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收入分布的新變化 (雷鼎鳴)

兩周前我在本報討論中國經濟會否崩潰時，提到世界銀行對中國「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的最新估算只是0.37（2011年），這數字比起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基尼系數」都要低，而且比起世銀自己對2010年中國「基尼系數」所估算的0.421大幅調低。收入分布是否不均對任何經濟體來說都十分重要，關乎當地社會能否維持穩定，我們不能等閒視之，對中國的情況也應更仔細的分析，否則容易錯失焦點，甚至誤以為中國不用解決貧富差距問題。

 

其實，有關中國收入分布的各種研究很多，不少人所熟悉的「基尼系數」亦有各家各派根據不同數據的估算，結果往往差異很大。中國官方的國家統計局近年開始有公布其所估算的「基尼系數」，其高峰是2008年的0.491，此後緩慢下降，2013年跌至0.473，有報道更說2014年是0.469，但這些都比世銀的估算為高。

 

美國中情局《世界事實書》所用的數字基本上是直接採納了中國官方的估算，但聯合國卻用了世銀2010年0.421的數字。不過，一些學術組織的推算卻比國家統計局及世銀所公布的數字來得要高，例如密歇根大學與北京大學合作的估算是0.55，西南財經大學甘犁所領導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據2013年隨機抽樣訪問了99000人後所得數據，則更推算出2012年中國住戶收入的「基尼系數」高達0.606，比2010年世界平均的0.44要高得多。但另一著名的調查計劃，由北美洲中國問題專家Terry Sicular等人領頭的「中國住戶收入計劃」（CHIP）所得的推算，則與國家統計局的較為接近。

 

「基尼系數」各有不同數據估計

 

為什麼「基尼系數」可以有這麼不同的估計？這涉及不同的假設及數據樣本。有些估計是以住戶總收入為根據，當中不但包括薪酬，還包括投資回報，甚至因為住在自置房屋中省回的租金也可視作收入，有些則以個人收入或住戶中的人均收入為準則，有些只包括稅前收入，有些則包含稅後可支配收入及福利收入等等，不一而足。就以香港為例，2011年未經任何調整的「基尼系數」是0.537，但若不算已脫離勞動市場人士，並以稅後及收取福利後的住戶人均收入來計算，香港的「基尼系數」只得0.413。其實用哪一個「基尼系數」最合理，主要視乎我們要回答什麼問題，但若作跨國比較，則量度的口徑卻須統一，否則便是蘋果與橙的區別，無從比較。雖則如此，從不同的數據及估算中，我們仍可得到不少有關中國收入分布問題的有趣觀察。

 

首先是最近幾年「基尼系數」稍為下降，當中原因是什麼？從過去不少的研究中我們可得知，中國收入分布不均有近半的動力來自城鄉的差距，但這差距在2009年到達高峰後有回落。2009年城鎮居民的平均收入是農村的3.33倍，但到了2013年則跌至3.03倍，改善雖然不大，卻足以拉低「基尼系數」。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Sicular在其所著書中，有一針見血的描述中國收入情況。中國過去二三十年來，「基尼系數」的確上升了不少，但中國並無出現貧者愈貧現象。這原因很簡單，富裕的人的確比前富裕，但窮人的收入也在節節上升，而且速度不慢，只不過不如富人收入的極速增長而已。例如，從2002至2007年，農村人民人均實質收入平均每年上升7%，但城鎮卻上升11%。此種現象在經過一段時間後，自然會引致貧富差距拉大。不過，7%的收入年增長已幾乎冠絕全球，我們怎可能用「貧者愈貧」來描述中國？窮人收入能夠提升，正是中國社會不致被各種負面因素拖垮的重要原因。

 

中國住戶主要資產是房屋

 

在上述提到的各種對「基尼系數」的估算中，我特別注意的是甘犁所領導的團隊所作的住房調查，一來因他是故人，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基尼系數」特別高，最能起到警惕作用。他團隊訪問的樣本有99000人，雖比不上官方的樣本，在統計意義上也是夠大的了，其報告所得的結論很多地方都可補官方數據的不足。

 

甘犁團隊所收集的住戶收入並不止於薪水，而是包括了商業收入、資本回報與收入轉移。國家統計局也有這些統計，但數值與甘犁找到的不盡相同。甘犁找到的人均商業收入，比國家統計局的高出174%，資產回報也高出159%，因此之故，甘犁團隊發現人民的可支配收入高於官方數據，在2012年，城鎮人民的收入比官方所公布的高出17%，農村的則高出32%，根據甘犁的計算，城鄉收入差別比官方所說的更低。

 

在中國，我們若像甘犁團隊般把資產的收益也考慮在內，貧富差距是會較大的。在2012年，中國住戶的主要資產是房屋，它佔了住戶總資產的66.4%，在北京與上海等房地產昂貴的一線大城市中，這個比重更高，北京人平均83.8%的資產壓在房屋中，上海則有76.5%。此等數字，似顯示出內地確有「房奴」現象，一生人的大部分積蓄都壓在房屋中，港人見慣貴屋，對此應感同身受。

 

是否擁有貴價房屋及是否不用繳交其隱含的租金，容易成為分割貧富的界線。房價有高有低，有些人擁有不止一套房屋，據甘犁他們的調查，最富裕的10%住戶，在2013年擁有60.6%的房產總值。若單以擁有房產的市值來計算「基尼系數」，2013年是0.717，由此可見一涉及房產及其他資產，貧富差距一定擴大。

 

最高25%收入住戶儲蓄率42.9%

 

不過，從好的方面看，中國87%的住戶都擁有房屋，比香港高出太多，也遠勝世界平均的63%或美國的65%，與新加坡的近九成人則可互相輝映。在面積方面，2012年，中國農村人民平均居住面積37.1平方米，城市則是32.9平方米，比起香港已大了不止一倍。不過，在資產結構上，中國卻頗落後，人民所擁有的金融資產只佔總資產的10.1%，遠低於美國的37.9%，反映中國的股票市場尚未真正發揮其功能。

 

資產的積累要靠長期的儲蓄投資與回報。對於勇於儲蓄的人而言，他們將來自會財富更加豐厚，與其他人等的差距也會擴大。在2012年，收入最高的5%住戶，儲蓄佔收入的比例高達72.2%！5%涉及多少人口？是近7000萬。據我觀察，我們經濟系不少同事因為工作忙碌，無時間消費，所以儲蓄也等閒高達收入的七八成，但與內地這7000萬人相比，並無什麼超越。就算不提5%的住戶，更大眾化一點，最高收入的25%住戶也有42.9%的儲蓄率，這25%是涉及3億多人了！這裏尚有一數字可注意︰2012年的總儲蓄量中，50.6%是來自最高收入的5%人口的。由此可知，儲蓄的能力與收入高低有頗大關係，富者較能儲蓄，他們未來的財富與收入都因此上升得更快。

 

儲蓄與投資房地產等都是正常不過的市場活動，政府並不需要干預，就算貧富差距因此而拉闊，也是各人自由選擇的結果而已。政府要注意的，倒是怎樣保障社會流動性是否暢通，有企業精神的人是否有機會創業，年輕人可否通過教育而提升收入。在創業方面，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曾湧現過大批民營企業家，成績不差，只是銀行偏幫國企，民企借貸較難，這點不利中國發展。做得更加不足的是教育。

 

2011年，據甘犁的數據，用於小學教育的公共開支，平均每名學生是801美元，用於初中的是1055美元，高中是968美元，高等院校則是1547美元。這些用度當與別國比較便相形見絀。在2009年OECD國家的平均教育公共開支是︰小學7719美元，初中是8854美元，高中9755美元，高等院校是13728美元，至於美國，高等院校更是29201美元，是中國的18.9倍！怪不得美國的大學能領先世界。

 

可幸的是，中國政府雖在教育方面投資嚴重不足，教員薪金低下，但中國家庭對教育卻極為重視，傾家蕩產也要保證子女能接受良好教育，勉強可保住中國教育的元氣，但家貧者卻未必有資源改善教育，下一代的收入也受到影響。

 

很多人都說中國的中產階級正在形成，甘犁等人的調查也為此提供了證據。以資產計最富裕的5%住戶平均擁有的財富是651萬元人民幣，這已是兩年前的實況了，今天會不止。此等財富就算在香港也已經是高級中產了，而其人數接近7000萬人。我曾聽人估計過，10餘年後中國中產人數可高達3億多人，遠超美國，其消費力不容忽視。但有一點要知道，有了財富後，選擇也會增加，最富裕的5%人口中，有6%的人有計劃移民外國。這涉及超過400萬人口，中國可否承受損失掉這批人？

 

(HKEJ  2015-4-23)

假如政改不能通過 (雷鼎鳴)

政府有關政改的第二輪諮詢報告公布後，我通過Wisenews找來各報社評一看，發現只有一份報章的社評仍是堅持反對「袋住先」，政府的輿論戰似乎在初階段稍勝。但中央或特區政府若以為這次政改能順利通過，則將會大失所望。我雖然希望通過政改，但認為不會通過的機會大於95％，各方宜對未來局面如何收拾及早準備。

平情而論，這份報告有優點也有缺點。在提委會選出候選人的程序上，政府花了不少心思，例如不記名投票，容許最多10人入閘，而在出閘時每名提委可投N票等，在理論上可容許泛民出閘。但缺點也是明顯的。首先是數學上有問題，報告說「制度上可容許最少有5名和最多10名參選名額」。最多10名沒有錯，但最少5名卻使人不知有何所據。根據設計，在入閘階段，提委會推薦票的總數是1,200，每名參選人最多准獲240人推薦，但要120人支持才可入閘，倘若提委支持的人分散，完全有可能沒有一人或只有兩、三人得到入閘所需的120票，所以下限不可能是5人。政府應對此細節澄清。


泛民主派態度僵化

更大的問題是提委會的組成並無比過去增加民主成分，例如漁農界為何能有六十個議席？我是其中成員的十三學者一向認為，增加提委會的民主成分並無違反8.31決議。政府的回應是此種修訂可通過將來的本地立法進行，換言之，政府也同意，改善提委會的民主成分並無違反8.31決議。但為甚麼政府現在不能這樣做呢？我看完全是泛民議員自己造成的結果。泛民議員的態度很清楚，就算增加了提委會的民主成分，他們也會否決，既然如此，政府若一動提委會的成分，立時便要失去漁農界代表的票，而又不能從泛民處得票，政府如何敢走這一步？

泛民此種僵化及不願討價還價的態度，由來已久。他們拋出的「理據」，是「袋住先」等於「袋一世」，但他們從來沒有站得住的理據去說明為甚麼現在不袋，將來便有更好的可袋。顯而易見，政改通不過，香港的管治會出現動盪，港人是最大的輸家。但對政客來說，港人是否損失，對他們根本無關痛癢，正如「佔中」一役所顯示，他們對挾持港人利益以圖要脅中央政府這一手段，不會有所猶豫。但現在更大的障礙在於他們根本不想香港出現一人一票的普選。我多月前已指出，特首若有一、二百萬票以上的支持，能使香港恢復元氣的行政主導才能重現，只得一、二萬票的議員便沒有足夠政治能量去阻撓合理的施政，某些議員所慣用的伎倆也會完全失效，這是他們對普選行政長官「葉公好龍」心態的根本來源，政府要打動他們無異與虎謀皮。

泛民議員實質上並不認同「兩個認可」的概念，即特首要得港人認可及中央認可。但在實際政治操作上，你對中央是否認可置諸不理，當然是既不符合《基本法》也不符合港人利益。假若政改通不過，中央有甚麼牌可打呢？首先要注意的是香港就算出現大亂，甚至陸沉，對中國的影響其實很少，其中造成的經濟損失，單以每年的GDP來算，一、兩個星期便可追回，其他城市也可取代香港大部分的經濟活動。因此之故，既然泛民能對中央起到的壓力有限，中央政府有幾招容易可出。


主動權始終在中央手中

第一招是下屆把政改重新啟動，但對8.31決議根本不會改動。第二招是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解散立法會，再重新啟動政改，解散立法會可以是今屆可以是下屆，主動權操在當時的特首手中。第三是政改不再推動，2047年以後再算。第四是若香港動亂，可根據《基本法》把內地法律引入香港，但在此之前，可減少對香港經濟的某些倚賴，以減低對內地的衝擊。

是否打這些牌或打甚麼牌？甚麼時間打？主動權全操在中央與特區政府手上。例如，在決定是否再啟動政改時，必會計算清楚到時在立法會夠不夠票。泛民在下次選舉中，損失部分議席的機會極大，更何況立法會可在「適當」時間被解散重選，所以若現在不「袋住先」，再圖將來的優化方案，最終只能得兩結果：一是將來才再袋基本上相同的方案，二是2047年前也沒有東西可袋，香港經濟卻急速萎縮。

(Sky Post 2015-4-24)

華仁與芝大：香港需要怎樣的自由教育? (雷鼎鳴)

香港的教育出了問題，似乎是不少港人的共識。上周末我的母校華仁書院搞了一個以「耶穌會教育」為主題的研討會，探討了什麼才是優質教育，十分有意義與合時。會議得恒生銀行行政總裁李慧敏女士資助巨款，邀得北京黨校的利瑪竇專家余三樂教授及兩位來自海外的教育專家作主題演講，亦召回孫明揚、呂大樂、劉進圖、曾浩輝等多名校友發表意見，我敬陪末座，也以「地球村公民所需的自由教育」為題，述說己見。

 

因資訊科技的發達及貿易額的增加，世界各地的人民早已被「全球化」的力量連結起來，互相影響，互相依靠。香港自鴉片戰爭以後，英國人雖與清政府簽訂了貿易條約，但他們很快便發現沒有華人做買辦中介人，與內地的貿易進展根本難以順利，香港很快便成了中介人的集中地，把內地與世界接通，亦成為港人的核心技能，直到今天依然如此。隨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急速發展，香港的中介人角色更為突顯。

 

弔詭的是，香港的命運一方面更有賴於她是否能把中介人扮演好，另一方面卻出現了所謂的「本土主義」，部分港人變得更加內向，對中國政府與人民都排斥，對世界其他的種種事物也了無興趣。本來「本土主義」與擁有全球視野面對世界並不必然相衝突，「本土主義者」若能發展香港獨有的文化及充分利用其經濟優勢，對全球的文化與經濟也可以有貢獻，反正全球化並不意味着要拋棄各地自身的特色，若港人能以開放的態度，盡情吸納別人的優點，並把香港的強項貢獻世人，那麼「本土主義」與全球化可以是相輔相成的。但可惜部分港人迷失方向，畫地為牢，把自己的心靈與視野都封閉起來，本土主義與全球化便成矛盾，不利香港的經濟與文明的發展。

 

年輕人須學懂合作包容

 

要破除後一種局面，香港需要什麼樣的教育？既然我們生在一個急劇變化中的社會，應付變化、適應變化，並懂得利用變化的能力是必需的。我們也希望港人能在變化中扮演較主動積極的角色，這便要求我們的下一代能培養出有建設性而不是破壞性的創造力，缺此，香港的競爭力會慢慢消失。在無可避免的全球化大潮下，年輕人也要學懂如何與人來往與合作，開放、包容，欣賞別人的優點及尊重有異於港人習慣的文化。「躲進小樓成一統」，排斥或害怕與外面世界的往來，只會製造無數無謂的摩擦，使自己一輩子都過着痛苦而且事業不順的生活。

 

以上的正能量特質需要一種動力去推動，它便是自信。自信的人不會畏懼與別人來往，哪管對方是什麼人。他們知道自己能力及優點的所在，見到別人的長處時，反而容易懂得欣賞，不會害怕或眼紅。但自信與狂妄往往是一線之隔，前者是根植於對自己及世界有真實的認識，後者則建基於「不知己不知彼」的虛幻，破壞性大於建設性，兩者的差別，不可不察。

 

由此觀之，時代對我們教育界有很高的要求，香港需要生產出一大批有知識、有分析力、有判斷力、充滿自信而又知道自己不足的年輕人，他們懂得如何擁抱全球化及與此有緊密關係的中國崛起，而又不失去自我，能保存自己優點，並能思想開放，有源源不絕的創新能力。這些要求是否陳義過高，脫離實際？

 

答案是要在教育模式中找尋，並要特別注意成功的教育模式。我在教育的歷程上比較幸運，小學時遇上極優秀的啟蒙老師，中學時經歷過華仁的耶穌會教育，大學則完成了芝大的自由教育，研究院時獲幾位諾貝爾獎得主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指導，但若要述說較切合香港需要的模式，則應集中討論芝大的自由教育及華仁的耶穌會教育，兩者都大有來頭，而且我在上周的研討會中才悟到，兩者是相通的，只是側重點稍有不同。

 

學生能得到思想上的自由

 

懂得美國教育史的人都知道，芝大是美國自由教育保存得最完整的大學之一，有人甚至認為它是自由教育最後的堡壘。我過去在本報已曾多次介紹過其特點，這裏只稍作描述。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有譯作博雅教育或通識教育，這些譯法雖也有優點，但我認為並不能真正反映其核心理念。

 

此種教育模式可以使學生又博又雅，但最重要的目的卻是要學生能得到思想上的自由，並從此產生出源源不絕的創造力。要注意，思想自由並不等同於胡思亂想，而是無拘無束地對任何觀點，哪管它們是來自朋友或敵人的，都敢於及善於提出質疑，並有能力找出獨立及站得住腳的答案。

 

芝大用的方法是除了訓練現代知識外，還要學生閱讀及討論古代經典原著。在我的那個年代，畢業要讀畢45門或以上的課（現在是42門），若是主修經濟，45門中只需8門是經濟便可，其他的都是讀古書或與主修無甚關係的一些課程。讀的古書一定是要原著，作者俱是如荷馬、亞里士多德、聖奧古斯汀、莎士比亞、馬基雅維利、伏爾泰、馬克思等等數百年才出現一次的獨領風騷的人物。

 

這些人能成大名，必有其「無中生有」的創造性思維，而他們之間，幾可肯定，意見一定互不相同。我們後學的責任便是把自己腦袋變為他們隔代爭鋒的場地，從而觀摩出屬於自己一套的思想。

 

這樣做有多種好處，取其犖犖大者有二。第一是耳濡目染，自己也吸納到優質的思辯能力及看到別人如何能夠think out of the box，有利培養創新能力。第二是見慣了歷史上最超卓人物的風範，可以培養出宏大的志向。

 

第二種好處尚有另一種間接效果。蘇東坡的千古名篇《留侯論》有云：「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上述的勇者，連「無故加之」、別人明屈也不會憤怒，最有可能達到開放、包容、冷靜的境界，其心理素質的基礎便是有廣闊的胸襟、遠大的志向，多讀歷代超卓人物的著作後，等同見慣了世面，胸襟與志向自會孕育而出，性情修養也當會有所不同。只要看一看香港近年的局面，便知這些質素如何重要。

 

利瑪竇來華傳教的歷程

 

耶穌會成立了數百年以來，對教育一直視為核心。今天其在全球中共有784 所學校或大學，學生有433083人，是跨越全球的最大教育網絡，其沉澱出的教育理念與經驗不容低估，就算在香港這小小的地方，它的學生在各行各業中也是名人輩出。耶穌會教育有什麼特徵？

 

我並不擁有這個問題的答案的專利權，但從自身的經歷及與同學老師的討論大概可得如下觀察。

 

它首先重視全人教育，並不只要求學生學業上的超卓。這與中國古代教育要求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所包含的道德、藝術、體育運動、文學與數學的多方面發展大有共通之處，與芝大自由教育不宥於一門學問的寬廣性也殊途同歸。第二是它的自由。學生讀書的壓力不大，有空間自由選擇愛好，並參與多種團體活動，鍛煉與人相處之道。第三是它德行高尚的教育家以身作則所表現出的原則性與極為靈活的實用主義的適應性。此點不簡單，須要稍作解釋。

 

耶穌會士都是傳教士，當然會重視依靠道德感染力弘揚其教義，但他們修為鍛煉中有所謂的依納爵冥想（Ignatian meditation），當中宗教色彩濃厚，但卻不會把深沉的思索劣化為幻象，他們一向認為要掌握面對，而不是逃避現實。正因為他們對現實不用迴避，所以其適應性極強，甚至可以說成是鄧小平「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論」的先驅，這與歷史上天主教內不少思想守舊的人物相比，頗使人耳目一新。

 

從不少例子可看到他們的靈活性及適應性。我讀書時好些愛爾蘭神父喜歡穿着中國士人的白色長袍，因其尊重中國文化也。耶穌會士利瑪竇在晚明到中國傳教時不但學好中文，還替中國人的拜祖先習俗辯護。要知道，教廷中不少人並無如此高的開放性，容易視中國的傳統習俗為異端邪說。利瑪竇年代的歐洲人多相信「歐洲中心論」，但中國卻自認為天朝大國。據上周研討會一位美國來的講者所演示，利瑪竇繪製了一份《坤輿萬國全圖》，使中國人知道世界之大，但圖中中心位置卻是中國，而非歐洲，顯示出利瑪竇完全有能力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世界，丟掉自己根深柢固的歐洲角度。利瑪竇最為世人所知的倒是他與明朝的科學家徐光啟合作，把西方科學引入中國。利瑪竇此舉的部分原因是他本身對科學十分尊崇，但同時也不能排除他以此為吸引及爭取中國士大夫的手段，方便他弘揚教義。耶穌會中人對真實世界的適應能力如此之強，有時會被人誤為「什麼也做得出」之輩，故英文jesuitical 一字不但可譯為「耶穌會的」，也含有「奸狡」、「蠱惑」的貶意。

 

但抱有此態度，以為耶穌會士是毫無原則的人是大錯特錯了。我中學時有位神父在黑板上奮書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目的如何不能用以將手段合理化），這是與馬基雅維利《君主論》中推崇的為求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針鋒相對的，可見他們自有一種底線。港人對原則性與靈活性如何拿捏，大有可向耶穌會學習之處。

 

上述的教育方向肯定會有人認為是在唱高調，不合港情。我不同意此種觀點，正如上周研討會有位講者所言，對窮人（poor people）施教，絕不能用劣質教育（poor education），否則問題更糟，香港一些普通的中小學生便不能用自由教育嗎？舉個反例：古代西方世界的教育有所謂「七藝」，包括文法、修辭、辯證、算術、幾何、天文與音樂，整個西方世界嚴密數理邏輯的發源，來自被稱為除《聖經》以外對世界影響最深的一本書，便是2300年前古希臘歐基里德所著的13卷《幾何原本》（後人加上2卷註釋變為15卷），據芝大同學台大數學家康明昌教授的考證，利瑪竇只讀過頭6卷，他與徐光啟也只合譯了頭6 卷，這已是中外科學史中的劃時代大事了，中國從此有人得脫利瑪竇對中國人完全不懂得什麼才稱得上是「證明」的批評。今年初我在史丹福大學的書店中見到此書的英文版大喜若狂，連忙買下，回家後翻閱，發現其相當內容與我中一至中五時全港中學生所共用的Clement Durell近百年前所寫的幾何課本基本上相同（當然是Durell抄了歐基里德）。既然《幾何原本》此等理應在自由教育中學習的人類智慧結晶也可被全港當年所有的中學生學習，我們又有什麼理由說自由教育太過艱深，陳義過高？

 

(HKEJ 2015-4-17)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與高增長 (雷鼎鳴)

國家統計局公布今年首季GDP比去年同期增長7％，這比某些人預期今年內地經濟保不了七要稍好一些，但與去年7.4％的增長率相比，確有下行迹象。
但自去年開始，內地股票卻打破了過去五、六年來的悶局，發力拾級而上，這雖與資金從房地產轉至股市及其他的一些因素有關，但股市是領先指數（雖不是很準確地領先），這便反映出投資者對未來前景頗為樂觀。要解讀經濟下行時的樂觀情緒，我們要區分清楚長期經濟增長動力與商業周期之別。


着重投資 釋放消費力

先不理較短綫的波幅，中國的高速增長可否持續？我曾用總體生產函數的方法分析過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數據，發現它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高投資率帶來的極速固定資本的積累，與生產效率很不錯的進步，勞動力則因人口紅利的消失而不起多大作用。

中國每年都把差不多等於總產量一半的資金用來投資，其比重之高，與新加坡在環球市場中是叮噹馬頭。資本積累快意味着要犧牲今天的消費，但卻可形成將來更大的生產力及更高的消費。本來資本太過充裕會造成報酬遞減（第1條公路很重要，但第101條的作用便有限），但從數據分析中可知，報酬遞減在中國仍不嚴重，原因是中國人均擁有的資本其實仍不那麼高，起碼遠低於歐美國家，而且生產效率的進步能抵銷了報酬遞減的力量。

我算過一下，若中國能保持現在投資佔GDP的比重，生產效率進步的速度又與過去十多年的平均相若，那麼未來二、三十年經濟增長平均有8％是完全可能的。按照統計局剛公布的數字，固定資本投資的比重不但沒有下滑，反而續有上升之勢，所以剩下來的主要問題是如何不斷找到有不錯回報的投資機會。這點倒是不用太擔心，沿海城市雖已十分發達，內陸地區卻仍落後，需要投放大量資金發展。又環保問題嚴重，搞好環境本身便十分值得。生命科技、醫療及資訊科技在在都能提供社會回報。

經濟中短綫有上有落，此本是任何經濟體所不能避免之事。但中國的商業周期卻又受到兩種力量的影響。第一是歐洲經濟不振，影響到中國的出口。不過，這影響作用並不大，蓋因主導中國出口的生產模式是輸入原材料及半製成品，然後在中國加工後再輸出，當中賺取微利。貿易對GDP的直接影響來自出口減去入口的淨出口，上季出口增長4.9％，入口卻下降了17.3％，反映貿易盈餘大幅上升，對GDP貢獻不少。


推動轉型 陣痛難免

第二是中國正在推動經濟轉型。中國經濟的確應該轉型，從出口導向轉為本土消費導向，及從破壞環境的粗放型改為注意保育環境。任何社會在轉型時都要付出代價，這好比一個人轉了一份新工時，開始階段總會手慢腳慢，比不上過去的效率。中國的廠商過去在世界市場上無敵於天下，主要是靠其廉價而效率高的勞工，但現在這些廠商要轉戰內地省份，直接與本來便生產內銷產品的廠家競爭，大家都一樣擁有廉價勞動力，出口商的優勢便不再，所以在過渡期時它們出現困難並不稀奇。

以上所說的長期增長動力是主要的，周期性的波幅或下滑卻是次要的，但中國官方似乎並不喜歡把未來說得太好。這是很正常的事，是預期管理的常用策略。經濟若表現差勁，達不到一早宣示的較高標準，豈不糟糕？若成績好，超於大眾預期，則皆大歡喜。由此可見，今天內地的管治方法，與大躍進及文革期間事事欲與天公試比高的風格是完全不同了。

 (Sky Post 2015-4-17)

 

中國經濟快將崩潰? (雷鼎鳴)

「中國崩潰論」最近因《華爾街日報》上月刊登了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chambaugh）的文章又熱炒起來，香港一些人物對沈的論點似乎也頗為受落。

 

認為中國即將崩潰（也有人稱之為唱衰中國論）的說法由來已久，在美國較為多見。1989年六四以後世界各地幾乎眾口一詞說中國經濟不會撐得下去，當時唯獨普林斯頓的鄒至莊教授用計量經濟推算出中國經濟增長會稍減，但幅度不大，鄒亦遭罵得狗血淋頭，直至兩三年後中國經濟出現強力反彈罵聲才消失。

 

好壞預測 屢有出現

 

1993 年世界銀行出了本叫《東亞的奇蹟》的書，但裏面卻不提中國，顯然是認為中國的經濟高增長是暫時性的快將終結，談不上什麼奇蹟。林毅夫與他的友人在1994年也出版了一本譯成了多種語文的經典著作，書名是針鋒相對的《中國的奇績》；據毅夫所說，他們選此書名，部分原因是氣不過世銀的目光短淺。但在西方社會中，懷疑中國經濟增長，甚至相信她即將崩潰、整個中國快將解體的，一直大有人在。美籍華裔律師章家敦在2001年寫了本《中國快將崩潰》，預言中國的崩潰快則五年，慢則十年，在2012年又說在該年崩潰必定來臨，這些預言最初使他的書大為暢銷，但後來他的預言卻入選為世界十大最糟的預言之一。十多年前曾當過麻省理工管理學院院長的瑟羅（Lester Thurow）說完全不信中國的統計數字，並預言中國會出現長期的負增長。2013年，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則認為中國經濟有如騎單車，單車一減速便會倒下，而中國只是靠不停投資去催谷經濟，但資本積累多了便會因報酬遞減律而作用漸失，因此經濟停頓也是早晚之事。這論點與1994年他認為新加坡也會倒下的預言基於同一理論，但新加坡的經濟今天依然強勁。

 

至於近期沈大偉的文章，我也有找來一讀。他相信中國共產黨政府已步入終局（endgame），中國可能出現蘇聯般的解體，也不能排除習近平被罷黜；後來他公開強調，《華爾街日報》所用的「崩潰」標題不是他的選擇，他較相信中共的終局之路是漫長或甚至是激烈的。但我細讀他的理據，卻只覺其十分薄弱，他的理據有五：一、中國的精英，如商人、高官等，很多都有在海外投資或秘密存放資金，子女亦有送到外國讀書；二、自2009年後，政治打壓更加嚴厲；三、在黨校聽報告的人神情往往木木獨獨，習近平的一些著作，就算免費也乏人問津；四、習近平的打貪隨時可惹出禍來，他未必抵擋得住；五、經濟政策政令不通，原地踏步。

 

沈大偉所說的或許都有事實根據，但若說這些便足夠引發中國崩潰，便屬天馬行空的邏輯了。第一點資金外流與送子女到外國讀書又有什麼稀奇？香港的精英及台灣的精英便不都是這樣嗎？這些地方有因此而崩潰嗎？我們要注意的不是他們送走多少錢，而是在本地是否繼續有投資，只要一查中國的金融數據，便知在中國的投資大得驚人。第二點中國政府幾十年來常常都有收緊政策，未見其因此倒台。

 

第三點十分搞笑，聽官方報告讀官方出版物，誰會有什麼生動的表情？第四點涉及現政府有無足夠政治能量打貪如此嚴厲，但打貪得人心，就算有貪官反撲，他們能奪得政權嗎？至於第五點沈大偉是經濟外行人，其判斷力成疑，不說也罷。他以為中國的「基尼系數」在世界數一數二，但其實據世銀的報告，中國的「基尼系數」只有0.37，低於美國及多個其他國家，更遠低於香港、巴西等地，由此可知他掌握數據不足，容易誤判。

 

當然，除了有人相信中國快將崩潰（包含政府快將倒台）外，也有人十分看好中國。經濟學界中近年兩個著名例子是：諾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在2010 年預測中國到了2040 年GDP 將會佔世界GDP 的40%；另一諾獎得主史蒂格列茨（Joseph Stiglitz）則說2015年是「中國世紀」的啟動年，他的理據相信是因為剛好在這一年，中國的GDP 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已超過美國。

 

強大政府 難言倒台

 

中國的崛起是新生事物，世界對此尚待時間才能適應，有人唱好、有人唱衰是正常不過之事，我們倒不用介懷各路人等是否都別有用心。在中國貧窮積弱時，國人要挨餓、挨打，現在經濟發展了，會挨「中國威脅論者」的罵，也會挨「中國崩潰論者」的咒，不如此才奇怪。但話說回來，中國的國運如何，卻非我們可置之不理的議題，我們仍是須要小心分析。

 

一個手握強大權力的政府不會無緣無故的倒台，一個欣欣向榮的國家也不會突然崩潰。蘇聯之所以解體，重重原因之一是她的經濟早被軍事競賽與低效率的計劃經濟淘空了，但這些條件對中國不適用。

 

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到一個經得起推敲的例子，說明在一個經濟高速增長而大多數人民能分享到成果的國家會崩潰。如是之故，經濟崩潰很可能是中國崩潰的必要前提（但不一定是充分條件），所以我們可把分析集中在中國經濟會否崩潰之上。

 

中國官方現在說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亦即增長率會下降。當有記者問及李克強有關中國的經濟體積是否已是世界第一時，李的回應是覺得國外有人在「忽悠」（唬弄）中國，言下之意，是有人把中國唱得太好，反而引致眼紅，對中國不利。有種陰謀論的說法，「崩潰論」甚至是中國故意放出來「忽悠」世界的，使其他國家不致對中國存有「威脅論」的戒心。

 

我不信陰謀論，但卻相信中國政府並不希望人民對中國經濟過於看好，這正是預期管理的招數，可防「希望愈大，失望愈大」，因此，我並不理會中國官方的說法，只按數據分析，而且只重長期的增長動力是否存在，不管中短線經濟周期的起伏，今年能否「保七」，對我的結論並無影響。

 

增長空間 仍然廣闊

 

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除了人力資本外，最重要的兩項是中國的資本積累是否夠快及生產效率進步的速度是否夠高。我最近更新過一些中國的經濟數據，並重新用計量經濟工具推算未來二十多年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有多大，得到一系列的結果。如果中國投資的比重能維持在2013 年的水平，即GDP 的45.9% 用作投資，而且生產效率進步的速度與2000至2013年間相同，那麼，到了2042年時，實質GDP將會是2013 年的9.27 倍，年增長率8%。這是樂觀的推算。但我們也可作另一個悲觀的推算：假設投資率在未來數十年每年下降0.5個百分點，而且生產效率完全停頓，沒有任何進步，到了2042 年時，實質GDP將會是2013年的3.93倍，平均年增長率4.8%。就算是悲觀的預設條件，中國增長的空間仍很廣闊，距離崩潰的道路仍遠得很。

 

為什麼會有此結果？中國增長相當程度靠大比例的投資率所推動，而且我發現，中國的投資率並非如克魯格曼所說的太高，而是與最符合人民利益的「投資黃金比率」相近，若社會穩定，它不會突然下降，若然下降，其過程一般都較緩慢。本來投資高企會使到資本積累迅速，又可能因報酬遞減律而造成經濟增長逐年下降，但在未來一、二十年或更長的時間內，報酬遞減在中國並不嚴重，一方面原因是中國已累積的資本，以每人平均擁有計算，與美國相比，相差數倍，中國仍不能說成是一個資本非常充裕的地方。我們若細看中國經濟的布局，容易知道不少領域仍缺資金，例如發展大西北，投資改善環境的項目，或生物醫療，都有大量有效益的投資機會，足可長時間頂住報酬遞減的作用。

 

我們也可注意，「一帶一路」及「亞投行」是新推出的發展策略，有助中國輸出高鐵或其他基建技術時得到國際認可，從而使中國的投資項目不用局限在國內，實是利己利人的聰明策略，難怪美國與日本如此忌憚。此外，中國投放到科研的資源不斷增加，2013年已佔GDP的2.02%（1995年才只有0.5％），據《自然》雜誌去年11 月的數據，中國在國際上最頂尖的68份科學期刊中刊登的論文，已應聲增至每年5206篇，居世界第二。這些頂尖刊物審稿較嚴，文章刊出後也受人注意，弄虛作假或抄襲都容易被識穿，是智者所不為，所以較為可靠。我們很難相信，在上述的條件下，中國的生產效率竟會毫無進步，若有進步，則GDP 高速增長的局面能夠長時間保持下去機會便很高。崩潰出現機會極低。

 

會否出現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而引起大衰退？中國金融制度並不健全，不能排除這可能性，但就算有此情況，中國國情特殊，其殺傷力亦有限。中國儲蓄率接近GDP的50%，既有此高儲蓄，若一旦要救市，資金來得便快，不似其他國家要多年時間才能走出金融危機陰影。中國的外儲備有38000多億美元，彈藥充足，若一旦要大量動用，歐洲與美國可能受衝擊更大，中國若把美元或歐羅資產套現，可不是鬧玩的。中國經濟增長怎樣才會停頓甚至倒退？如果政府倒台，在一段長時間內，社會上的資源便難以有效地組織起來用作生產，那麼經濟怎會有好表現？除非人民認為政府已再無能力與意志管理好資源，他們怎會想政府倒台？在過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中，絕大多數人民都是得益者，連農民的收入也大幅地提升了，他們怎肯冒上政府倒台、經濟崩潰的奇險？

 

人人持份 不會冒險

 

李光耀維護新加坡穩定的精妙之處是使到人民甚至是外來投資者都是新加坡的持份者。人民在新加坡買了房子，錢則存於中央公積金中，很少會想到「作亂」。日前一個十六歲少年在網上錄像批評李光耀，迅即被新加坡人民報警送官究治，正好反映這心態，中國的大城市中不少人淪為「房奴」，這雖反映了社會問題，但同時也提醒我們，這些「房奴」其實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持份者，破壞經濟進步會損害他們的利益，他們罵政府幾句不奇怪，但不會容許別人推翻她。就算並非家家都擁有房屋或股票，中國人另一投資活動，覆蓋面可能更大，便是用盡家財都要投放在子女的教育之上。投資在子女的未來正是投資在中國的未來，他們也有誘因維護中國的穩定性。

 

香港一些有港獨傾向的人似乎寄希望於中國崩潰，但這希望成真的機會太低，而且就算真的成事，新的政權一樣不會容忍香港獨立，否則她也經不起人民的唾罵。至於中國，似乎對崩潰論並不特別反感，沈大偉公開聲稱，最近中國官方又有邀他訪華，可能中國政府更希望在經濟上示人以弱，這可減低她要承受的國際壓力，但觀乎「亞投行」一事的熱烈的國際反應，低調策略不一定管用。

(信报 2015-4-8)

醫療改革 (雷鼎鳴)

政府正在進行「自願醫保計劃」的諮詢，我找來一些文件及背景資料閱讀，立覺頭大如斗，香港未來的醫療融資問題確實不易解決，但又非要解決不可，否則港人的健康，壽命及生活負擔都會大受影響。

平情而論，香港的醫療系統是做得不錯的，2010至2011年底，社會在醫療上的總開支是934.33億港元，佔當年GDP的5.1％，政府醫療開支的部分，更只佔GDP的2.48％，但港人壽命之長，早超越歐美大國，連嬰兒死亡率也低於美國，後者人均醫療開支卻是數倍於港。如此本小效大，怎可不對香港醫療系統另眼相看？難怪有美國朋友看到香港似要學習美國把醫療保險制度搞大，頻呼不可，他認為是向反面教材學習。


本港醫生人數比率偏低

但想深一層，香港的醫療前景卻是大有堪虞。香港目前42家公立醫院病床共有27,400張，11私家醫院病床則有3,882張，再加上護老院等地方，平均每1,000人口共有5.1張病床，在世界標準上，這似乎尚不足以聲稱已構成危機，美國每千人只得3.1張床，英國只有2.8張，新加坡3.1張，但人口老化的日本卻有13.4張。

問題的嚴重性來自醫生的人數，香港的註冊西醫有約1.2萬人，每千人口有1.8位醫生，這在世界標準上已經是十分偏低。英國有2.8人，美國是3.2，日本是2.3，新加坡是2.8。幸好香港也有六千多註冊中醫，問題才紓緩一點。但不可忘記，現時香港65歲以上人口共約100萬，到2042年便要達近260萬，對醫生的需求可能要以倍數增長。對病床的需求當然也會上升，所以我也認同要多建醫院，但醫生數量上的差距，壓力更大。

多訓練些醫生便可解決問題嗎？沒錯，只要每年的醫科畢業人數夠多，問題或可紓緩，但訓練一個醫生，直至他醫術成熟，等閒要數以十年計，十分昂貴。我聽過醫管局高層解說，幾年後兩大醫學院每年畢業生可增至420人左右。我屈指一算，這是明顯的不足了。香港1.2萬多個西醫，假設他們平均能工作到40年，平均每年也有3百人左右退休，那麼若單靠自己培養，每年只淨增加120人，等於醫生總人數的1％，這如何應付得了人口老化帶來以倍計的醫療壓力？

新加坡化解此問題的做法是引入外來專才，在那裏當醫生，不一定要新加坡自己的大學培養出來，他們有一個世界各地著名醫學院的名單，在這些名校醫科畢業的，一樣可在新加坡執業。反觀香港，保護主義比港英年代更嚴重，理論上外來者也可考牌，但關卡重重，我聽過一案例，有位美國名校的醫學博士，在港無法執業，後來倒被哈佛醫學院聘去工作。

世界多處地方的醫學組織大多都奉行保護主義，因為醫生人數少，可有利於維護他們的壟斷利益，坐地起價也容易得多。上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佛利民當年的博士論文便是研究美國醫學會如何通過控制醫生人數而維護醫生的壟斷利益，此事當年引致美國醫學會極大的不滿，但佛利民此論文卻成為傳世經典，蓋因他有證有據也。我認識的不少醫學界有識之士，對香港的保護主義也深深不以為然，但打破它卻要面對重重阻力。


保護主義嚴重 窒礙引進專才

但對此等保護主義我們卻不能不挑戰之。若醫生人數不足，將來醫療費用一定高企，不利廣大市民。現在大約一半的醫生在公營醫院工作，他們應付了九成的病人需要，現在「自願醫保」計劃涉及很複雜的資源分配與道德風險難題，將來有機會再詳論，但當中一可能性現在便應指出。保險制擴大後，到私家醫院的病人會增加，但同時會帶走很多醫生，從公立走到私立醫院去，公立醫院人手短缺會更嚴重，將來人口老化如何應付？我們也應知道，中環的昂貴診所，據說病人可能六、七成來自內地，醫療自由行本是商機，但香港不想法增加醫生人數，又如何能夠善用此商機。

 

(Sky Post  2015-4-10)

 

改良強積金 (雷鼎鳴)

香港的退休保障問題，仍是社會議論的焦點之一。目前除了私人儲蓄外，退休保障的最重要支柱便是強積金。眾所周知，強積金運作上本身存在一些缺失，強積金管理局打算推出的「核心基金」計劃，便是為了針對部分的缺失而設，它是否有效，我們應仔細分析。

 

退休保障是現代社會一個既新又困難的問題，在200 多年前，歐洲人的人均壽命才只是30 多歲，並沒有多少人能活到古稀之年，中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預期壽命也不足40年，當然也不用太擔心退休。但今天的世界，壽命普遍延長，年過90 的也所在多有，沒有哪個現代社會能不為此問題而頭痛。

 

以香港為例，男的在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已達82，女的則87，但到了退休年齡而仍在生的人，不屬於短命一族，其平均壽命更不會止於82、87。假設一個港人到了60至65歲之間才退休，他退休後平均大約要多活20多年才離世。但他曾經工作過多少年呢？不少一生都工作的人，平均大約會工作過41、42年，但也有不少人（例如家庭主婦）並非一生都有工作賺錢，有些人工作的時間還會甚短，香港20至65歲的人口中，勞動參與率大約有73%，所以平均而言，一個港人一生大約只工作30年；30年的工作，不但要養活自己及孩子，還要儲蓄支持未來20多年的退休生活及醫療開支，壓力是否很大？儲蓄率顯然也不能太低。

 

有人可能誤以為只要政府出手便可解決問題，但政府並無變戲法的本事，每人一生的生產期有長有短，但平均只得30年，卻要養活80多年的生命，政府就算要抽稅派錢支持不工作或已經退休的人，也找不到足夠多的納稅人交得上稅。

 

退休保障若是以跨代供養為基礎，對香港而言問題更大。港人壽命幾乎世界最長，但從30 年前左右開始，總和生育率已跌破二。換言之，一對夫婦平均只少於二名子女。但如此一來，將來的年輕工作人口或納稅人口卻會愈來愈少，「隨收隨支」的退休制度根本找不到足夠的人納稅支付全民性的福利。此說並不意味全民性的「隨收隨支」制一定糟糕，如果下一代人數比這一代多，可以進入稅網的人數愈來愈多，則此制度可行，但香港的情況卻是相反。

 

依靠自己子女養老也是跨代供養的一種，而且因為親情的關係，效率比依靠政府更高。可惜當政府的有形之手一旦介入，道德風險便隨即出現，子女若知道自己向父母提供援助便意味政府的資助會相應減少，自然希望政府出錢較自己出錢好。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尚未實行「隨收隨支」制度前，九成的退休長者與下一代同住，但制度一推行後，此比例立時應聲下跌，今天已是所餘無幾了。

 

隨收隨支 遲早乾塘

 

我過去在本報多次用數據說明，財政上全民性的「隨收隨支」制度根本沒有持續性，蓋因太多人都可領取退休福利也。周永新教授所建議的方案只是再次確認我的計算而已，其方案可運行至2041年，從2042年開，便出現巨大資金缺口，政府根本撐不下去。據說政府要統計處把該方案對財政的影響推算至2065年左右，這是應做之事，它必會清楚告訴我們，遠遠未到此年，該計劃便要破產，政府就算注入大量資金也挽救不了。

 

若跨代保障行不通，我們最應該做的便是自己這一代及早儲蓄自己養自己。香港強積金僱主僱員合共才供薪金的10%，比起新加坡中央公積金的37%（從前一度是50%），當然不可同日而語，港人若不想增加強積金的供款額，節衣縮食，自己提高儲蓄率可也。但我們仍不可低估強積金的作用，有必要為它把賬算清楚。

 

根據強積金管理局已公布的數據，從2000 年計劃設立之初到今天，在扣除行政費用及扣除通脹後，各基金的平均實質年回報率大約是2.55%，有些基金回報比此高，也有些較此低，尤以那些低風險產品如是。這個回報率比某些人想像中好一點，但其實大有改善的空間。現在先假設強積金平均而言，將來可保持這回報率。

 

假設某家庭的主要賺錢人每月有10000 元收入，可存1000元到強積金去，他一輩子的薪金在扣掉通脹後都停留在此水平，沒有寸進。實質投資回報率保持在2.55%，那麼他退休時可有多少錢？這要視乎此人工作多少年才退休，若工作42 年，以今天物價計算，可積得89.7萬多元。這筆錢有多大用途？如果用它繼續投資，每年有2%實質回報的話，每月可提取4524元（此即「年金」的計算法），20年後才用盡。我們不應忘記，家中成員並非人人都會工作這麼久，家庭主婦可能一早便退出勞動市場，若以勞動參與率73% 作簡單的準則打折扣，上述的年金每月可提取3303元。

 

如果改變假設，未來的工資能有每年2%的實質增長，則工作42 年可得130 萬的資金，年金每月可得6555 元（今天價格計算），若用勞動參與率打折扣，退休後每月領取的年金是4785元。

 

上述強積金的收益可提供基本的退休保障，退休者收益高於過去社會中提出的各種「隨收隨支」式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但這並非說強積金不可再改進。

 

強積金為人詬病的是收費高，而且回報率平庸，比不少風險不算高的投資產品的表現尚有不及。據強積金管理局早已公布的數據，2007年底時，基金的開支比率是總資產的2.1%，到去年6月，半自由行已推行，但開支比率仍站在1.69%（到今天應該要再稍低一點）。

 

在國際標準上，這些都是很高的開支比率，況且現在基金總共已累積有5000 多億元，倍於2007 年的水平，但開支比率只是稍跌（這等於管理費的絕對值有頗大增幅），如何才能使收費減得更快？

 

經濟同行曾國平及黃健明最近研究過推行強積金「半自由行」前後基金表現有何分別，我不敢掠美，其詳細結果應由他們自己發表，這裏只指出「半自由行」雖不徹底，但他們仍發現隨之而來的競爭壓力，不但有助降低收費，而且促使基金的表現有所進步。按此邏輯，我們實有理由相信，若容許僱員能把自己的供款及僱主的供款都提取出來，自由選擇基金，亦即俗稱的所謂「全自由行」，那麼強積金的收費會更低，回報率會更高。其實若有了此自由，就算並非人人都懂得投資，只要一部分的人懂得分辨基金的優劣，也會形成競爭壓力，迫使基金經理努力改善表現，惠及其他的投資者。

 

是什麼因素阻礙着強積金管理局推動「全自由行」？據說是因為僱主不願意僱員對僱主供款的部分擁有控制權，可自由選擇將其投到其他的基金中去。

 

為什麼僱主如此固執？原因是有所謂「對沖」問題。多年前制訂強積金條例，容許僱主在有需要時，可把自己供款的部分用作支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既然有此一着，僱員若對自己及僱主的供款都有完全的投資選擇權，會有誘因將自己供款的部分作較安全的投資，僱主供的一部分則放在高風險高回報的產品上，反正若一旦虧本，自己離職時，僱主仍要填補虧本的部分，照樣足額發放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

 

此問題不易解決，但若不解決，「全自由行」不易推行，強積金的成本便會高昂，表現也會遜於大市，市民的退休便得不到更好的保障。最好的結果是僱主放棄用強積金的供款作「對沖」，又或政府乾脆取消長期服務金。但這些說來容易，政治阻力卻是不容低估。另一條出路是設立一中央平台，或叫作中央公積金也無不可。

 

核心基金 應有可為

 

此平台的運作可以大致如此：政府設一中央公積金，以後的新供款可全部都送到這裏，若僱主沒有供款，此基金可以有權追討。存入的資金要用作投資。僱員若不滿意把款項在此基金投資，可把自己供款的部分全數或部分轉移到別的基金去，若僱主同意，僱主所供的部分也可轉走。這個中央公積金可以起到與其他基金競爭的效果，營造競爭壓力改善市場中其他基金的表現。它有公權力，追討欠供時成本較低。倘若此中央公積金自己的管理不善，僱員亦可把資金轉移，無甚損失。

 

在投資的取向方面，強積金管理局所建議的「核心基金」其實是不錯的方法，其建議的收費要低於0.75%，雖然仍是過高，但暫可接受。按年齡而自動調整投資組合的風險程度，亦屬合理，可減少投資外行人所犯的錯誤。「核心基金」的出現已可增加市場中的競爭，中央平台或中央公積金中收到的資金，可乾脆全都投入「核心基金」中，增加其規模效應。供款時資金集中起來到一個中央平台可減管理、追討及追蹤資金去向所涉及的行政費用，亦可迫使其他基金改善自己以求爭取供款人主動把存於此平台的資金提取出來轉移到它們處。

 

(信報  2015-3-31)

Lee Kuan Yew, a true economist (Francis Lui)

Lee Kuan Yew was Singapore," his son, Lee Hsien Loong rightly remarked. To understand what this brilliant man achieved, we must look at Singapore itself. From the founding of Singapore as a nation in 1965 to 2014, its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expanded by 37.9 times. This fact alone would guarantee Singapore a place in the league of miracle states. Last year, its per capita GDP stood at US$56,284,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GDP is only a summary statistic, but other indicators also support the success story of the city state. An awesome 90.3 per cent of Singaporean residents own their homes. The public housing system helps a lot. Some 80 per cent live in quarters built by the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which can be bought and sold in the market at prices much lower than those in Hong Kong.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has surpassed 82.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s less spectacular, but still good - 30.5 per cent of those aged 25 or above only attended primary school or lower.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love Singapore. Its residents are clearly proud of thei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great container terminal and airport.

How did Lee Kuan Yew do it? What price has Singapore paid? Lee's strateg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luded a number of steps, all of which are still in place. Singapore's gross national savings rate of about 45 per cent is among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When people save almost half their incomes, capital accumulation will be rapid, but there will not be much left for consumption. As a result, even though last year, Singapore's per capita GDP was 41.6 per cent higher than that of Hong Kong , its per capita private consumption was 21.3 per cent lower.

Lee also wanted foreigners to invest in Singapore. He used taxpayers' money to subsidise them. It was not uncommon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to enjoy much higher returns than their domestic counterparts. Industrial policy was another hallmark of Lee's strategy. The government would subsidise some favoured industries and hoped they would lead the economy to move up the technology ladder quickly.

Finally, under Lee's guidance, Singapore adopted a very aggressive human resource policy to attract talent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particularly China.

Rapid capital accumulation can drive economic growth, but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tells us that the contribution from each additional unit of capital will become smaller and smaller. In 1992, economist Alwyn Young published a famous paper titled, "A Tale of Two Cities", which showed that the industrial policy of Singapore was not such a success. The nation had been trying to climb the technology ladder too quickly and unrealistically, paradoxically causing productive efficiency to stagnate. Young predicted that the high growth of Singapore would end soon because capital accumulation could not help much in driving growth any more.

Apparently, the Singaporean government took the paper seriously. The vast pool of talent it has attracted has helped Singapore move up the technology ladder more easily. To mitigate the problem of diminishing returns, Singapore invests its excess capital, equal to roughly 20 per cent of GDP, in other countries every year. Today, economic growth in Singapore has slowed, but still remains impressive.

Why wouldn't Lee just let the people decide how much they should save or what to invest? Why did he subsidise foreign investors more than his people? He understood and believed in the free market system. Yet the visible hand of the paternalistic government was everywhere. In a sense, he was trying to emulate what the natural forces of the market would do, but these would have to be under his strict control.

Why did he do all of these things? He believed that when people, residents and foreigners alike, had invested heavily in Singapore, they would become stakeholders who would fight hard to safeguard the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Lee's high-handed policies certainly attracted criticism. He needed a very strong power base to fend off attacks. In this regard, we have to marvel at his far-sightedness. Knowing that his party might lose in the election, he came up with a compulsory voting scheme in the 1960s, forcing all eligible people to vote. This ensured that all the moderate voters, who preferred stability, would come out to support his party. He gained the legitimacy to act dictatorially by imposing a democratic system on everybody.

Economics is all about achieving the best, subject to the constraints people have to face. Lee Kuan Yew recognised and respected the constraints of the real world. Utopia had no place in his mind.
He showed the world how he could optimise, subject to the constraints of Singapore. In a deep and subtle sense, he was a true economist.

Francis T. Lui is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appeared in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rint edition as Man and market