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1 月開始，財爺都會與各界見面，諮詢對來年預算案的看法。我若時間容許，大多會參與，但不會寄予厚望，原因稍作思考便可明白。財爺諮詢的對象數以百計，來自不同背景，人多聲雜，而且互相矛盾，政府不可能照單全收。
學者的意見往往會自成一套，層層相連，若是斬件實施，效果可能荒腔走板，所以把諮詢看成是了解政府政策走向的場合，更易使人心情輕鬆，無牽無掛。雖則如此，若偶然見到政府採納了一些意見，也會喜出望外。
今年的諮詢，背景有些特別。明年有可能是回歸後政府第一次的真正換屆，不但曾特首會退下火線，不少局長司長也可能換人，這與2002、2007 甚至是1997 年的官員任命的連貫性大有不同。當然，若唐英年接任特首，連慣性或稍高一點。
在此形勢下，現任的主要官員可有兩種取態，一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反正不知道現行政策會否給下任推倒重來；二是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壯烈犧牲，殺身成仁，把一些爭議性大的問題解決掉，不用下任頭痛。在現實世界中，出現第一種情況的機會顯然比第二種為大，舉世皆然。
今年諮詢重視理念
政府今年的諮詢重點，似乎比以前較為重視抽象理念。第一點是公共開支定於生產總值20％的做法是否要修訂；第二是貧富懸殊與中產的問題；第三是土地及房屋供應；第四是稅制及現時應否減稅。這些問題相互間頗有關係，顯示出訂定問題的人別具匠心。
GDP 20％的公共開支標準應否修訂？我認為應該修訂， 但是要向下而不是向上修訂。哈佛的巴羅（Robert Barro）在1990 年的一篇經典論文中早就論證過，政府太大或太小都有問題，但政府的規模要多大才是最適當？巴羅用了世界多個國家的數據，經過嚴謹的計量經濟分析後，發現政府經濟規模愈大（即公共開支佔GDP 的比例愈高），當地的長期平均經濟增長率便會愈低。
巴羅的這個發現其實是顯示出世界各地的政府早已過大，超越了其最恰當的規模，若把更多的公共資源交到政府手上，而不是由人民自行決定怎樣運用本屬自己的資源，那麼社會將有更大的浪費，經濟長期增長放慢自是必然。
香港在1987 及1988 年公共開支佔GDP 比例低於15％，其後稍有上升，到「沙士」期間更升至22％左右。從香港的歷史可以看出，政府開支高企時，經濟往往停滯不前，政府開支比例較低時，經濟反而屬於黃金期。
廢薪俸稅還富於民
影響經濟增長率的因素當然不止於政府開支的高低，但我們若多注意歐美的經驗，當可更明白政府過大帶來的惡果。歐洲各國的政府開支等閒佔GDP 一半以上，她們搞高福利高稅制，後果一塌糊塗，在歐債危機爆發後，真相已是大白於天下，我在本報也多次詳細討論過。
我們若建議政府減低公共開支的比例，必須要面對一個問題，香港政府今年9月擁有的資產是2.416 萬億港元，扣除主要用於捍衛聯繫匯率的負債後，共有1.16 2萬億港元可自由運用（其中財政儲備是6040 億元，基金權益是5580 億元），政府既有這麼大的儲備，為什麼還要減公共開支？
政府的儲備的確過大，需要減少，但減少的方法卻要講究，才可使香港得到最大利益。減低儲備的最好方法莫如減稅，還富於民，這便涉及上述財爺提出的第四個問題。什麼稅可減應減？我一向認為香港有條件完全取消薪俸稅。
在2011╱12 財政年度中，政府估計總開支是3711 億元（佔今年GDP 約19.6％），其3697 億元的收入來源中，薪俸稅估計是432 億元（佔總收入11.7％），其餘利得稅佔總收入26.2％、賣地16.8％、印花稅10.8％、投資收入9.6％。由此可見，薪俸稅的總量相對於政府可自由運用的1.162 萬億元，比例甚低，政府就算不收取薪俸稅，對財政壓力也不大。
取消薪俸稅的效益卻是多得很。若政府能支付得起的話，還富於民減稅是刺激經濟的極好方法（若政府支付不起則另當別論），世界各地的投資者會因香港夠膽這麼做而對她另眼相看，更多地以她作為投資基地；天下的人才在飽受歐美甚至是內地的高稅制困擾後，會更冀求來港工作。香港的中產素來要擔起納稅人的重任，但又無從得到什麼福利，心生怨憤的大有人在，廢除薪俸稅可使他們笑逐顏開。
工作誘因相對減少
其實薪俸稅並非是一種永恆制度。美國在1861 年為了要打內戰才第一次引入入息稅，當時對年入息超過800美元的部分徵收3％的稅，戰後更把此稅取消。到了1894年才再立法（所謂的Wilson-Gorman tariff）對年入4000美元以上的收入徵稅2％，但九成以上的住戶因收入不到此水平，仍不用交稅。直至1913 年，美國的最高階邊際稅率也只是7％，收入要等於50 萬美元以上（以購買力等於今天的1130 萬美元）的超級富豪才被納入這個稅階。
要注意的是，在美國沒有入息稅或只是有很低入息稅的年代，經濟增長最迅速，從1870 至1913 年，美國實質經濟以每年4.3％的速度增長，遠勝歷史上其他的年代（參看2011 年11 月14 日本報拙作〈金融危機可催生改革〉）。
今年10 月31 日，經濟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到科大演說，內容是有關美國稅制的改革。他建立了一個很複雜的定量經濟模型，要用2000 部電腦連在一起才可運算，他用其模型與數據檢驗了他的一個建議，即取消所有薪俸稅，取消所有利得稅，但設立進制的銷售稅（奢侈品稅率要高一些），他發現採用這個建議後美國人都會獲利。
普雷斯蓋特的建議對香港並不完全適用，但其背後的理論卻大有道理。薪俸稅其實是勞動稅及人力資本稅的結合，有了它，工作的誘因會減少，投資在自己的教育及技能的積極性也會受挫，因擁有較高學識而帶來的更高收入意味稅率也要提高，這對長期的經濟發展十分不利。
除了取消薪俸稅外，政府減少儲備的方法尚可包括把儲備的一部分抽出來變成有專門用途的基金。在基金應用在什麼項目上，一定會有爭議性，但一次過的爭議總比沒完沒了的爭議要好得多。例如，將來醫療融資問題嚴重，幾百億的基金根本不足以解決問題，若社會認為可撥更多的錢成立基金去應付將來的需要，政府大可把部分儲備撥過去。
在各種分配完成後，乾坤已定，政府再無餘錢吸引政客，反而可六根清淨。到時若有人要政府增加開支，後者已無儲備作緩衝，增加開支便要加稅，反而可使不願加稅的納稅人制約住政府或政客的胡亂用錢。
對貧窮問題又如何處理？我在拙著《幫香港算算賬》一書中用了大量的數據說明，香港的貧富差距與十多年前相比，同樣嚴重，但沒有擴大。為什麼社會怨氣卻是增加了？部分原因是社會的上移流動性比前減慢，人民沒有耐性再等待。
或給鄰近地區超越
但為什麼上移流動性減弱，根本性的原因是經濟幾乎沒有增長，從1998 至200 9 年，住戶的平均（不單止是中位數）名義GDP 不升反降，總共減少了3.01％。在總體收入下降的條件下，流動性停滯是必然的事。解救之道是促進就業及經濟增長，而這剛好便觸及財爺想面對的土地及房屋問題。
我在11 月7 日本報拙作〈商地供應緊繫民生經濟〉中指出，香港商業用地只有四平方公里，稀缺程度比住宅用地更為嚴重。辦公室租金不斷上升，反映市場正在發出訊號：商用土地十分缺乏，若政府不理會市場的訊號增加土地，就算多些外來投資，多些遊客到港消費，所造成的後果仍只是租金上升，除了地主外，其他人分享不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經濟受困於土地不足這一瓶頸，會失去創造新職位的能力，社會流動更加困難。
由此可見，政府若要推動經濟與創造就業，打破官僚制度及政治上的種種制約，加快提供土地建設商用樓宇是現屆及下屆政府亟須推動的政策，否則香港會更快被深圳等鄰近地區超越，社會的怨氣亦不會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