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中抱恙﹐ 這是三年前的舊文﹐希望下星期寫稿回復正常。 )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上月底在立法會致辭時透露，二○○九年派位的中一學生，每班人數從三十八人下調至三十六人，二○一○年再降至三十四人，二○一一╱一二學年又再全面檢視中學標準班額。政府似乎正在開始回應教育界的訴求，在中學逐步落實小班教學。
小班教學是重要及長遠的教育政策，我們必須考慮其成本效益。它的成本是顯而易見的，班額減少，所需的老師便會增多，政府支出便愈大。現在適齡學生人數大跌，就算推行小班教學，政府也不用增加太多的經費，但納稅人總也會問，為什麼不可把學童人數減少所省回來的經費收回來？況且現在計劃中三十餘人的班額，離小班教學的標準，差距仍大，將來班額若真正大幅減少，政府財政上是否吃不消？我曾參觀過一些美國頂級的私立高中，每班人數不會超過十四、五人。香港若要做到這點，成本可想而知。
成效未有定論?
不過，經濟學家都知道，一項投資應否進行，成本固然是要考慮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否取得豐厚的回報。所以我們更應注意小班教學是否有不錯的效益，及如何可改善其效益。
小班教學能否提高學生的學業水平？這簡單的問題其實頗有爭議性。從常識角度去看，班中人數少一些，每個學生所得到的照顧或發揮機會不是更多一點嗎？這對成績當然有好處。不過，我們也可以很容易找出一些相反的理由，例如，校內若有優秀老師，要他們只困在一小班房裏，沒有機會在人數眾多的課堂中春風化雨，不是有點暴殄天物嗎？這類普通常識層面的正反理由，我們可以羅列一大堆，但若要以此作為涉及數以十億元計的政策根據，則顯然有所不足。
年前我中學時母校的舊生，成立了一個叫「華仁一家」的基金會。其負責人之一謝錦明兄有天給我打電話，告訴我基金會正考慮是否籌款支持前校長狄恒神父的夢想，即在華仁推行小班教育。錦明兄素知我阮囊羞澀，找我捐款猶如在老糠中榨油，所以一開口便叫我不如替基金會做項研究，看看小班教學是否有足夠的效益，我當時便一口答應。基金會的這個要求，我十分認同，要別人捐錢捐得放心，必需有足夠的問責性，亦即使他們知道所捐的款項會否被浪費掉。這個道理，我相信與政府是否善用公帑是相同的。
取材美國研究
我接下任務後，不少同學都給過不少意見，但我思前想後，深覺常識性觀點雖然重要，但總比不上國家決策時所會倚賴的科學檢證來得可靠。而經濟學家因為掌握了社會科學中最先進的定量實證工具，所以有關小班教學是否有效的研究，竟是數目眾多。
根據著名經濟教育學家韓努石（Eric Hanushek）的一篇文章所統計，到八六年為止，這方面的學術研究，文獻中竟有四百多項。我最後決定，我根本不需要自己進行什麼原創性研究，只介紹一下國際上最新及最具權威性的幾項研究結果便已足夠。我相信文獻中的結論，不但有助捐款人了解小班教學的效益，同時對政府亦有參考作用。
影響學生成績的因素很多，例如著名社會學家高爾曼（James Coleman）遠在一九六六年時便發現，學生的家庭背景似乎比學校對學生的學業成績有更大影響。要找出小班教學對學業的影響，必須在各種因素中把小班教育的效果抽離出來。在科學方法上，這便需要用所謂「控制實驗」（control experiment）。我所選用的文獻，其重點都在實驗的控制方法上。
一九九九年普林斯頓的克魯格（Alan Krueger）在《經濟學季刊》（ＱＪＥ）發表了一篇報告，結論是小班教學的確對學生學業有幫助。他所用的數據來自美國田納西州所進行的一項實驗（簡稱 Project STAR）。
忽略荷芳效應
當地的教育當局在一九八五╱八六年開始把幼稚園的畢業生隨機抽樣地分為三組，第一組進入每班只有十三至十七人的小學，第二組二十二至二十五人一班，第三組班額與第二組一樣，但多了助教。老師也是隨機分派到各種類別的班中任教。學生一旦被分配到某類型的班中，便必須在同類班中就讀四年，以看其成效。參加實驗計劃的學生人數有一萬一千六百人，學校八十所，不同貧富城鄉背景的都有。在每學年結束時，學生都要參加一個標準測驗，以斷定其學業成績。結果顯示，經過小班教學的學生，平均成績顯著優勝於在大班學習的學生。
克魯格在計量經濟學中頗有名氣，他的方法與結果也頗有道理。不過，其研究中最大的弱點是沒有注意到所謂「荷芳效應」（Hawthorne effect）。田納西的教師被分配到小班時，是知道實驗會帶來什麼影響的。倘若實驗結果顯示小班有成效，那麼政府將來便會多撥資源早日實施小班教學，老師也就成為得益者。正因如此，小班的老師大有誘因施出渾身解數教好學生。反之，大班老師則可能得過且過，虛應故事。所以小班成績優勝，可能並非小班本身的功勞，而是老師的額外投入。
哈佛的賀西比（Caroline Hoxby）有見及此，在二○○○年的《經濟學季刊》中發表了另一篇論文，其中的實驗，可有效清除掉「荷芳效應」。賀西比發現，在康涅狄格州，總共有一百四十六個小學校區，共六百四十九所小學。自一九八六年起，所有學生在第四、六及八年級每年都要考一標準測驗，自一九九二年起，每一所學校每一班的測驗成績都有記錄在案，存在數據庫中。更特別的是，學區之間學生的流動性很大，某校某班人數多寡主要為學生流動性所決定。數據顯示，該州學校每班的人數，可以少至八人亦可大至三十四人一班。有了這些數據，研究者大可比較大班與小班出來的學生成績是否有別。因為教大班或小班都不會影響到政府的資源分配，老師並無誘因額外努力，所以「荷芳效應」可消失於無形。賀西比的研究發現，小班教學並無明顯改善成績！
顧此難免失彼
賀西比的研究並非無懈可擊。我們可以問為什麼某某校區的學生都跑到別的校區去，以致剩下來的學生每班冷冷清清的只有八、九人？原因也許是這校區學校或老師平均質素平庸，這又從而導致小班教學的威力不能彰顯。賀西比的研究可能是前門進虎、後門進狼，排除了「荷芳效應」後，又因未控制老師的質量，而使研究結果受到干擾。
韓努石與其他一些研究者在二○○五年的權威刊物《計量經濟學報》（Econometrica）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特別針對老師的質量問題，並在小班教學的效果上有新的發現。韓努石等人認為，要斷定老師的好壞，必須追蹤他們過去在不同時段不同學校不同班級的表現，而表現高低的參考，可以用教出來的學生成績作準則。但追蹤大批老師的表現，所需的數據是極為龐大的。他們剛好發現德薩斯州有一個ＵＴＤ學校計劃的數據庫，包含了自九十年代中期起，每屆二十萬學生的數據，足以使他們可找出精準的結果。
他們的發現頗為重要。第一，小班教學的確可提高成績；第二，老師的質素對成績有極重要的影響，甚至可完全抵銷學生家庭背景的不足（例如家庭收入偏低）；第三，擁有碩士學位對老師的質素並無幫助；第四，頭一年的教學經驗對老師十分重要，以後則改進較慢；第五，校長通常都會清楚知道誰是好老師。
師資最為關鍵
從以上發現中，我們可得兩大結論：第一，小班教學確有效益；第二，老師質素極為重要。要真正改善教育質量，二者皆不可缺。班中人數過多，老師辛勞，就算能力超凡，也不一定發揮出應有效果。反之，若不注意老師的質素問題，把班中人數減少，大有可能使到懶惰的老師更加懶惰，徒自浪費了珍貴的公帑。
改善教師質素的關鍵是學校的管理。我這裏說的管理不是指近年出現使人眼花繚亂的教改。後者或許也有些我不知道的成績，但以我在大學的長期觀察，倒未發現新入學的學生有什麼明顯的進步。不過，在教改中，不少老師都因多參與了種種行政工作而疲於奔命，甚或被搶去了正常可用於教學的時間，則使人擔心。
激勵獎賞並重
經濟學的核心思想是誘因或激勵皆可改變人的行為。我所指的學校管理主要是如何為老師提供誘因及創造條件，使他們更有動力在自己的專業上追求卓越。根據韓努石等人的發現，我有幾項建議：第一，評核老師主要看其教學效果，他們有多少張學位文憑並不那麼重要。第二，對新老師必需要有認真及嚴謹的評核制度。華仁的狄恒神父有很獨到的觀人之術。他曾告訴我，若見到某老師整天都愁眉苦臉，貌似憂鬱小生，則此人根本不應入行當老師。有教學經驗的人都會知道，每一堂課都是一次老師的表演，觀眾是學生，若長期地提不起觀眾的興趣，對表演者是一種折磨，他們難以臉露歡笑，學校應早點鼓勵他們轉行，以免誤人誤己。第三，對好老師應有獎勵，例如加薪或辦些「優秀老師選舉」之類的活動，這亦有利於建立教師中的團隊精神。有獎有罰從來都是管理上的重要方法，在大學中已行之有年。至於獎罰的比例多寡在中小學中如何界定，則要看各校老師的承受程度。第四，持續培訓老師的實戰能力或安排老師交流先進的教學經驗。老師若認為改善教學可提高自己的收入或更被尊重，會對這些課程更感興趣。
多年前我參觀過美國東岸一所頂級私立高中Phillips Exeter Academy，該校有一傳統，上課時十多個學生都要圍繞一張橢圓形的橡木桌討論。我奇怪在數學等課程上此方法是否有用，便特意要求參觀他們的微積分課，結果大開眼界，學生爭相討論如何把某些數學證明弄得更漂亮簡潔。能把學生引入此境界的，老師一定下過苦功，而且只有在小班環境下才能發生。它們的學生有四成來自低收入家庭，須要學校資助，但畢業生中很大的比例是進哈佛耶魯等名校。
香港目前尚未有條件做到此點，但政府全面資助小班教學，卻是提高社會流動性，使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都有機會接受優質教育的重要方法，為社會帶來的效益不可限量。但學校也該回應，改善管理的制度。
HKEJ 2008-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