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結果與民意背馳 (雷鼎鳴)

民主制度有很多重要優點，例如，它可使權力平穩轉移。有人也認為它能反映民意，使民意決定結局，此說看似正確，但經濟學家早在40年前已證明此說誇大其詞。公平的選舉結果與真正的民意隨時也可背道而馳。


不同機制 結果不一

以下例子是我面對過的一個真實版的簡化本，內中包含多種含義，要稍作計算及思考才能明白它，若讀者在地鐵不便思考，回家可找聰明的小孩計算，把它視作智力遊戲可也。

假設有六名選民要用投票方法選出某人當總統。他們共有A、B、C三個候選人可供選擇。這六人意見或偏好都不同，他們各自的真實「民意」如下：

第一人：A、B、C
第二人：A、B、C
第三人：B、A、C
第四人：C、A、B
第五人：C、A、B
第六人：C、B、A

第一人最喜歡的是候選人A，B次之，C則最不喜歡；第三人最喜歡的是B，A次之，C最差；如此類推。既有這些民意，用甚麼投票機制可將其如實的反映出來？這裏試用一些不同機制，看其結果如何。

第一個機制是所謂的「保爾達計算法」（Borda Count），上述第一人會給A三票、次選B兩票、C則只得一票；第三人給B三票、A兩票、C一票；如此類推。用此方法，聰明的讀者可計算出A總共可得13票，B得11票，C則有12票。A勝出。

再試用另一方法，即港人所稱的單議席單票制。六人中每人只投一票給自己最欣賞的候選人。第一及第二人把A作首選；第三人選B；第四、五、六人選C。A得兩票、B一票、C有三票。這次輪到C而不是A勝出。民意沒變，機制也公平，但結果不一。

若不滿上述機制，可再參考法國總統選舉用的「跑離投票」（run-off election）。此機制與上述第二機制一樣，但若沒有候選人得票過半，可把得票最少的踢走再次投票。在上述例子中，B只得一票，沒法留下，只剩下A與C對決。按以上民意，A可得三票，C也是三票，勝負難分。

 

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由此可見，同樣的民意，但不同的機制可得三種截然不同的結果：A勝、C勝，或無法有結果。真正的人民選擇難以得悉。我們尚可多搞一次局，假設第四及第五人感到A對C的威脅太大，為了保證C能順利勝出，所以在「保爾達計算法」的機制中策略性地不誠實投票，把A貶低，只給他一票，但給B兩票。最後結果是A得11票、B 13票、C 12票，最不受歡迎的B反會勝出！正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此類事情在真實世界中時有發生。

不要以為上述只是個別例子，數理經濟學文獻中早已證明，找一個不可被「操控」的機制只會徒勞無功。這裏用的「操控」，是學術名詞，並無貶意。

 

(Sky Post  2012-9-13)

 

政治格局日趨兩極化 (雷鼎鳴)

立法會選舉投票的人數比前急升，但泛民所得票數佔總票數的比例減少，建制派得票比例卻增加。泛民中的激進派得票大增，走較中間路綫的民主黨則大跌。這些結果可顯示甚麼？

從最近的社會事件看來，我們大有理由相信新增的票源很多都投向激進派，後者不但得到一些新來的年輕人支持，而且還蠶食了民主黨的部分票源。不過，這不但未能撼動建制派的票源，後者所得到的選民支持還有所強化。香港的政治格局似日趨兩極化。

兩年多前，我寫了兩篇分析兩極化的文章（見拙作《幫香港算算賬》2.5及2.6章），已經預見了今天的發展。我們可先從較抽象的層面理解此問題。

施政失誤 人民各自歸邊

我們可把選民簡單分為中間派，中間偏左，中間偏右，極左及極右五種，甚麼是左，甚麼是右，在此並不重要，它們都只是方便的代號。在正常情形下，偏向中間的人數會較多，走向極端的會較少，在統計學中，我們可把選民的分布稱之為「單峰分布」，峰是指中間的人數最多。

在此格局下，政黨要取得最多的議席本應向中間溫和路綫靠攏，才可得到最多的支持，但香港的「比例代表制」卻是容許只得小量支持的極左或極右人士都可當選。不過，走偏鋒的政客不會甘心於只得到小量議席，極左的政客不可能從右派選民中得票（反之亦然），所以他們最大的競爭對手一定是中間偏左的政客，其主要攻擊對象也必然是較中間的路綫。

在甚麼條件下走極端路綫的政客能成功？假如中間派的路綫出了錯誤，或路綫雖然正確，但因運氣不佳，結果不如理想，都會予極端路綫者可乘之機。

香港政府近年施政屢有失誤，經濟停滯不前，社會流動減速等等，自然是不利中間路綫的政客，儘管他們的路綫不一定錯誤。支持中間的選民會減少，支持激進的人會增多，人民各自歸邊，社會走向兩極化的機會大增，亦即選民出現「雙峰分布」。但嚴格來說，目前建制派尚未出現極化，有出現的，只是泛民一方。

 

對峙內耗 不利民主民生

兩極化有甚麼後果？敵對雙方容易出現對峙內耗，漢賊不兩立互不包容，必要誅殺對方才甘心的局面隨時可出現。宗教不同、種族主義在歷史上都曾引起過嚴重的對立。香港社會沒有宗教或種族對立的問題，但社會中顯示有人想以對中國（不單是政府，還包括人民）的態度作為劃清敵我的界綫，其效果與用宗教或種族作劃分綫沒有太大的不同。

這是很不幸的，議會化的民主制度是化解人民矛盾的最好制度，但若社會走向兩極，嚴重對立，民主制度也難以順利運作（若兩個血仇的種族同處一國，投票選舉能化解問題嗎？）。香港若要發展民生建設民主，有必要回歸中間路綫，否則只會愈沉愈低。

 

(Sky Post  2012-9-12)

 

配票與「操控」選舉 (雷鼎鳴)

立法會選舉結束，不同人等都可各自總結經驗。其中的一個結果，是建制派「配票」成功，在五區的直選議席中，縱然各自地區所得的票數低於泛民，但在港島、新界西及九龍東三個地區所得的議席卻多於泛民。


結果不能保證反映民意

配票成功或失誤對選舉結果大有影響，這本來並不是甚麼新生事物。2004年因民主黨計算錯誤，在港島區胡亂告急而吸走了不少何秀蘭的票，致使她飲恨沙場。今次選舉，大部分的候選人都不斷打告急牌，不管其是否有效，但總也是在發放如何配票的動員訊號。
很少有人會注意到配票問題的深層意義，但這在經濟學上卻是個一等一的問題，幾位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都與它有關。民主制度本身是一個機制，它最重要的功能便是把各個有不同偏好、不同選擇的選民的意見轉化成一社會的抉擇。假如這個機制不能保證最後的社會抉擇能如實的反映民意，那麼民主制度的有效性便完全可被質疑。就以今次選舉為例，假設大多數選民喜歡泛民，但結果卻是泛民被建制的有效策略擊倒，正好說明現時機制存在重大缺點。同理，假如支持建制的選民是大多數，一樣有機會出現泛民得勝的局面。

 

任何投票機制都可被操控

上述問題是否只是個別性的？我的博士論文指導的老師之一，2007年經濟諾獎得主赫維奇（Leo Hurwicz）在數十年前創立了機制設計（mechanism design）理論，專門分析不同機制所帶來的結果，而民主制度如何完善，正是這個領域所要研究的命題之一。在70年代初有兩篇不同經濟學家所寫的論文，都不約而同地用嚴格的數理邏輯證明了一個定理：在很一般性的條件下，任何的投票機制都可被操控（manipulable），而且是合法的。
所謂操控選舉，不是指找來有力江湖人士恫嚇別人怎樣投票，而是指選民投票時可能策略性地主動把票投給一些不是自己最心儀的人，從而改變或操控結果。有多少人誠實地投票？有多少人策略性地投票？我們都不會知道，但我們卻知道這樣做符合不少選民的利益。既然如此，我們也便不可能肯定投票結果一定能如實反映民意。上述的配票是策略性操控的一個例子。有時有些人認為（或誤以為）自己最喜愛的候選人不可能勝出，可能把票都轉到另一人身上，以阻止最痛恨的人當選等等，都是例子。
上面提到的定理，最重要的一點是它證明出所有的投票機制，無論你如何用盡心力去設計改進，都迴避不到結果可被操控，而且選民有誘因去操控這一根本性問題。兩年前，諾獎得主馬斯金（Eric Maskin）到科大發表新的研究成果，他想出了一個新方法，把兩個不同機制結合起來，而且可防止到操縱，不過，他的方法頗複雜，在大型選舉中恐怕難以使用。

 

(Sky Post   2012-9-11)

 

 

聚焦國教兩份文件 (雷鼎鳴)

有關國民教育的爭議暫告一段落，但無人可知下一階段會怎樣發展下去。在過去兩個月，包括陰謀論在內的各種猜測性「理論」不脛而走，但我們不可忘記，猜想也應建築於實際根據之上，而目前對國民教育能提供具體內容的卻只得非官方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及官方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兩份文件，所以我們討論的基礎也應聚焦在這兩份文件之上。


《手冊》偏頗 予人洗腦之感

《手冊》是政府「外判加外判」的產品。教育局在2007年委任教聯成立「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去年此中心又向教育局申請經費搞幾個項目，一項便是委託浸大的「當代中國研究所」編寫上述的《手冊》。上月教育局局長及常秘設飯局向我們查詢意見，據謝凌潔貞所告訴我，在傳媒報道之前，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份《手冊》更遑論其內容，所以大感冤屈。此言可信，吳克儉是新人，眾所皆知，謝太去年由勞工處調過來，不知情況絕不為奇。我多年前也曾被政府委任寫過一些不同議題的報告（是直接判給我，不是判上判），但相關部門的不少官員顯然也不知道或不理會這些報告，更不會認為其觀點代表官方意見。

這份《手冊》引用過不少有參考價值的研究資料，部分內容也頗有趣。它最為人詬病的地方是第10頁的一個標題「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據浸大編者之一的黃志明解釋，是《手冊》中的標點出了問題，我仔細閱讀過內容後，很難接受此解釋。本來從學術觀點而言，有人提出上述標題的觀點也無不妥，但問題是《手冊》中缺乏不同的觀點以作平衡，容易使人覺得它有「洗腦」意圖。

《指引》籠統 無原則錯誤

我問過吳局長為甚麼不與此份《手冊》切割，我所得的印象是政府也曾努力切割，但傳媒似乎不熱衷報道。不論傳媒是否真的如此，從事態發展的過程來看，不少市民也是受不了這句標題及相關內容而感到不滿。朋友中愛國的人多，不愛國的也有。但若把愛國與愛黨等同起來，不愛黨便等於不愛國，其謬誤程度等於是說愛香港等於愛香港政府，使人難以接受。以今天所讀到的討論看來，政府的切割仍未竟全功，但愈來愈多的人開始更注意上文提到的官方《指引》，這是理性的進步。

與《手冊》相比，173頁的《指引》是典型的政府文件，內容沉悶很多，讀着容易使人打瞌睡。我過去參加過制定中學經濟科的課程，深知任何課程都一定可找到缺失，但我把《指引》讀來讀去，又把各種較理性的分析讀過，只能說小缺點容易找到，但絕難認同它有甚麼原則性的錯誤。

它所提到的山川河流、中國的環保問題、《三字經》、《二十四孝》，儒釋道墨等等，有誰會反對？而中國當代及歷史國情部分，所包括部分十分籠統並無指定題材，老師自由發揮的空間極大。

有些評論說它漏掉了甚麼甚麼題材，所以偏頗，但它其實甚麼具體題材都付諸厥如，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至於情感層面的評估，它本來便沒有要求老師打分數，只是要老師注意學生有否從疏離轉至樂於參與，這些都是教育機構常會做的事，我也不認為有甚麼大不了。

(Sky Post   2012-9-10)

「獵巫」之風氣 (雷鼎鳴)

　　從15世紀後期到18世紀中葉，歐洲多處地方出現過一波一波的「獵巫」（witch hunt）風氣，約四、五萬人因被指控為女巫（小部分人為巫師）而被處決。這些指控幾乎都查無實據，只是反映出群眾的恐懼，「獵巫」也成為後人對「失去理性迫害假想敵」的代名詞。

麥卡錫主義與文革

　　「獵巫」現象在世界歷史中時有出現。一個著名例子是1950至1954年期間美國的所謂「麥卡錫主義」，當時威斯康辛州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帶頭煽動反共恐共情緒，並有聯邦調查局助紂為虐，不講證據地調查抓捕一些被視作左翼的人士，各種黑名單紛紛出現，連荷里活的明星也包括在內，人人自危，惟有不斷檢舉別人，以顯個人「清白」。此風對當年美國社會破壞極大，到今天仍是其歷史中的重大污點。

　　另一著名而又牽連更廣的例子自然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中紅衞兵有派系，大家視對方為反革命、陰謀家，自己則站在道德高地，永遠正確，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為了打擊對方，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的手法被發揮得淋漓盡致，偶爾不小心把印有毛主席肖像的報紙用作遮雨擋太陽或包裹東西，也可被視作現行反革命，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是必須鎮壓的牛鬼蛇神。

 

有識之士「被洗腦」

　　上述「獵巫」現象，雖各自有其獨特背景，但共通的地方卻也不少。首先不要以為煽起「獵巫」之風的都是無知之輩，帶頭抓捕女巫的有神父牧師，若有審判的，法官也會在座。麥卡錫時期，美國的反共傳媒也有推波助瀾。文革中十多歲的紅衞兵很多都不怕犧牲，而且理論高超，辯才無誤，說話寫文章一套一套，雖則他們的理論經不起實證考驗，但難損他們良好的自我感覺。

　　第二，「獵巫」之人都必定把假想敵看成是十惡不赦，別人說話時，背後一定有甚麼陰謀，所以要努力在他們的片言隻語中穿鑿附會地找出這些陰謀的「證據」。在圖書館可找到不少當年紅衞兵的言論，我們很易會感到啼笑皆非。你若不信「走資派亡我之心不死」的陰謀論，他們會把你看成是天真傻蛋。

　　第三，一些本來是隔岸觀火的群眾可以很快地像中了邪般加入批鬥行列，變得人云亦云，在害怕社群壓力下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事後，很多這樣子的人，包括一些優秀的知識分子，如大作家巴金等的人物，都會奇怪為甚麼自己在群眾壓力及報刊的宣傳下這麼容易被洗腦。

　今天關於國民教育爭辯的正反雙方中，都有理性的討論和行為，但無可諱言，雙方的胡亂上綱上線攻擊及毫無根據的陰謀論都是滿天飛舞，辨別真理的能力大幅衰退，倒也似文革中的派系鬥爭。為了消消氣，建議怨氣沖天的雙方找來金庸《笑傲江湖》中關於華山派氣宗與劍宗相鬥的章節讀讀！

 

(Sky Post   2012-9-7)

 

不值得緬懷 殖民地日子 (雷鼎鳴)

            香港的報刊時有緬懷殖民地時期的文章，影響所及，校園的民主牆上偶然也會見到追憶過去的大字報。我不喜歡殖民地，不會緬懷舊日的香港，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不用客觀地了解過去。

 

有利香港發展 現代法律

　　英治時期的香港的確有優點，對中國歷史亦有貢獻。英國人在本國受制於福利主義，但在香港卻可獨裁，得以限制政府開支，抵擋福利主義。英國人相信自由貿易，但這方面做得最徹底的，卻是在香港。在制度方面，華人雖長期受到歧視，英國人自我偏袒，但其法律總較大清律例更適合現代社會，有利香港的發展。正因這些（及其他的）因素，香港得以從一區區只有數千居民的小漁村發展成後來的大都會。在這過程中，香港亦屢屢與中國歷史結成不解之緣。清政府派幼童到美留學，孫中山利用香港搞革命、大躍進時香港吸納了大量內地難民等等，都足以顯示香港與中國息息相關。

　　不過，我們絕不應忘記殖民地本來便建基於宗主國的暴力掠奪，殊不道德。各宗主國中，以西班牙最喜採用掠奪性的策略。西班牙人跑到美州後，多會用兵把當地首領俘虜，「挾天子以令諸侯」，逼當地人民交出金銀再奴役他們開礦。西班牙人並無興趣替殖民地建立自由平等開放的可持續制度，南美洲的發展至今仍相對落後實有其遠因。

　　英國殖民者是否比西班牙人慈悲為懷？這倒不見得。英國最重要的殖民地本來是北美洲，1607年英國的母公司派了一批殖民初登今天的北卡羅萊納州時，本來也打算師法西班牙人，把當地酋長誘來軟禁，不料風聲走漏，酋長不但沒有中計，還包圍了英國人，並禁止族人與他們貿易。

撤退時不得已 政制改變

           英國人飢餓難捱，惟有化整為零，不理英國的母公司，分批逃跑。他們很快發現，那裏並無金礦銀礦，亦無人可奴役，只得各自開發土地耕種，後來新移民日多，漸漸地英國對他們也控制不住，只得讓所有成年男人參與立法過程，這就為美國獨立戰爭後的政制打下基礎。不過，由此亦可見到，英國人在北美殖民地的政策，本非自願，而是被迫出來的。  

　　鴉片戰爭前後，英國政府本來極力反對佔領它認為毫無用處的香港，它要的是在華售賣鴉片的「自由」。但率軍來此的義律及後來的砵甸乍很快便發現香港有優良的港口，對英國大有助益，因而在南京條約自行決定把香港也要了過來。

　　他們本來的計劃是希望香港的人民大部分是白人，香港也只是他們對華賣鴉片的中轉地。不過，他們很快便發現與中國貿易若無華人作中介人會十分困難，惟有容許大批華人也在此定居。

　　因為英國人打算長駐香港，而且此地無金銀礦等天然資源，掠奪政策無用武之地，所以改為引入可維持長久統治的現代法制，但又同時剝奪華人的政治自由，並極盡歧視。後來政制上的改變是英國人知道要撤退時才發生的，屬己所不欲，可施於人的策略。殖民地的香港不值得緬懷。

 

(Sky Post   2012-9-6)

 

獨立思想是甚麼? (雷鼎鳴)

        我要學生注意思想方法時，很喜歡用一個例子。

　　2001年春天，小布殊當上美國總統不久，美國有間諜飛機在海南島附近偵查中國情報時曾與中國軍機發生相撞，雙方互相指摘。美國祭出一從美國軍機上拍攝的錄像帶，從中可看到中國軍機飛得愈來愈近，大有相撞之勢，美方於是責罵中方飛機鹵莽。不料其後中方也拿出自己的一套從自己飛機拍的錄像，也可見到似乎是美國軍機要撞過來。

 

以事實識別真理

　　我們坐火車時見到景物向後，但若是站在地上，卻會感到是火車向前。按相對論的學說，誰者向前誰者向後，要看用甚麼座標。在天空中座標難求，大家以自己為中心，都會認為是對方飛機在靠害。

　　在判斷誰的思想行為是對是錯時，同樣的問題也會出現。研究古希臘經典的哲學家史特勞斯（Leo Strauss）發現，不世出的大思想家都會把別人的思想批判得一文不值（當然，批判別人不等於自己是思想家），把兩個同等分量的思想大家放在一起要他們達到共識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他們都會傾向於以自己的思想為座標。

　　由此可知，思想理念往往帶有一定程度的相對性，接受甚麼，要看我們用甚麼座標。思想家在深思熟慮過事物理據的正反兩面後才堅持自己的正確性，我們就算不同意，也應尊重，但一些連基本事實也未弄清的毛頭小子憑一己感覺便胡亂攻擊別人，我們只能歸之為無知之輩，他們與獨立思考並無共通之處。

　　世間事理是否全是相對，無所謂真理？我不同意此觀點。識別真理的座標是可以找到的，就是以事實而不是臆測作根據。但我們如何辨別事實是否支持我們的理念時，不但要有正確態度，還要有正確方法，中間大有學問。

 

再尋求答案 先掛個問號

　　阿里士多德說過：「受過教育的腦袋有一特徵，就是它就算不認同某一思想，也能包容它。」只要看看香港目前的一些政治相互攻擊的言論，便可知不少港人的教育程度並不及格。我在芝大時也常聽到另一說法：不可接受任何未經挑戰的答案。兩種態度其實殊途同歸。我們就算痛恨某種思想，也要先有客觀包容的態度，不慍不火的理解別人說甚麼後，才再作定奪。我們若喜歡某人的觀點，一樣也不要忘記先從各個角度挑戰它。所謂的批判思維，並不等同事事批評，而是對各種理念先掛個問號，然後有能力去尋求自己的答案。這是獨立思想所必需的科學態度。

　　有態度還要有方法。好的理論必須都能證偽，從理論中可有系統地引伸出一些推論，這些推論一定要經得起真實世界的考驗，若推論與事實不符，我們先要搞清楚為甚麼，再而決定要修改或放棄該理論。因一己偏見而對事實視而不見是要不得的。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真理通常只被少數人掌握，群眾運動與科學探求真理往往格格不入。

 

(Sky Post   2012-9-5)

 

 

大學教授的稱謂 (雷鼎鳴)

　立法會競選期間有段小插曲，我認為十分無聊，但卻也可引發我們思考更多的問題。

　　事緣有愛國報章發表了幾篇文章批評某位在大學中任副教授的泛民候選人虛報職銜，稱自己是教授，接著又有不同路的泛民政黨中人對此副教授作出相同投訴。

 

統稱教授無錯 不分正副

　　我不認識當事人，但自問清楚香港學術界的制度。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香港大專院校教員的稱謂深受當時英國的影響，每個學系基本上只有一個教授（Professor），在稱呼中可用張三「教授」；其他的教員，如講師、高級講師，若有博士學位的，可稱李四「博士」等等；若沒有博士學位的，則只能稱作「先生」，等級森嚴。

　　科技大學是大中華地區中第一所全面實施美國高等院校制度的大學，上述不同等級的稱謂，與美國高等院校的做法大相逕庭。

　　在美國校園中，不論是助理教授、副教授，還是正教授，其正式的稱呼都只是在名字後加上「教授」的銜頭，例如王五是助理教授，大家都會稱之為王五教授，我在美國教書多年，從未聽過有「王五助理教授」此等畫蛇添足的稱呼。在較非正式的場合中，大家都互以名字呼喚，例如John、Mary等等。我在芝大讀本科時，見到佛利民可以隨便稱之為Mr. Friedman或Professor Friedman，對方不會有任何介意。在明尼蘇達讀研究院時，面對一些今天已取得諾貝爾獎的老師，也只會叫聲Ed，不會叫Prof. Prescott；或叫聲Tom，不用叫Professor      Sargent。科大在九十年代中以後便對絕大多數的教員加上「教授」的稱號，其他院校亦步亦趨，今天已經是校園中的普遍文化了，上文中該位副教授的做法沒有錯。

 

靠理據及深度 學術權威建立

　　我素來主張在學術的探討上，我們要視不同等級的人為平等，權威的建立只能靠理據及思想的深度，而不是靠職位的高低。教員與教員間應該是一種合夥人（partnership）的關係，儘管有資深與資淺的合夥人，但在校園中我們不用承認有誰是我們的老闆，校長或校董會主席也從來沒有跑來宣示他們是老闆。

　　對學生而言，教授懂得的比他們多，往往使他們感到高不可攀，心理上不敢隨便質疑其觀點論據。此種靠身份而界定的等級不利學術探討，所以我多年來一直鼓勵學生直呼我的英文或中文名字，不用突出甚麼銜頭。我相信這有利於建立學術自由的風氣，再次把論據而不是身份放在第一位。學生若論據有問題，我批評時不會手軟。不過，近年一些學生還是喜歡把Professor的稱呼加在我名字前，我猜測原因，也許是他們要在朋輩中突出自己是大學生，能與教授直接交談，若然如此，我也只能感到無奈。

 

(Sky Post   2012-9-4)

樓價與房屋供應 (雷鼎鳴)

兩年前我寫過一篇長文，解釋為甚麼土地供應不足是香港樓價長期高企的根本原因。這個簡單的答案，今天已成輿論的主流，但當時並不認同的人不在少數。他們所持的理由中，較值得討論的主要是四項：炒家才是元兇、內地客推高樓價、多供應土地對保育有負面影響，及所謂的「地產霸權」。

上周五我已說過，炒家買樓時會推高樓價，我們不要忘記他們一定也會賣樓，到時樓宇供應反而增加，對樓價有遏抑作用，他們不可能是樓價幾十年來都高企的原因。至於內地的投資者，固然會推高樓宇的需求，但上世紀他們未有來港前，樓價亦早已比世界其他大城市等閒高出幾倍，所以我們頂多能說他們使樓價升溫吧了。至於保育問題，我們需要在穩定樓價與保育之間找一平衡點，將來再作詳細討論。指控「地產霸權」的人很多都不滿某些地產商的經營手法，他們若要批評這些，大可順便代我痛罵，但若說樓價高是出於「地產霸權」的壟斷，卻需面對以下並不支持此論點的一些事實。

 

地產霸權無「霸氣」

第一，香港樓市交投量中二手樓的數量等閒六、七倍於一手樓，最大地產商的市場佔有率很難超過交投的4％，這讓他們如何壟斷？第二，地產發展佔GDP百分比，十多年前仍在雙位數字，今天早已萎縮至5％的水位，這如何能顯示出他們有甚麼「霸氣」？為求自保，地產商多有將業務多元化，但只要注意到地產公司的股價與97年間相比，很多都大有不如，便可知他們是否成功。

對樓價高企提出不同的解釋是言論自由，但若失去正確的焦點反會貽誤戰機。土地供應顯然是關鍵問題。香港的總面積為1,108平方公里，私人住宅佔地只得25平方公里，公屋居屋16平方公里，鄉郊居所35平方公里。私人住宅用地這麼少，樓價不高才奇怪。



新加坡不斷建新住宅

與新加地比較，這問題更突出。在1968年，根據一些經濟學家的研究，新加坡與香港的住所幾乎同樣擠迫。但新加坡每年以等於GDP 8％到10％左右的資源不斷建築新住宅；到九十年代初，其人均住宅面積已達300平方英尺，而當時香港的私人住宅，只能平均為每人提供120呎的面積。這個差距近年有無擴大？香港的建築業近年一樣在萎縮，現在只佔GDP不到4％，不及新加坡的一半，後果不問可知。

新加坡八成以上的人口住的是近似香港居屋的組屋，那裏的樓價低會否是因為政府補貼？不對。組屋可容許以市場價格買賣，其價格是市場價格。我們可以作一簡單的思想實驗便可知供應的重要。假設港人居所的樓面平均面積突然增加100％，從而達致較接近新加坡的水平，樓價會怎樣？從前八萬五政策中，私人樓宇的總面積亦只是每年約增加不到2％，當時樓市已跌得四腳朝天，100％的後果可想而知！將來再談如何增加土地供應。

 

(Sky Post   2012-9-3)

干預樓市的需求？ (雷鼎鳴)

香港樓價早已衝破97年高位，但高處未算高，過去幾周屢次測試新紀錄，對政府的施政產生很大的壓力。不過，成交量其實未有配合，與97年每周等閒有三、四千宗成交相比，差別極大。現在是乾升，反映賣家惜貨，要「瘋狂」入市的買家也沒有多少人，大家對政府的政策仍持觀望態度。

樓價高低，不外乎供求關係，政府若希望樓市穩定，或甚至樓價下跌，也只能靠「管理」需求或「管理」供應。不過，中間陷阱不少，政府過去數十年來亦屢屢犯錯，不可不防。今次分析有關管理需求的某些建議，樓市複雜，將來再談其他。

港人港地 二手市場更熾熱

有人提出「港人港地」，即某些新建的房屋規定只能賣給港人，至於二手樓盤可否也只能賣給港人？在法律上這已侵犯了私人產權及合約精神，並不可行。但「港人港地」有用嗎？

對供應一手樓的地產商來說，限制外地人買樓，等於減低樓宇需求，投資回報的不確定性會因而增加，最自然的回應便是減低投資，新樓的供應量自會下降，一手樓樓價的跌幅會縮窄（如果它會跌的話）。不過，更關鍵的問題其實在二手市場。

假設有大量外地人想在香港置業，但在一手市場只能望門興嘆，那麼他們便只能跑到二手市場。香港過去樓市的成交中，二手市場的交投量一般六、七倍於一手市場，前者才是主戰場，小業主才是主要的賣家，大如新地或長實，其市場佔有率不易過得了4％。

外地買家若被政府的政策從一手市場驅趕到二手市場，後者的小業主賣家自會笑逐顏開，大可抬價而不愁一手樓的競爭。但從此亦可看到，「港人港地」對遏抑總體樓價並無多少幫助。

 

打擊炒家 反推高樓價

另一抑制樓價上升的建議是打擊炒家，例如增加交易時的印花稅等。但這有效嗎？

公眾常有思想誤區，以為炒家是樓價高企的元兇之一。炒家入市時，市場因為多了這批買家，樓價自然有上升壓力。但我們不要忘記，炒家的目的是希望能低處買，高處賣，從而謀取利潤。假設他們真的能如此準確看清市場，在樓市熾熱價格與天比高時自會把手上樓宇大手推出，這變成新增的供應，客觀效果是樓價會被壓低。因此，炒家存在的後果只是在價低時推高了樓價，價高時則抑制了它，總的結果是樓價的波幅更小。在1994年時政府出招打擊炒家，我當時立時預測，過兩三年後樓價必會因此反被推高，在96、97年間，這預言果然應驗了。

(Sky Post   2012-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