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的國際博弈 (雷鼎鳴)

近日中國倡導設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出現突破性的發展。美國一直阻撓其盟國加入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 對南韓及澳洲施壓尤重，但不料其老朋友英國突然於3月13日申請加入，接着法國、德國、意大利、盧森堡及瑞士亦紛紛遞交申請；本文執筆時，南韓與澳洲均已表明會再次考慮於3月31日死線前是否也會加入。美國顯然遇到了一次嚴重的外交挫折，其經濟圍堵中國的策略出現重大缺口，將來的歷史記載也許會把此次事件視為美國經濟霸權衰落的里程碑。

 

亞投行是怎麼一回事？其意義為何？2013 年10 月2 日習近平訪問印尼時首先提出這個概念；去年4月10日博鰲論壇期間，中國財長樓繼偉更進一步透露，中國要推動建立一個投資於亞洲基礎建設的信託基金；其後於10月24日有21個亞洲國家在北京正式簽署成為第一批創始成員國；接着印尼、紐西蘭等5個國家又再加入，到本文執筆時，亞投行已有33個成員。

 

中國坐擁最多外匯儲備

 

亞投行的法定資本是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的目標為500億美元，實際已繳資本為認繳資本的20%；中國不但是倡導者，也是明顯的大「股東」，預計一半資金來自中國，按照國際上多邊關係銀行的慣例，中國的投票權及話語權無疑地會最大。又因其資本總額在起步時已將高達1000億美元，而日本及美國主導性質相近的亞洲發展銀行（ADB）在經過多年經營及資金擴張後，資本總額才達1650億美元，亞投行未來大可與ADB 分庭抗禮；其實，ADB 批出的借貸並不算多，從1973 年至今，只共貸出稍多於500億美元。亞投行成立後，將來預計可用貸款、股權投資及提供擔保等形式振興在亞洲的交通、能源、電訊、農業和城市等發展。

 

為什麼多個亞洲國家及區域外的國家都一窩蜂似的視美國如無物般加入亞投行？亞洲與歐洲國家加入的誘因應有所不同。ADB 在2009 年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從2010年至2020年，在基建、能源、通訊等項目上，亞洲需要約8萬億美元的投資，亦即每年的投資需求近8000億美元。ADB的財力遠遠不足以應付此等天文數字的需求，世界銀行行長金墉（美籍韓裔人，世銀行長必為美國人、ADB 行長則必為日本人）去年7月亦曾指出，全球的發展國家每年起碼要1萬億美元的基建投資，而私營金融機構對基建項目每年只能提供1500億美元的資金，亦是杯水車薪。有如此巨大的資金需求缺口，而搞基建又是各國推動經濟發展的先頭部隊，亞洲諸國怎會不歡迎成立向她們提供低息借貸的亞投行？中國是世界上坐擁最多外匯儲備的國家，最有能力提供資金，坐上盟主之位毫不出奇。

 

但歐洲幾個國家，甚至是澳洲、紐西蘭等國為什麼也對亞投行感到興趣？亞洲的基建不會直接促進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但卻大有可能方便了國際貿易，這些國家也可間接受惠。不過，此等間接利益似不足以使她們違抗美國的指示，所以她們應另有盤算。對率先「叛變」的英國而言，她尚有其他的利益須要考慮。首先是英國極想保障倫敦可成為亞洲以外最大的人民幣交投中心，英國若是看好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前景，甚至在將來取代美元的地位（需時可能很長，但機會不低），便不會願意得罪中國，加入亞投行是順水人情。其次是英國頗有意圖在亞洲推銷新一代的核電設施，倘若加入了亞投行，在引導有關國家投資取向時，就算跟足亞投行的指引，也不難找到含蓄的但對己有利的方法。其實亞洲既有如此龐大的基建投資需求，正是商機無限，英國若非亞投行成員，在爭取這些投資項目時，便易變成局外人，吃虧是可以預料的。其他歐洲國家或澳洲恐怕也有此考慮，對每年8000億美元的商機垂涎欲滴。我們不應忘記，參加了亞投行意味着也要付出資金，付出愈多，影響力便愈大。這些資金理論上有利息回報，但利息恐怕會低得很。不過，付出一點資本便可爭取重大商機及改善與相關國家的關係，除笨有精。

 

美國錯判形勢

 

美國今趟如此失威，是錯估形勢，咎由自取。美國過去一直教訓中國，要她負起更多國際責任，現在中國眼見亞洲諸國欠缺基建投資的資金，把自己辛勤累積的外匯儲備拿一部分出來，正是盡了大國的責任，但美國卻是葉公好龍，反而大加阻撓，看在急需這些資金的國家，甚至是美國盟國的眼中，不難得悉美國是說一套做一套，口中說歡迎中國崛起，但骨子裏卻是在經濟及其他領域內積極圍堵中國。當然，美國阻撓行動的真正原因是害怕中國在亞太區的影響力增加，威脅其霸主地位，但和平的亞洲對基建有實質而強大的需求，美國又力不從心，不能提供足夠資金，自然被人置之不理。

 

中國方面，這次卻是漂亮地勝了一仗，使我們對其謀略不能不另眼相看。中國推動了金磚銀行後，又推出亞投行，背後實有一系列重大政策目標。

 

美國口頭上雖一直否認，但其遏制中國的策略，卻已是路人皆見。在經濟範疇上，美國最明顯的手段便是加入並主導了《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奧巴馬在今年1月的國情咨文演說中便明言，亞洲是世界增長最快的地區，美國要在此按照自己的意圖寫下遊戲規則。TPP的整個設計，便是聯同日本，千方百計把中國排斥在外，孤立中國。在軍事上，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偏幫日本，並在亞太地區布下重兵，已是不在話下。中國要維持經濟發展，須要保持國際貿易的暢通及保證能源運輸的安全，反制美國圍堵的方法之一，正是推出「一帶一路」策略，在陸路上建公路、高鐵，經古代絲綢之路打通中亞細亞，直達歐洲；海路上則以鄭和船隊航線為參考，與亞非等國建立海上運輸網絡。

 

不過，不少亞洲國家基建設施仍甚落後，甚至碼頭港口也不甚發達，中國若要打通「一帶一路」，不但要自己搞好基建，還要幫助其他國家改善其運輸能力，助人等於助己，所以中國有重大誘因樂見亞洲國家能把基建搞好。

 

香港金融業有貢獻能力

 

對中國更加有利的情況是中國能直接參與這些國家的基建項目，因為這樣等於替自己的企業提供商機，事成後還可方便她們與中國多做生意。中國的高鐵技術在世界上已處極具競爭力的領先地位，亦有技術替人建造港口碼頭，通訊技術亦不錯，但在輸出這些技術時卻時有遭到挫折。墨西哥去年反口不再要中國建高鐵，今年替斯里蘭卡建碼頭的項目中斷，不能不使中國重新評估國際上的投資形勢。別人中止與中國的協議，往往是因為其本土政治，但中國尚不懂利用國際上高標準的投資準則、環保準則及做好當地社會反應的評估，也是重要因由。但若有了亞投行，並乘機吸納了國際上的高標準守則，反而可使自己希望輸出的基建項目得到更高級的國際專業認可，投資的安全性能得到更可靠的保障。就算某些國家不購入中國的基建技術，把項目給予別國，中國也一樣可以獲取利益，別國基礎設施改善，可方便中國與她們進行貿易，中國市場可因而擴大。

 

亞投行可為中國輸出的基建項目提供保護傘外，亦可幫助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上的話語權。美國在二戰後能在世界上佔據霸主地位，其軟實力居功甚大，而軟實力中，又以其控制國際金融架構最為重要。在世界上，投資銀行往往可左右某些國家的經濟存亡，而投資銀行正是美國的「國技」。不但如此，世銀、IMF、ADB等機構，美國的影響力正是無遠弗屆。中國要建設軟實力，第一要旨便是在國際金融上按自己意圖寫下利己利人的遊戲規則，建立亞投行正可給中國提供這樣的一個機會。

 

把人民幣發展為國際儲備貨幣是符合中國利益的方向，亞投行對人民幣走向國際化可起到促進作用，如果某國要購買中國的基建，只要中國指明要用人民幣付款，該國自然要積累並持有足夠的人民幣。

 

從上可知，亞投行可替中國達成多個政策目標，突破美國的經濟圍堵，這也難怪美國如此緊張。但中國既然擁有巨額資金，不少國家亦求財若渴，美國要擋也擋不住。至於香港，對此國際局面的轉變，最適當的做法是順其勢找尋商機，今年預算案中財爺提出要積極研究加入亞投行的可行性，這取態是正確的，香港在基建上似無優勢，但在金融業上也許有貢獻的能力。不過，香港不是國家，別國是否接納香港，還有待觀察。

(信報   2015-3-24)

李光耀是真正的經濟學家 (雷鼎鳴)

李光耀逝世，蓋棺論定，世人對他徹頭徹尾的務實主義，讚譽還是遠多於貶抑。從電視所見，新加坡人民對他緬懷之情，記憶所及，只有1976年周恩來與毛澤東離世時可相比擬。年輕人若不知道，找年紀大一些的一問可知。

我是十分佩服李光耀的，1998年他在港接受了一個文學團體頒發的傑出華人金龍獎，不知何故，我同年也獲頒此獎，敬陪末座，與有榮焉，但當然他貢獻之大，不是我輩可比擬。李顯龍說得對，李光耀便是新加坡，要客觀評價他，必須研判他在新加坡建立的功業。

50年間實質GDP擴充38倍

新加坡的經濟的確有亮麗成績。從1965年至去年，當地實質GDP擴充了38倍，去年的人均GDP比起香港，用官方滙率計算，高出了41.6％，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則只高出18.4％。不過，港人也不用就此便認低威，我們也要搞清新加坡付出了甚麼代價才達此成績。

李光耀經濟政策的第一特點，便是通過中央公積金等手段推高儲蓄率。
去年新加坡的國民總儲蓄佔GDP的48.2％，在世界上與中國是叮噹馬頭。如此高儲蓄意味着資本積累可以十分迅速，日久有功，人民可變得十分富裕，經濟水平也可被有力推高，但高儲蓄也等同人民沒有多少錢可用作消費。2014年新加坡人民收入雖比香港高，但人均私人消費只有20,684美元，比香港的26,281美元低了21.3％，兩地人民生活水平誰好誰壞，見仁見智。

不過，有一點卻是明顯的，新加坡90.3％的人口住在自置物業，而且樓價比港低得多，其成功之處，是過去幾十年來，該地用在建築房屋的投資按人均計算，幾乎是香港的兩倍。

反觀香港，建成的樓宇總樓面面積，人均計算遠低於新加坡，缺乏供應才是香港樓價高的真正原因。

過度補貼新興產業 揠苗助長

新加坡與港的工業政策亦頗有不同。李光耀一直強行推動產業升級，政府補貼某些它認為有領先意義的新興或高科技工業，但在頗長的時期內，這些行業過於超前，政策變成揠苗助長，不少經濟學研究便發現，新加坡生產效率的進步十分緩慢，連香港也比不上。

重視教育 積極吸納海外人才

不過，李光耀並非省油燈，他極重視教育，在他的認可下，近年新加坡在海外大規模招攬人才，對內地學生尤其積極吸納，並鼓勵他們留在當地工作。此等主動出擊的積極人才政策，倒過來又逐漸使到它本來可能過於超前的高科技工業政策得到較堅實基礎。當然，它的人才政策也是它能成為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

李光耀用鐵腕治國是人所共知之事。有位前港府極高層人士告訴我，李曾半開玩笑的建議他，要把香港的媒體全部國有化，否則他將後悔莫及。在新加坡，誰要批評他，大有機會被送上法庭，而且必輸無疑。政府的有形之手隨處可見，香口膠被禁吃；政府相信「優生」，有政策鼓勵大學畢業的男女早日結婚生子，政府要管到家裏來。但我們卻不能簡單的說新加坡沒有民主自由。

李光耀在60年代時深受敵對政黨的威脅，但他知道大多數人民支持中間穩定路綫，所以設立強制性選舉投票制度，人人皆要投票，你能說他不民主？既然大多數人民都支持他，亦必要出來投票，他的認受性便十分強，足以擊退反對他的政敵。

信奉自由市場 亦運用有形之手

李光耀相信自由市場，在這方面的國際排名，新加坡一直頗為領先。但他的「自由」市場也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強加的，他對外資有不少補貼，致使外國人的投資回報率高於本地人的回報率。新加坡自己不缺資金，甚至資金過多，他這樣做，無非是要把國際投資者變成新加坡的持份者，以後便不得不乖乖的在國際事務上保障新加坡的安全與利益。

經濟學的定義是在於研究在真實世界的各種制約局限中如何尋出最優的方案。若不理會新加坡所要面對的嚴酷環境與生存條件，李光耀的政策實有不少缺失。
但李光耀對烏托邦只會嗤之以鼻，他完全明白實際的制約一定不能忽視，並在此基礎上尋求做得最好。在此意義上，他也是位傑出經濟學家，與香港的政客不可同日而語。

 (Sky Post  2015-3-27)

 

 

中國的「留守兒童」問題 (雷鼎鳴)

1979 年經濟諾獎得主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在領獎演說中有言，世界大多數人口都是窮人，若懂得與貧窮有關的經濟學，便等於掌握大部分真正管用的經濟學。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發展經濟學也算是一門顯學，其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發展中國家社會遇到的種種問題上；換言之，它也可算是專門研究窮國的經濟學。它的研究題材雖然重要，但突破性發現卻不多。從八十年代中開始，因為有後來獲得諾獎當紅的盧卡斯（Robert Lucas, Jr）的領導，大批頂尖的宏觀經濟學家紛紛改為研究為何有些國家GDP 的長期增長率比別的國家要快，解釋經濟增長的差異這單一議題代替了傳統發展經濟學中多議題的研究，並且取得不少重大的成績，發展經濟學反而變得乏人問津了。沒錯，GDP 能否持續增長，的確是社會經濟各方面能否發展的基礎，十分重要，但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卻總會遇到很多十分困難的問題，搞得不好，人民的幸福大受影響。

 

最易受到傷害的人

 

中國自改革開放後人均實質GDP 擴大了20倍，人民所掌握的財富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已經不屬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而是已進入中上收入國家之列。但我們不可忘記，中國經濟增長太快，脫離低收入階段時間仍短得很，經濟中很多環節尚未調節，與發展中的窮國差別不大，在農村中尤其如此。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不但須要持續的GDP 增長去提供經濟發展的動力，亦要想辦法如何化解一些貧窮社會過渡到較富裕社會時所出現的難題。

 

上周提到的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污染問題是其中一例子，其嚴峻程度已使中央政府不能不將之放在重要的政策視野中，但有另一例子，一樣影響深遠，卻仍為人所忽視，甚至聞所未聞，此事便是所謂的「留守兒童」問題。

 

眾所周知，中國推動GDP 增長的動力之一便是城鎮化。大量農村居民湧到生產力更高的城市工作，生產力得以提高，這是締造新的文明，擺脫貧困的舉措；但在這過程中，眾多到城市謀生的父母，都沒有條件把兒女帶在身邊，惟有把他們留在農村中由孩子的祖父母輩照顧，這些兒童稱為「留守兒童」。

 

此種現象為什麼會構成問題？我後知後覺，過去並無注意到他們的存在。芝大時的同窗呂淑琪女士是鋼琴家，其業餘的志願工作正是出錢出力到中國貧困的農村搞教育，幫助這些留守兒童；我亦從她口中，得知不少留守兒童都渴望被愛，學習極其努力，使人感動，香港亦有團體多年來籌募經費，並身體力行，對留守兒童提供了重要的幫助。

 

他們的一部分得到幫助，並且不少兒童都努力學習，並不意味着他們不是環境的受害者。有人認為留守兒童是「當下中國最容易受傷害的人」，在一個研究中，他們檢驗出心理有問題的高達57.14%。他們的父母到了城市後，貧無立錐之地，根本無法帶他們進城生活及受教育，有人也稱他們為「制度性孤兒」。他們當中，約有80% 由祖父母撫養，13% 交親戚朋友，7%則不確定有無人監管。

 

「隔代教育」似未盡如理想，親情飢渴、內心封閉、情感冷漠、自卑懦弱、行為孤僻、缺乏與人交流的主動性，甚至對別人充滿警惕及敵意，衝動易怒、常無端把小事升級、思想偏執、好與別人攀比、攻擊性強等等常見性格缺陷。他們的學習成績也多有偏低。

 

當然，我們不應把他們標籤化，並非所有留守兒童都擁有這些缺點，而見諸於香港近年某些年輕人的行為，性格上倒似乎也有近似的缺點，性格不少受後天因素影響，留守兒童缺乏的是父母價值觀的引導，父母的關注與呵護，至於從港童成長出來的部分年輕人，他們缺乏了什麼或多了什麼，則有待心理學家或精神學家判斷。

 

任何社會都會有人因得不到平衡的成長發展機會，而出現性格缺陷或學習困難，但留守兒童的突出之處是其數量大得驚人，足以構成重大的社會問題，甚至製造出定時炸彈。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時，城鎮人口只佔總人口18%，但2013年此比例已高達53.73%，近年城鎮人口仍以每年近2000 萬的幅度上升，在如此大規模旳成年人口遷徙至城鎮的過程中，留在農村的兒童數目顯然龐大。我見過對人數不同的估計，當中似無一致的共識，但一般都有數千萬人。較大的一個估計是受人口流動影響的兒童在2013年高達1.06億人，佔中國兒童總數38%，其中流動兒童（即隨父母遷移到城市的兒童）3581 萬人，留守兒童6973萬人，他們當中52%都集中在四川、安徽、河南、廣東、湖南、江西六省。

 

任何社會有幾千萬人有突出的性格與行為特徵，我們都應視之為重要的值得關注的問題，但可能由於留守兒童多數身處農村，在城市人眼中，他們近乎隱形，相關報道並不多見。這是很不理想，甚至是危險的現象，一旦處理不好，社會穩定與經濟增長都可能大受影響。

 

對社會構成不理想影響

 

留守兒童是須要幫助的人，但怎樣幫？香港的一些社會志願團體也有展示出對他們的關懷，例如有義工向他們授課。這些活動當然很有意義，但卻不可能解決一個涉及數千萬人口的重大社會問題，我們探討的是什麼政策才較為有效。

 

這是難矣哉的問題。我讀過的內地相關討論，主要多集中在多關心、多溝通等方面，我認為是治標不是治本的方法。它的「本」何在？顯然是每年千多萬人背井離鄉到城市中去所造成的，但城鎮化有利於經濟發展，亦有助農村人口追尋改善生活所作的努力，是他們的自由選擇，我們不應阻止，而且大勢所趨，亦阻止不了。既然如此，不管我們如何擔心，留守兒童的數目還是有繼續上升的可能。要他們慢慢消失，必須有待中國經濟進一步增長，屆時人民收入增加，到了某一程度後逐漸有能力可把子女都接到城市自己身邊處繼續求學。

 

由此可見，留守兒童是一個資源不足、社會中仍有大量農村貧窮人口所造成的問題，要化解它，持續的經濟增長自應是根本之道，但我們可以預期留守兒童必會繼續出現，他們繼續面對惡劣的成長環境，長大後對社會構成並不理想的影響。政府若要紓緩問題，最應該做的便是增加教育的投資，使到隨着父母到城市的兒童可得到價廉優質的教育，留在農村的兒童亦能有好學校，不致變成自卑，而且可提升競爭力，長大後不致收入大大落於人後。

 

留守兒童現象可被視為人民為渴求改善物質生活所作出的犧牲。中國缺乏天然資源，人民在長時間生活窮困，近年才得改善，我們當然不能批評他們把孩子留在家中，自己卻出外謀生。對於香港的一些不懈地做義工幫助留守兒童的團體，我是十份佩服的，希望將來港人能在這方面有更大的貢獻。

 

（信報 2015-3-18）

香港政府應有的理財之道 （雷鼎鳴）

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財政預算案後，市民的評價雖然不錯，但社會總也避免不了政府應如何理財的爭論。

今年政府錄得六百三十八億港元（約八十二億美元）的盈餘，再加上過去庫房儲備甚豐，現在光是財政儲備也有八千多億，相當富有。不過，香港的情況與二十多年前的日本頗有相似之處，當時日本經濟一片欣欣向榮，日圓及股價都屢創新高，但一個財政隱患卻悄然殺來。此隱患正是日本人口進入老化期，工作的人口減少，退休需要扶持的人增加，日本經濟從人口紅利期過渡至人口赤字期。

香港的總和生育率近二十多年來一直處於世界最低水平，人均壽命卻超歐過美，恰恰是緊跟日本人口老化及隨之而來經濟出現重大困難的道路，若對此局面掉以輕心，現在政府的富有可以迅速變成鏡花水月。去年我是成員之一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在經過長時間論證後，早已發出預警，政府若任由開支如過去十多年般增長，到了二零四二年，儲備將會用盡，而且還會欠下近十萬億元的巨債，日本的經驗正是我們前車之鑑。但既然知道問題，早作防範倒不是不能化解危機。這涉及政府如何理財的問題。

香港財政問題的特徵是現在富裕，但將來用度無可避免地因人口老化而增加，而且工作人口的比例會減少。按此情況，解決的原則是現在盡量減少消費性的開支，多儲蓄及多作有合理回報的投資。但這說來容易，實施時卻絕不簡單。

首先是消費性開支必須面對政治壓力。在今天人口逐漸老化的情況下，有兩類消費性開支最為突出，一是退休保障，二是醫療護老。香港有壓力團體主張所謂的「全民退休保障」，其基本模式是額外多收取工作人口的稅，然後把稅款即時用在退休人口身上。此種福利的困難是香港人口結構非常失衡，將來的老人多，工作人口少，除非對納稅人不斷加稅，否則無法應付需要。根據香港大學周永新教授的估算，他所建議的「隨收隨支」模式只能運作至二零四一年，在二零四二年便要呈現赤字，而且以後每年開支的缺口太過巨大，就算政府現時劃出數以百億計的基金用作支撐，也只是將破產期稍作推後而已。

支持「全民退休保障」的人有一盲點，他們似乎不懂機會成本的概念。貧窮無依的長者，社會可以支持，但若退休保障是全民的，則等於富豪也可領取福利。富豪多領取一分錢，其機會成本正是政府少了多於一分的財力去幫助今天及將來的窮人，因這一分錢的投資回報也會消失掉。「全民退休保障」越早實施，政府的儲備便越快用光，將來的窮人處境便越困難。

我從來不贊成此種錯誤的消費性開支，但在醫療問題上，政府卻是很難不面對將來的困局。二零四二年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會是今天的二點六倍，醫療壓力之大、需要的醫生及病床之多怎會不出問題？除了覓地多建醫院、培訓醫療人才及減少對外地醫生在港工作的限制外，政府的確要多儲錢應付將來長者對醫療及護老的需要。現在多儲錢，將來便越有財力應付此等需要。

有人認為港府可把餅弄大，推行各種創富大計，將來便更有實力應付人口老化困境。這種說法沒錯，但前提是所作的投資必須有不錯的回報，風險也不能太高，否則徒自浪費資源。

 

甚麼投資才能達此條件？

不少人認為基建項目有不錯的回報，我也同意有些項目是要大搞的。香港人口擠逼，已開發的土地數量遠遠不足以壓抑樓價，政府投資基建開發土地能符合香港需要，回報也低不到哪裏去。但可惜有些人故意將民生問題政治化，政府覓地開發屢受阻撓，一些項目又遭司法覆核而延誤，致使成本上升，亦失去商業時機。例如港珠澳大橋因延誤，其成本效益可能已變差了。政治問題不化解，基建投資是否有足夠回報抵擋未來的赤字，只能存疑。

工業政策是不少人所鼓吹的方向。所謂工業政策，是指政府用納稅人的錢補貼某些行業的發展。此種政策效果可疑，若某行業要人補貼才能賺錢，那麼這行業的效益根本便好不到哪裏去。但更重要的問題是，政府選擇補貼對象時，容易受利益團體的壓力左右。台灣過去的工業政策補貼最多的是早應淘汰的紡織等夕陽工業，便是因此行業政治力量大，反而電子工業的成功主要受惠於台灣有大量從海外回流的工程師，而不是靠補貼。新加坡經濟搞得不錯，但我們只要細看其經濟增長的動力，便知其倚靠極高的儲蓄與投資比重，人民消費的比重遠低於香港，但其教育投資及輸入人才卻是很成功的政策。

我不認為補貼某些行業是理財或發展的應有之道，但開發人才、輸入優才卻可助港發展，也可帶來較年輕的勞動力，部分抵銷人口老化造成的困局，是政府應多注意之事。

但若認為以上所謂把餅做大的政策足以化解人口老化帶來的財政壓力，便太樂觀了。我上文提到的工作小組早已把香港的經濟增長作了可能是過於樂觀的假設，經計算後，一樣避不開未來的龐大赤字，除非政府能限制開支及早點為未來儲蓄。但儲蓄的款項一時三刻不須動用，容許部分儲蓄可放在較高風險但較高預期回報的投資產品之上。工作小組建議政府設立的「未來基金」正是沿著此一思路而來。■

（Asia Week 2015-3-22）

「排內」意識與輸入專才 (雷鼎鳴)

在一個政府高層辦的人口政策座談會，政府提到社會中有一種誤解，以為輸入內地人才的目的是要「溝淡」香港人口或為人口換血，實情是這批人才只佔香港勞動總人口的0.4％，如何換血？

有位曾長期在美國讀書及工作的商界領袖對政府提法不以為然，他十分支持輸入人才，但認為「溝淡」之說根本是族群歧視的言論，不符港人的價值觀，政治上完全不正確，政府毋須針對此說法委婉解釋自己立場。


源於憎人富貴厭人貧

這位商界領袖的確是擊中近年香港瀰漫着的一種惡劣的「排內」思潮，即厭惡甚至要攻擊內地來的訪客或在此定居的人。對某些行内地人未脫農村生活習慣的行徑，不少港人看不順眼並不出奇，但他們忘記，香港的上兩三代人中，相當大的部分也來自中國的農村，是他們的努力締建了今天的香港。對那些用辛勤工作賺回來的錢在港購物的訪客，某些港人侮辱性地將之稱為「蝗蟲」，亦有說他們並無在港交稅，不應享有道路使用權云云，但說此種話的人中，他們自己又曾交過甚麼稅？對於來港工作的一些素質高、學問好、工作能力強的內地人才，他們又頗為恐懼，怕他們會搶走自己的工作。此種憎人富貴厭人貧的心態哪會是一個充滿自信的開放社會所應持有的態度？

誠然，香港政府遲遲未搞得出例如是邊境購物城般的多贏方案，致使香港的接客能力出現超負荷，引起港人的不便，是政府的失誤，但這絕不足以合理化極少數港人所參與的「鳩嗚」行動。王于漸教授在友報的專欄中直斥這些是流氓行為，其背後策動者是政治投機分子，這是很準確的評價。

這幫人自然是「排內」的，他們幹了甚麼？滋擾商戶、欺凌老弱婦孺、自封為執法者行私刑、對合法來港觀光購物的訪客極盡侮辱，此種行徑並不應在我們熟悉的香港出現，但與歷史中不少現象卻頗為相似。他們與文革中的紅衞兵完全一脈相承，與極右的納粹黨心靈互通，王于漸亦把他們與美國當年臭名遠播的三K黨相提並論。

沒錯，欺凌恫嚇弱勢社群、行私刑等的確是三K黨的行徑，三K黨喜歡用暗語，戴上貌似枕袋的頭罩，與今天也用暗語，也要戴上口罩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的「鳩嗚」分子很可能也是同一種心態。某些青年人誤入歧途並不出奇，但某些評論人卻仍在為他們開脫，才是使人詫異。在「佔中」期間，這幫人當中不少人肯定有參與，網上早已被人點了相，他們的理念或許與學聯等不同，但學聯當時不願公開與他們劃清界綫，反視之為統一戰綫的同夥，不智之極，現在他們若被視為與「佔中」有不可分的關係，亦怨不得人，背後在暗笑的人恐怕便是王于漸所指的政治投機分子了。


高端人才助新產業發展

回到輸入人才的問題。「排內」意識自然與開放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格格不入。在實效上，「排內」也好、「排外」也好，對香港的經濟前途確有不良影響。高端人才來港，可助香港發展產業，從而製造更多的職位。君不見美國矽谷正是因為積極向整個世界招攬人才，才得保美國科技的領導地位及創造了大量新職位改善加州的就業情況。

香港若沒輸入會說普通話與英語的金融業專才，恐怕此行業不可能有今天的風光。就算是低技術勞工，經濟學文獻中也有多種實證研究，指新移民可替本地經濟帶來活力。有說再過幾年，菲律賓與印尼政府都不打算再輸出外傭，香港家庭恐會大受衝擊，這正好提醒我們外勞對我們的貢獻。

 

(Sky Post 2015-3-20)

 

 

 

中間力量與「百人一匯」 (雷鼎鳴)

五年前，我在友報寫了一系列文章，指出在政治光譜中的極端派系，有誘因千方百計地推動社會兩極分化，若他們成功，港人的理念光譜便會從大多數人是中間溫和派的單峰分布轉型為兩派（或多派）對立的雙峰分布。此種局面對港人十分不利，兩派若對立鴻溝太深，只能你死我活的拼過不停，就算有民主政制，內耗也會持續不斷。國外的極端派系要做到此點，多數要倚靠種族或宗教的對立，香港無此條件，極端分子便採用了對中國政府及普通人民的態度作為劃分綫，盡可能地激化矛盾。

這幾年來香港社會的發展，已顯示我過去的預警一一應驗，香港的社會在佔中一役中已顯出人民頗為嚴重的對立情緒，有些朋友要互相絕交，有些家庭要分裂。近日港獨思想的進一步抬頭，哪怕參與者根本不成氣候，也應視為撕裂香港的一種徵兆。


極端對抗令港永無寧日

此種局面不但使香港永無寧日，經濟民生的發展變成奢談。為甚麼人數佔多數的中間派似像失去主動權，沒有阻擋社會逆流的力量？這與他們的本性有關。他們不是政治動物，主要精力貫注在自己的專業發展及生產活動上，無暇理會政治。他們能參與的，只是在成本較低的一人一票的投票選舉中表態，對街頭運動厭惡。但普選若不出現，中間派發聲的渠道便大受限制，就算有去年一百八十多萬人反佔中的簽名，其意願也無法轉化成有法定依據的公權力。

要扭轉此局面，一人一票普選特首是很有效的工具，它會賦予中間派顯示力量的機制，他們的意見可重新主導社會，成為防止撕裂、修補撕裂的穩定力量。我過去多番撰文指出，不管特首候選人如何產生，只要有超過一個候選人想在競爭中爭取特首職位，他們所定的施政方針路綫必須盡量接近中間選民的理念，否則只會在選舉中落敗（參看出版不久的拙着《民主民生的經濟解讀》），這是經濟學家道恩斯（Anthony Downs）著名的「中間投票人」理論。君不見，在立法會選舉中，我們對誰出來競選也基本上沒有話語權，但這並不能排除立法會選舉是民主選舉（雖然它的多議席單票制容易滋生激進分子）。我在自己的選區歷屆選舉都投票投不落手，原因是難以找到值得支持的人也！但我不會反對別人投票予他們心儀之人。

若有一人一票的普選，中間溫和派的影響力既可彰顯，但這對走激進路綫的人是一噩夢，因為選出的特首有了民意授權，只懂得搞癱瘓的政客便會處於尷尬地位。其實就算候選人名單不盡理想，選民仍有權決定是否投下一票，有人若願意投票，已表示他認可了某候選人，別人不應剝奪其權利，有人若全部不滿，正如我對立法會選舉時我的選區候選人的態度一樣，不投票或投白票已可表達其看法。當然，我贊成在人大831及基本法的框架下盡量擴大提名委員會的民主成分。


溫和派低調務實 難有發聲空間

上月底有朋友與我聯絡，問我可否參與發起簽署一聲明，這便是近日傳媒報道得十分正面的「百人一匯」的聲明。我因不在香港，沒有參與起草聲明，但卻完全認同其中間溫和路綫及對失去普選的擔憂，所以二話不說便答應當發起人之一。組織者很多是認識的朋友，在不同行業都是有頭有面的人，但平常大多低調，喜歡默默地工作，這正是不少香港中間派的寫照。

據我觀察，很多參與簽名的人過去都曾參加過社會運動。我年輕時有幾年參加過一個面對學生的教育團體，意外地發現他們很多都參與了簽名。我們並無有系統地進行簽名行動，但以我自己的經驗看來，所找之人沒有一人拒絕，可見其立場深得極多港人共鳴。唯一「例外」是一位某大學極高層人物，我以為他已卸位，原來尚未，他回信說十分認同聲明，但要得校方同意才能簽名。在沒甚麼運動的情況下，現在簽名已有二百左右，未來可能有近千。問題是我們有無資源時間去反映民意而已。不過，有學聯領袖反應使人奇怪，對於有不少他的老師簽名的聲明，他說感到「噁心」。此子的價值觀似已脫離香港的主流民意而仍不自知了。

(Sky Post 2015-3-13)

 

《穹頂之下》的霧霾經濟學 (雷鼎鳴)

內地前央視女主播柴靜拍了套關於霧霾的棟篤講紀錄片《穹頂之下》，網上點擊觀眾過億人次，紅爆網絡與評論界。評論中有對她的分析大為欣賞；亦有人亂搞八卦，捏造一些有關她私生活的攻擊性謠言，反映她的言論踩著了一些人的利益；也有一些人從陰謀論的角度出發，指她是被指使的權力鬥爭工具，目的是打倒石油幫與煤炭幫等。

 

我認為不少評論都錯置了焦點。內地水資源與空氣污染早已成為人民極度關心的社會問題，我在內地參加過不計其數的各種交流或論壇，深知其言論開放程度早已開得極寬，對霧霾或房價等人民有怨氣的話題，公開的批評，哪怕是猛烈的，是司空見慣之事，根本不用猜測言者背後的動機，不信的話可以問問曹仁超等曾多有回內地交流的人，才不會對內地抱著過時的觀念。

 

對正焦點 分析數據

 

柴靜的女兒未出生前便有良性腫瘤，她懷疑是受霧霾所害引致，所以她把此場鬥爭看成是她與霧霾的私人恩怨。其實霧霾的受害者是全中國的人，包括國家領導人，她身為受到傷害的女兒的母親，激發出的鬥爭意志不用懷疑。真正的焦點應放在哪裏？應該是她的數據是否準確及其分析有無道理，以及霧霾問題要如何解決。

 

在這些問題上，柴靜顯示出不凡的功力，她對關鍵數據不但嫻熟，引用時舉重若輕，更難得的是，她對霧霾的經濟分析水平極高，直擊要害。我有點奇怪，她的經濟學從何而來？在片尾鳴謝名單可見，有大量知名學者向她提供過意見，但政府人士中基本上只是中下級官員有協助過她。在內地，著名的女主播往往享有極大的影響力，學者對她的支持應是十分積極的，但官員恐怕仍較為保守。

 

柴靜的分析與經濟學若合符節的地方很多。首先她似乎掌握到所謂「環境庫茲奈斯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的要旨。庫茲奈斯 (Simon Kuznets)是經濟學諾獎得主，曾指出當某地人均收入上升時，貧富差距會愈來愈大，但收入持續上升後，貧富差距過了頂峰便會回落。後來有人把這倒轉的U形關係套入環保問題上，認為窮國收入上升時，該地的環境會受到破壞，污染嚴重，但人均GDP超越了6000至8000美元後，污染卻會隨著收入的繼續上升而回落。

 

EKC 在學界中仍存在不少爭議，是否6000 至8000美元是轉捩點，也不一定經得起實證的檢驗，但它背後的理論卻很有道理，這裏只取其二。第一是落後國家若仍在農業時代，環境當然較少污染，但收入上升與工業化往往並行，工業卻會污染環境，到了收入再上一新台階時，社會已進入了服務業時期，污染又會減少。第二是潔淨的環境與經濟發展有著相生相剋的關係，人民都是窮人時，他們對致富的訴求會十分強烈，就算工業發展意味著環境會遭到破壞，但只要知道收入可上升，他們會義無反顧地站在發展這一邊。不過，到了收入越來越高，人民對潔淨環境的訴求又會加強，願意部分地犧牲發展來減少污染，況且他們經濟實力已比以前雄厚，擁有更多的資源去改善環境，因此污染便會隨著收入增加而下降。

 

APEC藍天 有力再現

 

《穹頂之下》提到幾個相關例子。英國，尤其是倫敦，從前極度依賴燒煤作為推動經濟民生的能源，曾經極度污染。我小學時的教科書說倫敦是「霧都」，其實那是毒質極重的霧霾，柴靜片中便有報道1952年時倫敦曾被毒霧籠罩而在街道上伸手不見五指，致使英國政府痛定思痛立法禁止種種排污活動。今天英國的空氣比以前是好得太多了。

 

美國羅省在七十年代時仍是烏煙瘴氣，主因是城市太大、汽車太多，密集釋放毒煙，但其政府提高環保標準，大量減排，情況大有改善；就算在今天，加州的油價比別處貴，原因是汽油提煉時環保要求較高，所以成本較高。日本在急速工業化的年代與今天的印度也經歷過環境受到大肆破壞的階段。羅省的情況不完全能套入EKC的解釋，其他的則可以。

 

既然如此，內地今天環境遭到破壞，也是不用驚訝之事。我們若再樂觀一點，可以推斷，內地人均GDP去年已超過7000美元，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更越過了10000 美元大關，社會中的中產對霧霾應日漸深惡痛絕，社會減少污染的決心快將形成，中國的藍天白雲可望重現。

 

此種樂觀必須先回答兩個問題才會有實質基礎。第一是技術上內地是否真的有能力驅散霧霾？第二是要推動什麼政策才可以後都減少污染？第一個問題易答，去年11月APEC會議在北京舉行時，我正在北大訪問。當中就有那幾天，空中一片藍色，陽光照射下，整個北大校園都從平日灰濛濛的陰沉變成充滿朝氣，未名湖突然顯得非常漂亮，平常看不清的美麗細節，在陽光下輕易地可捕捉到途人的視線。幾天後，APEC藍又再消失無蹤。據說，北京在那段時間限制了一半的車輛流動，附近的污染工業又要停產，才達到此效果。我看車輛的數目是主因，北京有500 多萬輛，是香港的10倍，日日塞車，空氣如何會好？從上可見，內地若要藍天白雲，技術上完全有能力做得到。

 

但第二個問題，即長治久安地減少污染的政策。卻是複雜得多。有些措施較為簡單，也可有不錯的效果，例如用煤前（中國用煤每年36 億噸，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先把煤洗乾淨，污染便可大大減少，但如何提供強力的誘因使人人都自覺這樣做，卻不容易。要求污染性較強的柴油貨車加裝過濾器，理論上可排除高達99%的污染物，相關的法例也存在，但陽奉陰違的情況卻多。若長期保持APEC藍，二氧化硫需要比2013年減排47%、氮氧化物減少52%、PM2.5的空氣微粒要下降44%，這便須要大刀闊斧的行動了。

 

這裏有一系列的關卡要過。首先是能有效地全面執法。中國的鋼鐵產量世界第一，但不少鋼廠是黑戶，六成以上的鋼廠沒有經過任何審批手續，大量排污，置《環保法》於不顧。你要某些鋼廠減排，滿足到環保標準嗎？又或要一些汽車廠不造假，真的安裝減排設施嗎？這一定會增加成本，若其他的廠沒有被強制減排，有被強制的因成本上升，將會在市場競爭中輸給對手，甚至倒閉，所以除非法律的森嚴可施之於所有的鋼廠或車廠，否則便會造成不公平競爭，工廠也只會陽奉陰違。

 

打破壟斷 才有轉機

 

第二個問題是壟斷。與市場中有大量鋼廠相比，石油工業卻有壟斷，主要的石油公司只有三家，其中一家有七成的市場佔有率。這些石油公司是國企，壟斷為它們帶來巨大的利益，因為它們不用面對自由市場的激烈競爭，所以缺乏誘因在煉油過程中減低燃油的污染物，而且會通過其影響力自行訂立較低的環保標準。

 

第三個問題是產能過剩。在競爭性的自由市場中，產能過剩不會出現，因為你若有貨賣不出，只要減價便可增加銷路，但問題是產能過剩的背後，卻是政府的有形之手正在發功，政府對一些企業，尤其是國企，往往提供補助津貼，一間公司本來效率低下，須要倒閉，但卻可因政府的補助而生存下去，就算利潤低微（中國的一些鋼廠每生產一噸鋼只得一元左右的利潤），也會繼續存在，生產下去，它們是俗稱的「殭屍戶」。

 

以上的問題要解決，首要的政策便是逆轉近年來「國進民退」的趨勢，把市場應有的權力還給市場。但已嘗過巨大壟斷利益滋味的能源幫當然不會樂意權力受損，所以用打擊貪污的方法削弱他們的勢力是值得稱許之事，否則「國退民進」不易出現。削弱了利益集團的力量後，政府要做的，便是提高環保標準，嚴厲執法。

 

第四個問題與制度關係不大，它是國家發展的策略。大力的減少污染當然要做，但中國經濟若要繼續發展，尤其是工業產量繼續增加，耗用的能源很難避免上升。這裏觸及一個問題，什麼是經濟發展？從工業轉型到服務業，當然也是減少污染的方法之一，但工業產品總會有需求，若中國減少對工業的依賴，後果可能只是把污染工業的基地轉到收入更低的地方去。歐美早已減少污染性強的工業，禍水東引，自己不搞，中國將來很可能也會這樣做。

 

但從更正面的角度看經濟發展，減少污染卻不一定減慢GDP的增長。港人很多對GDP的概念不甚明白，以為提高GDP 便只是往錢看，不理社會大眾的利益。經濟學家都知道，GDP 是表達一個經濟體的總體生產的最有效工具，但這並不代表在實際量度中，GDP 已經把應包括在內的項目都包括了，例如，家庭主婦在家做飯，是一種有利家庭的生產活動，但政府統計人員無數據可用，無法算入GDP中。

 

減少霧霾 助長經濟

 

如果說醫生救人是一種生產活動（醫生收入的確會算入GDP 中），那麼減少霧霾既然可改善人民健康，那麼也應視為一種生產活動，其價值也應算入GDP中。同理，破壞環境的活動也可視為對財富的消耗，是生產成本的一部分，GDP的計算中應減去這些成本。要這樣計算，便等於要使用我一向贊成採用的「綠式GDP」概念。如此一來，計算GDP 時便會更加準確，亦有利於社會中出現環保工業。

 

減少霧霾可對GDP 有多大貢獻？柴靜紀錄片中有引用中國科學院陳竺的推算，中國每年因大氣污染而過早死亡的人數高達50萬人。減少污染所帶來的效益當然不止於降低死亡率，但這50萬人的數字已可容許我們做一粗略的下限估算。在經濟學中有一系列文獻說明應如何估算人的生命的價值，我以前也有介紹過其方法，因篇幅所限，將來再作討論。不同人等性命的價值不一樣，我以前讀過的美國人的平均值大約是五、六百萬美元之數，按照這些方法的量度，中國人的生命價值恐怕比不上美國人（我們不用喜歡這個結果，但中間並無歧視成分在內）。

 

我就把中國人的生命價值假設為1000 萬元人民幣吧，這假設只是作為參考，真正的估值須要大量的數據才能斷定，但這數字我相信與實際相去不遠。

 

若能使到上述每年50萬人不致早逝，單是這項經濟效益便每年高達50000 億元人民幣，等於去年中國GDP的7.9%。以現時疏漏的GDP計算法，這不會包括在內，但中國的未來經濟轉型實可從減少污染，增進人民健康的方向出發，若如此，經濟反而有新的增長動力出現，值得中央政府更精準地對此作出研究。

 

(信報  2015-3-9)

 

財政預算案與未來基金 (雷鼎鳴)

今年財爺的《財政預算案》是他任內的第八份。每年公布預算案時，大家雖也知道它對社會有重大影響，但市民聽過一大堆數字和政策後，又有多少人在一個月以後還記得其主要內容？要記得住數字和政策，這要求可能陳義過高，但若能掌握每份預算案的核心主旨，倒是可幫助我們了解香港的經濟史和社會變遷。

 

我相信今年的預算案有三個特點會在市民的腦海中留下較長久和深刻的記憶。第一是今年又有巨額盈餘，數值高達638 億元；第二，今年再次有糖可派，寬減薪俸稅158 億、減少利得稅19 億、寬免差餉77億、綜援額外津貼55 億、因提高免稅額而使市民少繳20億、政府代繳公屋一個月租金共11億……，派糖總額340億元；第三是宣布正式成立「未來基金」。最後一項在預算案中已提及，但有關「未來基金」的報告在3月2日才正式公布。

 

結構性赤字可紓緩

 

要體會以上三個特點的重要性，我們不可忘記去年財爺早已接納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下稱「工作小組」）所作的分析及預警。我是此工作小組成員之一，自然記得其主要結論：因為人口老化及經濟增速減慢帶來的壓力，香港未來幾年雖仍有財政盈餘，但若任由政府開支如過去十多年般上升而不加控制，七年後會開始出現結構性赤字，到了2042年期間，政府不但用光她的儲備，還會欠債近10萬億元。

 

不過，此種情況並非不可推後和紓緩，只要政府注意到問題，更努力地控制開支，開源節流，情況會好得多，起碼結構性赤字可在2028╱ 29年度才會出現；若經濟形勢一片大好，政府控制開支又夠嚴格的話，赤字甚至不會出現。

 

工作小組去年的預警，引發了財爺委託工作小組研究「未來基金」的概念。去年政府錄得638億元的盈餘，這與工作小組的分析和預警有無矛盾？「未來基金」又是否多此一舉？

 

我認為工作小組的預警根本沒有受到絲毫的撼動。首先，「工作小組」一早明言，未來幾年都會有盈餘，人口老化及經濟增長下行所帶來的壓力，要多等幾年才足以造成財赤。現在盈餘那麼多，我們倒要看看其主要原因。最大的原因是印花稅的收入比去年預算高出297億元，其中四分三的收入來源是樓市「雙辣招」所帶來的額外收入；我們要明白，此等收入是政策性的，其目的是要控制樓價升幅，不是政府想多賺錢，政府亦不可能永遠有此收入，但人口老化及經濟下行的壓力卻是持久性的，它不會因暫時性的收入而消失掉。

 

長期性因素須重視

 

我們也要注意，香港經濟的表現甚至比不上工作小組的預測。工作小組預測在2042年以前的二十多年內，香港GDP 平均每年增長2.8%，在開始時會更高一點，但後段時間卻會低於此數。不少人認為這預測太過悲觀，但不要忘記，去年的GDP 只錄得2.3%的增長，連2.8% 也不到。我們當然不應以一年的增長率便斷定將來情況不妙，但1997 至2014 年的情況又如何？政府的官方數字說每年平均有3.3%的增長，但這只是因政府所用的平減物價指數顯示，2014年的物價還低於1997年，這顯然不能反映市民所感受到的通脹壓力。我們若改用消費者物價指數量度通脹，1997至2014年的實質GDP平均每年只得1.9%的增長。既然如此，工作小組太過樂觀的機會率很可能高於它過度悲觀的機會率。

 

經濟的發展有長期性的因素，亦有周期性的因素，工作小組重視的是長期性因素，不應理會周期性的。作一個比喻：醫生向一名年輕人預告，說他四十年後體力一定不如今天；年輕人於是苦練身體，一年後比之前的那年更健康，我們能否因短線的操練成績而推翻醫生對四十年後的預告？當然是不能的。

 

我們可以簡潔地總結香港政府目前和未來的財政情況：短線有盈餘，今天仍有龐大儲備，但長線有赤字，而且愈來愈大。在此種態勢下，香港政府應如何理財？

 

一種方法是今天還富於民，多作一次性的派糖，將來出現結構性赤字時才再加稅減開支。此種方法的好處是在涉及自己財富時，人民大多十分理性，還富於民後他們往往比政府更善用財富。不過，政府卻不能不問，有盈餘時派糖容易，但出現赤字時是否真的便可加稅？加稅從來都是政府的民望毒藥，加不了稅便要借貸，把財政壓力留給下一代，讓他們替我們還錢。

 

話雖如此，我卻不反對政府今年可以派點糖，原因是樓市辣招使到政府從人民手中取得她本來不應取得的稅款，把這些不在預期之內的款項退回給人民，合理之極。

 

政府理財的另一方法是把從歷年盈餘積累而得的儲備多作投資，爭取回報去抵消未來的赤字。若有好的本地投資項目，能對本地經濟帶來重大效益，政府自然應該積極投資，不應作守財奴，但政府卻不能不為此而面對一系列的難題。

 

理財須有儲蓄意識

 

政府只要稍作暗示會搞工業政策，津貼某些行業的發展，各種利益團體必會蜂擁而來，說自己的行業最有發展價值；最後哪種行業得到的津貼最多，決定因素往往不是客觀理性的分析，而是利益集團的力量和能力對比。台灣有搞工業政策，但從前得到最多津貼的，並非高新科技，而是屬於夕陽工業的紡織業；香港也有近似情況，選委會中有六十名代表是漁農界人士，比例與他們人口或對經濟的貢獻大相徑庭，這正好反映出利益集團的游說力量在現代社會中的巨大影響力。

 

既然如此，我不會對本地工業政策的成效過於樂觀，這些政策容易把納稅人的錢用來資助某些富裕商人；我們若再考慮香港的政治現實，對政府用儲備補貼本地行業會更無信心。在「拉布」盛行及不合作運動下，補貼誰人怎可能不受政治利益所左右？就算是較為中性，與社會整體利益關係較為密切的基建工程，也容易給政治因素拖慢工程進度，致使成本增加，效益散失而變成大白象，我們豈能不存有戒心？

 

以上所說並不等於要政府不得投資本地社會，我們要注意的是如何達致一種合理的平衡。完全不投資是不行的，但屈從於利益集團的壓力，用掉太多資產推行工業政策一樣有危險。例如大量的基建工程一起上馬，也會導致工人不足、成本飛升。怎樣把投資項目合理分散，有些錢是今天用，有些則留待將來才用，是重要的理財藝術，使社會不致一時經濟過熱，另一時則資金短缺，經濟滑坡。

 

投資本地有其必要

 

要防止經濟大上大落，政府理財時便須有儲蓄的意識，倘若明知將來會有嚴重財赤，今天卻有盈餘和儲備，那麼儲起一部分的錢留待將來使用便有其必要。但這當然並不意味今天一點也不投資本地。

 

「未來基金」正是一個儲蓄概念。我去年在工作小組延任時，早已讀過財爺對小組的工作要求，其中明顯說明這基金是一個單純的長遠儲蓄計劃。把2000多億以上的儲備名義上稱為「未來基金」，並不可能解決將來因人口老化而出現的財赤問題，它只是左袋交右袋，不會變魔術般使政府多了一大筆錢去抵擋人口老化或經濟下行的壓力，此點工作小組人人都清楚明白。

 

不過，「未來基金」卻並非沒有好處。既然香港財赤尚未出現，政府手上儲備又多，有些儲備是短期內不會動用到的，這些儲備若只投資在一些極低風險但低回報的產品上，便不啻一種浪費；高一點的風險投資可帶來更高的回報率，從而可把財赤出現的期限推遲幾個月。有些資金未來十年也不會動用，自然可承受更高風險的投資，把2000多億或更多的資金劃分出來作較長期、較高風險的回報的投資，正是「未來基金」的基本概念，它是平衡過度投資或短時間內用掉所有資金的一種方法。

 

在「未來基金」的報告尚未宣布前，我讀過很多種憑空猜測的評論，有人說它只會用作基建、有人說它應用在退休保障之上、有人說政府從未說明將來會出現財赤的理據、也有人說「未來基金」只是在玩弄財技……，不少類似的評論都使人感到愕然。工作小組從來都把「未來基金」看成是一個長遠儲蓄項目，目標簡單，其資金未來的用途，決定權在於十多年後的另任財爺，我們根本從未打算在這方面作出建議，所以各種臆測與實情相去甚遠。香港為什麼盛行胡亂揣度，使人頗感奇怪。

 

(信報   2015-3-7)

對人不對事？ (雷鼎鳴)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這是封建社會的心態，其衍生出的株連，或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思維，遺毒在文革時仍有重要影響。若應用經濟學中的人力資本理論或生命科學中的遺傳學，我們不能說父母對子女的成就毫無影響，但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正是一人做事一人當，父母與子女的行為與責任我們都要分開對待。

香港社會某些人卻口稱高舉核心價值，實質思想劣質化到以搞株連為樂，日前的有關梁振英的公子梁傳昕在劍橋取得博士學位後，獲「獎學金」（其實更接近研究經費，因他早已畢業）到瑞典著名的卡羅琳研究所當博士後，竟也引起一些不喜歡特首的反對派在媒體起哄。


批判辯論前 先看清事實

他們為如此沒有品德的行為辯護時可用的理由不外乎特首是公眾人物，他有無搞特權裙帶關係，都必須用放大鏡看清楚。我對這種說法並不反對，但關鍵是有些人連輕易可知的基本事實也不願去搞清便胡言亂語，事情的性質便完全不一樣了。甚麼事實最重要？梁傳昕實力是否足夠使他得到目前的成績？特自有無能力施加其影響力助子得其職位？

梁傳昕研究的是幹細胞，屬再生生物醫學的範圍，並非我的本行，但我有兩個「優勢」，使我自覺有資格恰如其份地說些客觀的評估。要注意，我認識梁特首十多年，但關係止於專業上的意見溝通，而且我慣於與政府中人保持距離，與他的家人亦素未謀面。

我說的第一個優勢是我有大約五年時間，在科大一個高層的委員會內履行職務，所有大學教員若要升級，要總共過六關，第五關便是這委員會。我們要獨立地「審核不同領域的同事學術上是否優秀，這便一定要閱讀國際上的專家對當事人的評核，並且我們自己都要學懂如何分辨當事人論文質素的高低，就算他們不屬我自己的專業，一樣也要學懂他們專業所用的標準。我的第二個優勢是自己家中正有梁傳昕研究領域的近乎同行的專家，他是小兒，研究幹細胞與人腦，雖只有小成，但已足夠讓我詢問他相關的專業意見。

據Google Scholar的資料，梁傳昕共有四篇論文（香港只有《南華早報》的Alex Lo肯花工夫查找這資料），評估他的學術成績，我們不用看他在哪裏畢業，而是用行內的辦法，直接檢查其論文。梁只是在起步階段，談不上對學術有重大影響，所以我會用三個準則。第一是他的論文是否在權威刊物出版，第二是每篇文章他有多大的貢獻（文章都是多人合寫的），第三是他工作的實驗室是否卓有國際名譽。

評估刊物質素的一個常用標準是看其排名或用「影響因素」（impact factor）。在生命科學中，最權威的三份刊物公認是《自然》、《科學》與《細胞》，但各自的領域也有其頂尖的刊物。梁四篇論文中，有兩篇他不是主要作者，行內一般不會太重視，所以我們只應集中在他有重要貢獻的論文中。通常第一作者是主要研究人員，排名最後的是資深作者，亦即實驗室的主管教授，但現時不少期刊都要求投稿人清楚說明不同作者的貢獻比重。真正與梁有關的是他2013年在自然出版社旗下的《Nature Communications》與2014年在《Nature Protocols》的論文，前者的「影響因素」是10.742，後者是7.782，這與《自然》的42.351頗有距離，但在其專業以內，前者已是55份相關期刊中排名第三（以影響力而言），後者則在另外78份刊物中也是排第三，不少行內人都會將它們視作A級的刊物，在它們處刊登文章絕對有助奠定專業地位。梁在劍橋的論文導師，亦即他的實驗室主管是波蘭裔的教授，小兒告訴我，此人在行內甚有國際地位。她的實驗室設在哥爾頓研究所之內，哥爾頓是在2012年與京都大學及加州大學的日本人山中伸彌因研究多能細胞而得諾貝爾獎的劍橋教授。


求真求證 不必費時大造文章

有此成績，梁傳昕到一個有名望的實驗室工作是正常之極，在行內根本不會引起任何議論。其實早在2011年，梁已參與卡羅琳研究所一項研究，並有文章刊出，其時梁振英尚未當上特首，足見梁傳昕到那裏繼續其研究是天經地義之事。況且博士後只是一份初入行有培訓性質的廉價勞工的工作，卡羅琳研究院根本不會理會其屬下實驗室的教授聘用誰人。

以上所說，記者隨便找一位生命科學的資深教授一問都可得到比我詳盡得多的專業答案。但為何他們連如此簡單的事也不做便大造文章，對人不對事，這才是值得社會感到羞慚之事。

 

(Sky Post    201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