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達沃斯是歷史轉捩點 (雷鼎鳴)

每年一月在瑞士阿爾卑斯山一個叫達沃斯（Davos）的小鎮所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已成國際政經界的一件年度大事，上周所舉行的論壇將來更可能被歷史學家當作是21世紀國際實力變化的一個里程碑。這次美國沒有總統或候任總統參與，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卻出席發表了主題演講，內容視野恢宏，其主張正是主流經濟學界二百多年來的核心思想，我不可能不支持。

習近平的演說顯然是針對特朗普及部分歐洲國家所出現的保護主義思潮而來。他開宗明義引用狄更斯描述工業革命發生後的世界的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經濟全球化曾被視為《一千零一夜》的阿里巴巴的山洞，現在則有人認為是潘多拉的盒子。他指出，世界經濟大海是迴避不了的，要退回到一個一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中國當年加入WTO也有過忐忑，但中國敢於到大海中去經風浪，雖然嗆過水，遇過漩渦，但終於在游泳中學會游泳。中國勤勞的人民流血流汗數十年才換回今日傲視全球的成果，七億多人脫了貧，全球經濟30％的增長來自中國。


世界融合不可擋 全球化助脫貧

習的演講稿在網上容易找到，讀者找來一讀，當可用此第一手的資料自行判斷國家領導人的價值觀及其政策。習近平演說之大受歡迎，自然與曾領導世界的美國在經濟上開始退縮走向鎖國之路有關，世界的有識之士，大都明白經濟全球化及所謂第四次工業革命對人類帶來的好處；也會認同習所說的，人類已經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怎會不對特朗普等人的「美國優先」口號憂心如焚？論壇的主席施瓦布（Klaus Schwab）在演說後正確指出，世界正在轉向一個中國領袖，從他處得到信心、穩定及對世界貿易的捍衞。中國不但早已成為世上第一貿易大國，在特朗普孤立主義的陰影下，各國可能會逐漸放棄把美國視為精神領袖，起碼在貿易界，新一代的領袖已然冒起，中國是也！

經濟全球化無疑為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但正如我過去一再指出，得益者主要是世界中七成多的人口，在發達國家中的資本家也有不少獲得巨利，但不少人卻沒有得到多少好處。這個問題主要發生在發達地區，在中國絕大部分的人民收入都有急劇增長，正如上文所提到，脫貧的人起碼也有七億多。但我們若不解決發達地區的得益包容性問題，亦即未有使在這些地區大多數人得益的問題，那麼經濟全球化所要繼續走的道路，一定會滿途荊棘。

阿里巴巴的馬雲前些時見過特朗普，在達沃斯也接受了一次30分鐘的英語訪問，其錄影可在youtube找到。馬雲確是天才，他過去對中國經濟最重要的貢獻是用他創建的網購平台，重新塑造出一整套高效率的、公平的市場秩序，只要有公司賣假貨或行騙，就可能迅速地受到懲罰。馬雲現在把賣假貨視為犯罪，法律就算懲罰不了這些罪犯，阿里巴巴的平台卻有可能懲罰到，雖然罪惡不會完全消失。馬雲今次的演講卻觸及另一重要問題，即如何增強得益包容性，發人深省。


銷售網購平民化 中小企業受惠

他比較了亞馬遜與阿里巴巴兩種截然不同的營運模式，前者是建立一個帝國，它有能力售賣的，它都會自己賣，若它成功，它會造就多一名超級富豪。阿里巴巴卻是把銷售網平民化，幫助着千千萬萬的中小企成為高效的銷售者，讓這些小經營者慢慢地變為企業家。以成績而論，亞馬遜不少商品已可在幾小時之內送到購買者手中，阿里巴巴的淘寶網等也可在不少城市同樣做得到。但更重要的是，美國人在經濟全球化中只有少數人得益，沒有好好解決包容性問題，但馬雲的策略卻能更為有效。阿里巴巴成功，不但馬雲成為巨富，千千萬萬依附它而生存的中小企業家同樣賺到錢。難怪在內地的一些農村中，馬雲竟被一些人視為財神而拜！

今屆達沃斯會議中，除了陳繁昌校長外，科大經濟系尚有兩位舊同事林毅夫與李稻葵有參加。他們在科大多年，回到北大清華後發揮出巨大作用，可見我系在招聘時目光如炬，懂得辨識人才。對港人而言，達沃斯發表達出顯揚的精神，正是我們需要重視的，習近平引用紅十字會創辦人杜楠的名言值得我們記着︰「真正的敵人不是我們的鄰國，而是飢餓、貧窮、無知、迷信和偏見」。

 

(Sky Post 2017-1-27)

自殺與民粹思維的關係 (雷鼎鳴)

去年並不是很好的一年。世界黑天鵝到處亂飛，經濟也不理想。社會環境不佳容易使一些人感到憂鬱，最嚴重的，還會使人結束生命。

多年前曾讀過一篇學術報告，知道在美國失業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並持續6年，要進精神病院的便增加4,000人，自殺或死亡個案則上升21,570人。生命何其可貴，搞好經濟的確不能忽視。

有位中學同學去年底自己結束了生命，朋友都同感可惜與難過。我翻查資料，在2011年，香港男性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有16.2人，女性的自殺率則約等於男性的一半。此種女低於男的現象普世皆然，也許是男的很多都不懂得哭，無以化解憂傷。若按上述數字，假設香港的男性平均生存80年，那麼每10萬人中，最終用自殺而結束一生的大約有1,296人，即約1.3％的香港男性人口結束生命的方法是自殺。

上述的計算是80乘以16.2，按照概率論這並不是正確的計算方法，但這個速算頗為準確，家中有孩子讀高中或大學，而數學不錯的，可自行用較正規的方法計算，驗證我以上的結果有多準確。


發現有異象 應及早協助

其實，哪怕是一個自殺個案，我們都嫌多。我同屆中學同學共有約150人，到現時為止，已有3人通過自殺而離開，等於自殺率是2％，高於上述的1.3％。同學自殺前已有異象，但因恐怕涉及別人的私隱，其他朋友干預得不夠積極。此事提醒我們，在生命攸關的時候，我們實不應太重視私隱。

最近讀到一篇2015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和他的夫人蓋斯（Anne Case）合作的研究，他們發現，美國中年男性，特別是沒上過大學的白人，壽命比前縮短。美國健康統計全國中心的數據也顯示，在2014年的男性人均預期壽命是76.5歲，到了2015年，竟跌至76.3歲，女性也由81.3歲跌至81.2歲。這是自1993年以來美國人首次變得更短命，美國的有識之士對此大感震驚。

為甚麼美國人的壽命會減短？第一及第二號殺手仍是心血管病及癌，但迪頓與蓋斯卻再另有發現︰「絕望症」在美國正大幅上升！

所謂「絕望症」是指自殺、過度喝酒所帶來傷肝等的後遺症，及過量服用類鴉片藥物（Opioid，包括海洛英）等止痛及抗抑鬱藥物所帶來的影響，據近年的研究，後者有增加自殺的傾向。迪頓及蓋斯更發現，白人藍領及學歷較低的中年男性受影響最大。


工作不如意 產生絕望感

為何如此？我們大可提供一個經濟解釋。全球經濟一體化使到世界上七成左右的人口收入大幅上升（主要在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但在第一世界的低學歷工作人士收入卻無甚進步，甚至倒退，而且此事發生的時間很長，絕非一朝一夕。他們工作較前不如意，是因為自己做得到的，別國的廉價勞工也做得到，甚至做得更好，競爭力如何會不下跌？

特朗普為何可上台？他常常出言不遜，留下了不少把柄隨時可被別人清算，但他卻確實有頗巨大的支持。若果沒有說服了大批深感抑鬱，甚至要自殺的美國人，他上台就能帶來改變，他不可能贏得了這次的選舉。

特朗普在1月20日便要上任，我相信他必須討好這批支持者。搞搞貿易戰雖然對美國的總體利益有損，但可能對上述的低學歷人士有短暫利益，這場貿易戰他打的機會很大。

 

(Sky Post 2017-1-20)

故宮事件與程序公義 (雷鼎鳴)

香港不知是否被下了咒，一大批政客就像走了火入了魔，連故宮文化博物館這使人𦧲飯應的好事也要千方百計阻撓。若無他們，香港的產值一定高於現在。

故宮博物院肯長期借出一批又一批稀世珍寶來港展覽，若成事，立即便可把香港的文化品位提高幾個檔次，從此香港在世界的文化地圖中便可佔一席位，西九所有其他的項目恐怕都遠遠達不到這個身價。

旅遊業顯然會受惠，經濟也會因多了高文化水平的人來港消費而有所禆益。學生與年輕人有了實物觀賞，當可更能領略中國精緻文化的博大精深。記得中學時讀的歷史課本中有好些文物的圖片，大學剛畢業，到過洛陽的博物館，見到書本圖片的原物，興奮莫名。這些珍寶誰個城市不想要？中央政府把它們借給香港，顯然是送大禮，同時也是對香港博物館員工專業能力的肯定。我們應為他們感到驕傲！

濫用諮詢過程 延誤時機損失大

反對者也不大敢說這些文物不好，阻撓的藉口惟有說整件事缺乏諮詢，不符程序公義云云。這倒是莫須有的罪名。諮詢不是壞事，適當的諮詢可能誘發出有用的參考意見，或擺平各方的利益關係。不過，諮詢卻絕非一定對社會有利，與「公義」並無必然關係，無謂的諮詢不但會延誤戰機，蹉跎歲月，使我們一事無成。有時我們的確要行政主導，負責的官員說了算才合乎效率。

舉個例子，現代的優秀大學早已實行教授治校，校內很多重要的權力都掌於各種由教授或資深職員組成的委員會手中，政策往往是投票決定，十分民主，不是校長說了算。但某些事項，卻絕不用諮詢。

倘若有人要捐出巨款發展科研，校方高層當然不會告訴捐款人他們要經過諮詢各教授才會接受捐款，只要這些款項來路光明正大，捐款人也沒有附加校方不可接受的條件，校方怎會不第一時間答應？捐款人一旦認為校方不領情，怎會不把款項改捐至其他嗷嗷待哺的院校？這次故宮文物事件情況與此相若。

如果說沒有諮詢那些權力上腦的政客便有違公義，那麼我們便必需要問，無謂諮詢所帶來的延誤甚至是項目取消，其損失便都要市民承擔，特別是沒有錢可以到北京故宮參觀的文化人或年輕學子，他們的損失由誰補償？可以肯定，這些政客自己不會補償。損人牙眼而竟又自稱正義的，正如魯迅所說，我們不要跟他們成為朋友。

故宮文物，本來便是文化事項，應與政治無關，而且故宮前年便對長期借出文物作出建議，馬會亦以紀念回歸20周年為捐出35億巨款的理由，但有些人卻硬是要用政治私利凌駕大眾利益。

甚麼政治私利？這可有不同層次的答案。

最直接的私利市要影響特首的選舉。林鄭是熱門之一，當然會受到打擊。倘若林鄭突然說不選了，反對派對此事的興致會大減。如果主要推動這博物館的是財爺或葉劉，而他們又是大熱的話，反對派一樣會大張旗鼓。他們需要的，是一個被妖魔化了的特首，好使他們有一個可不斷使用的標靶，他們的存在價值，是建基於有敵人讓他們攻擊，誰當特首，都必要逐步妖魔化其人。

關乎特首選舉 致力攻訐抹黑

但為甚麼選故宮文化博物館，這一大眾叫好的項目作為切入點？這正是他們聰明之處。若攻擊的對象是對手的缺點，雖也有用，但效果便沒有這麼大。人民大可接受對這些缺點的批評，但隨後他們又發現被攻擊者同時也有不少優點，倘若這樣，被攻擊者的形象便不會受損太大。但如果能夠把對方的優點或強項硬是說得一無是處，成功地大肆抹黑，那麼對方的形象便會全面崩塌，政治攻訐便得到最高的效率。這當然也有風險，若人民明辨是非，看得通「為反而反」的手段，攻擊者也會遭到反噬，所以他們一旦開戰，便只能如過河卒子般，只能進，不能也不敢退。

這裏尚有一幽微的心理。某些反對派一直在編造一種有兩個要素的論述︰第一，中央不滿梁振英的路綫，所以把他炒魷。第二，林鄭的路綫是現任特首路綫的延續。此種論述的真偽是可被驗證的，若林鄭最後因得到中央祝福而當選，此論述便不攻自破，所以他們一定要用盡方法，使林鄭選不上特首，否則便太失面子了。

(Sky Post 2017-1-13)

 

河套的發展與工業政策 (雷鼎鳴)

前一陣子，內地兩位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與張維迎展開了一場關於國家是否應實施工業政策的辯論。兩位教授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名重學林，二人的辦公室在北大朗潤園的四合院建築之內，隔着一個天井，學術界也習慣了大家各持己見，不用尋求共識，但這辯論仍十分轟動，不但成為全國性新聞，連香港的報章也有報道，除了看熱鬧的心態外，我們也由此可知工業政策這個命題的重要性。

所謂工業政策，簡而言之，是政府選擇性挑出一些它認為將來有很大發展空間的行業，並對這些獲垂青者補貼資源。

我對工業政策一向都懷有戒心，在多國歷史上，它失敗的例子極多，政府往往會浪費納稅人的資源，向一些扶不起的工業輸送利益。香港過去也搞過很多甚麼甚麼「港」的，但並無真正成功的例子。


港創科產業鏈薄弱 可借深圳硬件

為甚麼不少工業政策有問題？假如某某行業前途似錦，未來利潤十分豐厚，那麼企業家就算沒有補貼，也會有足夠誘因及早投資。會否政府的眼光比企業家更好？這偶然會發生，但更多的情況是剛剛相反。更有甚者，政府政策往往受「民意」所左右，而最積極表達「民意」的，是不同的利益團體，它們對某某政策是否對總體社會有利並不在意，它們所關注的是它們本身的利益。工業政策挑選出甚麼行業來，要看這些利益團體的相對力量，例如，台灣過去受到補貼最多的不是新興的電子工業，而是傳統勢力雄厚的夕陽工業—紡織業。

但這是否表示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毫無角色可扮演？非也！政府最應該做的便是把營商創業的障礙掃除，在法規上提供方便，在金融市場中使到有潛質的創業者可以較易籌得資金，在人才市場中及早培養自己的人才及招納外地的優才。

最近香港與深圳政府達成協議，河套區的產權及管理權歸香港。這顯然是中央、廣東省及深圳市送給香港的大禮。我認為這有工業政策影子的舉措並不屬於傳統的工業政策，而且大有成功的可能，香港與深圳都會蒙受其利。

香港一直都想搞高科技產業，但過去條件並不成熟，政府就算支持數碼港等項目也是枉然，最後只變成地產項目，真正體現了High Tech揩嘢，Low Tech撈嘢。現在情況已變，香港的高校近二十多年發展迅速，實驗室已孕育出不少有潛質可產業化的成果，但可惜香港高新科技的產業鏈十分薄弱，甚至不存在，無法把新的科研成果轉為產業化。這樣的後果，是使到香港各院校畢業的科技人才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紛紛變為推鎖員，浪費了人才。

但香港之短正是深圳之長。深圳的產業鏈十分成熟，世界聞名。我校畢業生汪滔在科大研發出無人飛機的關鍵技術，但在港生產不了，要在深圳才有合適的產業鏈成就其稱雄世界的創業之舉。


深缺優質研究大學 可與港校互補

但深圳也有短處，便是缺乏如矽谷有斯坦福與柏克萊等頂尖學府，及北京中關村有北大清華在旁邊的優勢。我查過中國的官方統計，北京中關村高新技術企業總收入是4.08萬億人民幣，上海張江是1.36萬億，武漢東湖是1.01萬億，深圳的開發區是0.498萬億元，排行第四。上述的頭三個城市都有頂尖名校在附近，深圳在這方面較為不足，但若能與香港的科研結合，那麼研究能力與產業能力便可產生協同效應，為香港的年輕人及企業家找到出路，深圳當然也有所得益。

以地理位置論，河套區的確理想，在港深邊境，正好方便兩地力量充分被利用。有人嫌遠，港人不肯去上班。這是淺見。在美國矽谷工作的科技人員很多都喜歡住在有大城市生活的舊金山，每天早上一車車公司巴士便接載着員工從四十多英里以外的舊金山市區到公司工作，上下班時間塞車，一程要一個小時或以上，他們也習慣如常了。河套離開九龍近得多，為何嫌遠？年輕人前途重要也。

我相信香港政府尚應做一事，便是為河套區招納海外人才提供方便。我參與過多年的海外招聘工作，知道不少在內地長大但現時在美國工作的資深科技人員願意來港，為他們的子女提供足夠的優質教育學額是必要的政策，否則他們不會來。

 

(Sky Post 2017-1-6)

特朗普上台後的中美博弈 (雷鼎鳴)

特朗普1月20日將正式上任當美國總統。從他之前所發表的出位言論，及近日委任了幾位立場極端的人士進內閣看來，我們大有理由相信，美國社會今年將有大變。又因為現今世界各國互相依存的關係很強，此種變化亦容易使世界今年變得動盪。

 

特朗普之所以能靠出言不遜上台，自有其社會背景。過去幾十年，經濟及科技走向全球一體化，這對佔全球70%的中低收入人口非常有利，他們的實質收入急劇上升，中國與印度正是典型。但除了全球最高收入的1%人口外，其餘最高收入的20%左右人口的收入上升極為有限，美國不少白人藍領或普通中產不但事業與入息都難有寸進，甚至國內中年人的自殺率也大幅提高。在美國，全球化對美國總體有利的好處，基本上沒有被普通中產分享到。有一種估計認為，金融海嘯以後三年的復甦，91%的利益都集中到了1%的人口手上。

 

有了這個背景，我們大可推斷，捧特朗普上台的人不會很重視某某政策對國家是否有利，他們所關注的是，特朗普是否能保護他們的個人利益，哪怕這是狹窄的。因此，特朗普就算實施一些與外國兩敗俱傷的政策，也不會使人奇怪。

 

特朗普減稅與設置貿易障礙

 

未來一兩年內，特朗普會推出什麼政策？這不易預測，皆因他並無絲毫的從政往績可考，但就他大張旗鼓宣傳過的經濟政策看來，似乎有兩方面計劃：第一，大搞基建，同時減稅，以刺激經濟。對願意把資金從外地撤回，改為在美國僱用工人的投資者，可能有稅務優惠。第二，認為美國不少製造業職位的流失，是因為中國控制匯率，不肯讓人民幣升值，因此宣稱會對中國入口產品徵收高達45%的關稅。特朗普當然還提過其他政策，例如要在墨西哥邊境築牆阻止非法移民進入，及要審查伊斯蘭教移民等，但這些是否真能無風無浪地推行，使人懷疑，暫可不理。

 

美國經濟發展起步早，不少基建設施已呈老舊，不少機場與第三世界無甚分別，所以投資在基建項目上有其道理，應有一定的效益。但投資的資金從何而來？特朗普似乎希望減稅可刺激經濟，政府因而可衍生更多的收入。不過，此等供應學派理論早已在里根年代被證明言過其實，減了稅後經濟應有增長，但對政府而言，這仍不足以頂得住因減稅而引致的收入跌幅。既然如此，特朗普的刺激性財政政策仍會增加政府收支赤字。靠借錢應付，依然會是必然後果，除非是靠更不理想的開動印鈔機以支付開支。

 

但多靠借貸意味美國要多找債主，要吸引債主，自然要靠加息，這對國際社會便有影響。美國利率上升，對中國有有利的一面，這意味著美元會走強。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主，中國過去借了這麼多錢予美國，一直都有擔心在美元積弱的環境下，這一大筆美元債券的價值會否不斷縮水。但現在美國又要借更多的錢，又要表現出與中國過不去的姿態，這豈不送了一個博弈的對策予中國：不買你的國債，甚至賣出過去購入的，除非你改過自新！沒有中國的協助，特朗普的刺激經濟政策舉步維艱，更遑論能否把早已失去的工作職位移回本國。

 

設置貿易障礙，例如向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45%的關稅，這有效嗎？美國消費者早已極為依賴中國廉價產品，只要到美國各大百貨公司一看便知，美國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基本上都來自中國，就算連不少人的手機也是中國製造。設置關稅會使這些商品價格大幅上升，不利美國消費者，亦不利經濟增長。又因受打擊的主要是普通美國人，所以這會等同惡化美國的收入分布。這類政策有如「七傷拳」，是否能傷到別人是未知數，但首先受傷的卻是自己。

 

面對特朗普的新招，中國應如何博弈？美國加息美元轉強，對中國的影響複雜。正如上文提到，強美元對中國已擁有的美債較有保障。強美元也會增加中美貿易中中國的順差，從而增加中國的外匯儲備。2005年，人民幣幣值仍低，剛開始升值，中國對美出口是美國對中國出口的四倍。但到了2014年，人民幣幣值已高，美元快將開始升值時，中國對美出口相對於美國對中國出口的比例，已跌至二點五倍。

 

中國需控制匯價保住信心

 

但美元升值也會造成中國外匯的流失。過去兩年，美元相對於幾乎所有貨幣都大幅升值，中國所用的匯率政策，是使人民幣基本上與一籃子貨幣掛鈎，此政策在美元升值的大前提下，必然後果是人民幣兌美元會貶值，但兌其他貨幣會升值。這容易引發市場沽人民幣而買入美元，以作避險。2015年中國貿易順差破了紀錄，高達5930億美元，2016年頭11個月順差也有4721億美元，但仍未全部頂得住外匯的流失，中國的外匯儲備以美元作計算單位，在2016年頭11個月仍下降了2788億美元。此種流失會否因美元轉強而不能止血？不見得！人民幣若再貶值，有利出口及順差，最終貿易順差可抵銷民間的外匯流失，達至一個新的平衡，但是否到此平衡，需要一些條件。要知道，持有人民幣還是美元，信心十分重要。中國貿易盈餘巨大，已提供了建立信心的基礎，但仍需政府有明確的政策，讓市場相信政府有可能通過各種手段保住匯價。這正如一所銀行就算如何健康，也可因為有人在外大排長龍擠提而使人驚恐，進而倒閉。在此期間，保住存戶的信心是必要的策略。

 

美國若對中國商品大幅徵稅有什麼後果？表面上中國對美順差巨大，在2015年高達2614億美元，若雙方發生貿易戰，中國的損失會較大，但實際上這也不盡然。上文已說過，美國已高度依賴中國產品去降低物價，不買中國貨已構成損失。另有一點我們也要注意，中國的出口商品中，很大比例根本不全是在中國製造，中國只是進口元件，把它們組裝起來，再輸出到外國。

 

據劉遵義與鄭國漢等教授十多年前的研究，中國每1000元出口中，在中國的直接間接得益或附增值只是368元。而美國每1000元出口中，附增值卻高達873美元。假設這些比例穩定少變，我們可算出，在2015年，以附增值計中國對美出口是1579億美元，美國對中國出口則是1290億美元，中國的順差只是289億美元，遠低於上述帳面上的2614億元順差。

 

由此可見，就算中美展開全面極端的貿易戰，中國的損失相對於美國其實也大不了多少。當然，中國也可加快發展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及增加內需，大幅化解與美貿易戰的負面後果。

 

這些後果當然對中美都不利。正如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言，美國是當世第一大國，中國也差不多是第一大國，沒有中國支持的美國，已經領導不了世界，中美合則雙方有利，分則雙方不利，美國搞小動作刺激中國十分不智。特朗普與蔡英文通話便屬例子。

 

對香港而言，未來一年充滿各種險情。特朗普為求取悅他的一些支持者，置美國總體利益於不顧並非不可能，設關稅則肯定不利香港的出入口與物流業，港人應繫上安全帶，沉著應對。

 

(TKP 2017-1-3)

為何樓價仍高企？ (雷鼎鳴)

本港樓價高企，大大影響了人民的生活質素，已是不爭的事實。據201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今年也有人口普查，但數據未公布），36.1％的港人住在自置的私人物業，15.9％住在自置的居屋（或受津貼的可擁有的住宅），物業自置率大約52％，扣掉了住在公屋的30.4％人口後，有17.6％的港人要在私人市場交貴租，他們的多數恐怕對置業要望門興嘆。

政府意圖用作壓低樓價的辣招層出不窮，但效果顯然不彰，甚至有反作用。
今年12月中的中原地產樓價指數比起2012年10月底公布加辣招時，總共上升了28％左右。我們不能不再問，樓價高企的原因是甚麼？一些政府的辣招是否對症下藥，還是愈幫愈忙？


炒家非元兇 辣招下已絕迹

我六、七年前在友報寫過篇長文分析甚麼是高樓價的原因，甚麼不是原因，當時政府決策層似無甚注意，網上一些以情緒為主導的網民則破口大罵，但經過這幾年的實踐，足以證明我當時所言完全站得住腳，冷靜分析可比情緒主導有用得多。

對經濟學家而言，我所說的絕非是甚麼驚天動地的言論，更近乎「阿媽是女人」的看法，但可惜有些人往往連「阿媽是女人」也搞不清，所以我們無奈不能不提醒他們。我第一個看法是炒家絕非樓價高企的原因。

要知道，炒家只是傳遞信息的信差，他們判斷樓價將會上升時會入市買貨，這樣會推高樓價，但不要忘記，在價位高時他們便會出貨，市場供應增加，樓價便會受壓。

由此可見，他們起到的作用只是減低而不是擴大樓價的波幅。從實證角度看來，過去幾年各種辣招基本上已使炒家絕迹（其實從前炒家的買賣也只是交投量的2％左右而已），但樓價上升趨勢仍沒完沒了，可見埋怨炒家只是找代罪羔羊，焦點誤放，走漏真兇。

我第二個觀點是對「地產霸權」的指控不盡不實，同樣也使政策失焦。

地產商的確是有錢要賺盡，若他們有足夠大的市場力量（亦即壟斷能力），他們不會禮讓，將之棄而不用，但他們市場力量的大小，其實更多是來自政府的政策。

從2007至2011這5年內，新建私人住宅數量是49,258個單位，但樓市交投量是554,838宗，換言之，一手市場由地產商控制，但只佔總交投量的8.9％，大部分的住宅都在二手市場交投，二手小業主把物業放出到市場的數量，是一手新盤的10.3倍！在此環境下，地產商就算要壟斷，也是無能為力，他們要面對市場中有10倍供應量的潛在對手，正是惡不出樣。


政策見反效果 造地產霸權

但此種情況近年有變。現屆政府與地產商不咬弦，已是公開的常識，「地產霸權」一詞近年流行程度已不及幾年前。世事弔詭，政府打壓樓價政策的副作用之一，卻已在靜悄悄地增強了地產商的市場壟斷力量。

原因何在？2012年10月公布的加辣招中，內含極高的印花稅，買入樓宇內3年內賣出，都要付出10％至20％的額外印花稅，如此一來，炒家固然幾近絕迹，但二手市場的供應亦必然大幅減少。供應減少不但有托高樓價的可能，而且二手市場萎縮，更可使地產商減少競爭對手。

按照官方的數字，在2014及2015年這2年中，二手樓市的交投量只是一手市場的2.56倍，大大低於上文提到的在2007至2011年的10.3倍。政府政策往往得到與意圖不符的後果，此又一例也。


土地未能盡用 政府有心無力

我第三個觀點是推高樓價的最根本動力，是社會沒法動用到大量存在着的土地。這個觀點雖然當年及現在都有人反對，但他們實在拿不出甚麼像樣的理據，而政府亦早已明白這點，只是有心無力而已。

有地而用不上有何後果？我上月在北京一輛巴士內，聽到一位權充「導遊」的大媽在分析北京樓市，倒也有趣。她認為能在北京定居的，都是「人中之人」，沒有本事的，都會被北京高昂的樓價趕走。此說不中聽，但恐怕是事實。市場力量不會尊重你的情緒或你對某地的戀棧，北京是政治、經濟、文化與高科技中心，樓價必定貴。

紐約是金融中心，波士頓是高科技中心，舊金山灣區是高科技中心，都是尺金寸土，沒有具備高科技或金融本事的人住在這些地方是錯配，賺不了錢卻要付出高昂樓價，被迫走毫不出奇。

香港有相同情況，但比起北京或美國的大都會卻要面對更大的局限，即不易遷徙到別的地方去。餘下的困境便是愈住愈小，或捱貴樓。阻礙增加土地供應的人要明白此點。

 

(Sky Post 2016-12-30)

反精英思潮惡化全球經濟 (雷鼎鳴)

2016年是世界政治與經濟頗為動盪的一年。歷史上，歐洲諸國之間戰禍頻仍，兩次世界大戰更是人類自我摧殘的慘劇，歐盟成立的目的之一，正是希望可通過談判，建立制度去化解彼此的衝突，但英國脫歐卻顯示出英國不少人相信歐洲精英所設計出的制度並不能保護他們的利益。

 

美國特朗普一直利用白人民粹主打反建制精英，最終贏得總統寶座，反映出在相當一大批美國人中的反精英情緒也頗為高漲。在奧地利、意大利和法國，極右勢力甚至是接近納粹的思想也在浮現，未來甚或影響到這些國家的管治權力。

 

當然，極右民粹反精英的思潮也不見得是一面倒沒有反對者，英國公投後有脫歐支持者大感後悔；特朗普勝出後，不少知識分子和年輕人都如喪考妣，深憂美國的國運。在亞洲，南韓朴槿惠貴為一國總統，算是權力精英中的精英，本人似無貪污卻可受可能是邪教神棍的閨蜜控制，不能不使韓國人失去面子，對此等精英大感失望。至於香港，反管治精英、反財富精英，甚至是反知識精英，不但在網絡世界早已盛行，在主流媒體中亦容易見到。

 

反精英民粹四特徵

 

社會無論變好或變壞，在產生變化前，通常都會有與變化相適應的思潮出現。在香港生活的人或多或少都應感受到社會在變，但香港的變或某些人的不滿是否只是香港本身的孤立現象，還是世界性的問題？我們卻是不可不察，否則就算能把整個政府都推翻，也未必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減低他們的怨憤。

 

香港與西方世界近年的思潮有何共通點？這問題不易回答，我們對思潮也難以加上精準的定義。不過，從各國對此等思潮的大量討論中，我們仍大可說得出反精英、反建制的思潮有什麼特徵。

 

「精英」這一名詞本身便帶有高高在上的含意，容易使人反感。戴著精英帽子的人往往並不是他們自己想戴，而是因為在實際生活中，他們因財富、知識、能力、關係等等因素而能對社會有較大影響，他們當中運氣較好的會多一些人尊敬，運氣較差的則會被認定其權力或影響力是靠利用建制、靠不當手段奪回來的。反精英者所常用的手段便是貶低別人的卓越，並告訴世界，在建制中的都是墮落的壞人，建制外的則是正人君子。

 

要界定「反精英」的特徵，難處在於它與其他的思潮往往混在一起，有了A便會有B，不易分割，但為了方便起見，我們仍是用「反精英」作為統稱，以描述當今我們在世界各地見到的現象。

 

第一個特徵是反精英民粹通常都十分排外，甚至帶有種族歧視色彩。英國有些人要脫歐，動力之一便是害怕新移民搶走飯碗，他們不會理會歐盟同時也創造不少新的職位，並容許英國人到歐盟成員國工作；特朗普說要建一堵牆阻隔墨西哥的勞工到美國去，又說要向中國的商品徵收45%的關稅，軍事上要別國交納保護費，這些都是走向自閉之路的舉措，對美國的經濟十分不妙，消費者物價會上升，但若能減少軍費，則或會有好處；排外的引申是反對全球化，以及排斥新移民，並有過分的民族主義（其實也是本土主義）色彩。

 

第二個特徵是反知識和專業精英，這些人被視為權力或財富建制的一部分，所以不可信。英國雖被認為是崇尚法治的地方，但法官近年卻被當作是自私自利、維護本身行業利益之輩，早前英國法院判決脫歐還要得到國會的批准才可生效時，法官更被反精英者視作人民公敵。

 

脫歐推動者在宣傳脫歐期間，因遭到不少專家指出此舉對英國的禍害，乾脆便說：「我們有太多的專家了！」專家的專業意見與反精英者往往相左，所以後者需要一種策略，就是貶低知識，貶低卓越，任何精英就算擁有什麼成就，在反對者眼中也是不值一文。特朗普本人在長春藤名校畢業，是有錢有名氣的花花公子，他算不算精英見仁見智，但他的自閉主義觀點顯然不為美國主流精英認同。不過，以他喜歡自吹自己總會贏從來不會輸的性格，則肯定會把這些精英的意見視為垃圾，他的支持者也有同樣態度。

 

第三個特徵是反精英者一般不懂得政治妥協或平衡之道，他們或許有多種不滿，但每推出一個單一論題，都會把它看成純粹無比，不能有損分毫，不能用作交換。他們可以堅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反對煤炭業、永遠免費的醫保計劃、脫離歐盟等等，推出時不同人等對自己的議題都會十分執著；至於這些議題為何都那麼神聖，他們往往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就算要拿出論述，通常都把自己個人的執著看成是民意的化身。

 

此種態度是典型的民粹主義，他們相信社會有某些來源神秘的共有意志，正如我過去在本報多次撰文分析，連全民投票的結果也不能免除策略性投票干擾，我們也就不能從投票結果中得窺人民的真正意向。把自己意見看成是共有意志，很容易變為騎劫民意。

 

第四個特徵是敵我思維十分突出，誰不同意他們觀點的，便是十惡不赦的邪惡之人，要不站在他們一面，要不便是敵人。他們同時又認為建制是為了對付他們而設的，所以要報復建制；若有人批評他們不顧大局，不理別人死活，他們只會嗤之以鼻。「你們不想見到破壞嗎？我們便給你們破壞看看！」

 

香港特首總成箭靶

 

要注意，以上所說，皆非根據香港的事情而作出的描述，它們都是西方世界的評論人對發達經濟體反精英思潮所作的一些概括。但對於熟悉香港事務的人來說，上面種種豈會陌生？

 

香港一些極端本土派不斷在港趕客，港人已是耳熟能詳。他們視內地人為蝗蟲，自己則屬較高貴的香港民族，這與歐美民粹排外有何區別？在某些反對派支持者的網上言論可見，他們何曾對知識精英有什麼尊重？至於身為建制一部分的政府官員或管治精英，無論做好做壞，總會給人不分青紅皂白數落一番。

 

本土派雖然流派甚多，我們也無暇理會其大同小異的言行，但他們不懂世界有多元化的意見，不懂妥協，不懂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在他們自以為純粹正確的所謂「真普選」一役中充分暴露出來，致使幾百萬港人在今屆特首選舉的投票權遭剝奪了，香港的政制，將來也難以見得會比「8．31」所宣示的框架來得寬鬆，不尊重其他持份者的利益，強要為自己的意氣一步到位的做法，只會害己害人，原地踏步，一事無成。縱使諸事不順，他們會否自作檢討？不會的，他們敵我思維嚴重，錯的都是別人，而認為最邪惡的當然是中港兩地的政府，誰當特首，不出3個月，一定淪為箭靶。

 

由此可知，香港近年出現的反建制思潮，與西方世界的極右民粹反精英實在是一脈相承，起碼是大家都有共同的特徵。不過，香港的具體政治生態與西方世界顯然又無甚共通之處，例如，香港有梁振英，美國有奧巴馬，他們的背景才情理念俱不相同，但又都免不了淪為反精英民粹辱罵的對象。香港不少人把民主選舉當作是解決社會矛盾的單一萬應靈丹，歐美早已具備了這些制度，但人民的反精英民粹一樣強烈。我們不能不問，香港與歐美的社會矛盾，是否來自更深層次的問題？

 

我在本報曾兩次撰文，討論經濟學者米蘭奴域（Branko Milanovic）發現、稱作「大象曲線」（Elephant's Curve）的現象（最近討論是今年9月22日拙著〈社會為何撕裂？〉）。此現象包含幾點內容：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後，過去二三十年來，世界上最窮的10%人口收入增幅很低，但以上的70%世界人口（主要來自中國、印度等中低收入國）收入上升卻巨大；更富裕的近20%收入停滯，但最頂尖的1%人口收入增幅卻是極高。港人與歐美人口大多都屬於世界最富裕的20%，從他們的角度看，他們雖然努力工作，但收入總是上不了；他們同時又觀察到朋友中有部分精英在社會中能扶搖直上，總是輪不到自己。

 

為什麼別人收入上升，自己卻不行？在全球化生產的市場大環境下，若你做得到的，在較窮國家的人民一樣也做得到，那麼，你的收入沒有理由會上升。假如你能想出某某新主意，利用到新科技及世界市場的規模效應，那麼你可能會大賺特賺，積累到大量的財富，若掌握不到新機遇，則難以發達。

 

文革成反精英惡例

 

這本來是簡單的經濟學，經濟學家不會認為難以明白，但對身處其中當局者迷的人而言，這卻不是一個受歡迎的解釋，儘管這是經得起考驗的；使他們舒服因而較易接受的解釋是，外國的競爭者或初到貴境而肯接受低薪的新移民在搶走他們的飯碗，本土的金權或知識精英不知用何許方法，也正在取走本來屬於普通民眾的資源。因此，外來人是敵人，本土精英也不可相信，他們的論述就算如何言之成理，有根有據，都應當作是陰謀。

 

本地人所要爭取的是，掌控社會配置資源的權力，因此他們也會在實踐中建立自己的政治能量，以便進行更有效率的尋租活動，儘管這些活動主要只是為了增加自己的政經利益，對社會財富的創造無甚貢獻。

 

反精英的尋租活動不會解決到問題，若太多人把精力都用在這方面，社會中有生產力的新意念與創造精神便會缺乏泉源，社會的生產力也會日漸枯竭，經濟更加窒步難行，人民收入難以上升。我們不應忘記，世界近代史中，最可怕的反精英運動便是中國的文革，大批管治精英與知識精英被下放至牛棚，公檢法給砸碎，資本家遭鬥垮鬥臭，而國家卻變成一窮二白。

 

 

鄧小平上台後採用開放政策前的第一步，便是重用精英，把科學家、知識分子及有經驗的幹部解放出來，再展開教育改革，重啟大學之門，培養新的精英，中國人民的實質平均收入接著上升超過20倍，與此豈無關係？包括香港在內的世界各地的發達經濟體，未來經濟的表現，當會與反精英思潮的強度成反比。

 

(HKEJ 2016-12-29)

世界在變 (雷鼎鳴)

上月中央電視台與《大公報》合辦了一個財經節目，論述當前的經濟形勢，我是講者之一。近兩個小時的現場錄影快結束前，主持人要求我們每人寫下一個字，以概括當今天下大勢。這是不容易的題目，我憑直覺寫下了「變」字。

近閱柏克來加州大學一位朋友經濟史家艾根格達（Barry Eichengreen）在網上所發文章，他提到加爾布魯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77年出版的名著《不確定的年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並認為1977年世界雖有大變，社會充滿不確定性，但若與今天相比，當屬小巫見大巫。此言甚是，我們的確處於歷史大變的風眼中。


右翼思潮興起 排外情緒高漲

只算過去1年，我們見到的大變還不夠多嗎？英國脫歐預示着歐盟這一標榜區內自由貿易的國際體制有解體危機。法國、意大利與奧地利的極右排外勢力，甚至是納粹思想，都蠢蠢欲動，並以奪得政權為目標。美國的特朗普捕捉到了白人中產及藍領的不安與恐懼，宣稱要在墨西哥邊境建一圍牆，又不但要終止有利會員國之間自由貿易的TPP（跨太平洋夥伴合作，但刻意地要孤立中國），卻順利當選美國總統。他勝出後，美國不少地方的人民，尤其是年輕人，都如喪考妣，但我們卻不可否認，特朗普走向鎖國的道路，卻是得到足夠多的人支持。

至於香港，年初發生了近40年未見的暴動，排外意識亦一早已經出現，港獨思潮只是其更極端的體現而已。對香港這樣一個毫無天然資源的地方，自絕於中國無異是自殺的簡單現實，也有人視而不見，可見在世界巨變面前，有些人適應不了，是會選擇逃避現實的。

此等有明顯排外傾向，選擇封閉的變化其實並非在整個世界都出現，只是在世界最富裕的兩成人口中的國家才顯露出來，在中國與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經濟與科技的全球化帶來了巨大的利益，這些地方擁抱開放還來不及，只有最笨的人才會排外。但推動世界大變的動力又來自何方？


科技發展迅速 生產力大提升

我相信自由經濟，不是馬列主義者，但年輕時讀過整套的《資本論》，對內中某些經典論述也深信有其道理。推動世界改變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進步或變化，若現存制度、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與生產力或經濟基礎不相適應，那麼這些上層建築可能要被推翻掉（例如出現革命或戰爭），又或它們沒有被改變，那麼生產力的進步便會受到制約。

過去幾十年，生產力最突出的變化是資訊科技噴井式的進步。20年前打電話到歐美，等閒要數百元一次，現在費用卻低至無人理會。30年前電郵還未普及，更遑論WhatsApp或facebook了。此等科技進步，使國際生產上的分工變得非常微細，一部600美元的iPhone雖在中國安裝，但在前些年，在中國創造的附增值只佔10美元左右。物流業的現代管理使得分工變得更可行，通訊的發達又使到在不同國家的生產，如在同一工廠之內，世貿組織是一上層建築，它與國際分工（與必然帶來的貿易）相適應。國際分工與貿易使到不同地方的人民互相依存，這又同時誘發出新的通訊科技，使我們感到天涯若比鄰。

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是全球化的大贏家，但對發達國家中部分的人民卻也可形成挑戰：以前你可以做到的，已非獨步天下的絕技，現在別處地方的人民一樣有能力做得到，你的收入為何可以比別人高出這麼多？他們回答不了這問題，對全球化適應不了，一條出路便是自閉，走向鎖國。但鎖得了嗎？減少國際分工意味着生產力更易停滯，更易被人超越。

中國自80年代起搞開放及部分市場化，但就是這尚未完善的市場化，已大大解放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及才智。據美國中情局在《世界事實書》的估計，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在2015年的GDP已達19.7萬億美元，高於美國的18.04萬億，日本的4.843萬億連印度的近8萬億也比不上，更只是中國的零頭而已，就算美國、日本加在一起，也只比中國的GDP高出16.2％。以中國近年增長的速度，每年新增的GDP部分，已超過整個澳洲的GDP，此種急劇進步向世界向歷史提出挑戰：我們懂不懂得適應變化。

 

(Sky Post 2016-12-23)

點評特首候選人 (雷鼎鳴)

現任特首宣布不再角逐連任後，未來幾個月的選情當然有變。現在判斷誰會最後勝出，為時尚早，但我們仍可對局面作出分析。

任何分析都要基於假設。現時已浮出水面或是呼之欲出的有胡官、財爺（執筆時中央尚未批准其請辭，所以技術上財爺仍是財爺）、葉劉與林鄭，分析的假設亦始於以這四人為競逐者。有評論人認為明年6月30日陳馮富珍便會離開世衞辭官歸故里，她也是有實力的候選人，但我不太相信這說法。她離港10年，恐怕對港情早已脫節，中央與港人如何敢放心讓她擔此大任？況且她遠在它方，也難以進行甚麼選舉工程。

至於曾鈺成，人雖聰明絕頂，但他神態輕鬆，不似真的要加入戰團，況且中央也不希望太多人加入分薄票源，致使最後要多輪投票才可能有601票以上的人當選，所以我們大可暫且假設他不是候選人。


胡官財爺票源重疊 泛民受落

我同意馬時亨在電視所說，四名真實或疑似候選人各有千秋，我亦相信他們都有自己的支持者，但勝敗的機會率卻頗有不同。

年齡最長的是胡官，但他的政治、經濟及行政經驗幾乎為零。近日與他有一面之緣，覺得他也是位希望香港變好的人，但對公共政策的複雜性與難度的認識太過稚嫩，兩天前他公布政綱，予人的感覺是用政策建議作利誘，討好不同類型選民，但這些政策卻又往往未經足夠思考，效果成疑。他最後能當選的機會極低，但他的票源與財爺有重疊之處，某些泛民的選委會中人可以他作為與財爺談判的籌碼，財爺若對泛民遷就不足，泛民可要脅把票投給胡官。觀乎此，胡官並非一定得不到150票提名，四人角逐會更熱鬧。

財爺一早已擺明車馬要爭取泛民的支持，圈中亦廣泛流傳，他會得到部分商界，尤其是某些地產商的支持。但這些支持都可以是雙面刃，同時會引起中央及其他界別的戒心。若以能力經驗看，財爺長期在政府工作，有豐富行政經驗，有一套經濟信念，在一帶一路的國策之下，也較能起到貢獻，他的確是一個有實力的競爭者。

葉劉也是公務員出身，決斷明快，敢於迎難而上，有大將之風。她若能當特首，香港有機會出現新氣象。她支持者不少，我碰見的女士中，有些對她極度欣賞，有些則大罵，反應兩極化，使人不解。在政圈中，可能由於她作風硬朗，樹敵不少，我估計她最後不夠票勝出。中央雖信任她，但中央更想要票源集中，在某個階段，她可能要離場。當然，愈戰愈勇的情況也可能出現，但不容易。

若CY競選，我相信林鄭的確不打算出來。她家人大部分時間似都不在港，在鋪天蓋地的政治壓力下，以天涯孤女之身在港頂着一些無理責難，豈是易事？又有誰人會對此感到享受？但此種環境又容易培養出爭強好勝之心，所以只要她相信能勝出，一改初衷也毫不奇怪。就能力而言，林鄭管過福利、發展、財政等等，算是多面手。我與她在一些委員中共事過，其判斷力也算不錯。中央對她的政治信任可能不比葉劉低，但葉劉的惹火程度卻高於林鄭，若二人都出，葉劉可能吸走了一部分本來射向林鄭的箭。


林鄭葉劉作風硬 辦事能力強

以牌面論，最後出現的結局較可能是財爺與林鄭之爭。二人背景接近，政治光譜甚至經濟光譜雖不盡相同，但差別也大不到哪裏，但在競爭過程中，出現一些意氣之爭，或甚至為顯示出自己的獨特，把二人之間信念的差別加以突出或誇大，在所難免。

二人誰的機會高一點？我相信是林鄭。原因是在政治上財爺擺出與泛民及地產商有較密切關係的姿態。這雖然是一種策略，但最終較為吃虧，而財爺若當上特首，也不可能與泛民長期融洽。後者生存之道是找對立面攻擊，他們若與特首一家親，他們便再無存在價值。誰當特首，蜜月期也不會很長。

(Sky Post 2016-12-16)

 

養癰為患與撕裂 (雷鼎鳴)

筆者上周隨「幫港出聲」到北京見了三位中央領導人張德江、王光亞及陳佐洱。我雖並非「幫港出聲」的成員，但一直默默支持他們。幾位領導人高度讚揚其工作及成績，我深有同感，因為我知道他們不少成員過去出錢、出力、辛勤工作，卻遭某些人故意抹黑。這次的會面是超規格的，我不想沾別人成果帶來的光榮，只想反映事實，其詳情我已在友報撰文評述，在我的博客中亦可見到，不贅。

今次的會面有小量內容較為敏感，不宜廣傳，但其核心信息是反港獨，團結大多數香港人，香港的地位來自經濟發展等等，卻絕非機密，領導人不但不會介意我們洩露，還很可能希望我們代為傳播。張德江委員長曾要求團員要發出「正義之聲」、「理性之聲」與「團結之聲」。


堅持正義理性 抗衡分裂之聲

「正義之聲」與「理性之聲」對我來說並無難度。我在公眾空間發聲，從來不會謀取私利，若要獲利，在投資市場中上下其手遠為簡單有效，何必捨近圖遠？我雖然身家羞澀，但因消費低微，支出低於投資回報，所以理論上幾輩子也用不光積蓄，算是上了岸，晉升至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境界之人，人到無求品自高也。

「理性之聲」也是我多年以來所堅持的。言論必需要有邏輯完整性，並且要經得起實證與時間的挑戰，才可算是理性。此點我自問一直都做到。
難度較高的是「團結之聲」。香港社會撕裂已頗嚴重，對不講理之人如何團結？

日前碰到電視台主播吳景儁，談到他在《講清講楚》節目中與周融就有關今次訪京的對談。他們二人對「撕裂」的看法有不同意見，吳不喜歡社會有撕裂，但周卻似乎認為撕裂客觀存在，不用太緊張。


團結社會大眾 修補撕裂情緒

我已記不起訪問節目中二人對答的詳情，但細想之下，二人都對，大家說着的不是同一回事。究竟甚麼是撕裂？如何修補撕裂達至社會團結？這些都是對我們社會影響深遠的問題，不容怠忽。

我六年前已在友報撰文討論社會如何從和諧走向對立的過程。任何社會，都不可能人人意見相同，但只要在意見光譜中，中間派佔大多數，極端對立的兩方人數不多，社會便不算撕裂。但假若兩方的極端派成功把一些較中間的人拉扯過去，社會中人意見不合，而且各持己見的人數眾多，鴻溝也深，那麼社會便會撕裂，為禍甚大。

當今社會中，不少發達經濟體都有出現撕裂，英國的公投、美國的選出特朗普、奧地利、意大利與法國近日的選情都顯示出撕裂的迹象，香港佔中一役撕裂了社會便更不用說了。此種人數相若的對立，對社會不是甚麼好事。

但事物往往走向反面，一些極端觀點或行為的出現，卻又可能使社會能修補裂縫，走向團結。美國在「九一一」襲擊後，民主黨的希拉里跑出來撑布殊的反恐政策，並說出霸道宣言：「你只能站在我們一邊或不站在我們一邊」，敵我分明，但此種「撕裂」言論卻為美國社會接受，人民空前團結反恐（甚至反得有點過分），蓋因恐怖主義太過極端，不為人接受也。


對付極端思想 應當手起刀落

據說今次中央前後剛用上十天的時間便決定並且落實釋法，並且藉「幫港出聲」訪京發放強烈的反港獨信息，其意圖也是希望靠打擊極端活動而團結港人。領導人多次提到不能「養癰為患」，這意味着對毒瘡要手起刀落，及早割除。

換言之，對少數極端分子不但不用害怕與其「撕裂」，而且將之清除還可替大多數人出一口氣，有助團結。把一個人橫刀斬斷是恐怖之事，但用手術刀割走毒瘡卻只有好處。是否如此，在貫徹落實時卻頗考工夫。

 

(Sky Post 2016-12-9)

 

 

 

我對張德江委員長說了些什麼 (雷鼎鳴)

「幫港出聲」的朋友邀我參加訪京團，拜會中央領導人，我近日雖十分忙碌，幾乎無法離港，但此機會難求，千方百計改動了自己的日程，終於周二成行，周四凌晨三時坐機回港辦事。

 

出發前已知道會見到張德江委員長，原本的安排是一小時的會面，後來委員長臨時決定將時間延長為兩小時，我們自然喜出望外。這次會面是頭等大事，可容許我們就香港事務直接與中央領導層交換意見，必須先作好準備。在會面只得一個小時的假設下，團長周融與我們商議，決定四個人發言，每人五至六分鐘。到埗後，工作人員說可增至每人七分鐘，即四人共半小時左右，其餘的時間當然是委員長的談話了。

 

青年問題矛盾最尖銳

 

周融是第一個講者，他主要報告「幫港出聲」過去的工作，並引用了大量數字。第二人是鄭赤琰教授，他精研國際上的獨立問題及釋法，並自費從Amazon急購了三本這方面的頂級國際權威學術論著，將其送予委員長。鄭赤琰的發言，也圍繞着這些方面，給予他的專家意見。我濫竽充數，權充第三個發言人，重點談到對香港年輕人的分析，並作出一些政策建議。第四位講者是財經界名人馮家彬，據我觀察，他是「幫港出聲」的大管家，日常事務與籌款工作的規章，訂定得有板有眼。他向委員長介紹了未來的工作方向。

 

為什麼要談到這些？中央領導人要會見港人，總是好事，但社會中畢竟也會有些人思想扭曲，毫無根據地說有些人會謊報軍情，領導人容易偏聽云云。其實，現代社會資訊發達，領導人怎可能不掌握香港的動向？從委員長長時間的談話中，明顯可知他對港事務巨細無遺，瞭如指掌。此點我早有預期，所以在發言中多談抽象務虛的分析，據團友告知，我起碼用了十分鐘也不自知。委員長對每人的發言都有詳細回應，他可能用了七、八分鐘左右的時間回應了我的發言。以下是我發言的主要部分，至於有關的政策建議，篇幅所限，唯有略過。委員長、王光亞及陳佐洱發言的政治含義，則將來另外撰文評述。

 

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中，最尖銳的應是青年問題。四年前的反國民教育主力是中學生、兩年前在最前線參與「佔中」的是年輕人，今年初在旺角暴亂的是他們，推動或明或暗「自決」，在立法會搞風搞雨的「港獨」也是他們，外國政客對他們最感興趣。不解決青年問題，香港社會難以和諧。

 

但這絕不等於大部分年輕人都是極端分子。我在大學中長期接觸年輕人，相信他們大多數理性，絕對可以講道理。當然也有不少人對世界有錯誤認識，偏聽極端觀點。此種情況是如何產生的？

 

香港問題並不獨特，在北美洲、歐洲、香港等發達經濟體中，都有類似的極端分子與反建制的活動。這些地區有兩個共性，是它們都經歷過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及深受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影響。

 

自由貿易與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總的來說，有重大的正面影響，世界上大多數的人口，尤其是在中國、印度等人口眾多的新興大國，人民收入大幅上升，它會造成不同地區（質量接近的）勞動力工資趨同，在經濟本來較落後地區，工資會上升，但在富裕地方，工資就算不向下，也可能停滯不前。不過，發達地區的資本家得益也大。

 

從香港的中產和年輕人的角度看，他們不少人會感到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無前路是因為自己的收入老是上不去，但同時又見到同儕中有個別的人收入能大幅上升。後有追兵是感到內地一些城市急速進步，在港讀書或工作的內地人也比自己更具競爭力。不少港人對此或會感到十分不安，他們不會埋怨自己，找藉口把怨氣投射到內地人身上是很自然的。

 

只要看看統計數據便可知一些年輕人為何有挫折感。從一九九三年到二○一五年，二十至二十四歲的年輕人收入中位數共上升了百分之八十四點六，扣掉通脹後，二十二年的總升幅只得百分之十三點三，等於每年平均只上升百分之零點五四，但同期的房價卻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七。挫折感容易使人意氣用事，不顧事實。

 

收入中位數上升緩慢並不等於香港沒有往上流的機會。香港與內地密不可分，中國經濟增長快，港人若肯掌握機會，事業當有大成，有部分港人也因此而成功，但一些不懂世事的人會更眼紅，對成功了的人更懷有敵意，社會中成功的人增多了，撕裂可能更嚴重。

 

收入停滯帶來挫折感

 

收入停滯帶來挫折感，互聯網社交媒體卻可把挫折感轉化為極端思想與行為。「港獨」雖不可能成功，但部分年輕人中有「港獨」思潮，此思潮本身對社會已足以構成破壞性，卻是難以否定的事實。此種思潮怎樣形成？以「臉書」為代表的社交媒體有一特點，用者如喜歡某一類觀點的帖子或文章，近似觀點的文章便會源源不絕地出現，其他觀點的則會逐漸絕跡，久而久之，習慣了讀帖子如吃即食麵，無時間思考的讀者，會被洗腦，還誤以為自己的觀點是真理。又因在社交媒體可交流意見，物以類聚，持不同觀點的會被罵走。網上消息真假難辨，也沒有多少人有時間或興趣去辨別，沒有根據只有情緒發泄的言論充斥，對年輕人思想的破壞極大。

 

更有甚者，高中課程中，歷史只是選修科，不是必修，選讀中國歷史的，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學生。部分通識科（必修）的老師本身便是極端思潮的受害者，教育戰線部分陷落，年輕人怎可能不出問題？

 

不聞不問的姑息態度絕對不可能解決問題，有些人自會尋找空隙製造破壞。年輕人犯了法後少有受到制裁，但在媒體中卻可大出風頭，把幼稚當作正義，甚至可加入立法會，同路人雞犬升天，走這條歪路符合個人的成本效益。

 

以上所言，要在幾分鐘內講完，不可能完備，但委員長大多都有回應。就我自己所作判斷，中央領導人的觀點與我幾年以來為香港所作的分析十分接近。這當然不是我對他們有什麼影響，而是只要肯擺事實，講道理，放開胸懷，不同人等都容易得到相同結論。

 

(TKP 2016-12-6)

中央要員會見「幫港出聲」的政治解讀 (雷鼎鳴)

上周二與周三（11月29-30日），「幫港出聲」的訪京團在北京會見了張德江、王光亞與陳佐洱幾位與港關係最密切的中央領導人，張曉明也在張德江委員長的會見中列席。我因從來不參加政治團體，所以嚴格來說並不是「幫港出聲」的成員，但卻一直是其理念及不少活動的堅定支持者，與其中的部分成員亦有私交，所以「幫港出聲」邀我同行，我雖然忙碌，要重新安排大量工作及約會，也欣然答應，得以見證中央對港政策的一些重大轉變，我周三晚不睡，周四凌晨3時坐機趕回港，倒也值得。

 

中央已下打擊港獨決心

 

上周的會見，最引起外界注意的是規格極高。張委員長的會見本來是1小時，原本的計劃是周融報告「幫港出聲」過去的活動，鄭赤琰則談港獨和釋法等理論問題，我負責談社會矛盾和青年問題（部分講稿見本月6日《大公報》），馮家彬則介紹未來的工作計劃，我們每人限談7分鐘，加起來是半小時，其他時間便是委員長說話了。

 

不料我們每人說完後，委員長都會詳細回應，我習慣性地講過了時3分鐘，張對我的回應可能有7分鐘左右，而且會面早應結束時他突然宣布還有話說，繼續了大半個小時，會面的總時間變為兩小時。為什麼要提到這些呢？從會面前後工作人員的安排與溝通可見，他們做事一絲不苟，座位排名及時間分配等等明顯都經過精確計算，超時自然是委員長有意為之，再加上兩天的會見中，領導人多次高度讚揚及肯定「幫港出聲」的工作，這次超規格的活動，顯然是在發放多項重要的政治訊息。中央對港政策有不變及大變的部分，港人宜小心研判。

 

但凡習慣處於權力高峰的人，說話大多小心，因為若一句說話遭人誤解，後果可大可小。領導人究竟要發放什麼訊息？我因在現場觀察，或許對情況掌握得準確一點，但以下所說，只應理解為我憑筆記和記憶的個人解讀，是否百分百符合領導人的原意，我可難以保證。

 

最核心的訊息是打擊港獨與團結大多數港人的辯證關係，亦即它們的矛盾對立統一。幾位領導人多次重複發放的有關港獨的訊息是明顯和強烈的，中央顯然對此已開過會，正式定調。各領導人當然都知道港獨不可能成功，但卻認為港獨活動本身便足以替香港帶來巨大的損失。張德江用過「禍國殃民」、「居心險惡」、「居心叵測」的字眼；陳佐洱說要把港獨分子變為「過街老鼠」，對港獨不能抱「東郭先生」的態度。

 

我相信中央政府已下了決心，對打擊港獨絕不會手軟，但最好是香港人自己先做，中央也實在不想過於插手香港事務。把港獨扼殺於萌芽，使其毫無機會發展，可能已上升為國策；對於認為香港沒有港獨，只是小學雞在嬉戲的觀點，中央只會嗤之以鼻，不再相信，甚至會認為這是居心叵測。這是合理的態度，與我幾年以來的看法不謀而合。倘若港獨發展出了勢頭，中央如何可向國人解說台獨、藏獨、疆獨？用洪荒之力打擊港獨是必然的，誰低估這個決心或甚至站在港獨一邊都可能遭殃。

 

但共產黨中人習慣以辯證法思維看問題（港人若不懂辯證法，對中央的政策分析很易荒腔走板），有了打擊一面，卻必會有統一戰線中的團結一面。幾位領導人同時又大派定心丸，強調中央絕不會採納對香港不利的政策，而且表示信任大多數港人（我估計若非「幫港出聲」等團體組織過數以百萬計人參與的簽名運動，中央出招可能便會更重手）。對反對派發放回鄉證，既是張德江貫徹年中到港時對泛民要求的承諾，亦是藉此機會表明反對派並不等同是中央的敵人，一小撮港獨分子才是。有人問過港獨分子可否也可得到回鄉證，但領導人未有回答這問題。

 

上述政策大有可供思考之處。團結大多數與打擊一小撮是矛盾的對立體，但在一定條件下卻可統一起來互相轉化。通過打擊一小撮共同的敵人，可否把港人再團結在一起？此種方法在一定條件下有時是可行的，例如美國「九一一」以後，人民與政府的共同敵人是拉登與隱藏在美國人民中的恐怖分子，打擊恐怖分子便成功地變成了團結美國人的工具。

 

至於在港是否要營造條件把打擊港獨變為團結人民的工具，我們還須拭目以待。從港人利益的角度看，不與港獨劃清界線者，可能會被視為港獨的同路人甚或支持者，與中央的關係易變為敵我矛盾，但若旗幟鮮明地反對港獨，則與中央的矛盾便不是敵我的，一切好商量。

 

上述政策仍存有一種漏洞。我認識一些在內地的台灣商人，他們告訴我，他們表面上反對台獨，但實際上並不一定如此，原因是台獨愈猖獗，中央便愈可能推出更優惠的政策統戰台灣商人。同理，既然港獨可以使到中央視之為主要打擊對象，其他人等豈非更可利用中央的統戰政策從中圖利？他們哪有誘因反對港獨！

 

此點的確可慮，但卻不難化解。整個政策的難題是如何把港獨當作打擊的標靶，但其他的人卻不遭損失。中央除了直接懲處港獨分子外，也應觀測港獨發展的程度，若港獨發展蓬勃，那麼便可能顯示出港人沒有積極反港獨，中央可收回一些優惠政策；反之，若港獨失敗，中央則可加倍獎勵港人。政策與誘因要合理掛鈎。

 

香港只能是經濟城市

 

按照以上的分析，誰可當上明年的特首？各領導人對此都守口如瓶，隻字不提特首人選。這是正確的取向，若中央一早欽點，反而把麻煩扯到自己身上，並無好處。不過，中央卻又確有開出了條件，誰人在港獨問題上和稀泥，便等於在重要的治港問題上與中央意見有差距，他/她不可能成為特首。但這只是必要條件，並非當特首的充分條件。我相信若有特首競選人不鮮明地反港獨，那麼他/她頂多是陪跑者而已，不會當選。當然，若今次選舉並非只通過1200人的選委會，答案可能不一樣。

 

為什麼對「幫港之聲」有如此隆重的禮遇，致使張德江多見了1個小時，陳佐洱舉行一個90分鐘的座談後還再宴請，王光亞則通過周融發放回鄉證的消息？我也在琢磨此事，但估計中央是看中「幫港出聲」的群眾性。

 

在中央眼中，「幫港出聲」曾立了大功，兩年多前它得到多個團體的支持，找來近200萬人的簽名，反對派雖不斷抹黑它，例如自己派人去胡亂簽名，便說它的工作人員監管不力，但殊不知在中央眼中，這更可能是「幫港出聲」工作有成效的佐證。派人胡搞幾十個簽名，在百多二百萬個簽名中根本起不了作用，若非它的工作有威脅力，何須花費資源抹黑它？我兩年多前到過不少街站，都見到各方人等排着長龍等簽名，中央對此大事當然亦早已派人監察，周融報告統計數字時，中央要員似乎比他更熟悉。

 

但為什麼找「幫港出聲」首先代傳回鄉證的公布呢？我見到這份公布其實早已準備好，只是找人讀出而已，在場的記者也許都會注意到周融拿着一張印有講稿的紙。公布派發回鄉證予反對派，是一可得分的舉措，在特首競選快將出現時，若由現任特首公布，可替其加分，對其他候選人不公。由一個與政府及政黨不相干的人去公布，有助中央建立她對各候選人中立的形象。我一早已注意到今次中央似刻意保持中立，沒有公開表明支持誰反對誰出來競選，但倒是沒有預料到在公布回鄉證問題上也如此小心。

 

我11月11日在本報刊登的〈人大釋法後十個問題〉一文中，曾推斷釋法顯示中央並不完全相信香港的司法界，甚至政府和立法會有足夠決心或能耐杜絕港獨在港的活動。此種判斷今次在長時間的交流中得到多些支持。中央要員對香港當局打擊港獨不力確有不滿情緒，但此種不滿，不一定針對個人，而是針對整個體制。

 

彭定康來港反港獨，中央如何看待？是把他看成是「黃鼠狼拜年」！

 

有一點委員長是反覆論述的，便是香港只能是一經濟城市，香港的地位決定於她的經濟。換言之，若香港經濟退步，她在中央眼中的地位也會削弱。委員長認為香港經濟從全球角度看，還算不錯，財政有盈餘，但他警告，香港的競爭力無論相對上或絕對上都在下降。房屋太貴，人均居住面積及不上內地的一半，房價貴便留不住人才。委員長認為這些問題並非無解，但在執行上有問題，關鍵是泛政治化，政治對立，多個項目都被拖拖拉拉延誤。

 

委員長有勉勵港人認識國家的重要性，在外國戰亂地區撤僑是國家保護人民的一個例子，原來張德江是年前在利比亞撤僑3萬多人的總指揮，近年多次撤僑，其效率都勝於歐美。

 

委員長是位說話有感染力的人，對香港熟悉，從他可準確回應我們的發言時便可見一斑，說建制派喜歡向他謊報軍情，顯然是反對派想當然的猜測。不過，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委員長對港人智商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他年中訪港時說港人特別聰明，智商高達130。香港因為是城市，港人智商高於含有農村人口的國家的平均IQ，並不奇怪，但張所引用的130，卻是高估太多。港人IQ平均只是稍高於107，比起上文說的130，相差太遠了。我在知識分子圈中見慣了IQ超過150，比我聰明的人，並不覺得平均107的港人特別聰明！

 

(HKEJ 2016-12-6)

 

獅子山下精神的實踐 (雷鼎鳴)

上周科大有學生團體搞了個座談會，題目竟是「香港正在死亡？」，我是講者之一。座談會的參與者以內地學生及歐美的交換生為主，亦有不少香港學生，坐滿會場。會中有外國學生問道：「甚麼是獅子山精神？」有學生搶答：「是指要爬上獅子山，代表努力不懈。」
此答案並不全錯，但總覺有些荒腔走板。所謂「獅子山精神」，可能是來自黃霑作詞的羅文名曲《獅子山下》，歌詞中有「同舟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這些歌詞，雖是時代的聲音，但當中含義，卻又恐怕經歷過50至90年代的港人才會有更深的體會；試問今天與民為敵，明搞暗搞港獨的某些人，如何可「拋棄區分求共對」？躲在家中的宅男宅女，如何會「用艱辛努力」做任何事？要更明白獅子山下的精神，更好的方法是直接領悟一些過來人心中的執着。


勤奮工作 上進努力

這兩周出席兩個喪禮，去世之人與他們的親人顯然都是體現獅子山下精神的榜樣。第一個是張炳良局長母親的喪禮，我從小學開始便認識張伯母，印象中她是極為傳統的中國婦女，管教子女很嚴，據張局長追憶，她是家中鷹派，張世伯則是鴿派。她一人照顧着四個小孩，每天接送上學放學，她家是板間房，但打掃得整整潔潔。我們小孩可在床上滾動玩樂。她似乎不停地都有家務在手，勤勞之極。此種勤奮工作態度，顯然也傳到下一代，炳良勤奮，有目共睹，致使根本沒有多少時間留給家人。對這一代捱過來的人，長時間工作並不罕見，勤力確是獅子山下精神的重要原素。

重視下一代應該也是獅子山下精神的一部分。炳良說，他快將到教育學院上任當校長前，張世伯、伯母靜悄悄地在該校開放日跑到校園處探測形勢，斷定環境不錯沒有危險才安心。我記得中四暑假時，我們所屬的一個跨校團體CLC在長洲搞了個三天三夜的夏令營，炳良很想參加，但因是人生中第一次不在家過夜，怕父母不准，把我拉到家中當說客。我並無特別技巧，但卻採用「磨爛𥱊」策略，從下午3時不停游說至晚上10時，終於世伯受不了我的「堅毅」，很想早點睡覺休息，拍板叫伯母放行。此次夏令營似乎為張開啟了人生的一扇門，此後他性情大變，社交比前遠為活躍，女性朋友無數。

第二個是立法會前秘書長吳文華先翁的喪禮。我是殯儀館常客，常到那裡參加朋友父母的喪禮，並與朋友聚舊。吳老先生在我少年時只與他有一面之緣，不知怎的，竟大談國家大事，他說我頗有深度，我當時顯出惶恐謙虛之態，但難免心中有得戚之情，現在想來實覺幼稚。吳世伯也是一人養起了六名孩子，在今天有40％女性已不打算生孩子的香港，豈能想像六個小孩的壓力？吳世伯所提供家教當中蘊含的獅子山下精神，卻可在文華身上強烈地觀察到。


堅毅互助 關愛他人

堅毅及有互助精神都是獅子山下精神的重要特徵，我們所參加的CLC，服務社會及互助精神都是深植於各人心中的。

文華自幼是有名的明麗可人，記得一次她在我母校華仁參加活動時，范育倫神父 (Father Farren, SJ) 拉我到一邊，遙指文華，問我「Who is that attractive girl？」但若認為文華是靠天生麗質才得到尊重，便大錯特錯。她做事得體、勇於服務社會、關愛別人，在少年時已顯露，她是工作狂的特質我也一早知道。在立法會中，長毛在她面前也不會造次，豈是容易？

她退休後花了大量時間寫下立法會的規程，又受僱聯合國幫昂山素姬建立議會規程，沒有堅毅的精神怎可完成任務?文華的先夫胡家彥學長很年輕便過身，在單親家庭中培養出事業有成的兒女，自己的事業又達高峰，她憑甚麼？一是不懈的努力，二是真誠為社會付出的心，三是務實的工作態度，遇到難題不是胡亂咒罵，而是想法解決問題。從她去年為剛去世的杜葉錫恩所寫的情感豐富的緬懷文章中可見，她受到的不單是CLC朋友的影響，杜太顯然也是她的榜樣。事實上，有哪人比杜太這位熱愛中國的人權鬥士更有資格代表獅子山下精神？但可惜，除李華明、馮檢基與葉建源，民主派議員都沒去杜的喪禮。

(Sky Post 2016-12-2)

 

 

人民幣在貶值？ (雷鼎鳴)

人民幣兌港元近日持續貶值。貶了多少？這要看用哪一天作比較。若是與去年1月1日人民幣匯價接近高峰期時作比較，到今天已總共貶約10.3％，若與剛好一年前相比，則貶約7.6％，幅度不可謂不大，引起投資者關注，是理所當然的。

人民幣兌港元貶值的原因是甚麼？這可有不同的假說。第一個假說是人民幣相對於其他主要貨幣，即一籃子貨幣，並無明顯的貶值，改變的只是美元兌其他貨幣都升值而已。又因港元與美元掛鈎，美元升值，便等於是港元升值或是人民幣貶值。


相對一籃子貨幣屬升值

這假說有一定的支持，從2015年1月1日至今年11月23日，歐元兌美元貶了12.7％，英鎊貶了20.4％，人民幣貶了10.3％，但日圓升了6.3％。從這些數字可見，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變化還及不上歐元或英鎊，只是這段期間日圓較有起色。既然如此，其實可說人民幣相對於歐元與英鎊不但無貶，反而升了值了。

但這假說並不完備，可能有另一些事實是被掩蓋。我們再看看第二個假說，即人民幣有走資壓力。檢查這個假說的重要步驟是注意中國的外匯儲備有何變化。2015年1月，中國外匯儲備若以美元作單位，共是3.813萬億美元，但到2016年10月，則只剩3.121萬億美元，總共下跌18.2％。這下跌會否只是因為中國外匯儲備中的歐元及英鎊貶了值，致使拖低儲備以美元作單位的總值？這當然可能。雖然外人無從得知中國外匯儲備中歐元、英鎊、日圓與美元的比重，但從上述引用過各國貨幣匯率變化的數字，儲備下降的18.2％，不大可能完全歸咎於美元以外的其他貨幣貶值，資金應有流走，但絕非18.2％這麼多。

中國官方說人民幣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這話基本正確。中國的貿易總額（出口加入口）雖因世界經濟不景而有所下降，但去年中國的貿易順差（出口減入口）卻破了歷史紀錄，而影響匯率走向的，正是貿易順差，不是貿易總額。從2015年1月到今年9月，中國總共錄得9,355億美元的巨額貿易順差，對人民幣理應有很大支持，使其升值而非貶值。至於資金進入中國投資，還是資金離開中國到外國直接投資，就數量而言差別不大，與貿易順差之巨大，不可相比。既然如此，雖則有順差，儲備似仍有下降，那便必然有其他途徑在走資，亦即不少人都有把人民幣資產換作美元資產（或是與美元掛鈎的港元資產）。買美元資產後將其留在內地還是放國外，倒是毫不重要。


資金轉投美元因踏加息周期

為甚麼買美元或美元資產？直接的原因顯然是美元正碰上加息周期。我們要注意，滙率是一種貨幣與貨幣之間的相對價格，它比其他商品的價格，特別的不穩定，容易過度調整。只要人民相信美元會升值，就算這信念並無根據，也難阻大眾沽人民幣買美元，起碼在一段時間內會如此。

人民幣貶值是一把雙面刃，貶值有利出口、刺激經濟，但同時又使到人民要付出較大的成本後才可買到外國貨，大幅貶值也可能使到金融市場波動。不過，從國際博弈的角度看，人民幣這次的靠市場壓力自然貶值，倒可能有不一定預料到的好處。

特朗普一直指控中國是匯率操控國，即中國壓着人民幣的滙價，不准它升值（以致損害到美國的競爭力），但現在市場力量卻顯示出人民幣其實存有貶值壓力，並非特朗普所想像中的升值壓力，這大可增加中美之間中方的談判理據。中國官方似乎頗有意使到人民幣國際化，容易兌換。倘如此，現在先讓它貶一段時間，打好基礎，將來實施自由兌換時，便可能正碰上升值壓力，這對到時的市場心理，會有好處。

 

(Sky Post 2016-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