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2/2021

文官與武官 (雷鼎鳴)

         特區政府高層人事大變動,張建宗離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接任,李的保安局局長職位由一哥鄧炳強頂上,鄧的警務處處長空缺則由副處長蕭澤頤升任。三位高升的官員都是強硬派,在反黑暴中都立有大功,中央在本屆政府餘下只有一年任期間作出如此大動作有何微言大義?它要向香港及世界發出甚麼訊息?


  特首選戰在即,中央當前作此舉措,不可能沒有考慮到對選戰產生的影響。細思之下,這次人事變動是一着進可攻退可守的高招。我們仍可假設中央尚未有既定的特首人選,一切仍要靠各有志者以自己的表現與政綱去爭取,但連升三員猛將,已顯出中央傾向做事果敢的人,更加以行動提醒眾官員「為官避事平生恥」不止是說說而已。



  在反黑期間,現屆政府的窩囊應早已引起中央的不滿,但香港缺乏政治人才,又不可能把AO都踢走,這如何是好?林鄭後期表現有所進步,但是否足夠,見仁見智。政府不少部門對黑暴引起的問題如何應對,依然拖泥帶水,例如政務司司長屬下的法援署胡亂批錢便引起大量社會中人的不滿。倘若此種和稀泥的情況繼續,對重建香港頗為不利,這是需要政治問責的,張建宗位居統率公務員的司長,便負有政治責任,去了他,換上一個強硬派,不但可以起震懾作用,而且可讓林鄭知道,若她不繼續努力,需要下台,也不是沒有人頂上,這對她會構成相當大的推動力。要知道,張建宗是不可能扮演林鄭替代人角色的。



  有了現在的新安排,特首競選中作風硬朗的,選中的機會大增,梁振英、葉劉、李國章等,雖未明確表示出山,但他們的性格和作風較為合乎中央的期望,現再加上李加超與鄧炳強,形勢更加熱鬧。對李家超及鄧炳強二人而言,升了職以後多了歷練的機會,可讓他們更熟習AO文官制度的運作。究竟幾個月的歷練是否足夠,這倒要看看未來有無重大事件出現,鄧炳強年紀輕,就算未來一年沒有表現機會,仍來日方長,仕途燦爛。



  這次的人事變動也突顯出中央對治港官員的新思維,這涉及文官與武官的優缺點。香港政府的管治一向依靠明顯屬於文官的700多名AO,這批人雖受過西式教育的影響,但在本質上與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或有進士學位的官僚頗有相似之處。在和平年代,亦即中國不需面對外族入侵的年代,士大夫有可能發揮到積極作用。但一旦有外來壓力甚至戰事,士大夫常會慌張失措,毫無應付能力。更有甚者,士大夫還有三樣陋習:結黨、清談和當漢奸,歷史學家雷海宗在《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中有詳情討論。



  社會中有人用上AO黨一詞,也許這說法稍為過火,但眾AO同氣相連,作風接近,我相信是有的。舉個例子,回歸以來的8位政務司司長有7人的背景十分接近,曾蔭權、林瑞麟、李家超都是天主教華仁書院的舊生,陳方安生與林鄭是天主教嘉諾撒修會所辦學校的舊生,張建宗在天主教高主教書院讀過書,許仕仁母校是皇仁,但他是天主教徒,唯一例外是就讀過培正的唐英年。若把他們的教育及宗教背景說成是他們有結黨,當然是過份解讀,但這批高官的價值觀及認知有多少共通之處,不得而知。至於清談,其實等於避事,這點近年的高官有此傾向的,不在少有。歷史上中國漢奸多,印象中,香港高官中公然賣國的我想不出例子,但崇洋媚外的恐怕不能說沒有。

 

武官一般作風較為強悍,在生死關頭中鍛煉出來的人物,作決定時會較常人果斷。此種特性正是今天香港社會所需,所以找武官出任要職是當前大勢所趨,此種態度可能要維持十年八載或更長。不過,武官也並非無缺點,管治一個複雜社會,如何發展經濟民生,也非他們所長,這些便要文官的幫助。也許中央對新任的政務司司長及保安局局長會有期望,並有步驟培養他們,使他們也能掌握文官的技能。中央原本對香港的期望是它維持成一個經濟城市,能夠保持繁榮穩定及在經濟金融上對中國有貢獻便可。但近年的發展已把情況弄得複雜,香港的任務除了經濟金融外,還要頂得住外國勢力的入侵,不致使香港變成顛覆基地。要做到這一點,統率香港政府的官員必須有作戰的意識,而且要有堅強的意志,傳統的AO恐怕條件不足。



  從更高的歷史視野看來,香港只是中國正在打的一場文明戰爭的其中一個戰場。人類歷史中,唯一一個能連綿幾千年沒有中斷的文明,便是中華文明,埃、巴比倫、印度等文明與它們的古代文明早已無聯繫。中國不是沒有外族的軍事及文化入侵,但中華文明的強大吸納力,就算有時會受到挫折,最終也能把外來的好東西消化掉變成自己的一部份。今天中華文明經歷了幾百年的韜光養晦後,似又找出了自己的一條路,科技、文化、經濟、軍事等進步非凡,這是有些國家所難以容忍的。香港正是一個價值觀與制度選擇的戰場,這戰場重要,中央不會胡亂找人領軍。



(頭條日報 202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