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暴制亂，無疑是香港繼續走下去的必要條件，缺此，香港只會沉淪，其生存的基礎會逐步脆化，再也撐不起這現代大都會。但止暴制亂卻非香港繼續發展的充份條件，香港有一系列的深層次矛盾仍有待化解。
雙普選是一個重要的社會矛盾。中央政府的態度已很清楚，香港可以普選特首，之後可以有立法會全部議員普選，但普選特首的框架必須按照人大常委八三一的決定。香港有些人認同這框架，我過去也寫過評論，認為這是一種平衡可以接受。若不肯接受的，早日考慮移民是上策，世上本來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當然，若要移民，也需建立自己的生產力，並且要接受外地很多東西發展得不如香港，例如到台灣去，收入便要大跌五、六成。
另一個突出的矛盾是樓價。此矛盾理論上不難解決，只要不再阻礙政府大幅造地填海便解決到一大部份的問題。若不支持造地，高樓價帶來的痛苦便是自找的，怨不得旁人。過去我也曾多次討論，不贅。
有另一矛盾是從根本上影響到香港生存的，着實有待我們早日面對。甚麼是港人生存的基礎？我們需要溯本追源地分析一下。
首先要確立的認知是香港很小，基本上沒有甚麼天然資源，它並非自給自足，有的只是一批有點生產力的人才。沒有天然資源意味着我們必定要從境外買入資源，或乾脆買入製成品。香港的製造業早已式微，在2017年其產值已跌至GDP的1.1%，農業、漁業、開礦等加起來才是0.1%，如何可能支撐到港人的消費需求？既然幾乎甚麼都要入口，我們便不能不問，錢從何而來？亦即香港可憑甚麼與人交易，買入種種我們需要的商品與服務？
靠出口嗎？四十年前，香港是一重要的工業城市，輸入了天然資源或半製成品在港加工，我們可創造價值，輸出商品在全球賺錢，但到今天，香港的本地製造產品出口，只佔GDP的1.6%，哪有可能靠此丁點的錢滿足到香港的總體需求？那麼，可以靠甚麼？自然是服務業。
在2017年，服務業的產值佔了香港GDP的92.4%，這包括金融服務業、保險、資訊、商業與專業服務、旅遊、轉口貿易、物流、交通、銷售等等。這些服務業有相當一部份是本土性的，亦即服務對象是香港本地人，例如交通、零售等，消費者大多是港人。但這些港人又為甚麼可有錢去消費？這是因為有一部份服務業是輸出的，對象不是港人。港人在商品消費中要靠進口，在商品貿易上長期有赤字，但在服務業上，出口卻大於入口（我們也要買入外國的服務），有順差，可以抵銷部份或全部的商品貿易的赤字。不過，也不要太高興，根據統計處的貿易數據，2017年商品貿易赤字是4811億港元，但服務業貿易盈餘只是2074億港元，還不足以完全填補缺口，要靠港人在內地或其他地方賺到的錢及外資來港投資來補救。
若港人能靠服務業賺到更多境外的錢，便愈有能力在港購買消費品或服務，從事本土服務的港人有了收入來源，他們也要消費，會用自己的收入從別的本土服務提供者及入口商買入他們也需要的服務或商品，整個經濟便可運轉下去。這有個先決條件，便是有一部份港人能賺到境外的錢，賺得愈多，經濟愈好。怎樣才可賺到更多境外的錢？這需要另一條件，愈多港人能夠有國際視野及熟悉內地，成功的機會便愈大。很不幸地，這個條件近年卻不怎麼看好。內地發展大灣區及一帶一路，是一種機遇，但絕大部份香港的年輕人對此並不感興趣，反而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學視大灣區為全球經濟最有動力的地方，每年暑期計劃派200學生到此實習。
當然，若能發展出創新科技，也是一種出路，但創新科技的環境與市場都離不開內地，我校也正在大灣區建設新校園，以謀發展。無論高科技也好，服務業也好，同樣需要一大批熟悉世界與中國，能與內地人友善來往的港人參與，若無此賺取境外資金的源頭，本土的消費會萎縮，最先受損的便是不懂中國與世界的人。
（更正：上周本欄有一手民之誤，2017年美國在中國的FDI，是26.5億美元，不是2615億。)
雙普選是一個重要的社會矛盾。中央政府的態度已很清楚，香港可以普選特首，之後可以有立法會全部議員普選，但普選特首的框架必須按照人大常委八三一的決定。香港有些人認同這框架，我過去也寫過評論，認為這是一種平衡可以接受。若不肯接受的，早日考慮移民是上策，世上本來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當然，若要移民，也需建立自己的生產力，並且要接受外地很多東西發展得不如香港，例如到台灣去，收入便要大跌五、六成。
另一個突出的矛盾是樓價。此矛盾理論上不難解決，只要不再阻礙政府大幅造地填海便解決到一大部份的問題。若不支持造地，高樓價帶來的痛苦便是自找的，怨不得旁人。過去我也曾多次討論，不贅。
有另一矛盾是從根本上影響到香港生存的，着實有待我們早日面對。甚麼是港人生存的基礎？我們需要溯本追源地分析一下。
首先要確立的認知是香港很小，基本上沒有甚麼天然資源，它並非自給自足，有的只是一批有點生產力的人才。沒有天然資源意味着我們必定要從境外買入資源，或乾脆買入製成品。香港的製造業早已式微，在2017年其產值已跌至GDP的1.1%，農業、漁業、開礦等加起來才是0.1%，如何可能支撐到港人的消費需求？既然幾乎甚麼都要入口，我們便不能不問，錢從何而來？亦即香港可憑甚麼與人交易，買入種種我們需要的商品與服務？
靠出口嗎？四十年前，香港是一重要的工業城市，輸入了天然資源或半製成品在港加工，我們可創造價值，輸出商品在全球賺錢，但到今天，香港的本地製造產品出口，只佔GDP的1.6%，哪有可能靠此丁點的錢滿足到香港的總體需求？那麼，可以靠甚麼？自然是服務業。
在2017年，服務業的產值佔了香港GDP的92.4%，這包括金融服務業、保險、資訊、商業與專業服務、旅遊、轉口貿易、物流、交通、銷售等等。這些服務業有相當一部份是本土性的，亦即服務對象是香港本地人，例如交通、零售等，消費者大多是港人。但這些港人又為甚麼可有錢去消費？這是因為有一部份服務業是輸出的，對象不是港人。港人在商品消費中要靠進口，在商品貿易上長期有赤字，但在服務業上，出口卻大於入口（我們也要買入外國的服務），有順差，可以抵銷部份或全部的商品貿易的赤字。不過，也不要太高興，根據統計處的貿易數據，2017年商品貿易赤字是4811億港元，但服務業貿易盈餘只是2074億港元，還不足以完全填補缺口，要靠港人在內地或其他地方賺到的錢及外資來港投資來補救。
若港人能靠服務業賺到更多境外的錢，便愈有能力在港購買消費品或服務，從事本土服務的港人有了收入來源，他們也要消費，會用自己的收入從別的本土服務提供者及入口商買入他們也需要的服務或商品，整個經濟便可運轉下去。這有個先決條件，便是有一部份港人能賺到境外的錢，賺得愈多，經濟愈好。怎樣才可賺到更多境外的錢？這需要另一條件，愈多港人能夠有國際視野及熟悉內地，成功的機會便愈大。很不幸地，這個條件近年卻不怎麼看好。內地發展大灣區及一帶一路，是一種機遇，但絕大部份香港的年輕人對此並不感興趣，反而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學視大灣區為全球經濟最有動力的地方，每年暑期計劃派200學生到此實習。
當然，若能發展出創新科技，也是一種出路，但創新科技的環境與市場都離不開內地，我校也正在大灣區建設新校園，以謀發展。無論高科技也好，服務業也好，同樣需要一大批熟悉世界與中國，能與內地人友善來往的港人參與，若無此賺取境外資金的源頭，本土的消費會萎縮，最先受損的便是不懂中國與世界的人。
（更正：上周本欄有一手民之誤，2017年美國在中國的FDI，是26.5億美元，不是2615億。)
(Headline
Daily 20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