府不利，現在迪士尼仍然長期見紅，足見當年沒有算錯它。政府也參與高鐵，此舉我卻贊成，原因與政治無關，而是經計算後，得知它效益大於成本，所以可支持。

現時政府要在甚麼地方進取？最突出的是要大搞創新科技。投資在科技很可能是對的，但政府是否有能力有效地推動創新，卻難免有疑慮。另一應該進取的是多搞基建造地。香港房價太貴，造地的回報極高，錯不了。至於預算案提到的醫療開支，則不算新哲學，多年前不少人已因人口老化問題而指出醫療開支不可避免地會上升。

(Sky Post 2018-3-2)

 

 

 

 

 

 

破瓶頸不能單靠錢 (雷鼎鳴)

《財政預算案》的其中一個主題是投資未來，社會中也確有很多人希望政府能在醫療、科技、土地等領域多投放資源。這些項目或多或少都屬投資性，即現在用了錢，將來會有回報。若投資的效益大於成本，我們沒有理由反對。不過，有些項目錢不一定是關鍵，若不能突破一些約束，就算投入了大量資源，效率也不會好。         先說醫療，在人口迅速老化的環境下，它將是首當其衝，最近流感爆發，不少醫院有如戰場，這雖與人口老化無直接關係，但已向我們發出警號，將來老弱病人若數量大增，醫療系統是否能頂得住？面對此等情況，多建醫院、多設病床自是應該，但這便能解決問題嗎？         香港公私營醫院2016年共有32,352張病床，等於每一千人有4.4張，在國際比較上，就不算太差勁，例如擁有560萬人口的新加坡在2014年的公私立醫院，並只得12,505張病床。香港醫療系統的瓶頸是醫生不足。按衛生署數字，2016年每一千港人只得1.9名  註冊醫生，與美國的2.95名、英國的2.8名、歐盟的超過3名、新加坡的2.3名，都相距甚遠。香港醫生平均質素不錯，部份原因或許是因為醫生每天都有大量病人，累積的經驗必十分豐富，但這也造成看病往往要「快過打針」，效率雖高，但壓力終不可能不斷上升，香港的老人人數再大幅上升時，負荷會難以承擔。         對症下藥的解決方法是增加醫生人數，這便需要醫學院多招生及輸入外地醫生。前者起碼要再多等十年才可培養出一些年輕人才，遠水不一定救得了近火，況且國際醫療界常會不喜增加醫科生學額，以免分薄自己的收入，後者要面對的保護主義則更嚴重。新加坡選了世界158間著名的醫學院，其中包括八間中國內地的醫學院，它們的畢業生與新加坡畢業的，學歷都被承認，香港應學此方法。若醫生繼續不足，《預算案》就算增撥資源，也是無濟於事。         發展創新科技沒錯合乎香港利益，增加資源的投入也是合理之舉，否則香港的競爭力會下降，港人收入也會陰乾。不過，金錢的投入雖是發展創新科技的必要條件，卻不是充份條件。港人能否打造創科之都，要視乎有無足夠的年輕人能集中精力參與，及是否與深圳的創科活動融合起來。我也希望政府將來能撥款鼓勵年輕人到內地創科企業暑期實習。         眾所周知，香港樓價高昂，住宅又貴又細，要解決此問題，必須增加土地供應。香港不是沒有地，但只有24%的土地已被發展，其他的都因各種阻力，尤其是政治阻力，尚未能發展起來。投資基建，改善交通設施，可增加市區以外的可用土地，對港人有利，例如現時有五十一平方公里的農地，但道路交通設施不足，誰建道路？坐擁農地的地產商若要建樓要補多少地價？害怕被人指為官商勾結的政府與地產商不易談出結果，農地也就繼續曬太陽，樓價不跌，大家乾耗著。這方面政府可慷慨一點，先行一步搞好基建，錢倒是有助打破僵局。

 

(Headline Daily 201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