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最好的書店 (雷鼎鳴)

(下周才有新稿，這是八年前的舊文，書展期間找出來。)  

          「打書釘」是我的癖好，每個星期我總會找一、兩個機會到書店跑跑，否則便會渾身不自在。就算在外地旅行，若知道有好的書店，我也會把那裏看作是遊覽重點。任何習慣若維持了幾十年，練出的功力必會非同小可，所以我對判斷書店孰好孰劣，信心十足。以我跑遍大江南北及美加的經驗所得，我最喜歡的中文書店不在台灣(誠品也不錯﹐但書太貴)，不在香港，而是在北京的「風入松書店」；最好的英文書店則是在芝加哥大學校園內，但又不屬於芝大的「芝加哥神學研究院合作社書店」(Chicago Theological Seminar Co-op Bookstore)。(後記﹕北京清華大學附近的「萬聖書園」不遜于「風入松」，風格也接近，但我更喜歡後者，原因可能是「風入松」名字起得好。北京上海眾多的巨型新華書店太大，書太濫，不夠理想。)

高人揀書優

「風入松」英文是Forest~Song，名字起得優雅，但外觀卻毫不起眼。它在北京大學南門往東走一、兩分鐘便可到達。書店在地庫，面積不算大，絕對比不上上海或北京巨無霸的圖書城，甚至比台灣的誠品都要小，但不知怎地，總會使人感到其藏書之豐。我猜原因有二，一是它有高人選書，所以書種極佳；二是它的書更新很快，幾天不去便面目全非。近年大陸出版業十分發達，但劣書亦充斥於市，在一些大型圖書城中，讀者雖可見品種繁多的書籍，但花多眼亂，我們要耗費太多時間去找尋真正的好書。北大附近的胡同，在未清拆前，也有一些質量極好的小書店，到那裏使人忘憂，但它們規模太小，可供選擇的書不足夠。「風入松」卻是恰到好處，好書的比例高，到那裏找書十分節省時間。不過，那裏書香處處，大家又會太容易忘掉時間。

「神學院書店」在美國大名鼎鼎，記憶所及，甘陽及李歐梵都曾在香港的報刊中介紹過它。這書店十分奇特，也是在地庫中，面積不比香港的中型書店大，但藏書極是驚人。入到書店中，你會覺得進入了迷宮，書架密密麻麻，從地上直到天花板，任何一尺的土地它也會利用到。在窄窄的通道上，你又會發現一些板凳，供人坐下看書。我到過哈佛、耶魯、史丹福等大學書店，面積比「神學院書店」巨大的，比比皆是，但在社會科學及文史哲方面的選書，無論在數量及質量上，卻是遠遠不及。

沒有商業味的書店

在「神學院書店」中，你會嗅不到商業味道，若你付出五十美元買入股份，便一輩子在買書及郵購上有九折優惠。沒有商業味，文化味卻是自然而然的在空氣中流動。店中有一大書桌，桌上放滿店主自選的幾十本書。不要看輕這張書桌，它是美國文化的重要指標，能夠上桌的，大多會產生深遠影響，作者若看到自己的書放在那裏，必會感到莫大的光榮。

香港的書店又如何？大學書店本應是文化的要地，但不少香港的大學書店，幾乎已淪為文具店，或主要售賣課本。香港的二樓書屋是我喜歡的地方，多年前在這些地方可買到不少禁書，使我十分雀躍。時代「進步」了，二樓書屋的文化味也淡薄了，但它們仍能生存下去，總也說明香港還有讀書人。不過，有個現象叫我們慚愧不已，大學書店不成氣候，必定與學生不願買書有關。外間的書店生意好點，則又或許告訴我們，社會中人對知識也許有點追求 (希望不只是買些「炒股必勝術」 之類的)。

香港缺乏自由人教育

一葉知秋，從書店賣什麼書，可以看到一地的經濟及文化發展，甚至可知道將來當地的人會遇上甚麼問題。我與不少僱主接觸過，從他們口中，我極少聽見有批評大學畢業生專業知識不足的，但其他批評，例如有關語文能力、溝通能力、判斷力等等，卻不絕於耳。

不過，針對從外國名校回來的，後一類的批評很少。我相信問題的關鍵是在三年制的大學中，學生嚴重欠缺了一種「自由人教育」(Liberal Education)，而這又正是香港經濟發展最需要的。

我這裏不把Liberal Education譯作博雅教育，因為這繙譯失去原意。Liberal 的拉丁文字根是Liber，可以是「書」，也可以是「自由」。但從西方Liberal Education發展的歷史中可以知道，此等教育的目的，是要開放人的心靈，使他們能從日常營營役役的生活中解放出來，重得自由。用的方法並非只是要他們擴闊知識，而是要他們讀一些偉大先哲的原著經典。

這些先哲，很多年才會出現一位，但我們卻可在書店中買回不同年代哲人的著作，同時捧讀。這等於聆聽到他們的對話，而他們的意見又往往互相矛盾，這便迫使我們不斷對他們的結論作出判斷。這種訓練是最高級的訓練，外國名校的本科生多要讀大批經典原著，這就造成了氣質及學問修養上的不同，在判斷力、自信心、及在溝通能力上都大有裨益。

香港現在缺乏真正的領袖人才，嚴重阻礙經濟發展，又豈會事出無因？倘若有一天我們可以在香港的書店中看到大量在「風入松」或「神學院書店」所擺放的經典書籍，也許香港的經濟前景便足可樂觀矣！           

(2003-9-10)

為通脹破謬 (雷鼎鳴 )

金融海嘯後，美國政府實施量化寬鬆政策，大手向銀行體制注入資金，購買其持有的證券；當時一般估計，貨幣量會大幅上升，通脹率亦會急劇增加。

這情況並未發生。聯儲局的資金注入銀行體制後，竟有如泥牛入海，無聲無息。銀行把新到的資金都放在倉庫中以作「壯膽」之用，不敢把錢借出，美國的貨幣供應量也就增加有限，物價也飛升不起來。但其中一部分資金卻慢慢滲出，流到投資環境不錯的新興市場，反替這些地方造成通脹壓力。香港雖不算「新興」，但亦有資金流入，政府對通脹便十分擔心。中國政府對通脹壓力同樣如臨大敵，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領導人不時要跑到菜市場，看看糧食豬肉等的價格有無上漲，並表示關注云云。

香港5 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比去年同期上升了5.2％，與八、九十年代平均的8％、9％的通脹率相比，仍算偏低，但與幾年前的通縮和低通脹作比較，已不可同日而語。至於中國，6 月份通脹率是6.4％，引起了內地公眾的普遍關注。其中的一個焦點是，食物價格同比上升了14.4％ ， 而豬肉價格更增加了57.1％。

豬隻並無騎劫通脹

據內地的說法，光是豬肉一個項目，已獨力「推高」了整體通脹率1.37 個百分點，所以有內地媒體認為，現在是豬肉價格騎劫了通脹。香港食物主要靠從中國進口，這些現象，當然也加劇了港人對所謂「輸入通脹」的憂慮。

內地也好，香港也好，通脹是否可能由豬肉（或其他商品）的價格上升而造成？按照標準的經濟理論，答案是否定的。豬肉價格上升不是造成通脹的原因，而是通脹及市場供求產生的結果。真正決定通脹率高低的因素是貨幣供應量、GDP、以及對通脹的預期。貨幣供應愈多，則每一張鈔票的購買力便愈低，亦即物價上升。

GDP 高企，社會的交易便增加，對貨幣的需求便增大，鈔票便更有價值，所以在其他因素相同或不變的條件下，GDP 上升會引致物價下跌，而不是上升。

若社會普遍預期通脹升溫，大家便不想持有太多貨幣，改為購買實物保值，物價也因此會上升。但因為社會對通脹率的心理預期，是基於過去的物價變化而形成，而過去的物價又受過去的貨幣量及GDP影響，所以從經濟理論可推導出一些方程式，決定今天通脹率的因素是今天及過去的貨幣量及GDP。

這些方程式曾以大量的數據驗證過，我自己也曾用計量經濟方法對香港過去幾十年每季的貨幣量、GDP 及物價統計數據作出分析，發現貨幣量及GDP 足以解釋超過98％的通脹變化。什麼肉價菜價等等都扮演不了推高通脹的角色，它們都是結果，不是原因。

用另一角度看，假設貨幣量及GDP 長期都沒有變，但因為豬肉供應不足而導致豬肉價格上升，這會不會引起通脹？答案是不會，通脹率很可能與以前一樣，是零。豬肉價雖然上升了，但某些其他商品的價格會因此下跌，從而保持平均是零的通脹率。

再假設貨幣量有上升，社會於是有通脹，而豬肉又因供應短缺而價格上升，政府可不可以通過管制豬肉價格而為通脹降溫？答案是這沒有用。就算豬肉價不能上升，只要貨幣繼續增加，其他的商品一樣變得更昂貴，通脹率降不了。

工資也屬一種價格

既然豬肉價格上升根本影響不了通脹，它是否對民生毫無影響？也不是。經濟體系中豬肉的「相對價格」會改變，人民要用更多的蘋果或布疋（或其他的商品）才能換取到一斤豬肉。豬農會是得益者，城市中的工人會是受害者，這不由政府不關注這些變化。

中國過去長期倚靠壓低農產品價格以補貼城市人民的生活，因而造成了城鄉收入的差距，現在食物（包括豬肉）價格上升，有助縮窄這差距，是件好事。但我們必須注意這一趨勢，中國與印度等人口眾多的新興國家收入持續上揚，其人民對食物的質與量的要求必會不斷加強，肉類雖耗費甚多飼料糧食，但肉類的消耗量一定會上升不止。由此可知，食物尤其是肉類的相對價格長遠而言，總會上漲人民的消費模式亦不可避免地會有變化。若要減少這方面對民生的衝擊，政府須加強農業生產技術的研究。

世界各國政府大都關注通脹，通常的原因是怕物價上漲後人民叫苦連天，容易引致政治不穩。但工資也是價格的一種，通脹率若高企，工資平均上升的速度也會加快。在八、九十年代香港通脹厲害，工資加得也快，社會怨氣不見得大，不少人甚至懷念當時每年雙位數字的加薪。

通脹遺禍並不大

有人認為部分打工仔加薪幅度追不上通脹，所以不能讓通脹升溫。這個說法也很有問題，假如是零通脹，這些加薪速度低於通脹的員工會面對什麼局面？他們很可能面臨減薪。部分人工資追不上通脹，不是因為通脹率高，而是他們的勞動力在市場中價值正在下降，壓低通脹率對他們沒有大幫助，改善其生產力才是正確的方向。

一般而言，除非通脹率很高，因而扭曲了市場中的資源分配，否則我不認為通脹遺禍很大。不過，通脹有另一特性，卻是足以使人民對它痛恨。

既然造成通脹的主要原因是貨幣量增加，那麼我們便要問，為什麼一些政府要多印鈔票？政府印鈔票後可以用此支付開支，不用向人民徵稅也可有錢可用。但代價卻是人民所擁有的財富購買力因通脹而下降，這有如用通脹的方法向人民抽稅。

例如，美國聯儲局擁有1.63 萬億美元的國債，在購買國債時，聯儲局等於印了1.63 萬億元給美國政府使用，但物價卻會因此而上升。通脹率愈高，等於政府向人民徵收更多的稅，政府得益，人民則受損。

香港的情況有點不同，在聯繫匯率制度下，政府並不能通過印鈔而令自己得益。假設美國聯儲局開動機器，多印100 美元，並拿著這100 美元到香港購物。這10 0 美元的印刷費微不足道，可以不理，但這張「廢紙」卻可在港換走有價值的商品，得益者是美國政府，香港有無損失？

香港拿不到任何好處

這100 美元最後會跑到金管局中去，後者也接著容許銀行多印780 港元，香港的物價因而被（稍為）推高。假如金管局不想通脹出現，大可發行外匯基金票據把這780 港元從市場中都借回來，市場中貨幣量便不變，沒有新增的通脹。但金管局早前吸納的100 美元怎樣處置？答案是把它借給美國政府，買它的債券。

在整個過程中，當美國聯儲局多印100 美元後，可在香港取走100 美元實物，代價只是多欠香港金管局100 美元而已。假如金管局一直把這100 美元的美債當作儲備，長期得益的是美國，香港政府拿不到任何好處。就算香港的通脹沒有因此而被推高，這價值100 美元的實物等於是給美國政府而不是香港政府徵走了。在沒有「鑄幣利潤」（Seignorage，即可通過印鈔而支付政府開支）的條件下，香港的通脹顯示出更多的實物被人取走，得回的是一些不會去兌換的債券，香港是輸家。

上述的情況對中國也相當大程度地（但不是全部）適用。中國通脹增加，同時也伴著用處不大的外匯儲備上升，跟香港一樣，有點吃虧。應對之法是外資流入後，這筆錢可主要用作入口外國商品之用。香港與中國的外匯儲備都太多，繼續增持，效益低於成本。把部分儲備用掉有好處。

(HKEJ 2011-7-18) 

為背書平反 (雷鼎鳴 )

(七八月都事忙﹐信報文章暫時只能兩周一篇﹐九月份或能回復正常。 以下為七年前舊文。)

      香港年輕人的語文水平近年似乎頗有退步。僱主批評大學畢業生，說他們文句不通，中英文都辭不達意，早已不算甚麼新聞。我們在學校審批學生考卷時，眼見文中詞句 「飛沙走石」 ，也是見怪不怪，習以為常。

    我以上用「似乎」 一詞，是因為我並不肯定今天年輕人的語文水準平均而言，是不是真的比前退步。二、三十年前的香港，當然有一些人的中英文造詣極高，但他們在社會中並不佔多數。今天教育遠為普及，一些能力一般的年輕人也可讀上大學，經此薰陶，他們應該是有進步的。

語文能力不足

      在校園中，我們也隨處可遇到一些講英文如母語的學生，說話及寫作英文都十分流利 (但中文未必通暢)，他們多是國際學校的畢業生，或經過家庭特殊培養。不過，若細察他們的修詞遣字，常會使人覺得不夠典雅，不算好的英文。

      我雖然不敢說今不如昔，但倒是相信香港年輕人的語文能力十分不足，必須改進。香港是國際大都會，亦是中國與世界商業、資訊及知識交匯的樞紐，港人不具備優秀的中英文水平，怎可擔此重任？

語文能力如何才可改進？我十分認同余國藩教授的見解。

     

      余國藩是芝加哥大學橫跨四個學系的講座教授，亦是比我高出半輩的香港華仁書院及芝加哥大學的學長。他博古通今，懂得包括梵文、希臘文等六、七種語言，而且樣樣皆精。其重要工作之一，便是把《西遊記》作了權威性的繙譯。

背誦文章益處多

      余教授曾言，某人在某種語文上的功力，與他曾背誦過這種語文的多少篇優秀文章有正面關係。背書愈多，腦袋自會慢慢摸索出這種語文的規律。要注意：這裏說的是好文章，強記一些劣文，當然得不到應有的好處。

    我最近讀完在芝大時一位老師何炳棣的巨著《讀史閱世六十年》，覺得其用字精準，文風自成一格，語文能力比我輩高出幾個層次，使我十分佩服。

      在書中得知，何教授年幼時便被父親引導背誦過《論語》、《孟子》、《禮記》、《檀弓》、《王制》、《禮運》、《月令》等篇章，他雖謙稱不能像前輩學人般熟誦一部又一部經史古籍，但他的根基已是我輩望塵莫及。

    幾年前何教授過港在科大短暫停留，他在舍下見到時年十二歲的小兒，便問犬兒已讀完《古文觀止》沒有。我告訴何教授還沒有，他感到十分奇怪。我當時既驚且愧，小兒在外國出生，主要在外國及香港的國際學校上學，中文是疏忽了。但由何教授的角度看來，沒有背誦過《古文觀止》中一些千古傳頌的文章，是教育上的極大缺失。

朗讀提升語文能力

      何教授《讀史》一書及他年前在香港中央圖書館的傑出學人講座中 (書店中有錄像光碟出售)，都有提及十八世紀英國偉大歷史學家吉朋 (Edward Gibbon) 所著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這本巨著不但思想深刻，而且文辭優美，何教授年輕時不但熟讀精華所在的最初十多章，而且很多段落都能背誦如流，幾十年後，他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中，便技驚四座，大演功架，把吉朋一段重要評論背誦出來，反駁另一位學者的觀點。

      何教授英文傑出，在年輕時已是如此，我估計這與他背誦過吉朋著作很有關係。

      背誦或甚至只是朗讀都可以有效提高語文能力，這點我自己有親身經驗，所以完全相信。

      九三年《信報》找我寫專欄，我當時已有十多年沒有用中文寫作，執筆忘字，更遑論詞句通順。剛巧那時小兒年幼，央我把金庸的武俠小說讀給他聽。經過幾個月的每晚誦讀，我寫文章時竟變得手順起來。後來我再沒有空讀下去，寫稿時立覺窒礙難行。這個「控制實驗」，可說明誦讀的重要性。

背書可以練志

      背書對語文有好處，但我很少遇上甚麼人會喜歡背書強記。華夏文化中包含「艱苦卓絕」精神，要有卓絕成績，便必須肯艱苦付出，這便需要一點意志力。

      意志力是可以練出來的，何教授大作中便詳記了他少年時如何練志。他用的方法是下定決心後，便「紮硬寨，打死仗」。我讀書時期，也有不少同學在考試前願意「死谷」，奮力「衝殺」，不勝不休，與何教授在清華大學時的情況或許相似。不過，何教授尚有一絕招，他稱作 「自我詛咒」。一旦抵不住玩樂的引誘，他會自我詛咒一頓。

      他十二歲時的農曆除夕，家人去了看戲，他竟選擇留在家中背誦林肯總統1863年葛蒂斯堡 (Gettysburg) 戰役後的演說！香港今天的孩子有誰可做到這點？何教授八十多歲仍能大量生產傑作，其動力部分應源於少年時的練志，而背書也可以是練志的手段之一。(後記﹕ 何教授今年94歲﹐還在用功著述﹐去年尚有劃時代的大作發表﹐真奇人也﹗)

      我們可不要低估練志的效益。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赫曼 (James Heckman) 在一本新書中，闡明了紀律及毅力的重要性。證據顯示，投資在一些可磨練學生紀律毅力的計劃上，可收到巨大的效益，每投資一元，可收回八元七角的回報！

      香港教育體制現時的走向，似乎是太過呵護學生，不敢叫學生背書，也談不上搞甚麼練志計劃。年輕人語文能力低下，沒有足夠毅力決心去挑戰難題，豈會無因？

背誦非「洪水猛獸」

      話說回來，以往香港教育亦有出現另一極端，只是要學生死記硬背，不用理解，這當然不對。

      但熟誦經典與批判性地理解它們，二者並不相悖，我們今天也不應走向另一極端，自稱重視理解而把背誦說成是「洪水猛獸」。理解最重要﹐但背書也有益，我要為背書平反！

(3/24/2004)

再論中國儲蓄率為何居高不下 (雷鼎鳴)

上周末在北大及清華連續參加了兩個國際學術會議，無獨有偶，會議中宣讀的文章有多篇都是要解釋為什麼中國的儲蓄率近年一直居高不下。由此可見，中國的高儲蓄率已成為國內外經濟學家及政府所關心的熱點問題。

2009 年中國的總和儲蓄率是GDP 的52％，是世界最高。外國人注意它，主要是害怕中國人民忙於儲蓄，不肯消費，於是缺乏進口外國商品的動力。但其實就算中國的消費量沒有大漲，中國所儲蓄起來的資金也不見得會投閒置散，它會被用作投資，一樣可促進貨物進口。

尋找黃金儲蓄率

中國自己也應關注高儲蓄率，但這應該是基於另外的理由。第一，國外金融市場動盪不止，用出口推動經濟增長殊不可靠，減少儲蓄提高內需也許是可行辦法之一。第二，儲蓄多意味著現時的消費減少，但儲蓄起來的資金可用作投資，從而增加將來的收入與消費。反之，若今天多消費，將來的消費便要減少。

究竟儲蓄率（或消費率）訂定在什麼水位，才最合乎人民的長遠利益？

經濟學中有所謂的「消費黃金準則」（Golden Rule of Consumption）理論，可有助我們反思儲蓄率高企是否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假設我們把全部收入都用清，永遠不留一分錢，那麼我們現在的確可享高消費所帶來的快樂，但退休時卻會不名一文，餓死街頭。

如果全國所有人都不儲蓄問題則更嚴重，過去積累的資本終會用乾用淨，難以支持生產，整體經濟也會一沉不起。反之，若我們的儲蓄率接近100％，經濟增長似乎可因資金積累快而得以提高，但這也意味我們都要為高儲蓄而紮緊褲頭，未到將來美好的明天便已餓死，得不償失。由此可見，零與百分百的儲蓄率都非好事，能夠把人民長遠快樂最大化的「黃金儲蓄率」必在二者之間。

我不確知中國52％的儲蓄率是否高於「黃金儲蓄率」，但偏高的可能性很大。

高儲蓄的確會帶來很多好處，國庫充盈，人民的銀行存戶飽滿，就算在金融海嘯的壓力下，中國經濟仍可履險如夷，但高儲蓄不但意味著人民犧牲了部分今天的消費，同時也意味著積累到的資金有部分可能被浪費性地消耗掉。

為什麼儲蓄起的資金有部分可能被浪費？這需要我們仔細分析高儲蓄的來源。

國家資本主義浪費性極大

我近日再檢視過一些更深層次的數據，認為6 月13日拙作〈中國的儲蓄率為什麼這麼高〉中部分的說法要稍作修訂。

正如上述拙作所言，中國的家庭儲蓄率（儲蓄佔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的確連年上升，政府消費佔GDP 的比重也是十分穩定，但這裏也隱藏著另外兩個現象：第一，家庭收入佔GDP 的比重持續下滑，更多的資源跑到政府及企業手中。第二，政府的消費率（包括支付公務員薪金等消耗性開支）雖穩定不變，但政府的儲蓄率及投資率卻在上升。

2008 年來自家庭的儲蓄額佔GDP 22.9％，與1994年的21.9％分別不大，原因是家庭雖把更大比例的收入儲蓄起來，但家庭收入的增長卻比GDP 增長緩慢，所以儲起來的總額佔GDP 的比例變化緩慢。同是2008 年，來自政府的儲蓄是GDP 的8.4 ％，比1994 年的5.9％有所增加。2008 年的企業儲蓄是GDP 的22％，比1994 年的14.7％更是大幅上升。

君子儲蓄求淑女

從上可見，我們需要回答幾個問題。政府的儲蓄及投資比例比九十年代時顯著增加，國進民退，這是否好事？

企業的儲蓄及投資為何上升如此迅速？家庭的儲蓄（佔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什麼也在不斷上升？

第一個問題涉及有意無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策略，我並不認同。我在去年11 月22 日拙作〈國家資本主義不利中國發展〉一文中，已剖析過為什麼這種發展策略表面看來可十分風光，但浪費性極大，在此不贅。

第二個問題不難回答。我在今年5 月23 日的拙作〈中國的投資回報率為何能一直高企？〉中曾指出，中國的實質投資回報率平均仍超過20％，在如此高的回報吸引下，企業把大量收入儲起來投資，是不值得奇怪的事。

第三個問題最難回答。中國的銀行利率扣除通脹後是負利率，為什麼普通的家庭願意選擇這麼高的儲蓄率？這問題我以前已試著回答過，現再補充一些新的答案。

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大名鼎鼎的魏尚進老弟對此有獨特的看法。他認為，這是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量引進超聲波驗孕技術所引致。有了超聲波，孕婦便可及早知道腹中胎兒是男是女，於是可以決定是否墮胎。這技術在二十多年前在內地已經普及，據清華的李宏彬所發現，內地年輕人口男遠多於女，與此技術關係密切。

內地年輕男女比例高達113 對100，十分失衡，男的如何可在婚姻市場中有效地求得佳偶？提高儲蓄率，增加自己的財富顯然是途徑之一。我們雖或不喜歡如此的求偶方式，但卻不可否認此乃不少人所認定的有效策略。此種方法不但在中國普遍，在國外亦然。

魏尚進找到跨國數據，證明年輕男女的比率對一國的貿易盈餘有顯著影響（高儲蓄引致低消費、低進口，再造成貿易盈餘），因而也可推高匯率。港人回內地娶妻，把已經不夠的女人帶走，或者可被視作把人民幣匯率推高的「罪人」！

儲蓄防老推高儲蓄率

魏尚進的發現當然有其道理，但若論人口因素，我相信有另一原因未受足夠關注。中國近年來生育大幅下降，在大城市中，據我的研究發現，有近四分一年過四十的婦女並無子女，一孩政策所給予她們生育的權利，她們根本不感興趣。在沒有子女的家庭中，養兒防老的方法並不適用，取而代之的便是靠儲蓄。

中國自九十年代中開始，基本上廢除了過去以企業為單位所提供的「隨收隨支」退休保障，改用類似新加坡「中央公積金」的「社保基金」為核心的退休保障制度，其效果與香港的「強積金」有共通之處，就是有了強制性的儲蓄。這也應該是儲蓄率上升的原因之一。

中國大城市的樓價驚人，直逼不是很多年前的香港，內地人無處覓蝸居的心情，香港人不會感到陌生。買房子需要節衣縮食，不先儲下大筆首期，如何有資格買房子？倘若中國的城市化過程與過去三十年一樣發展迅猛，以億計的人口從農村湧到城市，儲錢買房的現象還會繼續下去。

中國的家庭及企業都採用高儲蓄的策略，背後有其理性的原因，政府不用干預，但政府佔用的資源愈來愈多，意味著人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受到壓抑，消費比率不能合理地上升，這終不是好事。國退民進才是正確的政策

HKEJ  2011-7-4

解除思想束縛 引發創意 (雷鼎鳴)

(暑期出差多 ﹐太忙 ﹐要減產 ﹐每兩周才寫一篇新的文章 ﹐ 否則生活太苦﹐不符經濟原則 。下載舊文一篇 ﹐成篇年份已忘記 ﹐可能寫於2004年初。)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香港經歷過不平凡的一年，當然希望頹氣盡去，揭開歷史新的一頁。政府自稱香港是「動感之都」，充滿活力動感雖也不錯，但要香港轉勢，若是只懂得亂郁亂動，無的放矢，則顯然不夠。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強大競爭壓力下，香港要殺出生路帶領潮流，「創新」精神及能力是必需的。

在過去幾十年的歷史中可以看到，港人的「創業」精神十分足夠。如果不是，也不能湧現出這麼多企業家。但港人的「創意」是否得到發揮？我們懂不懂得怎樣培養「創新」精神？

不懂保謢知識產權

    這些問題不易回答。有位搞「創意工業」的朋友，最近找我就有關問題搞個講座，我頗有自知之明，對這個近乎問道於盲的要求只有拒絕，但卻同意問題的重要性，認為值得我們思考一下。

      香港在今天並不以「創新」精神聞名於世，我們的創意被甚麼力量壓抑著？經濟學家一見到這種問題，必定會從回報率及成本效益的角度觀察。年前我在《星島》的專欄上也提過「創新」問題，立時有一位素未謀面的企業家來電告訴我，關鍵是政府不懂保護知識產權。現時若侵犯報刊的版權，會觸犯刑事法，但工業界發展出來的創意產品，只要稍有市場價值，都會迅速被人抄襲，受害人只能通過殺傷力較低的民事法去追究，起不了阻嚇作用。我很同意他的觀點，為甚麼報刊文章的知識產權有刑事法保護，工業及科技產品的知識產權卻沒有？創意得不到足夠的法律保護，創新活動的回報率便偏低，誰會願意搞創新？

      做不做一件事，有時並不一定要看你可以得到甚麼效益，而是要看倘若你不做，會招致甚麼損失。在學術界有publish or perish (不出版就滅亡) 的壓力，出版好文章必定需要發揮創意，而這些創意是被壓力逼出的。在有點名堂的大學裏，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多多少少都在恐懼中度日，寫不出有分量有創意的論文，教授便不准畢業，獎助學金會消失，生活頓成問題，於是想爆腦袋也要弄點新意出來。(後記﹕曾聽說過有些研究生竟要求大學提供保障﹐確保他們都能畢業﹐不禁啼笑皆非。)

危機感引發創意

      有人說「憤怒出詩人」，我認為「危機出創意」，雖不中亦不遠矣。在面對生死存亡無路可走的局面下，平常沒有想到的意念也會湧現。中國歷史上思想最具創意的年代是春秋戰國，在危機繫於一髮的社會中，最懂用腦的人才能生存。

      成本效益固然可為發揮創意提供誘因，但創意的境界也有高低之別，要發揮出高質素的創意，還需要多一些條件。最重要的條件之一可能是智力。有些人可以不斷發表一些新意見，但若是邏輯混亂，新意也變成胡言亂言，毫無用處。有個報導說，香港人的智商在世界排名第一，我對此說極度懷疑，但既有調查得到這個結果，或許港人不至於太蠢，若創意得到發揮，質素也不會過低。

獨尊神學遺害八百年

    有一種說法是人人皆天生有創意，但後天的種種束縛卻使它不能充分發揮出來。我很同意這種說法，思想上的束縛最能窒礙創意。在西方哲學史上，有人認為聖奧古斯汀 (公元354年出生) 是影響力最大的思想家，原因不在於他比帕拉圖、阿里士多德等高明，而在於他去世後，西方世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根本沒有出現過甚麼可與他競爭的思想家，況且當時很少人懂得希臘文及其經典，所以談不上直接受到希臘哲學家的影響。

      在聖奧古斯汀以後，下一位有份量的哲學家要等到阿奎拿的聖多默 (St. Thomas Aquinas) 才再出現。阿奎拿在1224或1225年才出生，這一等竟等了八百七十年，期間西方世界竟沒出過有點思想的人才，其創意的斷絕不能不使人觸目驚心。

      究其原因，中世紀的神學定於一尊，一旦質疑聖奧古斯汀綜合起來的神學哲學，便變成大逆不道，肯定不利創意的出現。在西方文藝復興後，人民思想得到解放，其後出現的藝術、文學與科學上的大量創新，正好說明束縛思想的惡果。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對此應深有體會。香港學生在上課時多舉手提問也會被視作搗蛋，創意怎不被壓抑？

對經典既欣賞又批判

      創意不但不應壓抑，還需要培養。在教育上，我最贊成的方法是從小就讓學生多閱讀人類文明史上最重要的經典之作，因為這些作品之所以能成為經典，原因正是它們內含的創意。中國舊一套的教學方法也要求幼童熟讀百家諸子，這個取向其實正確，中國代有才人出，部分原因也許在於此。但要求強記不准挑戰前人思想的做法卻十分錯誤，使到前人的創意變成後日的教條。在今天西方頂尖的名校中，熟讀經典也是重要的教學要求，但西方人不會要求強記，而是要學生把批判性及欣賞性的態度並用於經典，這與只懂背書相比，高下立判。

    香港要變身為知識型經濟，發展創意工業，還有待我們檢討社會上有甚麼因素不利於港人發揮創意。年輕人創意本應最強，在教育上我們也要研究一下，現存制度有沒有摧殘他們的創新精神。   

希臘債務危機與歐洲的教訓 (雷鼎鳴 )

6 月13 日標普把希臘國債連降三級至CCC， 亦即世界之最低，降無可降。這隨即引發新一輪的環球金融危機，美匯因避險情緒而上升，恒指則雪上加霜。法德兩國首腦都要開腔警告，若各國不聯手挽救希臘，危機可傳染至歐羅區諸國，隨時可重現「雷曼時刻」。在希臘本土，人民對政府削減開支的緊縮政策極為不滿，反政府及反歐盟浪潮不絕。

上述種種，與去年希債爆發危機時的情況並無根本性的區別。我曾在本報兩度撰文分析形勢（見2010 年5 月10 日〈希臘危機帶出的四個問題〉及2010 年5 月31 日〈歐羅危機對香港投資者的啟示〉）。我當時認為，歐盟不可能願意坐看希臘經濟崩潰，否則希臘可能要脫離歐羅區，以求可以通過多印鈔票的方法還債及以匯率貶值的方法刺激出口自救。但這樣一來，歐豬五國的其他成員可能相繼效尤，歐羅解體的壓力便迫在眉睫，其對世界經濟的衝擊，不堪想像。現在看來，希債及歐羅形勢既格局未變，我也不用修訂看法，但有不少資料值得補充，這有助於我們更準確判斷未來的形勢發展。

工會不接受有條件信貸

嚴格來說，希臘就算不脫離歐羅區，法德英美等國一樣可以因為希臘政府破產而立時蒙受巨大損失。在金融海嘯前後，歐洲的不少銀行都認為，借錢給一些歐洲主權國家是一種不錯的投資方法，既可取得高息，又相對安全。現時希臘欠債4850 億美元（佔GDP 超過150％），而其中法國的銀行及政府總共持有了567 億美元的希臘債券，德國持有339 億美元，英國146 億元，美國73 億元。希臘一旦「爆煲」，這些巨額債務，立時便要撇賬，銀行危機隨時可出現。法德兩個最大的債權國對此當然膽顫心驚，力勸各國要「顧全大局」。

對法德兩國的「慷慨解囊」，希臘的工會及反對派並不領情。他們斥責歐盟（尤其是二次大戰時曾侵略過他們的德國）為帝國主義，目的是要把希臘兼併。為什麼別人肯借錢救命反應仍這麼大？答案是這些信貸都有條件，一定要希臘政府削減開支，給予別人終有還債能力的信心。一向享受慣了高福利的希臘人民對此反感不足為奇，但他們當中的左派在「口水戰」中對法德諸國的「揭發」卻是頗為有趣。

德國正在把退休年齡從六十五歲提高至六十七歲，但希臘現時退休年齡只是五十多歲。德國對希臘提供信貸的其中一個條件，便是要希臘把退休年齡也提高至六十五歲。上月德國總理便公開聲明，德國可以幫忙南歐諸國，但若要德國人辛勤工作，而南歐人卻可輕鬆早日退休，便絕不可接受。希臘的反對派大表不滿，他們認為，據歐盟統計數字，希臘人在2006 年平均每周工作42.7小時，比歐盟平均的37.3小時高得多，所以怎能說希臘人太過懶惰？不過，上述數字既未有把希臘人一早便退休及每年假期悠長的因素考慮在內，似無甚說服力。

希臘的工會又認為，政府的開支龐大（2010 年在緊縮政策實施後開支仍有1429 億美元，佔GDP 46.8％），主要是政府無能及貪污盛行，與高福利無關。希臘固然是貪污成風，但其每年的福利開支幾佔GDP 的三分一，其債務危機顯然與高福利脫不了關係，豈是指摘官員貪污便可推搪過去。

不過，希臘的工會及反對派之所以能對德法「強權」反唇相譏，卻也並非全無根據。希臘人的確懂得消閒嘆世界，但歐盟其他國家的人民也不見得都是勤奮用功。希臘的國債固然龐大，去年的財政赤字在緊縮政策下仍有284億美元，等於GDP 的9.3％，但法、德等國也好不了哪裏去。法國政府欠債等於其GDP 的83.5％，赤字是GDP 的7.7％，早已違反了歐羅區諸國要把政府收支赤字控制在GDP 3％以下水平的馬城協議（Maastricht Treaty）。

德國經濟稍好一點，但她的政府欠債也高達GDP 的78.8％，政府開支佔了GDP 的45.7％，赤字則佔3.6％，同樣違反了馬城協議所要求的3％。由此可見，德法等國本身並無佔據道德高地，在揮動指揮棒時，難免要被質問是否五十步笑一百步。

其實真正有資格詰難德法等國的，應是有貫徹審慎理財的國家，希臘本身是欠債人，並無此資格。從德法的角度而言，她們早已是自身難保，如果希臘不合作，她們為什麼還要提供援助？

話說回來，包括希臘在內的歐羅區，若要真正脫困，斷斷離不開人民多生產多儲蓄以償還債務這一必由路徑。但歐洲的勞工市場卻是失業率高企（ 希臘去年失業率是12％），如何能降低失業率，使生產回升？

傳統的經濟學觀點是歐洲的工會勢力龐大，失業後福利優厚，所以失業率高企。不過，克魯明（Paul Krugman）曾質疑這個說法。在五十與六十年代，歐洲早已有這些福利制度存在，但那時歐洲的失業率卻是低於沒有如此優厚福利的美國，所以傳統觀點有問題。

稅率大幅提升成躲懶主因

對於克魯明的質疑，宏觀經濟學家早已提供了答案。在5 月9 日拙作〈為什麼干預勞工市場會帶來沉重代價〉一文中，我曾引述過我的同學、現任普林斯頓教授的羅傑信（Richard Rogerson）及我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之一、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的研究結果。他們發現歐洲人近三十年來「變懶」的主要原因是有效稅率大幅提升，在市場中工作得益大打折扣，所以大家無心工作，寧願躲在家中。

我在明尼蘇達時的另一老師（現在紐約大學）、諾獎大熱沙琴德（Thomas Sargent）與他的學生亦對此問題展開過一系列的研究（ 最新文章在2008 年權威刊物Econometrica 發表）。沙琴德指出，從五十與六十年代至今，歐洲的企業若要開除僱員，要付出不少補償。這種政策可以減低僱員被解僱的機會，從而降低失業率。（但僱主也可能因怕聘用了某人後， 將來不易解僱而不肯隨便招聘）。不過，歐洲的失業福利優厚，失業人士樂不思蜀，卻會推高失業率。既然五、六十年前的情況跟今天沒有大分別，為什麼今天歐洲的失業率自七、八十年代起便持續高企，遠遠高於從前，致使歐洲經濟前景黯淡無光，甚至造成歐債危機？

沙琴德認為，福利制度雖然未有大變，但在微觀經濟的範圍內，每一個僱員在勞工市場中都要面對比以前大得多的波動。這些新出現的波動來自「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世界各國的生產重新分工，所需要的技術及人力資本都要重新整合。

Thomas Friedman 的名著《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對這些變化有不少通俗的描述。

這些新出現的波動意味著什麼？若有人失業後因貪圖優厚的福利而不願接受新的工作，很快地他們便會發現自己的技能跟不上時代的進步，無人肯再用過去較高的薪水僱用他們。在歐洲一些國家的福利制度中尚藏有一頗為不妙的玄機：某人失業福利的數額部分取決於他失業前的薪酬水平，若他貿然接受一份薪酬不高的合約，將來一旦失業，可以取得的福利便會下降，所以他可能寧願找不到工作而不接受一份不太理想的合約。但如此一來，他的失業時間便會延長，技能更加退化，不切合市場需要，終跌入失業陷阱中，「永不超生」，年長者情況尤其嚴重。

失業福利豐厚由奢入儉難

據沙琴德的理論，歐洲的豐厚失業福利並非對失業率毫無影響，在全球化分工，能跟上時代進步的專業技能日益重要的條件下，福利制度會造成大量人力資本因長期失業而退化消失，失業率於是便會高企。

歐債問題短期而言，可以通過歐洲中央銀行靠大印鈔票再把資金借予希臘等國而暫得紓緩。這不但可引致歐羅貶值，而且亦絕非治本之道，每隔一段時間，頑疾又會發作累己累人。但長期的治本方法涉及人民是否願意節衣縮食，不領取或減少領取福利及勤奮工作，這些又豈是十年八載可做到的事？

既然福利制度不易扭轉，由奢入儉難於登天，歐洲的經濟走下坡的態勢很可能要維持幾十年。但中國以歐洲為榜樣，從德國抄來新勞動合同法，香港也學別人搞什麼最低工資最高工時， 顯然未懂從歐洲的經驗中汲取教訓。

下周作者外遊，暫停一周

HKEJ 2011-6-20

中國的儲蓄率為何這麼高？ (雷鼎鳴)

中港經濟融合的趨勢已不可逆轉。香港早已是中國的一個融資中心，現在又要爭取成為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內地人到港買房子對地產市場已造成巨大影響，在尖沙嘴的商場舉目所見，一個個都是拉着行李箱子在瘋狂購物的內地遊客。人民幣已在香港廣泛流通，升斗小民的銀行存款中，人民幣的數額不斷上升。在此等環境下，中國的經濟與金融已成為港人的切身問題，我們已不能置身事外。

假設中國的官方統計數字大致可靠，那麼中國的經濟結構的確有很多使人疑惑的地方。2009 年中國的私人消費只佔GDP 35.1％，政府消費則佔12.9％，沒有消費掉的便是儲蓄。

由此可知， 中國的總和儲蓄率便佔了GDP 的52％。儲蓄起的部分主要用來作本土投資，中國的投資佔GDP 的比重是47.7％；沒有在本土投資的儲蓄等於GDP 的4.3％。這筆資金其實也等同於中國的貿易順差，它是被拿到外國投資了。

高儲蓄率的四種原因

根據以上的數字，我們可知中國的儲蓄率與投資率都極高，兩者在世界排名榜中都是當世第一。這便引申出一系列的問題：為什麼儲蓄率與投資都那麼高？中國的GDP 雖遠大於從前， 但為什麼人民的消費比重只得35.1％這麼低？他們為什麼在節衣縮食把錢儲起來後，又再視錢財如糞土把錢借給不斷揮霍的歐美人民，坐等外幣貶值蠶食自己的財富？

今年3 月，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突破三萬億美元，等於GDP 的五成，這還未包括中國政府及人民在境外擁有的證券、樓宇等以外幣計算的其他資產，中國幹嗎要這麼多外幣資產？將來人民幣若可在國際上自由兌換，資金會流入還是流出？人民幣匯率會升還是降？

這都是一些一環扣一環的相關問題，要解答，首先便要明白為什麼中國的儲蓄率有GDP 的52％這麼高。

儲蓄率高企的第一個似乎是言之成理的解釋，是中國人民喜歡積穀防饑，文化因素造就了高儲蓄率。若我們細看歷史，便知這個答案十分可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迪格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在他2003年離世前的最後一篇遺作，便是與他一位學生對中國儲蓄率的研究論文【註1】。他們發現，在1978 年改革開放前，中國的住戶儲蓄率通常都在5％左右上下移動，比起美國及歐洲的住戶儲蓄率更低。高儲蓄只是近三十多年的事，我們很難以文化因素解釋為什麼今天的儲蓄率這麼高。

中國資本市場頗為扭曲

第二個解釋是高儲蓄是政府強制的。政府控制了很多社會資源，高儲蓄只是因為政府從人民手中取走大量資源再用以投資而已。這答案同樣經不起推敲。中國政府的確佔用了很多資源，但政府消費佔GDP 的比例卻是頗為穩定，1978 年是13.3 ％，2009 年是12.9％，變化不大；反而私人消費佔GDP 的比重由1978 年的48.9％跌至2009年的35.1％，反映出總體儲蓄率的上升主要源自人民的行為，而不是政府的儲蓄率在上升。更重要的是，在七十年代，住戶儲蓄一般都低於收入的5％，但在今天卻升到接近40％。【註2】

第三個解釋是中國投資回報率甚高，所以提供了誘因，人民願意把收入節約下來儲蓄投資，換取高回報。我在拙作〈中國的投資回報率為何能一直高企〉（刊5 月23 日）一文中曾計算過，中國的資本邊際生產力（亦即平均的實質投資回報率）在2010 年仍高達22.5％。這是很高的投資回報率，足以吸引大量的投資。

不過，問題是一般住戶不見得能分享這種有豐厚回報的投資機會，他們只能把儲蓄起來的資金放在銀行中收息，而中國的利率極低，減去通脹後一般都接近零或是負數，亦即中國有負實質利率的問題。由此可見，中國的資本市場頗為扭曲，投資的回報率雖高，但回報都跑到能集到資的企業和銀行手中，銀行存戶得不了多少好處，低息環境顯然不能解釋到為什麼住戶儲蓄率會這麼高。

第四個解釋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比起改革開放前高得多，所以儲蓄率也隨着增加。這個說法有理論與實證根據，理論是莫迪格利安尼的消費與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說」（Life Cycle Hypothesis），實證是根據中國近數十年的數據，儲蓄率與GDP 增長率（不是GDP 本身）幾乎完全亦步亦趨，一起移動。

對前景感不安帶高儲蓄率

根據莫氏的假說，當GDP 因某種原因而增長後，它一樣需要更多的資本才支撐得住新的大規模的生產。根據我所得的統計，中國的資本大約是GDP 的2.85 倍，關係相當穩定。假如GDP 增加了10％，資本也要相應地增加10％。資本的增加靠儲蓄投資，所以GDP 的增長率影響着儲蓄率。在莫氏的數學推演中，他可證明儲蓄率受GDP增長速度影響，但卻獨立於GDP 的水平，亦即一個國家是富是窮，並不決定其儲蓄率是高是低。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率猛漲，這可部分解釋到為什麼儲蓄率也隨着上升。但這解釋足夠嗎？

我在科大十多年前的一位舊同事，現在清華與美國聯儲局工作的聞一教授最近撰文，認為對經濟前景的不安全感，才是中國住戶儲蓄率上升的根本原因。此說言之成理，中國過去靠社會主義，事事政府包辦，現在則自己照顧自己，儲蓄自然是自我保障的重要途徑。

其實莫氏在他最後遺作中也早已發現，中國的人口結構與儲蓄率息息相關。養兒防老本是中國家庭理財的重要手段，但在一孩政策下，年老時是否得到獨生子女的扶養已不是那麼可靠，有些家庭甚至完全沒有子女，儲蓄便變成養兒防老的極自然的替代。

我們就算解釋到中國的家庭為什麼要有高儲蓄，但尚未解釋為什麼資金要流到國外買資產。2007 至2009年三年內，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了1.31 萬億美元，但同一時期中國的外貿盈餘總共只得九千億美元左右，遠低於新增的外匯儲備。儲備當然能賺取回報，但這些回報不足以解釋為什麼儲備增加這麼快。

由此可知，中國外匯儲備的來源並不只靠貿易盈餘，中國有外資流入，部分資金被銀行體制吸納後可變成外匯儲備。中國同樣有人民幣資金流出，這筆錢可換成外匯，部分外匯最終可變成儲備，部分則變成境外投資，例如在香港買房地產便是。所以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及內地買家到港買樓投資，其動力皆來自中國的龐大儲蓄額。

對香港樓市需求仍高

這些錢為什麼要跑到經濟環境欠佳的境外？我相信主要原因是中國的負實質利率的環境，住戶的資金又因金融制度被政府干預，而到不了渴望得到資金的企業手中。既然把錢留在內地的銀行也只是得到負利率，那麼購買美國債券或在香港買房子，便不值得奇怪。只要內地的金融體制不改革，利息仍受到人為遏抑，找不到投資出路的大陸資金仍會千方百計往外跑，包括到香港買樓。

假如將來人民幣可自由兌換，資金自由流動，後果會怎樣？人民幣匯率會升還是跌？聞一認為人民幣可能會大幅貶值，而不是美國人所希望的會升值，原因是追求金融安全及分散投資的中國人民，能夠把更多的資產轉移到國外；資金大量外流，自然可引致貶值。

聞一的說法有可能出現，但卻非必然。情況如何，完全取決於金融制度會怎樣改革。假如外資容易進入內地，買下一些企業的股份，又或中國的銀行利率能順應市場動力而得以提高，資金能從住戶手中可有效地轉移到高效率的企業手中，那麼資金不見得會有淨流出，而是淨流入。

中國20％水位的投資回報率的吸引力，應大於境外風雨飄搖的歐美市場。至於香港的樓市會承受更輕還是更重的壓力，卻很難斷言。內地投資選擇多了，投資者對香港的興趣會減弱；但中國這麼大，香港這麼小，只要有很小部分的內地投資者對香港有興趣，而資金又隨時可南下，對香港樓市的需求量仍可上升。

註1： Franco Modigliani and Shi Larry Cao,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March 2004.

註2： Yi Wen, Making Sense of China's Excessive Foreign Reserv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Working Paper Series, Feb 2011.

HKEJ  201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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