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無稿，本文是五年前舊作，似是刊於明報。
佛利民逝世後，我出席過兩次學術紀念會及一次關於他的電視特輯預演會。第一個紀念會2006年12月初在深圳舉行，我是講者之一。第二次是2007年1月初在芝加哥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中，加插了一個迫爆會場的講座，由兩位諾貝爾獎得主貝卡（Gary Becker）、 盧卡斯（Robert Lucas）和諾獎大熱的沙琴德(Tom Sargent）主持，我是聽眾之一。電視預演是曾為佛利民拍製過《自由選擇》的美國公眾電視台PBS的新節目《選擇的威力》，該電視台決定在1月29推出這節目，並把該日定為「佛利民日」。本文是我在深圳的演講稿，加上後來的資料整理而成。
佛利民早年深受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但後來他憑一系列耀目的科研成果及個人識見，把凱恩斯理論殺得落花流水。對於這樣一位革命性的人物，時人對他的評價當然大異其趣。沙琴德說，他在哈佛當研究生時，佛利民的書幾乎被教授視為禁書，佛利民的課本《價格理論》他是偷偷地讀的。當過美國財政部長及哈佛大學校長的薩默斯（Larry Summers） ，上周剛好到港訪問）年前說過，他年輕時，佛利民被東岸學術界視為魔鬼般的人物，但今天他倒認為佛利民大多數是對的。佛利民的功力當然也一直都有人重視，格林斯潘多次表明曾向佛利民偷師，美國第一位經濟諾獎得主薩穆遜（Paul Samuelson）則指出，世界上這麼多人不斷贊成或反對佛利民，正是他巨大影響力的寫照。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選在亞當斯密《原富》出版200周年的1976年把諾獎頒給佛利民，顯然認為他是亞當斯密的真正薪火傳人。
傑出的老師快如閃電的辯才
佛利民首先便是一位傑出的老師。他在芝加哥大學長期講授博士生必修的「價格理論」經濟301及302。我在芝大讀本科三年級時，跳了兩級讀了301及302（本科生跳級選課在芝大是平常不過的事），但因「撞堂」，我沒有選佛利民，改為選了貝卡的一組，所以我對他授課並無第一手經驗。不過，據聽過他授課的朋友所述，這兩門課容易使人恐慌。上課時，他會突然發問，並選定一個學生作答。學生答得理據邏輯有誤，他會打破沙鍋咬住該學生不放，直至整班學生都對正確答案了然於胸為止。
佛利民著名的快如閃電的辯才（這點他的手下敗將也不得不承認）部分可能建基在他的好辯性格上。據貝卡所言，佛利民可以與的士司機辯論得天昏地暗，就算到達目的地後，「咪表」不斷加錢他也不理會，直至司機也明白他如水晶般清澈而又淺白的論據為止。
佛利民樂於為尋求真理而辯的性格，其實相當程度地與芝大的校風相同。諾獎得主赫曼（James Heckman）說，在那裏的經濟系，大家吃的喝的都是經濟，呼吸的也是經濟。在這種強烈的（intense）學術氣氛孕育下，難怪李歐梵說在那裏隨時可碰到一些怒髮衝冠、一望而知是道行高深的人物。佛利民本人顯然也是這種氛圍的主要營造者之一。
佛利民若只是靠辯才及把理論化繁為簡的功力，不見得會達到他的學術地位。他對經濟學的貢獻太多，很難全部詳述，這裏只選一些我認為有趣的。
佛利民出身貧寒，求學期間又遇上二次世界大戰，為求生計，他在美國政府工作過一段時間。因為佛利民的專長之一是統計學（他20多歲時已在統計學頂尖刊物JASA及Annals發表過幾篇論文，至今仍被引用），所以戰時的美國政府找過他去分析戰艦發放飛彈的統計數據，目的是要用概率論設計出最優的發炮方法。
這個經驗對他很重要。第一，若設計的方案脫離實際，會造成己方士兵傷亡，所以他一生都重視理論與真實世界的結合。第二，他學懂了實證所依的數據必須有足夠的寬度，而且質量一定要好（有些支持最低工資的研究者便因採用的數據質量差勁便鬧出了笑話）。第三，他驚人的直觀能力使他發明了一些威力巨大的統計方法。沙琴德認為當代宏觀經濟學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隨機控制論的貝爾曼方程（Bellman's equations）原創人之一正是佛利民。我閱讀過今年剛出版的《Inside the Economist's Mind》一書中對他的訪問後，猜測佛利民這個意念，可能是他從分析戰艦發炮的數據而領悟的。
手握真理寸步不讓
佛利民手握真理時寸步不讓的性格，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已可見到。他的論文蒐集了大量證據，顯示美國醫學會本身是一個保護醫生小圈子利益的壟斷機構。他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寫論文，哥大畢業的要求之一，是論文必須有學術出版社肯出版。佛利民因為同時也為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做事，所以論文理應由NBER出版。不過，佛利民的論文引起醫學會不滿，NBER其中一位董事堅決反對出版。佛利民冒不能畢業的風險，堅決不肯修改結論。此事拖了幾年，最後大家同意在佛利民的書後加上該董事的一篇評論。到今天，沒有誰會對這篇劃蛇添足的評論感到興趣。
若以對經濟學界的影響而論，佛利民眾多文章中，關於方法學的論文可能最為重要。1953年他出版了《實證經濟的方法學》一文，其觀點部分脫胎自波帕（Karl Popper），但卻不盡相同。佛利民認為理論不應以真假去區分，而應看它們有用與否。理論的目的是成功地解釋真實世界，建構理論的過程是提出一些簡單的假設，經過邏輯或數理推導，得到一些可用實際數據驗證的假說。若假說不符實際，理論便要（多次）修訂，直至它能有效解釋世界為止。在這個過程中假設是否正確或完備並不重要，若要求假設包羅萬象，照顧到每一細節，所建構的理論只會複雜至毫無用處，亦即不能幫助我們了解世界。
當時有人質疑經濟學家關於「人是理性動物」的假設，佛利民便用了一個例子反駁。我們觀察樹木時可發現，樹葉的分佈形態總是使該棵樹可以獲得最多的陽光。就算樹木本身並無「意識」去追求陽光，但在理論中假設了樹是「理性」的，卻並無不妥，因為從這假設中引伸出的推論可以解釋並預測樹葉的分佈。同理，若說人會在不同的制約下追求最大快樂，這假設不一定正確，但卻可有效預測人的行為。
在科研成果上，佛利民最引以為傲的傑作是他關於「消費函數」的理論。凱恩斯理論的基石之一是當消費者收入上升1％後，他的消費只會增加少於1％。政府為求刺激需求，可增加公共開支或減稅。但佛利民卻在數據中發現，凱恩斯消費與收入的關係只在短時間有效，長期而言，收入上升1％，消費也會上升1％。為了解釋這種長線與短線的矛盾，佛利民提出了他的「永久性收入」理論，亦即消費者消費多少，並不取決於他今天收入增加或減少了多少，而取決於他判斷自己「平均」有多少收入。例如，就算他今天失業，但若相信下月可找到工作，他今天的消費不會顯著下降。佛利民的理論不但完全符合數據，而且指出了凱恩斯消費關係的不穩定性，大大地動搖了凱恩斯理論的基礎。
考據美國大蕭條
若以考據功力而論，佛利民的《美國貨幣史》為他贏得了巨大的聲譽。這本厚厚的書蒐集並分析了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美國經濟及貨幣量的數據，並極有說服力地指出，美國30年代的大蕭條，原因不是市場失靈，而是政府的錯誤。當時貨幣供應量（M2）收縮了30％，不出現蕭條才是怪事！此書出版後，主要國家的中央銀行都學懂了對貨幣供應量要小心翼翼，才可避免重蹈覆轍。我在芝大時讀過幾科博士生的歷史課，其中一位老師何炳棣教授，並不認同佛利民經濟政策，但卻盛讚他這本書是史學上的一流傑作。佛利民的學術聲譽豈是僥倖而來？最近大陸熱炒的電視節目《大國崛起》中，雖有不少精闢內容，但分析大蕭條時，竟對當今最重要的大蕭條理論——亦即佛利民的理論——茫然無知，真正該打！
佛利民除了是最頂尖的學者外，也是一位極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的影響力是真正國際性的。他與戴卓爾不熟，與列根則關係不錯，但英美兩國的經濟當時都受他的理論影響，近乎起死回生，此點世人多已知曉。佛利民對中國影響之深，可從《佛利民在中國》一書及當今中國經濟學界大量的支持者中可看到。但若要顯示其理論的威力，則可考查一些經濟本來陷於困局而又採用了他政策的國家。這裏只舉兩例。
智利
南美洲國家政府過去的經濟政策一向充滿浪漫情懷，理財毫無紀律可言，超級通脹連年不斷。1970年社會主義者阿蘭特（Salvadore Allende）成為智利總統，推動大鑊飯政策，既有的胡亂花錢加上新出現的大鑊飯政策，兩害齊至，如何得了！阿蘭特上任2年，通脹便達200%。1973年，財赤已等於GDP的23%，形勢險惡。
1973年軍事強人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奪權成功，殺掉阿蘭特。皮諾切特殺人如麻政治上幾乎無惡不作，其政變也許是得中央情報局支持，所以國際上的左派把他恨之入骨，對他任內成果絕無正面評價。不過，此人對經濟卻有眼光，找來佛利民的門生（所謂的ChicagoBoys）主持經濟，倡導私有化、國際貿易、自由市場等。若要客觀評價其成效，只要看幾個事實便知分曉。
1. 70年代中以後，除了82及83年智利遇上國際債務危機，及99年遇上南美金融危機外，實際GDP 年年強勁增長，今天等於70 年代時3 倍多。
2. 90年民選政府把皮諾切特趕下台後，決定蕭規曹隨，延續其經濟政策，顯示人民並不認同國際左派對他經濟政策的攻擊。
3. 南美洲各國紛紛向智利學習。例如，去年墨西哥新上台的財長便是Chicago Boys 的一員。
佛利民並不認同皮諾切特的獨裁，但他認為智利原本不自由的經濟是導致軍事政府出現的原因，後者又偶然地選擇了開放經濟政策。開放政策使軍事政府逐漸失去基礎，最終重回民選的自由社會。他這個說法有無道理，可參考中國將來的經驗。
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的經驗更奇特。
這個只有140萬人口的國家90年代初以前是蘇聯一部分，經濟一團糟。獨立後幾年，只有32歲的青年人拉阿（Mart Laar）當上首相。此位首相自稱完全不懂經濟，唯一讀過的經濟書便是佛利民的《自由選擇》。讀了此書後，他誤以為該書所言早已是世界各地都認同無人爭議的真理，所以「膽粗粗」地實施書中各項政策，例如平衡預算、單一稅率、自由貿易、大幅減少福利、自由兌換貨幣（與香港一樣的聯繫匯率）、全面私有化國營企業、自由競爭的銀行體制等，99年並加入世貿組織。
此位幸運的「盲俠」一發功便非同小可，愛沙尼亞經濟年年以7%左右的速度上升，失業率劇降至4%左右，現在已被稱為「波羅的海老虎」。佛利民的思想似乎找到了一個天然實驗室！
我初讀佛利民著作時，是大學本科新生。他的科學論著，後來因為常用，所以記得較清楚。至於《資本主義與自由》、《自由選擇》等普及著作，因為年代久遠，內容及論據早已忘得一乾二淨。最近翻讀這些舊書，發現其對既有政策的批判性仍歷久常新，經得起歷史考驗。今天一些免費午餐派所持的觀點，赫然是當年被佛利民批判的對象。他曾說過陳舊的謬誤永不會死亡，信哉斯言！
貝卡認為若以學術研究加上對政策的影響力而論，佛利民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在科學成果上，他不一定超越薩穆遜，但佛利民對社會的影響卻比後者較為深遠。若論對政策的影響，我們很難說佛利民比凱恩斯利害，但凱恩斯的理論經不起時間考驗，在70年代的「滯脹」中已飄零落花去，佛利民的學術可勝上一籌，所以蓋棺論定，貝卡之言大有道理。
佛利民成功的基石， 可用羅遜（Sherwin Rosen）多年前所說作總結——沒有哪一位經濟學家比佛利民更深刻了解真實世界與理論的關係。
(January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