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後日本經濟能否翻身？ (雷鼎鳴)

日本經濟自1990 年以來，一直沉痾不起，其GDP 基本上停滯，比香港更加不濟。日本去年GDP 估計為5.39 萬億美元，被中國的5.9 萬億美元超越，只能屈居世界第三。其實若考慮到物價的差別，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日本早在2001 年便失去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寶座。

現在日本地震災情嚴重，基礎設施損毀，但人力資本並無受到破壞，按照經濟學原理，未來幾年內GDP 應有較亮麗的表現，情況有如二次大戰後日本的重建，但規模及持續性會遠遠不及。

四大難題有待解決

地震過後，有媒體可能出於對遭逢劫難的日本人民的同情，把日本喻為「不死鳥」。日本經濟當然不會因此次地震及核洩漏而全面崩潰，但若以為在短暫的因災後重建帶來的GDP 增長過後，日本經濟便可一洗頹風，擺脫20 年來的困局，從此振翅高飛，卻顯然太過樂觀。日本仍要面對四大難題：能源短缺、債務纏身、人口老化及民族性弱點。解決這些難題的方案仍未見出現。

眾所周知，日本並非產能大國，但卻是耗能大國，八成能源要靠進口。2009 年，日本人均耗電量是中國的2.4 倍，人均石油消耗量是中國的5.4 倍，天然氣人均消耗是中國的11.2 倍。一國的經濟規模，與能源消耗量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日本要支撐起5 萬多億美元的經濟體，就算如何努力環保，也要大量消耗能源。

最重要的潔淨能源是水力發電，但日本的水力發電只佔產電量的7.5％，微不足道。日本能夠倚靠的，主要是進口石油、煤炭及天然氣等碳排放高的能源，或是用核能發電。

碳排放造成污染，為發達國家人民所不喜。中國神州大地上空一片昏黃，日本經常批評，不會願意接受自己國土的上空也是如此。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等方法，暫時仍遠跟不上需要，日本除非願意接受人口大幅縮減或GDP 下跌兩三成，否則只能更多地倚靠核能。

日本自1966 年第一個核電站開始運作後，現在全國已有54 個核反應堆，提供30 ％的發電量。鑑於世界能源價格上升，日本原本的計劃是到2017 年，核能可提供41％的用電量，到了2030 年更可提供50％。若無這次地震海嘯引起的輻射洩漏，日本對核能的倚賴程度極可能會愈來愈大。

但我們不可忘記，日本是地震頻繁的國度，一年地震達1500 次，在此多建核站，風險遠較其他國家為高。日本在這次重大危機後，雖可檢討核電站的設施，加強其安全度，但人民的反核情緒增強卻是不可避免。

如此一來，核能擴充計劃不可能不受阻，日本只能進口更多能源，這對原本已在上升軌的國際能源價格，肯定會推波助瀾，日本經濟的增長，自然受到更大的制約。

能源價格上升又會激發更多的農作物被改用作生產生物能源，這又會推高國際的糧食價格。據日本政府的估計，2006 年日本的食物自給率，按熱量單位計算，只得39％（按市場價值算則有68％），其餘的要進口。糧價上升又怎能不對日本的經濟及民生造成更多困擾？

在長達20 年的經濟不景氣中，日本政府的經濟專家學藝不精，誤以為可以靠凱恩斯式的擴充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不料飲鴆止渴，經濟不見復蘇，但政府大量開支卻使它欠下巨債。2010 年，日本政府欠下的債務，超過12 萬億美元，佔GDP 225.8％，無論是絕對值還是佔GDP 的比例，都是當世第一，而且在可見的將來，欠債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地震所帶來的破壞，更會使政府支出更加沉重，欠債加快上升。

巨債纏身政府難撐

這筆巨債等於要日本人民工作兩年多，完全不消費，所有收入全部繳交給政府，後者才有能力清還債務。有說日本外匯儲備之豐盛，僅次於中國而居全球亞軍，可以抵擋一下欠債的壓力。但2011 年2 月日本的外匯儲備只得1.09 萬億美元，與12 萬億美元的欠債相比，差距太大，於事無補。

12 萬億美元而且會不斷增加的巨債會對經濟帶來多大的壓力？現時日本公債的信貸違約保險（CDS）是每100 萬元借貸要付1.25 萬元保險費，雖遠低於希臘等違約機會極高的國家，但此等額外的信貸成本已絕非微不足道。日本政府財政上目前仍能撐下去，主要原因是所欠的多是內債，而日本人民過去增大量儲蓄，所以有資金借給政府，從而不致使利率高企。

但全球的低息環境不會恆久不變，當日本人口繼續老化，更多的退休人士不再賺錢儲蓄反要吃老本時，利率便會被推高。假如利率將來達到5％的水平，政府光是每年償還利息的開支，便等於GDP 的11％以上，不削減其他開支及加稅如何可以應付？日本政府面對此困局，再加上災區重建所需的巨款，必要嘆聲： 「怎一個愁字了得？」

日本是全球人口最老化的國家。日本人口的年齡中位數是44.8 歲，亦即年過40 也可被視作年輕人。在2011 年，估計人口中23.1％的人年齡在65 歲或以上，75 歲或以上的也高達11.4％。在此種格局下，日本的「人口紅利」早已過去，代之而來的是「人口赤字」，工作人口減少，需要扶養的人卻增加，人均GDP 的增長不容樂觀（見本報今年1 月31 日拙作〈2012：告別「人口紅利」迎來「人口赤字」〉）。

2000 年時聯合國曾有研究，認為日本若要解決「人口赤字」的困擾，便必須每年吸納一百萬的年輕移民或把退休年齡推至77 歲。但日本外防甚嚴，不願接納新移民，77 歲的退休年齡也是不切實際，所以日本的人口老化問題實難以解決。

除了工作人口比例下跌外，人口老化的另一特徵是國民的平均儲蓄率下降。年輕人及中年人賺錢消費及儲蓄，退休長者則消費過去的儲蓄。儲蓄率一旦下跌，社會可提供的信貸資金亦會減少，利率從而被推高。不但如此，少了儲蓄，社會的投資率亦必會應聲下降。日本在2009 年投資率是GDP 的20％，不算太低，但與2000 年的25％及1990 年的33％相比，卻顯然是在逐步下滑。投資率低企不利經濟增長，此種因由，與港相似 (見本報今年1 月24 日拙作〈香港近年經濟為什麼停滯？〉)。

地震及核洩災難中日本政府處事雖然不濟 (甚至遠及不上2008 年四川地震時中國政府的高效率)，但日本人民卻是秩序井然，贏得不少讚譽。

日本人的守禮守紀律，在近年見慣粗口橫飛禮崩樂壞的香港人眼中，自是亮麗的景象，但若據此便以為日本經濟可翻身，只是不明白日本深層民族性弱點的皮相之見。

〈菊與刀〉揭示日本民族性

1944 年，美國擊敗日本在望，政府為了制訂未來「管治」日本的策略，邀請了著名的人類學家本尼迪（Ruth Benedict）研究日本的文化以作參詳。本尼迪為此寫了篇經典著作〈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對日本人的民族性及社會都有淋漓盡致的描述及深刻分析，美國政府戰後容許日本保留「天皇制度」及成功控制日本數十年與此書實有莫大的關係。此書的中譯本甚多，可輕易找到，讀者可自行評閱。

〈菊與刀〉第三章「各就其位」指出，日本人對秩序及等級的信賴程度之深，與西方人信仰平等自由可說是兩個極端。社會中不同人等或國際上的不同國家都應有其各自的定位，金字塔下方的人民不應挑戰地位較高的人物，行為必須符合適當的既定禮節或規則。

例如，日本人必須要懂得向誰鞠躬，而且必須知道鞠躬的程度，不同的場合都有不同的做法，不能亂來，否則便是無禮。為了傳承此種文化，父母在子女的嬰兒時期便已小心翼翼地按嬰兒的頭訓練其鞠躬，初學走路時的第一課也是學習怎樣對家人的鞠躬。

不同情況下的鞠躬，只是體現日本人等級森嚴，下級服從上級的禮儀。想向父親提意見的兒子被日本人認為等同一個「想在頭上長出頭髮的和尚」，不為社會接受。

此種文化，說得好聽一點是各人各司其職，尊老護幼，社會和諧，但說得負面一些便是「見高就拜、見低就踩」。

引伸到國際層面上，日本在二次大戰時早已把自己地位認作是接近世界頂峰，亞洲其他人民不服，等於不懂自己的位置，既然如此有違「人倫」，殺之毋損道德，出現南京大屠殺的兇殘行為也非不可解之事。至於美國，因為是戰勝國，日本對之屈從，不敢逆拂，亦是符合日本人等級之見。

重視階級礙生產力

由此觀之，日本人的守禮守秩序有紀律的動力來源，正是其相信等級揚棄人人生而平等觀念的獨特民族性。日本人災難前從容不亂，是因為相信政府會盡力挽救他們。此種民族性，或許已因歐風美雨的洗刷而被沖淡，但我的學生、老師、朋友與同事中都有不少日本人，據我的觀察，〈菊與刀〉中的分析仍然有效。香港一些愛好平等自由的評論人對日本人的守紀律大加好評，從深層意義看來，是自相矛盾之事。

以上所說，並不帶有價值判斷。在災難面前日本的民族性可助其克服困難，但在推動經濟發展上，此種民族性卻可成為其弱點。日本戰後經濟一度快速增長，部分動力來自當時的高投資率及能模仿歐美的科技。近年日本科技與歐美相比已不遑多讓，不能再靠抄襲便要創新，但日本的「全要素生產力」卻止步不前，反映日本的創新能力不外如是。太重視等級不敢挑戰權威的民族很難有充沛的創新能力，推動經濟的動力也不會足夠。

過去被認作是日本成功基石的鐵飯碗企業終身僱用制瓦解後，僱員失去精神領導，經濟上便亂象紛呈。中國在同一時期也是打破了鐵飯碗，但在無人當牽頭羊的市場經濟中，習慣於「亂」的中國人卻能迅速地找到市場規律，適應能力及企業精神反倒比日本強得多。這也是未來日本經濟增長會遠慢於中國的原因之一。


HKEJ 2011-3-28

「理性」搶鹽 羊群效應 逆勢行為 (雷鼎鳴)

日本爆發核危機後，香港竟出現了一天的搶購食鹽熱潮，批發價不到一元一斤的鹽，部分地區的零售價竟推至三十元一斤， 是謂「盲搶鹽」。香港的媒體和政府對此「非理性」的行為爭相痛罵，有人更認為這是香港之恥。

表面看來，在港搶鹽，的確有點匪夷所思。在明清以前，產鹽曾是香港重要的經濟支柱，與產珍珠和土沉香並列。今天的藍田、觀塘和土瓜灣一度是中國著名的產鹽基地；香港沿海地區曾有多處煮海水造鹽的考古遺址，但都市發展後多已湮沒。

搶鹽只因科學知識不足

南中國不產鐵，在港海水煮鹽的工具叫牢盆，明代宋應星所著《天工開物》卷上〈作鹹第五〉，對牢盆的製法和煮鹽的程序都有圖文並茂的描述。牢盆是用竹枝編成，「闊丈深尺，糊以蜃灰（蠔殼燒成灰，再用水糊），附於釜背」，燒後即可十分堅固，不漏水。香港四面環海，就算出現惡劣情況，大家大可人手一桶，跑到海旁打水汲鹽，斷不可能出現「食無鹽」的事。

那麼為何還有人搶購食鹽？或曰，海水一樣可受輻射污染，上述自行製鹽「妙法」不可行。姑不論海水是否會受污染，就算真的如此，港人大可從地球另一邊遠離日本核電站現場的國家進口食鹽；產鹽太容易，鹽價貴不上去。

據說搶鹽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有人認為碘可防輻射，而從鹽可提取碘。此事已為有識之士指出其荒謬處，碘頂不住輻射，而且要吃掉十多斤的鹽才能得到相當於一小片的碘；一個月吃掉一斤鹽，已經使人受不了，如何可能短時間內吃掉十多斤？

上述搶鹽的原因雖然荒謬，但其錯誤只是基於事前的科學知識不足，而非因為購鹽者不理性。碘是否能減低輻射的傷害，以及要吃多少鹽才能納入足夠的碘？這些都是相當專業的學問，嘲笑「盲搶鹽」的人事前是否都早已懂得答案？還是只是事後孔明？鹽價格便宜，若有人認為鹽有一絲的可能性能幫助預防輻射，花點錢買鹽，其實可視為購入廉價的保險，這是十分理性的行為。

幾年前禽流感恐懼蔓延香江時，有位當顧問醫生的朋友對我說，若禽流感變種到可人傳人，則最好的辦法便是棄船離港，否則生命受到太大威脅。

我在港有工作要做，不可能棄船，於是便採用簡單廉宜的保險措施︰買入可維持兩個月生命可儲藏的食物放在家中， 一旦有傳染病出現， 可足不出戶等待發明疫苗。「保費」只等於2000 元現金壓在食物上的機會成本，若以今天0.01％的利率計，所損失的利息每年只是0.2 元，這是何等廉價的保險費！當時竟有記者到我家中拍攝我儲藏的食物。

同理，買鹽當保險（雖則這保險現在被指出無效用），也是理性經過計算的行為。

購鹽潮的另一可能原因是炒買炒賣。此事若要成功，需要一些條件︰買家入貨時必要眼明手快，而且事後可引起「羊群效應」（herding），大家競相仿效，否則若行動緩慢，買貨時價格已經大升，或是市場毫無反應，買入的貨無人問津，炒賣行動當會失敗告終。

「羊群效應」也有理性計算

此事涉及「羊群效應」是否出現，這是經濟學中頗為有趣的問題。一些行為經濟學家認為「羊群效應」都意味着參與者的非理性，他們受心理因素影響多於精明計算。不過，主流的經濟學家並不作此想，用理性行為解釋「羊群效應」的論文不勝枚舉。上周一位叫薩波利安（Hamid Sabourian）的朋友到訪，他是劍橋經濟系主任， 在我系工作坊宣讀一篇將在《計量經濟學報》（Econometrica）出版的論文，內容正是用理性解釋「羊群效應」與逆勢（Contrarian）行為。

什麼是「羊群效應」？簡單言之，是眼見別人進行某行動後便不再理會自己之前的信念，隨波逐流，大幅度改變自己的行為。

薩波利安認為「羊群效應」源於人們認為發生截然不同的極端後果的可能性，高於中間溫和後果的可能性，但他們掌握的資訊又十分不足，所以就算開始時較為相信A會發生，但只要见到不少人選了B，便立刻從一極端跳到另一極端。

例如，某公司換了老闆，但員工對新老闆作風所知甚少，就算一丁點有關老闆的新資訊出現，都足可突然改變大眾對他的判斷。又例如金融海嘯期間，不少人對某些投資銀行的財務狀況所知有限，而且害怕它會倒閉，所以一見到風吹草動，便會如驚弓之鳥，迅速改變自己的投資策略。

港人曾搶大米廁紙

由此可知， 「羊群效應」只是在資訊不足的條件下，人們怎樣利用新增資訊去研判形勢和改變自己行為的一種策略，他們把別人的行動也看成是新的訊息，不能以「非理性」將其一筆抹殺。

例如，在某財政本來健全的銀行出現擠提時，大家都知道擠提可使銀行倒閉，自己存款會化為烏有；在見到別人像羊群般湧到銀行排隊提款時，自己最理性的行為，正也是迅速跑去排隊。

在香港， 「羊群」久不久便會出現，有人視之為愚蠢，但亦有人視之為港人懂得靈活應變。從細節看來，在羊群活動中，港人行動背後的計算仍有跡可尋，絕非胡來。例如1983 年出現聯繫匯率制度前，不少港人既大手買入大米，亦在超市把廁紙掃光，兩者都是生活必需品，而且可長期儲藏，由此可見，這些港人羊群並未失去方寸，理性的「光輝」仍然閃現。

若說羊群行為理性，那麼與它剛好相反的「逆勢行為」是否便算不理性？邏輯上這一樣說不通。

什麼是「逆勢行為」？一般的理解是把它等同「包拗頸」的行為，別人說東，我一定說西；別人入貨，我便沽空，總之反其道而行。若用此定義， 「逆勢行為」與「羊群行為」一樣，都是倚賴別人的行動作為自己判斷的根據，同樣也是在資訊不足的條件下的一種策略性行為。

但「逆勢行為」也可以有另一種解讀。假如有人自認智珠在握，深信自己判斷正確，那麼對其他人的極端選擇往往不以為然。在別人眼中看來，他們的不隨俗也可理解為反大眾之道的「逆勢行為」。

從投資角度看，哪一種策略更易致勝及對市場帶來較大的穩定性？

「羊群行為」若要成功，必要的條件之一是要行動迅速，否則入市時價格早已給其他羊群推高，風險太大，不划算。「包拗頸」式的逆勢投資是否更易成功？逆勢而行，短線有吃虧機會，但若其策略是基於對形勢的充分了解後才作出，又當別論。

「逆勢行為」不算真正獨立

若加入羊群或「包拗頸」一族的投資者都人多勢眾，那麼市場價格會較易出現巨大波動。「羊群效應」下，市場在大幅看好及大幅看淡兩者間來回搖擺，市場不易穩定。「包拗頸」的投資或可抵消部分羊群效應，別人買，他們則賣，價格可回穩；若「包拗頸」的人比羊群更多，或實力更雄厚，由他們主導市場，效果卻與羊群主導無甚分別，價格一樣可大幅波動。

在政治問題上， 「羊群化」及「逆勢化」的策略都不斷交替出現，把香港或內地政府「英明化」或「妖魔化」便是例子。人民對政府決策的過程、理據和動機大都不能充分掌握，在資訊短缺的條件下，某一兩件小事往往足以把他們的判斷從一極端推到另一極端，這正是政客製造支持他們的羊群的肥沃土壤。但因為政客中有互相敵對的，大家說法相反，所以可以出現意見相反的羊群，這等於「逆勢行為」在政治上是家常便飯。

香港的媒體一般自認獨立，但本地媒體的公信力，除了少數例外，卻並不很高。每當有一種政治觀點出現後，我們多會見到有截然相反的敵對觀點接着湧現。

逆勢「包拗頸」的觀點與「羊群效應」一樣，都是被動的，並非真正獨立。香港需要的是更多講求證據，而不是反映各自好惡的評論。

HKEJ  2011-3-21

為什麼中港人力資源政策會造成不穩？ (雷鼎鳴)

近三、四十年來最重要的經濟現象，是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國內地面對全球化的挑戰，過去的回應基本正確，憑此便創出驕人的經濟增長。香港企業家在八十年代開始到內地創業，也能順應全球化之道，使到香港的經濟不斷成功轉型。

但近十多年來香港對應全球化的挑戰再非那麼順利，經濟也開始停滯不前，並由此衍生出多種社會困局。

對全球化的回應是否成功，要視乎很多因素。很多人沒有注意到，人力資源及相關政策其實扮演着很關鍵的角色，甚至比經濟或政治制度更加重要。人力資源條件優越及政策正確，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便會啟動起來，否則社會的穩定都會出問題，更遑論發展。

大學畢業生起薪點毫無寸進

香港沒有天然資源，一定要與全球化緊緊掛钩，否則可能全民都會餓死。有此制約，香港經濟最大的板塊是貿易與物流，第二大是金融服務業，兩者都與全球化有關，我們對此不應感到奇怪。誰的技能可以滿足全球化過程衍生出的需求，誰便更有可能在就業市場中成功。

過去幾年，我們人數不多的經濟系，屢屢出現大學本科尚未畢業便有投資銀行肯出過百萬年薪僱用的學生（今年也有），使我們嘖嘖稱奇；不過，顯然並非所有大學生都有如此際遇，十多年來，香港的大學畢業生起薪點幾乎毫無寸進。由此可知，光是投資在教育，並不能保證事業的成功或整體經濟的增長，掌握的學問是否符合社會需求十分重要。

什麼技術更有機會符合香港的需求？去年5 月3 日我在本報寫了篇〈再論香港的社會流動性〉，內中有提到，根據我一隊學生用人口普查數據做的研究顯示，在工作經驗相同的條件下，擁有副學士學歷的人士，平均薪金還比不上擁有中六學歷的人士。

拙文發表後，教育局官員約吃免費午餐，原因顯然是政府不相信副學士課程如此差勁。我同意政府官員所指，我的學生所做的數據，最新的只是2006 年的人口普查，未必能反映近年副學士課程的一些進步，但我對副學士現有課程能否有效幫助年輕人在全球化中早着先機，卻是不敢樂觀，原因有二。

副學士表面上高學歷

第一，在全球化過程中，不同國家地區的經濟定位可以迅速改變。例如，二十年前很少人會預料到，電腦軟件的工作職位會大量從美國等地轉移到印度去，香港電腦系的畢業生也因而遇上長久的不景氣。在外部環境多變的條件下，最有用的學問不見得是一些職業技能，而是語文與溝通能力、數學能力、對世界的認識，以及迅速學習新知識及分析複雜問題所需的科學方法與洞察力。部分副學士課程太重視職業訓練，反而使學生適應不了全球化環境所需要的靈活多變與吸收新知識的能力。

第二，香港就讀副學士課程的學生（包括自負盈虧的專科課程學生），在2009 年共26992 人，但內地每年高等院校專科（近似香港的副學士）畢業的人數也極多，2010 年估計高達321 萬人，佔適齡人口比例的十多個百分點，而且他們薪金遠低於香港的副學士。在如此強大的競爭下，香港很難討得了好。

香港政府若肯投入足夠的資源，把為數不少的副學士學子訓練成真正而非A 貨的大專生，能力遠遠高於內地，情況顯然便會不同。但政府對此卻只肯投放極少資源，市場自動回應，就是不願付出較高的薪酬僱用他們。這批年輕人表面上有高學歷，但缺乏市場的認受，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有部分人便容易成為社會中不穩定的因素。

人力資源問題還有另一個層面， 便是家庭的結構。1991 年香港的總和生育率是1.4，即每名婦女一輩子平均生育1.4 名小孩。由此數字可推斷，近半家庭的子女很可能都是獨生子女。他們因為得到父母較大的關注，所以平均而言可能稍為聰明，但使人搖頭的「港孩」出現，與獨生子女不可能脫得了關係。部分「港孩」患上了「王子病」、「公主病」，視不勞而獲為理所當然，沒有紀律，缺乏社交技能，在家中「惡慣」，在社會中一輸便怒髮衝冠；在電視中見到一名港孩激憤地說政府也應向像他一樣的小孩派6000 元。這種未對社會有過貢獻便以為納稅人欠了他錢的不勞而獲心態，顯然已是一種病態，其父母的教育頗有問題。

內地「教育大躍進」未提升質量

我自1999 年起，每天見面傾談的都是所謂的80 後，很少有人比我們這個行業對80 後有更深的了解。就我所見，大部分年輕人都理性好學正義，不能算作憤青，但我們總不能否定社會中有一批感到前途受壓抑，慣把個人喜好當作正義準則的年輕人，他們來去如風，民主制度下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見得會為他們遵從；講求組織紀律的共產黨不會吸納他們，黑社會怕他們壞了大事，社民連就算怎樣激進也指揮不了他們， 「無政府主義」恐怕是相對上較為準確的描述。他們是香港人力資源特殊情況下的產物。

上述以香港作引子，正是要指出內地早晚恐怕也會出現同一問題， 因為內地也有很相同的條件。自本世紀開始，內地似乎出現了一場「教育大躍進」，但可惜的是，躍進的只是一些數字，而不是質量。

2000 年高等院校（本科生加上專科學校學生）畢業人數是95萬，到2005 年已上升至307 萬，五年內竟增加3.2 倍！到了2010年，畢業人數更高達587 萬人，今年應可突破600 萬大關，即三分一的適齡年輕人可從高等院校畢業。

上述驕人的數字，與教育的投入極不相稱。2000 年中國國家財政性的教育經費佔GDP 的比例只是2.58％，與世界平均的4.9％相比， 相差甚遠； 即使到了2007年， 這比例也只是增至3.22％。至於用在高等教育的經費，情況一樣差勁。2000 年平均每名高等院校學生（本科及專科都包括在內）所得到政府財政上的投資只有9552 元，到2007 年更降到8479元，再加上物價上升，實際減幅是22％。就算因為在這段時間內學費加了不少，每名高等院校學生所用的實質總經費也只是微升了3.2％。我們要注意，這時期內，中國的人均名義GDP 上升了148％。顯然高等教育經費上的增長與GDP 的增長絕非同步， 「科教興國」的口號並無落實。

內地「激青」埋社會不穩伏線

在高等院校的畢業生中，性質較接近香港副學士生的專科學生，在2009 年共佔53.8％，人數高達286 萬人，他們人均得到的政府教育投資遠遠低於本科生所得。我見識過一些內地沒有多大名氣的高等院校，師資頗有不足，課程也較為僵化，分科太明顯，與全球化環境下所需要的靈活性很不相稱，學生雖然勤奮，但我很懷疑他們在市場中的認受性。

中國有一孩政策，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比港人只會更強烈。但就算父母期望怎樣高，花費在子女身上的教育投資如何大，也只有很少數的年輕人能進入著名學府。在專科學校就讀的，所學的東西隨時可能過時，畢業生變得不能適應經濟上的變化。

一孩政策實施三十多年後，內地的年輕人所經歷過的家庭環境，與「港孩」所面對的，不會有太大的不同。既然如此，他們的性格與行為總也會有相近之處，內地家庭亦早有「小皇帝」一族的出現。又因大量年輕人都要入讀投資不足課程狹窄的專科學校，香港出現激青的條件在內地亦同樣普遍存在。前車可鑑，將來這可能是內地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把教育經費早日增至GDP 的5％左右，改革課程，使更多人掌握到自學新知識的能力，才更符合全球化大環境下中國的需要，中國也更能維持穩定中的發展。

HKEJ  2011-3-14

財政預算案、通脹疑雲與荷蘭病 (雷鼎鳴 )

財政預算案捲起的風波中，最引起爭議的部份，是政府最初決定向強積金注入240 億元的理據何在？後來又為什麼急轉彎，改為向有身份證的成年人每人派發60 00 元（估計共用掉360億元）﹖

據過去幾年我參與政府財政預算案諮詢的印象所得，政府若要「派糖」，必先訂定「派糖」的對象，然後再想出一種機制，把錢送到對象手上。例如，補貼電費的目的，便是要全港幾乎所有人都受惠，而且把錢交到電力公司便可，不用向每家每戶直接送錢。

注資入強積金相信也有同樣考慮，對象是每一個工作人口（可惜考慮不周，漏了公務員、教師等，引來極大不滿），而且不用把支票寄到所有工作人口家中（政府也沒有他們的地址）。

難明「引起通脹」理論

不過，對這次原本的注資強積金，政府提出一種新的「理據」，便是可以避免加劇通脹；後來雖改為直接按身份證派錢，但政府仍然堅持這有可能引起通脹。

我不相信注資入強積金或乾脆派錢會引起通脹，對政府這畫蛇添足的辯解頗覺大惑不解。我問過一些有可能受諮詢的朋友，是誰提出這種理論，也沒有什麼人認同政府的憂慮。

通脹在經濟學上的定義是物價持續上升，若物價只是短暫性地上升，嚴格來說，根本不叫通脹。不過，一般人分不清物價是持續性上升，還是一次過上升，這裏從俗，總之物價上升便叫通脹。

假如香港政府派的錢是靠開動印鈔機，再把新發行的鈔票分發給人民消費，那麼派錢便真的是只會推高物價，GDP 也不見得會有什麼增長，但香港情況顯然並非如此。在聯繫匯率制度下，政府不能隨便印鈔票，若要大量派錢，等於要動用外匯儲備，把外幣（美元）「運回」香港（其實不用真的運回）支持增發的鈔票，市民得到這些鈔票後，再買入進口貨品，資金又再流出。這個過程會否帶來通脹？我們可把過程更簡化一點，做一個思想實驗。

假設要派發360 億元，政府可先賣掉一些美國債券，用這筆錢在國外買入價值360 億元的大米（或其他商品，如iPad、手機、電腦等等也無不可），把大米運回香港分發給市民。用派米代替派錢會不會有通脹？顯然不會有，米價甚至下降也不足為奇。

由此可知，政府派發財富（在外國購入商品，再在港分發）不會必然帶來通脹。在真實世界中，政府自然不用直接派商品，而是派錢，但效果卻應一樣。政府不用替市民選擇要購買什麼商品，把貨幣分發給港人，再由他們自由選擇商品，而香港的商品又基本上都是進口的，我看不到物價上升的邏輯。

富足對經濟有負面影響

有一種說法，是派錢後市民的總消費（或總需求）會上升，因而推高物價。但在龐大的國際市場中，來自經濟規模細小的香港的需求微乎其微，商品幾可無限量供應而不用加價。若要加價的，主要應來自本地的服務業。但後者的加價壓力又可能被以下的因素抵消掉。

按照古典貨幣數量理論（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的一個簡單版本，物價（P）與貨幣量除以商品交易總量（M/Y）成正比例。換言之，貨幣供應量（M）愈多，物價便愈高，但交易總量（Y，通常 以GDP 來代替）愈大，物價卻是愈低。前者容易明白，貨幣一多，其價值自然會下降，物價當會上升。後者是因為交投量增大後，用以支付交易的貨幣需求也會上升，貨幣價值上升，每一塊錢買到的商品便愈多，亦即物價便愈低。上述的因果關係被無數研究結果驗證過，包括香港的經驗在內【註】。

政府若派發360 億元，而這筆錢又全部立刻消費掉的話，對物價有什麼影響？

港元的供應量（M）去年年底是3.878 萬億元，派發的360 億元會使貨幣量增加0.93％。

2010 年香港的GDP（亦即市場總的交易量）是1.748 萬億元，市民多用360 億元，等於交易量增加2.06％。按貨幣數量理論，M/Y 的分子上升0.93％，但分母上升2.06％，本報的讀者多懂財經，當會知道這等於M/Y 這一變量會下跌，這也意味着，根據這一模型，多用了360 億元後，物價不是上升，而是下降！這個下降壓力是否完全可抵消掉本地服務業加價的壓力？我不知道答案，但我們總也可以說，在香港派錢會引致通脹的說法極度可疑。

我們若是努力尋找一些在香港特定條件下派錢仍可帶來通脹的理據， 大可參考所謂「荷蘭病」（Dutch Disease）所帶來的啟示。

荷蘭病的出處，是指六十年代時荷蘭發現了新的北海油田，從而得到似乎是天降下來的財富。這本來是好事，但石油出口所帶來的貿易盈餘，卻使荷蘭的貨幣匯率上升，不利她製造業的出口，甚至造成失業。長期而言，因為製造業停滯，總體經濟的發展也蒙受不利的影響。

荷蘭病廣義的推演，也可稱作「豐盛的詛咒」，橫財或富足，都有可能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有些國家就算採用固定匯率，新流進的資金不能推高匯率，但也會帶來通脹。

兩種做法可解內耗

香港政府變賣了外匯資產還富於民後，會否一樣也因資金流入引來通脹？正如上文的分析，在香港這種開放型的經濟體制下，荷蘭病不會起到多大作用，政府派發的資金可以很快地便給港人在購買進口消費品中用掉。

身家豐厚或飛來橫財是否真的對經濟不利？有不少研究的確有發現天然資源豐足的國家，經濟發展往往不甚理想。但近年一些新發現的證據卻更能準確斷症：資源豐足本身不是壞事，對經濟發展亦有好處，但很多身家豐厚的國家卻因此而有恃無恐，採取了錯誤的經濟政策，忽略了教育及科研等等有利推動經濟的因素。豐足不會拖垮經濟，但隨之而來「吃老本」、「不肯拚搏」、「二世祖」或「吃免費午餐」等等心態，才是問題之所在。

香港政府派錢不見得會帶來通脹，但荷蘭病對我們卻應有啟示作用。香港2.3 萬億元的外匯資產扣掉1.1 萬億元的債務後仍有1.2 萬億元屬於港人所有，但由政府管理。這筆平均每名港人17 萬元的財富是過去納稅人辛勤工作累積的財富。但懷璧其罪，弱勢政府掌控這筆外匯資產，怎會不引致各利益集團虎視眈眈，製造各種藉口進行尋租活動，搶奪這筆原本屬於納稅人的財富？這當中造成的內耗是變相的荷蘭病，對香港經濟的破壞已是彰彰明甚。

在這種局面下，政府應如何理財？

我對量入為出、低稅制、小政府的審慎理財原則一向贊同，而且認為應長期貫徹下去，但香港已累積的儲備已過於豐厚，甚至因爭奪而造成內耗，政府應怎麼辦？我認為有兩種效果相近的模式。

第一是維持現時稅制，做到《基本法》所要求的量入為出審慎理財，但把1.2 萬億元儲備盡量還富於民，藏富於民。人民管理自己的財富，歷來比政府來得有效，政府窮得老糠榨不出油，所受政治壓力會大減，正是財散人安樂。

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怎樣散掉這筆財富是無關重要的，就算是攪珠分錢也無所謂，只要財富在人民手中便可。但從公平的角度看，配置的方法當然是事關重大，例如今次修訂的預算案中，每名成年港人可平均主義地得到6000 元，不少納稅人不免會問，沒有交過稅的人憑什麼可以拿走他們過多地繳納了的稅金？

政府若要派錢，要有足夠的政治膽識，保護港人的財富，不要太受某些政客及利益集團提出的所謂「長遠發展目標」所惑。不少（但不是全部）這類「目標」，後果及動機都十分可疑，將來有機會才再討論。政府有否此膽識，我們當然不敢存以厚望。

第二是繼續保留豐厚的儲備，把所有儲備的投資回報納入為財政收入中（現時並非如此入賬），但既然平均而言會有盈餘出現（若加上納入基金權益的投資回報，去年盈餘不是713 億元，而是接近1100 億元），政府可減稅甚至取消某些稅種，而不違反審慎理財的原則。此點我兩周前已有討論過。

按照以上的邏輯，我對政府的「胡亂」派錢，並不認為是違反審慎理財原則。政客不會歡迎，但大多數市民歡迎。

不過，政府處事粗疏，以致要中途急轉彎引起的管治危機，卻顯然會後患無窮。

註：羅家聰老弟雖然不認同政府派錢會引發通脹一說，但他卻發現私人實質消費與物價有統計顯著的正關係，似乎派錢消費也會推高物價。這個結果並不正確。

表面上，消費增加後物價似乎隨着上升，但其實推高物價的真正動力來自貨幣量的增加。貨幣量的上升或下跌，往往與消費（或GDP）同步發生，所以造成了錯覺。我們只要用多元回歸分析法把貨幣量及消費（或GDP）同時放進方程式中，用香港的數據一檢視，自會發現在貨幣量不變的條件下，消費或GDP 的上升反會拉低物價！

要真正嚴格的進行這習作，還須把模型動態化，即根據現代版的貨幣數量理論，加進今天及過去幾季的貨幣量與GDP。我與我的學生多次用不同時期的數據做過這習作，結果十分穩定，足可解釋98％以上通脹變化的成因。

多年前郭國全當政府經濟顧問時，我也與政府交流過這些結果，政府按我所提的方法也做過相似的習作，驗證過我的結論，相信政府現在已忘記這結果了。

HKEJ 2011-3-7

中國出口商為何打不入內銷市場？ (雷鼎鳴)

過去三四十年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影響無遠弗屆，中國是這個過程的重要參與者，也是最大的得益者。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國民經濟一度幾乎陷於崩潰，但1978 年至今，人均實質產值卻上升十三倍！有種說法是，這個過程也帶來貧富懸殊。但我們不應忽略，就算是農村人口，生活也大幅度地改善，實質人均收入上升也有七八倍之譜。

若以事後孔明的角度看這問題，既然經濟開放能帶來這麼大的好處，我們便毋須相信鄧小平當年作出開放政策的決定時有什麼難度。但正如國際貿易理論大師巴沃蒂（Jagdish Bhagwati）所指出，不少發展中國家在參與自由貿易前，大多都會擔心市場一旦開放，自己根本競爭不過先進國家，致使百業凋零，人民失去職位；這種見解在中國改革初期也是所在多見，由此可知，鄧小平當年實在要頂着來自保守派的強大壓力。

害怕競爭而支持保護主義

不過，時移世易，今天埋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聲音主要卻是來自發達國家，一些人倒過來害怕自己競爭力比不上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因而要支持保護主義。

出現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擔憂其實並不奇怪，自由貿易的後果之一正是迫使各國發揮自己的相對優勢。中國過去某些企業競爭不過外國，早已萎縮消失，代之而起的卻是一批找到自己優點、能攻陷先進國家市場的企業。在發達國家中這種情況一樣出現，貿易促使各國把資源更有效配置，從而提升生產力。

上述是國際貿易理論的基本常識。不過，近年一些定量研究卻發現，貿易所帶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雖有助經濟增長，但從量度出來的結果看，它的貢獻卻不足以充分解釋貿易對繁榮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還應有其他的渠道，找尋這些渠道是近年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向。

一個主流理論是，市場競爭能促使企業不斷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若這些企業不這樣做，它們便會受淘汰。據此思路，我們不難得出如下的推理︰一、市場競爭愈激烈，企業的生產力便愈能提高；二、國際市場是競爭最激烈的市場，所以參與國際貿易的企業生產效率會比只懂在本國內銷的企業要高。不少貿易理論都把這推論當作是不可拂逆的結論。

研究結果出人意表

這個結論最近受到強烈挑戰，而挑戰的理據對中國和香港的發展都有重要的啟示。

提出挑戰的是一位叫呂丹的學生，她幾年前給阮志華老弟發掘，從北京大學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去，今年將在經濟系博士班畢業，系內評價極高，我與她也有過交流。

呂丹的研究建基於她對中國統計數據的分析。她的數據來自1998 年以後每年一度國家統計局進行的企業普查，其覆蓋面極廣，包括了所有國企及年銷售量超過500 萬元人民幣的私營企業，在2007 年納入數據庫的企業多達336768 所，它們的出口量佔中國總出口量的九成，而企業所要提供的數據亦極為詳盡。根據這些數據，呂丹發現了一系列出人意表的結果。

第一個發現是，中國的出口商不論是「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或「勞動生產力」，平均而言都比不上以內銷為主要目的的生產商。這兩種生產力的量度法都有助我們了解企業的生產效率，例如把同樣的人力物力放進甲乙兩個企業內，甲的產量若是比乙高，那麼甲的生產效率或「全要素生產力」便高於乙。

這個發現與傳統的見解大相逕庭。為什麼在世界市場中要與多國企業一爭長短的出口企業，其效率反而不及內銷生產商？這好比能征慣戰的國家代表隊的水準及不上地方代表隊同樣使人不可思議。

數據又清楚顯示，出口生產商所造的產品絕大部分都是勞動密集，但中國也有出口資本密集產品的生產商。按照經典的國際貿易理論赫薩爾─ 奧林定理（Heckscher-Ohlin Theorem），中國勞動力充裕，歐美則資本充裕，最符合兩地利益的做法是中國向歐美輸出勞動密集產品，歐美則向中國出口資本密集產品。但呂丹卻發現，中國出口商效率之所以較低，原因是在於數目眾多出口勞動密集產品的企業表現差強人意，佔少數生產資本密集產品的出口商則實力強勁，效率比留守本國只重內銷的企業效率要高。

這些結果初看起來會使人訝異，有些人可能只是認為中國與其他國家不一樣，傳統的經濟理論或國際貿易理論不能解釋中國，要另立一套才成。

我不贊成這種思維方式。一套理論若似乎解釋不了某種現實，第一步要做的應是仔細想一想，我們是否遺漏了什麼因素？若然找出這些因素後，真實世界的現象又重新可作解釋，那麼我們的理論便更完整，不用從頭開始建立另一套新的理論。

效率一般也可稱霸市場

呂丹的解釋倒也簡單，但完全符合經濟原理。中國輸出的勞動密集產品（如衣服、玩具等）在歐美市場本就佔盡了勞工成本低廉的優勢，就算生產商效率一般，比不過內銷生產商，在歐美也足以稱霸市場。但假若出口的是資本密集產品（如藥物、石油、化學品），成本再無優勢可言，在強手雲集的國際市場，企業本身的生產效率若無過人之處，如何能夠立足？

既然如此，我們也應見到，大部分生產勞動密集產品的外銷商，雖可以在國外成功佔據市場，但在中國卻全無立足之地，市場佔有率是零。反之，能夠出口資本密集產品的企業，因生產效率優越，在中國及外國都一樣能佔據市場。企業普查中見到的數據，正正可印證到上述的推論。

這些結果並無違反競爭可促進生產力的原理，新「發現」的是，在勞動密集產品市場中，競爭最激烈的不在歐美市場，而在中國內銷市場。

讀者不難對這些解釋提出質疑。例如，中國的產品在歐美市場中一樣要面對來自越南、印尼等勞動力充裕國家的競爭，並非不思進取、生產力原地踏步也可繼續佔據市場。這點沒錯，但這些競爭者短期內似乎尚未足以威脅到中國出口商的生存。

這又帶來另一個問題，假如人民幣突然大幅升值，出口商在國際市場目前佔據到的一點優勢會否蕩然無存？有此可能，但總不會是所有出口商都如此不濟。

競爭會更加激烈，生產力較弱的會倒閉，造成失業，但生存下來的也一定有辦法在競爭壓力下更有作為，生產效率更能提高。

成本推高影響消費者

另一個質疑是，有能力打入內銷市場生產效率較高的生產商為什麼不順便也在國際市場中分一杯羹？這的確是一個使人疑惑的問題，須作解釋。

中國的勞動密集產品雖在國際市場中擁有優勢，但進入國際市場卻並非人人可做到。這需要國際的網絡關係及對市場的了解。2008 年中國出口的總值中，55.25 ％來自外資企業，而外商投資存量中，港資又佔了63％。由此可知，中國的出口相當程度地倚靠外資企業，尤其是港資企業，在改革開放初期更是如此。這些外資企業擁有的國際網絡及對市場的認知恐怕不是普通的內地企業所能望其項背，後者就算身懷絕技也未必能打入國際市場。

打入國際市場不易，但進入內銷市場可能更困難。內地講關係、條文制度複雜，面對善於掌握這些關係的眾多內地企業的競爭，外資及港資企業都不易勝出。

通過對企業普查數據的分析後，不少內地的港資企業可謂「原形畢露」，投入同量的人力物力，港資企業的產出，平均低於內地企業的產出，它們所能倚靠的，只是國際市場的網絡關係及知識而已，一旦人民幣有較大的升值，此種優勢或許便不足恃；不斷改善生產效率、降低成本、搞創新才是它們繼續生存之道。

在上周末一次旅途中，碰到廠商會會長黃友嘉，他是芝大經濟系博士，對港商在內地進入內銷市場所遇到的壁壘和困難了解甚深，這些困難對中國消費者及鼓勵內銷的國策都並非好事。內地有一種奇怪現象，同是中國生產的商品，在外國售賣價錢往往會低於在中國的價錢。這反映出中國的內銷市場中稅率、關係、交通運輸等等障礙，在在都在推高成本，使消費者蒙受損失。中國政府應想方設法掃除這些障礙。

HKEJ 2011-2-28

香港的外匯儲備是否足夠？ (雷鼎鳴 )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日前發表大作〈外匯基金與香港的貨幣和金融穩定〉（編按全文刊本報2 月18 日第三十八版），貫穿其中的一個思想，是在波譎雲詭的國際金融環境下，香港擁有的外匯資產愈多，愈能保障安全。

這顯然是事實，我毫不反對。不過，我們也不可忘記，金融安全的背後也有着沉重的成本。截至2010 年12 月止，外匯基金的總資產是2.35 萬億港元，等於每名港人平均有33 萬港元押在外匯基金之上。就算我們扣掉外匯基金的欠債部分，只把政府可自由運用的5923 億財政儲備和5914 億的基金權益加起來，也有接近1.2 萬億的天文數字，每名港人平均有17 萬元由金管局託管。

對此，我們不能不問幾個問題：外匯基金的資產要多少才最合理？亦即其成本與效益間如何尋得平衡；這筆資產應用在什麼地方，不應用在什麼地方？如現在的資產已經過多，額外的資產應如何處理？

外匯基金資產三大用途

從政府的角度看，外匯基金的資產似有三大用途。第一是用以捍衛聯繫匯率；第二是在金融體制出問題時，有財力可出手挽救；第三是政府財政出現赤字時，有儲備支持，不用借債。對這三大用途，我們可逐點分析。

用以支撐聯繫匯率的所謂貨幣基礎，今年1 月共有1.06 萬億港元，其中的2500 億元是用以替流通鈔票提供百分百的支持，此點是聯匯制的核心，若香港繼續採用此制度，則這筆錢完全不能動。

貨幣基礎的另一筆錢，是各銀行存放在金管局中的結餘，2011 年1 月份有1487 億，比起1997 年6 月的4.8 億元相差以百倍計。近年銀行結餘增加這麼快，是因為銀行怕熱錢來去如風，外資一旦撤走，銀行可迅速地用這筆結餘向金管局換外幣，以免重蹈亞洲金融風暴時外幣不足、利率被推得與天試比高的覆轍。這筆錢等於銀行的保險金，暫時也是動不了的。

貨幣基礎的第三筆錢，是用以償還外匯基金及債券的資產。上月此數總額高達6557 億，與97 年間的不足900億不可同日而語。但這筆資金亦可因資金外流而突然劇減，甚至消失，所以也是不動為妙。

容易出現道德風險

按以上所說，過萬億的貨幣基礎不能動，但光是這筆錢是否足以保障聯匯制？

我於96 年兩次在本報談過這問題，認為聯匯制的安全性並不如當時金管局所認為的那樣固若金湯，原因是就算把所有外匯資產加起來，也不足以對港元的貨幣供應量M3提供百分百的保證，若有大量港人不再相信港元，聯匯制不會守得住，所以港元匯率不是不可炒。

金管局當時信奉的利率與匯率自我調節機制，在信心不足的條件下，並不足夠，後來亞洲金融風暴的出現，亦印證了此說。今天外匯基金所有的資產加起來，也只是港元M3的六成，香港是否需要更多的儲備去捍衛聯繫匯率？

我認為除了貨幣基礎外，聯匯制已不再需要額外的儲備了。原因有二，第一，自98 年9 月的聯匯機制改革後，炒家炒賣港元已經遠比以前困難。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炒家用幾十億港元已可把息口弄至280％，今天若要起到同樣的效果，炒賣的金額恐怕要8000 億以上（貨幣基礎減去流通鈔票）才可做得到。對炒家而言，風險已是太高。第二，將來港元與人民幣掛鉤的機會很大，在一國兩制下，狙擊港元有如單是狙擊在紐約的美元，十分荒唐。以中國貨幣量規模之大（中國的M2已超越美國的M2），狙擊人民幣的機會已經慢慢消逝。

外匯基金資產的第二個功能是在必要時挽救金融體制。

此用途出發點雖善，過去偶然也會做到（例如提供存款保障），但將來恐怕愈來愈脫離實際，香港的M3有7 萬億，基金權益加財政儲備的1.2 萬億根本便不足夠提供全面的保障。大家接受存款保障只是因為市民對香港的銀行體制信心仍足。根據金管局的數據，香港的銀行資產有12.3 萬億，股票已增至21 萬億，加起來的金融資產已有33.3 萬億，等於中國的三成，亦等於香港二十年的GDP，外匯資產的十四倍以上。

若香港金融業能按以往的速度發展，變身成為中國名副其實的國際金融中心，其規模只會愈來愈大。要以香港一地之財力去捍衛香港的金融業，不啻是要紐約市政府獨力去應付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其志雖高遠，但不切實際，不如研究出一套機制，假想香港出現金融困局時，中港兩地如何互動解救。我認為將來根本不用預留儲備去挽救可能出現困局的金融業（銀行擠提是例外，要救），否則容易出現道德風險。

政府有能力還富於民

外匯基金的第三個功能是應付財赤。我們若分析過去十多年香港的財政儲備，當會發現其表現差強人意。去年底政府財政儲備5923 億，比1998 年只是增加了1667 億（每年平均增幅2.8％），而其中大部分的增幅都是來自2010 年。

此種缺乏光芒的成績，主要是因為香港政府在98、00 至03年度都出現過頗大的財赤，這個缺口近年才被補回去。我從來不相信幾年前不少人提出過的所謂香港出現了「結構性赤字」，但政府有些時候未能壓縮開支卻使人擔心。

財政儲備的增幅雖然緩慢，但過去投資回報所累積的基金權益表現卻好得多。

這筆財政司司長有權可動用高達5914 億的款項比起98 年底增加了3492 億，每年增長率7.7%。這筆錢以後還會增加，貨幣基礎的投資回報也可算在其內。若要還富於民，它是最不會引起後患的一筆錢。

我認為以香港目前的財政狀況，政府有能力還富於民。但怎樣做才可保住審慎理財的原則？方法很多，只舉一例，但這例子也涉及幾個步驟同時進行。

6000 億元的基金權益及貨幣基礎中部分款項的投資回報（以往都不納入財政收益），其實可全部抽取出來作為財政收入的一部分，政府甚至可劃出某些支出項目可全部由這些收入支付。這筆回報平均每年要達到 500、600 億元並非難事。倘若政府能把開支再壓縮到GDP 的16％至17％左右，每年又可節省300 億元。

為什麼要減政府開支？這是經濟學一個很古老的問題，答案是政府用的是其他人的錢，而且經常因受到政治或利益團體的壓力而用不得其所，效率遠不及私人理財那麼高。按上述所算，每年多出的800、900 億元有什麼用？

我十年前寫過一篇「無稅社會」的文章，認為以香港儲備之豐及賣地收入之可觀，大有條件完全取消直接稅，但前提是政府開支要壓縮至GDP 的14％左右（八十年代時香港正是如此，經濟亦表現很好）。

零薪俸稅吸引人才來港

哈佛的巴羅（Robert Barro）多年前已有論證，開支佔GDP 愈高的國家，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經濟增長率會愈低。還富於民，讓人民自己作出理財的判斷，效率比之於把我們的財富借給美國人揮霍顯然大有機會更為理想。

金管局買了美債後，其實還要捱罵；美國有些人認為亞洲諸國借錢給他們，是縱容他們胡亂使錢的成因，所以同時也是造成金融海嘯的元兇。

香港開埠以來一直實行自由港制度，除了極少商品外，完全沒有關稅。這個零關稅政策的結果是就算在今天，出入口貿易加上與其相關的物流業仍佔GDP 的27％，是香港最大的經濟板塊，遠超於只有GDP 18％排名第二的金融服務業。若無零關稅，這種成績不會達到。

上述的800、900 億元可以如何還富於民？增加政府開支對經濟有不妙的影響，過去三十多年來宏觀經濟實證研究中已有大量證據，但減稅的效果通常十分正面。據政府月前為預算案發放的資料，2010-11 年度薪俸稅共398億元，印花稅共300 億元，兩者加起來約700 億元。

印花稅相當程度地等於金融買賣稅，把它取消，可對香港的金融業發展有巨大的刺激作用，會有如零關稅般把多一個經濟板塊推上新一個台階。

薪俸稅是人才稅。零薪俸稅等於向世界發出宣言，香港的財政狀況是如何良好，對吸引人才來港或鼓勵港人更加勤奮工作都有極大益處。香港未來發展最需要的是人才，有這大手筆，形勢會大幅好轉。

免掉這兩種稅，其他國家做不到，但以香港的財力卻可行。有人認為香港要擴闊稅基，但收支若能平衡，擴闊稅基只是無聊之舉。

HKEJ  201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