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大變局中，有兩點對中國經濟最重要，中國必須調整策略去面對。
其一是中國今年的實質人均GDP 已增至1978 年的十五倍，總體GDP 應可達6.7 萬億美元（要看用哪一個月的匯率作計算）；若用購買力平價計，即把中美物價的差異作出調整，那麼中國的GDP 可能高達12 萬億美元，已等於美國15 萬億元GDP 的八成。兩國經濟板塊的差距迅速收窄。
其二是世界的主要經濟體盡皆形勢不妙，歐洲高福利、高稅制所帶來的債務危機沒完沒了，美國失業率仍高企，日本經濟衰足二十年後，還是毫無起色。
這兩個現象均意味出口拉動經濟的動力正在減弱，歐美日的人民消費增長放緩，不可能不直接影響中國出口。歐羅和美元相對於人民幣都在貶值，同樣不利中國出口。
國際貿易曾對中國經濟起過重大的貢獻。八九十年代中國的產品打入世界市場，其所遇到的國際競爭壓力逼使中國不能不重視成本效益，中國的產品也從低效率的資金密集轉到勞動密集。但現在若出口不濟，中國要轉向增加內需，出口的企業便要轉戰國內市場，與原早就面向內地的企業競爭。
不能單靠資本積累推動經濟
這種競爭並不如想像中容易。出口企業擁外有勞動力比外國企業便宜的優勢，所以在世界市場中所向披靡；但在內地，其競爭者一樣有廉價勞工為其工作，出口企業的優勢立時盪然無存，鹿死誰手尚不可知。出口企業若要在內地市場中突圍而出，便要在產品創新、科技和人才上有所進步。這是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個重大挑戰。
中國GDP 組成中差不多一半來自投資（私人加上政府），即社會每生產100 元，只能消費50 元，其他的要儲蓄起來用以投資。在這麼高的投資率下，分析中國內需必不可不理投資的部分。
投資率既這麼高，資本的積累必定較快。這本來應引致「報酬遞減」出現，但在中國這似乎暫時並不明顯，她的資本邊際回報率還是保持在22％左右（見5 月23 日拙作〈中國的投資回報率為何一直能高企〉），當中原因可能有三個。
第一是中國製造業的大規模生產有規模效應，工人工作經驗的積累很快。
第二中國人口城鎮化。1978 年，城鎮人口只佔總人口的18％，今天則有50％。這意味用作農業生產的人口愈來愈少，但製造業及服務業可僱用的人力卻大規模增長。假如光是資本上升，勞動力不變的話， 「報酬遞減律」的影響會較大；但現在不但是資本多了，勞動力也多了，報酬遞減的作用會受到部分抑制。不過，人口城鎮化這麼高的速度能維持多久，是未知之數，中國不能主要靠資本積累去推動經濟。
「報酬遞減律」必起作用
第三是中國不斷找到新的基建投資項目。這三十多年來，城市從不足兩百個增至超過六百個。一座一座城市的建立，一條一條連接這些城市的超級公路出現在我們眼前，未來還會有五萬公里的高鐵網絡、幾十個新機場；保障房今年建成一千萬個單位後，未來五年還會多建三千六百萬個單位。這些投資不見得全部合乎成本效益，但若以歷史的角度觀之，因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社會總需要較多的基建和房屋，所以這類投資的浪費性我相信不高。
雖則如此， 「報酬遞減律」不可能不起作用，靠超高的資本積累去拉動經濟增長終會有局限。解救的方法是把投資轉型。其中的一個方向是仿效新加坡般，把部分資金投到國外；但到目前為止，中國這方面的成績並不顯著，有些項目虧本不須再說，收購別國的礦場也遇到諸多阻撓，這條路似乎並不易走。更好的投資方向應該是培養及吸納人才。
中國財政性的教育經費佔GDP 的比例，政策目標曾經是4％，但老是達不了標，只在3.5％以下浮動，在世界排名中入不了一百名，原因使人疑惑，不能不深思。至於吸納人才，力度同樣不足。中國有所謂「千人計劃」，即撥出經費招納千名人才回來當海歸，但現在在歐美的華人高級科技人才以十萬計。假如把他們全吸引回國，中美的科技力量對比會起到重要變化。
十萬人多少錢？以年薪100 萬元計，大約是每年1000 億元人民幣。這項投資與中國每年超過20 萬億元的投資總額相比，只是微不足道，中國政府似乎仍未明白投資要轉型到人才投資的重要性。在歐美經濟不景的條件下，吸納人才是好的時機。
經濟轉型中另一要注意的問題，是政府控制的資源是否過大。中國近幾年來似乎是按「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去發展。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政府控制大量的資源與權力，並且使到國企在市場中有壟斷地位。中國政府似乎忘記了國企效率的低下。
三四年後走進「人口赤字」
1978 年78.3％的就業人口在國企工作，其餘的主要在集體企業。當時每生產1美元的GDP，中國的耗能量是德國的5.9 倍、印度的1.64 倍；耗鋼量是德國的2.9 倍、印度的1.29 倍。就算是今天，若投入的資源與人力相同的話，國企的產出平均仍遠遜於民企，其浪費與低效率可見一斑。
不過，中國近年「國進民退」，政府控制的資源有增無減，三年前4 萬億元救市方案中政策也是向國企傾斜，它們就算沒有符合效益的項目，仍可以低息借到資金，間接造成了月前內地資金鏈斷裂的危機（見本報今年10 月10日拙作〈內地資金鏈斷裂會否構成危機？〉）。中國若要保持可持續的高增長，最應該做的是約束政府的規模，讓民間的企業家不用面對國企不公平的競爭。按照這個思路，政府應大幅減稅（ 現時入息稅的邊際稅率高達45％），而不是容許苛捐重稅不斷出現。
在生產力方面，中國亦可能要面對一系列問題。首先是人口結構。中國現時仍有「人口紅利」，即適齡工作的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比仍在上升，這樣對人均GDP （即GDP 除以總人口，而不是GDP 除以勞動人數）有幫助，但大約三、四年後中國便要走進「人口赤字」，適齡工作的人口比例愈來愈低，倒過來拖慢GDP的增長。
第二，中國在科技上過去擁有後發優勢，可以不用從零開始便可抄襲西方經多年時間才發展出的科技。中國與西方科技水平差距已然縮窄，後發的優勢日益減少，若自身的創新不足，生產力的進步會減慢。
第三，民營企業若受到太多掣肘，發展空間縮窄，企業家創新的精神便會受到壓抑。
第四，中國與印度等新興國家發展迅速，對能源及天然資源需求日增，它們的價格自會被推高，制約經濟發展的速度。同理環境的破壞也會使到發展的成本不斷上升。
需人力資源和科技創新
上述與生產力有關的變化是挑戰，但同時也可指出經濟轉型的新方向。人口老化意味醫療及生命科技愈益重要，它們會成為GDP 中更大的板塊。既然天然資源與能源價格都會上升，節能及節省天然資源的產品也會成為新的發展方向。環保產品及生產模式也會日漸成為主流，例如高鐵此種極度節能的交通工具，會在油價不斷上升後更受歡迎。
但上述的轉型方向都需要共同的條件，即人力資源與科技創新。恰恰是在這些方面，中國大有改善的空間。教育的公共開支佔GDP 的比重，在世界各國的中位數大約是5％，如上所說，中國早有目標說要達到4％，但多年來說來說去，連3.5％也突破不了。
至於科研的開支比重，中國只用了稍多於GDP 的1.5％，與台灣、新加坡2.5％至3％之間的水平相差頗遠，與南韓、日本、瑞典等3％以上的開支，更是遙遙不及。
中國若肯把佔GDP 比重一半的投資性開支，從傳統的搞基建買機器等粗放型方法轉到教育及科研上，未來的有效率的經濟轉型才更有可能。
編按：本文是作者在12 月11 日上海舉行的第11 屆「中國經濟學年會」的閉幕演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