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義」與財富配置 (雷鼎鳴 )

「公義」一詞，近年常給政客和利益集團掛在口中。他們所指的，與法庭的某某判決一般扯不上關係，但卻很可能是他們為自己訴求自我插上的標籤。我們甚至可刻意把他們的觀點再簡化一點： 「任何使收入或財富分布更平均的政策更符合公義， 反之則是不公義。」此說雖不中亦不遠矣。

「能者多得」仍獲肯定

我在大學本科時要必修三門生物課，後來聽到某生物教授並不相信分數制度，任何人選讀了他的課，不論有無上課，有無考試，全都可拿A。我當時對生物課「意毒恨之」，得知消息後大喜若狂，趕忙註冊；但整個學期只上過一課，果然拿A，但什麼也沒學到。

在我開的課上，我時會問學生，若不論表現，大家都可拿A，這是否公平？同學雖對此等「美事」心存嚮往，但倒無人說這是符合公義的安排。他們的取向當然是建基於對「不勞而獲」的否定。「能者多得」、「勤者多得」仍是大多數同學的核心價值。

我不相信平均主義的財富或收入分配符合公義，但大家心中「公義」的標準是什麼，卻總該講清楚，否則「公義」便只會淪為無意義的政治口號。講清楚「公義」的準則，並不意味大家會意見歸一，此事涉及太多主觀價值和意識形態的問題，但清楚準則後，我們對某些社會問題或政策的認識，科學分析的成分當可增加，意識形態的干擾可望減少。

什麼是「公義」？這顯然是一個思想家為之着迷的千古疑難。我們在此大可簡單論及幾種不同的標準，讀者可自行作出判斷。坊間近有哈佛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出版的暢銷書《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內容頗為有趣，大可一讀。

各種主義解讀不同

西方思想的源頭是古希臘。我翻了翻大學時必讀的課本柏拉圖的《共和國》（Republic，國內有譯作《理想國》），見內中大幅篇章迂迴曲折地討論「公義」的含義。簡而言之，柏拉圖與書中的蘇格拉底都相信人的背景能力不同，分工合作各司所職建構社會是自然美好之事，能促進社會和諧的便符合公義。這種觀點與內地以前主張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大相逕庭，但與今天所說的和諧社會卻是若合符節。

在共產主義者眼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達致理想世界時公義的準則。各盡所能是責任，各取所需是權利。顯然，共產主義世界中私有產權並無地位。

在自由主義者眼中，自由是根本性的，在不影響他人自由的條件下，任何人都應享有最大的自由選擇權，包括行使私有產權及與他人締結合約的自由，政府若侵犯了這些自由便是不公義。

現代經濟學中，市場競爭會導致明確的收入分配結果：勞動者的薪酬會趨向其邊際勞動生產力（即工資等於多僱用一個勞工後他所能起到的額外貢獻），利率或資本的投資回報率會等同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在這裏為求簡化，我抹掉風險所起的作用）。工資或利率若人為地壓低或抬高，脫離了它們應有的水平，收入分布可視為不符公義。

哲學家羅斯（John Rawls）1971 年出版了他著名的《公義論》（Theory of Justice）一書（亦是桑德爾重點的批判對象），書中提出一整套公義的理論基礎。

羅斯在收入分配上的公義準則可概括為「把最低收入人士的收入最大化」。表面看來，這是平均主義的極致，因為若人人收入都相同，以上的準則才可滿足。

最低工資也有不義

實際上，羅斯卻並非如此極端，他有限度地容許收入差異的存在。例如，若最低收入的人眼見有人比他高薪，原因是他們更努力工作，這種收入差距可造成動力，使最低收入的人也有誘因提高自己的收入。此點在羅斯的體制中是容許的。

但羅斯對收入差異的容忍度也止於此。在市場經濟中，能力、外貌、教養、意志、運氣等等因素都影響着收入。羅斯認為這些都是任意性的因素，容許它們影響收入是不公義的。美女俊男當上大明星，收入盤滿缽滿，是他們天生幸運，不用給他們更高的收入獎勵他們。某人勤奮用功，取得好成績，原因只是他在良好家庭成長，致有此優秀的工作習慣，他們同樣也只是比其他人幸運，不須用高薪回報他們的努力。選擇勤與惰的自由意志，在此不存在價值。

對於這些不同意識形態下的「公義」標準，我們暫不論其優劣，但可把它們作為評價不同政策的工具。這裏談一些例子。

最低工資是否符合「公義」？柏拉圖與蘇格拉底要求政策能有助社會和諧，但最低工資不見得能起到這作用，我們很難說它符合公義。自由主義者顯然會視最低工資為大逆不道，因為它的立法侵害了工人與僱主之間自由締結合約的自由（最低工資不容許工人自願以較低薪酬工作），現代經濟學也不應認為最低工資符合公義原則，因為此法例會促使僱主不再聘用邊際生產力低於最低工資的工人。

就算我們用羅斯的觀點，最低工資一樣要被視作不公義。生產力最低的工人因為會失去職位，收入下降，剛好違反了羅斯所鼓吹的要提高最低收入人士收入的原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相信是最符合最低工資的思想了，既然大家可「各取所需」才算是公義，領取最低工資也就沒有什麼不對了。

第二個例子是外傭居港權是否有違公義？

假設沒有最低工資，有居留權的外傭不見得能夠大幅加薪，那麼不少家庭便不用擔心因負擔不起外傭工資而使到婦女要留守家中幹活，柏拉圖的和諧社會便不會遭破壞。

若從共產主義的大同世界出發，國家之間根本便不應有界限，外傭居港權當然不違公義。從自由主義及經濟學的角度看，容許她們自由選擇僱主和職業也只應是好事。外傭收入一向偏低，她們有居港權後工資可望上升，此亦符合羅斯的公義原則。

但為什麼這麼多港人反對她們擁有居港權？我認為這是因為私有產權的公義原則被違反了。別的資產不說，光是港府所擁有的淨外匯儲備資產已值1.2 萬億港元（2.3 萬億資產減去1.1 萬億欠債），等於每名港人平均擁有17 萬港元。這筆錢是港人辛勤工作所得，任何移民政策的放寬，尤其是放寬可能會以領取福利為目的的移民來港，都可被港人視作是侵犯他們的財產權，可被視作不公義。但假如新來的優質移民能為港帶來好處，則又當別論。

「電車問題」發人深省

第三個例子可說明「公義」的準則可以非常具爭議性，難以訂定。在談這個例子前，我們可先思考一下桑德爾在他書中所討論的一個發人深省的「電車問題」。

假設你高速駕駛一部電車，前面有五個人，你已來不及停車，這五人必遭撞死，除非你立時轉軌，但這樣卻會撞倒另一人。大多數人恐怕都會認為轉軌是對的，撞死一個無辜的人比撞死五個無辜的人好。

但假如情況有變，前面還是有五個路人，你唯一能阻止慘劇發生的方法是製造另一悲劇，把身邊一個胖子往路軌推跌，擋着車子，以增煞車的效率，這樣其他五人便可逃過一劫。這種做法，很多人會不以為然，但犧牲一人救五人的性質都是一樣。

我們就用鄧小平應否得諾貝爾和平獎這一尖銳話題作例子。反對者認為他要為「六四」的亡魂負責（假設有幾百人慘死，具體準確數字在此不重要），但贊成者卻認為是他奠定了三十多年來中國驚人的經濟增長的基礎。經濟增長與人命有什麼關係？所有有關這問題的嚴肅研究都會告訴我們，兩者關係極度密切，人民富裕了，物質條件提高，各種年齡組群的死亡率都會下降。以中國這三十多年來死亡率下降之快，鄧小平政策所救到的人命恐怕是要以百萬人作單位計算，那麼他應否得和平獎？

若無回報表現遜色

我們甚至可以把問題弄得更尖銳。假設鄧小平本人確信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維穩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姑不論這是否正確，但反對者其實並無有力的反駁理據），而他又肯定認為在「六四」開槍使無辜者慘死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這點他倒是未必對），那麼問題豈不成了上述的「電車問題」？

在西方社會，不認同鄧決策的很可能是多數，但以我長期觀察，在內地答案可能剛好相反。由此可知，有時「公義」問題是會「審死官」也找不到共識的。

在實際的經濟決策中，我們很少會遇上像鄧小平所要碰上的道德難題，但某方得益，往往卻會意味另一方受損，決策者應何去何從？

在這問題上，我不認同羅斯的平均主義思想，但相信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對社會是好事，而且符合公義。

奧運選手若得不到額外的物質回報，相信表現會較遜色，不能為全國人民帶來光榮。我們若把所有球星的薪酬與一般平民劃一，能否欣賞到精彩賽事？歐洲福利國家大手抽稅大手開支，人民收入的確更平均，但經濟已沉屙不起，未來二三十年恐怕改變不了局面，將來或要掉入「均貧」而不是「均富」的陷阱中。

羅斯是哲學家，不懂經濟，也不明白平均主義對社會長遠利益的破壞，我不認為平均主義的政策與公義有什麼正面關係。

HKEJ  2011-8-29

小班教學與學校管理 (雷鼎鳴)

(旅途中抱恙﹐ 這是三年前的舊文﹐希望下星期寫稿回復正常。 )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上月底在立法會致辭時透露，二○○九年派位的中一學生，每班人數從三十八人下調至三十六人，二○一○年再降至三十四人，二○一一╱一二學年又再全面檢視中學標準班額。政府似乎正在開始回應教育界的訴求，在中學逐步落實小班教學。

　　小班教學是重要及長遠的教育政策，我們必須考慮其成本效益。它的成本是顯而易見的，班額減少，所需的老師便會增多，政府支出便愈大。現在適齡學生人數大跌，就算推行小班教學，政府也不用增加太多的經費，但納稅人總也會問，為什麼不可把學童人數減少所省回來的經費收回來？況且現在計劃中三十餘人的班額，離小班教學的標準，差距仍大，將來班額若真正大幅減少，政府財政上是否吃不消？我曾參觀過一些美國頂級的私立高中，每班人數不會超過十四、五人。香港若要做到這點，成本可想而知。

成效未有定論?

　　不過，經濟學家都知道，一項投資應否進行，成本固然是要考慮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否取得豐厚的回報。所以我們更應注意小班教學是否有不錯的效益，及如何可改善其效益。

　　小班教學能否提高學生的學業水平？這簡單的問題其實頗有爭議性。從常識角度去看，班中人數少一些，每個學生所得到的照顧或發揮機會不是更多一點嗎？這對成績當然有好處。不過，我們也可以很容易找出一些相反的理由，例如，校內若有優秀老師，要他們只困在一小班房裏，沒有機會在人數眾多的課堂中春風化雨，不是有點暴殄天物嗎？這類普通常識層面的正反理由，我們可以羅列一大堆，但若要以此作為涉及數以十億元計的政策根據，則顯然有所不足。

　　年前我中學時母校的舊生，成立了一個叫「華仁一家」的基金會。其負責人之一謝錦明兄有天給我打電話，告訴我基金會正考慮是否籌款支持前校長狄恒神父的夢想，即在華仁推行小班教育。錦明兄素知我阮囊羞澀，找我捐款猶如在老糠中榨油，所以一開口便叫我不如替基金會做項研究，看看小班教學是否有足夠的效益，我當時便一口答應。基金會的這個要求，我十分認同，要別人捐錢捐得放心，必需有足夠的問責性，亦即使他們知道所捐的款項會否被浪費掉。這個道理，我相信與政府是否善用公帑是相同的。

取材美國研究

　　我接下任務後，不少同學都給過不少意見，但我思前想後，深覺常識性觀點雖然重要，但總比不上國家決策時所會倚賴的科學檢證來得可靠。而經濟學家因為掌握了社會科學中最先進的定量實證工具，所以有關小班教學是否有效的研究，竟是數目眾多。

　　根據著名經濟教育學家韓努石（Eric Hanushek）的一篇文章所統計，到八六年為止，這方面的學術研究，文獻中竟有四百多項。我最後決定，我根本不需要自己進行什麼原創性研究，只介紹一下國際上最新及最具權威性的幾項研究結果便已足夠。我相信文獻中的結論，不但有助捐款人了解小班教學的效益，同時對政府亦有參考作用。

　　影響學生成績的因素很多，例如著名社會學家高爾曼（James Coleman）遠在一九六六年時便發現，學生的家庭背景似乎比學校對學生的學業成績有更大影響。要找出小班教學對學業的影響，必須在各種因素中把小班教育的效果抽離出來。在科學方法上，這便需要用所謂「控制實驗」（control experiment）。我所選用的文獻，其重點都在實驗的控制方法上。

　　一九九九年普林斯頓的克魯格（Alan Krueger）在《經濟學季刊》（ＱＪＥ）發表了一篇報告，結論是小班教學的確對學生學業有幫助。他所用的數據來自美國田納西州所進行的一項實驗（簡稱 Project STAR）。

忽略荷芳效應

　　當地的教育當局在一九八五╱八六年開始把幼稚園的畢業生隨機抽樣地分為三組，第一組進入每班只有十三至十七人的小學，第二組二十二至二十五人一班，第三組班額與第二組一樣，但多了助教。老師也是隨機分派到各種類別的班中任教。學生一旦被分配到某類型的班中，便必須在同類班中就讀四年，以看其成效。參加實驗計劃的學生人數有一萬一千六百人，學校八十所，不同貧富城鄉背景的都有。在每學年結束時，學生都要參加一個標準測驗，以斷定其學業成績。結果顯示，經過小班教學的學生，平均成績顯著優勝於在大班學習的學生。

　　克魯格在計量經濟學中頗有名氣，他的方法與結果也頗有道理。不過，其研究中最大的弱點是沒有注意到所謂「荷芳效應」（Hawthorne effect）。田納西的教師被分配到小班時，是知道實驗會帶來什麼影響的。倘若實驗結果顯示小班有成效，那麼政府將來便會多撥資源早日實施小班教學，老師也就成為得益者。正因如此，小班的老師大有誘因施出渾身解數教好學生。反之，大班老師則可能得過且過，虛應故事。所以小班成績優勝，可能並非小班本身的功勞，而是老師的額外投入。

　　哈佛的賀西比（Caroline Hoxby）有見及此，在二○○○年的《經濟學季刊》中發表了另一篇論文，其中的實驗，可有效清除掉「荷芳效應」。賀西比發現，在康涅狄格州，總共有一百四十六個小學校區，共六百四十九所小學。自一九八六年起，所有學生在第四、六及八年級每年都要考一標準測驗，自一九九二年起，每一所學校每一班的測驗成績都有記錄在案，存在數據庫中。更特別的是，學區之間學生的流動性很大，某校某班人數多寡主要為學生流動性所決定。數據顯示，該州學校每班的人數，可以少至八人亦可大至三十四人一班。有了這些數據，研究者大可比較大班與小班出來的學生成績是否有別。因為教大班或小班都不會影響到政府的資源分配，老師並無誘因額外努力，所以「荷芳效應」可消失於無形。賀西比的研究發現，小班教學並無明顯改善成績！

顧此難免失彼

　　賀西比的研究並非無懈可擊。我們可以問為什麼某某校區的學生都跑到別的校區去，以致剩下來的學生每班冷冷清清的只有八、九人？原因也許是這校區學校或老師平均質素平庸，這又從而導致小班教學的威力不能彰顯。賀西比的研究可能是前門進虎、後門進狼，排除了「荷芳效應」後，又因未控制老師的質量，而使研究結果受到干擾。

　　韓努石與其他一些研究者在二○○五年的權威刊物《計量經濟學報》（Econometrica）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特別針對老師的質量問題，並在小班教學的效果上有新的發現。韓努石等人認為，要斷定老師的好壞，必須追蹤他們過去在不同時段不同學校不同班級的表現，而表現高低的參考，可以用教出來的學生成績作準則。但追蹤大批老師的表現，所需的數據是極為龐大的。他們剛好發現德薩斯州有一個ＵＴＤ學校計劃的數據庫，包含了自九十年代中期起，每屆二十萬學生的數據，足以使他們可找出精準的結果。

　　他們的發現頗為重要。第一，小班教學的確可提高成績；第二，老師的質素對成績有極重要的影響，甚至可完全抵銷學生家庭背景的不足（例如家庭收入偏低）；第三，擁有碩士學位對老師的質素並無幫助；第四，頭一年的教學經驗對老師十分重要，以後則改進較慢；第五，校長通常都會清楚知道誰是好老師。

師資最為關鍵

　　從以上發現中，我們可得兩大結論：第一，小班教學確有效益；第二，老師質素極為重要。要真正改善教育質量，二者皆不可缺。班中人數過多，老師辛勞，就算能力超凡，也不一定發揮出應有效果。反之，若不注意老師的質素問題，把班中人數減少，大有可能使到懶惰的老師更加懶惰，徒自浪費了珍貴的公帑。

　　改善教師質素的關鍵是學校的管理。我這裏說的管理不是指近年出現使人眼花繚亂的教改。後者或許也有些我不知道的成績，但以我在大學的長期觀察，倒未發現新入學的學生有什麼明顯的進步。不過，在教改中，不少老師都因多參與了種種行政工作而疲於奔命，甚或被搶去了正常可用於教學的時間，則使人擔心。

激勵獎賞並重

　　經濟學的核心思想是誘因或激勵皆可改變人的行為。我所指的學校管理主要是如何為老師提供誘因及創造條件，使他們更有動力在自己的專業上追求卓越。根據韓努石等人的發現，我有幾項建議：第一，評核老師主要看其教學效果，他們有多少張學位文憑並不那麼重要。第二，對新老師必需要有認真及嚴謹的評核制度。華仁的狄恒神父有很獨到的觀人之術。他曾告訴我，若見到某老師整天都愁眉苦臉，貌似憂鬱小生，則此人根本不應入行當老師。有教學經驗的人都會知道，每一堂課都是一次老師的表演，觀眾是學生，若長期地提不起觀眾的興趣，對表演者是一種折磨，他們難以臉露歡笑，學校應早點鼓勵他們轉行，以免誤人誤己。第三，對好老師應有獎勵，例如加薪或辦些「優秀老師選舉」之類的活動，這亦有利於建立教師中的團隊精神。有獎有罰從來都是管理上的重要方法，在大學中已行之有年。至於獎罰的比例多寡在中小學中如何界定，則要看各校老師的承受程度。第四，持續培訓老師的實戰能力或安排老師交流先進的教學經驗。老師若認為改善教學可提高自己的收入或更被尊重，會對這些課程更感興趣。

　　多年前我參觀過美國東岸一所頂級私立高中Phillips Exeter Academy，該校有一傳統，上課時十多個學生都要圍繞一張橢圓形的橡木桌討論。我奇怪在數學等課程上此方法是否有用，便特意要求參觀他們的微積分課，結果大開眼界，學生爭相討論如何把某些數學證明弄得更漂亮簡潔。能把學生引入此境界的，老師一定下過苦功，而且只有在小班環境下才能發生。它們的學生有四成來自低收入家庭，須要學校資助，但畢業生中很大的比例是進哈佛耶魯等名校。

　　香港目前尚未有條件做到此點，但政府全面資助小班教學，卻是提高社會流動性，使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都有機會接受優質教育的重要方法，為社會帶來的效益不可限量。但學校也該回應，改善管理的制度。

HKEJ   2008-5-12 

美債歐債危機中中國應如何自處？ (雷鼎鳴)

一如所料，美國的國債上限一定會提高，但上限需要不斷提高的這一現實，卻反映更深層次的問題——美國和世界的經濟都會沒完沒了地受其困擾。

美國的政客雖然喜歡玩政治遊戲，但他們老謀深算，不是傻瓜，更絕不會願意負上造成聯邦政府無錢出糧停止服務的責任，他們在最後一分鐘必會完成談判。

上述答案早已寫在牆上，記者事前找我查詢，我也如是說。不過，世上大多數傳媒都酷愛帶有懸疑性的新聞，有時還會人為地替本來明白不過的事添加懸疑，以增吸引讀者之效。到最後國債上限得以提高，一場「危機」得以避免後，大家以為可舒一口氣，接著標普堅持把美債降級，似是個反高潮；但其實是「罕有地」做了一件反映實況的事——美債早應被降級！

主權債務未必穩妥

過去，大國政府發的主權債務，素為投資者所喜愛，其原因主要是假設政府有無限大的抽稅能力，因而違約賴賬的風險接近零。這個假設現在看起來已經難以成立，投資者對國債的態度不能不變得審慎。

可不是嗎？幾年前誰會想到冰島、希臘、葡萄牙這些雖細小、但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會出現債務危機？就算是經濟體系較大的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國際投資界現在怎敢不金睛火眼盯著她們，以判斷手上持有的國債是否有可能變成廢紙？

德國、法國是經濟強國，但其政府每年的財政赤字早已超過歐盟所要求的不能高於GDP 3％的上限，她們不但要應付國內反對削減福利的示威者，還要自甘損失，救助瀕於破產的希臘等國，勉力維持歐羅的生命。歐羅倘若崩潰，後果太不堪想像了，各國必會努力防止；但歐洲人民肯節衣縮食，自願多交稅款而毫無怨言嗎？

按照凱恩斯主義的學說，政府債務增加並不一定構成危險。如果預期的GDP 增長速度高於國債上升的百分比，那麼便可保證「有借有還，上等人也」這一局面。

克魯明等極端凱恩斯主義者（克魯明的報刊文章與其學術文章風格迥異，有傳說其報刊文章乃其夫人所執筆，不知是否屬實）鼓吹政府繼續大量用錢刺激經濟，便是假設了明天會更好，政府有能力削減債務相對於GDP 的比重。

這個如意算盤打得響嗎？日本經濟衰足二十年，期間日本政府有無採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靠赤字去刺激經濟？

日本的國債從以前GDP 的一半增至現時GDP 的兩倍多，可見其實施赤字預算時毫不手軟，但日本的經濟有起色嗎？說回美國，她的國債上限曾提高過數十次，若不是GDP 追不上債務上升的速度，焉能如此？

過度借貸種下禍根

近幾年，西方國家的經濟困局正是源自過度借貸。金融海嘯時，是投資銀行大量借貸，其欠債等閒是其權益（equity）的數十倍。歐債和美債危機是因為兩處的政府（尤其是歐豬五國的政府）不斷先使未來並不存在的錢，靠借貸度日所造成。

既然這些危機都因過度借貸而造成，那麼用更多的債項或更大的赤字預算去紓解問題，又豈不是飲鴆止渴，把困局弄得愈來愈嚴重？這個借貸遊戲要繼續玩下去，便必須大家都相信政府有還錢能力，但人民會相信嗎？

美國茶黨的出現，正反映出美國人民對政府的借貸行為已充滿懷疑。茶黨的活動往往帶有濃厚的民粹色彩，其象徵人物如前副總統候選人佩琳（Sarah Palin）時有反智言論，為知識分子所不喜，茶黨不少支持者甚至帶有種族偏見，在宗教及眾多社會問題上與海耶克和佛利民等自由主義旗手的主張大相逕庭，但其支持者卻仍可穩佔人口的30％（不同的調查有不同的結果，但三成左右的支持率卻頗為穩定），這一定是因為茶黨的部分主張深獲美國人民認同。

這顯然是他們主張的經濟自由和小政府主義。美國人民對捍衛自己的自由十分執著，政府的肆意徵稅常會被視作干預人民保衛自己財富的自由；茶黨主張平衡預算，減稅、減政府開支、減軍費。換言之，其經濟主張頗接近香港過去所奉行的建基於古典經濟學的審慎理財原則。

金融海嘯後， 經濟諾獎得主史蒂格茨（Joseph Stiglitz）曾希望世界向左轉。但最近他卻撰文表示失望，因為他發現世界更向右靠攏。茶黨既然擁有人口30％的支持或同情者，共和黨黨員若要在初選中選出，便必須得到他們的票，否則連代表共和黨出選的資格也沒有。民粹主義的活動有此影響力，煞是奇怪。

打救歐豬形同自殺

美國人既然不願加稅，削減開支又阻力重重，持有美債是否險過剃頭？從美國人利益的角度看，解救之道莫如多印鈔票，讓通脹慢慢升溫。

我們大可暫時不論這種政策是否可稱之為第三期「量化寬鬆」，但它與第一、第二期效果應大不一樣。第一、二期的做法是聯儲局買入大量銀行持有的證券，但款項卻深藏於銀行的密室之內，以供銀行「壯膽」之用。但若有第三期的話，應該是美國政府入不敷支要發債度日，聯儲局則直接多印鈔票把國債買下。這樣做的效果是貨幣可迅速流入市場，通脹的效果會較為立竿見影。

不過，如此一來，美元會貶值，持有美元資產的各國政府會虧損。美國政府的確是有借有還，但還債時的貨幣，卻是已經貶了值的。這等同外國的美債持有人要替美國人的部分揮霍埋單。若不用這方法，美國人便只能靠加稅減開支還債，埋單的責任全部由美國人負起。從美國人的利益看來，兩種方法孰優孰劣，豈不一目了然？

歐洲的情況與美國其實頗有相同之處。要德、法政府從國內撥款打救歐豬五國形同政治自殺，較可行的辦法也是要歐洲中央銀行多印歐羅買入這些國家的國債，再祈求上蒼希望她們將來經濟好轉，有力還債。但如此一來，歐洲的通脹和歐羅的貶值也是足可預期的。

美元和歐羅的前景都灰暗，日本的經濟則早已一沉不起，而且市場封閉。澳元、瑞士法郎和加幣就算全部加起來，規模也是十分細小，當不上國際上的儲備貨幣。那麼，各國政府選擇儲備貨幣時，究竟應情歸何處？

人幣可成儲備貨幣

最有潛質的當然是人民幣，它的M2總量已超過美元，而且中國經濟增長持續高速，貨幣貶值的風險不高。人民幣若能成為各國樂於採用的儲備貨幣，世界和中國都會得到巨大的好處。

對世界諸國而言，有了人民幣這一新進可靠的儲備貨幣，她們的財富便可更有效保值，對金融市場有穩定作用；對中國而言，好處更大，外國政府獲得人民幣，便必須把本國有價值的商品賣給中國。後者只用開動印鈔機，便可換回一批批有用的商品，而且鈔票流到外國中央銀行手中，不用擔心會因鈔票過多而引起通脹。在政治上，若多國政府都持有人民幣資產，她們自不會願意見到中國出現重大危機，國際上責難中國的聲音，可能減少。

中國若要得到這些好處，卻是萬事俱備，唯欠東風，它必須先改變外貿政策的思維。以目前情況來看，外國若要得到人民幣，可用外幣兌換。但如此一來，人民銀行卻要多印鈔票買入這些外幣；後者被買入後，又輾轉送回外國購買其債券。最終的結果是，中國持有的外幣資產是增加了，自己的通脹壓力也會更大（見8 月1日拙作〈如何處置中國3.2 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中國得不到好處。

正確的改變之道有二：一是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增強它與其他貨幣的可兌換性。二是大幅增加天然資源和消費品的入口，努力營造持續多年的外貿赤字。若中國沒有貿赤，外國怎可取得人民幣？貿赤對其他國家可能是壞事，但中國外過多，貿易連年盈餘，不消耗一點，怎對得起辛勤工作但只是消費了GDP 35％的中國人民，況且進口礦產能源，自己的資源便可深藏於九地之下，在戰略上有重要意義。

HKEJ  2011-8-15

香港學生輸於外國學生? (雷鼎鳴)

 (此乃舊文﹐大約寫於六年前)

文學評論家鄭樹森教授是位博聞強記的高人，他每兩三個星期總會給我送來一些古怪的剪報，大大增長我的見聞。最近他又寄來一則有關美國高等教育的新聞，我雖一向自認對此領堿十分熟悉，讀後也要瞠目結舌，連呼「過份」。

豪華設施爭資優學生

美國大學最新的潮流竟是爭相建設娛樂度假中心。候斯頓大學用了五千三百萬美元建成一豪華康樂中心，以供學生享受。威斯康辛大學為學生提供按摩及修甲服務。俄亥俄州立大學也不示弱，花了一億四千萬美元，建造了一個被戲稱為印度泰姬陵的康樂場所，不但有按摩，還有大型的攀山牆及划獨木舟的設施。華盛頓州立大學則弄了一個可供五十三人同時玩樂的噴水按摩浴池，號稱西岸最大。南密西西比大學不遑多讓，擁有一水上樂園，內有流動活水，學生可以躺下享受日光浴，而仍有涼快感覺。辛辛那提大學出手更為豪爽，乾脆用了二億美元弄出一個有購物中心的學生活動總部。

在各大校園還可找到諸如有環迴音響的電影院、高爾夫球場等等使香港窮學生羡慕不已的設施。

各大校園落下如此重本，據說是爭奪資優學生的必要手段。學生申請入學前到校園訪問，一定要使他們有驚艷的感覺，「嘩！」的一聲叫出來，才算做到起碼的宣傳。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這類設施大部分都是學校向銀行貸款建造，將來是要償還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在未來幾十年，平均每名學生大約要為這些設施每年多繳交數百美元的雜費。學生及父母是否肯這樣做？

學生重玩樂多於學術

同樣的一筆錢，算它是一億美元吧，若不用來建造娛樂中心，便可用來賺取每年五百萬美元的利息，足夠多聘請幾十位知名教授，大大提高學術地位。學校的選擇，等於是校方認為學生重視玩樂多於學術。我們要注意，這些學校不是甚麼野雞學校，有些還頗有地位，學生也絕非「籮底橙」，但這樣正反映出美國學生的學習態度頗有問題。

超級名校會不會也有同樣問題？它們的學生平均而言當然較為向學，但只要看一看近三十多年來，各校都出現「分數通脹」的現象，亦即教授盡量「放水」,便何知嚴謹的學習態度，已是鳳毛麟角。就連史丹福等名校，每班分數獲得A的學生，平均超過人數一半。

港生絕不比外地遜色

這種環境出來的學生，會比香港的好嗎？影響教育水準的因素當然很多，但我從來不認同香港一些不明內情而對高等教育胡言亂語的說法。他們不少人以美國超級名校畢業生的能力作標準，衡量本港普通的畢業生，自然得出結論，月亮是外國的圓。

我曾在美國教過十多年大學 (包括在研院時所教過的幾年書)，起碼教過三千名本科生或研究生，我在香港也教過三千多名學生，在北京大學及中山大學則有二百多名，算是對各地大學的質素比較有深入的認識。根據我的經驗，美國最優秀的千分之二學生 (每屆大約八千人)，比香港最好的千分二要優勝，主要是他們的創意很高，但其他等級的與香港同一等級的相比，則多半比不上香港。

至於像北京大學這類集中全國最優秀學生的地方，傑出學生的人數當然遠超香港的大學，但香港最頂尖的學生卻也絕不輸給他們的高材生。

若以學習能力而論，我對香港學生的信心遠大於外國學生。在多項國際學生的比賽中，香港學生的成績似乎也證明此點。按理他們的生產力應該較強，薪水也較高，但事實卻並非如此。2003年CNN有一個調查，發現當年美國本科剛畢業的學生中，以讀化工的起薪最高，平均每年五萬二千多美元。經濟或財務的起薪平均則是四萬多美元。心理學或英文最低，但也接近二萬七千美元。當年香港的大學畢業生起薪每年只有一萬五千美元左右。香港學生究竟缺了些甚麼，以致起薪點低殘如此？

需時間琢磨軟技能

      其中一個可能是需求問題，例如香港沒有足夠大的工業去吸納工程師。但這也解釋不了唸經濟或金融的港生起薪為甚麼不及美國的一半，而香港金融業規模絕不細小。我曾經多次思考這個問題，認為主要是三年制大學所造成。香港的學生，特別是來自草根階層的，猶如一塊塊未經雕琢的璞玉，表面看來毫不起眼，但若有人引導的話，常會做出使人驚訝的成績。

曾有不少學生修讀過我開的「香港經濟」一門課，他們開始時大都信心不足，毫無把握做研究。但在壓力下大都可以寫出優秀的論文。我記憶當中，他們有人用計量經濟的辦法，很早便正確解釋到通縮的成因，或樓市與經濟的因果關係等等，結論遠比不少商界及政府的研究準確。只要有人琢磨他們，其光芒自會破空而出。

香港三年制大學可提供不錯的專業訓練，但卻沒有足夠時間去讓他們學懂一些「軟技能」，其中又包括表達方法、溝通能力、自信心及綜觀全局的判斷力等等。多一年「自由人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正可提供機會，大大提升他們的生產力，與美國看齊。大學三改四是幫助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

如何處置中國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 (雷鼎鳴)

上周三到亞視的《把酒當歌》，主持人告訴我，節目上半部是評論當天的重點新聞，其中一項與經濟關係密切，是國家外匯管理局發表評論，認為外匯儲備不宜分給民眾。主持人說，這是內地網上熱爆的議題。

我素來主張「還富於民」、「藏富於民」，對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十分關注，當然要找出目前爭議的焦點所在。果不其然，這筆外匯儲備該如何處置，在內地正在熱烈爭論。外管局局長易綱老弟，做事一向穩健，喜歡以理服人，外管局對爭議的回應是兩周內連發三篇題為「外匯儲備熱點問答」的文章，詳細闡述官方的觀點。

煮熟的鴨子飛走了

內地人民關注外匯如何處置，實有多層次的背景。首先是儲備龐大，6 月底總額已高達3.1975 萬億美元，等於中國半年的GDP。既稱之為儲備，人民不免要把它視為辛苦積累下來的「血汗錢」，應該「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再者，在歐美過去兩年多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影響下，美元與歐羅相對於人民幣都不斷貶值，中國的外匯儲備以人民幣作計算單位，在賬面上便難免吃虧，就像「煮熟的鴨子」飛走了，最近有關美國債務上限能否提高及美債會否違約的事態，更加劇了這方面的危機感。三者，中國通脹率上升，不少評論認為是資金流入及外貿盈餘所致，外匯儲備增加愈快，似乎便會更推高通脹。

外管局的「問答」評論文章，顯然不同意上述觀點。我自己對民間的質疑及外管局的官方說法都不盡同意。要搞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我們要先了解中國外匯儲備形成的機制。

假設有1 億美元流入中國。這筆錢的來源可以是外商到華的直接投資，也可以是中國的外貿盈餘。自1994 年開始，企業的經常項目外匯收入，除小部分外，必須全部賣給外匯指定銀行，但其後此項強制規定逐步放寬，自今年1 月起，企業不但可保留外匯收入，不一定要賣給銀行，而且可把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外管局放寬結匯的限制，原因應是流入的資金太多，必須「洩洪」。

上述的1 億美元流入後，可賣給商業銀行，以今天的匯價，大約可兌換到6.47 億元人民幣。商業銀行拿著這1 億美元，可送到人民銀行換取6.47 億元人民幣。但人民銀行的6.47 億元從何而來？答案是自行印刷出來，亦即是流入的外資愈多，人民銀行便會印發更多的鈔票，這些鈔票（不一定全部流通，有部分存於商業銀行在人民銀行開設的戶口中）最終變成中國「基礎貨幣」的一部分。基礎貨幣愈多，銀行的存貸量也會通過乘數效應而加大，經濟體系中的貨幣供應量也會愈高，物價上漲也會接踵而來。由此可知，資金流入的確是通脹的根源，民間的質疑有其道理。

但外管局也指出，過去十年雖有大量外匯流入，但新增的基礎貨幣卻遠遠有所不如。從數量上看，中國既已有超過3 萬億美元的外儲，因此而衍生出的鈔票當有20 萬億元人民幣以上，但實際上中國的鈔票卻只有4 萬多億元。為什麼會這樣？

這是因為人民銀行多次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及發行中央票據等手段，把80％左右因外匯流入而新增的基礎貨幣吸回來。從這個角度看，外管局因有對沖手段，可減低資金流入的影響，貨幣供應量也不用被動地更大幅地上升，這的確可以紓緩通脹的壓力。

上文提到的1 億美元外匯，被人民銀行吸納後，最後便被轉到國外，購買歐美的債券，亦即成為外匯儲備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誰是得益者？誰是損失者？

這些問題必要搞清楚。

外管局認為，交出1 億美元的企業（或個人）並無損失，因他們已等價地得回6.47 億元人民幣。這個說法可以接受，但貨幣量增加後，人民所擁有財富的購買力會因通脹而有所下降，所以人民是資金流入的損失者。人民銀行用「空手道」的方法兩手空空自印鈔票便可以得到這1 億美元的外匯，它是得益者嗎？

歐美政府「空手道」竟全功

假如人民銀行把這1 億美元在國外購物，提供政府之需，那麼政府或人民銀行顯然便是得益者，它們用的方法，正是經典的「鑄幣稅收」（seignorage），通過印鈔票支付開支，從而推高物價，不用徵稅也可把人民的購買力如乾坤大挪移般轉到自己手上。但外管局認為，這筆新增資產的背後，也有著新增的欠債，國家不能動這筆錢。假如有人拿著人民幣按市值要「贖回」這1 億美元時，人民銀行便要把這1 億美元回吐，過程是資金流入時的逆轉。

若在政策上人民銀行真的堅持如此做，那麼情況便與香港的聯匯機制類似。香港的貨幣供應基本上被動，每發行7.8 港元背後必須有1 美元作儲備，香港的金管局按規章辦事，也不是資金流出流入的得益或損失者。

但如此一來，若人民銀行也不是得益者，人民因通脹而損失的購買力跑到哪裏去？答案是跑到美國或歐洲去。倘若中國的外儲只會增加，永不減少，這便等於歐美政府的「空手道」大獲成功，它們開動印鈔機，用一張張本來沒有內在價值的紙張（鈔票）買入中國有價值的實物，中國人民用這些鈔票，輾轉間又通過人民銀行買入歐美的債券，借給了歐美政府。歐美得到的是中國輸出的實物，購買力來自不用考慮償還的債券，為此埋單的是中國人民因通脹而損失的購買力。歐美政府所得到的「鑄幣稅收」，竟是要部分由中國人民繳付。

中國人民蒙受損失

中國既然已積累了3 萬多億美元的外匯，而這筆錢又既然由過去中國外貿與資金流動的順差所形成，可以被看作中國人民儲蓄的一部分，把它看成是人民的血汗錢，在概念上並無錯誤。外管局認為付出外匯的單位已得回等價的人民幣，並無損失，這點雖說得過去，但真正的付出者卻是因通脹而受到損失的人民，外管局似是忽略了。雖說人民銀行有通過其他途徑減低通脹，從而使誰得益誰損失的問題更加複雜，但上述的道理我相信仍然站得住。

這筆「血汗錢」會否像「煮熟的鴨子」飛掉？外管局認為，除非中國把大量外匯兌回人民幣，否則人民幣升值並不會造成外匯的重大損失，原因是一塊美元（或歐羅）在國外買到的東西並不會因人民幣升值而減少。我們若堅持用美元作計價單位，3.2 萬億美元的外儲終還是3.2 萬億美元，不會因人民幣升值而有變化。但問題是美元（或歐羅）貶值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歐美的量化寬鬆政策，歐美的通脹雖因新增的貨幣並無大量流出市場而大升，但美元及歐羅將來對實物的購買力卻仍然很可能不斷下降。換言之，問題不在人民幣升值，而在美元與歐羅相對於實物（ 黃金、石油、消費品）或人民幣都不斷貶值，我們很難說持有3.2 萬億美元外匯沒有帶來損失。鴨子的確會飛走！

要解決這困局的確不易。引致外貿順差的部分原因是中國人民的高儲蓄（我在本報已兩次討論過）；高儲蓄行為不易改變，但有些政策也可考慮。

第一是減稅，這樣可增加消費，從而減低貿易順差。中國就算出現財赤，問題也不大，把外匯借給中國政府比借給外國政府要好，前者拿到外匯可用以支付一些政府的入口開支。

第二，減少中國自身的天然資源的開採，增加進口，從而減低順差。中國的石油煤炭稀土，埋在自己地底便可以，根本不用付出外管局所提到的儲藏費。天然資源是國家的重要資產，不應趕緊消耗殆盡。美國有豐富的石油與稀土天然資源，但美國卻倚賴進口，自己不願太多開採。

設獎學金鼓勵放洋

第三，中國的科技知識仍落後於人，最有效的輸入科技的途徑是多派留學生出國學習。以中國外匯之多，政府有能力設立獎學金支付數以十萬計的優秀學生出國學習而未損外匯儲備的百分之一。這是重要的知識入口，要用外匯支付，具體機制不難設計。以目前的趨勢看來，出國留學生願意回流的日益增加，十年八載後，因中國收入上升，回國的人才必會急速上升。這個投資划算。

第四，有不少人建議把部分外匯儲備剝離，建立養老基金，情況有點像香港政府曾建議過的向強積金注資。在技術運作上外管局認為並不可行，乾脆多印鈔票更簡單。在技術層面上，若剝離的外匯儲備不是用作進口商品，而只是把錢運回來，的確有如外管局所言，只會引起通脹，並不吸引。但我認為「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或「藏富於民」的做法對今天的中國大有好處，能夠避開通脹的機制也不難設計，注資到養老基金的做法值得研究。

. HKEJ  ( 201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