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2013

免費教育與「學券計劃」 (雷鼎鳴)


政府要落實特首在競選時的承諾,計劃推動15年免費教育。政府願意多投資在教育上,這絕對是好事,但落實的方向與細節,卻大有可議論之處。


香港從2008/09年度開始,把免費教育的年期增至12年。現在說要有15年免費,那多出的三年從何而來?正是年期特長的幼稚園教育(美國幼稚園只得一年,但另有學前幼兒班),所以現在的焦點是幼稚園免費教育的模式。


2006
年政府提出用「學券計劃」去資助家長的教育費,以確保沒有家長因為經濟原因而使到子女不能入讀幼稚園。


此計劃在2007/08年正式實施,在2012/13年度,每學童可得的資助金額是16,800元,明年增至17,510元,家庭經濟另有困難的,尚有數額頗大的減免。政府用在「學券計劃」的開支一年約20億元。


直接資助是開倒車



現在政府正要考慮如何落實三年幼稚園免費教育的承諾,有些團體認為應取消學券計劃,改為政府直接資助學校。現時的學券計劃的確有缺點,但我認為直接資助幼稚園是開倒車,大大不可。


「學券計劃」是怎麼一回事?支持及推動學券制度最不遺餘力的是2006年去世的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大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佛利民是芝加哥學派的領軍人物,世人皆知芝加哥學派最崇尚自由經濟,但讀者可能不知,此學派另有一執着,便是對教育的重視。人生來就有美醜智愚之分,但一個好的制度應該可以把不平等的程度盡可能減低,而又不阻礙人民自由追求幸福的努力。收入上的平均主義不是辦法,因這會打擊工作意慾及自我投資的積極性,會引致社會停滯。


佛利民認為,政府可在起跑綫而不是終點綫上盡量促進平等,其方法是政府多投資在教育上,使人人都有機會掌握學識和技能。但教師若都變成公務員,學校與學校之間會日漸缺乏競爭,老師亦易不思進取,所以他主張用「學券制」。


真正學券制符家長利益



「學券制」的核心是政府給予家長一筆錢(直接間接都可),但這筆錢只可用在教育上。擁有學券的家長可自由選擇送子女到哪一所學校就讀(當然也要這所學校願意取錄),其學費可按學券的金額得以減免。學校若辦得好,會吸引更多家長的垂青,收入也會增加。學券制雖是政府出錢,個個學童有份,卻可保自由市場競爭的優點。綜觀佛利民一生所建議的各種政策,學券制可能是他最重視的一項。


2006
年香港政府提出「學券計劃」,佛利民卻對此大表不滿。他當然不是反對學券本身,而是認為此計劃規定了家長不能選擇牟利的學校,否則便拿不到學券帶來的資助。學券制的原意之一是向學校提供誘因,使它們可通過改善教學來爭取更大的利潤。學券計劃既然只適用於非牟利學校,等於一半武功被廢掉了。


家長是教育資訊專家



有人認為,牟利學校是學店,政府不願資助它們。但政府資助的其實是家長,使他們子女的教育得到補貼。政府又有甚麼權利認為家長不應選擇牟利的學校?若非牟利的學校辦得比非牟利的要好,家長自會有所判斷。這好比政府提供綜援,但卻只准綜援人士到非牟利的商店消費,這是很荒謬的事。有人認為家長會揀錯學校,所以政府可限制他們的選擇權。但香港家長對子女教育的緊張程度世所罕見,我們哪用害怕他們資訊不足?不少家長在子女未出生前已把幼稚園查得一清二楚,初中時已掌握了大學的各類資訊,他們都是教育資訊的專家,我們不用擔心。


有人建議政府直接資助學校,但此建議只有利於辦學團體,使它們不用面對競爭壓力,這並不符合家長利益

 
(Sky Post     2013-4-22)

4/19/2013

恐怖分子是誰? (雷鼎鳴)


波士頓馬拉松賽事在人多之處發生爆炸,再次提醒美國人民恐怖主義還未根除,恐怖襲擊隨時又再殺到埋身。


我們若看一看數據,便知道從小布殊開始的「反恐戰」根本沒有成功,美國雖派兵佔據伊拉克與阿富汗,但恐怖襲擊卻不減反加。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有位深信經濟理論的,研究恐怖分子的專家,叫丕配(Robert Pape),他寫過兩本書分析恐怖活動。


據他的數據顯示,從19802003年的24內,世界上共發生過345宗自殺式恐怖襲擊。但美軍攻打阿富汗及伊拉克後,在20042009短短六年間,同類的襲擊增至1,833次。高峰期在2007年,一年便有531次自殺式恐怖襲擊,後來美軍開始撤退,襲擊的數量才稍為下降。


恐怖分子可能是住家男人



美國政府本來認為,恐怖分子主要都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極端分子,只要殺到他們的老家,便可把他們根除,反恐戰便算成功。丕配的研究卻發現,美國政府完全把形勢搞錯了,這些恐怖分子根本與宗教無甚關係,而且伊斯蘭教本身也視恐怖襲擊為犯罪。那麼,這些恐怖分子究竟是甚麼人?


恐怖分子首先並不一定是狂熱的宗教信徒,他們的目標非常世俗,與天國無關。例如,斯里蘭卡的泰米爾猛虎(Tamil Tigers)在八、九十年代發動了76次襲擊,目的全都是要搞分離主義,無宗教色彩。這些人幾乎都面目模糊,多數是新手,很可能屬於「住家男人」類型,下班後或許喜歡回家煮煮飯,看看球賽而已。有人以為,他們的教育水準偏低,所以容易受人唆擺利用,做出傻事,枉自送掉性命。但事實也非如此,他們當中有42%的學歷,超過中學,可見他們並不都是文盲之輩。他們甚至不用接受嚴格的訓練,襲擊的方法可以很簡單,例如波士頓今次所用的便類似「土製菠蘿」,整個恐怖流程,可視作為「不用收費的專營權」,方法可供人自由模仿,這更似是一個運動,而不是有組織嚴密策劃的活動。


佔領造成仇恨



為甚麼美國的反恐戰愈打愈多恐怖襲擊?港人或美國人沒有注意此點事實,可能只是因為他們沒有留意中東或中亞的新聞而已。據丕配的分析,最大的問題是美國派兵佔領別人的地方。佔領容易造成仇恨,你佔領時誤殺(或故意殺掉)一個人,隨時可製造出十個充滿怒氣的恐怖分子。十多年前,小布殊把一位1973年便去世的哲學家史特勞斯(Leo Strauss)「追封」為「國師」,因為史氏贊成「先下手為強」的戰略,美國政府可用此為其侵略別國的政策辯解。但史氏同時在其著作中警告,千萬別佔領別人國土,小布殊政府卻對此選擇性地忘記掉。


美國在世界到處樹敵,在其佔領過的地方所造成的血仇既不能解,恐怖分子也不會就此消失。這些恐怖分子就其反侵略的一面有其正義之處,但為甚麼幾乎整個世界一提恐怖分子便同聲痛罵?原因很簡單,無論他們的目的如何正義,但所用的報仇方法累及無辜,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世界人民不能接受他們的行為

 

(晴報 2013-4-19)

4/17/2013

外判制度與分工 (雷鼎鳴)


碼頭工人罷工,引發不少問題可作議論,其中之一是外判制度是否合理?我聽過一種意見,是堅決反對外判,認為是剝削工人的一種手段。


甚麼是外判?在現代生產中,很多產品或服務都十分複雜,其生產過程中,每有一些部分不適宜在原本的公司進行,付錢找另外的公司提供更划算,這便是外判。


大學校園內的外判

舉個例子,大學的核心技能是教學與研究,但要教育出學生或出產研究成果,必須有多種其他的服務或條件配合。教職員及學生需要吃飯,飯堂應由校方提供或應該外判?校方自己辦飯堂不是不可能,但以香港目前的制度,飯堂員工便要像公務員般按級聘請,他們能否為教職員及學生提供比外判快餐廳更為價廉物美的食物,我極有懷疑。若不能夠,學生天天為反對昂貴質劣的食物而示威,豈不糟糕?又例如,校園需要校舍,提供校舍的一種方法是校方有長駐的建築部門,僱用有長期合約的工人隨時候命建造大樓,但沒有建築活動時,他們仍能受薪。


這樣做當然是浪費公帑,納稅人不大罵才怪。更常見的方法當然是大學把建築任務外判給一專業的建築公司執行。


大機構把部分生產工序外判給其他公司,一定是認為後者更有效率,亦即認為後者能夠用同樣的人力物力或成本,可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若非如此,為甚麼不自己包攬?我們也應注意,外判是現代社會才普及的事物,在小農社會,大家自耕自足,你不易找到外判的例子。


外判是一種分工



嚴格來說,外判是一種分工。亞當史密斯在1776年出版的經典《原富》的第一卷第一章,第一句開宗明義便指出,勞動生產力的進步來自勞動力的分工。《原富》最有名的章節之一,是它的卷一第三章,題目是「勞動力的分工受到市場規模的限制」。


說何解?在小農社會中,不可能有太細的分工。一個農夫不但要種地,還要懂得屠宰牛羊,烹調食品,織布造衣等等。假如他搞專業分工較易工多藝熟,效率進步。例如專生產鐵釘,也許一天可生產一千支,一年三十萬支,但在同一村落中,哪裏有人會買這麼多鐵釘?由此可知,若要分工,必定需要市場有足夠大的規模,但市場規模如何才會擴大?


在亞當史密斯的年代,交通發達,例如有水運代替馬車的陸路運輸,才可使自己的專業產品無遠弗屆;從各處賺回來的錢,又可支持生產者到處購買消費品。深圳的大芬村,彈丸之地在全盛期可生產世界六成的油畫,遠銷歐美,這也是市場夠大,可以充分分工的效果。


管理外判靠IT



在現代社會中,交通方便仍是擴大市場的一個因素,但另一重要因素是資訊科技的進步。蘋果的手機電腦等產品,風行世界,但它絕對要倚賴外判。設計新型產品是蘋果的核心技能,組裝機件卻外判給在內地的富士康等公司。


若無外判,蘋果的產品會貴得多,消費者不會高興,它的股東也不滿意,但它的競爭對手卻會求之不得。若資訊並不發達,管理複雜的外判會很麻煩,社會中的分工程度也會受到制約。


我相信外判制度是社會生產中的一種進步,大大有別於小農社會「小而全」自給自足的落後模式。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外判不可避免

 

(Sky Post   2013-4-17)

4/15/2013

香港的工潮會否蓬勃發展? (雷鼎鳴)


戴卓爾夫人去世及近日碼頭工人罷工,都使人聯想到工會及工潮會否在港蓬勃發展。


在上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可能受到共產主義國家相繼出現的影響,工會在西方國家的輿論中頗得支持。但70年代開始,形勢逆轉,此點在英國尤其明顯。在1978年底至1979年初,英國與公共服務有關的工會要求加薪不遂,發動大規模的工潮。一時間,掘墓人罷工,幾百屍體堆積,不能安葬;汽油貨車司機罷駛,油站無油可供;醫院外糾察隊阻礙工作人員上班,醫療服務停頓;街上垃圾無人清理,堆積如山。英國人對此十分不滿,民意大幅轉向,堅決主張抑制工會力量的戴卓爾夫人大受歡迎,終登上首相寶座,至今不少工會人士仍對她痛恨不已,視她為女巫。


工潮不會變得更普遍



回到香港,工潮似乎得到部分社運人士支持,但工潮會變得更普遍嗎?長遠而言,我看機會不大。


從數字上看,香港有大約800個不同行業的職工會,會員人數近數年來都有緩慢上升。2004年工會會員人數佔被僱用人數總數的21%;到了2011年,工會參與率已增至23.6%,共有79.3萬人。但就其政治傾向而言,香港的職工會會員似非激進,與社運人士的部分觀點更是南轅北轍。這79.3萬人中,工聯會會員佔了48%,職工盟則有16%,而所謂建制派的工聯會及民建聯不少支持者可能來自這些會員,他們會與年輕人或社運人士共同搞工潮嗎?

 

我有個習慣,坐的士的時候喜歡與司機說話,他們大多會大發議論,聽其觀點,絕大多數對香港的社運持負面態度。的士司機當然不能代表所有職工,但他們屬中級技術人員,且不斷收聽電台時事評論,資訊發達,其態度值得參考。是否如此,讀者坐的士時大可自己尋找答案。


全球化令工運難蓬勃



工運難以蓬勃的原因其實並不在本土政治,而在國際形勢。近幾十年來,在發達國家工會的參與率都呈現長期萎縮的現象。美國在1973年工會參與率達到24%,但到了2012年已跌至11.2%,比香港前年的23.6%低得多。英國的參與率高一些,但也從1979年的44.8%下降至2009年的22.5%,而且跌勢遠未停止,加拿大及不少歐洲國家都有近似情況。為甚麼會這樣?這對香港有何啟示?


最大的原因相信是因為「全球化」。工會的運作模式,說穿了,不外是製造出一種工人的市場力量(可稱為壟斷力量),迫使僱主就範。但「全球化」卻使到不同地區的工人互相競爭,企業也要面對世界的競爭,消費者的選擇權則大大擴充。某個地方的成本高於別處嗎?生產商不能不考慮轉移陣地,到別處重張旗鼓,減省開支,否則產品在市場中沒有競爭力,消費者會不顧而去。


在這種競爭壓力下,工潮很難得到支持,更談不上有多少勞動市場中的壟斷力量。若有的話,很可能在與政府有關的工會中出現。本地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不用面對境外的競爭,故較易出現工潮。


年輕人,尤其是參與社運的年輕人,會否成為工運的新血?此事也不易。世界各地工會的參與者中,往往以年輕人最少,而且下降最快。年輕人掌握的學識技能較新,容易轉工,工會不易留得住他們。因此,香港的社會雖往往因小事都會劍拔弩張,有利政治活動的出現,但工潮不易普及

 

(Sky Post   2013-4-15)

蓋棺論定戴卓爾夫人 (雷鼎鳴)


戴卓爾夫人已經仙遊,蓋棺論定此其時也。世界主流意見大都對她讚頌欽敬,但亦有英國人為她的離世而歡呼慶祝,並要BBC 播出舊歌來羞辱她。以她如鋼鐵般堅強的性格,若泉下有知,亦絕不會為此兩極反應而對自己的信念有所動搖。她在任內(1979 54日至19901128日)打過大小硬仗無數,戰果足以顯示她拯救了英國的經濟,但同時亦是免費午餐派及工會的天敵。她的上台與下台,都與她的戰鬥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1978 年底至1979年初的冬天,英國爆發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工潮。其時工黨首相卡拉漢本來與工會有親密關係,但因要控制通脹,對公營部門工會的加薪要求不得不加以限制。這便引發了一連串大罷工,路上垃圾成堆;掘墳人不幹活,幾百具屍體在停屍間不能下葬;醫院外工會糾察線使醫療服務停頓;運載汽油的貨車司機罷工,到處油站都無油可供應……;局面變得難以收拾,史稱「不滿的冬天」,但卡拉漢卻似乎不把這當作一回事。

 

在五六十年代,左派勢力抬頭,工會頗受輿論支持,但英國經濟卻往往由工會把持,進退不得。戴卓爾夫人對此旗幟鮮明,大肆鞭撻。一波波工潮愈搞愈烈,人民對工會愈來愈反感,民意轉向,保守黨得到的支持壯大,1979年的大選中它在議會增添了六十二席,工黨卻失去五十席,戴卓爾夫人終登上首相寶座。

 

 

工潮迭起出任首相

 

她上台後乘著不滿工會的民情推動立法,提高進行罷工的門檻,從此,工會若未得工人投票授權,罷工便屬違法。1979年英國工會會員人數高達1321萬,佔勞動人口的44.8%;但到了1990年戴卓爾夫人下台時,工會人數已下降至981萬,只佔總勞動人口的33.9%。因為工潮而喪失掉的總工作天,也從1979 年的2947萬天猛跌至1990 年的190萬天。

 

但要正確評價戴卓爾夫人抑制工會與工潮的功過,我們還須檢視兩個問題。第一是工會的集體行動與組織的工潮是否正義?第二是工會勢力下降,究竟是時勢使然還是應歸功或諉過於戴卓爾夫人?

 

在主流的經濟理論中,倘若勞工市場是自由競爭的話,不同人等的工資會趨向於該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值(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 。換言之,若多僱用一人,他可替僱主生產的價值大於工資的話,僱主會有誘因多聘請一些人,直至最後僱用的一人生產值跌至等同工資為止。同理,資本的回報率亦會等於資本的邊際生產值。著名的歐拉定理(Euler's Theorem) 早已證明,在規模效應或規模反效應在市場壓力下消失無蹤時,上述訂出的勞工工資與資本回報,剛好可把總產值完美地全部分配掉,分配方法且是對稱的,不存在資方剝削勞方或勞方剝削資方。數十年前我初讀這新古典經濟學收入分配的核心理論時,已不能不讚嘆其數學結構的簡單優美。但要注意,此結果所需的條件是市場競爭。

 

 

壓抑工會態度堅決

 

工會與常隨之而來的集體行動是一種壟斷力量,主要目的是要把薪酬推高,若是薪酬高於工人的邊際生產力,這便是對資方及消費者的一種剝削。美國底特律的普通汽車工人年薪及福利可達15萬美元,正是這現象的表表者。同理,僱主之間的組織也可能具備壟斷力量,若他們有密謀不理市場競爭力量,共同壓低工人薪酬,則可視為剝削工人。若是工人有工會,僱主有僱主聯會,最後薪金與資本回報率是什麼,是否符合競爭市場的水位,這完全取決於雙方的議價力量;但結果多數與市場所定價位不符,並不理想。由是之故,我一向不認同工會與僱主聯會的存在價值,兩者都批評。

 

在戴卓爾夫人所面對的英國勞動市場中,工會顯然有巨大的市場力量。工會人數幾乎有總工作人口的一半,而且在某些行業,非工會會員根本不被允許工作,稍作幫忙也受禁止,「不滿的冬天」當中所顯示出工潮對社會的破壞力,在在使大部分英國人相信戴卓爾夫人抑制工會的政策與立場是正義的。當然,參與工潮的工人不大可能認同此點。

 

但戴卓爾夫人任內工會人數急劇下降只是她的「功勞」嗎?她反工會的堅決態度及策略,歷史不能抹煞,但我們也應注意到工會力量減退,正是多個發達國家的大勢所趨。1990年英國仍有981萬工會會員,但跌勢不止,到了2009 年人數已下挫至705萬人,佔勞動力的22.5%。工潮所造成的工作天損失,亦繼續跌至45.5萬天。在美國,此種跌勢也極其明顯,198023%的勞動力是工會會員,經過連年下降後,到了2012年只剩下11.2%,工會力量只在個別行業內才起作用。

 

為什麼工會力量會減弱?這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企業與工人都要面對全球的競爭,你的人工比別處高嗎?買家隨時可轉到別國買貨,工會就算有本土性的壟斷力量,但卻不能在全球壟斷。最近香港工潮中,正有不少人擔心將來貨運業務會轉至內地其他口岸。以數據而論,工會能為工人帶來的「紅利」亦慢慢萎縮。1995年英國工會會員平均薪水比非會員要高25.9%,但到了2011年已降至18.1%。這「紅利」是否真實也說不得準,工會會員多數年紀較大經驗豐富,他們較高薪,並不全部因為是工會會員之故。

 

 

削減開支經濟有增

 

由上所述,戴卓爾夫人只是順著國際大勢削弱工會的力量而已,當然她的作用也是不可磨滅的。不少人認為她拯救了英國經濟,她尚有其他什麼「貢獻」?

 

有兩個指標是很有用的。第一是政府的開支。在198081年度,她剛上任後,英國公共開支佔GDP的比例是47%,戴卓爾夫人雖努力通過私有化等手段壓縮政府規模,但阻力重重。在198485年度,這比例仍佔47.4%,一直到她下台時的1990 91 年度,公共開支才跌至佔GDP 39.1%。

 

第二個指標是 GDP 的增長率。她剛上台時的 1980 年,英國仍在衰退,GDP 負增長2.08%。戴卓爾夫人花了幾年時間才扭轉乾坤,198085GDP平均每年增長只得2.12%,但到了198590年,增長率已上升至每年平均3.32%,這結果可說明,增加政府開支不見得有利於經濟,戴卓爾夫人做到了削減政府開支的同時,還有更好的經濟增長。此外,她把21%的通脹率也控制住了。

 

有人說她放寬了對銀行業的監管,因而埋下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種子。我們只要檢視歷史,便知此說極不準確。在1986年戴卓爾夫人的政府的確有引入一些新規則,對倫敦股票交易所放鬆了一些不必要的束縛,但其主要項目不外乎是引入電腦交易使過程現代化,拆牆鬆綁使外國公司也可買下本國公司,將經紀與他們之間的中介人公司所存在的一些障礙廢除掉,有利日後發展多元化的銀行服務,又容許股票佣金收費靈活一點,以提高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這些措施被稱作「大爆炸」(Big Bang) 使到倫敦的金融業務競爭力大增,但與多年後的金融危機基本上風馬牛不相及。

 

我以前多次說過,美國政府替房利美房貸美包底所產生的道德風險是造成次按危機的根源。投資銀行的股權極度分散,沒有大股東老闆去守護銀行利益,是使到交易員不計風險胡亂投資的基礎。包括佛利民等在內的經濟學家一直都認為金融業與銀行業要有適度的政府介入,例如貨幣量要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中央銀行有責任要扮演最後信貸人角色等等皆是。戴卓爾夫人對政府的正確角色並無破壞,但卻使倫敦日後成為了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華爾街的國際性比不上倫敦)。

 

在金融銀行業中,戴卓爾夫人對英國尚有一重大貢獻,便是反對英國加入歐羅區。

 

把不同國家用統一貨幣綁在一起,但又容許她們有各自的財政政策,喜歡作大花筒的便大花筒,出事後別人怕歐羅崩潰不得不打救,這自相矛盾的制度所衍生的亂象今天已在歐債危機中暴露無遺,足證當年的戴卓爾夫人雖非經濟學家,但經濟的直觀能力超卓。

 

導致戴卓爾夫人下台的是她的「人頭稅」(Poll tax) 她推出這個稅項,以代替房屋的「差餉」。後者與香港的一樣,稅額視乎所擁有房屋名義上的租金是多少。「人頭稅」古已有之,是向每一成年人徵收固定稅款,但低收入家庭的稅款可以減低。稅款多少由地方的委員會決定,收入也只是用來支付地區服務的費用。戴卓爾夫人「人頭稅」背後的理念其實是港人所熟知的「用者自付」,公民享受公共服務的同時,有義務要繳付開支,但在吃了幾十年免費午餐的英國人心中,這不一定能夠接受。

 

 

痛恨懶人終生奮鬥

 

在執行時技術上也出現問題,一些地方委員會飛擒大咬,徵收的稅額過高,也有人隱形失蹤以逃避交稅,致使別人要負擔更重的稅。政策背後的理念就算如何正確,細節出了問題,一樣會被人抓著痛腳肆意打擊。戴卓爾夫人被保守黨人叛變,惟有下台。

 

戴卓爾夫人的核心信念是什麼?她是一個對道德風險有深刻認識的人。電影《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傳》有段對白對此有很精準的概括。在內閣討論「人頭稅」的存廢時,她說:「若要在這個國家生活,你必須為此特權而付出代價,付出多少也要付出!若一點也不付,你不會對任何問題加以理會」;「就算街上垃圾成堆」,「你只會認為這是別人的問題、政府的問題!」她接著訓斥那些想在「人頭稅」問題上讓步的同僚:「你們從來不用為任何事而奮鬥,你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別人給予的──正因你們心中為此歉疚,所以你們才不敢對抗他們。」「我要代表所有靠自己殺出血路的人正告你們:我們痛恨那些懶人,那些只想取得好處而從來對社會不作貢獻的人!(要這些人交稅)我們絕對不會感到道德上有所虧損!」電影中的戴卓爾夫人確是一個深刻的人性觀察者。在香港最反對免費午餐的,往往不是商界,也不是從來未捱過苦的年輕人,而是經歷過獅子山下歲月奮鬥而上的市民。

 
(HKEJ  2013-4-15)

4/12/2013

從「治大國若烹小鮮」說起 (雷鼎鳴)


習近平上月出訪俄羅斯、南非等金磚國家前,用「治大國若烹小鮮」一句概括他的治國態度。


這名句出自《老子》六十章,表面上義意不明確,但歷代精研《老子》的經學大師,大都明白它是老子「無為而治」學說的表述。烹煮小魚,不宜隨意翻動,否則容易把魚肉搞爛,治國亦然:政府多作干預,胡搞一通,不會有好結局。例如《詩經》毛傳,魏經學家王弼等對此句都有近似的詮釋。


「國進民退」不利經濟發展

閱讀內地的一些評論,指習近平是在強調做事要小心謹慎,這是沒有學問的觀點,反倒是北大管理學院前院長張維迎老弟能正確解讀《老子》原意。


自改革開放以後,在經濟領域上,政府確有走放權路綫。在80年代初,中國99.5%的工業生產掌握在國企(76%)與集體企業手上,今天各種國企的產值已跌至GDP的兩成左右。不過,近五、六年來「國進民退」似有復辟的迹象,這對中國的長遠經濟發展不會是好事,若習近平真的能貫徹《老子》之意,中國會更有能力推動經濟。


與「烹鮮」有淵源



我與《老子》這段說話頗有淵源。20年前的春天,我在開宏觀經濟的博士生課,有天,有位旁聽了整個課程的年輕人在課後對我說,他受林行止所託,想找我替《信報》寫專欄。這位年輕人是陸啟明,原來是林行止姨甥。我一聽之下,大驚失色,我用慣數學工具,十多年未用中文寫作,如何能每周寫一專欄!後來思前想後,找來科大一班同事,包括鄭國漢(今天科大商學院院長)、陳家強(今天的財經事務局局長)、張介(今天港大商學院院長)、魏國強(我校的股票分析名家)與練乙錚(今天的媒體名人),當時各人寂寂無聞,但我卻深知大家實力。商議結果,每人一月一篇,輪流而寫,專欄正是取名《烹鮮集》,憑欄寄意,當然顯示出我們十分欣賞《老子》的思想。後來該欄各同事的文章對香港的政策發展有輕微的影響力,在港英年代,這幾乎已可被認為是奇蹟。


最喜歡《孫子》《老子》



就我個人而言,《孫子》與《老子》是我在先秦古籍中最喜歡的著作,二者都充滿辯證法思維。「陰陽」、「主客」、「敵我」、「虛實」、「剛柔」、「行止」等近70個辯證詞組在《孫子》中出現;《老子》中也有「生死」、「吉凶」、「榮辱」、「巧拙」等40餘個辯證詞組,而且二書對世事的分析都極為冷靜,《孫子》更閃耀着從生死存亡的實際戰爭中所磨練出來的智慧,可算是行為科學的鼻祖,某些論斷,使人驚嘆。兩本書顯然有關連,但我更喜歡《孫子》。


《孫子》與《老子》誰先誰後是歷史疑案。照內容來看,《老子》有吸納《孫子》思想的可能性較大,但有傳說老子其人比孔子更早,若是如此,當然老子不可能「抄襲」孫子。

 

去年才在九五高齡去世的先師史學泰斗何炳棣,在晚年有三篇關於二書誰先誰後的考證。我與香港幾位經濟學界的朋友都讀過何師「中國通史」博士班的課,得其厚愛,一生受用無窮。何師仙遊後,其公子託人帶來《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的刊印本及手寫修改意見,再讀其書,深感其推理的細緻綿密,當中精微處更勝福爾摩斯破案的推理。炳棣老師所用多條綫索之一竟是把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往上八代的師承都找出來,而司馬談的絕學正是「黃老之學」。結論是《老子》乃戰國時所作,晚出於《孫子》。香港的年輕人若想對世情更加了解,也許不用考究二書誰先誰後,但深度閱讀它們,絕對值得

 

(Sky Post    2013-4-12)

4/10/2013

信任與談判實力 (雷鼎鳴)


2017年特首普選,泛民說要有「真普選」,反對預先篩選,中央政府卻認為《基本法》已言明它有委任權,而委任權意味着它有權不做「橡皮圖章」,不是愛港愛國及對抗中央的,它不會接受。有此矛盾,要避免僵持,港人有必要思索我們要求甚麼?甚麼可行?甚麼不可行?如何才能為港人爭取最大利益?


特首可痛罵共產黨?

一位泛民領袖人物在一英文的電視訪問中說,民主派不是要特首對抗中央,但是特首有權利在中央領導人面前要求他們放棄一黨專政!


這是很孩子氣的訴求。在泛民眼中,中央政府的形象不外乎以下二者,或二者之間的任何一點:一是中央政府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專制組織;二是嚴父威權主義(paternalistic authoritarianism)的政治實體。若是專制組織,你要它委任一個有權叫自己下台的人當地方官員,豈非使人笑掉大牙?若是嚴父威權組織,它會把你看成是無知小兒,提出上述要求就如邀請它摑你一巴掌。部分泛民的幼稚病使人驚訝。從鄧小平開始,中央政府過去多次表明,在港痛罵共產黨是可以的,過去十多年港人的確有此自由,但行政長官不行。這正如美國人可公開大罵總統,但後者委任的內閣官員,卻無此自由,除非他想被炒。喬曉陽公開設下底綫,正是管理預期的策略。


有人以為「佔領中環」的運動威力大如核彈,可以迫使中央就範。在公司收購合併理論中,的確有用「毒丸」策略去阻止敵意收購。反對收購的人可以擺明車馬,你一收購我們便要破壞公司,吞下毒丸,死給你看,收購者權衡利益或許會打退堂鼓。但此策顯然不適用,從中央角度看來,「收購合併」早已完成,特首委任權若成橡皮圖章,等於失去對香港主權,情況更壞,所以不能讓步。


說「佔領中環」運動就算難以成功,起碼也可用作討價還價籌碼,在別的項目上得到更多對港有利的承諾。這是對國情無知的一種幻想,若要有效,必須對手處於弱勢才可能。1990年香港的GDP是中國的25%,去年已跌至3.1%,若把物價差別也計算在內,香港GDP已不足中國的2%。內地精英不見得都熟悉這些數字,但數字所代表的現實早已起到作用。我在內地與各種人物交流意見的經歷不知凡幾,早已感到香港地位已跌至四腳朝天。在經濟、教育、電影等等項目上香港仍稍有地位,例如無綫的劇集在內地便頗有粉絲,但在政治問題上,內地人只是把香港看成是邊陲小鎮。在撰寫《基本法》期間,中央在一些權力問題上也是寸步不讓,何況現在香港是弱勢?


中央對港的判斷也許如此:「大部分港人愛國愛港,但反對勢力也十分猖獗。」此類判斷不見得準確,但中央必定預留足夠的安全系數,才敢在港搞完全公開的特首選舉。它愈不放心,便愈不會有所謂的「真普選」。


香港現在需要降溫


一套多年前的電影叫《驚天十三日》,講述60年代初,美蘇在古巴的核彈危機。當年此事的確十分危險,隨時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所以雙方都極力克制並力圖解讀對手任何微小動作的意義。在劍拔弩張的條件下,一個誤判,隨時可帶來核戰。今天香港的情況也已經有點劍拔弩張,此種情況可以非常敏感。例如,揮動龍獅旗在港人看來,可能只是少不更事的一些小朋友作為,但中央卻可能問,為何如此大逆不道的動作香港的媒體還似乎認可?那只會火上加油,使中央更相信「真普選」並非時機。一些小朋友跑到街上示威,絕不會改變中央的決定。


香港現在需要的是降溫。中央在港過去推動溫和政策,當年姜恩柱時期的中聯辦幾乎隱形,但得不到中央希望的效果。現在強硬路綫已抬頭,雙方更缺乏信任。沒有信任的基礎,誤判對方意圖的機會容易出現。港人早應出來搞降溫,中央也宜對事態更小心研判。「佔領中環」與此背道而馳。


港人要爭取更多對己有利的政策,這是無可厚非的。但除了要小心言行,避免發放錯誤信息外,更重要的是增強本身的實力,在談判中才有可為。香港的GDP跑得愈來愈慢,已是回天乏術的現實,但香港仍有機會發展出多項不可取代的,對中國經濟有極大貢獻的行業,金融業正是其中一個。


港人把思維精力放在經濟發展上,既有利於本身及內地的經濟利益,亦可強化香港在政治上討價還價的能力,這才是智者之選

 

(Sky Post  2013-4-10)

 

 

 

4/08/2013

特首的選舉與委任制度 (雷鼎鳴)

經濟學的核心分析方法是把自己代入到分析對象,看看他(們)面對着甚麼制約,追求着甚麼利益,從而推斷出他們會有甚麼行動。倡議「佔領中環」的人士,對手顯然是中央政府,若誤判這個對手的思維邏輯,容易造成盲動冒進,普選進程更可能被拖慢。

中國的官僚架構,自秦始皇開始,是建基於層層委任的郡縣制,至今仍無大變,其維持中國大一統的行政效率,在近代以前無人能及。先師顧雅理(Herrlee Creel)教授是先秦歷史的專家,也是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的導師,曾在這方面有過極深入的研究。我相信委任地方官員的思維,早已植入中國文化的基因中,現今中央政府對此是深信不疑的。但《基本法》明明寫下特首要由選舉誕生,而中央又有委任權,這有沒有矛盾?要知道委任權不等於橡皮圖章,我們很難說中央無權事先聲明哪些人無資格被委任。


一流大學採混合制

要了解委任權與選舉權並行運作時會產生甚麼情況,我們應參考實例。讀者可能不知,委任與選舉的混合制正是世界各一流大學制度的特徵,經過一兩百年的歷練,其制度早已成熟,有經驗的學界中人大都知道大學的權力如何分配。

大學的基層單位是學系。頂尖大學都實行「教授治校」,系內及校內其他層次的管治決策,多會由教授組成的各種委員會以民主投票的方式作出,但系主任或這些委員會成員誰來出任,卻是靠委任。有極少數大學的系主任是由系內同事投票選出,校方不會說不,但這絕非主流。更常見的是系內同行,或有他們作成員的遴選委員會推出一人選,再由校方管理層委任。一般情況下,校方管理層都會接受建議,委任這人選,但管理層絕不會把自己看作是橡皮圖章。我經歷過的一些例子,都足可說明此點。


委任權凌駕投票權

我在美國教書時,所屬的經濟系曾經十分優秀,獲得諾貝爾獎香港人熟知的高斯(Ronald Coase)也曾經在那裏任教。但後來一些資深教授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竟然分成兩派,僵持不下,誰當系主任都遭另一派「柴台」。校方也算果斷,索性派人來接管,我們便進入receivership時期,然後再由校方主導,委任了一位校外人士作系主任。有此經驗,我深明辦公室權力鬥爭之為禍,故在科大經濟系一直對此類鬥爭消滅於萌芽狀態,至今仍然能保持系內和諧。

又一例子。當時我校本來有個統計系,但不知何故,校方要殺系,把未得終身教職的教授都炒掉,資深教授則流放到醫學院中去。不要以為這是個別學校的事,芝加哥大學的地理系,在我讀書時,全美排行第一,但校方後來把資源重新配置,索性取消了這個系。由此可知,在選舉權與委任權並存的美國大學中,校方一般會接受教授的投票權,不會用委任權去凌駕它,但若校方認為有必要,委任權絕對可凌駕投票權。

從以上所述,我們可得甚麼啟示?第一,有委任制的選舉制,其實最多是一種鳥籠民主,但這是《基本法》所規定的,港人不少都有美麗的誤會,不明此點。第二,鳥籠大一點還是小一點的民主更好(世上沒有無限制的民主),這是見仁見智,不同情況有不同答案的問題,但學術界中系主任單靠選舉而校方無委任權的,我想不起有哪一個能夠保持卓越。第三,不要幻想擁有委任權的中央政府會放棄委任權,大學也不會放棄這權力,何況中央政府?各學系若要得到更大的自主權,只能靠實力及表現。一個擁有多個諾貝爾獎的學系,校方哪會動它?

香港如何才能爭取到話事權,下次再談,但絕不是靠「佔領中環」此種蠢事

(Sky Post  2013-4-8)

4/05/2013

「佔領中環」是否合乎道德? (雷鼎鳴)

「佔領中環」最可被詬病之處是籌劃者用損害無辜者利益的手段去達到符合他們意識形態的目的。中學時有位同學們無不尊敬,學問極深的老師鮑善能神父,記得他有次在黑板上寫上:「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目的不是替手段辯解的理由)。此句擲地有聲,我不敢或忘。歷史上及當今世界上,有哪一幫政客不把自己的理念說成如何崇高,但我們要判斷時,只能用其行事手段是否合乎道德作根據,否則,若是活在希特拉不擇手段的年代也會受他騙了。


真正的公民抗命

「佔領中環」的籌劃者說要用這枚「核彈」迫使中央就範,但又說要用愛用和平搞這運動,這是很使人啼笑皆非的說法。我在周三本欄中已粗略而保守地估計過,這運動若成功癱瘓中環,每一天替香港造成的財富損失起碼16億元。我們若看到有人載歌載舞,笑臉迎人說要用愛與和平去感化別人,接着便燒掉我們的房子,摧毀我們的財富,尚要我們支持他們,這不是荒誕劇才會出現的情節嗎?

說這是公民抗命,合乎道德。沒錯,若有人為了崇高目的,反對惡法,的確在道德上並無虧損。但真正的公民抗命絕不會把無辜者的利益拿來作賭注。甘地反對英國的殖民統治,但他用的方法是和平的絕食抗議,並無破壞別人的財產。若香港有人仿效,發動萬人在並不阻街的某某公園,或深山中絕食爭取普選,那麼,他們必會得到很多港人的尊敬,這才是純粹的公民抗命,傳媒不會不報道。

搞革命算不算公民抗命?在港搞革命雖很難得到市民認同,但在道德上這可能比「佔領中環」更易站得住腳。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明刀明槍的用暴力推翻你的政權,你所訂下的法制革命者一概認為是你維護統治的工具,不予承認。革命若是失敗,革命者早已預算了會殺身成仁。若是成功,多是因為人民認同其符合他們的長遠利益,所以支持。我們可以不認同在港搞革命,但我不會它不道德。


無授權機制

有人認為「佔領中環」符合香港長遠利益,所以應該支持。社會中當然有人相信這運動能帶來長遠利益,足以抵銷其打擊生產所帶來的影響。但我們不要忘記,很多人,特別是受害人,對此不會認同。他們就算認同普選,不等於認為「佔領中環」這手段能起到積極效果。要維持運動的道德高地,參與者有必要用真金白銀補償無辜受害者的損失,每位參與者每天要先付出16萬元的破壞補償費,否則一切都是自說自話。

若「佔領中環」有真正的民意授權,得到絕大部分港人不計損失的支持,那麼這運動也可能勉強說得過去,但現時報道中所見的多少「部曲」卻顯然沒有授權機制。
主事者說會參考耶魯的艾卡曼(Bruce Ackerman)等人提出過的「商討日」讓一批人參與詳細討論普選的訴求細節等等,然後再用電子投票的方法去取得民意授權。我不認識艾卡曼,但他的夫人Susan Rose-Ackerman卻是研究貪污的專家,是我同行朋友。艾卡曼的方案合理得多,他找人來「商討」,不是隨便找的,是要嚴格用隨機抽樣的方法邀請加入,在統計學意義上,這才有代表性。但「佔領中環」者所搞的,卻顯然沒有用隨機抽樣,來的很可能只是「自己友」不認同他們的,也不會參與電子投票。此種「授權」豈非自欺欺人?以後罵別人小圈子選舉時還能底氣十足嗎?

爭取普選是好事,但用笨方法卻會起破壞作用。我交遊狹窄,朋友多是溫和中產及學界中人,大家談起此事,大都搖頭嘆息,有些更破口大罵。有些報道似乎要說此事得到溫和中產的支持,我只能大表懷疑。但香港是否無路可行?我從來都是樂觀主義者,路應如何走,下周再談

(Sky Post  2013-4-5)

4/03/2013

「佔領中環」要賠償多少? (雷鼎鳴)

近日,香港媒體中重要話題之一是明年「佔領中環」的計劃。若細看各報章及其他媒體的立場,當可發現主要是兩份報章,某些電台節目及網上一些言論在熱炒。據我觀察,學術界對此事仍頗為冷淡,將來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不支持「佔領中環」

近大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學中出現了大量用高等數學對民主制度深刻的研究。從這些結果中,我十分了解民主的局限性,但卻從來認為民主利大於弊。早在十年前,我已撰文主張2012年便應有特首普選。不過,無論目標是多麼的高尚,我們也要注意所用的手段是對是錯。我不認同「佔領中環」運動策劃人所倡議的方法,說得白一點,這是損人利己又無機制得到民意授權的方法,邏輯不通,我不會支持。

「佔領中環」運動的對手顯然是遠在北京的中央政府,而不是香港政府,但受害人是誰?主事人認為這運動是一枚核彈,不容對手不嚴肅考慮後果。我們先不爭論核彈一是否誇大其詞,但這比喻的確不倫不類,使人聯想到荷里活的一些電影。在這些電影中,我們往往見到一些恐怖分子得到一枚核彈,要美國政府做這做那,否則會炸掉某一城市。面對這核威脅,美國政府當然不能不加理會,最後某某英雄人物破壞了恐怖分子的大計,人民得以保住性命。

這運動的受害人是中環人,也包括其他受影響的港人。他們損失多大,我們有必要算算帳。


運動絕無核彈威力

籌劃人最初的意圖是說要用一萬人「癱瘓」中環。我不明白中環這麼大,如何能用一萬人去「癱瘓」,起碼總也要一、二十萬吧?現在他們較為面對現實,說不會真的「癱瘓」,也會留些緊急通道等等,但為了分析其概念,我們大可先假設他們真的能成功封鎖了中環,連港鐵也要暫停,大家不能上班;況且我們也不能排除,有其他激進分子利用此事把影響面擴大。

香港的GDP每年約二萬億港元,中環是香港經濟的命脈,我們可保守地估計五分一的財富,亦即四千億元在此創造。假設一年有約250天工作日,那麼,中環每天創造的財富便起碼有16億元。如果中環真的能被「癱瘓」一天,港人(特別是中環人)便要損失16億元,大家若平均分擔,不一定肉痛,但同樣地,中央政府更無切膚之痛,運動也絕無核彈的威力。所以「佔領中環」若要真正發揮力量,必要曠日持久才行。我們姑且假設它需要50天吧,這比起去年仿效「佔領華爾街」而佔領豐銀行樓下多月而無人理會,50天也許尚不足夠。


用別人財富作賭注

說回來,冤有頭債有主,每天16億或50800億的損失誰來補償?運動籌劃人表明是「博拉」,但港人與他們本來無怨無仇,不會太着意他們是否被捕坐牢,更實際的是要他們賠償損失。若一萬人參與運動一天,平均每人造成的損失便是16萬,更合理的處罰方法是每一天癱瘓要每人罰款16萬元或以上,50天便要800萬。若多些人參與,例如有10萬人,每人每天所交的罰款可相應減少至1.6萬元,大會自己主動先收取參與費再交給政府也可以,找支持者捐助也可行,但若用別人的財富作賭注,這是那門子的公義?

上述所建議的當然不會發生,主事者認為他們要和平示威,這是對的,但我們也反可過來解讀他們是要爭取同情,不打算提供任何對受害人的賠償。我不由想起被認為是魯迅遺言的一段話:「損着別人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們接近。」

篇幅所限,後天再續

(Sky Post   201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